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以55%的得票率贏得巴西第二輪總統大選，擊敗了只獲得45%選票的巴西工人黨（PT）候選人哈達德（Fernando Haddad）。所有絕處逢生的希望都破滅了。這個結局是工人階級與窮苦人們的挫敗。我們必須理解這個結局的意義、導致這個局面的原因，以及工人運動面對這個反動政府的策略。

第二輪大選的競選活動極為兩極化。左翼為了阻止波索納洛當選，動員成千上萬的基層民眾，在聖保羅（Sao Paulo）、薩爾瓦多（San Salvador de Bahía）等地舉辦聲援哈達德的大型集會。警察遵照選舉法庭的命令，大規模取締大學和工會會所舉行的反法西斯公開座談、撤除大專校院的反法西斯旗幟，甚至查禁工會會刊，讓人一嚐波索納洛執政後會是什麼樣的滋味。這些以「公平選舉」之名的取締與查禁，宣稱上述活動是逾越合法範圍的「選舉宣傳」。在波索納洛花言巧語的煽動之下，某些法西斯幫派份子開始攻擊左翼運動者，更殺害了一名卡波耶拉（capoeira）舞蹈大師，摩阿·度卡頂德（Moa do Katendê）。

工人運動必須勇於回應這些攻擊，包含透過組織自主管理與自衛的工會及學生會議，並拒絕對言論自由進行任何形式的審查或限制。

波索納洛統治下的巴西將淪為法西斯政權？

不過，今天宣稱「法西斯主義」已在巴西大獲全勝的那些人錯了。法西斯主義是一套政治體制，建基於憤怒的小資產階級群眾被動員為武裝幫派，並試圖粉碎工人階級的組織。歷史上來看，法西斯主義之所以能奪權，在於工人階級在數次革命契機中缺乏正確領導而被擊敗，這些挫敗與錯失的機會導致工人階級士氣低落，遂被法西斯幫派所擊敗。

這不是巴西的現況。波索納洛並非仰賴法西斯武裝幫派上台。雖然巴西確實存在法西斯小團體，而波索納洛的勝利將使他們勇氣倍增。這些團體非常危險，也必須要正面應戰。但是，巴西的工人階級仍未被擊敗；事實上，它甚至沒有取得重要進展。

回想一下，川普已經當選兩年了。當時有許多自由派和某些左翼說這是法西斯主義在美國的勝利。毫無疑問地，川普是個反動政客，他的政策是對工人、女性、同性戀者和移民的攻擊。但要把美國的狀況說是法西斯主義的獨裁統治並不正確。其實，在川普當選後，美國的白人至上團體曾走上街頭，卻遭遇人數多出他們數倍的群眾反制動員。各州也發生富戰鬥性的教師罷工（並且取得勝利）。社會分化導致右翼陣營壯大，但左翼也是。

我們可能在巴西看到的是（在選舉前就已存在的）波拿巴政權（bonapartist）特徵1的延續。這一點在司法機關於洗車醜聞（Car Wash scandal）、魯拉（Lula）被監禁並遭褫奪權利等事件中扮演政治仲裁者的情況中特別明顯2。與此同時，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統治階級內所有傳統政黨與政府機關都普遍失信於民的情況下，這個波拿巴政權的基盤相當薄弱。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自由派和某些左翼對這次的選舉結果大惑不解。他們根本無法理解：這怎麼可能發生？民主選舉怎會選出個極右派煽動家？為何有成千上萬的人投票支持這個以無恥行徑擁護齷齪觀點的傢伙？

他們訴諸各種無效的解釋：這是福音派教會網絡的錯，或是WhatsApp上的假新聞風潮造成的。這些說法就好比統治階級試圖把罷工和革命「解釋」成是「共產主義鼓動者」幹的好事一樣。早在1990年代，巴西就曾有一場大規模的反魯拉宣傳活動：「他只是個無經驗、不夠格的金屬工人」、「他是共產黨」、「他甚至沒有大學學位」。然而這些說法並沒有阻止他以61%的選票勝選。

在英國，我們看到針對柯賓（Jeremy Corbyn）空前的醜化宣傳，整個統治集團對他提出的最刁鑽、最苛刻的指控（說他是反猶太主義者、哈瑪斯之友、恐怖份子的愛好者、普丁的傀儡等等）。但這都沒有太大影響。相反的，在再國有化（renationalisation）、免費教育與住房等政策的基礎下，他的支持持續增加。

事實上，波索納洛的勝利是巴西工人黨長期危機的結果。魯拉是透過與資產階級政黨結盟，才在2002年首次勝選。他任命美國銀行家梅雷萊斯（Henrique Meirelles）為中央銀行總裁，遵行與國際貨幣組織（IMF）的協議，奉行財務撙節政策。他還對老年年金制度進行最初的逆向改革。我無意在此清算魯拉政府的功過，但是顯然魯拉執政並未對帝國主義和巴西統治階級的權力造成根本挑戰。不過，魯拉仍能得益於經濟長期成長帶來的相對穩定。

當迪爾瑪·羅賽芙（Dilma Rousseff）於2010年當選時，情況開始轉變。她的政策和魯拉所實施的政策類似，但更右傾了些。她的競選夥伴是資產階級政客，米歇爾·特梅爾（Michel Temer）。她指派地主暨牧場主擔任農業部長，並任命國際貨幣組織官員為財政部長。她和魯拉的主要差別在於：迎接她的是經濟危機期而非經濟成長期。在中國經濟成長放緩的背景下，巴西經濟在2014至2016年間陷入嚴重衰退，迄今仍未恢復。

2013年，青年已開始大規模抗議交通費用上漲，這些示威活動遭地方首長殘酷鎮壓，而這些鎮壓得到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2013年「六月之日」（June days）反映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與工人反對整個統治集團。掌權十年以上的工人黨，也被青年視為起而抗之的統治集團的一部分。然而，羅賽芙沒有改弦易撤，反倒宣布了一整套私有化和撙節的措施。2013年的抗爭以後，2014年世界杯期間又緊接著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同樣遭到殘酷的鎮壓。為了應付這些抗爭，羅賽芙政府通過了一系列（關於組織犯罪、反恐怖主義...等等）的法律，這些法律嚴格箝制人們抗議與示威的權利。

2014年選舉與彈劾羅賽芙

2014年大選是此進程的轉折點。羅賽芙以對抗資產階級對手內維斯（Aécio Neves）的右翼政策為號召，動員工人黨的工人階級選票，贏得第二輪選舉的勝利。然而，上位後的她卻背叛自己的選民，開始實施內維斯倡議的政策，例如緊縮財政、刪減預算，私有化與攻擊工人權益...等等。

2012至2013年間，羅賽芙的施政滿意度超過60%；到了2015年，卻急劇下跌至僅5%，這是巴西（1985年結束軍事獨裁）恢復民主政治後的歷任總統中，施政滿意度最低的。此時，政府內的資產階級政客察覺到她的失勢，開始透過彈劾奪走她的總統權利。

然後，當他們看到魯拉成為總統候選人並有機會勝選時（許多民眾記得魯拉執政時巴西經歷的經濟成長，以及他與工人黨歷史及革命傳統的關聯性），司法部門介入並以貪瀆案起訴他。最後，即使沒有任何實質證據支持對於魯拉的指控，他仍被判有罪。司法部門更進一步延伸法律權限，阻止魯拉參選。即便如此，當時魯拉仍在民調中遙遙領先，而且有越來越多人表示只願意投票給他，足以顯示民眾對於整個政治體制的全面抵制。

可以這麼說：工人黨憑藉工人階級選票持續掌權，卻與資產階級結盟，實行資本主義政策，這樣的執政紀錄摧毀了自身的名譽，並且切斷與工人階級組織的許多聯繫，更為波索納洛的勝選鋪平道路。即便資產階級政客忙著彈劾羅賽芙，工人黨及工會領導也未認真組織抵禦。確實有一些遊行與示威行動，看來大有可為，卻缺乏持續且不斷成長的組織運動。

民意低落的特梅爾政府持續並加強對工人階級的進攻，使情況更加惡化。「特梅爾滾蛋」的大規模遊行後，全國大罷工緊接於2017年4月登場。巴西工人與年輕人準備好鬥爭，但是他們的領袖卻未領導或促成鬥爭，反擊的潛能就此消散。

的確，波索納洛取巧地利用社交媒體及福音教派網絡，傳播虛實參半的言論、對於「工人黨－共產主義」歇斯底里的仇恨，並且疾呼「讓巴西再度偉大」。正是因為前工人黨政府災難性的各項政策與執政紀錄，這些方法才有如此的影響力。

當然也有其他因素。例如：利用委內瑞拉可怕的經濟危機（根據先前分析，這是企圖管制而非廢除資本主義的結果）有效打擊工人黨（儘管該黨領袖從未真正支持玻利瓦革命）。

「捍衛民主」？

如同格拉德（Serge Goulart）解釋的那樣，哈達德次輪選舉的政策及策略是自我毀滅的。當波索納洛示意為「家庭支持計劃」（Bolsa Familia）3的受領者增加聖誕節獎金，藉此吸引第一輪選舉中支持工人黨的最貧窮選民時，哈達德卻右轉，徒勞地嘗試爭取所謂的「中間選民」。首輪選舉中，他將自己呈現為魯拉的接班人，魯拉的圖像在所有競選文宣中佔據顯眼的位置。次輪選舉中，魯拉的相片被撤下，象徵工人黨的紅色也被國旗的顏色所取代。

面對自稱是「反建制的局外人」的波索納洛，哈達德居然認為自己能以建制派候選人之姿擊敗他。他將自己呈現為捍衛民主的候選人，呼籲民主派大團結（包括在背後攻擊羅賽芙身後插刀的資產階級）。哈達德收復失土的唯一方式，就是認真反駁波索納洛的經濟政策（私有化與對老年年金的攻擊等等），並且遵循明確的反資本主義路線提出替代方案，即捍衛工人階級權益與生活條件。相反地，我們只看到捍衛民主、對話與理解與「鞏固憲法」這些抽象呼籲。

在強制投票的巴西，我們在首輪選舉中已經見識20.3%的棄票率，該比例是1998年以來最高。第二輪棄票率更高，來到21.3%（3,100萬人），加上9.5%（1,100萬人）投下空白票或廢票。這顯示大部分選民雖然拒絕波索納洛，卻也不願投票支持哈達德。

波索納洛的經濟政策

資本主義的評論者們正為波索納洛的勝利而歡呼，並且鼓勵他實施全面私有化，並對老年年金制度進行徹底的反改革措施。

今日的《金融時報》寫道：「基於對波索納洛經濟改革承諾的期盼，特別是改造巴西支出龐大的老年年金制度與私有化國有企業，市場已經有所成長。」它並引用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的意見：

「政府面臨的最終挑戰在於透過紀律嚴明的政策與結構改革，加速財政調整，提升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與創業精神，釋放昔日被侷限的經濟潛能。」

統治階級根據一個簡單原則來判別所有政府：即後者如何實現他們的階級利益。

當波索納洛開始嘗試實施由超自由派的「芝加哥男孩」經濟學家古埃德斯（Paulo Guedes）所主導的經濟政策時，關鍵的轉折點將會出現。他將遭遇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之抵抗，而後者從未被真正打敗。一如阿根廷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政府，波索納洛將面臨一波波反對其經濟政策的工會行動、大規模動員與全國罷工。此外，波索納洛的地位也並非看起來那般穩固，因為他必須在一個極為分化的國會中與30個不同政黨協議，才能通過立法。

現在不是絕望的時候，我們應該準備好未來的抗爭。當前首要任務是認清我們如何落得這般田地，如此一來才能開始重建具鬥爭精神的工人階級運動。

巴西經驗裡可以學習到一些更普遍的道理，其中之一就是施行右翼政策的左翼政府，只是為反動勢力的勝利打下基礎。要打倒極右翼，不可能是在危機之際，透過呼籲捍衛一個滿目瘡痍的資本主義政權來達成，因為這樣的政權正是在危機之中誕生。

• 1.根據托洛茨基〈再論波拿巴主義〉的解釋：「所謂波拿巴主義，我們的意思是指這麼的一種政體：在其間，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原是具有行民主政府的方法所必需的各種素質，但它為了保存本階級的所有，不得不容忍一個冠以「救主」之名的軍方和警察機器不受控制的指令騎在自己頭上。這種局面由階級矛盾變得愈發尖銳的時期所開創；波拿巴主義之目的是為了阻止衝突的爆發。...資本主義在當前的衰落肯定地損害了民主，並且還不止此，它更揭示出舊有形態的波拿巴主義的完全不足之處；在波拿巴主義原有的位置上，遂有了法西斯主義的到來。然而，作為民主和法西斯主義的橋樑...，便出現了升高到民主之上和釘在兩個陣營之間的「個人政體」；這種「個人政體」同時並守衛著統治階級的利益。」
• 2.「洗車行動」，得名於2014年3月於小型洗車場破獲洗錢的調查，後來並擴大為針對國有石油企業Petrobras高層接受建商賄賂，以換取高價合約。工人黨也被捲入醜聞，並被指控利用這些資金資助競選與買票。魯拉則遭指控接受海濱公寓遭判12年有期徒刑。魯拉自始否認這些指控，堅稱調查行動是政治陰謀，意圖是阻止他再度參選總統。
• 3. 2003年，魯拉提出家庭支持計畫，對1,200萬貧困家庭提供每月小額現金，條件是家中孩童必須就學，此政策大幅降低巴西貧窮率的同時，也提升了學童的就學率。

2016年映真先生故去的隔年，也就是2017年1月和3月，我們幾個朋友在台北市的客家文化活動中心舉辦了兩場的追悼活動，一場是側重思想探討的《左翼的追思》講演會，一場是由差事劇團的鍾喬主辦的，彰顯先生創作世界的藝文晚會。

今年2018年10月，我和幾個以前《人間》雜誌的同事蔡明德、鍾喬又在同一個場所舉辦了「轉身‧行前－客家三十紀念特展」。是以映真先生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大體解剖以及客家移民史的階級論述為指導思路，結合了裝置藝術（由師大美術系畢業旳屏東六堆客籍子弟曾啟明擔任藝術總監負責佈展）、紀實攝影（由前《人間》雜誌攝影記者蔡明德任策展人）、紀錄電影（由前《人間》雜誌編輯范振國夥同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拍攝製作）、劇場演繹（由差事劇團團長鍾喬編劇指導）、文獻展示（由事件參與者與歷史見證者提供）的美學呈現，也是首度以美學形式將客家人介入台灣社會變革運動的風貌供諸於市民大眾的社會對話錄。活動申辦之初，原先還策劃了一場國際客家論壇（由少女時期即投身各領域台灣社會變革運動，於今任教成功大學台文所的鍾秀梅任計劃主持），嘗試在突顯客家先輩於南洋地域遷移漂泊繼而融入當地的辛酸艱難以及與近代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緊密相連的血淚史中，擴充深化台灣客家社群的胸襟視野。這項計劃，最終卻因經費所限而作罷，實在是這次活動美中不足的憾事。

「轉身‧行前」是客家人的語彙，意思是回望之後繼之前行的意思。這是以先生對戰後台灣社會發展史的大體解剖（註一）以及客家移民史的階級論述（註二）為指導，結合裝置藝術、紀實攝影、紀錄電影、文獻展示、戲劇表演等元素的展演，也是首度以美學形式將客家族裔介入台灣社會變革運動的風貌呈現給社會大眾的一則對話錄。

展覽的軸線以1988年客家還我母語運動為座標，上溯至50年代客家庄的紅色清洗，延伸到80年代客籍人士主導的工農運動以及受到還我母語運動影響的青年返鄉深耕家園的社區再造運動，還有當代以歌謠創作為代表的客家新文化運動。

1988年「客家還我母語運動」爆發的歷史脈絡是，1949年於國共內戰敗退來台的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扶植下穩住了風雨飄搖的政權，從而實施了長達40餘年的軍事戒嚴，透過暴虐血腥的鎮壓手段，展開獨裁式開發的資本主義積累。這種低工資、低糧價、高汙染的發展模式，雖然在經濟成長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到了80年代在誇耀經濟發展的同時，人與土地遭到的破壞也瀕臨人民能夠忍受的極限（先生把1980年代界定為「再編組和轉變的時代」，指出台灣面臨產業升級難以突破的瓶頸。在表面上進一步建設與發展的背後，隱藏著勞工民主、環境、族群、統獨、國家獨佔資本的開放〈亦即所謂的國營企業民營化〉等複雜棘手的問題）。於是解嚴前後各領域爭取自我權益的社會運動紛然而起，客家還我母語運動也即是這個時代脈動的一環。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客家還我母語運動，一方面既要抗議國民黨不當的語言政策，一方面也要迎擊正在高漲的福佬沙文主義，可以說是兩面作戰，不過一明一暗而已。

其實早在1988年12月28日「客家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登場前，《人間》雜誌在該年的1月號（第27期）就製作了篇幅不小的《海峽兩岸客家人》專輯，隔年1989年的1月號（第39期）又出刊了100多頁的《台灣客家》特輯。

回顧史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福佬人陳映真，是台灣客家運動的支持者，也是這個運動的理論指導者。這兩集從移民墾拓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剖析客家人台灣社會處境的刊物，至今在諸多客家研究的論叢中仍無人能出其右。

先生為何會花如此大的心力關注客家議題？這牽涉到《人間》雜誌的文化戰略布局。記得先生曾經和我說過，面對80年代台灣開始日漸猖獗的分離主義意識，由於國民黨獨裁政權還盤據高位，他在道德上不忍，在現實上也不宜展開正面的批判，但又不能任其蔓延不加遏制，於是只好採取了迂迴的文化突圍戰略，試圖以階級意識克服偏狹的族群意識，這是創辦《人間》雜誌很深苦的用心。同時也是費心製作客家專輯的孤詣所在。

畢竟，原鄉意識濃厚的客家族裔與海峽彼岸的血脈相連既是心理上、精神上的真實存在，也是歷史上、現實上確證無疑的事實。以台灣的客家族裔與原鄉臍帶相連的史實史事，從移民墾拓史的視角揭示客家佃工的階級位置，對極力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資產階級分離主義，是很銳利的攻堅武器。

先生許多關於客家議題論述，對我啟發最大的就是這篇《共創共生共榮的未來》，這篇論著既對客家族裔飽受欺凌壓迫的社會處境寄予深切的同情，也客觀冷靜地指出客家人與福佬人聯手迫害侵奪原住民的史實。面對同處於島嶼之上的族裔相互傷害的悲劇，先生於是發出沉痛誠懇地呼籲，企盼此後生活於斯的各族群，能真心的平等對待，謙卑的理解彼此，真誠的相互擁抱，相互攜手共創一個共生共榮的美好社會。先生的這一心願於今還遠未實現，先生指引的方向仍是今後我們須奮進的目標。

我們這次所以承辦這個展覽即是對先生的紀念，也是傳承《人間》精神的初步嘗試與努力。

陳映真對青年後輩的提攜

最後我想談談陳映真對青年的關懷。

「爭取青年就是爭取未來」這句話，是無論左右翼都信奉的格言，但是爭取的方式、姿態用意，左右翼卻有本質上的不同。因為「青年」其實是很含混籠統的概念，雖然我們可以用年齡體魄清楚標定哪個年齡層男女謂之青年，但是如果用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來分辨，即使同一個年歲男男女女，也存在著各種千差萬別的群類。

就像魯迅在《華蓋集》的〈導師〉一文所說的那樣：

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

魯迅對這些想要尋求導師指引前進的青年給予的奉勸是：

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先生對青年一向都極為關心，《人間》也報導過好幾個與青年相關的題材，1987年3月5日出刊的17期，還特別製作了《中國青年專號》，除了採訪20-30年代的中共黨人托派的嚴靈峰、國民黨左翼的胡秋原，並且以200份問卷對活躍在台北市東區的「新種族」做了隨機的訪問，先生對問卷的統計結果做出了這樣的分析：

在戰後富裕化社會中成長的一代，過早地表現逸樂化、物質化；

他們過早地崇拜金錢、物質和商品；

過早地喪失高遠壯偉的理想和志向；

過早地成為幸福中毒症患者；

過早地淪為行銷主義塑造的消費社會意識形態的奴隸；

過早地表現出政治上的保守和冷淡的態度；

過早地感到人生無聊、空虛、寂寞和麻木…

從專輯將生命追求絕然不同的兩代人對列的編排，從三篇文章所下的標題和按語來看，先生對當代青年的期待與期許為何？箇中消息應是清晰可見的吧！

然而先生又是以何種方式、何種姿態，與各種不同思想類型的青年相交往呢？對此我雖沒有足夠的事例可舉，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先生絕不會以魯迅深惡的，自以為識路的導師姿態，自顯高大的與青年為伍，先生道德文章的偉岸崇隆乃世所公認的，但先生卻一貫謙沖寬厚，無論對同儕後輩，總是不吝給予最為溫暖的鼓勵，在給杜繼平《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一書寫的序言最末那幾句話就是最有力的佐證，先生說：

…把杜繼平這初收的理論果實，擺在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與實踐史中去評價，本意在對杜繼平和少數一些在當前台灣的這裡和那裡結成小規模馬克思主義讀書、研究小組表示敬意，並且為了像我這一代老的「左」派，由於用功不足、實踐無力而給今日青年留下一個思想空虛荒蕪的局面，使他們步履艱難，表示深深愧對後之來者的懺悔、自責，與對他們的努力的感謝。

青春時期的我透過閱讀先生的各種著作，受其高遠深邃的識見，寬廣遼闊的襟抱而走向了先生，之後不僅在與他共事的時日蒙其殷殷訓誨，先生終其一生也都以平等的身姿，不倦的耐心，彷彿無聲的春雨，潤澤著頑劣駑鈍的我輩。此後但願我能更努力些，更用功些，無論為學為人，都能時時念及先生的風範，在走進底層的日常踐履中紀念先生。

• 閱讀專題：【紀念陳映真】

南韓：16萬人罷工 抗議文在寅勞工政策跳票

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KCTU，以下簡稱民主勞總）本週三（11/21）動員近16萬會員，展開為期一日的全國罷工，抗議文在寅競選總統期間提出的勞工政策跳票，甚至推動放寬每週工時上限至52小時。

文在寅競選時曾承諾，將在2020年前提高最低工資，由原本的7,530韓元（約6.66美元）至1萬韓元（8.85美元）。去年5月文在寅當選時，民主勞總曾發表聲明肯定其當選「社會意義重大」，期許他能「讓韓國成為尊重工人權利的國家」。然而，工會認為文在寅執政後勞權改革牛步，背叛了工會對於他能儘速改善工作情況、並將公部門中非正規工人轉為正職的期盼。

此外，文在寅政府也宣佈將推動放寬企業根據工作量的需求，以半年為期限，增加或減少工人的工作時間，例如在製造旺季提高每週工時至52小時，之後再於淡季時減少工時。

全國罷工造成現代汽車、韓國通用汽車與起亞（Kia）汽車組裝線至少停工4小時。

此外，現代汽車與光州市政府的聯合生產計畫，也引起工會反對，因為該公司預計支付光州工人的薪資，是其他地方組裝線工人的一半。民主勞總批評，該計畫將惡化其他工人的勞動條件。

法國：「黃背心」示威 抗議馬克宏調漲油價

上週六（11/17）法國約24萬人身著黃色背心，聚集在全國2千個地點，阻擋當地的圓環與高速公路出口，抗議馬克宏執政期間的油價飆漲。去年法國柴油與汽油價格分別上漲23%與15%，政府表示這是因為全球石油批發價格提高。但是抗議者將價格飆漲歸咎於馬克宏以環保為由對燃料課稅。明年1月，每公升柴油與汽油的課稅將會再增加。

根據法國法律，駕駛必須在車內放置反光背心。《衛報》報導指出，「黃背心」示威沒有明確的官方組織與領導者，幾乎仰賴社交網路動員。週六抗爭行動造成1人死亡、106人受傷，並有52人被捕。

馬克宏政府表示，其運輸政策目標是長期的「生態轉型」並且鼓勵更多對環境友善的車輛，但是批評者指，油價上漲首當其衝的是依靠汽車前往工作地點的工人，特別是住在鄉村地區的民眾。因此爭議也引發城市「菁英」與鄉村「窮人」之間的分歧。抗議者認為，馬克宏忽略中下階層，卻對高收入者與企業實施稅賦減免。

上週，法國政府宣布能源補貼與汽車「生態」獎金，試圖平息眾怒，但有批評者認為，短期間內對他們缺乏幫助。

以色列：Airbnb移除非法佔領區房源

全球民宿出租網站Airbnb宣布將刪除約200筆約旦河西岸佔領區的房源，此舉獲得人權觀察組織的肯定，並且呼籲Booking.com等公司跟進。

Airbnb聲明表示，雖然美國法律允許Airbnb在這些地區從事商業行為，但是許多國際社群成員認為，「企業不應從人們被迫遷離的土地上獲利。」

根據國際法，所有以色列遷佔區（settlements）都是違法的，目前約有60萬名以色列人居住在被佔領的西岸地區與東耶路撒冷。

2016年，Airbnb上架數十筆位於西岸遷佔區的房間與公寓，卻標記為「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領土」，在當時受到巴勒斯坦社群與人權運動者們的批評「推銷遭竊的財產與土地。」

英國廣告標準局（ASA）分別在2010年與2015年禁止將東耶路撒冷描繪為以色列一部分的旅遊廣告。不過，半島電視台報導指出，像是Expedia、Booking.com以及TripAdvisor等知名預定網站，都並未告知消費者他們將住在遷佔區，甚至有許多旅行社與企業，將遷佔區形容為以色列的一部分。

「旅遊業成為再生產色列官方敘事的有效方式。前往西岸或是戈蘭高地的遷佔區旅遊，最終將使這些地方被認為是以色列的說法正常化。」荷蘭NHTV布雷達大學旅遊學院資深講師艾薩克（Rami Khalil Isaac）表示。

秘魯：前總統強迫原住民婦女接受絕育手術遭起訴

秘魯第一國家刑法法庭於本週一（11/19）正式起訴前總統藤森（Alberto Fujimori），指控他與當時其他4位內閣成員於1996至2000年間，對超過20萬名原住民婦女與2萬2千名男子進行強制絕育；代表其中兩名受害者的律師賽德諾（Maria Ysabel Cedano）表示，檢察官於過去16年來，僅將藤森罪行視為普通犯罪，而非系統性的國家侵犯人權行為。

賽德諾直言，強迫絕育是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的政策。她表示，該國衛生部在那段期間派遣貨車進入貧窮地區，在沒有取得知情同意的文件前，誘騙當地男女接受絕育，由於手術缺乏衛生條件與必要技術，導致至少18名婦女死亡。此外，被迫絕育的民眾，承受污名化的痛苦，包括被父母遺棄、虐待，被家族與社區羞辱，以及性與生殖相關的併發症。

強迫絕育受難者登記團體（Registry of Victims of Forced Sterilization）表示，已向政府提供6千多份證詞，他們認為國家必須提供公共辯護以及包括心理治療的醫療照護。

運動與政治的關係，向來是社會運動的顯學，在面對公投時，這個討論則還可以表現為運動組織與提出公投案者的關係。

回顧台灣婚姻平權運動時程，去年（2017）5月大法官做出釋字第748號解釋，宣告兩年內必須修法否則同性婚姻自動生效。這樣的宣告，使支持同婚的團體可以從過去倡議的「攻勢」轉為「守勢」，也同時逼得反同婚的保守派，不得不砸大錢推出「愛家公投」因應，只圖力挽狂瀾。

然而，今年4月，卻傳出社民黨苗博雅等人逕自推出包含「同性婚姻」與「性平教育」的公投提案（最初還有「神聖婚姻法」第三案，後來主導者自己放棄推廣二階段連署）。這等於是替同婚運動開出一道「怎麼做都不可能及格」的試題。

簡言之，在保守派挾教會系統的龐大資源攻勢下，早可預見「愛家公投」極可能突破連署門檻乃至最終通過。此時，同婚團體自推公投，最可能發生以下三種結果：（一）連署未達門檻；（二）連署達門檻，但公投未通過；（三）公投通過，但同意票低於「愛家公投」的同意票。而上述三種結果，無論何者都將是對同婚運動的挫傷，執政黨大可藉公投結果顯示民意為理由，用同婚團體所不樂見的「專法」來取代「民法修正」。更別提今晚最後開票出爐，是最壞的結果，保守派藉由其優勢資源與動員能力，在相關提案中大獲全勝。

原先，同婚團體只需全力單就保守派推的「愛家公投」催「不同意」票，一來投票行為單純集中方便動員；二來不必自己推連署可節省資源；三來即便公投結果「愛家公投」仍然通過，同婚團體大可回到自身最初「人權不可公投」的防守邏輯，繼續就憲法解釋進行攻防（例如曾有律師解釋修專法無法滿足釋字748號的要求）。然而，如今既然自己都出場提了同婚公投，再謂「人權不可公投」自然缺乏正當性。

在公投結果出爐前，為「顧全大局」，許多對於同婚倡議自推公投有不同看法的人選擇隱忍不作聲，運動主力團體默默傾力動員支持，甚至被迫打亂原先推「三案不同意」的運動步伐。如今結果出爐，我們有必要回頭檢討整起同婚公投從發起乃至於推動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在任何的社運議題中，尊重長期投入且肩負組織責任的團隊，是基本的運動倫理，同婚公投領銜人未經與各方社群周全討論，甚至根本未經討論，便貿然提出公投提案，綁架相同立場者為顧全大局而不得不幫忙收拾戰局，這樣的做法，應視為社會運動內部之大忌，公投結束後，值得藉此反思公投提案者與運動組織間的關係，避免未來重蹈覆轍。

選舉激情在24日深夜唱票中達到高峰，直至此刻仍未回歸寧靜，除六都選舉外，廣泛引起熱烈討論的就是「公投」。2017年《公投法》修法，除降低提案、連署門檻，也下修公投通過標準，由過去的「雙二一」，改為簡單多數決，只要有效投票數達全國投票權人口的1/4，且同意票數高於不同意票，就算通過。

於是，在今年的選舉中，「公投」被普遍想像為某種民主政治的「最終處置方案」，包含能源、空污、性平等各諸多議題中，不同立場陣營的人士都希望通過催出公投票來落實自己的主張，最終形成十個公投案齊發的政治社會奇觀。

民主公投難脫藍綠對決框架

台灣的選舉政治始終難以擺脫藍綠的對立框架，而所謂藍綠又多半是沿著省籍的切割面進行陣營劃分。許多人曾試著用不同的語詞來替換這個分裂，如周奕成說是「第一社會」與「第二社會」，吳介民則稱為「第一民間」與「第二民間」，但無論怎麼命名，似乎都跳不開「一」與「二」的對決對立，即便嘗試召喚「一」與「二」之外的「三」，一到選前似乎又必然各自歸位，就是「三」也要被迫區分出其中的「一」與「二」。

在這次十項公投提案中，社運圈或曰進步派普遍反對「以核養綠」，反對核能，卻同時也反對國民黨提出的「反核食」公投，雖曰食品進出口往往不只是客觀中立的科學問題，背後有是否設置貿易障礙與本土保護的政治因素，藍營質疑綠營擬透過放寬核島周邊地區食品進口，交換日本當局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就涉及對於台灣在東亞區域中的定位問題，但是，只因為公投提案是國民黨提出，就不由分說地予以反對，顯示公投仍未跳脫藍綠格局。

在反空污公投方面，也是面臨同樣的弔詭。國民黨所提出的公投提案，是要求平均每年至少降低1%的火力發電，以2017年火電占比82.6%計算，至2025年至少必須降低至75.5%，較目前《能源轉型白皮書》規劃的80%要低。確實，在國民黨提案中，並未細緻區分燃煤與燃氣發電，是提案粗糙之處，但在反空污聲浪全台高漲的此刻，仍然不能理解為何只因為是國民黨提出就要直接反對。

更不用提深澳電廠，在環保團體的積極抗爭下，賴清德終於懸崖勒馬宣布停止擴建，然而台灣並非沒有政策轉彎的前例，為反國民黨而在公投中做出「反反深澳」的表態，同樣令人不解。

以上三項公投提案，由於國民黨家大業大，透過地方選舉配合動員分攤額度，得以順利通過。卻在在顯示時至今日公民選舉投票意向中藍綠色彩的斑斑刻痕，多數覺醒青年進步學者仍無法自外。

公投能否作為社會矛盾的最終處置？

從1996年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選以來，台灣2,300萬人的共同體想像邊界，隨著人民數年一次周期性的政治操演而逐漸強化鞏固。這次在諸多公投提案中，涉及台灣「名分」與定位問題的東奧正名最終未能通過，但事實上，十項的公投提案，即便不是題題都涉及台獨，卻都「事實上」凸顯了由2,300萬人決定「台澎金馬」這一政治實體未來社會生活道路方向的邊界與內外印象。

然而，正如「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往往只是個迷思，核廢料問題至今實際上不可解，政府只能透過字面上的「最終處置」方案來無限推遲，數人頭比數量的「公投」，做為社會矛盾的「最終處置」其實也是相當可疑。

歷史學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未來簡史》一書中曾言：

民主選舉能產生約束力的前提，必須是人們認為他們與多數的其他投票者，共享了基本的紐帶。如果其他投票者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全然陌生的，而且我相信其他人完全不理解我的感受，也根本不在乎我所在意的事情，那麼，就算我在投票時以一比一百的懸殊差距落敗，我也絕對沒有理由接受這個結果。民主選舉往往只能在已經存在共同紐帶的人群之間發生效力，像是擁有共同的宗教、共同的民族神話的人群之間，才行得通。民主的選舉，是解決已經在基本問題上達成一致的人之間的分歧的方法。

從現實的經驗看來，選舉以後，沒有一個公投題目的輸家會服氣，各有各的下一步盤算與主張。人們也將延續在公投時的不同意見表述，繼續分裂與對抗。公民投票，無論是作為一種民主的想像或者作為實際的政治方案，在解決共同體內部矛盾問題方面的效力恐怕都是捉襟見肘。那麼，是否能將之視為解決大於共同體或者不同共同體間（如兩岸統獨）矛盾衝突的方案，是值得未來進一步深思的。

公投結果出爐後，很多人都渡過了複雜情緒交疊的夜晚，但經過時間沈澱，終究也是到了該認清事實的時候。

首先，從公投一面倒的結果來看，我們應該對自身的處境更有覺知。當我們不斷在街頭上說「請大家站出來為我們投票」時，本質上就是承認並賦予「多數他者」可以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力，這個過程就算也有自我組織壯大的效果，但從另個角度看來，難道不也像是在自我掏空，就算召集團結再多力量，都是把自己的生路交到別人手裡嗎？

我們應該思考，透過這種的方式，真正可以創造出「適合性少數生存」的「公共」與「公民」社會嗎？作為性少數群體，我們需要的真的只是「平等地被收編進入公民社會的集體中」嗎？面對這套民主多數決的遊戲規則，且公投敗戰就擺在眼前，未來到底要不要繼續迎合買單下去？又，我們還可以怎樣建立施展自身力量的條件？關於上述問題的應對進退，公投結果確實為我們敲下一記當頭棒喝，這是組織整波平權公投運動的核心團體，後續應該要審慎面對思量並檢討的，更是每個自發投身運動、被動被捲入的夥伴都需要放在心上的重要問題。因為，這樁樁件件都是關乎性少數生命集體處境的事，既是深切關乎自身生命的事，就更該時刻審慎保持批判自省。

在「平權前夕・彩虹起義」的兩案公投連署通關後，公投戰場由原本的力抗反方，成了後來主打「百萬異性戀站出來」口號的人數戰、靠資金爭搶廣告宣傳的資源戰。為因應變化，整場運動的軸心既無法是「深耕蹲點的社會教育」，更不會是進行更多的「基層組織培力訓練」。我作為中後期投入街頭前線的參與者，也著實感受到動員能力有餘，但組織整合作用能力嚴重不足。直到公投前一週，一個又一個地區，都還是被煞有其事地分作同溫、異溫的各種街頭現場，這恰恰就說明了，多數自發的人力動員，不管身在何處，其實都沒能因為自己的長期蹲點深耕創造實質改變，每個地方都仍然是原本「初步觀察」到的樣子。明明，大台北地區三天兩頭各地都有相對而言最充足的志工投入動員，然而，這裡卻同時也是全台灣全域挺同公投人數皆未過半的多數區域之一。

努力奮鬥卻效果有限，關鍵絕對不在於前線志工努力不足，更無關乎前線志工有沒有工作能力。街頭前線的人員狀態，只是直接反映了後勤參謀與運動支持體系的左右支絀：因為想求得公投支持人口數量，於是量化的傳單放送流動人力取代了更為質化的因地制宜長期經營，又，由於上層意欲求得「百萬異性戀」的支持，下定方針要避免衝突爭議保持溫和中性，反而導致幾乎沒有志工能自在地於街頭公開申斥反同勢力的各種不義舉動，這便形同政治上的防線棄守。諸多綁手綁腳的桎梏，都和當初運動對策的轉向有最直接的關連。

再進一步說，現在除了持續因應反同保守勢力動員的方針外，也應該進行平權運動的內部檢討，當中自是不能簡單放過發起14、15案公投的空降組織。在其他長年耕耘的伴侶盟和婚姻平權大平台等團體當初忙於擬定反同公投因應對策時，在沒有事先與其他組織溝通協商共識的情況下，社民黨苗博雅與她的快樂夥伴，自行搞出了一波平權公投連署，讓措手不及的大家都不得不被捲入其中。這不單單只是社會運動倫理的問題，還是在大選前夕，做出決策的行為本身，如何對待被其捲動的性少數真實生命的問題。

說到底，當初發起14、15案公投的立意、考量為何？實際預想達成怎樣的目標？執行過程又如何發起了何種行動？採取過怎樣的措施？現在又如何處理因應公投結果？重新面對爬梳這坨提問，才是作為行動發起組織理應承擔的實質檢討。這絕對不是找一群人一起看開票，手拿麥克風安慰欺哄「我們並沒有什麼損失，我們可以失望，但我們不要灰心」，更不是在發表當選感言時聲稱「很多事情並不是我們所願，很多事情不是我們主動挑起的」就能輕易規避掉的政治責任。照現況看，經過大選，苗博雅本人確實得到了實質政治資源和實力的雙重提升，然後，一堆被「運動波及」的性少數朋友開始不支倒下，荒謬的代議民主政治現實當前，作為投身體制的政治新星，無論打算如何應對進退，都必須給被自身（或社民黨內）政治決策給影響到的真實生命一個更實際的交代。

最後，回顧平權運動到公投結果的產生過程，反同保守派動員所強烈主打的痛點，一直都是追溯操弄早年同志運動與「性解放」歷史結盟時期的老調重彈，包括煽動同志與愛滋疾病交錯的污名，拋出關鍵字人獸交，乃至各種由性而生的惶恐不安，進而扣合根生蒂固的既得利益結構，逐步挑動「沈默大眾」的保守神經；而不意外的，無論是為求人氣強調清新、主打專偶個體自由戀愛的平等婚權戰場，或者是被保護主義溫馨語言靈性充滿的性平教育戰場，兩大場域的組織都力不從心，應對方式往往只能抨擊反方是在惡意說謊扭曲栽贓。

事實上，台灣的社會，面對「非正典的性」長期都存在著各種與法律、體制、文化、道德相生的複雜集體情感養成機制。走過了彼此相爭相抗的過往，反對同志、殘害同志的保守勢力，顯然沒有遺忘二十多年前的過去，他們還懂得搬弄這段過去來創造有利的贏面，可悲的是，這段一起走過的爭戰歷史，卻早在婚姻平權運動展開的進程中被默默切割，當反同勢力打了一場記得歷史的全面勝仗，我們還能繼續便宜行事地「架空歷史、逃避現實」嗎？

即便現階段必須持續面對更多公投後帶來的不安與動盪，但若真想要「強化戰力」（together, stronger!）就該痛定思痛，對於上述提出多項問題，我們真的必須儘早開始深思。

在討論「物質」層面的社會進步議題時，我們往往不能迴避去考慮是否所有人們都能跟上這個進步的腳步。例如在主張產業升級時，我們必須面對老工人不一定有條件再學習新的技能，不一定能夠適應未來新的產業環境。在這種時候，主張社會進步的人，必須設法在自己所提出的新社會藍圖中，同時創造新的條件，去接住、容納這些無法跟上腳步的人。

那麼同樣的道理，在討論「觀念」層面的社會進步時，例如對同性戀的認可，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努力去設想，在我們所規劃的未來社會藍圖中，該怎麼容納這些無法跟上腳步，因而就是無法對話、無法接受某些新觀念的人們？

有些人或許會感到不甘心，「他們」從未替「我們」考慮，為什麼「我們」卻要替「他們」考慮？

是的，會有這種不甘心的感覺很正常，但是，任何希望促成社會改變的倡議，本來就要比主張維持現狀的更困難。就好比在任何一場辯論賽中，為改變現狀辯護的正方，比起替維持現狀辯護的反方，往往要負擔更多的舉證責任以及更充分的理由，同時還必須提出完整的替代方案。

很多人說，同婚團體之所以在這次公投中輸了，是因為這是一場「不對等」的戰爭，我同意這樣的說法，然而，理由卻不是因為保守派太過有錢、教會組織太過綿密。這兩個陣營之所以「不對等」的真正原因，主要還是因為保守派期望人們維持既有的觀念，進步派試圖推動的人們在觀念上的改變，而後者從一開始就注定是比較困難的。

因此，在我看來，關於同性婚姻與性平教育的這一場公投戰爭，確實可以說是一場「智力測驗」，但卻不像多數人所以為的，是對保守派的測驗，相反，這是對進步派的測驗，它考驗著進步派所規劃的未來社會藍圖，是不是可能兼容傳統，並容納那些可能無法跟上腳步的人們。

• 【延伸閱讀】同婚．啟蒙．保守大眾

九合一大選落幕，藍綠版圖再度翻轉，國民黨攻城掠地拿下15席縣市長，民進黨慘輸到只剩6席縣市長，被視為是人民對民進黨執政表現的「死當」。除了藍綠消長，此次也有許多工運出身的候選人參選，其中代表勞動黨的兩位新竹縣議員候選人羅美文和陳新源皆成功當選，左翼聯盟的台北市議員候選人黃德北、桃園市議員候選人劉念雲，以及華航企業工會推派的桃園市長候選人朱梅雪則競選失利。

勞動黨新竹縣全壘打 兩位議員皆當選

此次大選中，長期深耕竹縣基層的勞動黨在左派工運陣營中表現最佳，兩位竹縣議員候選人皆高票出線，羅美文以6,764第二高票當選湖口鄉縣議員，陳新源也以3,483第二高票當選新埔鎮縣議員，兩人都比前勞動黨新竹縣議員高偉凱2014年勝選的得票率更高。

羅美文表示，他的勝選顯示湖口鄉的工人肯定勞動黨過去的作為，團結起來想改變每況愈下的勞動處境，這股集體意識蔓延到各廠區和社區，他才能得到第二高票。他說，當選後將推動加強勞檢，改變官方不執法、資方不守法的現象，並成立公立托兒所，減輕工人負擔。

針對藍營多個縣市長候選人當選後紛紛表態贊成九二共識，羅美文也同意兩岸應加強交流，他認為，台灣應改變為美日加工代工生產的位置，否則永遠是技術被控制、薪水不漲、勞動條件越改越差，因此他支持兩岸和平互補、擴大市場交流，進一步建設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

左翼聯盟敗選 藍綠之外空間擴大

代表左翼聯盟參選北市大安文山區議員的黃德北是工運教授，這次打出「捍衛上班族權益、解放辦公室壓迫」的口號，但最後以1,216票落敗，同選區的第三勢力競爭對手社民黨苗博雅、時代力量林穎孟則順利當選；另一位左翼聯盟候選人、工傷協會專員劉念雲征戰桃園平鎮區市議員，也宣告以1,150張票敗陣。

不過，這不代表工運參選沒有機會。劉念雲分析，從平鎮區選舉結果來看，她與其他兩位無黨和小黨的候選人，非屬藍綠亦不是地方派系，共計得票16,375，顯示無黨、小黨的空間正在成長，藍綠以外的政治選擇是有可能的，她也表示不排除再參選。黃德北則說，暫時沒有再參選打算，但將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繼續參與工運維護勞權。

朱梅雪征桃園市長 獲18,200票支持

而此次目標最高，挑戰桃園市長大位的無黨籍候選人朱梅雪，在桃產總、華航工會和空服員工會的操盤加持下，也拚出18,200票、占1.76%的成績，儘管離當選還有一段距離，但如果他選的是桃園市議員，則篤定已經當選，可謂選得不差。

朱梅雪競選辦公室主任、華航企業工會秘書林芸表示，選舉結果雖不如預期，但朱梅雪成功突破工運的同溫層，得到18,200位不投藍綠、支持進步理念的勞工支持，之後將在桃園成立NGO發展組織工作，未來工會也打算繼續推人投入選舉。

這波工運參與選舉的浪潮，雖不是人人勝選，但也顯示真正站在勞工階級一方，為勞工權益打拚的候選人，是能夠得到民眾的青睞支持的。而未來工運發展的路，更重要的是如何繼續深耕基層、發展群眾的實力，以及堅持獨立於藍綠以外的左翼政治路線，才能為翻轉台灣不公義的資本主義結構奠下厚實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參選與代議制政府的態度是什麼？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曾經發展或並存兩種原則，並對此問題有著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其中一個是改良主義，主張現代的代議制政府提供工人階級一個機會，選出一個社會主義者佔多數的政府，並藉此完成社會主義。這樣的看法強調和平且漸進地過渡至社會主義，並將競選活動與社會主義當選官員的事業當作是社會主義者最重要的活動。另一股潮流則由馬克思與恩格斯首先提出大綱，之後由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與列寧詳細闡述，他們主張以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為基礎，利用革命方式推翻國家，並以新的工人權力機構取而代之。

改良主義的潮流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德國蔚為風潮，曾與恩格斯合作的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曾在「進化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這個驚人的著作中寫道：

社會民主的任務是在政治上組織工人階級，以及將他們發展為一個民主組織，並為國家一切改革奮鬥，這些改革是為了培養工人階級，以及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國家。

然而，即便是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這位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最重要的理論先驅與伯恩斯坦觀點的批判者，基本上也將「贏得政治權力」等同於攻佔議會。例如他在1912年寫道：

我們政治鬥爭的目標一直以來未曾改變：透過贏得議會多數並將議會提升至指揮國家的位置來掌握國家權力，而不是摧毀國家權力。

考茨基認為街頭抗議與罷工這樣的群眾行動是不正常的鬥爭方法，並且指責對於這類方法的強調是「片面」的，反映了「群眾行動的痴呆症。」

在早期的社會主義傳統中，這兩種傾向經常彼此混淆，因為改良主義者與革命份子都採用工人階級「贏得政治權力」一詞，形容兩個截然不同的目標。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國家、議會與選舉的看法

終其政治事業，馬克思與恩格斯總是主張，無論其規模或是發展階段，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必須獨立組織，並且「最終發展成為一個政黨」，一如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寫到的那樣。

就在幾個月後，在1848年革命席捲歐洲之際，馬克思與恩格斯以共產主義者同盟中一小群社會主義者的領導成員身份，並且作為基進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極左翼參與了德國的革命。同盟當時在整個歐洲只有數百位成員，不足以宣稱自己是一支獨立的力量。但在革命的過程中馬克思認清由於基進中產階級懦弱與躊躇的本質，工人階級有必要獨立組織，才能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

馬克思在1850年3月〈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建議，在革命的未來進程中，工人黨與「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人並肩對抗其欲推翻的集團」，同時也「反對他們的一切，藉此鞏固自己的位置並追求自己的利益。」

除了自我武裝以及組織集中而獨立的俱樂部，工人黨也應該推派候選人，參與革命起義後德國為創建國民議會而舉辦的選舉：

即便不可能當選，工人必須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目的是維護自己的獨立性、計算自己的力量，並且將他們革命的態度與黨的立場展示給大眾。因此，他們不能被民主黨人的論點所誘惑，例如：這樣做將會分裂民主黨，讓反動勢力有機會獲勝。這些言詞的最終目的是要欺騙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藉由這樣的獨立行動獲得發展，這比反動勢力進入代表機關所產生的損害還要重要。

拒絕投票給左翼或社會主義候選人，理由是他們無法獲勝，因此將有助於右翼掌權，是反對美國兩黨制觀點長久以來遭遇的主張。恩格斯在1893年一封寫給美國同僚的信中指出，在美國，工人黨的組建被憲法阻礙。「這套憲法...讓每一張投給兩個執政黨候選人以外的選票，看起來都像是一種浪費。」

馬克思的三月文告在革命高潮退卻後被擱置。但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有生之年，他們見證德國第一個群眾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的建立，並且利用德國議會，即帝國議會（the Reichstag），來推進其事業。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在1875年時，由兩個不同的政黨合併組成，一個馬克思主義影響，另一個則建基於「藉由與普魯士國家妥協來贏得改革」的原則。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這是他們的政黨，但是打從一開始，他們就對它的政治缺陷保持批判，並且完全反抗任何淡化其工人階級性質的企圖。

早在1879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寫了一封通函給黨的領導者們，質問黨是否未被「議會病感染，認為聖靈將通過民眾選票傾注於當選人之上。」通函也抨擊一篇由伯恩斯坦共同撰寫的文章。該文讚許由「所有對人類充滿真愛的人」領導社會主義運動的想法，並且批評那些將運動限縮至「產業工人為促進自身利益的片面鬥爭」的人。這篇文章呼籲該黨保持「冷靜、清醒與深思熟慮」，以確保它「不會高舉紅色幽靈來嚇跑資產階級。」文章也要求由「有教養」之人代表該黨出席帝國議會。

馬克思與恩格斯抨擊作者們，認為他們如果意圖「利用公職打擊該黨的無產主義性質」，就應該離開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於伯恩斯坦與其他人而言：

他們並未棄絕綱領，只是無限期推遲。他們接受綱領——只是不是在他們有生之年，而是遺留給他們的子孫完成。他們也將「所有力氣與能量」投入各種瑣事之中，修補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如此一來，至少看起來做了些什麼，同時也不會驚動資產階級......

過去近40年，我們強調階級鬥爭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是現代社會革命的巨大槓桿；因此，我們不可能與試圖將階級鬥爭自運動中抹除的人們合作。在國際創立之初，我們清楚地建立了戰鬥的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階級自己完成。因此，任何人如果公開宣稱工人過於無知因此無法自我解放，必須通過上層與中下階級裡頭的善心人士才能完成，我們都無法與之合作。

恩格斯在世時，見證社會民主黨的選票成長。1884年，馬克思去世後一年，該黨得到超過50萬的選票。到了1890年的時候，它的得票數增加一倍，並在1898年再度翻倍。1912年，該黨獲得超過4百萬的選票。「反社會主義法」於1878年至1891年間生效，目的是遏止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力，實際上卻增加社會民主黨作為反對黨的聲譽。恩格斯為該黨的成功感到激動，認為議會選舉是政黨拓展政治影響力與黨員的絕佳方法。1895年，恩格斯在馬克思著作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引言中，如此總結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帝國議會選舉的重要性：

如果普選權並未提供其他任何好處，最起碼它讓我們每三年計算自己的力量；當我們的選票有規律地成長，甚至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增加，它增進了工人們對於勝利的確信，同時也讓對手越來越沮喪，因此（普選）成為我們最佳的宣傳方式；它準確地告訴我們自身與所有敵對政黨的實力，因此提供我們一把最佳的比例尺，衡量我們的行動，使我們免於不合時宜的怯弱以及有勇無謀。如果這些是普選提供給我們唯一的好處，那也十分足夠了。但是，它賦予我們的更多。在競選活動期間，它提供我們一種最佳方式，前往人民仍然疏離我們的地方去接觸群眾；迫使所有政黨在人民面前回應我們的批評，捍衛各自的觀點與行徑；此外，它進一步提供我們在帝國議會中的代表們一個講台，對議會中的敵人以及外頭的群眾演說，比起在報章上或是聚會中（發表演說）更加具有權威且自由。當競選活動與帝國議會內社會主義者們的演說不斷突破反社會主義者法時，這項法律對政府與資產階級而言又有什麼好處呢？

但是恩格斯也知道選舉的成功讓黨的領袖更願意為了眼前成果放棄長期目標。每年選票支持或多或少地平穩成長，德國經濟的擴張，加上階級鬥爭多年處於低谷，這些都強化了黨的改良主義傾向。對於工會領導階層、議會代表與黨內行政官員更是如此，他們認為「突發」行動有可能導致國家鎮壓，危害他們辛苦建立的組織。德國的黨領導人為了支持自己的機會主義，審查上述恩格斯的「引言」，例如移除某個段落，該段落認為有必要「公開抨擊」揚棄昔日街壘戰的革命戰略的言論。

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愛爾福特綱領》。該綱領認為德國的帝國議會，一個必須對皇帝負責的軟弱機構，能夠不僅僅淪為普魯士專制政權的遮羞布。恩格斯警告：

機會主義正在社會民主黨的報刊逐漸佔據大比例的版面。現在有人害怕反社會主義者法的恢復，或是想起該法律統治期間各種過於倉促的聲明，如今想要該黨承認德國目前的法律秩序，足以讓他們以和平的方式推行該黨一切主張。他們企圖讓自己與黨相信「今日社會正往社會主義發展」，而不捫心自問，（社會主義）是否因此無須自舊社會秩序中破繭而出，或者是否已不需要像螃蟹一般，以力量掙破這個舊外殼...

為了今日的暫時利益而忘記根本的大原則，極力爭取當下的成功而忽略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它的未來，這可能出於「真誠」的動機，卻仍是機會主義，而「真誠的」機會主義或許比起任何東西都更加危險。

舊社會的外殼必須以力量打破；另一方面，藉由取得對資產階級代表機構的掌控支配既有的國家，這兩種立場反映出對於資本主義下國家的不同看法。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做出的唯一更動，發生在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之後，當時巴黎武裝工人短暫地掌控城市，並且建立自己的直接民主機構。公社教導馬克思的道理是工人階級不能「掌握既有的國家機器作為己用」，換句話說，工人階級無法單純地掌控並利用一個用來強化最具經濟實力的階級的國家，藉此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在1981年馬克思著作《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導言中，恩格斯表示，「打從一開始」，

公社被迫認清工人階級一旦掌權，不能利用舊的國家機器進行管理；還有為了不喪失剛爭得的統治，工人階級一方面必須廢止一切舊的、被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鎮壓機器，另一方面也得防範自己的代表與官員，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隨時能被撤換。

恩格斯在著名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主張國家是最具權勢、經濟上最具支配地位的階級狀態，選舉權無法成為賦予工人權力的工具，只能用來衡量工人階級中社會主義的影響力。

「現代的代議制國家」，恩格斯認為，「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

他接著說道：

民主共和國是國家的最高形式，在當代社會條件下逐漸成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此外也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最後決定性鬥爭發生的國家形式。

然而，恩格斯主張「當（工人階級）成熟到能夠解放自己...，它將會自己組成政黨，投票給自己的代表，而不是資本家的代表了」的同時，他也認為普選權並非工人階級解放的關鍵。（工人階級的解放）無法透過投票決定，而是需要一場衝突：

普選權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度的工具。現今社會普選權不能也永遠無法提供更多，但是這已經足夠。當普選權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已達沸點的那天，他們與資本家都會明白各自的立場。

恩格斯在美國

有哪些國家不像德國那樣，除了工人政黨尚未成型，他們的工人階級運動仍處於起步階段？這肯定是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的美國。那裡見證了全國工人階級鬥爭的浪潮，美國工人在經濟與政治上，開啟了自我組織的第一步。

對美國社會主義者的建議中，恩格斯強調無論工人階級運動的缺陷，只要它有助於工人階級發展自己的獨立政黨，都應該支持並參與。1886年，紐約中央工會（Central Union New York）為了參與紐約市長的競選，成立紐約區域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r Party of New York and Vicinity）。這個剛成立的政黨選擇提倡單一稅制（Single-Tax）的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作為其候選人。 喬治本人並非出身勞工運動，他是一位中產階級的民粹主義者。當時他剛完成抨擊貧窮與不平等問題的《進步與貧困》這本暢銷書。他在書中提倡對土地財產徵收單一稅，認為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選舉競爭激烈，當地統治階級竭盡所能阻止工黨得勝，喬治最終仍以票率31%高居第二。

恩格斯對選舉持肯定態度，即便有些缺陷：

工人階級運動剛起步的國家，關鍵的第一步是勞工組成的獨立政黨，不論作法為何，只要能清楚被辨識為勞工政黨即可。重點是（美國的獨立工黨）這一步與我們預期來得快上許多。該黨的第一個綱領看來糊塗且極度不足，並且選擇亨利作為名義上的領袖，這都是暫時的必要之惡。群眾需要時間與機會進化；除非他們擁有自己的運動（無論形式，只要是他們自身的運動），被迫在錯誤中前進，才能擁有進步的機會。

恩格斯特別批評在美國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將「純粹」的教條與美國勞工運動的短處對立起來。他認為他們應該參與美國勞動騎士團（Knights of Labor）這樣的組織，這是美國第一個真正群眾勞工組織，其支持度在1880年代中期勞工熱潮達到最高峰——儘管其領導人鮑德利（Terence Powderly）反對罷工。他進一步主張，「不應在外部對運動嗤之以鼻，而應從內部展開革命」。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者無須自我淹沒在運動之中，也可以做到這點。

我認為我們的實踐已經顯示出：我們無須放棄自身鮮明的立場與組織，也能在整體工人階級運動的每個階段彼此合作。

盧森堡及列寧

儘管列寧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才意識到這點，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 Party）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建構在不同基礎之上。以代表德國工人階級為目標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包含運動中從改良主義者至革命份子等各個政治光譜的成員，但是列寧致力在俄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創造一個排除改良主義傾向的政黨。列寧將俄國與西歐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差異，歸因於俄國社會主義者面臨的非法處境。然而，在實踐上，布爾什維克並不是建立由全體工人階級組成的組織，而是當中最進步、最具革命性的成員。為此列寧與改良主義者孟什維克派（Menshevik）展開堅定的辯論，後者（在合法政黨只能是改良主義政黨的條件下）主張廣大且合法的政黨，並且認為俄國工人無須「畏懼」資產階級。此外，他也認為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組織良好的派系，並在1912年前，排除改良主義者並且成立自己的政黨。

在德國，盧森堡比列寧更加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改良主義性質——僵化、官僚主義以及議會「痴呆症」（cretinism）。

法國、義大利與德國的議會政治路線，為現今機會主義的幻象提供了土壤，例如過度高估社會改革、不同階級和政黨間的合作，以及和平方式發展社會主義等等。

關於革命份子應該如何逼近國家並使用議會，盧森堡清楚地寫道：

為了有效，社會民主黨必須盡可能佔據當前國家內的一切職位，並且侵入各個機關。但是先決條件是這些位置擁有發動階級鬥爭的可能，即對抗資產階級以及其國家的鬥爭。

盧森堡明白社會主義者能在某個國家的議會內取得大多數席次，也不能代表社會主義的勝利。若有必要，統治階級將召集它最信任的國家機器——警察、軍隊、國家官僚與貪腐政客，來對付議會：

在這樣的社會下，代議機構只是形式上民主，實際上仍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這個道理清楚地顯示在：如果民主政權展露否定其階級性質的傾向，並且轉型成為為大眾實質利益服務的工具時，資產階級與國家代表就將犧牲民主的形式。

這並非理論爭辯的問題，而時常是國際工人運動苦澀的歷史經驗。以智利為例，1973年，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的改良社會主義政府被一場血腥的軍事政變推翻。此外，在許多國家，例如中國、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國家，資本主義及市場與軍人政權、君主制以及一黨專政攜手合作。民主，即便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在某些案例中也被視為是一種奢望，是統治階級無法承受之重。

盧森堡所屬的政黨，其大多數領導人對於國家與議會的看法，與考茨基一致。對於他們而言，佔據「當前國家」中的「所有職位」，並非摧毀國家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缺乏一個革命政黨，而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大雜燴」，多數民意代表並未也不會在議會中實踐革命路線，儘管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與其他一小群革命的民意代表確實做到這點。

布爾什維克黨是第一個以革命方式利用選舉的政黨。事實上，布爾什維克黨擺脫改良主義者（孟什維克）而自我組織後，他們便能自在地遵從盧森堡制訂的路線，並且利用議會講台進行革命宣傳與鼓動。

一如德國，俄國並未經歷資產階級革命，並且處於半封建的專制之下。革命份子被迫轉往地下秘密行事，才能逃過迫害、逮捕、流放甚至是處決。

1905年革命期間的群眾起義中，沙皇發布宣言，宣布成立杜馬議會（Duma），作為虛應革命運動的伎倆。然而這並非實際的立法機關，只是可以隨意撤銷的諮詢議會。此外，杜馬的選舉制度賦予大地主更多代表性。布爾什維克呼籲「積極」杯葛第一期杜馬。當革命衰退之際，列寧改變立場並主張社會主義者應參與杜馬。

我們必須（也確實如此做）盡全力組織一個虛假的代議機關的召集。我們這麼做了。但是即便在我們的努力之下，杜馬仍然召開了，那麼我們就不能閃避利用議會的任務。

對於堅持原則，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杯葛杜馬的黨員，列寧必須堅決地與他們進行辯論。他主張，在一個已經改變、非革命時刻的社會條件下，杯葛沒有意義：

杯葛作為鬥爭的手段，其目標在於直接推翻舊政權，或者，在最壞的情況下，也就是攻擊力道不足以顛覆政權的時候，將它削弱至無法設立該機構（杜馬）或是無法運作的地步。因此，在大部分的案例中，杯葛如果要成功，需要對舊政權直接進行鬥爭、起義反對以及群眾不服從。

因此，列寧批評「消極」杯葛的想法，也就是放棄選舉與議會，即便運動無法摧毀它們，也拒絕「承認」現存的機構。他並未美化議會工作，而是表示：「既然可惡的反革命將我們逼入這可惡的豬圈裏頭，我們就應該在這裡為了促進革命事業不卑不亢地努力。」

即便如此，列寧明白革命份子應將參與選舉視為活動的一小部分，工作場域與街頭鬥爭遠遠更為重要。

我們不會拒絕加入第二期杜馬的召開（如果有的話）。我們不應拒絕利用這個場域，同時也不能誇大它微不足道的重要性；相反的，歷史提供的經驗指導了我們，應將杜馬中發起的鬥爭，置於罷工與起義等其他鬥爭形式之下。

然而，議會工作包含了什麼？對於政黨而言，是利用競選活動向平常沒有或無法接觸的大眾進行宣傳。對於獲選為代表的黨員，是利用杜馬這個平台散佈宣傳，揭露右翼及自由派資產階級，並且協助在杜馬之外的組織鬥爭。社會主義者的代表可以利用議會豁免權，在杜馬之外進行過去被視為是非法的宣傳。他們可以把杜馬內的發言印在政黨或非政黨報章，這種方式比起其他政黨宣傳，能接觸到更廣泛的聽眾。或者，他們可以利用杜馬的講台，「插話」揭露各種制度對於農民與工人的濫權。不像德國社會民主黨，將議會代表視為黨內明星，布爾什維克要求杜馬內的代表們服從政黨控制，並且視他們為工人階級鬥爭的公僕。

布爾什維克黨採取的基本方法，為1920年共產國際對於選舉與議會的立場，提供了理論支柱。

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簡稱Comintern）是由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成功掌握俄羅斯政權後，於1919年成立。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立基於革命原則與革命實踐的新國際工人政黨，即透過領導工人運動來掌握國家權力。其政治信念不只建基於布爾什維克黨的成功掌權，也是出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領導者們對德國革命的背叛。1918年，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者協助組織了謀殺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eibknecht）和盧森堡的反革命勢力。

第三國際是由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還有一群其他國家的革命份子所建立，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於改良主義者之外、革命的新共產黨，在那動盪不安的時代領導人民通往勝利。

1919年，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強調社會主義者必須以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來取代議會，也就是用工人權力取代虛假的民主。共產國際反覆研究如何建立能夠推翻資產階級民主並以工人民主替代之的共產黨。在整個歐洲，革命運動使這些想法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具有具體的可能性。

然而，新成立的德國共產黨（German Communist Party，KPD）中許多激進的年輕革命份子，將上述想法理解為革命份子在原則上應完全拒絕參與議會，他們缺乏耐心，並且渴望革命性的驟變。「他們支持工人委員會，而且反對議會」，鄧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寫道。

因此，他們必須與議會毫無瓜葛。這麼做卻只讓工人感到困惑：「所有回歸議會形式的鬥爭，已在政治上與歷史上過時了，」一群抵制者們後來表示，「任何策略性與妥協的政策都必須強烈反對。」

從德共幾千名成員的角度來說，議會政治路線當然是過時的；在當時，對更廣大的工人階級激進派也是如此，他們的人數約有數十萬人。然而，對於數百萬名投社民黨的工人而言，議會政治路線顯然仍方興未艾⋯⋯。

1920年，在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不得不與德國及其他國家的「極左派」鬥爭。列寧認為，議會雖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但另一方面來說，議會仍有足夠的力量在現實中打敗共產勢力。

議會制「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就宣傳意義上來說，這是對的。但是誰都知道，從宣傳到實際戰勝議會制，還有很遠的距離。早在幾十年前，就可以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但是決不能因此説無須在資本主義的基地上進行長期且頑強的鬥爭⋯⋯

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參加議會選舉以及議會講台上的鬥爭⋯⋯當你們還無力解散資產階級議會以及其他任何類型的反動機構的時候，你們就應該在這些機構內部工作，正是因為在那裡還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處窮鄉僻壤而閉塞無知的工人；不然，你們就有成為空談家的危險。

在第三國際關於議會的辯論中，列寧的主要對手是義大利的代表博爾迪加（Bordiga），後者認為「俄國革命的戰術經驗無法輸出至其他資產階級民主已運作多年的國家」。根據博爾迪加的說法，任何參與議會的行為都包含著過分重視選舉和浪費寶貴時間的「雙重危險」。事實上，博爾迪加認為，戰前社會主義政黨的議會痴呆症，是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中的革命份子亦然）在選舉舞台上所唯一可能擁有的經驗。

「你說議會是資產階級藉以欺騙群眾的工具」，列寧答覆博爾迪加道，

但這個論點將會回頭打擊到你自己，而且它確實反對了你的論點。你如何向被資產階級欺騙的、真正落後的群眾揭示議會的真正性質？若你不進入議會、繼續留在議會外面，你如何揭露各種議會的伎倆或者各黨派的立場？

若你說，「工人們，我們還太弱了，以至於無法組成一個要求議會內的成員遵從自己的政黨。」那麼，工人將會放棄你，因為他們會問自己，「我們如何在這種懦夫的領導之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對規模較小且持續分裂的英國革命運動，列寧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論點。他認為得到工會支持的工黨，和德國社民黨一樣是不折不扣的改良主義者，因此列寧認為工黨在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工人政黨」。他鼓勵英國的各個革命團體團結起來組織單一的共產黨，但他也要求他們加入工黨，並根據哈拉斯的說法，「繼續為其內部的革命政治而奮鬥」。列寧認為，為了超越工黨的改良主義，工人必須經歷過工黨執政期。因此，革命者需要與大多數工人站在一起（後者把工黨看成「屬於他們」的黨，並在選舉中給予工黨關鍵的支持），並贏得工人參與共產主義的政治目標。（列寧也趕緊補充道，除非共產黨人在工黨裡頭能夠擁有充分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獨立組織並發行自己的刊物，才能在工黨裡頭工作。）

既然英國多數工人現在還跟著英國的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或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之流，既然他們還沒有獲得與這批人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經驗，而俄國和德國的工人之所以大批轉向共產主義，正是因為獲得了這種經驗，那麼毫無疑義，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議會活動，必須從議會內部幫助工人群眾在事實上認清韓德遜（Arthur Henderson）和斯諾登（Philip Snowden）政府所造成的結果，必須幫助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去戰勝聯合起來的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和邱吉爾。不這樣做，就會增加革命事業的困難，因為工人階級多數人的觀點如果不轉變，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必須由群眾取得政治經驗，單靠宣傳是永遠不能奏效的。

由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起草的第三國際〈共產黨與議會制問題〉一文，總結了俄國與其他國家革命社會主義者數十年的經驗，概述了革命者對議會和選舉問題的普遍看法：

共產主義拒絕將議會政治路線看成未來社會的可能形式⋯⋯它拒絕接受長期接管議會的可能；其目標在於摧毀議會制。因此，唯一可能的說法就是利用資產階級國家機構來摧毀議會制。這個問題只能夠單單在這個意義上被提出。

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最重要的鬥爭方式，就是透過群眾行動去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家權力。

議會中的活動主要包含議會講台上的革命性鼓動，揭露對手與群眾之間意識型態的統一。群眾（特別是在落後地區）仍對民主幻象有所偏愛，並殷切盼望著議會的講台。（議會中的）工作必須完全服從於議會外頭群眾鬥爭的目標和任務。

美國革命者與選舉

羅莎·盧森堡在與伯恩斯坦的著名辯論中指出：

那些支持立法改革方案而非爭取政治權力和社會革命的人們，並沒有真正選擇一條更安寧、更平緩的道路來實現與後者相同的目標，而是選擇了與後者不同的目標。他們沒有採取建立新社會的立場，而是採取了對舊社會進行表面上改造的立場。

近代的改良主義已經墮落到比伯恩斯坦更低劣的程度。許多曾經支持經典改革主義觀點（盧森堡曾出色地串起此一觀點）的許多歐洲社會民主政黨現在認為，在今日的「全球化」經濟與史達林主義崩解以來，社會主義已不再可能。我們現在最多只能修補體系，使之更加人性化。雖然修補體系一直是改良主義的真正實踐，但它現在更公開宣稱社會主義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

正如盧森堡所指出，辯論並非關乎社會主義者是否要支持改良，或者社會主義者是否該背棄選舉制度。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為所有改善資本主義下工人生活條件的改革措施而鬥爭，我們也要給予工人爭取更多改革的信心。但任何真正的改革鬥爭都需要努力去實踐。改良派告訴工人只要坐在那裡仰賴選出來的官員就好，如此一來，改良派削弱並且取消了使真正改革成為可能、並讓工人階級有意識地在組織和政治上推翻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

美國在歷史上一直被資產階級和兩黨制度所支配，它們排除了第三勢力甚至勞工或社會民主的另類方案。此外，有組織的革命社會主義團體仍勢單力薄，甚至不考慮推出他們自己的候選人。社會主義者往往發現自己就算沒有陷入民主黨的漩渦之中，也往往主張某種本質上消極的論點：社會主義者應與兩個資本主義政黨無關。這通常代表，那些尋求真正變革的人被迫得對總統大選袖手旁觀。

但正如恩格斯在1880年代關於美國的討論那樣，有些時候，當工人階級短暫有著第三勢力替代方案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者至少可以對兩個主要的資產階級政黨發起抗議，呼籲工人階級以選票抵制，希望能夠打破兩黨制，並為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創造機會。

不論前方還有什麼挑戰，在處理美國的選舉問題時，社會主義者必須謹記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總結：

要在還沒有條件進行直接的、公開的、真正群眾性的、真正革命的鬥爭的時候，善於做一個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構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裡，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須採取革命的行動方法的群眾中，善於捍衛革命的利益（通過宣傳、鼓動和組織），那就困難得多，因而也可貴得多。善於找到、善於探索到和正確判定能夠引導群眾去作真正的、決定性的、最後的偉大革命鬥爭的具體道路或事變的特殊轉變關頭──這就是西歐和美國目前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任務。

「公投」作為社運路線

「公民投票」在台灣向來極具爭議，不僅是因為公民投票與住民自決、臺灣主權、制憲等問題的密切關連1，即使在與主權問題不直接相關的社會運動層次，公投作為民眾自力救濟、表達民意的一種手段，也在解嚴之後民主政治發展的不同階段，引發不同的看法。比方說，晚近幾年，一部分社運團體對於涉及重大爭議的社會議題，例如，死刑存廢或同志婚姻，傾向於藉由大法官釋憲，而非（或不只是）透過民意機構作為解決爭議的主要場域；在此同時，曾經作為民主化重要指標以及某些議題（例如，核四存廢）主要運動手段的公民投票，則遭受質疑。上述的發展，除了凸顯了這些社運團體對於基本人權的信念、對於憲法解釋之正當性的肯認之外，也透露了其對解嚴至今三十年的民意機構與大眾輿論的不信任。如果說，對其而言，主流民意與國家權力一樣，都有可能侵害人權，那麼，我們顯然必須更加謹慎區辨民意是否是建立在公共理性的基礎上，是否符合真正的民主精神，從而避免讓民主籠罩於民粹主義的陰影中。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最早的公投倡議乃源自於高度政治化的主權議題，但是在時間順序上真正付諸行動的公投，則是與兩個地方性的環保抗爭有關：1990年的高雄後勁與1994年的貢寮，相繼針對中油五輕與核四設廠問題舉辦了地方性公投2。雖然這些地方性的公投行動最終都因為欠缺法源依據的理由，未能對於政策產生具體影響，但是許多關注社會運動與民主政治發展的行動者，對於公投仍然充滿高度期待。根據當時積極推動公投的「核四公投促進會」所發表的宣言〈讓人民作決定──為發起「核四公投運動」致敬臺灣人民〉，該次公投的目的除了直接針對與民眾生命安全攸關的核四興建與否之外，更在於彰顯公投的基本精神，亦即，人民有權利參與重大的公共政策，且應學習承擔決策後果：

缺乏這項基本權利的社會，不配稱為一個民主社會；不願承擔這項責任的人民，不配稱為民主公民。我們也相信，唯有透過全體公民對重大公共政策的決定，才能培養公民對社區的認同，成為禍福與共的共同體3。

該宣言進一步表示，透過核四公投，臺灣人民能否當家作主的能力將會受到考驗；唯有通過此一考驗，才有可能「繼續推動『廢除國大』、『加入聯合國』等運動，使臺灣人民確實地發揮主人的權利，迅速地衝破臺灣的困境」4。簡言之，透過將公投的問題從核四議題延伸到民主社會公民參與政策決定的權利與責任，並且與當時同樣寄望透過公投釐清臺灣憲政體制與國家認同、主權地位等問題的倡議者展開對話5，「核四公投促進會」設想的是一種循序漸進、貼近公民共和主義精神，且能同時結合參與和審議的民主實踐。在此視野中，民主公民素質的培養、公民社會的成熟茁壯，以及能夠理性討論政策的公共領域的浮現，乃是民主政治共同體形成乃至鞏固的前提與實質內涵。而在實際執行的層次上，有鑑於民主政治在臺灣尚處於初步階段，核四公投促進會的倡議者主張先以地方、基層社區中的具體社會議題作為公投實作的場域；涉及主權、憲政體制等問題的全國性政治議題，則有賴於前者長期的積累，方能較為順利地運作。

上述強調社區、地方性議題公投乃是全國性政治議題公投之前提，或者在實踐順序上具有優先性的看法，在往後與公投相關的討論中，不乏呼應者。比方說，社會學者吳介民針2004年陳水扁尋求總統連任時，動用前一年甫通過的《公民投票法》第十七條6於總統大選投票日舉行台灣史上第一次全國性公投，便相當清楚地指出，大部分環繞在陳水扁發動的「防禦性公投」的相關論辯，不論支持或反對，基本上都是依循著一種由上而下的「國安路線」，著眼於公投與國家安全、國家認同的關係，將公投視為表達集體意志、爭取國際承認主權地位的手段。然而，此一手段在政黨與政治人物短視、工具化的炒作之下，不僅淪為選舉工具、強化台灣內部社會矛盾以及台灣與中國的敵對關係，更錯失了建立公共審議空間的機會。正因為如此化約地看待公投，公投終究無法跳脫被污名化為政黨權鬥工具與「民粹公投」的命運7。有鑑於此，吳介民主張，我們應該更致力以「社會安全」取代「國家安全」，亦即採取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路線」，透過公投活化基層社會力量的持續發展，從而深化公投的民主意涵：

公投的社運路線提供一個替代的構想。運動者不應急於在短期間內形成一個全國組織，而是各自在其社會實踐的場域，以公投作為行動的媒介，推行改革，並逐步串聯成一個全國性的公民憲章運動。這個運動的內涵盡量不預設討論的底線，讓各式各樣的社會面臨的生計、政治問題自由呈現出來。在這個過程，社會當中潛在的利害衝突也必然會浮現。當社會內部的利益矛盾檯面化，經由公開而理性的溝通來尋求共通生活的基礎，真正的公眾領域（public sphere）才有可能誕生。因此，從發展公民社會的角度而言，公投應該從社區發展、環境生態、生計等地方性議題開始，逐漸加溫，慢慢擴及全國範圍的政治議題（重點為筆者所加）8。

吳介民的討論，說明了「公投」可以同時作為「主權」和「民主」的體現，但是兩者並不總是完美結合；相反地，主權展演與民主實踐之間不乏張力，而且前者往往凌駕後者。換句話說，公投本身不會毫無條件地被視為民主的同義詞，但是可以被視為一種實現民主的有力媒介。也因此，與公投促進會的立場相當接近地，吳介民呼籲先針對地方、社區層級的事務進行公投，讓各種社會矛盾與衝突充分浮現，循序漸進地培養民眾溝通的能力，而後再逐步擴大範圍，期待最終能夠將共通生活奠定在一個比較健全的公共領域之上，如此，公投也才能真正有助於落實與深化民主。不過，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我們應該也不難發現，儘管吳介民更加強調民主公民的實踐，但是與其說吳介民的立場排除全國性政治議題的公投，或試圖與其所謂公投的國家安全路線區別開來，毋寧說他期待透過賦與公投實質的民主內涵，迂迴，但或許更具建設性地為主權問題解套。一旦其所設想的藉由公投引發公民憲章運動能夠開展，那麼，台灣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意義也將被重新界定，我們或許便能在此基礎上，跳脫既有的框架，為長期以來的國家安全與國家認同困境尋得新的出路。

另外一位社會學者林國明所主張的以審議民主充實公投的立場，雖然與吳介民希望從公投先階段性地設定在地方層次民生社會議題的想法不盡相同，但是基本精神則相當一致。針對公投──不論是哪個層級或哪種類型的議題──往往招致多數暴力、反智／反專家與、激化社會矛盾等批評，林國明強調我們毋須因此放棄公投的基本權利，但是前提是我們必須讓公投不僅只是個別意見的匯集，也不能只關注公投的最終結果。若要讓公投擺脫「民粹主義式民主」的污名，就必須讓「審議民主」成為公投不可或缺的環節9。換句話說，不論是對核四公投促進會、吳介民或者林國明等學者而言，若要避免讓公投淪為代議民主之外的另外一種形式民主，甚至帶來更加嚴重的弊病，就不能僅著眼於公投所體現的人民參與決策過程的權利，以及對於當前代議制度種種缺失的彌補，而必須更關注如何讓參與者在參與過程中獲得轉化，成為具備理性審議意願與能力的民主公民。然而，在上述的討論中，不論論者基於公共領域或公民社會尚未成熟，或基於社會安全優先於國家安全的立場，而主張在實踐順序上最好從地方層級、民生議題開始，關於公投是否應該有其根本的（而非實踐上或階段上的）限制的問題，則未著墨。我們在此試圖提出的問題即是：從社會運動、深化民主的角度觀之，是否有某些議題，即使是由民間或社運團體發動，即使大部分公民都已經具備理性思辨與溝通的能力，而且也不涉及主權、制憲與國家安全等問題，也不能透過公投的方式進行表決？

此一問題，與1990年代修憲過程中，關於人民行使之創制複決權，是否「不得與憲法牴觸」的問題，性質不盡相同10。如果說1990年代環繞於公投的爭論重點，乃是在於公投本身強烈的「主權」意義，我們在本文中想要探討的則是晚近幾年，在死刑、同志婚姻等議題中所逐漸浮現的公投與「人權」的張力。公投的爭議從「主權」轉向（或至少是擴散至）「人權」，意味著公投與社會運動兩者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再是早期的公投倡議者或支持者設想的相輔相成，而是緊張乃至對立。何以如此？以下我們將簡短回顧廢死運動與同婚運動所建構的人權論述、行動策略與其所引發的問題。

「人權」作為社運路線

一、廢死運動

在2010年3月死刑存廢再度引發軒然大波，而大法官依然拒絕受理釋憲聲請的情況下11，不少法律學界人士與廢死運動者對大法官提出批評，質疑大法官有失其作為憲法或人權守護者的職責。例如，法律學者張嘉尹便曾感嘆，在歷年民意調查支持維持死刑的人數仍居高不下，特別是在重大刑案發生之際，民眾要求嚴刑峻罰的聲浪撲天蓋地，不論是民眾或對於民意具有責任的立法機構，顯然都不是能夠針對死刑議題進行理性審議的理想公共領域，「唯一有可能進行理性辯論的憲法機關，或許只剩下司法院大法官而已」。可惜的是，「大法官從來都不是社會改革的急先鋒，而是每個時代『多數意見』的擁護者」12。

法律學者之外，廢死運動的重要成員張娟芬更嚴厲指責大法官此一舉動，並非出於對司法權力民主正當性、避免與民意機構扞格的自覺與自制的考量下，所採取的「司法極簡主義」立場，而是一種不願意履行其職權的「司法虛無主義」13。一方面出自對於大法官釋憲的期待與不滿，另一方面基於對盲目民意的擔心與立法機構的不信任，在後續的評論中，張娟芬進一步表明，「死刑問題不是民主問題，而是憲法基本人權的問題，它是不能交付多數決的，死刑問題的最後決策權不在民意機關──立法院，而在釋憲機關──大法官會議」14。張娟芬認為，「違憲審查權本來就是設計來牽制多數民意的…違憲審查權有沒有民主正當性尚可討論，但它有憲政正當性」（底線為筆者強調）15，「司法改革運動有有它本質上『反群眾』之處，因為，『司法』與多數民意有體制上的緊張關係—法官獨立行使的審判權，與集體的、多數的民意，本來就是要互相制衡的」16。儘管如此，張娟芬也體認到，惟有持續提昇民眾的法治教育，才有可能突破司改受到民意與右翼民粹主義裹脅的困局。

暫且不論民意是否以及在何種情況下有可能改變對於死刑的支持17，諸如，透過審議民主討論死刑替代方案與配套措施，是否可能為死刑存廢問題打開理性思辨的空間18，乃至最終讓大法官作出死刑違憲的決定，透過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一旦廢除死刑被定位為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時，倡議者們已經極為清楚地意識到民主多數決和憲政之間的張力，不論前者是透過選舉代議機構或是透過公投直接民主的方式產出。而這也讓我們回到了本文前一節最後提出的問題：作為一種民意的直接表達，乃至被部分人士視為社會運動重要手段的公投，是否有其本質上的限制？而在廢死的議題上，這個質疑甚至同時也適用於民主代議機構，是否有權針對廢死的問題做出最終決議。

在2010年的廢死風暴中，部分人士曾提議透過公投決定死刑存廢。對此，「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以下簡稱「廢死聯盟」）在當時發出的新聞稿中主張，死刑涉及的是「攸關人民基本權利保障的重大憲政議題」，聯盟對於是否可以透過公投的方式決議抱持保留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與張娟芬上述明確反對透過立法部門、多數民意決定死刑存廢，並且堅持死刑不是民主問題的立場不盡相同地，廢死聯盟在公開的聲明中，對於公投並未採取全然否定的立場，而是要求相關部門（立法院與法務部）應該提出合宜、周延的公投提案，並且清楚地說明具體配套措施19。此外，根據報導，時任民間司改會的林峰正律師甚至表示，「目前支持廢除死刑幾乎沒有發言機會，假如官方支持透過公投決定死刑存廢，應該在投票前讓正反雙方有機會把話說清楚，就算支持廢死這方輸掉也無妨。」20換句話說，至少到2010年為止，儘管包括行政部門（法務部）與廢死聯盟對於廢死公投是否可行多所保留，儘管廢死倡議者也意識到多數民意仍然支持死刑，但是，至少在公開的論述中，並非所有倡議者都徹底地反對透過公投決定死刑存廢；在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倡議者仍未放棄期待民意可以朝向支持廢死的方向移動，儘管我們無法確認這是基於務實的考量，或是基於對多數困境與民主正當性等問題的深刻認知21。​

二、婚姻平權

相對於此，在同婚的議題上，涉及基本權利或人權的議題，能否透過公投的方式進行表決，所引發的爭議則較為公開、激烈，但也因此顯得紛亂。2017年5月24日，在大法官針對「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做出釋字第748號解釋當天，我們看到一個充滿張力的畫面：司法院外，在支持同婚者歡聲雷動的同時，多個反同團體已經拉開了寫著「黑箱釋憲」、「釋憲無效、交付公投」、「婚姻家庭、全民決定」等標語的布條。儘管立法機關至今仍未根據釋憲文，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但是此一釋憲結果對支持同婚者而言，無疑地標誌了人權在台灣的一大進步。而後，即使反同婚團體針對該釋憲結果，採取法律救濟的方式，主張「釋憲無效」的嘗試受挫22，但是在2017年底修正的新公投法架構下，反同婚團體提出了三個公投案，並且於2018年4月17日通過中央選舉委員會審核，而進入到二階連署的階段。反同團體「下一代幸福聯盟」（以下簡稱「幸福盟」），針對中選會審查的結果，發出聲明肯定中選會「落實國民主權，將選擇權還給全國人民。為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幸福盟邀請全民積極行使公投權利，以直接民權決定我國婚姻家庭和教育制度」23。此一發展引發挺同團體的不滿，其中，由數個倡議同志與性別平權組織共同組成的「婚姻平權大平台」的新聞稿宣稱：

如此違反憲法、藐視人權的公投案可以通過，是對正在走向尊重多元、包容不同價值之路的臺灣社會給予一記重擊，也對許許多多渴望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同志家庭是一種傷害。我們已經可以預見，在大量負面造謠中傷的文宣和歧視言論的攻擊下，對同志社群或是任何渴望平等和多元的臺灣人，都會造成極大的傷害​24。

另外一個組織「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稱「伴侶盟」），則是要求中選會撤銷反同公投之行政處分、並提出訴願，試圖阻擋反同公投。同時也要求「立法院應儘速將婚姻平權法案排入議程」，並動員支持者「對反同公投說不」25。

顯然，不同於廢死運動對於民意和立法部門的失望與不信任，婚姻平權運動基本上採取的是多軌並置的運動策略：地方組織、街頭倡議、大型集會與國會遊說、司法訴訟與釋憲。就廣義的法律行動而言，2006年至今，在民間團體與政黨代表協力之下，已經先後有七個同性婚姻合法化草案進入立法院，其中，最晚近的發展則是2016年12月26日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完成一讀逐條審查，以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尤美女26提出的草案，進入政黨協商階段27。在立法進度受制各方壓力阻滯不前的漫長過程中，社運團體也展開其他法律行動，包括司法訴訟以及在窮盡一般法律途徑之後聲請釋憲。易言之，婚姻平權運動，並未採取前述廢死運動的張娟芬所代表的嚴格立場，亦即，涉及基本人權議題時，決策權不在立法院而是在大法官會議，而因此將主力放在釋憲上。婚姻平權運動採取的是多重戰線的策略。或許這是因為相較於廢死運動，同婚運動的倡議團體與支持者，不僅在數量上較多，在組成上也更為多元，而且根據歷年多次的民意調查，支持同婚的比例逐年升高28。也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在諸多支持同婚的社運團體與行動者反對透過公投決定同志婚姻問題，而向中選會提交訴願、要求撤銷行政處分的同時，也有部分同婚倡議者另提「平權公投」，並且在短時間內獲得不少人響應。此一試圖以「公投反對公投」的行動，儘管發起者宣稱此舉具有「徹底改變臺灣政治文化」、「改變台灣人『己願他力』的壞習慣」與「展現平權陣營集結能量」，以正面迎戰反同公投等「戰略」目標29，但是在同運內部與支持者間還是引發了「人權可以公投嗎？」「大法官已經宣告違憲了，為何還要公投？」等疑慮，而未成為共識。

小結

無論如何，透過觀察同婚公投所引發的爭議，我們可以說，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或者說，面臨了一個新的局面：解嚴之後台灣的社會運動採取的法律行動，主要是以在立法院進行修法與立法遊說，或者同步進行法律訴訟與聲請大法官釋憲為主，隨著公投法門檻下修與「公投審議委員會」的刪除，即使公投法本身仍然不乏諸多亟待解釋釐清之處，公投無疑地將成為國會之外最直接展現民意的場域，此一民意的展現不僅對於立法與行政部門具有實質效力30，其與司法部門，特別是大法官會議憲法解釋的關係，勢必成為新的焦點。前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針對同婚釋憲與同婚公投可能產生的衝突，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便直言，國際上並未有以公投挑戰釋憲結果的前例；此外，即使公投針對的是一般法律而非憲法，因此無法推翻大法官的解釋，但這仍將引發15位大法官何以有如此「權威」，可以與代表直接民意的公投結果對抗的疑慮31。

事實上，在2010年廢死運動聲請釋憲受挫的情況下，張娟芬也曾寫下這段話：

除了這四十四位人生成謎的死刑犯之外，這個故事還有另外一群主角，也差不多神祕，那就是十五位大法官。上網去查，可以查到他們的名字，學經歷與專長，但是大法官受理或不受理一個案子的過程與考量，卻是最高機密。他們下的每一個決定都是終局判決，如果聲請人不服，也不能怎麼辦，因為這裡就是法律的盡頭。至於大法官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與感受，則雲深不知處（張娟芬，2010b，頁190）。

此處，我們當然可以討論，大法官在受理與否的階段，與受理之後作出釋憲決議的階段，是否呈現兩種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說，是否前一個階段的決議過程不公開，後一個階段則因必須提供意見書，而相對公開透明。但是我們更想問的問題是，大法官的決議，是否足以在與民意產生衝突時，具有無庸置疑的權威？若然，其權威的終極來源為何？又或者，反過來說，如果依據某些學者的觀察，台灣的大法官基本上不會做出真正與民意相違背的判決，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大法官的角色或其體現的釋憲權力與權威性呢？在這種情況下，大法官究竟是具備審時度勢、自我節制的政治審慎（prudence），亦或是在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問題上殆忽了憲法守護者的職責？

透過廢核、廢死與同婚這幾個運動的討論，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現象：一方面，人權論述從1970年代黨外時期到解嚴之後的台灣，隨著民主化運動的持續發展，已經漸漸地從比較狹義的政治反對運動，持續擴展至各種議題，其中，某些議題更朝向與最上位的憲法連結，期望結合權利訴求與憲法解釋，仲裁社會爭議，而仲裁者即是15位大法官。另一方面，歷經多年折衝，修正過後的公投法終於讓公投飛出鳥籠，許多民間團體躍躍欲試，投入資源推動各項公投案。只是，此一發展也令人權倡議者面臨了新的難題。畢竟，在試圖以人權訴求召喚民眾、說服民眾，從而獲取民眾支持的同時，人權倡議者們總是保留著對於民眾的不信任，也因此在公投的問題上，顯得進退兩難32。

• 1.亦有論者指出，臺灣最早的公投倡議者乃是廖文毅，其於1947年提出〈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中，主張透過公投確認臺灣歸屬問題。此外，民進黨黨綱第一條也主張「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林佳龍、曾建元（2007）：〈公投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公投立法的奮鬥歷程〉，收錄於林佳龍主編，《民主到底：公投民主在台灣》，台北：財團法人台灣智庫，頁3-48。
• 2.「後勁反五輕自力救濟委員會」於1990年5月6日舉行公民投票。貢寮鄉公所、台北縣政府與台北市政府曾經分別於1994年5月22日、1994年11月27日、1996年3月23日舉行公民投票。
• 3.〈讓人民做決定──為「發起核四公投運動」敬致臺灣人民〉，2018/4/10檢閱。
• 4.同上。
• 5.吳淑珍於1989年擔任立法委員時，曾提出廢止臨時條款、公投制憲；蔡同榮在1990年建立「公投投票促進會」，而後在1991年和1993年，包括蔡同榮在內的幾位民進黨立委（盧修一、葉菊蘭、林濁水等），先後提出公投法草案，但皆未獲通過。不過，基本上，我們可以說1990年初期之後，公投制憲已經成為民間制憲運動的共識。
• 6.陳水扁當時是依據2003年版本的《公民投票法》第十七條「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此一條文在2017年修正、2018年公佈之新版公投法中，變更為第十六條。
• 7.有關此次防禦性公投的立法過程與政治攻防，可參閱林佳龍、曾建元（2007）。
• 8.吳介民（2004）：〈兩條路線的鬥爭決定公投運動的未來〉，《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2期，頁25-29。
• 9.林國明認為：「公民投票」是主動的公民們，不假代議政府之手而直接地進行「自我治理」的政治參與；但是光是公民投票本身，並不足以充分發展公民德性。能夠產生主動積極、關切公益的公民德行之政治參與，必須創造出一個政治社群，能夠將依賴的個人轉化成自由的公民，將偏狹的私人利益，轉化成公共利益。而唯有重視審議、溝通與公共討論的民主對話，才能產生這種轉化作用（粗體為筆者所加）。林國明（2008）：〈公投民主〉，《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1期，頁39-43。
• 10.請參閱李炳南、曾建元（1998）。
• 11.請參見大法官第1358號會議決議。
• 12.張嘉尹（2012）：〈死刑與憲法解釋──請大法官認真對待生命〉，《法令月刊》第63卷第10期，頁13-29。
• 13.張娟芬（2010a）：〈大法官不受理死刑釋憲是失職演出〉，《中國時報》，觀念平台，2010/7/13。
• 14.張娟芬（2010b）：《殺戮的艱難》，台北：行人出版社。
• 15.同上。
• 16.張娟芬（2011）：〈殺人機器全面啟動：廢死運動的歷史與挑戰〉，2018/4/7檢閱。
• 17.針對民意支持死刑的態度是否可能改變，以及如何改變，請參閱周愫嫻（2017）：〈民意支持死刑的態度可改變嗎？〉，《臺大法學論叢》第46卷第2期，頁553-588。
• 18. 2008年行政院研考會曾委託臺大社會系舉辦「應否廢除死刑──公民會議」。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也在2017-2018年在台灣各地推動「死刑替代措施」公民審議會議。請分別參閱：連結一、連結二，2018/4/7檢閱。
• 19.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2010）：〈廢死公投應該謹慎：20100512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新聞稿〉，最後瀏覽日期，2018/4/7。
• 20.蘋果日報（2010）：〈廢死提公投挨批「吃飽太閒」〉，2010/05/09。
• 21.關於廢死運動相關論述較為完整的討論，請參閱任斐潔（2015）：〈反思台灣廢除死刑運動的困境：受害者家屬與民意問題〉，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22.請參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原告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與被告司法院間因釋憲（同性婚姻自由案）事件（106年度訴字第1622號）審理結果〉，主旨：「司法院大法官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行使釋憲權，乃屬司法權之行使，非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可比，當事人對之若有爭議，即非屬行政法院之審判權範圍（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裁字第185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閱日期，2018/4/20。
• 23.值得一提的是，在中選會尚未公布審核結果之前，幸福盟也曾在2018年3月22日舉辦過「主權在民行動」，旨在「抗議中選會實質審查，攔阻人民公投權利」。審核公告之後，幸福盟聲明請見此，最後瀏覽日期，2018/4/20。
• 24.新聞稿內容，請見此處，最後瀏覽日期，2018/5/8。
• 25.請參考此處，最後瀏覽日期，2018/5/10。
• 26.尤美女曾經表示過「我們不是上帝，怎麼有權利去決定別人的人權？」〈同婚公投？尤美女：我們不是上帝 怎能決定人權〉，最後瀏覽日期，2018/4/20。
• 27.在反同公投通過審核之後，時代力量黨團發表深聲明表達遺憾，並試圖讓相關法案排入院會議程，已完成後續的二、三讀，但是，至今仍未成功。相關新聞，請參閱此處，最後瀏覽日期，2018/4/30。
• 28.同婚民調所引發的爭議，可參閱陳美華、吳秋園（2016）：〈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最後瀏覽日期，2018/5/10；游盈隆（2016）：〈關於當前同性婚姻的社會共識〉，蘋果日報，2016/12/02檢閱。
• 29.社民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苗博雅所提，公投內容及其所謂「戰略思考」，請參閱此處，最後瀏覽日期，2018/5/8。
• 30.依據公投法第三十條規定：公民投票案經通過者，各該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七日內公告公民投票結果，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有關法律、自治條例之複決案，原法律或自治條例於公告之日算至第三日起，失其效力。
  二、有關法律、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創制案，行政院、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三個月內研擬相關之法律、自治條例提案，並送立法院、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審議。立法院、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應於下一會期休會前完成審議程序。
  三、有關重大政策者，應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
  四、依憲法之複決案，立法院應咨請總統公布。
• 31.羅瑋智（2016）：〈反同婚公投過關可推翻釋憲案？蘇永欽：大法官說了算，但恐違反民主理論〉。
• 32.此處還有許多複雜的問題，包括兩公約國內法化的問題，亦即，憲法保障的權利與國際人權之間的關係，以及人權或公民權的落差所暴露的公民與非公民的問題，都非常重要，但是本文限於主旨與篇幅暫時不擬討論。

法國：核電廠關閉目標延至2035年

由於燃料價格飆漲引發「黃背心」示威後，法國在週二（11/27）公布遲來的能源策略。總統馬克宏表示，法國將於2035年前，關閉14座運轉中的核反應爐。馬克宏的期程，比前歐蘭德政府的目標晚了十年。前任總統、社會黨的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執政時，通過能源過渡法案，目標是在2025年前將核電佔比降至50%。目前法國共有58座核反應爐，約75%的電力來自核電。

馬克宏也宣布，為了努力對抗空污，將在2022年前，關閉剩下的4座燃煤發電廠。根據馬克宏的目標，2030年時，法國風力發電量將增加兩倍、太陽能產量也將增高5倍。

面對民眾反對「綠色稅」的憤怒，馬克宏強調不會放棄自明年一月起調漲汽油與石油價格，表示這是「正確且必要」的改變。不過，馬克宏政府提出每3個月一次的諮詢會議，邀請包括黃背心示威者在內的運動團體共同檢視稅率。

哥斯大黎加：2020年同性婚姻合法化

哥斯大黎加憲法法庭週一（11/26）宣布，自2020年5月26日起，該國同性伴侶結婚合法化。哥國總統奎沙達（Carlos Alvarado Quesada）表示，邁向完全平等「只是時間問題」，該國LGBTI事務委員沙拉薩（Luis Salazar）也表示，屆時該國將成為一個「更有尊嚴且平等的國家。」

哥國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美洲人權法院曾發布諮詢意見，表示簽署《美洲人權公約》的國家，應該允許同性伴侶享有包括婚姻在內的法律權利，哥國憲法法庭給予國會18個月的期限進行必要修正來落實判決。

目前該國《家庭法案》禁止同性婚姻，其中第242條更規定，婚姻限於男女之間。

墨西哥：大篷車移民絕食 要求美國加速庇護程序

數百名中美洲「大篷車」移民於週四（11/29）展開絕食行動，要求停止任意驅逐移民出境，並要求美國政府加速庇護申請程序，此外，他們也要求墨西哥政府對想要留在墨西哥的難民提供永久性的解決方案。美墨兩國預計於下週二討論移民危機，白宮方面希望，移民申請庇護期間可以持續留在墨西哥。

上週日（11/25），數百名包含孩童與婦女的中美洲「大篷車」移民於美墨邊境進行和平示威，他們高喊「我們不是罪犯！」；當一群移民離開隊伍試圖穿越美國邊境時，遭遇美國邊境防衛隊發射催淚瓦斯攻擊。

目前，約有6千多名移民，暫時居住在墨西哥提華納市的避難所，其中包括1千多名孩童與1千多名婦女。避難所實際上是戶外空間，低溫與下雨助長移民之間流感、虱子與水痘等疾病的傳播。

阿根廷：G20高峰會 示威行動摩拳擦掌

今明兩日，全球19大經濟體的國家領袖與歐盟代表將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G20高峰會，川普、習近平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都預計出席峰會，其中沙國記者哈紹吉遭殺害、川習間的互動與美墨加新協定（USMCA）都成為峰會焦點。

峰會前一天，數千名民眾參與人民峰會，拒絕偏袒跨國企業與帝國主義而非人民與自然的政策。批評者抨擊，G20將大企業利潤置於優先。人民峰會則特別關注不穩定就業的增加、榨取主義（extravtivism），以及農業科技與化學物使用的日漸增加對於貧困農村的衝擊。

布宜諾斯艾利斯已宣布全城戒備，除了暫時取消所有公共運輸，也調派2萬多名警力，準備迎接超過30場的抗議行動。

聯合國：雷鬼音樂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聯合國宣布將雷鬼音樂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該項申請是由牙買加提出，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雷鬼對於全球不平等、抵抗、愛與人性等議題討論的貢獻，凸顯它既是智識的、社會政治的，（同時也是）感性與精神的。」

雷鬼音樂自1960年代誕生於加勒比海後，「至今仍是社會評論的載體、具有情感宣洩作用的實踐，並且是宣揚神的一種方式。」UNESCO表示。

BBC音樂6台主持人雷特（Don Letts）表示，雷鬼發源地（牙買加）是一個經歷數百年殖民統治的小島，「諷刺的是，它的文化卻在21世紀殖民了全球。...牙買加錄音室的聲響實驗，如今成為當代音樂質地的一部分，證明了文化作為社會變革工具的力量。」不過，他也感慨這樣的文化影響力，並未為牙買加帶來財富的回報，呼籲聯合國應該趁機會想出解決之道。

已經紅了一陣子的「社會企業」，其宣稱想要解決的問題，在上世紀30年代以後的大多數時候，通常不被認為是「企業」該做的事。這些問題固然千頭萬緒，但是，在當時世界各地通行的各種政治思潮的主流想法中，解決問題的制度安排倒是單純：這些都是國家應該負責的公共事務。

在這些思潮中，舉凡教育文化、衛生醫療、住房交通與水電等基礎設施、農業改良工業提升等技術輔導、扶貧救濟等社會扶助措施，理論上都是一個良善而有能力的政府服務於人民的職能。

如何打造這樣的政府？如何讓它發揮這些為人民服務的職能？從哪裡取得公共支出的財源來支持這些職能？這些是政治問題，需要公共討論、公共決策。至於私人企業，它們的責任與功能應該僅僅是在政府制訂的法規框架之下，盡力牟其私利，倘若市場運作良好，它們的牟利行為會恰好服務消費者的需要，僅此而已。畢竟，私有企業的自由市場運作，在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那場人為大災難中，可說是威信全失了。

當公共事務還是政府的責任

採取這種觀點的20世紀政治力量不僅僅是共產主義陣營或西歐北歐社會民主黨派，在二次大戰中覆亡的法西斯陣營也多半如此。連美國這個高度信仰企業自由的國家，從小羅斯福政府試圖對付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一系列舉措以來，對企業經營都是層層管制，而重大新興事物多半由各級公部門機構來規劃執行：從建設縱橫全國的高速公路系統、到撲滅傳染疾病的計畫、到公共住宅的興建、到婦女兒童營養的改善。大學裡面：理工醫農、公共政策、乃至各種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學研究，往往或隱或顯地服務於這些重大國家政策。事實上，興辦大學往往也是這組公共政策的一環。

除了已經工業化了的「北方」國家之外，二次大戰後，前殖民地紛紛獨立所建立的新國家，或者在拉丁美洲試圖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的各國開明派政府，固然一時沒有足夠的資源來興辦這些進步計畫，但也多半認為「發展」這回事，就是以各種方法厚植國家服務人民的公共需求的能力。如果當時的政府是在外來殖民者或其傀儡手中，因而沒有意願推動「真正的發展」，則人民必須發動民族解放鬥爭來爭取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如果獨立了的國家掌握在少數獨裁菁英手中，而不是服務於人民群眾的需求，則必須發動民主抗爭來讓「真正的發展」成為國家的目標。如果獨裁菁英背後有帝國主義勢力撐腰，則群眾需要的是「民族民主鬥爭」。總之，為了讓現在「社會企業」運動矢言要實施的這些措施能夠實現（雖然實現的道路或許有各式各樣），千萬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以求犧牲換來同胞未來的幸福。

美國在1960-1975年打輸了的越戰，或許是20世紀這種「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鬥爭」最尖銳而具像的衝突。但尖銳程度不同的衝突幾乎遍布全球。面對這些「求發展」的渴望，美、英、法、日等前殖民國家及其最主要的競爭者──蘇聯陣營與後來的中國──紛紛提供大量的官方發展援助（ODA）給前殖民地國家，開辦各種「發展計畫」，除了明擺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之爭外，許多還真的是真誠地希望這些計畫能夠改善被援助國人民的狀況。

臺灣農村社會與經濟在1950-60年代的改頭換面，以及1960-70年代的工業起飛，各種美國援助計畫的關鍵角色是不可否認的。在這數十年的發展援助潮中，聯合國的許多下屬組織不僅僅扮演了協調的角色，也成為辯論各種發展議題的論壇：發展組織（UNDP）、糧農總署（FAO）、世衛組織（WHO）、教科文組織（UNESCO）等等。雖然臺灣不在聯合國體系已久，對它們有點陌生，但是大家仔細爬爬這些組織的網站，本書的各種「社會企業」所想要解決的問題，多半都在聯合國這些龐大的體系中討論過、嘗試過、總結過。

社會主義體系制崩潰，資本主義是唯一的選擇？

美蘇競爭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很久。從蘇聯中國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開始，到1992年蘇聯集團的正式瓦解，第三世界的各個貧窮國家從全球地緣政治中雙方競相爭取的對象，變成可有可無。而富裕資本主義國家中，在1930-70年代，統治階級往往擔心國內貧窮社群的問題如果沒有好好解決，它們就會成為社會主義政治力量的天然支持者。到了1980年代，從英國的柴契爾開始，統治階級可以安心地指著蘇聯中國崩潰中的社會主義體制，告訴人們「別無出路」───別再指望有一個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願景了，我國當前這套不管讓你多不滿意，已經是永垂不朽了。

就這樣，20世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與工業國家的各種改革與革命潮流，灰溜溜地結束了。但是，以往20世紀各門各派知識分子、政黨群眾藉著討論「國家的出路」、「社會的未來」之類的巨大問題所想要挑戰的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的困境，並沒有因而消失：某村的婦女還是每天要去挑水、某鄉的疫病還是缺醫少藥無法根治、某國的孩子還是普遍上不了學，而貧窮國家與地區的人們用腳投票，有辦法的紛紛離鄉背井到富裕國家打工去。1980年代起中美洲與墨西哥人民開始大量走向美國；2010年代隨著中東北非戰局，成千上萬人甘冒生命風險逃往歐洲，其中許多是「經濟難民」──換句話說，是逃荒、而不是逃兵災。而富裕國家的許多國民對此愈來愈覺得不能忍受，因為隨著自己國內的貧富差距三十年來的不斷拉大，國內工人階級貧窮問題已經益發明顯，那能容得再來更多人搶頭路？

市場主宰一切，做生意可以是做慈善？

「社會企業」的口號，就是在這個時代脈絡中出現。在1930年代以前，「社會關懷」與「企業經營」對有錢人來說，是生活中截然二分的兩面：企業經營不擇手段、只為私利， 賺了錢再來「回饋社會」、做慈善、積功德。2014年臺灣爆發的頂新劣油案食安事件引發眾怒，一部分就在於，民眾們發現，原來臺灣數一數二的企業家兼慈善家，對自己立身處世抱的是這種非常老派的價值觀。1930-1980年代左右，「社會企業」的說法也難以想像：那些都是各級政府該做的啊？政府不能做？不願做？沒能力做？那該問阻礙何在。能改革的，就推動改革吧；該革命時，就發動起義吧。但是在推動國家來改革社會這個想法，差不多已經被認為過時的時候，當市場似乎主宰一切的時候，如何改革企業經營的手法，讓做生意跟做慈善成為同一回事，看來還是值得嚴肅思考的。

本書所探討的「社會企業」的個案，及其所分析的各種弊病，應該讓我們好好檢視，這會不會是深思辯論大問題找不到出路時，一種偷懶的習慣性思考？這些個案往往花更多時間精力在募資行銷與形象打造，而更少在探究服務對象的需求、讓服務對象能夠發聲參與。如果換到選舉政治的場域，人們或許就容易辨識出某種風格的政黨或候選人是來騙票的，跟以前那些差別不大。但是，把自己擺在企業與市場中，這些風格反倒顯得清新了。

《靜思語》說「慈悲沒有敵人」。真的嗎？當有人竭盡心力把慈悲拿來包裝行銷的時候，或許這就是慈悲的敵人。

勞動部昨日（11/30）公布《最低工資法》草案，宣示法案進入立法的預告階段。然而，讓基本工資改革的支持者喪氣的是，本草案除了把最低工資審議流程的法位階從命令提高到法律、制定「王如玄」條款1，並把行政慣例明載為法令規定之外（例如明定審議會應在第三季召開），似乎再無其他創新。

舉例而言，在委員組成上，草案第六條幾乎是照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二條，連委員出自哪一個單位、總共要有多少人，都一模一樣；關於勞動法上爭執已久的「怎麼定義工資」的問題，《最低工資法》也不打算捅這個馬蜂窩，只是將「工資」回歸到現行《勞基法》去定義，讓學者和法官繼續吵個不停。這些換湯不換藥的設計，不免讓人感到勞政機關誠意全無。

再者，關於到底基本工資是不是要參考經濟數據制定、要參考哪些經濟數據、又要在多大程度上與經濟數據連動，本次草案語焉不詳。雖然草案第十條指出「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但這並不能夠告訴我們，到底基本工資的調幅要與物價指數的增幅，在數字上要有什麼關係。也因此，這套草案恐怕只是為了敷衍勞工大眾而來，並不是民進黨因選舉大敗，試圖挽救敗局的改革之一。

不過，《最低工資法》草案的提出，也正好讓我們有機會把與基本工資有關的概念區別，弄得更清楚一些。

基本工資與最低工資有差嗎？

本次制定的《最低工資法》，最明顯的變更就是把「勞動價格管制政策」的名義，從「基本工資」改為「最低工資」。關於這兩者的差別，勞動法學者黃越欽曾批評，基本工資所說的「基本」讓雇主誤以為基本工資等同於「底薪」，而基本工資以外的薪資都是附加的「津貼」。法制上的錯稱導致雇主的錯誤認知，進而產生壓低工人薪資的效果。

不論黃越欽所說是否有現實根據，我們至少可以嗅出基本工資的低廉，可能跟台灣勞工「低薪」的體感有關。而長期與民進黨合作，推動基本工資法制位階提升的台灣勞工陣線，對更名為「最低工資」的主張，有另一套說法。

勞陣首先指出，國府在訓政時期曾制定過《最低工資法》，因故長期冷凍。但是，為了保障勞工、避免社會動盪，必須要以另一名義設定類似的工資管制。1956年制定、1968年實施的《基本工資暫行辦法》2，正是為了在表面上有別於「最低工資」，但希望在實質上達成相同目的，才會應運而生。

基本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另一個差別，勞陣認為在於其背後的原理依據。勞陣指出，早年政府考慮基本工資的主要理念在於勞資平等分配——經濟成長率應該一分為二，二分之一給資本家，另外二分之一透過除去物價波動的基本工資，分配給勞工。勞陣聲稱，這種說法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涓滴理論」，但考慮近年來「經濟體質劇變」，現在應該要回歸到以「支持勞工生活」為基礎的「最低工資」才行。

然而，對那些薪水恰好等於基本工資的225萬名基層勞工，工資的地板叫做「最低工資」或者「基本工資」，工資決定背後的論理是生存權或重分配，也許都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國家以法律擔保了工資的其中一部分，不只稍微平衡勞資間的不平等處境，更有加薪的經濟效果。

在沒有工資談判的底氣和靠山時，個別的工人難免會覺得，這筆得到政府保障的底薪，數字能越高越好。也因此，不論名稱，甚至不管背後的論理基礎，沒有辦法閃躲的問題是：哪些人有權決定這塊地板該放得多高？有權決定地板高度的人，也就能決定全台灣近四分之一的工人們的生計，乃至於決定他們的生死。

委員會決定還是公式計算？

過去台灣決定基本工資數額的方式，依據《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的規定，由勞、資、政、學等四方組成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決定全台適用的基本工資。這種決定方式在國際間並非少見，根據國際勞工組織2005年的報告《最低工資調整的基本原理》（The Fundamentals of Minimum Wage Fixing）指出，有47個國家透過三方委員會建議或審議最低工資，有18個國家甚至是由三方委員會「單獨決定」最低工資的金額。

以三方委員會的共識提出基本工資金額，等於是在勞資雙方各讓一步下做出的政治決定。畢竟，利益相衝突的勞資雙方，談判的氛圍絕不可能和樂融融。因此，透過平等比例、定期會議、參考經濟指標等方式，拘束雙方在對等地位下進行會談，也成了委員會制的一般特徵。

不過，如此一來，基本工資可說是完全淪為政治妥協的產物，更無法反映實質的物價波動、遠離人民對於物價和生活水準的感受。於是，要勞動部改採「公式制」的呼聲層出不窮。例如，勞動部就曾在2015年要求中華經濟研究院研擬可能的計算方式，中經院便洋洋灑灑地提出六套公式，每一套都考慮消費者物價指數、就業撫養比或經濟成長率與基本工資掛鉤的可能性。

相對於委員會制往往淪為政治妥協、甚至被鄙為「荒謬的鬧劇」，完全放手由公式決定的「公式制」似乎來得穩定許多。隨著經濟的安定成長，公式制能夠合理地拉動基本工資調幅，不但摒除政治決定的模糊空間，更能讓勞工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

然而風險也在這裡——要是公式的參考指標下滑了呢？要是經濟不成長了呢？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停滯與連帶而來的基本工資凍漲，都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以2009年金融海嘯為例，當年的經濟成長率為-1.57％，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則是-0.87％，難道此時辛勞工作的勞工們就必須與那些經商不利的老闆們「共體時艱」，基本工資也得向下調整嗎？

採用公式計算最低工資，勢必有一個起算的基期年份，這也造成了另一個問題：在引進公式制之前的物價波動與經濟成長，該怎麼處理？從台灣經驗來看，1997年到2007年間，基本工資曾連續十年凍漲，背後的原因可能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有關。雖然同一期間內，CPI成長了一成左右、GDP則成長了近七成，但基本月資卻只是微幅提高9.1％。3十年凍漲，讓基本工資和物價與經濟成長大幅脫鉤，這樣的差距該如何反應在後來的基本工資上？公式顯然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事實上，國勞組織就曾根據歐洲八零年代的經驗提醒，在啟用公式後，可能因為無法處理過去通膨對物價指數造成的「通膨慣性」（inflationary inertia），使得基本工資無法如實反映當下的物價。

此外，在討論到採用公式計算最低工資的模式時，國勞組織也特別強調，必須讓勞團與工商團體在最低工資的調整過程中，扮演「社會夥伴」的諮詢角色。由此看來，國勞組織並不支持徹底的、單一公式的公式制，並強調作為公式制配套的社會對話機制，或是導入地區別、部門別、產業別的差別工資定價，以及不同的經濟參考指標，來糾正上述可能的弊病。

也就是說，公式雖然摒除了勞資鬥爭對工資的干預，但要採用公式，公式的內涵（要採計哪些指數？）與公式的極限（碰到經濟停滯怎麼辦？）仍然是政治過程的產物。換言之，決定要採用委員會制或是公式制，本身也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間政治鬥爭的結果，而非其他社會變因所致。

法律比命令來得進步？

至於提升法位階，對基本工資的審議程序可能有哪些改變呢？

基本工資調整的法位階從命令提高到法律，也就意味著「決定『由誰來決定基本工資』的權力」的轉移。作為法規命令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是在《勞基法》制定之後，立法院授權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程序與會議規則，行政院與勞動部可以決定誰來參加會議、會議得在什麼時候開等等的行政細節4；當法位階提高為《最低工資法》以後，想要修改就必須通過立法院的立法程序，嚴謹程度與困難程度都大為提高。

法位階的提高雖然改變了法規調整的難易程度，但這並不表示提高位階後的法律就必然會比命令更能保障人民的生活權益，也不代表命令對人民而言就不那麼重要。說得白話一些，憲法、以及實踐憲法精神的法律、還有輔助法律的命令，是因為作為體系的一部分才能發揮保障人民權利的作用。特別法與普通法、實體法與程序法、公法與私法，作為一個體系，每一部法律都是不可或缺的，相互援用也相互支撐。

也因此，我們無法單單從位階上的調整，斷言法律是否進步。唯有結合文字上的法規範與現實中的法實踐，法律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才能得到凸顯。《最低工資法》因而不必然比《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來得更進步，或者更能保障人們的權益。我們必須同時觀察立法者是否建立了更完善的法規範，又是否在現實形成更健全的法實踐。

雖然《最低工資法》具體會如何操作仍不得而知，但要是法規範只是新瓶裝舊酒，不免讓人對法實踐的改革失去信心。我們唯一能確信的是，在爭取更高的基本工資之餘，透過工人集體或產職業別工會的力量，爭取最低工資以外的整體工資水平的提高，將會是與最低工資的鬥爭同等重要，甚至是更為關鍵的戰役。

• 1.透過類似覆議的機制，限制行政院只能退回一次審議結果，解決前行政院長陳冲主動退回基本工資調漲案、時任勞委會主委王如玄黯然下台的爭議。
• 2.根據社會學學者許甘霖的考察，之所以國府會在1956年制定《基本工資暫行辦法》，根本的目的與穩定政權有關。此舉除了安撫島內的工人階級外，一方面更是為了回應中共1956年提出「按勞分配原則」與「提高工資水平」的《關於工資改革的決定》文件，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讓國際勞工組織看到國民黨改善工人待遇的善舉。
• 3.雖然基本時薪在2006年提高了43.94%，但那是因為在九五聯盟等勞工團體積極抗議之下，基本時薪與月薪間的連動公式修正的結果。
• 4.參考1988年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原本設定的出席代表包含：勞委會、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經建會、農委會、主計處、人事局、省府、北市府、高市府、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全總、商總、工總及學者專家，與現在的組成可說是大不相同。猜測2002年之後委員會組成的調整，原因在於2000年後全總分裂造成全國級總工會增生的緣故。

法國的「黃背心」運動近日越演越烈，數十萬人上街抗議政府調漲燃油稅及生活費高漲。而最近即將在台上映的法國電影《全面開戰》，同樣聚焦於法國一場激烈的勞資抗爭，雖然故事為虛構，但全片極度寫實，節奏淋漓暢快，劇情充滿張力，看完如同經歷了一場發生在身邊的勞工運動，關注勞工議題的朋友不可錯過！

《全面開戰》描述一家總部設在德國的跨國汽車公司，欲關閉旗下在法國阿讓（Agen）的零件廠，大舉解雇1,100名員工，令這些工人備感憤怒的是，兩年前勞資才達成協議，工人願意加長工時，放棄加班費和獎金，換取資方承諾保障工人五年的工作權。不料資方竟一夕變臉，撕毀協議決定關廠，迫使工人罷工封鎖工廠，阻斷生產和出貨。

觀看這部片，我們會發現，外國資本家的嘴臉和話術，和台灣資本家的嘴臉和話術並無多少不同。比如資方表明阿讓的工人「缺乏競爭力」所以必須關廠，但工人在談判桌上當面戳穿資方謊言，直指公司關廠前一年仍獲利1,700萬歐元，企業高層還獲得加薪，資方裁撤阿讓廠的目的，純粹是為了謀取更多利潤，並打算將工廠轉移到勞動力較低廉的羅馬尼亞生產。對照台灣資本關廠外移尋求廉價勞動力，導致工人失業生活無著，早已不是新鮮事，只能說資本邏輯舉世皆然。

而電影中，法國工人遭資方背叛，被當成免洗筷用完即丟的悲慘處境，台灣勞工也絕不陌生。2016年空服員工會和華航資方簽下罷工協議不久後，就發生華航事後反悔跳票，國道收費員和蔡政府的協議也拖到現在沒解決；工人橫遭解雇的案例更是不勝枚舉，從今年宏達電資遣1,500名員工，到日資富士全錄擬全球裁員1萬人，波及台灣員工，再到最近傳出鴻海擬裁員10萬人，皆清楚顯示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的生死全靠資本家決定，勞工如不團結抗爭就只能任人宰割。而抗爭，也就是這群法國阿讓的工人走上的道路。

本片雖是劇情片，卻用紀錄片般的細膩度，寫實呈現了阿讓廠的工人從罷工、和資方面對面談判、政府介入調解、到法國企業聯盟抗議、佔領其他工廠，乃至逼出德國總部的總裁坐上談判桌的抗爭過程。這個過程絕非一帆風順，阿讓廠的部分工人就受到資方提出的優退金誘惑，因此破壞罷工，也有工人因所屬工會不同，而產生分化情形，這些「勞勞相殘」的情景，也是台灣工運經常面臨的困境之一。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片中的角色來自不同地域、階層和職業，但不論是工廠工人、勞方律師、資方高層、總統府顧問、德國老闆，各自的言行舉止都恰如其分。尤其令人讚嘆的，是坎城影帝文森林頓（Vincent Lindon）飾演的工運領袖，他完美演繹了一個外表堅毅、私下溫柔的工人，懂得如何號召、激勵和領導其他工人，與資方鬥爭時毫不退縮，但他也非聖賢，甚至因過度信任政府而誤判形勢，而導致他最後悲壯的一擊。

《全面開戰》講的是一家跨國企業關廠引發的法國勞工抗爭，但反映的其實是更普世性的問題，亦即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全世界勞工都面臨著勞動條件下降、工作權隨時可能不保的危機。片中阿讓廠工人的抗爭有失控的暴力場面，而現實中的黃背心運動同樣有「暴亂」情形發生，但在這些顯而易見的「暴力」之外，我們或許更應該看到的是日常生活中從未間斷的──資方壓榨勞工的「暴力」，認清暴力的結構性根源。

面對勞資不平等的關係，勞工的出路在哪？電影開頭所引用的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名言值得我們銘記：「戰鬥的人可能會輸，但不戰的人必敗無疑！」

民進黨在年底大選大敗，半片江山拱手讓人，各方開始檢討過去兩年半民進黨執政的錯誤，勞動部長許銘春日前也鬆口表示，有聽到勞工聲音，會與內政部研議是否再調整，但今天（12/4）行政院卻直接打臉許銘春，表示現階段沒有重新討論恢復七天假的必要。

勞動部長許銘春上週四在立院備詢時指出，將與內政部研議是否歸還七天假，賴清德也表示「會全盤考量」，今天下午勞工團體先後至內政部與行政院抗議，要求政府明確回應是否歸還七天假，提出明確檢討計畫，現場卻未獲具體答覆。在勞團結束抗爭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回應表示「沒有重新討論恢復七天假的必要」，態度異常強硬，不僅「沒有恢復必要」，甚至也「沒有重新討論必要」。

勞團今日下午先赴內政部，詢問與勞動部研議進度，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葉瑾瑜表示，在上次修法中，民進黨政府強調國定假日要「全國一致」，因此若要歸還七天假，應該不單是勞動部的業務範圍，而是由內政部來訂定應放假之紀念日與節日，然而內政部民政司科長簡鈺珒出面時，卻只是不斷重申，若勞動部打算增加勞工休假日，內政部將會配合，將球踢回給勞動部。即便勞團再三逼問，內政部仍不願透露目前是否有任何研議進度，以及自身的部會立場。

隨後，勞團又再轉往行政院，但只得到行政院參議翁玉麟接受陳情，只能「將民眾意見往上通報」。勞團原來預計，給行政院一週時間準備，下週將再赴行政院抗議，要求政院給予是否還七天假的明確回覆，然而，今日行動結束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卻強硬表示，現階段沒有重新討論恢復七天假的必要。

政院在勞團陳情時選擇不出面回應，事後卻強硬放話，葉瑾瑜痛批，這顯示民進黨即便經歷選舉大敗仍未反省，未來人民的憤怒一定還會反映在2020年的總統立委大選，讓民進黨再輸一次。葉瑾瑜同時也警告過去配合行政院砍假的綠委，應該謹慎考慮民意。

桃園市政府清潔隊員莊志鴻在2015年工作時發生嚴重的椎間盤突出，經臺大醫院和桃園市勞動局認定為職業病，然而雇主桃市府清潔稽查大隊不服認定持續爭議，勞動部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討論後，今年六月推翻原認定，改認定為「非職業病」，導致莊員喪失職災保障。桃市環保局工會今日（12/5）偕同莊員前往勞動部陳情，批評鑑定有疏失，呼籲重啟調查。

桃園市清潔隊員莊志鴻2015年9月執行垃圾清運時不慎滑落，造成嚴重的椎間盤突出，他因此長期服止痛藥，曾吃藥吃到胃出血，近三年來開了大大小小的手術。莊志鴻表示，他被認定為職業病後，可以請公傷病假緊密就診，也讓他有希望康復上工，但是六月時勞動部鑑定委員會卻改認定他不是職業病，資方隨即主張他請的公傷病假不算數，並要求休養中的他立刻上工，由於他因病還無法出勤，七月時竟遭雇主解雇，喪失工作權。

莊志鴻不滿地說，鑑定委員會調查期間他提出很多資料，但鑑定委員會委任的長庚醫院調查團隊都不願採信，大呼鑑定結果不公，他因此在七月向勞動部提出訴願，但至今仍無下文；他呼籲訴願委員會正視職災勞工困境，重啟職業病的調查，也希望公司還他工作權。

桃園市環保局工會總幹事吳嘉泓指出，鑑定委員會的鑑定有兩大疏失，首先是錯誤採信了資方提出的莊員年資資料，和勞方主張的年資落差達一年多，導致低估莊員擔任隨車清運隊員時的腰椎負荷，使醫師未能認定為職業病；其次是莊員的勤務改為專職駕駛後，車輛震動持續對他的腰椎產生極大負荷，但長庚調查團隊卻不願將其納入考量。吳嘉泓認為，勞動部的第二次鑑定充滿瑕疵，應重啟調查。

工傷協會專員、桃園市環保局工會顧問劉念雲表示，在他們接觸的許多清潔隊員的職災案例中，莊志鴻的椎間盤突出案並非個案，很多清潔隊員都有類似職業病。她認為，現行的職業病鑑定，將太多舉證責任放在勞方身上，但最後常常又採信資方證據，對勞方並不公平，且容易讓職災工人退卻，不願申請職業病認定。劉念雲表示，希望接下來勞動部召開本案的訴願會時，委員可以保持調查和鑑定的公正性。

針對莊員和工會陳情，勞動部勞動法務司訴願科長林佳世出面接下陳情書，表示21日會再召開訴願委員會，當事人和工會代表可陪同到場陳述意見。吳嘉泓強調，莊員從原本受職災身分保護，到變成失業勞工，和鑑定委員會的疏失有關，訴願會應盡速駁回鑑定結果，重新調查莊員的職病案。

文／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過去一個月的大事，莫過於九合一大選，這次選舉備受各界矚目，不僅是因為牽動地方縣市藍綠版圖重組，還因為十個公投案綁大選，讓選民同時對同性婚姻、性平教育、以核養綠、空污等多個重大議題投下贊成或反對的一票。選舉結果出爐後，跌破不少人眼鏡，民進黨輸到脫褲，國民黨贏得連自己也不敢置信，而社運普遍支持的同婚和性平公投、反核的立場，也受到民意「打臉」，遭遇重挫。

苦勞網從選前就相當關注這次大選，鑒於許多工運人士投入地方選戰，我們從勞工階級的角度製作了「工運參選」專題，專訪三位參與這次大選的工運人士，他們分別是左翼聯盟的黃德北、華航企業工會的朱梅雪和勞動黨的羅美文，雖最後僅有羅美文當選新竹縣議員，其他兩位則鎩羽而歸，但這樣的嘗試想必不是徒勞的，而將成為往後工運投入參選或其他政治路線的寶貴經驗。

另一方面，公投結果也是我們關注的焦點。在開票結果當夜，我們立即出了一篇討論同婚公投失敗的評論，檢討部分同運人士自提公投的策略和運動的倫理。並在接下來幾天，分別就公投可否調解社會矛盾、保守派和進步派的關係，以及左翼未來的路，提出了我們的看法和觀點。

為了深化關於選舉和公投的討論，苦勞網的南方國際也編譯了「選舉路線對不對？左派祖師爺馬克思告訴你」，並刊出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林淑芬教授的「公投與人權──社運倡議者的民主難題」等文章，刺激讀者的思考。

由於平權公投在這次大選中遭遇反挫，許多論者將大選結果視為保守勢力的反撲，但其實時代力量、社民黨、勞動黨等小黨在這次大選都有所斬獲，厭棄藍綠的中間選民的崛起，也是值得注目的現象。選後，或許是社運反思的好機會，考驗著進步勢力如何和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對話，將自己的政治議程扎根於社會之中，並推動整個社會前進，這也是苦勞網努力的目標。

醫療界長年以來一直有個陋習，各大醫院總是要求醫護人員在休假時間進修，卻不給補休和加班費，經過臺大醫院工會爭取，台北市勞動局最近發布函釋，表明臺大醫院強制員工參加的教育訓練課程，皆需計入工時，否則將違反《勞基法》，為打破「自假上課」的陋習帶來曙光。

針對醫療界長年要求醫護人員「自假上課」，即在休假時間進修的情形，臺大醫院工會今日（12/6）召開記者會宣布，根據台北市勞動局發布的正式函文，臺大醫院要求醫療人員修習的「全院必修面授課程」（包含消防安全、感染控制和跨領域等等），以及「特殊單位需求課程」（ICU訓練、ACLS和PALS課程等等），都屬雇主強制性要求參加，應計入工時，依法給予加班費或補休。

這個改善醫療人員權益的突破，可說是臺大醫院工會努力爭取的成果。今年（2018）10月，臺大醫院工會亦曾召開記者會，揭露「自假上課」血汗陋習，並和臺大院方進行勞資調解，但因院方不接受工會訴求以致破局。11月工會再度發動勞檢，勞動局事後函覆，終於確認「全院必修面授課程」和「特殊單位需求課程」需納入工時。

臺大醫院工會監事、護理師張佑安表示，醫護人員已經工時過長，醫院資方還逼迫大家用自己假日上課，導致醫護人員身心俱疲。她表示，現在爭取到相關課程納入工時，證明小蝦米可以戰勝鯨魚，希望更多醫療人員一同加入工會，壯大工會實力，改善醫療權益。

除了臺大醫院，其他醫院也有自假上課的惡質文化。北市聯合醫院企業工會理事、護理師郭簣瑩指出，日前工會對北醫員工發動問卷調查，發現有88%人員被迫上課，超過半數沒有公假、補休和加班費。此次函釋認定醫院若干課程都需計入工時，她也呼籲各醫院遵守，否則將搜尋證據提出勞檢。

臺大醫院工會秘書陳宗欣表示，對於勞動局函釋，臺大院方表示才剛收到公文，還未正面答覆，但根據函釋，沒有給加班費和補休就是違法，未來將鼓勵員工報加班費，如果醫院不給加班費，也會持續提出勞檢。

法國：燃料稅凍漲 馬克宏暫不考慮恢復富人稅

歷經連續三個週末「黃背心」於全國各地與巴黎的激烈示威， 法國政府決定放棄調漲燃料稅。法國總統府愛麗舍宮發表聲明表示，總統馬克宏與總理菲力普（Édouard Philippe）都希望將燃料稅調漲自2019年預算中移除。有示威者對馬克宏的決定表示歡迎，但認為為時已晚，各個抗議團體也將討論進一步的行動。

另一方面，馬克宏已經排除重徵富人稅的可能性。取消「財富團結稅」（ISF，對130萬歐元以上資產的課稅）是18個月前馬克宏政府上任財政改革的第一步，希望藉此吸引投資者，並阻止富人出走法國。根據估計，這樣改制將讓法國最富有的1%，明年收入增加6%，馬克宏也因此被稱為「富人的總統」。

11月17日開始的黃背心示威，由原本反對燃料稅的抗爭，演變為反馬克宏的全面示威，上週六示威更讓巴黎經歷數十年來最激烈的暴動，除了示威者與警方爆發衝突，香榭大道上的店家與車輛也遭搗毀，共計有412人被逮捕。

《衛報》報導引用兩則民調，指出雖然有72%民眾支持黃背心運動，但是也有70%的人認為，示威應在燃料稅凍漲後暫停。

墨西哥：左翼總統上任 稱新自由主義是災難

上週六，歐布拉多（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正式就任墨西哥總統。就職典禮演說中，歐布拉多嚴厲批判新自由主義，並且宣布將廢除爭議性的教育改革、起訴國家暴力，並且禁止水力壓裂法（fracking）。

歐布拉多批評除了批評財富累積令人民貧窮以外，還稱「新自由主義是一場災難」，他以能源改革為例，「新自由主義之前，我們在天然氣與柴油等能源上自給自足，如今我們一半以上需要依賴購買，薪資購買力卻同時下降。」

墨西哥前任總統尼托（Peña Nieto）實施的能源改革，將國家經營近70年的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私有化，此舉並未使燃料產量增加，相反地，2016年時，墨西哥成為美國石油的淨入口國，導致燃料價格上漲，引發全國示威，此外墨西哥石油公司也在2015年裁員1萬5千人。

歐布拉多也承諾，他的政府永遠不會命令鎮壓人民，也不會掩飾違反人權的罪行，並強調政治與經濟勢力分離，以及打擊貪瀆、國會議員與政府高官薪資減半。

西班牙：極右翼政黨贏得地方議會席次

反對非法移民與加泰隆尼亞獨立的政黨「Vox」，在上週日（12/2）西班牙安達盧西亞的地方議會選舉中，獲得12個席次，這是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民主化之後，該極右翼政黨首次於地方選舉中獲勝。

選舉結果被視為是歐洲民族主義浪潮首次襲捲西班牙。半島電視台認為，在西班牙，許多人仍對佛朗哥的軍事獨裁統治記憶猶深，過去一直能免於這股浪潮。

執政的工人社會黨仍獲得33個席次，但選舉結果不如前次。保守派的人民黨（PP）已表示將與工人社會黨以外的所有黨派進行會談，如果加上Vox與中間偏右的公民黨，三黨將在議會形成多數。

安達盧西亞是歐洲失業率最高的地區，隨著穿越地中海進入義大利的主要路徑被封鎖，安達盧西亞成為數千名非洲人進入西班牙的入境點。

南韓：法院判決 日本三菱需賠償二戰強迫勞動受害者

南韓高等法院上週四（11/29）判決日本三菱重工業必須賠償二戰期間強迫勞動的28名韓國人。法院維持2013年的判決，要求三菱必須支付原告每人7萬1千美元的賠償金。判決結果引發三菱與日本政府的不滿，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聲明譴責判決，強調結果令人極度遺憾，並表示此舉破壞日本與南韓之間友誼聯繫的法律基礎。

其中5名工人曾在日本採取法律行動，但是他們的案件遭到駁回，理由是根據1965年日韓基本條約，南韓民眾請求賠償的權利已被終止。

上月，南韓最高法院也判決，新日鐵與住友金屬（Sumitomo Metal）需為戰時強迫勞動負起賠償責任。法院聲明指出：「該條約並未涵蓋強迫勞動的受害者要求日本企業為侵犯人權之罪行進行賠償的權利，這些罪行與日本政府非法殖民與戰爭侵略韓半島直接相關。」

關於美國的偉大神話是這樣的：我們生活在「菁英領導」的制度之下，「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將登上頂點，而且只要憑藉智慧與努力，任何人都可以做到這點。稍微檢視布希家族的歷史將證明這全是謊言。

布希家族的家族故事，可從今日小布希入主白宮，回溯至家族兩方的曾祖父；四個世代藉由裙帶資本主義累積財富並且位居高位。

布希家族的男人們沒有一個是智庫理論家、大學教授、外科醫師或是藝術家。從族譜的頂端至上層，布希家族的崛起與致富，與石油產業及軍工複合體的命運關係密切。

「如果總統家族的關係是一座主題公園，布希家族的世界將是不容錯過的景點。」《美國王朝：布希家族的特權、財富與欺騙的政治》這本新書的作者菲力普（Kevin Phillips）如此寫道。「與中情局（CIA）有所聯繫的中東銀行與佛羅里達州的儲蓄借貸協會並肩，後者曾經為尼加瓜拉的反政府武裝團體（contra）洗錢。數十座沒有找到油的油井將持續運作，感謝配戴雷根－布希徽章、抽著1支20元雪茄的老頭們的定期存款。」

布希家族醜陋的崛起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布希家族來到我們身邊，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1。布希家族宣稱其血統可追溯至英國皇室。但是腐敗的當代布希家族，始於小布希的外曾祖父，喬治・沃克（George H. Walker）。

沃克是華爾街公司「哈里曼企業」（W.A. Harriman & Co.）的總裁。作為一名戰爭販子，他與摩根家族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英國與法國購買數十億的武器並且因此致富。1920年代，當他監管巴庫（Baku）2油田的重新建造時，讓他首次明白石油對於促進利益與推動戰爭的重要性越來越大。

在他的人生巔峰，沃克是17家公司的董事，並在全國各地都有家產，包括南卡羅萊納佔地1萬英畝的狩獵區，根據他的曾孫女表示：「伺候我們的都是最棒的黑人僕人們。」

小布希的另一個曾祖父是畢業於耶魯的賽穆爾·布希（Samuel Bush），他是俄亥俄鋼鐵（Buckeye Steel）的總裁。與沃克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賽穆爾·布希靠著生產小型武器所需原料而致富。當然，這也有助他在1918年時，成為美國政府戰爭工業委員會軍械、小型武器與彈藥部門的主席。

像是病毒一樣，布希家族每個世代都在小布希身上留下致命的基因。小布希的祖父是普雷斯科特·布希（Prescott Bush），他從岳父手中繼承合併後的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中的職位。1930年代，他為布朗兄弟處理「德國事務」，為希特勒的德國提供新武器而撈進大筆財富。

1930年代期間，美國在歐洲其他地方投資下滑的同時，對德國的投資卻增加了49%，布朗兄弟更是領先群雄。在這個將在二戰期間成為美國敵人的身上牟取暴利，並未阻礙普雷斯科特·布希擔任兩個「秘密」為曼哈頓計劃提供研發原子彈的原料的委員會成員。

就像1930年代時美國其他統治者們插旗德國金融與政治，普雷斯科特在德國二戰戰敗後隨即入場。他也協助惡名昭彰的杜勒斯（Dulles）兄弟建立戰略情報局（OSS），即中情局的前身，布希家族因此踏入間諜事業。

普雷斯科特之子、小布希之父的老布希，用前德州州長安·理查茲（Ann Richards）的話來說，「他天生好命啊！」（with a silver foot in his mouth）。和父親與祖父一樣也是耶魯大學校友的他，憑藉家族關係進入石油產業並且賺了一筆。

被視為「智識尚淺」的老布希，在成為雷根的副總統前，除了代表富含石油、每人平均擁有勞斯萊斯最多的德州出任眾議員之外，從來無法贏得選舉。

另一方面，「布希老爹」出任所有共和黨所能為他安排的每一個非選舉職位。他曾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中情局頭子，以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在聯合國，他因為在會議與辯論期間為政治獻金捐款人撰寫「感謝字條」而聞名。

1980年的共和黨內總統初選，老布希創造了「巫毒經濟」一詞形容雷根對富人減稅的提議，但在輸給雷根後，隨即加入支持該政見的行列並且成為副總統。在雷根總統任期內，作為前間諜頭子並與石油業關係匪淺的他，成為政府向伊拉克海珊政權挹注美元與武器的關鍵人物。

同一時間，布希也協助與伊拉克的頭號敵人伊朗做生意，美國對後者非法銷售武器，並且利用賺來的利潤支持為了推翻尼加拉瓜左翼桑定政府而戰鬥的反政府游擊隊。1988年，布希終於贏得總統大選。

他最為人所知的稱號就是「巴格達劊子手」，1991年第一次波灣戰爭中約20萬名伊拉克人死亡便是他的責任，這是戰爭史上空中轟炸最密集的一場戰事。戰後，布希的支持度將近九成。

但是，他的支持度因為1990年代初期的經濟衰退而下跌，1992年，他只得到37%的普選票（popular vote），這個數字在歷屆所有角逐連任的總統中，是數一數二的低。某次讓媒體拍照的場合，對他的競選宣傳也沒有助益，照片裡頭的他，因為超市的掃描系統與牛奶價格之高而感到驚訝。

老布希：「我永遠不會為美國道歉。永遠。我不管事實到底是怎樣。」1988年，時任副總統的老布希在美國軍艦文森尼斯號擊中伊朗航空民用飛機，造成機內290名乘客與機組人員死亡後發表上述談話。

如何透過倒閉 獲得商業成功

老布希一定納悶，為什麼自己的兒子小布希會這麼做。這個笨蛋兒子跟隨老爸的腳步入主白宮。

小布希受父親影響多年，包括利用這樣的「影響」，規避越戰期間被徵召入伍，並且加入德州的空軍國民警衛隊，接著想辦法讓自己調任至密西西比，最後決定根本不現身。

小布希試圖利用家族的影響力，在石油事業中致富。本來他的生意會是一場徹底的失敗。他的公司「布希能源公司」（Arbusto Energy），在產業界被稱為「樹叢」（Are-Busto，西班牙文，Bush在英文裡頭也有相同的意涵。），賠了3百萬美元。幸運的是，一個包括耶魯同窗在內的辛辛那提團體最後買斷他的股份。

老布希仍是副總統的時候，兒子成了新創的「光譜7能源公司」（Spectrum 7 Energy Corp）董事長。小布希這次也未能嚐到成功。但是正如英國《觀察家報》（Observer）指出，「每當他挖到一口乾井的時候，總有人願意為他端上現金。」哈肯能源（Harken Energy）買下光譜7，布希成為董事會一員，並且分配到16%的股票。

當哈肯創辦人被問到為什麼想要買下一家倒閉的公司，他回答道：「因為他的名字是喬治·布希。」哈肯也虧了大錢，但是卻隱瞞損失。就在壞消息傳出、哈肯股票價格暴跌的幾週前，幸運的小布希以84萬8千美元的價格，賣出2/3的股票。

一份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備忘錄結論表示布希違反內線交易的規定，但是卻從未被起訴。每個人都堅稱這與他老爸是美國總統的事實無關。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於布希內線交易以及他底下破產公司的所有調查紀錄都被封存，並且不向大眾公開。

他們的雙手沾滿鮮血

布希家族晚近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伊拉克。1970年代中期，老布希作為中情局頭子，繼承該單位支持海珊爬上伊拉克政權的秘密歷史。

作為雷根的副手，他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監督政府對於伊拉克的支持。「越來越清楚的是，整個1980年代大部分隱身於幕後操作的老布希，對海珊的伊拉克給予許多資金、情報與軍事協助，使後者成為美國最終不得不摧毀的侵略勢力。」美國廣播公司的科佩爾（Ted Koppel）於1992年如此說道。

布希與其他雷根政府的官員促成情報、軍事支持，甚至是先進生化武器零件的移轉。當海珊越軌侵略科威特，因此威脅中東石油的流通時，布希策劃第一次波灣戰爭。

為時七週的戰爭，民眾死亡人數高達20萬，之後布希呼籲伊拉克人民起身對抗政權。但是當庫德族與什葉派真的造反了，布希政府卻決定：還是海珊的復興黨執政比較好，並且允許政權鎮壓叛亂。因此，老布希需為近來發現「伊拉克什葉派的亂葬崗」負起直接責任，這還是小布希入侵（伊拉克）後美軍所發現的。

關於小布希正在「收拾父親在伊拉克的殘局」這樣的說法已經有很多，但是如果只把第二次波灣戰爭視為家族復仇則是錯誤的。

起碼，許多民主黨人都支持戰爭與佔領。第二任布希政府受到右翼狂人倫斯斐（Donald Rumsfeld）的支持，下定決心要改造中東，伊拉克則是第一階段。

不過，歷史確實會重演，第二個喬治·布希需為無數伊拉克人的死亡負責。希望，一如他的父親所經歷的，戰後對於入侵伊拉克的仔細檢視也可以導致小布希被罷黜。

右翼已經接管大局？

華盛頓已經被隱身幕後的右翼陰謀團體把持，而布希家族正是他們的領導人嗎？這是菲力普《美國王朝》一書的邏輯推論，本文大部分資料也出於此書。

菲力普曾是尼克森政府的高層顧問，也是共和黨內備受敬重的人物，而他正在反咬滋養他的體系，揭露了美國政府如何運作的事實，這樣的資訊通常都被隱藏得好好的。但是他對於華盛頓的描述並不全然準確。

根本而言，菲力普相信布希王朝成為某種世襲「皇室」，並且篡奪了華盛頓的權力。但是這暗示著存在著一個更民主的體制，以及一群更加關心美國百姓真正利益的政治家被奪權。

菲力普無法承認華盛頓建制派的其他人，包括民主黨這個理應是共和黨權力掮客的「反對派」，也是環繞著相同利益，並以維持現狀為目標所組織起來的。

以伊拉克問題而言，在兩任布希總統的8年任期之間，柯林頓對這個國家執行的軍事與經濟戰爭同樣致命。兩次波灣戰爭之間，約1百萬名伊拉克人因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經濟制裁而死亡，而柯林頓執行的時候毫無遲疑。柯林頓改以對伊拉克進行「政權顛覆」為目標，也為小布希更加侵略性的立場鋪平道路。

在其他重大議題上，柯林頓的紀錄實際上比老布希更加右傾。舉例而言，布希老爹或許希望福利「改革」，但是是柯林頓與民主黨頒布災難性的法案，讓數百萬人深陷貧困。

布希家族或許是體制最醜陋的一面，但他們只是美國政治建制的一部分，而這個體制以推動富人與有權者的利益為己志。我們阻止小布希的鬥爭意味著挑戰華盛頓與整個美國的腐敗體制。

• 1.【譯注】原句：「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出自《資本論》第一卷。
• 2.【譯註】巴庫是亞塞拜然首都，20世紀初曾是世界產量最高的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