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黎明幼兒園因被納入市地重劃自辦重劃範圍而面臨拆除，在台中市政府表態拒絕介入協調緩拆後，幼兒園園長林金連與聲援團體今天（1/31）再度前往總統府陳情，主張本案凸顯現行自辦市地重劃的法律條文漏洞，縱容財團主導「重劃會」炒作土地搶奪人民家園。黎明幼兒園今日也宣告向社會大眾募款，目標籌得2,589萬繳納反強拆的擔保金。

官司仍在進行 重劃會砸錢要法院強拆

黎明幼兒園位於台中市「單元二黎明自辦市地重劃案」，由於林金連拒絕配合重劃，遭重劃會提告妨礙施工。官司纏訟多年，一、二審都判決重劃會敗訴，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台中高等法院更一審仍判重劃會敗訴，直到更二、三審逆轉判決黎明幼兒園敗訴，黎明幼兒園目前再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然而，雖然案件仍在審理中，但由於重劃會向法院提存800萬擔保金提起假執行，本月12日黎明幼兒園收到限期履行拆除通知，必須在15天內自行拆屋交地，否則法院將代為強制執行拆除。也因此，黎明幼兒園發起這次的募款，目標籌得2,589萬的擔保金，才能擋下這次的強制執行。

台灣土地正義聯盟理事長陳致曉表示，本案不只是黎明幼稚園的個案問題，因為浮濫重劃目前已經在全台開始蔓延，財團透過自辦重劃掠奪人民土地，而且經常都是同一批財團，例如在台中、台南、高雄，都可以看到長億集團楊天生的身影，同一批財團正在全台吞食人民的土地。陳致曉強調，黎明幼稚園案的司法訴訟未定讞，但在訴訟階段重劃會只要拿出800萬就可以要求法院強拆，人民若要保護自己的家園，還要付出2,589萬，凸顯制度荒謬。

陳致曉指出，過去在選舉期間，無論蔡英文、林佳龍，台中的競選總部都設在楊天生的房地產上，顯示政治人物與財團根本是勾結在一起，所以才不願意解決制度問題。如今國民黨在台中執政，人民都在看他們將會怎麼解決。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楊友仁表示，2012年台北市文林苑的士林王家曾發生類似狀況，當時是因為都市更新面臨強拆，必須向社會募款一千多萬，如今面對的則是自辦重劃，制度放任建商握有絕對強拆權利。楊友仁強調，黎明幼稚園自辦重劃過程中有嚴重瑕疵，沒得到過半地主同意，而且訴訟還在打，重劃會就動用強拆條款。如今唯一能抵抗重劃會掠奪土地的方式，就只能靠募款，擋下這波強拆換取時間，等待最高法院作出判決。

楊友仁指出，中央政府其實有大的作為空間，他呼籲蔡英文應立刻啟動制訂市地重劃的專法，因為現行制度有很大漏洞，導致全台很多人民都受到重劃會與財團的強拆。「都市更新起碼還有位階較高的《都更條例》規範開發行為，但市地重劃規範很鬆散，只有低層級的自辦重劃辦法，這部分是中央層次可以積極介入的。」

林金連在記者會上哽咽表示，已經對現任政府感到很失望，兩年前他曾在台中火車站向蔡英文下跪陳情，「她拉著我的手牽我起來告訴我『你的事情我知道』，我們苦苦哀求等了兩年，結果竟然還是要拆！」林金連控訴，不知道國家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財團這麼霸道，竟連總統都沒辦法處理，讓他非常痛心。林金連表示，黎明幼兒園是站在最前線，如果被拆，就顯示未來財團時時刻刻都可能理所當然地去拆更多人民的家，希望各界支持。

記者會後，林金連與部分聲援者進入總統府陳情室陳情，過程中林金連情緒激憤嘗試自殘，用筆割傷自己的左手臂受傷，並拒絕送醫，目前仍在陳情室僵持中。

羅莎·盧森堡頭部中槍，屍體被丟在蘭維爾運河（Landwehr Canal）裡，近四個月都找不到。卡爾·李卜克內西則在附近的一個公園裡被殺害。德國社民黨（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SPD）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和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得為這起重大政治犯罪負責。他們透過迫害和謀殺羅莎和卡爾領導的最激進派別，來達成摧毀德國「工人委員會革命」（revolution of the workers' councils）的目標。

盧森堡、列寧與托洛茨基是同一世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發展戰略思想，專注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

改良或者革命？

1898年，盧森堡抵達德國，並加入第二國際中的主要黨派，德國社民黨。她作為理論家與辯論家的才能，讓她在與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關於「改良主義」（revisionism）的辯論中，迅速脫穎而出。

在《新時代》（Neue Zeit）雜誌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伯恩斯坦質疑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基本命題。他論證道，隨著信貸體系與信託的擴大，資本主義已經克服了普遍性的危機。倘若資本主義災難的發生，不再迫在眉睫，那麼社會主義就無需歷經革命的「創傷」，相反地，社會主義將隨議會民主的擴大，以及工會與合作社的成長而逐漸發展。

伯恩斯坦的改良主義攻擊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阻礙了社會主義社群為遙遠未來而奮鬥的鬥爭。

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成功改革的運動就是目的：「社會主義沒有終極目標，而運動就是一切。」一旦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模糊不清，完全脫離具體的政治實踐，社民黨就會放棄階級鬥爭的陣地，調整說法，避免失去中產階級的支持，並尋求與自由主義黨派的結盟，以取得議會中的多數席次。

十九世紀後期資本主義的轉型是改良主義命題的基礎。隨著壟斷的發展、資本的出口與對殖民地的控制，形塑了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期。在資本主義發展與歐洲資本家利潤增加的背景下，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特別是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勞工貴族」）有些許讓步。

與此同時，德國在1890年廢止了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律，這讓工會與社民黨得到空前的成長。

盧森堡挑戰了伯恩斯坦的觀點，並論證資本主義並沒有克服其產生危機的傾向。根據她的說法，壟斷與信貸體系的發展並不會舒緩資本主義的矛盾，反而會強化矛盾。因此，對盧森堡來說，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仍舊有效。

在《社會改良還是革命？》（Reform or Revolution）一書中，她認為社會主義並非立足於理想主義之上的道德理想或慾望，而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矛盾分析的具體需要：

眾所皆知的是，社會主義的科學基礎取決於資本主義的三個後果：首先是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無政府狀態，這使它的崩潰成為不可避免；第二是生產過程進一步的社會化，這就替未來的社會制度創造了堅實的出發點；第三是無產階級不斷增長的組織和階級覺悟，這是即將來到的革命的積極因素。

在盧森堡辯證式的思考中，階級鬥爭的方法與社會主義的目標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連，而這是伯恩斯坦否定的動力之一。對盧森堡而言，這意味著改良與革命並非社會主義組織工作中兩個不同的戰略或階段；對她來說，倘若改良主義的鬥爭透過工人階級的方法為之（包含糾察隊、罷工與總罷工），這場鬥爭將可以成為發動組織社會主義革命的引擎。但要是社會改良本身成了目的，那麼它就將成為通向新社會的鬥爭的阻礙。

此外，她也認為改良主義作為戰略的問題在於它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危機的循環週期。在利潤可觀時，資產階級可能允許進行一些改革，而這些改革將在危機時刻從工人階級手中奪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改革只能提供「缺乏內容的保證，這種方案的邏輯結果必然導向幻滅。」

另一方面，伯恩斯坦將工人階級的工會行動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逐步實現更公平的財產分配的方式。盧森堡指出，在不破壞資本主義體系機制的情形下，工會不過是在從事「某種徒勞無功的工作（a kind of Sisyphus work）」：由於資本一再襲擊，工會每次都得前進、後退，然後再從頭開始。

關於改良主義的爭端，預示著未來幾年內社民黨內部的艱難辯論。自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以來，經濟成長與低度的階級鬥爭導致社民黨領導人習慣了議會與工會的例行戰術。在黨內和工會中，一個巨大的官僚機器因此得以形成與鞏固。盧森堡是最早與之戰鬥的其中一位社會主義者。

進化成一場革命

1905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是自巴黎公社失敗以來，歐洲第一次階級鬥爭的大爆發。總罷工與蘇維埃的出現標誌著此一運動的誕生，這在歐洲的社民黨派中開啟了重要的辯論。

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及列寧一樣，都反對孟什維克（Mensheviks），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必須獨立於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發揮主導作用。她在德國成了俄國革命的發言人，寫了幾篇關於革命的文章，並透過會議與德國工人分享她自俄國經驗中習得的教訓：「進化成一場革命。我們正看著俄國革命，若我們不從中汲取教訓，我們不過就是個屁。（we would be asses if we did not learn from it.）」接著，她秘密前往華沙，直接參與那裡的行動，還被監禁了好幾個月。

在整個歐洲，俄國革命激起了罷工與抗議的風潮，德國工人也越來越關注他們的俄羅斯同胞的命運。盧森堡在《群眾罷工、黨和工會》（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一書中指出，西方社民黨必須學習俄國革命，並組織大規模的政治罷工。

然而，德國工會通過了反對總罷工的決議，社民黨的領導人在1906年接受了曼海姆會議（Manheim Congress）上工會官僚們的立場。盧森堡在前面提到的那本書中反對黨內工會領袖的保守立場：「在這場關於群眾政治罷工的辯論中的發言來看，你必須抱頭自問：我們真的活在俄國革命的光榮年代，還是落後了整整十年。」

她認為，有別於準時有序的罷工或者激進的罷工，結合經濟性與政治性的總罷工是革命鬥爭的新形式。她也考慮到，社民黨不該把自己限縮為德國政治情勢發展中的消極角色。她的說法是：社民黨「不能也不應該懷著宿命論，環起雙臂，等待『革命形勢』發生，或是等待自發的群眾運動會從天上掉下來。相反地，它一直以來的責任是預測事件的進程，尋求促成它們發生的可能。」

1910年，當盧森堡與她的前盟友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就社民黨在德國新一波工人鬥爭的背景下提出的戰略辯論時，辯論內容更加深入了。盧森堡認為，社民黨應該呼籲政治罷工，而考茨基認為這只會危及社民黨已經取得的成果。

考茨基認為，社民黨必須等待1912年的下一次選舉，以增加該黨在議會中的影響力。考茨基將自己的方針定位為「消耗戰（strategy of attrition）」，並反對盧森堡的「顛覆戰（strategy of overthrow）」。考茨基的中心思想是「避免決定性的戰鬥」，以積累力量並「消滅敵人」。盧森堡對此的回覆是，「這只是議會制罷了。」

兩人之間的辯論，使得社民黨左翼與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劃清關係。因為預料到德國社民黨與工會在面對帝國主義戰爭時所採取的反革命意向，盧森堡甚至在列寧之前，就開始反對社民黨與工會中的官僚領導人扮演的保守角色。

社會主義或野蠻

1914年，改良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將逐漸趨向和平發展的夢想被戰爭所擊碎。自《共產黨宣言》出版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確定了國際主義的重要性：「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過去以來，社民黨總是主張：倘若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發生戰爭，工人就將拒絕戰鬥並要求進行總罷工。然而在此關鍵時刻，這個第二國際中規模最大、組織最完整——擁有百萬名成員、並得到1/3選民支持——的政黨，卻背離初衷。這個歐洲的社會主義政黨隨著統治階級涉入戰爭。

當德國國會於1914年8月4日針對戰爭預算進行表決時，110名德國社民黨投下了贊成票。這對工人運動來說無異是一記沉重的打擊。社民黨提出了對「家園」的辯護，亦即：與本國資產階級政黨的統一，而不是與歐洲工人階級的團結。盧森堡對此一事態感到不可置信。當天，幾名社民黨人聚集在她的家裏，與她一起成立反戰的團體。12月，議會舉行了對於新一波針對軍事預算的投票，李卜克內西是唯一反對的社民黨代表，他留下一場著名的演說：「不要戰爭，敵人就在國內！」

自從社民黨廣大的多數失敗後，盧森堡專注於激起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運動，這讓她承受叛徒的指控，更讓她身陷囹圄。

從1915年1月到1918年11月，她幾乎都被關押在德國監獄。1916年，她發表了〈德國社會民主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一文，又被稱作《朱尼烏斯小冊子》（Junius Pamphlet），這是對社會災難和對第二國際的背叛的尖銳批判。

她在小冊子裡寫道：

侵害權利、臭名昭彰、渾身血腥、遍體污垢，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現實，它就是這樣的社會。當它打扮得乾乾淨淨，溫文爾雅，裝出一番尊重文學、哲學和倫理道德，遵守秩序、擁護和平、以法治國的樣子時，這是看不出來的。張牙舞爪的野獸、群魔亂舞的無政府狀態、令文明和人類窒息的烏煙瘴氣，這才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本來面目。在這種混亂之中，發生了一場世界性的歷史災難，國際社會民主黨投降了。對於這一點估計不足，或者加以掩飾，那會是無產階級所能遇到的最愚蠢，後果最嚴重的行為。

「社會主義或者野蠻」的提問在戰爭之中成為現實，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死去。對盧森堡而言，社會主義並非歷史命定的終點，唯一「不可避免」的是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崩潰，以及倘若工人階級無法阻止此一崩潰時伴隨而來的災難：「倘若無產階級不能完成其階級任務，倘若它無法實現社會主義，我們都將在大災難中毀滅。」

文／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農曆春節將至，苦勞網同仁在此祝賀所有讀者和捐款人新春如意，豬年諸事大吉！未來的一年，我們將繼續關注社會運動發展，致力提供更好的報導、評論和國際編譯文章，希望大家也能不吝捐款支持我們，推動台灣社會朝更好的方向前進！

過去一年中，我們持續報導追蹤勞工、環境、同婚等社運議題，並在2018年九合一大選前後，製作了「工運參選」專題，也在選後及時提出第一手的評論。今年1月，世新大學校方強行決議停招被視為台灣社運搖籃的世新社發所，苦勞網也立即報導，希望喚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苦勞網的特色之一「南方國際」專欄，力圖平衡西方媒體的單一視角，引進南方國家和第三世界觀點，至今累計產出超過90篇編譯文章、報導範圍涵蓋61個國家，並定期整理出每周重要大事「南方一週」，擴大讀者對歐美和東亞以外的國家的認識。去年，我們也持續和勞工影展、酷兒影展等單位合作，希望能透過生產影評、推薦進步的電影，和現實中的運動對話。

今年2月，苦勞網專欄「想像不家庭」五年來批判婚姻家庭的文章，將合集出版《想像「不家庭」：邁向一個批判的異托邦》；未來也將刊出對中國農民工現象的論著《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的系列評論，希望讀者能持續支持我們，驅策我們前進。

因和華航協商改善疲勞航班破局，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華航分會今日（2/8）清晨六點正式展開罷工，目前華航有26個航班取消，約影響4,000名乘客。工會上午在松山機場召開記者會指出，華航對工會提出的包括改善疲勞航班等五點訴求皆不願讓步，逼不得已才展開罷工行動，望社會大眾支持和體諒。

罷工主因：華航不願改善疲勞航班

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去年（2018）8月通過罷工投票拿下罷工權，經桃園市政府介入協商後，工會同意停止罷工，但若一年內訴求未達共識，將回到爭議狀態，屆時可無需通過投票直接進行罷工。然而，機師工會指出，過去半年來，華航資方不但處處杯葛協商進度，對工會高度重視的改善疲勞航班、增派人力訴求，更是寸步不讓，迫使工會2月1日決議重啟罷工行動。

在交通部和桃園市政府勞動局介入下，華航和工會展開協商，但直至昨日下午，華航資方對桃園市勞動局的回覆，仍是「改善疲勞航班、增加人力派遣，將提高人事成本，嚴重影響公司競爭力。」工會認為資方毫無談判誠意，於是宣布於今早六點展開罷工行動。

機師工會提出的五大訴求包括：

• 一、疲勞航班的改善：長程航班8小時以上由兩人派遣，改為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由三人派遣，改為四人派遣。
• 二、副駕駛升訓制度透明化，避免黑箱作業，並保障國籍機師工作權。
• 三、禁止打壓、脅迫工會會員及幹部，與工會達成權益項目由會員專屬。
• 四、應撤換破壞勞資關係的不稱職主管。
• 五、比照長榮保證機師第十三個月全薪，納入團協並由會員限定。

機師工會理事長李信燕表示，華航僅回應第一和第二項訴求，但都說符合法規無須改善，其他都沒回應，「我們如何談得下去？」她認為，公司應先提出五大訴求的對案，工會才能考慮是否回到談判桌。

李信燕表示，機師工會華航分會有900位機師會員，罷工行動開始後，他們在松山、桃園、高雄三地收取會員上機專用的「檢定證」，目前已收到約150位會員的檢定證，接下來一兩天會持續蒐集檢定證，預計將持續影響航班運作。她也說，「沒有預設罷工多久，就看華航態度如何。」

此外，華航對外表示工會的協商條件包括要求華航放寬酒測標準，對此工會駁斥為子虛烏有、華航惡意抹黑。機師工會研究員陳柏謙強調，去年底到現在的協商過程，工會完全沒有討論酒測，這次的罷工導火線也跟酒測一點關係都沒有，華航抹黑工會的手段相當惡質。

陳柏謙指出，機師飛長程航班加上報到時間，將連續工作11、12小時，很多研究證明容易積累疲勞，近年更有許多長程航班機師在國外旅館猝逝的案例，證明改善過勞航班迫不容緩，而這才是工會最核心的訴求。事實上，近日才發生一名長榮機師疑因心肌梗塞猝死的事件，而機師工會也要求長榮增加長程航班的人力。陳柏謙說，長榮改善派遣人力的幅度不夠大，但華航則是連改善方案都沒有。

機師工會常務理事、華航機長陳蓓蓓表示，華航資方現在把他們打成高收入、待遇佳的群體，但這並非事實；機師的工時長，疲勞航班已造成過勞疑慮，她自己也有邊開車打瞌睡的情形。陳蓓蓓語重心長地說，「希望外界不要再說機師拿那麼多錢、愛做不做，我的價值是把乘客安全送達目的地，而過勞工作會影響乘客的安全」，是逼不得已才走上這條路。

桃園市勞動局稍早表示，將不會對華航勞資爭議進行「強制仲裁」，強行終止罷工行動，而會尊重工會行使罷工權利，機師罷工預計將繼續延燒。據了解，因華航預估工會將在今日罷工，及時調度非會員和具管理職的機師，故今日航班影響未如預期嚴重，但隨著罷工持續，預計今日下午至明天開始罷工的效應將進一步擴大。

華航機師今日宣布展開罷工，引起台灣北中南工會大團結相挺，不僅空服員、台鐵、貨運業、電子業、消防員等11個產職業工會聲援力挺，台北市醫師工會、專櫃人員工會、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台北市環保局工會、高教工會、桃園市產總、高雄市產總、台南市產總也都紛紛發出聲明支持機師工會罷工，並提出不同行業勞工的過勞處境，儼然成為一股檢討高工時和倡導罷工理念的浪潮。

11個產職業工會聯名指出，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華航分會於今日發動罷工，是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後，近年來產職業工會的第二場罷工。機師工會就像台灣眾多的產職業工會一般，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不只要面對法律制度設計上對產職業工會的不公平，更屢屢被資方抹為外部工會、不能代表工人，刻意分化工人的團結。但機師工會以具體行動證明，產職業工會有權利、也有實力罷工，是能真正站在基層立場出發的戰鬥工會。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則發聲明指出，華航董事長何煖軒帶領的華航公司，對內手段威權強硬，不僅在半年內將機師二度逼上罷工一途，他上任兩年半華航在各項勞資議題上的違法亂紀，更是罄竹難書，違反《勞基法》、《職業安全衛生法》高達33次，包括超時工作、未給予加班費、限制員工特休自主排定權，以及禁止客艙組員收餐戴手套等等，即使違法遭罰至今都未徹底改善。

空服員工會更抨擊，華航管理階層敵視工會，已到喪失理智的程度，特別是何煖軒屢屢打壓工會，惡化勞資關係，作風已不適任華航董座，呼籲華航應撤換他。

專櫃暨銷售人員產業工會則指出，過勞問題已成全民危機，他們對機師工會反應之過勞問題深有同感。許多專櫃銷售人員需每日加班，銷售旺季、連續假期或特殊促銷活動時，更需配合百貨公司與專櫃廠商延長工作時間，常需工作12小時甚至更多。而在交通運輸業，因疲勞駕駛釀成交通事故的案例，亦非罕見新聞，強調「當過勞問題成為全民危機，無論你是不是華航機師，此時、此刻，就是你站出來捍衛自已與大眾安全的時刻。」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聲明表示，看到許多網友指責機師工會的行動、咒罵機師自私、罔顧旅客權益，讓他們想到在醫療體系中常見的場景，病人無法第一時間受到醫療人員的照料，患者或家屬因而怒聲斥罵，這些情境他們一向概括承受。然而，人力不足、急診壅塞、血汗的勞動環境並非基層工作者應該承擔的苦果。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指出，罷工是一個引起爭議的機會，讓民眾可以反思長久以來的便利與安心，建立在多少被作賤的專業價值之上，呼籲社會大眾一起將憤怒指向麻木的資方與政府。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也發出聲明聲援機師罷工，並從媒體角度提醒閱聽大眾，注意勞資雙方在傳播資源上的不平等，華航資方必定會利用龐大的媒體影響力，讓對資方有利的消息更能傳播出去。請閱聽大眾審視所接收到的訊息，多聽聽勞方的說法。

高教工會聲明則指出，罷工是所有受雇者，為了與資方能平等談判，被迫採取的最後手段，和受雇者高薪低薪、專業與否等毫無關聯。對於華航資方近來一再向社會聲稱：「機師已經屬於高薪群體，怎麼還貪得無厭要罷工？」這類不當言論，過往也經常用以攻擊各類專業工作者（如大專教師）維護應有權益，他們同聲嚴正反駁！

高教工會表示，高教工會的會員絕大多數是大專院校中的第一線教職員，但台灣的學校教師至今仍不當且落伍地被「禁止罷工」，以致難以遏止「高教崩壞」、師生權益受損的亂象。他們不願類似狀況再延伸到任何一個行業之中，強調此次機師罷工，不僅是為了整體的飛安，也是為了捍衛受雇者應有的權益，呼籲各行各業的受雇者，無論有無參與工會，都應當支持機師工會的罷工行動，支持所有受雇者爭取平等協商的權利。

上週，美國正式對委內瑞拉國有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A., PDVSA）以及其美國分公司希特哥（CITGO）實施制裁，作為對委國卡拉卡斯當局施壓以促成政權更迭的一部份。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頓（John Bolton）估計，這些行動將影響約70億美元的資產，並將阻擋委內瑞拉政府明年11億美元的收入。國務院很快地補充道：「這些新的制裁並不會針對委內瑞拉無辜的人民......。」

但是它們當然會。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這些制裁可能在委內瑞拉造成更嚴重的汽油短缺。受限於備用零件和原油的缺乏，國家煉油廠只能以其產能的一小部份來運作。根據國家石油工會領導人伊凡‧佛瑞帝（Ivan Freites）的說法，截至11月份為止，委內瑞拉僅生產其每天所消耗的19萬桶汽油的三分之一。

「很快地，這就要傷害到委內瑞拉的平凡老百姓們。」佛瑞帝說道。

同時，《紐約時報》提到：

但是就在街道對面，一群排隊等候領取他們的養老金的老年人們擔心，川普政府的行動會進一步使他們的國家破產並加劇人道危機，導致許多人挨餓、生病，並且缺乏基本服務。

「美國無權來干預，」幾乎買不起血壓藥的59歲退休者奧拉‧拉莫斯（Aura Ramos）表示。「受影響的將是普通老百姓。」

拉丁美洲駐華盛頓辦公室（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發布了一則批評這些制裁的聲明，寫道：

然而，我們對於最近美國宣布的制裁可能加劇數百萬名委內瑞拉人承受的困頓和苦痛深感關注。委內瑞拉人已經面臨基本藥物和商品的普遍稀缺。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是用來支付進口的主要硬通貨。沒有這項收入，顯然食物和藥物的進口就會遭到威脅。進一步，這會加速使鄰國備感壓力的移民和難民危機，讓超過三百萬名委內瑞拉移民和難民處於危險當中。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制裁將對委內瑞拉人民產生負面影響似乎成了愈來愈被接受的基本事實，但是所有這些分析都錯過了兩個重點。首先，川普政府早在2017年就實施了廣泛的經濟制裁，而《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顯然沒有意識到這個事態發展。

同一篇《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寫道：

…本周的制裁意味著幾乎占據委內瑞拉所有硬通貨收入的命脈產業首次成了目標。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制裁大多侷限在委內瑞拉政權中的人。

另一個例子為《紐約時報》更早幾天前的文章：

自從上周在卡拉卡斯的權力鬥爭爆發，這項石油制裁相當於美國對馬杜羅（Maduro）先生採取的第一個懲罰措施，意圖讓馬杜羅先生的政府缺乏現金和外幣。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早已因為管理不善與政策不良導致大幅下降，該國的經濟陷入了一團亂。

絕對不只有這些例子對這些制裁──以及它們對石油產業的影響──有所誤解。但是，要找到2017年制裁所造成影響的資訊並不是非常困難。委內瑞拉經濟學家法蘭西斯科‧羅德里奎茲（Francisco Rodríguez）去年就對此提供了一個很有用的分析──這甚至是用英文寫的。

羅德里奎茲的基本故事是這樣的：石油產業對委內瑞拉政府而言至關重要；投資不足和油價的快速下跌造成收入大幅下降；而當油價開始上漲時，川普實施了制裁，使得任何的國際金融交易都變得極其困難且是潛在「有毒」（toxic）的。羅德里奎茲用底下這張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的石油產量圖，來解釋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石油產量如何以同樣的速率減少，直到川普在2017年8月實施金融禁運。接著，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就一蹶不振了：

引人注目的是，委內瑞拉石油產量在趨勢上的第二次變化，發生在美國決定對委內瑞拉實施金融制裁的時間點。2017年8月25日發布的第13808號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人提供委內瑞拉政府或是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新的融資。儘管該項命令容許少於90天的商業信貸，但它阻止了該國發行新債券或出售其擁有的先前發行的債券。

這項行政命令是讓與委內瑞拉的金融交易「有毒化」的廣泛過程的一部分。2017年中，愈來愈明顯的是決定跟委內瑞拉進行財務協議的機構，必須願意賠上高昂的聲譽和監管成本。這有一部分是委內瑞拉反對派的策略性決定的結果，對他們而言這是對馬杜羅政府增長的專制主義的回應。

問題不是只有媒體對於2017年的制裁以及其對石油產業的影響的明顯健忘而已。事實上，那些制裁造成的衝擊還要更大。正如我的同事馬克‧韋斯布羅特（Mark Weisbrot）先前的解釋，以及羅德里奎茲在前面附了連結的同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制裁使得委內瑞拉政府幾乎無法採取必要措施來消除通貨膨脹或從大蕭條中復原。這些措施包括債務重組，以及建立一個正常與美元掛鉤的新的匯率制度（匯率基礎穩定政策）。

然而，事情還可能變得更糟。當美國在1月23日首次宣布承認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為委內瑞拉的總統後，這項決定贏得外交政策機構內部多數人的掌聲。似乎沒有人願意思考這個決定在實質上和經濟上意味著什麼。自從川普當選，加上他對委內瑞拉日益具威脅性的言論，人們普遍同意無論對委內瑞拉和美國來說，全面的石油禁運都是糟糕的。然而不知道為什麼，幾乎沒有人意識到美國正在透過承認瓜伊多，來達成實質上的石油禁運。我們再來看看羅德里奎茲──不管你接不接受，但他公開支持承認瓜伊多的決定──在1月28日，1也就是最近一次宣布的制裁的前一天，所寫下文字：

因此，透過授予瓜伊多合法獲取委內瑞拉石油收益的權力，承認瓜伊多政府的決定的效應等同於石油禁運下的雙邊貿易。因為這些決定由提供委內瑞拉近四分之三進口貨物的國家實施，可以預期將對該國產油和進口貨物的能力產生巨大影響。我們預期結果是在2019年，委內瑞拉的產油量將從每日640千桶下降到每日508千桶（下降55.7%），而非我們先前預期的每日1,070千桶。出口將跌至135億美元（其中123億美元來自石油），幾乎是我們先前預測的238億美元的一半。進口貨物將下降為70億美元，為40.3%的跌幅（我們預計一些人道主義援助的進入還有對所有債務償還的拖欠可以緩和這個趨勢）。委內瑞拉的經濟高度仰賴進口，經驗上進口和GDP成長有強烈的相關性。我們預期委內瑞拉的經濟將因為進一步的進口緊縮而縮水26.4%，而非我們本來估計的11.7%。

後果顯而易見。正式承認瓜伊多的決定將造成委內瑞拉人民巨大的經濟衝擊──不論是制裁、石油禁運，或是任何其他宣布的事項。川普政府成功地達成實質上的石油禁運，而無須承受因為赤裸裸實施禁運而招致的批評。然後在這周，川普政府宣布更廣泛的貿易制裁，才因為承認了一個平行政府而被凸顯出來；這些規定特別容許已經在委內瑞拉的美國石油公司，如雪佛龍（Chevron）和哈里伯頓（Halliburton）為例外。

當然，很多人可能會爭辯，用這些苦難來迫使馬杜羅失去權力是值得的。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是媒體應該強迫他們公開地提出這個論點，並且誠實地面對這些政策將帶來的苦難。

最後，如果希望媒體把制裁的故事寫正確是要求太多，也許他們可以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頓公開在國家電視台所說的以下這段話，寫幾篇報導：

如果我們能讓美國的石油公司在委內瑞拉真正地投資並具有生產石油的能力，這將對美國的經濟產生巨大改變。這對委內瑞拉的人民是好的。這對美國的人民是好的。我們雙方在這裡都有許多利害關係，使得這成了正確的一條路。

全世界探明石油儲量最大的國家的石油產業被一舉殲滅，看來是為了服務「民主」和「人權」以外的其他利益。

• 1. Francisco Rodríguez, “Ecuador & Venezuela This Week,” Torino Economics and Torino Capital Group Company, January 28, 2019.

華航機師罷工進入第二天，今日（2/9）華航和機師工會在交通部協調下進行勞資協商，但經過長達六個多小時協商，最後因勞資雙方在改善疲勞航班的訴求上未達共識而破局，工會理事長李信燕表示，遺憾華航未讓步，將持續罷工。華航總經理謝世謙則表示，雙方有溝通誠意，但增加派遣人力還需要研究，希望可以盡快恢復協商。

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華航分會從昨日展開罷工行動，至今有超過400位華航機師參與罷工。機師工會華航分會提出的五項訴求包括：改善疲勞航班，長程航班8小時以上改為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改為四人派遣；副駕駛升訓透明化，保障本國籍機師工作權；禁止打壓、脅迫工會會員及幹部，與工會達成權益項目由會員專屬；撤換破壞勞資關係的不稱職主管；比照長榮保證機師第十三個月全薪，納入團協並由會員限定。

在交通部介入下，華航勞資雙方今日下午三點再度坐上談判桌，然而歷經逾六小時協商，仍卡在工會第一項訴求「改善疲勞航班」，最後因雙方談不攏而破局。

改善疲勞航班：工會提7小時，資方提8小時以上改三人派遣

針對改善疲勞航班，工會提出「長程航班8小時以上改為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改為四人派遣」的訴求，這裡的時間是「飛航執勤時間」（Flight Duty Period, FDP），包含飛行時間，以及報到準備和飛機降落後的工作時間。然而，華航資方希望僅用飛行時間（Flight Time, FT）作為決定派遣人數之基準。經過妥協，工會讓步並提出FT「7小時以上三人派遣，11小時以上四人派遣」的主張，但遭到資方拒絕，並堅持FT「8小時以上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四人派遣」。

機師工會理事長李信燕表示，工會主張FT「7小時以上三人派遣」，是因飛行時間僅是飛機運行時間，但機師的執勤時間還須包括2.5小時的準備、前置和報到時間，加起來連續工作9.5小時，工會主張工作9.5小時以上，就多加一個人派遣，已是很卑微的要求，但很遺憾公司仍以成本考量拒絕。

工會幾經退讓，再提出「7.5小時以上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四人派遣」的提議，但因華航資方拒絕前項，導致協商最後破局。李信燕說，工會將暫時退出協商，持續罷工，目前還不確定下次協商時間，但仍期待下一次討論。

華航總經理謝世謙則表示，增加機師派遣人力，牽涉航線調整，還需再帶回去研究，希望能盡快再協商。交通部長林佳龍在會後記者會表示，勞資雙方今天會中都相當有誠意，今天討論的內容已經比過去都多。交通部次長王國材則說，盼勞資雙方明日可以續談。

李信燕表示，機師工會目前收到超過400份的檢定證，代表有逾400位飛行員參與罷工，並收到地勤、空服員、華航企業工會的支持，接下來對航班的影響會越來越大。工會目前有900名華航機師會員，華航機師總數為1,369名。

華航出現「勞勞相爭」場面！華航機師罷工今日（2/10）進入第三天，超過500名機師加入罷工行列，但下午突然有一群華航員工前往交通部抗議，表示自己是第一線員工，受到罷工衝擊，高喊「無恥工會、停止罷工」，要求交通部「秉公處理」，不過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直指，反對罷工的很多是高薪主管，工會的主流聲音是支持罷工。

約上百位華航員工下午到交通部前抗議，反對機師罷工，代表在場員工發言的華航航務處行政部經理李晶婷表示，發起這次罷工的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是外部工會，機師工會理事長李信燕還是長榮機師，不能代表華航，要求他們退出協商。

李晶婷表示，他們是沉默大多數，包括行政人員、地勤人員、工程師，看不下去機師罷工撕裂公司，才自發串聯站出來抗議，交通部應保護國家的交通產業，而不是當濫好人，一味放寬勞動條件，讓公司倒閉。李晶婷強調，空服員之前的罷工已經造成撕裂，不希望這次機師罷工再度造成撕裂，「我們華航已經是幸福企業了，為何要破壞和傷害它呢？」

在場員工也對罷工犧牲旅客權益、破壞公司形象感到不能諒解，呼籲機師趕快回來開工，並高喊「反對罷工，華航加油」。交通部則派員接下陳情書。

不過，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也到場表示不同意見，他直指，今日到場反對機師罷工的只是一小部分工會會員，很多是考績優和甲上的主管和經理，不代表全體工會意見，工會絕對支持華航機師罷工。劉惠宗說，華航工會是員工強制入會，有一萬多名會員，當然有不同聲音，但主流聲音支持被壓迫的勞工，也就是罷工的機師。

劉惠宗強調，「如果機師的權益保不住，我們地勤的權益也保不住，這是脣齒相依的關係，所以勞勞不能相爭，一定要相挺！」

對於部分員工質疑機師工會理事長李信燕是長榮機長，不能代表華航，李信燕稍早回應說，她是機師工會選出來的理事長，代表的是華航和長榮分會機師的集體意志，而非她一個人的意志。而根據工會收到的訊息，包括空服員、地勤、企業工會和華儲、華膳等華航相關行業都支持罷工，他們願意繼續跟不了解的員工溝通討論。

李信燕也說，目前工會已收到將近600份機師檢定證，還在等待華航提出的對案，這樣才能重上談判桌。

機師工會華航分會發動罷工今天（2/11）已進入第四天，下午三點，全台各地工會發起串連聲援行動，在台北松山機場外召開記者會，現場聚集了上百人，超過60間工會團體代表，高呼「要飛安！挺罷工！」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江健興表示，華航機師的罷工，全台灣的勞工都高度關注，工會上午發出聲援行動連署，短短時間就收到超過60間工會加入。江健興強調，華航機師並不寂寞，「沒有人希望台灣是過勞之島」，而且飛安問題更攸關廣大消費者權益。

在現場各工會的加油聲浪中，機師工會常務理事陳建財也出面發言，他首先表示對近來因罷工而造成的社會紛擾感到抱歉，也對於造成旅客和地勤同仁的不便感到抱歉。但他同時也強調，企業放任勞工過勞的情況存在台灣社會各個角落，如果連機師這樣掌握高度專業的工作，而且有高度團結工會，都沒有辦法維護自身勞權，其他更弱勢的勞工就更不可能翻身。陳建財表示，機師罷工也具有社會意義，希望能鼓勵更多勞工組織工會，命政府改善勞工環境，重視勞動權益，終結台灣勞工過勞的宿命。

此次工會的聲援連署中指出，認同機師「保障飛安」的訴求，強調高工時與疲憊混亂的身心狀態恐將妨礙機師的專注力與面對危機時的判斷力，一旦出狀況代價是上百條人命，不應等到重大事故發生才檢討機師工時。

聲明也強調，縮短工時是全台各工會過去多年共同努力的目標，《勞基法》只是最低標準，透過機師工會的行動，顯示組織有實力的工會，才可能和資方集體協商爭取勞動權益。

針對執政黨與時代力量等拋出的「罷工預告期」的主張，工會聲明也嚴正表示反對，聲明強調台灣罷工機制已經相當繁瑣且限制重重，必須經過法定會議同意與數個月的勞資爭議調解，最後調解不成還要半數工會會員投票通過，在申請調解到正式罷工的期間，已有預告效果。如果再修法增列預告期，根本是要消滅勞工罷工的權利。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表示，機師罷工早在去年（2018）8月就投票取得罷工權，但華航從未真正誠信與工會協商，春節前工會也已開始醞釀正式罷工，這段期間華航早就被預告，資方也有很多時間可以因應，卻毫無作為，故意置之不理，因此重點不在於「預告期」，而是資方是否真正願意面對工會、解決問題。

華航機師罷工將進入第五天！昨日（2/11）下午五點勞資雙方在交通部進行第二次協商，經四小時協商至深夜九點再度破局，雙方依舊在第一項訴求「改善疲勞航班」無法達成共識，工會表示已經再三退讓，但資方提出的方案跟上次沒差多少，雖然遺憾，也對地勤和社會大眾感到抱歉，罷工仍將繼續。

在工會提出的五點訴求中，最核心的訴求是改善疲勞航班，在上次協商中，工會妥協並放棄原本採用的「飛航執勤時間」（Flight Duty Period, FDP），接受公司單純以飛行時間（Flight Time, FT）來討論，並提出FT「7小時以上三人派遣，11小時以上四人派遣」的主張，但遭到資方拒絕，並堅持FT「8小時以上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四人派遣」。今日工會再次讓步，接受「8小時三人派遣，12小時四人派遣」的訴求，但提出配套希望「多航段」的航班能採用「7小時三人派遣」。

華航機長、工會常務理事陳蓓蓓解釋，多航段航班指的是飛機落地兩次以上的航班，包括台北飛曼谷等來回航班、台北飛新加坡再轉泗水航班，因為這部分較疲勞，希望可以維持「7小時以上三人派遣」，不過資方不願接受，導致會議破局。她認為，工會已經退讓，但希望公司再提對案，仍有協商空間。

不過，華航總經理謝世謙表示，若依照工會方案，7小時多航段都用三人機師，光一個月的區域線，超過7小時就有914班，占20%，等於華航一年要增加91個飛行員，人力沒辦法辦到。不過他表示，公司願意針對凌晨兩點到五點飛行7小時以上的紅眼航班，改為三人派遣，「已經釋出最大善意」。

對於這樣的結果，交通部次長王國材表示「很失望」，因為他提出「7小時以上紅眼航班，改為三人派遣」的折衷方案，但工會並未接受，他本來對此方案抱有很大期待。王國材說，還會有下一次協商，希望勞資都能再想想。

華航聲稱已「同意」工會訴求 魔鬼藏在工時計算方式

由於社會外界一般不清楚機師工時的計算方式，許多媒體都報導華航已退讓同意工會最初的訴求（8小時以上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四人派遣），質疑為何工會卻在兩次罷工後協商中加碼堅持「7小時以上三人派遣」？事實上，在去年（2018）12月的華航內部勞資協調的會議記錄中就顯示，工會和資方在內部協調改善疲勞航班時，提出的訴求就一直是以FDP為基準，「8小時以上改為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改為四人派遣」。由於FDP包括飛行時間、報到準備和飛機降落後的工作時間，才是完整的機師的工作時間，真正能反映出機師的疲累程度。

然而，華航在協商過程中，對外釋出訊息同意「8小時以上改為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改為四人派遣」，卻只計算飛行時間FT，正如客運業駕駛過去常戲稱的：手握方向盤才算在開飛機！而許多人也未加以深察，才會有華航接受原訴求、工會加碼要更多的錯誤印象。

華航機師罷工第六天，勞資雙方今日（2/13）凌晨一點在交通部第三度勞資協商，並破天荒開放媒體直播，雙方談判夜戰至早上8點多，終於談妥第一項訴求。會中，機師工會讓步並提出最想改善的十條疲勞航班，華航也讓步承諾改善其中五條航線，機師罷工出現結束曙光，目前工會和資方已進入討論第二項訴求的階段。

工會提十大疲勞航班華航願改五條

華航勞資凌晨在交通部第三度談判，機師工會再度讓步，接受資方提出的飛行時間「8小時以上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四人派遣」，且不再堅持上次協商中提出的希望「多航段」的航班能採用「7小時三人派遣」，而是提出十個較過勞的航班希望優先檢討，資方已同意改善其中五個航班。

工會提出的由機師會員反映的十大疲勞航班包括：

• 1.美國內陸貨機（安克拉治-紐約；安克拉治-芝加哥），要求派三人
• 2.台北-曼谷來回，要求派三人
• 3.夜大陸貨機改住房或兩組人
• 4.台北-北京班，要求派三人
• 5.台北-西安班，要求派三人
• 6.台北-帛琉班，要求派三人
• 7.台北-金邊班，要求派三人
• 8.台北-東京班來回，要求派三人
• 9.台北-關島來回派兩人，要求住房

這十條航班的共通點在於，都是飛時介於7小時到8小時的高工時航班，且飛航值勤時間都大於9小時，機師會員普遍反映「非常累」，所以希望優先處理，但並不是只有這幾個航行航線想要調整。

隨後勞資雙方各自回去閉門討論這十條航班，但重新協商後，資方仍一度不願鬆口改善任何一條航班，幾經周折，華航總經理謝世謙才答應，「安克拉治-紐約」改三人派遣，但希望其他維持現行派遣，後續可以再協商。交通部次長王國材也表示，希望今天勞資訂下原則就好，之後一個月工會再回去跟公司逐條討論。

但工會指，其他九條航班，如曼谷來回航班，對機師來說也「惡名昭彰」，機師的疲累程度已經影響飛航安全，希望公司也能善意回應。華航則聲稱，因為需再聘新的機師，基於人力和成本考量，沒辦法放寬其他航線。

然而工會質疑，機師一年有123天休假，公司只要適當做人力規劃，應有充足人力可以支援疲勞航班，工會也不斷強調，他們願意減少休假出勤，只要能分擔疲勞航班，確保飛安。

凌晨4點，工會提出質問，曼谷、西安、金邊三個航班，長榮都是採三人派遣，華航願不願意比照改三人派遣？但資方直言，這三班人力上還要增加，沒辦法答應。工會又問，「安克拉治－芝加哥」一周有十班，可不可以至少有兩三班航班調整？但資方也未答應。

幾經折衝，4點19分，華航終於再度同意，帛琉也可以派三人派遣。但工會不滿，談了這麼久只爭取到兩條，倘若結束罷工，依照資方這種態度，接下來一個月，還能爭取到幾班？

經過休息，凌晨5點35分，資方進入工會的小會議室「密室協商」，五分鐘後出來，並各自回到小會議室密商。

6點多，勞資再度回到談判桌協商，談判出現突破性進展，資方同意改善十大疲勞航班中的五項航線：

• 1.美國內陸貨機安克拉治-紐約來回改三人派遣
• 2.重慶紅眼貨機改四人派遣，回程回復正常休時
• 3.西安改三人派遣
• 4.帛琉改三人派遣
• 5.關島兩人派遣，於關島住房

不過，目前工會仍有四項訴求還未討論，包含副駕駛升訓透明化，保障本國籍機師工作權；禁止打壓、脅迫工會會員及幹部；撤換破壞勞資關係的不稱職主管；比照長榮保證機師第十三個月全薪，納入團協並由會員限定。

此外，勞資雙方也對簽訂團體協約有不同看法，工會在協商時表明希望今日達成協議後，可以立刻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團體協約」，但資方認為今日可以先做成會議記錄，不必是團協。然而工會強調，簽訂團協，他們確認獲得保障，才願結束罷工。

華航機師宣布結束罷工！今日（2/14）華航勞資在交通部展開第四度協商，經歷12小時談判，終於在深夜10點多達成五點共識，並簽訂團體協約，工會隨即宣布結束為期七天的罷工。工會此次達成改善疲勞航班、優先聘用和升訓本國籍機師等訴求，也和資方簽訂「和平協議」，未來三年半內不得發動罷工。

今晚10點27分，華航勞資雙方在交通部長林佳龍、桃園市長鄭文燦、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勞動部長許銘春、華航董事長何煖軒等見證下，簽訂五項共識的團體協約。簽訂團協後，林佳龍呼籲華航從此能「勞資一體，善待彼此」；許銘春也表示，雖然過去幾天看到勞資之間劍拔弩張，但很感謝資方釋出最大善意，也肯定勞方充分展現團結權，讓事件和平落幕，她相信「勞資雙方都是有情人」，期待勞資後續能合作共創雙贏。

許銘春強調，此次機師罷工是合法罷工，希望資方不要對工會會員追究，強調罷工是最不得已的手段，目的是和資方談爭議事項，簽成團體協約，肯定這次罷工也是一次「勞動教育」，期待社會大眾正面看待。

不過，在民進黨政府官員藉機透過直播，大彈「勞資和諧」論調，並試圖將罷工落幕處理為一項政績時，我們更應看到的是，若沒有機師工會華航分會會員600多名機師勇敢地發動罷工抗爭，並從上周五（2/8）堅持到今天，恐怕也得不到資方回應工會訴求的基本善意，更別提爭取到改善任何一項訴求了。

工會達成了哪些訴求？

機師工會宣布罷工時，最初提出的五項訴求為：

• 一、改善疲勞航班：飛航值勤時間（FDP）8小時以上由兩人派遣，改為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由三人派遣，改為四人派遣。
• 二、副駕駛升訓制度透明化，避免黑箱作業，並保障國籍機師工作權。
• 三、禁止打壓工會會員及幹部和秋後算帳，與工會達成權益項目由會員專屬。
• 四、應撤換破壞勞資關係的不稱職主管。
• 五、比照長榮保證機師第十三個月全薪，納入團協並由會員限定。

最後勞資雙方簽訂的團體協約，則達成以下五項共識：

• 一、改善疲勞航班：飛行時間（FT）8小時以上由兩人派遣，改為三人派遣；12小時以上由三人派遣，改為四人派遣，並將五個飛時介於7到8小時的疲勞航班改為三人派遣、四人派遣或提供住房休息。
• 二、優先聘用和升訓本國籍機師：若本國籍機師條件與外籍機師相同，則以本國籍機師優先聘用，升訓評比分數相同者，以本國籍機師為優先，惟外國籍機師居住台灣地區者（相關解釋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辦理）不適用之。每年底預做次年度人力規劃，於每年升訓會議前公布各機隊缺額，並供飛行員得自行至辦公室查閱成績，相關加分比重均應公開於內部網站。
• 三、禁止秋後算帳：華航對工會及會員本次爭議行為如符合法律，公司將予以尊重，另將遵守《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及相關法律，不會針對工會及其會員有違反前述法律的行為。
• 四、資方承諾改善管理制度，也會加強與工會的溝通和協商。
• 五、簽訂團協，雙方達成「和平協議」：團協有效期限內，雙方都放下爭議行為的武器，未來有新的協商內容時，將循調解和仲裁方式解決爭議，三年半內不得罷工。

在第一點訴求「改善疲勞航班」上，工會從原本包含「飛行時間、報到準備和飛機降落後的工作時間」的FDP退讓到「飛行時間」FT，並且最後提出的十大疲勞航班，資方只接受改善其中五條。

在第二點訴求上，工會也未再主張原本提出的「外籍機師總數比例3年內逐年遞減至5%」，但爭取到本國籍機師條件與外籍機師相同時，優先聘或升訓本國籍機師。在第三點上，算是基本達成了，但也僅是公司重申不會違法。在第四點上，則從撤換不稱職主管，變成公司會改善管理制度，加強與工會溝通。在第五點上，保證機師第十三個月全薪，則改為飛安獎金，金額另議，此外也順利簽訂團協。

然而，這次團協也設下所謂「和平協議」，亦即三年半協議生效期間，直至2022年8月31日，工會不得罷工。至於此次團體協約是否有「禁搭便車、會員專屬」的效力？華航和交通部表示，沒有禁搭便車，非會員會獲得和會員一樣的權益。

簽下團協後，工會理事長李信燕宣布結束罷工，並表示已交代幹部，即刻發放檢定證，24小時將送到機師手中，明天機師就可以接受公司派遣，預計明天航班運作將恢復正常。

李信燕說，這次協商拉扯很久，因為勞資歧見不小，過程中工會也修正原本訴求，疲勞航班到第三次才談成，後續訴求也一樣有磨合，希望華航越來越好，未來對華航可以有更高的期待。

昨日（2/16）下午，由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一書，在台北國際書展舉行新書發表會。會上，編者香港大學社會系教授潘毅與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陳信行解釋了該書的出版背景與核心關切，並試圖說明及討論本書對台灣社會運動的意義。

《農民工與新工人》一書討論的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出現的中國「農民工」群體，這群農民工與歷經過改開以前集體生產工廠經驗的「老工人」大不相同，主體性、生命經驗與抗爭手段都與老工人大相逕庭，因而在中國學界也被稱之為「新工人」。

至於本書為何要透過台灣的交大出版社出版，據潘毅透露，除了大陸出版審查的因素之外，也是因為獲得交大社文所教授劉紀蕙的支持，希望能透過這次出版機會，接觸更多台灣的社會學研究者、或者是對農民工與工人議題感興趣的人。

潘毅指出，本書的中心思想是要把「階級帶回分析的核心」。相對於中國大陸，台港因為歷史因素而缺乏階級視野，這使得勞動力市場上的階級矛盾往往被理解成種族矛盾，潘毅解釋，這就好比說把「台港年輕人的就業問題」看成是「大陸人跑來台港搶工作」；階級視野則是試圖把勞資這兩個截然二分的維度呈現出來，呈現出「資本的流動以及工人的力量」，我們也就能從就業問題中看到，「是資本在欺負我們」，也不會「輕輕放過資本家」。

潘毅還說，本書其中的一個對話對象是以美國勞動社會學者布洛威（Michael Burawoy）為代表的勞工研究，他們認為市場太過強大，導致工人的孤立、碎片化且缺乏力量；而且，工人甚至自願順服於資本家，強化勞動的強度與速度，這也讓工人更沒有團結的可能。「我的分析不是要說市場不強暴、工人不受剝削，」潘毅解釋，「我是要說：沒有危機就沒有團結。」潘毅以佳士工會的組織經驗為例，「唯有在危機到來時，勞工團結在一起，才能夠面對這些問題。」

陳信行則認為，這本書在台灣出版，開啟了思考勞工研究與工運間關聯的機會。陳信行指出，台灣第一代勞工研究中，最重要的議題是理解台灣工人想要翻身當老闆的「小頭家意識」，破解普遍流傳的「黑手變頭家」神話，「對郭台銘那一代人來說，這些神話那時候都是活生生的可能，」陳信行認為，這些意識與想法到今日仍未徹底破除，「ptt鄉民看待華航機師罷工的態度，恰好就是徹徹底底的『小頭家意識』！」

美國的勞工社會學研究之所以會呈現出潘毅所指出的極限，陳信行認為，是因為這些研究背後面對的是「美國工人為何不革命」的運動問題，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學者帶著這些觀點思考台灣的勞工問題時，就很自然地延續了美國研究的問題意識，把「黑手變頭家理解成是台灣工人不反抗的關鍵」。

然而，布洛威的這套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陳信行提到，布洛威在前一次訪台時，曾經推翻自己的多數觀點，認為他早年在美國芝加哥工廠的田野觀察到工人不反抗的現象，很快地因為全球化下的產業區位調整、工廠外移就消失了。然而，他的反省卻引來台灣社會學者的不滿，有學者就批評，「我教你的書二十五年了，你現在才跟我說你有錯？」

陳信行比喻，「這就好比耶穌下凡來對教會的牧師說，『我年輕的時候少不更事，有些話講得太粗糙了』。」他期待潘毅編著的這本書，能夠為台灣工運在除了直接的政治判斷與策略討論外，帶入更深層、更深刻的工人主觀狀態的分析。

2017年11月26日到12月4日，阿弗瑞德‧薩亞斯（Alfred M. de Zayas）教授帶著他的正式任務抵達委內瑞拉。他在8月的時候提出申請，而委內瑞拉政府9月時批准，使他成為自1996年以來第一位正式被邀請前往委內瑞拉的聯合國報告員。他此行的目的是調查玻利瓦爾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在人權方面的實行狀況——特別是在經濟、社會與文化領域。他特別想要實地比對歐美主流媒體對委內瑞拉的報導內容和真實情形的差距。為了盡可能客觀，他會見了包括35個關注人權議題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和活動家、產業界和商會的代表、反對派的國會議員、教會界代表、示威活動中暴力受害者以及被拘捕者的家屬。除了會見眾多政府官員之外，他特別和外交部長豪爾‧阿瑞亞扎（Jorge Arreaza）以及其工作人員碰了兩次面。如同我們《Zeitgeschehen im Fokus》雜誌2017年12月23日出版的第十八期曾經報導過，在他停留期間，他可以自由行動。他也在卡拉卡斯大學（University of Caracas）發表了一場演講。在接下來的訪談中，這位聯合國的專家將會報告他在委內瑞拉的所見所聞。

阿弗瑞德‧薩亞斯教授：在起初的十年，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革命，發展了一種運作得很好的模式。這可以部份歸因於高油價。委內瑞拉的收入有95%仰賴石油。藉由賣石油的收入，政府得以推動許多社會方案。但如今石油價格已經跌落超過一半，國家的收入大受打擊，食品、藥物及其他產品的採購與分配也受影響。

這是一種試圖讓國家財富更公平分配的模式。與此同時，2百萬間住宅被分配給較為貧窮的人口。因此至少有8百萬人受惠於可負擔得起的公寓。他們有一套所謂的「地方生產與供應委員會」（Comité Local de Abastecimiento y Producción – Local Committee for supply and production, CLAP）系統。政府透過這套系統將糧食配給袋派發給窮人。對於那些買不起食物的人們來說，糧食配給當然是免費領取的。

當我拜訪其中一間由政府提供給窮人，現代化且乾淨的住房（Urbanizaciones）時，我打開了一個糧食配給袋。裡面有16公斤的食物，包括糖、米、食用油、麵粉、玉米粉、奶粉及其他東西。一個家庭一個月拿到兩次這樣的袋子。因此儘管媒體廣泛報導，但在委內瑞拉其實沒有發生「飢荒」。在一些部門的確存在短缺的現象，某些產品確實難以取得。但是民眾並沒有因為飢餓而受苦，不像是發生在非洲或亞洲的許多國家，或是在巴西聖保羅或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都市貧民窟那樣。當前主要問題在於如何及時分配進口的產品，但是私有部門需為此承擔重責。它們經常刻意地抵制商品分配，有時甚至將商品儲存在大型倉庫中，然後將其運到黑市販售，而非運送到超市上架——這樣做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譯按：委內瑞拉政府管制部份民生物資的售價，因此對企業來說，在物資短缺時運到黑市販售更為有利可圖。）

相較於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場經濟，這是另類的資本主義模式。它並非馬克思主義，更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一種讓資本主義體系更為人性化的嘗試。自從1999年，胡戈‧查維茲（Hugo Chávez）掌權以來，這個國家經歷過一些改造。這為拉丁美洲和其他許多發展中經濟體開創了一個先例。他們有許多重要的成就遭到主流媒體系統性地忽略，例如在最短的時間內消滅了文盲（如同卡斯楚治理下的古巴）。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學校教育全都免費。免費的醫療照護體系、對於年輕母親的支持系統、努力提供民眾可負擔的住宅以及擴大公共運輸系統。

我們要非常謹慎地使用這個字彙，因為一場「人道危機」可能會輕易地被利用於合理化所謂的「人道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或者被用於聚焦在「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人道危機的說法代表著政府讓人民受苦挨餓，而一些國家宣稱委內瑞拉政府已經無法再保障民眾的基本權利。因此一場人道危機出現，而現在他們打算啟動軍事介入，從一場失敗的社會主義實驗中「拯救」委內瑞拉的民眾。

我在委內瑞拉待了八天，經歷了一場又一場密集的會面討論，此外我可以自由移動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我在街上沒有看到任何一位遊蕩的兒童，也沒有看到有人在街上乞討。我步行和開車穿越了整個卡拉卡斯城（Caracas），一個乞丐都沒看到。我也徒步走過比較貧窮的社區，我的確在那裡看到人們排隊在等待領取補助或是配給的物資。當前的狀況有許多面向，我並沒有宣稱當地沒有糧食或藥品的短缺。我只是想說明，目前兒童因為營養不良或缺乏藥物而死亡的案例，並未到達「人道危機」的程度。儘管媒體不斷強調關於暴力攻擊的情形，但我沒有看到任何暴力行為。身為一位聯合國官員，我曾經到過非常多那些你可以「嗅出」暴力的地方。在那裡，空氣中充滿緊繃的張力，而你可以感到自己處於危險之中。而這不是委內瑞拉的情形。這裡確實存在謀殺案——許多跟毒品或是國際犯罪有關，但宏都拉斯（Honduras）的狀況比這更糟。

我在委內瑞拉沒有看到乞丐。毫無疑問，這裡還是有窮人，但民眾並沒有處於沮喪之中。和那些1970年代的東德居民不同，在那裡的人們深陷於低落情緒，了無生氣、毫無動力，面色蒼白且眉頭深鎖。在卡拉卡斯街上的人們展現了拉丁美洲人最好的一面，他們善加利用手邊的資源，並沒有讓物資短缺和抵制行為把他們變成行屍走肉。就像在其他城市一樣，在路上到處都是汽車、摩托車跟腳踏車。

有足夠的水果和當地生產的蔬菜。人們在街上吃香蕉或芒果。然而，國內外壟斷企業的產品的確短缺。

我看了幾間食品商店和超市，我也為它們拍了照片。空蕩的食品商店並非事實。當然，的確有些貨架是空的，我從非政府組織那邊拿到很多這類的照片，但大致上商品算是能夠滿足各種需求。有些商品因為委內瑞拉自己並不生產，所以得仰賴進口。這些就是短缺的商品。然而即便沒有這些商品你也可以活得很好。事實上，女性的生理衛生用品和嬰兒紙尿褲的短缺是因為私有企業進口這些商品後沒有運往超市販售。而你可以在黑市付出高昂的費用買到任何東西，

一些調查這個現象的大學教授提供了他們的研究和統計資料——特別是供給短缺為何，且如何在選舉或公投時變得更嚴重。這些現象被認為目的是要帶給民眾負面影響，讓他們投票反對政府。這種作法在西班牙文被稱為「懲罰性投票」（voto castigo）（譯按：指對執政黨投下反對票或棄票以懲罰其未履行競選承諾）。如果你讀《紐約時報》上的文章，他們會說委內瑞拉的商品供應，例如藥品，遇到瓶頸。然而你不會在上面讀到對現象成因的解釋。你不會在上面讀到私營部門確實從外國進口了所需的藥物。他們也不會告訴你大量的配給糧食被走私出去，你可以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Bogota）買到委內瑞拉配給的米和麵粉。

在我停留期間所能觀察到的成因有很多。我需要更仔細地研究。不同的消息來源提供給我延伸的檔案文件還有待消化。此外還有幾本關於這個主題的好書。一位卡拉卡斯的經濟學者帕斯果麗娜‧庫西歐教授（Professor Dr Pasqualina Curcio），在她的書中很詳細地解釋了對委內瑞拉的經濟戰爭如何導致物資短缺的現象，這不是意外——是刻意且針對性的行為。在選舉前後，差不多是兩三個月前，市場上的商品突然就消失了。特別是再也買不到女性生理衛生用品。然而，倉庫被發現充滿了這些商品，同時文書紀錄也支持這樣的現象。關於這情形，我拿到了一份附照片的文件。

是的，商品常常沒有被送去超市，而是運去黑市以高價售出。在這個社會主義模式中，當然有制度性的問題和許多效率不彰的狀況。關於這些，我已經將具體的建議提交給委內瑞拉政府。另外一個我和幾位部長討論過的問題是不必要的價格控制和人為干涉匯率——這些都會導致腐敗和濫用。政府應該要直接給予最弱勢的人口財務支持，而非控制商品價格。

從我們所知蘇聯經驗來看，價格管制的風險是會催生出平行的市場（譯按：黑市），而且伴隨著大規模的貪腐。人就是人，如果他們可以買得起補貼的商品，那麼以高價轉售這些商品的作法就會非常誘人。你可以領取補貼的玉米粉和白米，接著將其走私到哥倫比亞、巴西或阿魯巴，在那裡賣掉它們賺取大量利潤。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巴西之間有著非常漫長的國境線。此外也很容易抵達加勒比海的群島。

有一個跨國的黑道組織在操作這個過程，然而很明顯地，委內瑞拉的鄰國政府沒有做任何事情去阻止這類走私。如果一個在波哥大的商店提供從委內瑞拉來的便宜白米，我們應該假定這個商人知道這些米是怎麼來的：不是偷來的就是走私而來。無論如何，都是透過非法管道帶進這個國家。他們政府沒做事，或者很少去取締這些走私市場。此外，哥倫比亞允許委內瑞拉的貨幣匯率劇烈地起伏變動。這已經對委內瑞拉的經濟和財政狀況帶來破壞性的影響。

多樣化的農業生產現在正被有系統地推廣，但這會是個漫長的過程，同時也需要進口種子和其他商品。委內瑞拉不再打算只依賴石油輸出，也希望能生產他們自己的食物。然而，種子採購被外國公司壟斷在手中，使得政府難以用合理的價格取得所需的種子。

直接和間接的制裁已經嚴重地打擊了委內瑞拉的經濟現況。針對委內瑞拉的經濟、財政和貿易戰爭，讓人回想起美國在1970至1973年對智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採取的行動，以及1980年代在尼加拉瓜抵制由丹尼爾‧奧特嘉領導的（Daniel Ortega）桑定政府（Sandinista）。國外進口的商品需要以美元支付。獲得授權的人必須簽約以美元支付。然而許多有權限簽約的人卻被列在制裁名單當中，這表示沒有貿易夥伴敢接受他們的簽名。因為無法完成付款程序，企業拿不到錢，所以貨物並沒有被運到委內瑞拉。供應商擔心他們如果不遵守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單邊經濟制裁，將會被美國政權罰以數萬美元的罰款。

這是接下來的問題，沒有人真正知道制裁的涵蓋範圍有多廣。它們根據的條款看似無所不包，這些條款有著各種延伸解釋的空間。而誰想要被逼著付罰款？非常多的跨國公司謹慎行事，不承擔不必要的風險。這對委內瑞拉來說是非常嚴重的打擊。

必須終止經濟制裁。結束經濟戰爭是對這個國家最大的幫助。然而，如同我們在委內瑞拉所觀察到這種針對性經濟戰爭的結果。有許多國家參與其中，一些甚至遠從歐洲。那些關於委內瑞拉的錯誤資訊成功地發揮作用，甚至影響了那些應該要更了解情況的人們。你應該要在當場親眼見證現況並不像在《紐約時報》上所讀到的那樣。如果你看主流媒體，你會得到的印象是這個國家已經在崩潰邊緣。事實上，這個國家仍然富裕，而且有能力好好地出售其石油、黃金和鋁礦。委內瑞拉現在必須和中國與印度做許多交易，因為他們和美國與歐洲的貿易管道受到非常多限制。

是的，確實受到部份影響。經濟制裁內容其實相當複雜。它不是簡單地說你不能做這筆交易，而是你的商業行為將和許多的貿易障礙有關，產生重重的限制以及拖延你的時間。這會讓很多人認為：「既然有這麼多不確定的因素，那我乾脆就不要跟委內瑞拉做生意好了。」

許多人感到情緒低落，因為他們受害於經濟戰爭。然而在選舉方面，馬杜羅勝選了。大部分民眾不認為政府需要對當前問題負全部責任，他們也會譴責美國、歐洲、哥倫比亞等國。當之前舉行制憲議會選舉時，在選前四個月開始有一連串非常暴力的示威活動。我們在國外媒體上讀到這些都是「和平示威」。但事實上，它們是充滿土製汽油彈跟爆裂物的暴力派對。他們會攻擊一般的平民，幾乎算得上是恐怖主義了。舉例而言，一個商人想要從A地移動到B地，但是哪些設立路障的暴力示威者（Guarimbas）擋住了他的去路。幾個平民遭到殺害，他們只是想要繼續做他們生意而已。除此之外，示威者攻擊醫院、托兒所，放火燒掉救護車和公車，只為了要恐嚇民眾（譯按：他意指透過暴力示威杯葛選舉，嚇阻民眾投票）。這不就是典型的恐怖主義嗎？

不，儘管有示威路障以及相關的暴力行為，還是有850萬人參加制憲議會的選舉投票。在12月15日的地方選舉中，更有超過9百萬人前往投票。雖然反對派沒有成功改變民眾的想法，但兩極分化的現象仍舊是一個問題。查維茲主義支持者（Chavistas）們大力支持政府，而反對派的「民主團結圓桌會議」（Mesa de la Unidad Democrática, MUD）則是強烈地反對政府。他們都很少意識到「祖國屬於所有人」。根據美國跟歐洲的媒體報導，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政權更迭，將現在的掌權者趕下台。我們不應該忘記，儘管1999年委內瑞拉民主選出他們的政府，但仍舊在2002年遭遇軍事政變。有賴於當時人民跟軍方反對政變，並且保護查維茲免於受害，政變才沒有得逞。而在2004年的全民公投中，查維茲輕易地以70%的支持率獲勝，顯示民眾並不想要他下台。在他死後的2013年，儘管有著反對派激烈的杯葛與反對，馬杜羅仍舊當選為總統。

政府依照1999年的憲法行事。然而他們的確有一些重大錯誤，包括警方執法過度。 一個政府面對這麼高強度的壓力，它得迅速以行動回應。然而在迅速回應過程中如果出錯，錯誤常常也會迅速地擴大延燒。舉例而言，採用一些適得其反的經濟手段，包括補貼和價格控制。

他們希望可以刪除查維茲和馬杜羅執政的這段歲月，然後回歸到純粹的資本主義模式。但是國內仍舊有至少8百萬名查維茲主義支持者，他們也不會一夕之間消失。這些選民相信政府提出的方案。這些民眾不會允許現有已經達成的社會成就被一掃而空。如果屆時經濟還沒有被破壞、走私和制裁搞到崩潰，目前的政府很有可能會在2018選舉中繼續勝選。目前行政系統和軍隊都還站在政府這邊。毫無疑問地，華盛頓的計畫是藉著散佈這個國家飢餓、嬰兒死亡和經濟失敗等悲慘情況的錯誤資訊，好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攻擊，然後推翻當前政府。我們從其他國家過去的經驗得知這套作法，舉例來說，1973年9月，智利的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被軍事政變推翻，阿葉德本人也死於政變之中。

我得到的印象和我來之前所想的很不一樣。我們的媒體對真正去調查委內瑞拉的問題成因興趣缺缺。我們對整個局勢只得到一張政治諷刺漫畫，而這個諷刺漫畫轉變成一種教條式的理解。在我啟程的幾個星期前，有人質疑我的獨立性、我的專業以及我的聲譽。甚至在我還沒有踏上委內瑞拉的土地之前，聯合國觀察（UN Watch）就刊出了一篇文章，說我的拜訪是一場「假調查」。在我還沒有對外說明任何關於我這趟行程安排之前，一些非政府組織就宣稱我不適合擔任這些問題的特別報告員。我在我自己的部落格（blog）上貼出了一些卡拉卡斯的照片，教堂、紀念碑還有一張充滿商品的超級市場照片。然後，一些特別強烈的攻擊就開始衝著我來。聯合國觀察發現了這張照片，並對之做出反應。我貼出照片時並沒有附上任何的文字評論，但他們攻擊我，說我是一位查維茲主義者、一個卡斯楚支持者、一名共產黨人等等。而我想做的只是呈現出情況並非他們想要我們所相信的那般。我已經看到過非常多空貨架的照片，而我認為在自己私人部落格呈現一張不同的照片是合理的作法（這也反映了我在其他超市的實地觀察）。

我已經將六頁的初步建議提交給他們外交部。裡面包括了制度的改善、取消價格管制、打擊走私和貪腐，但一切都必須在合法的前提下進行。他們應該要尊重聯合國的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他們已經在尋求和反對派展開對話，並且展現出令人讚許的靈活性和耐心。他們應該要釋放因為政治理由被關押的人，或者讓他們在法院中獲得公平審判。然後為了能夠更好地治理這個國家，他們需要技術官僚，而不能只有意識形態主張。政府應該要優先證明他們重視人權。他們得在所有層面上對抗貪腐，甚至尋求在維也納的聯合國毒品和犯罪辦公室的協助。此外，聯合國的各種組織，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等等，都能夠協助確保前述這些改善措施能夠被適當地落實。

必須嘗試每一個與反對派對話的機會。之前11月在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的會面、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都已經卓有成效。更進一步的會面也已經安排好了。所有關注人權，關心委內瑞拉民眾的人，都應該支持這些談判協商。然而很不幸地，一種已經崛起的「人權產業」將人權工具化，成為針對政府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這種「產業」並不關心如何解決「人道危機」，他們要的就是利用這種誇大的「危機」，作為軍事介入和迫使政權更迭的藉口。這種「產業」反對獨立的專家前往委內瑞拉發現事實真相。他們僅僅只想要所謂的「專家」前往委內瑞拉（或是其他任何地方），然後譁眾取寵地公開譴責政府。當任何人提到人道援助，表示他們應該會和政府合作，然後提供不附加條件的食品與藥物。如果他們關心委內瑞拉的人民，他們將會努力確保解除經濟制裁跟抵制行為。如此一來，委內瑞拉政府可以正常運作，進出口貿易得以回復。也不會在國際社會中遭受排擠與差別對待。

法國：18名黃背心示威者失明 歐洲議會譴責警察暴力

法國黃背心運動至今已持續14個週末，流傳於全球的示威照片，給人一種暴力的印象。相較於示威者的脫序行徑一開始就被放在鎂光燈下，警察暴力的現象卻逐漸被忽略。

1960年代以後，法國警方對於示威者的回應，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暴力，並且造成多人嚴重受傷，甚至永遠無法復原。根據《解放報》統計，至今已有109名示威者重傷，其中18人單眼失明、4人失去手掌。政府至今仍全盤否認上述情況，主張警方行動合宜，另一方面持續譴責示威之中的「滋事者」。此外，遭拘禁與定罪的人數也達到新高，意圖阻擋人們抗議的基本權利。

2月2日，黃背心舉辦了一場抗議警察暴力的示威活動。至今，已有133件控訴警察暴力的案件，而不合比例原則、恣意使用特定武器的現象也逐漸受到矚目：例如具爆破威力的手榴彈或榴彈發射器（例如：LBD 40橡膠子彈槍）。

2月10日，內政部長卡斯塔內（Christophe Castaner）終於承認警方的「行為不當」，強調將對個別警員進行調查；歐洲議會也在14日譴責加諸示威者之上、不合比例原則的武力。

美國：為建美墨圍牆 川普宣布緊急狀態

美國總統川普於上週五（2/15）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以便在未經國會批准的情況下，挪用國防部與其他預算的資金，興建他於2016年總統大選時的承諾：於美墨邊境興建圍牆。

稍早，川普因為57億美元的圍牆經費未被國會納入臨時預算案而拒絕簽署，引發長達35天的政府關閉危機。

1976年訂定的《國家緊急狀態法案》並未清楚定義何謂「緊急狀態」。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回應，墨西哥邊境並未發生需要宣布緊急狀態的危機；隸屬民主黨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國會將採取措施阻止。根據該法案，要終止緊急狀態，必須分別由民主黨與共和黨佔多數的參、眾議院提出聯合解決方案。

同時，川普也表示將簽署3千多億美元、用來支出國土安全部與其他聯邦政府單位的法案，避免又一次的政府關閉危機。該法案將提供13.7億美元，於美墨邊境興建88.5公里的柵欄。

印尼：音樂法案引發言論自由爭議

印尼國會近日研擬音樂法案（RUU Permusikan），將「色情」或「褻瀆」的內容入刑。此舉引發眾多音樂創作者的抗議，認為新法案將限制言論自由。

根據半島電視台的報導，該法案禁止「含有外國文化不良影響或是貶低人類尊嚴」的內容，違者將面臨罰款或入監服刑。數百名音樂人組成全國性的聯盟，至今已有近30萬人於線上連署反對。印尼知名龐克樂團「Marjinal」主唱Mike表示，該法一旦施行，將會回到「蘇哈托『新秩序』專政的時代」。

全國反音樂法案聯盟（Koalisi Nasional Tolak RUU Permusikan）也認為，該法案中關於音樂工作者認證以及支持對大型音樂產業有利的發行規定，將對地下音樂場景與獨立音樂人產生不良的影響。

日本：記者質疑沖繩美軍基地 遭政府噤聲

日本政府因為一名記者質疑沖繩美軍基地填海造陸工程引發的環境污染問題，限制該名記者提問的權利。

日本內閣府發信要求記者聯誼會，「限制」該名記者於記者會中提問。根據《朝日新聞》報導，一名《東京新聞》的記者於內閣府記者會中質疑，正在進行中的邊野古填海造陸工程，使用了污染周邊水域的紅土，而非項目預算明列的礫石，因此污染了海灣內熱帶珊瑚的棲地。

日本報業工會聯合會「新聞勞聯」批評，內閣府的要求，限制大眾知的權利，令人難以接受，此外也意圖影響其他記者提出尖銳問題。

沖繩法律明確禁止使用紅土填海，因為含鐵的土壤將會污染周邊水域，並且導致珊瑚的死亡。

聯合國：全球有7億人為「窮忙族」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表示，去年全球失業率首度降低至2008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從2017年的5.1%減少至5%。此外，ILO也警告工作貧窮的問題嚴重，無法保障體面生活的工作，讓7億名工人處於貧窮狀態。

ILO認為，由於經濟前景黯淡等原因，失業率減緩的態勢將趨於停滯，失業率水平將維持至2020年，屆時由於勞動人口增加，全球失業人口將會比現在多出2百萬人。

ILO研究主任格倫索（Damian Grimshaw）表示，全球有7億受雇者生活於極端或中度貧窮的狀態，此外還有61%、合計20億的非正式就業人口。ILO副理事長格林菲德（Deborah Greenfield）指出，新興商業模式創造的暫時工作，例如提供分享車程的網路平台，如果缺乏適當管制，將使非正式就業人口擴大。

自1978年起開始營運的台南龍崎工廠，主要生產的是工礦炸藥，早期是寡佔事業，營運狀況良好，然至 1990年代末，政府開放工礦炸藥進口銷售以及准許大型水泥礦場現場拌合炸藥使用，加上國內環保意識抬頭，大量使用工礦炸藥的公共工程銳減，使其營運狀況受到嚴重衝擊，面臨轉型；2005年，政府決定讓工廠結束營業，開始執行階段性資遣計畫，於2006年將爆破隧道的硝化甘油炸藥停產，2009年廠區只剩下31員工，呈現半歇業狀態。2013年2月，採礦用的硝油炸藥也不再製造，生產線全部停擺，就此吹上熄燈號。1

龍崎工廠生產的炸藥除了銷售予工礦開發與工程建設使用（如：翡翠水庫、中部橫貫公路、馬祖南北竿機場、蘇花公路、北宜高速公路的雪山隧道等工程，皆使用到龍崎工廠的炸藥）之外，也售予國軍使用。於1970-80年代間，陸續銷售各式炸藥給海軍、陸軍與聯合後勤司令部，銷售項目包括TNT炸藥、鍊式炸藥、C4炸藥、錐孔炸藥及魚雷等。所以龍崎工廠是台灣重要的工業遺址。2

張玉璜《煙硝桃花源》一書中提到，龍崎工廠因其產品（炸藥）的特殊性、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神祕感，乃不同於退輔會其他生產工業產品的工廠，有較引人注目的優勢；其次，這裡似乎是個與世隔絕的祕境，其工業發展、場內技術、設備型態，乃至於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都有其特色，互相建構成龍崎工廠的獨特故事。

然經濟部工業局為執行2001年《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中「統籌規劃、分工協調與推動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與最終處置設施」之任務，而規劃分兩期設置北、中、南三區的特殊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而使龍崎這已漸遠離煙硝的桃花源，淪為特殊事業廢棄物的掩埋用地。

在經濟部工業局規劃推動下，目前已完成的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之處理處置設施，都設置於有眾多工廠分佈的工業區內，分別是北區的桃園觀音工業區「北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水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觀音資源回收廠）」、中區的彰濱工業區「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彰濱資源回收處理廠）」，南區一期的高雄大發工業區的「南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大發廠（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

備註：就業人口數據，取自經濟部2017年5月調查數據。

而南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的第二期設施，則在當年台南縣長陳唐山的協助尋址下，選在所謂的「龍崎工業區」。問題是「龍崎工業區」並非名符其實的工業區，話說當年退輔會龍崎炸藥工廠要落腳此處時，曾由台南縣府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工業區，但當時中央並未核准，最後方採用退輔會名義申請撥用為龍崎工業區用地；且該區定位為國防工業區，區內從來只有退輔會龍崎工廠一家工廠，土地利用密度極低，而使得區內寶貴自然地景得以保留至今，並成為野生動物之樂園，可說是「有名無實」的假工業區，且區內唯一工廠已於2013年2月關門。然經濟部工業局無視該區自然地景之寶貴，而真設掩埋場；即使是為服務工業發展之所需，也不應犧牲這麼寶貴的自然資產，無視掩埋場設在當地的風險。

環保團體指出，該區在價值方面有：(1)特殊世界級自然地景區域；(2)淺山生態豐富敏感區域。在風險方面有：(1)龍船斷層；(2)龍船背斜抬升；(3)區域內外發現斷層泥；(4)區域外（周邊500公尺內）發現沼氣噴發，屬古亭坑泥岩噴發敏感區；(5)山崩地滑敏感區；(6)二仁溪流域上游；(7)發現有地下水等。這些都證明在此地設掩埋場，是風險堆疊的選址錯誤。

再進一步言，經濟部在輔導設置龍崎掩埋場開發案上，不僅無視於當地具有寶貴自然地景與地質不穩定的事實真相，也未能依法行政，而只求達到其原始目的而未能在情理法皆有問題下適時調整施政方向。

從下表「南區龍崎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大事紀」可知，2014年10月6日賴清德市長曾核發歐欣水土保持工程之施工許可證，並提醒歐欣公司須向目的事業主管機構申請開發展延。但因當時歐欣公司並未向經濟部工業局提出開發展延申請，2014年10月20日台南市政府賴清德市長發函告知歐欣公司與經濟部未依法完成開發展延，故撤銷歐欣水土保持工程之施工許可證，故南區龍崎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照理到此就應被撤銷。

但2015年5月20日經濟部卻再度發函給歐欣公司，同意歐欣公司於當年4月24日之陳情，並將開發許可展延兩年至2017年5月20日。故現在即使經濟部工業局承諾不給歐欣公司展延，也無法取信於民。

昨日（2/19）立法院施政總質詢，蘇貞昌院長在王定宇委員質詢「龍崎掩埋場輔導設置文件是否到期後不再展延」時，首度明確表態說：「基於對地方民意反映的回應，對地方特殊地質跟自然保育的維護，3月10日到期不再延期......如果台南市政府認定是自然地景，這地方就不可能做掩埋場。」3蘇院長的這段話，是往前邁進一大步；但與民意以及環團的希望還是有所差距，怕日後經濟部工業局又讓此案再度死灰復燃，畢竟之前已有案例。所以環保團體最大希望還是，請行政院長蘇貞昌能夠進一步公開宣佈：「永久廢除歐欣南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的計畫」，一舉斬斷歷史錯誤，並重新檢視如何能更負責任地往循環經濟方向邁進，而不將環境成本外部化。

另一方面，台南市長黃偉哲成了龍崎世界級自然地景能否順利長久保存下來的真正守門人了！我們對黃偉哲市長有信心，但更希望台南市政府能發揮行政效率於半年至一年內完成自然地景審查，讓退輔會原龍崎炸藥工廠全區成為自然保留區，為國家與後代子孫留下寶貴自然資產。

• 1.〈龍崎爭議：何忍挖斷龍脈，讓廢棄物住聖山？〉，謝和霖、黃煥彰，看守台灣《2018台灣現況：循環冏圖》第七章。
• 2.〈月世界中的一抹煙硝--龍崎工廠〉，蔣佳蓉，《國家檔案典藏新訊》第25期，2016年4月。
• 3.〈回應地方民意　蘇貞昌承諾：龍崎掩埋場到期後不再展延〉，風傳媒，2019.02.19。

由洪凌與王顥中主編的《想像不家庭》一書（蓋亞文化出版）於2月15日在台北國際書展舉行了新書發表會。由於筆者為該書寫作推薦序，因而受邀發言。筆者認為，台灣的同婚運動方向乃是錯誤地寄望能憑藉國家立法而造成同性戀平權的效果，所以至今仍將重點放在立法應該堅持「婚姻」這樣的名分，而不是建構（無論同性或異性）婚姻家庭的生活意義與發展趨向。然而筆者向來認為透過名分來消除歧視的寄望乃是虛幻的，國家的同婚立法不可能給予同性戀更多的正面認可，只有在論述與意識形態上的重新洗牌才能拉開新的運動思想空間。以下為發言內容。

這本《想像不家庭》的推薦序是我四年半以前，也就是2014年6月在一次餐會上的發言稿。當時同婚運動起步不久，大法官還沒有通過對於同性婚姻的憲法解釋，更沒有2018年的公投。但是今天回過頭來看這篇序，我相信讀者會覺得文章立論公道，而且當時聽不下去這篇文章論調的人，現在大概都會覺得非常入耳。事實上，我相信過去對這整本書的內容並不待見的人，如今也會另眼相看，這些都是2018年公投帶來的後果。只是在2018公投之後，同婚運動由前一兩年亢奮的情緒轉而沈鬱，甚至沒有力氣收拾戰場，更遑論在立法方向上提出新的願景。

同性婚姻無法為同性戀帶來更多認可

以下先表述這幾年我常談的兩個觀點，最後再講我對目前同婚立法方向的想法。第一，我認為台灣的同性婚姻運動，不完全是本土自發自生的運動，而是受到國際潮流的影響鼓動，而這個國際的潮流則是多方面發展的結果；例如，全球化下粉紅經濟與跨國NGO的影響；西方媒體建構與誘發出伊斯蘭基本教義對同性戀的反制，使同性戀成為文明意識形態鬥爭的標的，主要針對野蠻（如伊斯蘭），但是也可以批評半開化（如中國）；西方還以同性戀權利來粉飾其帝國主義行徑；另外，西方內部右翼思潮的興起，和左翼思想互相激化，性／別議題成為交鋒前沿。在這些影響下自由派與西方國家政策也開始從中間保守的立場轉向進步主義的自由派，將同性婚姻納入權利範疇以文明開化的姿態來推動。一些國家為了繞過民意的支持，就採取了司法的手段，透過大法官的釋憲來推動同性婚姻，台灣也採取了這個路線。

第二，從國際場景回到台灣。同性婚姻，對於一般同性戀者來講，有一種吸引力，倒不是他們每個人都對婚姻有所嚮往，也不是他們每個人都認為婚姻是最重要的權利。而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婚姻代表了國家對於同性戀的正當性的承認（認可），幻想由此將神奇地一舉消除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歧視，是同性戀平權歷程的終點。但是國家認可同性可以結婚，未必就因此能以國家的權威與力量來認可同性戀在道德與文化上是正當的。我們可以觀察過去的一個例子，台灣法律曾經有規定，通姦的雙方不能結婚，後來去除這條規定，國家開放通姦罪的人可以彼此結婚，但是這並不表示國家因此就有能力改變社會文化中通姦的正當性。換句話說，國家承認通姦者的結婚權利，並不代表國家能一舉改變通姦在道德與文化上的意義。同性婚姻其實也是一樣的。立法能否改變同性戀的道德與文化意義，其實需要很多其他的條件的配合。

其實台灣社會過去對於同性戀，有一種溫情脈脈的容忍。不過經過這幾年同性婚姻運動的正反激盪，除了溫情不再而產生敵意外，已經使得未來的同性婚姻無法產生對於同性戀更多的認可。在不久的未來，台灣政府將認可同性可以結婚，但是已經不會更多地或多餘地認可同性戀具有道德和文化的正當性。同性戀現在在我們社會有多少正當性，同性婚姻通過後還是只有那些正當性，不會產生更多或多餘的認可，我把這個稱為「多餘或剩餘認可」。好比，現在台灣社會有百分之五十認可同性戀的正當性，並不會因為同性婚姻立法通過（無論何種名分），因此剩餘的百分之五十也因而認可同性戀的正當性。這個剩餘認可是不存在的，同婚並不能使社會文化更多地認可同性戀是正常與道德的，那只是幻想。這個幻想理應在2018年的公投後就不復存在了。

當然，同性婚姻之所以無法在台灣帶來剩餘認可，主要是因為「剩餘」的那些人就是反對同婚的，而且反同婚運動可能也認為同婚會帶來國家對於同性戀的道德認可。所以就產生了對「剩餘認可」的爭奪戰，由此撕破了溫情脈脈與和平共存而激化出雙方更多的污名與敵意。

我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是這樣寫的：「但是目前就是有剩餘認可這根肉骨頭存在，因此雙方的爭奪是無法避免的。可能只有等到爭奪的兩敗俱傷或者肉骨頭被啃咬的所剩無幾的時候」。但是很顯然直到現在人們還在爭奪剩餘認可，所以焦點還是環繞著名分與象徵而不是實質需要，例如還是在爭議要不要把同性婚姻的立法稱作「婚姻」，爭執的只是名稱，而不是內容。

換句話說，我認為同性婚姻之所以要爭取進入民法，主要並不是考量同性婚家的需求能否在民法實現，而是為了剩餘認可的考量，也就是認為民法的象徵意義可以對同性戀有更多的認可。然而在同性婚姻剛剛草擬推動的時候，還有所謂伴侶法和多元成家，可以顯現出台灣社會在婚家方面有許多不同的需要。但是顯然那個時候，同性婚姻是受到國際上同性婚姻運動的鼓勵，而認為一定要推動同婚運動來替同性戀平反，爭取剩餘認可，我認為這個出發點，不是依照實際進入婚姻家庭者多樣需求的出發點，而是政治性的、爭取剩餘認可的考量。

同婚專法的兩極趨向：回歸傳統或另類現代家庭

如果我們撇開這種政治上的需要，而考慮到實際上的差異需要，我們現在反而能夠思考要開展什麽樣的同性婚家法律話語。換句話說，現在考慮的恰恰不再是針對反同婚派，而是針對同性婚家內部的不同甚至矛盾的需求。那麼，如何把同婚內部矛盾需求展開列出呢？這可以透過同婚專法的兩極趨向來考量。

一極就是同婚專法應該盡量類同於傳統婚姻，易言之，專法要回歸傳統，給予同性婚家同樣的傳統保障，做為傳統家庭的補充，外溢效應能補強傳統異性婚姻家庭，但是也因而最終使得同性婚姻能完全納入傳統異性婚姻，專法變成民法。

另一極則是同婚專法應該盡量有別於傳統婚姻，易言之，專法要將婚姻家庭去傳統化，免受傳統異性婚姻的約束，形成另類的現代家庭新模式，外溢效應能改造傳統異性婚姻家庭，因而最終竟使得異性婚姻逐漸趨向同性婚姻的模式，民法變成專法。

不論最後立法結果落在哪一極或中間，論證話語過程很重要，就是很多討論要往兩端趨向開展，要把兩端的合理性與利害後果都講透，而不是認為某一端才是正確（錯誤）或進步（反動）。打破激進與保守的分類，從本能與窠臼中逃逸。這樣的辯論本身就能建構與創造出事物走到其反面的主體條件。

如果這兩種立場趨向都能有很完整的論述和精妙的論辯，都各自有其道理，那麼或可以看到這兩種立場並不必然對應之前同婚派與反同婚派，而將重新切割出新的社會論述與對話空間，影響打造各類新的主體向度。其實《想像不家庭》這本書在很多方面，已經是這樣討論的開端。這也是我推薦這本書的原因。

行政院今日（2/21）通過同婚專法草案，名稱定為《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同性結婚、財產繼承、繼親收養等權利皆準用民法，立法院通過後將於5月24日施行。對於政院草案，伴侶盟表示肯定，認為大多數的條文都準用民法，實質權利大部分比照婚姻。下一代幸福聯盟則痛批，政府罔顧公投結果，嗆將讓執政黨下台。

去年底同志團體提出的「同婚公投」落敗於反同團體的「專法公投」，確定以「專法」保障同志結婚權利，此後專法名稱就爭嚷不休，同婚團體主張應叫做「同性婚姻法」，反同團體則提出「同性共同生活法」，反對使用「婚姻」、「伴侶」、「配偶」等字眼，力圖和異性婚做區隔。

政院昨日公布同婚專法草案，名稱定為《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今日上午院會通過草案，立法宗旨揭示要以法律保障同性伴侶權益，年滿18歲以上可適用本法，同性伴侶財產繼承權、收養血緣子女及監護權皆比照民法規定。

對於法案名稱，伴侶盟義務律師團律師許秀雯表示肯定，認為公投後政院挺住政治壓力，提出這個草案，避開名稱的無謂爭議，是「可行的方向」。她也指出，公投結果只能拘束立法形式，不能牴觸大法官解釋效力，立法實質內容須符合「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而觀諸政院草案，許多實質權利準用民法，條文中亦提到「婚姻」、「配偶」相關字眼，認為政院守住大法官釋字第748號底線。

不過許秀雯說，草案可能仍有疏漏或排除的地方，例如僅允許繼親收養，沒有共同收養，這會是同志關切和希望補足的部分。另外像是同性伴侶能否平等適用《人工生殖法》規定，也會希望有相關配套。

許秀雯期盼，法案送入立院後，朝野立委能超越黨派，秉持人權理念寫下光榮一頁，讓同志人權真正實現。

下福盟：公投結果打臉大法官釋憲，政府不應再施行

不過，另一邊廂，反同婚的下一代幸福聯盟則對政院草案非常不滿。下福盟公民行動總召游信義表示，去年底的公投結果是人民意志展現，其中，同婚公投第14案的立論基礎是大法官748號解釋，而最後有765萬人否決了該案，人民清楚表達婚姻就是「一男一女」，打臉大法官的解釋。

游信義更說，他去年領銜提出的第10案「婚姻定義」公投，要求婚姻規定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也獲得民意支持通過，直言政府有義務落實公投民意，明確增訂婚姻定義應限定在一男一女。

他痛批，大法官748號解釋已被人民否定，政府卻罔顧公投結果，可見政府不把人民意志當一回事，今天提出這樣的草案，完全是選舉考量，用雙面討好的方式踐踏民意，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游信義也表示不能接受專法「準用」民法，認為這樣會讓專法變成另一部民法，問題非常嚴重，嗆若執意通過，將號召人民要執政黨下台。

游信義認為，政府應為同性結合另闢蹊徑，立一個「同性結合法」或相關專法，而非「大法官解釋施行法」。他擔心一旦放寬收養，「兒童的權利在哪？新生代的權利在哪？」

印度：報復恐攻 阻斷水源流入巴基斯坦

印度政府宣布，將阻斷印度河河水流入巴基斯坦，此舉被認為是為了報復近日發生於喀什米爾的恐怖攻擊事件。2月14日，載有2千5百多名印度中央後被警察部隊（CRPF）的巴士行經喀什米爾地區印度控制的普爾瓦馬縣（Pulwama）時，遭遇叛亂組織「穆罕默德軍」（JeM）的襲擊，造成42名武警死亡。

印巴分治後，兩國於世界銀行的調停下，於1960年簽署《印度河協議》，規定兩國如何共享印度河與支流。巴基斯坦80%的灌溉用水仰賴印度河，然而位居上游的印度近年大興水壩。巴基斯坦控訴，這些計畫已違反協議。

襲擊事件發生後，印度政府指責巴國「窩藏恐怖份子」，宣布立即將巴基斯坦進口關稅提高至200%，印度總理莫迪表示將對攻擊採取「強烈回應」，美國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也表達支持立場，宣稱「印度有權為了自衛採取跨國境的武裝行動。」巴基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則聲明巴基斯坦絕無涉入攻擊，總理伊姆蘭（Imran Khan）則稱印度的指控「不負責任」，要求對攻擊事件進行調查，同時也授權軍隊對印度的侵略採取「果斷且全面的回應」。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大罷工 抗議獨派領袖遭審判

西班牙最高法院於2月12日起，對12名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領袖展開預計長達數月的審判。西班牙的政治局勢因為加泰隆尼亞的分裂危機而再度動盪：加泰隆尼亞工會於本週四（2/21）發起大罷工，切斷城市交通與公共運輸，反對他們稱之為「反民主的審判」；另一方面，保守派的人民黨、中右翼的公民黨在極右翼「VOX」黨的支持下，於首都馬德里號召4萬5千名群眾上街。他們批評執政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首相桑傑士（Pedro Sánchez）對於獨派的態度過於「安撫」，迫於情勢的桑傑士也宣布將於4月舉辦提前大選。

其中九名被告，包括前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副主席容克拉斯（Oriol Junqueras）被控告「叛亂罪」，罪名一但成立，最多可判處25年有期徒刑。其他罪名還包括煽動與濫用公款。

2017年10月，加泰隆尼亞政府舉辦獨立公投，最終結果投票率為43%、近9成支持獨立，時任自治區主席的普吉德蒙（ Carles Puigdemont）宣佈贏得「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10月27日，自治區議會投票通過獨立宣言，西班牙眾議院隨即表決解除普吉德蒙與內閣成員職務，並且接管加泰隆尼亞。普吉德蒙則逃亡至比利時。

桑傑士的社會主義政府可能將是佛朗哥獨裁時代後，執政時間最短的歷屆政府。去年6月，前首相拉荷義（Mariano Rajoy）因為其人民黨爆發貪瀆醜聞而遭國會罷免。僅掌握24%國會席次的桑傑士，憑藉「我們能」（Podemos）黨與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議員的支持而取得執政，後者持續要求獨立公投，抵觸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捍衛憲法秩序」的主張。近日桑傑士與加泰隆尼亞獨派議員談判破裂，後者決定加入保守黨行列，杯葛預算提案。

美國：女網名將恐跨評論惹議

18座大滿貫單打桂冠的女網傳奇娜拉提洛娃（Martina Navratilova）近日因為發表針對跨性別選手的評論而引起爭議，之後並遭支持LGBT運動員的團體「運動同伴」（Athlete Ally）摘除大使頭銜。

娜拉提洛娃於《星期日泰唔士報》（the Sunday Times）的專欄中宣稱：「任何男人可以決定成為女性，接受運動組織要求的賀爾蒙治療，然後贏得目前所有頭銜與一小筆財富，之後卻撤銷決定，恢復男兒身並且生育小孩。」她認為跨性別選手的存在是「荒謬」、「作弊」。

權益團體「跨越真實」（Trans Actual）抨擊娜拉提洛娃的言論犯了跨性別恐懼症，並質疑：「如果跨性別女性在體壇享有優勢，為什麼她們無法四處贏得獎牌呢？」

2016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公布指導方針，跨性別男性能在不設限的情況下參與賽事，跨性別女性的睪丸素必須在首場賽事的一年前低於特定標準以下。娜拉提洛娃認為降低賀爾蒙水平無濟於事，認為男性肌肉構造、骨骼密度以及紅血球攜氧量有先天優勢。

首位贏得自行車場地賽世界冠軍的跨性別女子選手麥金儂（Rachel McKinnon）批評，娜拉提洛娃利用長久以來的刻板印象與污名來對付跨性別女性。贏得冠軍頭銜之前，麥金儂與亞軍華格納（Jennifer Wagner）曾交手12次，戰績2勝10敗，「我們贏得比賽時，人們說我們是跨性別、比賽不公，我們落敗時卻沒人注意這些。這就是跨性別恐懼症。」

娜拉提諾娃仍是現役選手時便公開出櫃，並在2014年與模特兒女友雷米高娃（Julia Lemigova）於紐約完婚。

美國：計畫對沙烏地阿拉伯出售核能 恐升高中東衝突

一份美國眾議院監督暨改革委員會的內部報告顯示，總統川普正試圖繞過國會，對沙烏地阿拉伯促銷美國核能電廠，此舉不但違反科技轉移相關法律，安全分析師也擔憂，沙國有可能取得製造核武的技術，加劇中東地區的軍備競賽。

核電廠廠商團體「IP3國際集團」（IP3 International）於2016年至2017年間，展開積極遊說，意圖取得川普同意於沙國發展核電廠。

根據美國法律，對沙國出售核能技術必須經過兩國國會批准，可分裂物質也須接受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監管。根據《衛報》報導，川普於沙國發展核電廠的計畫不符合《原子能法案》規定的必要程序，在缺乏保護機制的情況下，用於核電廠的技術有可能被用來製造核武。

半島電視台報導，川普有可能藉此計畫支持沙國對抗伊朗。如果沙國擁有核能，將促使伊朗重啟核子計畫。

2018年，川普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並且重啟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

委內瑞拉政變衝突再度升高！週六（2/23），自命臨時總統的瓜伊多號召反對派支持者，試圖由哥倫比亞與巴西闖關委內瑞拉邊境，以便運送食物與醫療等人道物資進入委國，並與鎮守邊界的軍方爆發激烈衝突。在西方主流媒體的敘事中，委內瑞拉是一個「受飢餓、惡性通貨膨脹與食物短缺所苦的國家，迫切需要人道救援」，總統馬杜羅阻止美國主導的人道干涉，更是「讓人民飢餓」的兇手。然而，我們有必要仔細檢視這種「委國存在『人道危機』」的敘事，並對美國主張的「人道干預」戒慎恐懼，因為歷史已顯示以自由民主之名的介入對於當地人民往往是一場悲劇。

聯合國警告：美國勿將「人道救援」政治化

委內瑞拉反對派與美國，以「人道救援」之名，叩關委國邊界，但是國際紅十字會與聯合國已警告：美國勿將救援當成公關噱頭。

紅十字會方面，已經表明拒絕參與美國對委內瑞拉的「人道救援計畫」。哥倫比亞國際紅十字會發言人哈尼施（Christoph Harnisch）質疑這些資助被當作服膺特定政治目的的工具，要求涉入人士「尊重『人道主義』一詞。」該會全球營運主任斯蒂爾哈特（Dominik Stillhart）也告訴記者，他認為這些資助帶有「政治色彩」。

此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也已拒絕瓜伊多提出、希望聯合國對委國危機提供協助的請求。聯合國發言人杜雅里克（Stephane Dujarric）則強調人道救援不應帶有「政治、軍事或其他目的。」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獨立專家薩亞斯（Alfred de Zeyas）警告，人道主義危機的概念正在被「武器化」，用來合理化政權顛覆的正當性。

「堅稱委內瑞拉飽受『人道危機』所苦的目的，就是正當化『人道的軍事介入』。此舉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二章第四款（國際關係上不得武力使用或威脅）。」

委內瑞拉是否存在「人道危機」？

獨立新聞網站「Grayzone」記者布魯門道爾（Max Blumenthal）於政變發生後，親自走訪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超市，調查該國是否如CNN所述，存在所謂的「人道危機」。影片中，商品架上的肉類、魚、乳製品、麵粉，或是牙膏、牙刷等民生用品顯然豐沛無虞。布魯門道爾也指出，進口商品價格高居不下，因為有心人士蓄意囤貨並從事投機買賣，但他認為商品短缺問題並不存在。

2017年，薩亞斯以聯合國特別報告員身份，前往委內瑞拉調查狀況。事後他接受瑞士獨立媒體「Zeitgeschehen im Fokus」訪問時，被問及當地實際情況時，否認委內瑞拉局勢已達「人道危機」的程度：

我在街上沒有看到任何一位遊蕩的兒童，也沒有看到有人在街上乞討。我步行和開車穿越了整個卡拉卡斯城（Caracas），一個乞丐都沒看到。我也徒步走過比較貧窮的社區，我的確在那裡看到人們排隊在等待領取補助或是配給的物資。當前的狀況有許多面向，我並沒有宣稱當地沒有糧食或藥品的短缺。我只是想說明，目前兒童因為營養不良或缺乏藥物而死亡的案例，並未到達「人道危機」的程度。儘管媒體不斷強調關於暴力攻擊的情形，但我沒有看到任何暴力行為。

委內瑞拉地方供應和生產委員會（the Comités Locales de Abastecimiento y Producción, CLAPs）於2016年開始，對窮人發給每月兩次的糧食配給袋，至今已有超過半數的委內瑞拉居民受益。薩亞斯指出，雖然存在特定商品短缺的現象，但是私有部門必須承擔重責，並認為委內瑞拉「民眾並沒有因為飢餓而受苦」。

• 延伸閱讀：委內瑞拉的食物政治

未經聯合國安理會同意的經濟制裁

薩亞斯指出，美國的經濟制裁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批准同意，是單邊行動，本質上更是違反國際法律：

「當制裁導致營養不良、胰島素、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抗瘧疾藥物、洗腎等藥物短缺而導致死亡，正如委內瑞拉沒有數千人也有數百人因為制裁導致（藥物）匱乏或延遲配給而死，這就是蓄意的謀殺，觸犯《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七條的違反人道罪。」

美國華盛頓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CEPR）國際政策資深副研究員亞歷山德·緬因（Alexander Main）表示：無人否認委內瑞拉確實存在經濟蕭條、惡性通貨膨脹與食物價格急速上漲的問題，但是美國經濟制裁，只會導致兩種結果：一、委國人民承受經濟困境的惡果；二、制裁導致委國無法借貸或調整外債結構，使經濟復甦變得更加不可能。

CEPR另一篇評論《美國制裁委內瑞拉是怎麼回事？》指出：雖然美國宣稱制裁不是針對委國人民，實際上經濟制裁已讓面臨藥物與商品短缺的委國人民，因為缺乏石油收入而無法支付進口食物與藥品。

「人道危機」淪媒體公關伎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2月初時，就對馬杜羅下達「最後通牒」，要求後者開放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之間的邊界，以便讓「人道救援物資」進入。當時蓬佩奧並在推特（Twitter）上，發佈了一張連結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的鐵達塔斯大橋（Tienditas Bridge）照片，空無一人的橋上停著一台油罐車與兩個貨櫃，後頭還有一排圍籬與零星的混凝土塊。蓬佩奧在底下的推文痛斥，馬杜羅阻礙「飢餓」的委國人民得到協助：

「委內瑞拉人民迫切需要人道救援。美國與其他國家正試圖協助，但是在馬杜羅的一聲令下，委內瑞拉軍隊用卡車與貨櫃阻擋了物資。馬杜羅政權必須『讓物資抵達飢寒交迫的人民手中』。」

ABC新聞報導，馬杜羅以一台油罐車與兩個貨櫃封阻鐵達塔斯大橋，並且部署軍隊鎮守。九輛載運「美援」的卡車，被迫停置在哥國邊境城市庫庫塔（Cucuta）。

馬杜羅寧願讓「自己的人民」挨餓，也不願讓位而阻擋美援——包括《華盛頓郵報》、BBC、CNN、NPR（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在內的西方主流媒體，紛紛採用這種善惡對立、「殘暴的獨裁者不讓物資進入，讓飢餓人口獲得食物」的新聞敘事，搭配著鐵達塔斯大橋的照片，更是瞬間激起讀者的同仇敵愾。

然而，以「導正商業媒體偏見與錯誤資訊」為宗旨的美國媒體觀察網站「FAIR」指出，這樣的敘事大有問題。其中報導與照片中的鐵達塔斯大橋，自2016年完工後便因兩國關係與其他原因而未開放，卻被美國政府當作某種「視覺隱喻」，強化敘事效果。

作家暨軟體工程師艾默瑞（Justin Emery）進一步指出蓬佩奧推文照片當中的可疑之處。他分析照片的攝影角度，指出該照片是由哥倫比亞這端拍攝，而按照圍籬支架的方向來看，圍籬應是「哥倫比亞豎立的」，而混凝土更是置於哥國的一方。他並找出谷歌地圖上的鐵達塔斯大橋照片，根據上傳日期推斷，圍籬與混凝土塊，至少在2017年6月便已經在那兒。換句話說，該橋自18個月前便已經呈現封鎖狀態，而且一開始封鎖該橋的，很有可能是哥倫比亞而非委國。

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直接指出，該橋已經淪為「政治宣傳戰」的一部分。實際上，鐵達塔斯大橋自2016年完工後，「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當局無法達成協議，啟用該橋」。理由除了兩國的緊張關係，還包括擔心該橋被用來走私貨物與石油。

「委內瑞拉危機特使」何許人也？

1月25日，美國政府宣布支持政變的隔兩天，蓬佩奧任命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擔任「委內瑞拉特使」。艾布拉姆斯透過媒體向馬杜羅喊話：「讓物資進去」、甚至呼籲軍隊應「反抗（馬杜羅）的命令。」

當前負責美國對委內瑞拉事務的艾布拉姆斯，過去便曾利用救援物資作為掩護，向尼加拉瓜的右翼傭兵輸出武器的不良紀錄。

1980年代，時任雷根政府拉美事務助理國務卿的艾布拉姆斯，在中南美洲遂行政權顛覆、資助瓜地馬拉獨裁者與尼加拉瓜極右翼叛軍、並為薩爾瓦多大屠殺說項。

1986年，艾布拉姆斯命令國務院尼加拉瓜人道援助辦公室，利用載運援助的貨機，運送武器給康特拉叛軍，後者至少犯下1千多起恐怖攻擊。帶有「政治、軍事或其他目的」的「人道救援物資」，並非空穴來風，艾布拉姆斯正是箇中高手。

1991年，他因在「伊朗門」事件（美國利用對伊朗秘密軍售的資金，回頭資助康特拉）中未向國會如實作證而遭定罪。

1981年，美國訓練的薩爾瓦多精銳部隊（Atlacatl Battalion），在厄爾蒙左提村（El Mozote）拷打村民、強暴婦女，造成1千多人死亡；在長達12年的內戰中，美國政府更對薩爾瓦多政府提供12億資金。然而，艾布拉姆斯在參議院關於大屠殺的聽證會上，卻企圖掩飾扭曲事實，宣稱死亡人數僅百人，並且詆毀人權行動者、證人與原住民。

艾布拉姆斯主張美國資助瓜地馬拉獨裁者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藉由政變奪權的蒙特對原住民族發起大規模的種族屠殺。當時艾布拉姆斯遊說美國政府，持續對蒙特政權輸送武器，打擊人權行動者，甚至堅稱蒙特政權下的「人權大有長進。」2013年，瓜地馬拉最高法院以違反種族屠殺與反人道罪判處他80年有期徒刑。

2月14日，美國民主黨議員奧馬爾（Ilhan Omar）在國會中公開挑戰艾布拉姆斯在拉美大搞政權顛覆的黑歷史。「如果委內瑞拉的武裝團體涉入戰爭罪、違反人道罪，甚至是種族清洗，但是只要他們宣稱支持美國利益，是否就能得到你的支持，一如過去的瓜地馬拉、薩爾瓦多與尼加拉瓜？」艾布拉姆斯的經歷，應讓我們對他「讓物資進去！」的一席話保持警惕。

軍事干預與經濟制裁 並非國際共識

美國主張軍事干預與經濟制裁的強硬路線，並非國際共識。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支持「國際社會努力尋求政治解決方案」以及「和平對話」，強調「外國干預的時代已經過去」，呼籲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

烏拉圭與墨西哥提出「蒙特維多（烏拉圭首都）機制」，主張以不設前提的對話，以「和平、民主」而非「使用武力」的方式解決委內瑞拉政治危機。薩爾瓦多、尼加拉瓜、玻利維亞與古巴等拉美國家則支持馬杜羅政府、批評美國干涉。

美國方面則拒絕任何對話提案。艾布拉姆斯表示「馬杜羅應該離開委內瑞拉」。自命臨時總統的瓜伊多雖然表示願意對話，但是前提是「馬杜羅離開」。

美國主導的「人道干預」悲劇

美國以打擊「貧窮」與「解救飢餓人民」等理由，意圖遂行「人道干預」，然而歷史上美國以「人道干預」之名在世界各地主導的軍事介入，往往淪為當地人民的悲劇。

2003年，前美國總統小布希以「拯救世界免於海珊（Saddam Hussein）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對伊拉克進行「人道干預」，導致巴格達與其他主要城市搶劫頻傳、基礎建設被摧毀，超過20萬人死亡，其中七成為平民。至今美國仍未在伊拉克發現所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2011年，前美國總統歐巴馬以「恢復民主」為名，對反阿薩德（Bashar Assad）政府的勢力提供訓練與情報，導致與蓋達組織相關的極端主義團體於敘利亞滋長，以及伊斯蘭國的興起。2014年，美國主導的聯軍開始對敘利亞進行數以千計的空襲。至今敘利亞戰事造成3萬6千人死亡，其中1萬多人為平民。

拉美「政權顛覆」血跡斑斑

在拉丁美洲，美國支持的「政權顛覆」（regime change）血跡斑斑。美國在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智利、古巴、巴拿馬...等拉美國家支持右翼獨裁政權、資助反對派武裝勢力、主導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行經濟制裁，這些干預行徑往往使該國陷入政局動盪、長期內戰，或是貧富嚴重不均，為當地人民帶來貧困與苦難，而非其宣稱的「自由民主」。

1954年，在瓜地馬拉擁有大片土地的美國聯合水果公司遊說中情局，對實施土地改革的阿本斯政權遂行政變。這場以「PBSUCCESS」為代號的政變，罷黜民選的阿本斯政府，此後瓜地馬拉陷入長達36年的內戰，累計死亡人數超過20萬人。

1973年9月11日，智利阿葉德的社會主義政權慘遭皮諾契特將軍軍事政變，在此之前，美國中情局以1千萬美元資助反對派，並且力行「讓經濟尖叫」的策略，目的是讓阿葉德面臨經濟崩潰、取消國有化私營企業的政策。1973年至1990年，皮諾契特統治下的智利，嚴打異議份子，根據2011年智利政府公布的《政治監禁與酷刑全國委員會報告》，共有4萬多人遭政治迫害，3千多人死亡。此外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包括私有化、降低關稅、刪減社會福利支出，也嚴重打擊智利經濟。1974年，智利通貨膨漲高達375%；1988年之際，更有44%人口生活於貧窮線之下。

人道干預背後的真正意圖？

美國總統川普在支持瓜伊多成為委內瑞拉臨時總統的聲明中宣稱，美國將充分利用外交與經濟力量，「協助委內瑞拉恢復民主」。

然而回顧國安顧問約翰·波頓（John Bolton）於今年初（1/24）接受福斯商業台訪問，內容赤裸裸地表明：美國政府與雪佛龍（Chevron）和哈里伯頓（Halliburton）等美國石油企業合作的目標，是該國的豐富油儲：

「我們著眼的是石油資產，這是委內瑞拉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我們正在研究該怎麼做。」

「我們正與美國大企業討論。我想我們的目標一致。」

「如果我們讓美國石油企業真正在委內瑞拉投資、生產石油，將對美國經濟有深遠的影響。」

波頓透露覬覦委國石油的隔天，美國財政部便宣布將希特哥（CITGO）——這個由委內瑞拉石油公司（PDVSA）擁有、位於美國的煉油與石油經銷商，同時也是委國最重要的境外資產——經營權移轉至瓜伊多手中的計畫。後者隨後宣布將撤換並任命新的董事會成員。

石油產業新聞機構「普氏能源資訊」（S&P Global Platts）報導，美國承認瓜伊多成為臨時總統後，後者隨即起草新的全國烴法，意圖將委國「天然氣與重油計畫」開放競標。獨立新聞網站「Grayzone」認為，這些將國有石油資源快速私有化的計畫，將為企圖進入委國的跨國企業大開方便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