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航空昨日（5/29）晚間與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進行勞資協商，這是工會啟動罷工投票後的第二次協商會議，從下午5點半協商至深夜11點多才告結束，但協商進度牛步化。工會表示，資方針對他們的八項訴求，提出的對案和勞資調解時的對案幾乎一致，連下次會議時間都喬不攏，對此感到遺憾。

空服員工會5月13日發動長榮空服員罷工投票，並提出八項訴求，包括提高日支費（含禁搭便車條款）、改善九大疲勞航班、開放工會參與人評會、增設勞工董事、國定假日雙倍薪、各航班外籍組員不超過2人、給予工會幹部假、更改勞動條件須與工會協商。

目前已有九成、超過3,000名長榮空服員投票，工會可望取得合法罷工權。勞資雙方也在5月24日重啟協商，不過，當天資方針對工會八項訴求，僅回應四項對案，且內容和罷工投票前的調解階段提出之對案幾無二致，未有結果，雙方約定今日下午進行第二次會議。

然而，今日的協商會議談到晚間11點多才結束，也未達成共識。工會表示，長榮航空今日終於回覆工會八大訴求，但遺憾的是，資方所提對案大致與原本團體協商及調解會議上所提，並無二致。直至今日表定會議即將結束前15分鐘，才提出台北東京（BR198）航班多增加一個月外站過夜之方案。距離工會八大訴求，勞資雙方差距仍然巨大，進度緩慢。

工會還說，資方過去幾天一直堅持協商要直播，但當工會表示願意於6月10日當週召開下次協商會議，並開放直播時，資方反而不願同意與會，改口說要開多次會前會才能決定會議形式及是否進入正式會議。工會質疑，他們提供整整一週的時間，公司都不願承諾下次正式協商的時間，「比起討論訴求，長榮航空更重視直播」。

工會強調，將繼續完成罷工投票程序，6月4日也將舉辦「台灣工人爭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大遊行，6月6日投票完畢後將儘速完成開票作業，呼籲工會會員團結，隨時留意工會訊息，配合工會活動。

長榮空服員罷工投票如火如荼進行中，立委也沒閒著，綠委陳明文和葉宜津都於近日提出在《民用航空法》增訂「罷工預告期」草案，規定航空業勞工要在7日或30日前預告罷工日期和方式，否則視為違法罷工，遭工會砲轟限制勞工罷工權，要求綠委盡快撤案。

綠委提案：航空業罷工先預告 且要提供最低服務

民進黨立委陳明文、葉宜津在本月先後提出《民用航空法》增訂第59條之1「罷工預告期」草案，目前已一讀交付交通委員會待審。陳明文提案規定「依法提起之罷工，應至遲於30日前以書面預告開始罷工之日期、方式、時間及地點。未依前開期間預告者，視為違法罷工。非經雇主事前同意，工會不得取消或變更前項已預告之內容。」葉宜津提案則規定勞工「要在7日前以書面預告開始罷工之日期與方式」，且多出一條「必要服務條款」，即要求勞工在罷工期間必須維持40%運量。

今日桃園市產業總工會、中華民國全國航空業總工會、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中華航空企業工會、長榮航空企業工會等工會齊赴立法院前召開記者會，痛批立委針對航空業設下罷工限制，企圖奪走勞工罷工的武器，要求陳明文、葉宜津盡速撤案。

全國航空業總工會理事長白永維表示，今年三月立委趙正宇曾提案在《勞資爭議處理法》增訂罷工預告期，但後來在工會抗議下撤案，如今陳明文和葉宜津卻又提出《民用航空法》修正案，意圖捲土重來，根本是幫財團欺負勞工，呼籲盡快撤案，不要因此激發全國航空業總罷工。

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也對陳明文和葉宜津提出嚴正譴責，強調民航法是管理飛航安全，而非管理工會或罷工，倘若民航法可納入罷工預告期，未來立委也可以避開勞動三法，用各種法例將全台交通運輸業、服務業等納入罷工預告期，絕不接受這種荒謬修法。

華航企業工會秘書林芸強調，台灣罷工次數和先進國家相比已經少的可憐，且發起罷工十分困難，不該再多做限制。根據立委鍾孔炤調查，台灣在2016年至2019年僅發生7件罷工案件，但罷工在世界各國卻是常態，如韓國有336件、日本97件、美國38件、加拿大569件、德國2973件等等。

此外，台灣勞工罷工需經過多項法定程序，工會要先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申請勞資爭議「調整事項」調解的提案，在調解不成立之後，工會才可辦理罷工投票，整個時間拖很長，以長榮罷工為例，程序就走了半年，這段時間資方早就可以和勞方好好協商。她表示，許多國家設立預告期，是因他們不需要經過這麼冗長複雜的勞資爭議程序，罷工完全是工會自主事項。

工會：一旦通過，還沒罷工就先輸了！

陳明文的提案中，規定勞工罷工必須提前一個月向雇主告知罷工日期、方式、時間及地點，變更還需要經過雇主同意，林芸認為，這都嚴重影響工會罷工策略，一旦通過將讓勞資實力更不對等，勞工更無條件發起罷工，「仗還沒開打就判工會輸了！」

此外，葉宜津提案還參照《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的「必要服務條款」，規定罷工的航空團體須提供40%最低服務運量給社會大眾。

然而，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姚光祖指出，《勞資爭議處理法》有關罷工的「必要服務條款」，指的是「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之事業」，如自來水、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醫院和特定銀行等等，航空業並未被納入。一旦《民用航空法》增訂航空業要提供最低服務，就變成是「消費者至上」的觀點，這樣一來，北捷、客運、百貨業罷工都可能要提供最低服務，將大幅削弱罷工力道，絕不能讓這個條款混水摸魚通過。

近年的大型罷工事件均是由航空業相關工會發起，如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2019年初的華航機師罷工，到目前積極籌備中的長榮空服員罷工，航空業工會儼然已成為全台最強悍的工會力量之一，現在立委針對航空業設置罷工預告制度，恐怕不只是為了壓制長榮空服員罷工，也是設法限縮台灣剛剛起步的勞權意識和罷工權利。

空服員職業工會理事長趙剛表示，先進國家罷工頻繁，台灣卻有「兩個七」，即工會組織率不到7%，近年罷工事件只有7件，「我們的工會運動還在牙牙學語階段，立委卻想把這『兩個七』壓到更低！」航空業工會共同呼籲，綠委應盡速撤回限制罷工權的提案。

馬來西亞：拒成世界垃圾場 返還3千噸垃圾

繼中國及菲律賓後，馬來西亞也拒絕成為「世界的垃圾場」。上週，環境部長楊美盈上週宣布要將3千公噸「腐敗、污染、標示錯誤以及走私進入」馬來西亞的廢棄物返還母國。

馬來西亞當局表示，將會把這些垃圾返回至英國、美國、日本、西班牙、加拿大、荷蘭、德國、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孟加拉與法國。諷刺的是，去年（2018）頒布禁令拒收「洋垃圾」的中國，也在名單之中。

去年，中國宣布禁止廢塑料等24種廢棄物後，廢棄物管理公司開始在其他地方尋找市場，其中許多位在東南亞。

「馬來西亞不會成為世界垃圾場」，楊美盈表示馬來西亞將會反擊，「雖然我們是小國，但是不容已發展國家的霸凌。」她說，馬來西亞人民有權享有「乾淨的空氣、水與環境」，就和已發展國家的市民一樣。

加拿大：政府報告承認原住民婦女失蹤等同「種族滅絕」

一份加拿大政府外洩的報告宣稱，近三十年原住民婦女失蹤或被殺害，與「種族滅絕」（genocide）無異。

上週五（5/31），加拿大廣播公司（CBS）取得《國家原住民婦女與女童遇害及失蹤調查》報告，該報告認為，「基於殖民主義與其意識形態的國家施政及不作為，是數千名原住民婦女失蹤的關鍵趨力。」

根據估計，失蹤的原住民婦女已超過4千人，但是報告坦承確切數字難以統計。

該報告費時兩年半，並在全國舉辦24場聽證會，參與人數至少有2,380人，其中也包括失蹤或被害者家屬，此外也從耆老、學者與政府官員蒐集進一步的證詞。

報告作者群坦承，關於「種族滅絕」的定義意見不一。報告倚賴法學專家與原住民學者的文獻得出結論。「這份報告中詳細記載了社會習俗、假設與行為，都導致了種族滅絕」，「包括對於原住民婦女及女童的暴力行為。」

世衛：跨性別不再是「精神失常」

世界衛生組織（WHO）上週將跨性別自「精神失常」除名。

世衛組織更新其疾病診斷手冊「國際疾病分類標準」（ICD-11），將跨性別認同自精神失常的高引用清單中移除。新的分類仍須經過聯合國會員國的同意，一旦通過，預計於2022年一月生效。

此外，世衛組織也將「性別認同失常」（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更名為「性別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並且自精神失常的清單中移至「性別健康」的篇章。

世衛組織生育健康與研究部門協調人賽伊（Lale Say）表示，「我們期待（重新分類）將減少污名。」賽伊認為這麼做有助於提高社會接受度，並且促進跨性別者進用醫療保險的權利。

美國：移民救援者恐面臨二十年刑期

美國亞利桑那州一位行動者，因為協助兩名無證移民而遭重罪起訴，一旦所有罪名成立，將面臨長達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沃倫（Scott Warren）是人道救援組織「不再有死亡」（No More Deaths）的志工，該組織於亞利桑那南部沙漠留下水、食物與醫療物資，藉此協助穿越沙漠的移工。2001年起，已有超過3千名無證移民在試圖穿越沙漠的過程中死亡。該沙漠溫度有時高達攝氏46度。

2018年一月，邊境巡邏隊對該組織位於亞利桑那的救援庇護所進行監視，在淋浴間發現兩名移民。之後沃倫遭逮捕，並且被起訴三項重罪，包括藏匿無證移民以及密謀運送他們。

「這攸關生死。如果我不提供食物或水，那人有可能死亡。」沃倫坦承自己已為數十位移民提供食物、水以及庇護。沃倫認為在那樣的情況下，自己別無選擇。他也批評政府正在擴大「藏匿」的定義。

美國總統川普對試圖穿越邊境的無證移民採取「零容忍」政策後，司法部長賽申斯（Jeff Sessions）指示檢察官優先處理藏匿移民的案件，沃倫隨後遭到起訴。

台灣大專院校的學費到底有多貴？高教工會今日（6/3）公布各國大學學費比較結果，指出台灣的大學學費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六、在世界人均GDP前一百名的國家中排名第14，高居「世界前段班」，打臉教育部聲稱「台灣的大學學費已相當低廉」的說法。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今公布全球大學學費比較調查結果，他們透過收集、整理全球人均GDP前一百高國家的大學學雜費資料，依據公私校學雜費和人數比例，計算加權之各國平均學雜費，再按照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換算後的學雜費進行國際比較。結果顯示，台灣的大學學費在35個OECD國家中高居第六、全球一百個國家中高居第14名，一點都不便宜！

根據調查，台灣公校學生佔34%、私校學生佔66%；公校一學年學雜費為3,946美元、私校一學年學雜費為7,389美元，平均學雜費則為6,218美元，是所有國家中的第十四高。相較之下，全球的平均為3,055美元、中位數為1,774美元，且一學年學雜費在1,000美元以下的國家就有41個，佔了43.6%，顯示台灣學費昂貴遠超世界各國。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成員蘇子軒表示，教育部和各大學校長總喜歡拿美國（12,428美元，第5名）、日本（7,733美元，第7名）、南韓（7,556美元，第9名）的高學費跟台灣比較，但這其實是少數國家的狀況，其他多數是「低學費」國家，當中包括中國大陸（2,157美元，第43名）、墨西哥（1,774美元，第48名）、法國（937美元，第55名）等等。

不僅如此，在一百個國家中更有多達20個國家實施大學免學費政策，包括與台灣人均GDP相近的瑞典、德國、丹麥等等。蘇子軒表示，工會的調查報告證明很多國家都能以遠低於台灣的學費享有高等教育，免學費政策的例子更值得教育部及全台校長們借鏡。

蘇子軒也指出，大學教育品質低落跟學費便宜無關，而在於政府對高教的資源挹注不足，據教育部統計，台灣政府高教經費占GDP比率僅0.68%，遠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值1.32%，政府該做的是提高對高教資源的挹注，並調降學費，減輕青年負擔。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謝毅弘表示，台灣不僅大學學費名列世界前茅，學生上大學除了負擔學費，還要負擔住宿、交通和食衣住行各種支出，一年公校學生要負擔25萬、私校則高達30萬以上的開支。

謝毅弘說，今年調漲學雜費申請將在6月17日截止，目前已有樹人醫專、明新科大、中華大學準備調漲學雜費，他呼籲這三所學校回頭是岸，撤回調漲決定，教育部也該順應世界潮流，研擬調降學費的政策。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陸生張郁說，相比於台灣，中國大陸的教育資源挹注比較多，十多年來大陸的公立大學學雜費維持在每學年5,000人民幣（約合兩萬多台幣），台灣公校學費每學年就比大陸多了一倍。此外，大陸的研究所的學雜費也比台灣便宜很多，他認為台灣政府應該挹注更多教育經費，減少學生負擔。

當氣候變遷成為歐陸選民的首要關切，右翼政黨開始將綠色政策融入其種族－國族主義的視野。

極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柏林青年軍氣炸了。在上週歐洲議會的選舉前夕，氣候變遷是許多選民的首要關切，這個迅速崛起的德國政黨的領導階層卻選擇押寶，否認氣候變遷，最終該政黨成長有限，僅獲10.8%選票，與急升至第二大黨、得票率超過20%的綠黨相比，可說是表現欠佳。「柏林另類青年」（Young Alternative Berlin）主席埃克特（David Eckert）在公開信中呼籲高層「捨棄人類無法影響氣候的言論」，警告該黨面臨失去年輕選民的危機，氣候議題動員的民眾「比我們想像中的多。」

他們的擔憂是正確的。歐洲議會選舉的三個頭條新聞是：不算大獲全勝的極右翼勢力增長、中間派衰弱；另外就是歐洲綠黨獲得大幅支持，整體囊括9%多的歐洲議會席次。這是當前彼此對抗的勢力。儘管各國綠黨相異，籌組執政聯盟的紀錄也不相同，但是廣泛而言，綠黨承諾抵制右翼的排外仇視，此外各國綠黨也將攜手降低碳排放。除了政黨，關注氣候危機的歐洲人，通常是那些不願兜售反動國族主義的進步派。不過，一如年輕德國另類選擇黨黨員所望，情況將有所改變。

在美國，評估某位政治人物對於氣候變遷的立場，其方法看似簡單，而且完全與政治無關，即：你是否相信氣候變遷？考量採取改變所需的深度與廣度，這標準低得可怕。美國以外，氣候變遷否定說相對較少，情況也更為複雜。像是川普那樣直接否認氣候變遷的人，除了少數之外，在美國之外沒有掌握太多權力。在英國，政府內外也有許多氣候變遷否認者，但至少保守黨政府口頭上還會喊說要抑制碳排放，一如絕大部分（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嚴重挫敗的歐洲中間偏右派。

至今，歐洲極右翼政黨傾向質疑氣候科學不過是各地都有的小集團思想，或是根本不屑一顧。不過也有些人開始承認歐洲選民關心氣候。法國「國民聯盟」（RN，近日在勒龐的領導下改名。原為民族陣線［FN］）在歐洲議會選舉前夕宣布氣候變遷政策宣言。「邊界是環境最大的盟友」，年僅23歲的國民聯盟發言人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在四月時，於某份右翼報紙上如此表示。「救地球只能倚靠邊界。」勒龐本人則宣稱關心氣候本質上是國族主義的。她說那些「四處流浪」的人「不關心環境；他們沒有祖國。」

過去數月，勒龐的智囊團成員、評論家尤文（Hervé Juvin）聲稱「我們面臨的主要威脅，起源於環境崩壞」，並且認為該議題已成為歐洲政治的主要焦點。尤文的分析帶有某種反新自由主義的詮釋。2016年，他在摩爾多瓦（Moldova）那場議題廣泛的演說中，點名匈牙利經濟學者波蘭尼（Karl Polanyi）這位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中流砥柱，強調市場社會與「我們所熟知的自由體制」的終結，並且抨擊貪婪與全球化。一如勒龐，他疾呼國族地方主義以及回歸「屬於歐洲民族所有」的公有土地。他稱歐洲人是「在我們的土地上、我們的國家中土生土長的人民，擁有我們的傳統、我們的信仰，以及我們為之奮戰多次的共同利益，而且我們仍有能力再次戰鬥。」其他所有人則注定該死。

尤文呼籲創立一個為了「歐洲民族生存而團結」的「生命聯盟」，宣稱「歐洲是屬於歐洲人的土地」，並要追求一個只與願意承諾淨零排放之國家進行「零關稅貿易」的目標。不難看出勒龐為什麼與尤文相處愉快。國民聯盟與其前身「民族陣線」長久以來支持強而有力的福利國家，前提是嚴格遵守國族（時常更是明目張膽的種族－國族主義）邊界。

這種排他邏輯也影響部分中間左翼政黨。在丹麥，選民最重視氣候變遷，其次則是移民議題。將在下次全國選舉中與極右翼「人民黨」競爭的丹麥社民黨人，接受了染綠的仇外心理，承諾「永續未來」的同時，也提出更嚴格的移民管制。魅力十足的41歲黨領導人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很有可能在下月初成為首相；去年，她熱烈支持立法，主張對穆斯林移民為主的官方「貧民窟」採取更嚴格的規定，包括對他們犯下的罪行進行更嚴苛的判決。她把對移民的立場連結至氣候變遷：「丹麥與全球面臨真正艱難的處境。一個新的局勢。遷徙中的難民數達到新高」，她在本週寫道，「氣候變遷將迫使更多人搬遷。此外，到了約2050年時，非洲人口預計將增加一倍。」

左翼也在談論氣候變遷，幸好，遣詞不如丹麥社民黨那般大膽。如今，歐陸其他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比以往更注重環保。英國的工黨與西班牙執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PSOE）都支持不同版本的綠色新政，「歐洲民主運動」（Diem25）也在各歐洲選舉中推動此框架。在西班牙，中間偏左的向左翼移動，並且因為結合廣泛進步的遠景與去碳化的計畫而在近來的全國及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成功。法國不同左翼政黨提出更強烈的氣候計畫，但是這些努力大部分都失敗了，因為那些關注氣候議題而投票的選民似乎支持綠黨。生產主義左派如果尚未完全失勢，其吸引力肯定也有所減少；它們推動碳量暴增的工業擴張。

幸運的是，在綠黨票數暴增的地方，例如英國、德國與法國，大部分的年輕人並不反動。但在那些極右翼努力觸及年輕世代的國家，Y世代（1980至1990年出生）與Z世代（1990至2000年出生）的極右支持者有增加的趨勢。在奧地利，極右翼「自由黨」是最受30歲以下選民歡迎的選擇。今年，勒龐的Y世代支持者更多。2013年起，一樣仇外的聯盟黨，支持的年輕選民增加了三倍。這些政黨中，不少會將Y世代成員送入歐洲議會，像是巴爾德拉或是32歲的比利時人范格里肯（Tom Van Grieken ，極右翼「弗拉芒利益黨」領導人），他們將為復甦的強硬右翼注入新血，後者絕大部分對氣候變遷的態度仍然矛盾。當氣候變遷成為歐陸的優先議題，更多政黨可以追隨國民聯盟的領導，提出如何對付氣候威脅的願景。在德國，年輕的柏林AfD成員建議全國黨員支持發展中國家一胎化政策，目的是「對付最嚴重的氣候問題：人口過剩。」

相較於幾乎僅是象徵意義的歐洲議會歷史，本週選舉的意義對未來各國選舉比較重要；特別是因為之前右翼在印度與澳洲大獲全勝；在那裡，各政黨持續廣泛爭辯氣候政治。氣候政策需要嚴格的管制與大量的國家投資，難以藉由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妙方，以及市場看不見的手的無所不知的計畫實力實現任何真誠的減碳計畫。然而，許多右翼民粹人士並非絕對的新自由主義者。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擁戴健全的社會安全網及保護主義式的貿易政策，承諾為歐洲白人捍衛福利國家，拒絕作奸犯科的外來者。歐洲極右翼政黨沒有健全或足夠的遠程計畫，訂定時間表來完成科學所需的淨零排放，但是曾經思考氣候危機的右翼至少端出了綱領：保護歐洲白人免於氣候崩潰的損害。種族主義右派兜售恐懼，而不斷上升的溫度足以令人畏懼。

氣候衝擊持續增強，沒有理由相信國際對此議題的關注，將自動帶來進步或是民主的政治。除了轉向右翼的年輕人，全歐洲左翼的疲弱表現（左翼的「歐洲聯合左派/北歐綠色左派」聯盟［GUE/NGL］得票數跌落至僅5%），令人質疑下一世代是必然是「天然左」的說法。目前綠黨充分利用氣候憂慮以及像是「未來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與「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等大型示威打造的氣勢，儘管他們的鐵票是具有生態意識的中產階級；此外，綠黨對於傳統經濟題也較為沈默（有時候左翼批評執政聯盟內的綠黨是擁有風電廠的新自由主義者）。支持綠黨的選票就是支持氣候行動及反對右翼，但是如果這樣的目標未能實現，這些選票將會游移他處。一如「歐洲民主運動」政策主任埃德勒（David Adler）本週於《國家》雜誌（The Nation）上表示：「歐洲正在上演一場爭奪氣候作為自身專業領域的鬥爭，綠黨目前獲勝。」然而，如果無法實踐綠色新政的轉型承諾，「來自更廣泛氣候運動的大批選民就將轉向，一如無法反對撙節的歐洲社民派，到頭來也將大難臨頭。」

綠黨顯然舒緩極右翼的竄升，這令人產生希望，但是極右翼的可觀席次，對綠黨成為歐洲政治光譜中的穩定力量帶來威脅。無論他們如何擁抱氣候修辭，沒有任何極右翼執政的國家能夠即時除碳，更可能破壞解決問題所需的大規模合作。麻煩的是如今我們正要經歷溫度上升攝氏一度，而右翼正在直接或間接地施展影響力，那些緊張的中間派則為了避免喪失選票基礎而採納仇外、排外的政策。

氣候變遷的可怕不在於颶風或熱浪本身的破壞力，而是社會選擇何種方式處理它。對於綠色新政，我們不只應該要求它承諾盡快降低排放，更要重新改寫如何回應氣候變遷的社會契約。我們會確保那些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流離失所的人們，能夠享有一個有尊嚴的優質生活，或是拒絕他們踏入邊界？隨著氣候變遷促成可能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潮，我們會殘酷執行誰（不）屬於我們的規定，或是建造一個張開雙臂歡迎新移民、具備豐富公共服務的強健社會？

氣候危機是打造二十一世紀政治的基礎。宣稱相信氣候變遷背後的科學，就像是驕傲地宣稱自己相信萬有引力那樣，僅是口惠而實不至——儘管對於許多美國民主黨人而言，如此宣稱仍能引發一片掌聲。仇外右翼正在抓住危機帶來的機會，以及承諾阻止世界末日的潛在政治資本。

長榮空服員罷工在即，空服員職業工會今日（6/4）舉辦「台灣工人拚民主、長榮空服爭尊嚴」大遊行，超過800名長榮空服員和聲援工會一同走上台北街頭，訴求改善長榮航空的過勞航班、落實產業民主，長榮空服員最後集結在張榮發基金會前宣示，已做好罷工準備，端視長榮的協商誠意，強調「要罷要談，長榮決定！」

空服員工會今日舉辦長榮空服大遊行，下午1點在長榮台北公司集結，這也是長榮空服員2018年抗議過勞航班千人靜坐、2019年罷工投票的地方，工會代表當場打破「零工會」的冰雕，象徵打破長榮威權從打破零工會開始。下午2點遊行出發，遊行隊伍在3點多走到凱道，長榮空服員高唱《美麗島》和《勞動者戰歌》，最後在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基金會前宣讀團結宣言，表達已做好發動罷工的決心。

空服員工會會員代表林昱嘉表示，這次遊行的訴求就是工會和長榮公司協商時提出的八大訴求，包括改善九大疲勞航班、提高日支費（含禁搭便車條款）、國定假日雙倍薪等等。

林昱嘉表示，工會自從釋出善意表達端午節不罷工後，已經和公司協商兩次，但都沒有進展，比如像是改善過勞航班，工會希望讓組員可以外站過夜，但公司不願答應，提出的對案都沒辦法減少過勞；工會上次提出6月10日召開第三次會議，公司也還未回覆，希望公司盡快出面協商。

為表達長榮過勞航班的問題，工會也派出三名長榮空服員代表，從昨日凌晨4點開始在張榮發基金會前「苦站」十二小時，模擬空服員長時間工作沒辦法休息的情形。她們分別代表三個過勞航班──「台北-東京」、「台北-金邊」和「台北-北京」打來回的航班。這三個航班因為違法超時，近兩年長榮因此被裁罰150萬，但至今長榮都未改善。

參與苦站行動的空服員工會監事曲佳雲說，公司這幾年都大賺，有條件增加外站休息，讓組員過夜，如果公司不同意過夜，派兩組組員交換工作，也並非不能討論，但公司目前都沒拿出有誠意的方案，只提出冬季和雷雨季過夜，或者「包月班表」，另外補給組員休假和津貼，但這些方案都沒辦法解決過勞問題。

今日華航空服員和全台工會都動員聲援長榮空服員，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表示，華航空服員也是在罷工抗爭以後，處境才改善，支持所有空服員爭取他們的勞動權益，「華航挺長榮，一線挺一線！」

下午4點，三名苦站代表和數百名長榮空服員在張榮發基金會前會合，並帶領長榮空服員朗讀團結宣言，他們齊聲說：「三年來我們學會團結，而現在戰鬥即將開始」，這場改變勞動條件的戰役，他們強調會「堅定地走到最後」。空服員最後紛紛把「尊嚴」的標語貼在基金會的鐵欄杆上，高喊「要罷要談，長榮決定！」

目前長榮空服員已經投下超過九成票，6月6日投票截止後將盡速開票，料將拿下合法罷工權，之後是否將展開罷工，各界都在關注。

報稅季過了，即將迎來炎炎夏日及端午連假，上半年好的壞的興奮的糟糕的各項成績也將進入盤整檢討，作為下半年不懈努力的警惕與參照。在此，預祝讀者端午佳節愉快。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稍早完成長榮罷工開票，長榮分會3,276名空服員中，有高達九成、2,949人投下罷工同意票，超過工會自設的八成門檻；包括華航在內的全體會員也有4,038票投下贊成罷工，超越法定的過半門檻，工會確定取得罷工權！在端午假期過後，工會隨時可能發動罷工。

長榮空服員罷工投票昨日截止，今天上午開始開票，經過六小時點票結果出爐，長榮空服員有2,949人同意罷工，佔長榮分會會員比例九成，超過工會自設的八成門檻；另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罷工需要全體會員過半同意，結果有4,038票同意罷工，佔會員比例68%，同樣高於法令要求，工會正式取得罷工權。

這次投票也有決定是否設置罷工糾察線，長榮分會有九成贊成，全體會員也有68%贊成。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關於長榮的罷工投票中，華航及其他分會的會員有高達1,089票投下同意票，顯示不同航空公司的勞工勞勞相挺的情誼。

空服員工會理事廖以勤表示，日前工會對公司釋出善意，承諾不會在端午假期罷工，不料和公司重啟協商後，公司態度卻日趨強硬，不但限制空服員原有福利，六四當天他們走上街頭遊行，公司還對外表示「不會屈服於罷工」。廖以勤說，投票結果已清楚展現民意，高達九成空服員表達將以罷工爭取權益和捍衛尊嚴，工會將擇期發動罷工行動。

空服員工會秘書長鄭雅菱表示，接下來是否走到罷工、何時罷工，「長榮資方的態度是關鍵因素」。她指出，長榮之前不斷塑造工會不願直播協商的形象，但在工會釋出願直播的訊息後，長榮昨天竟發公文告知工會，6月24日前都不願協商，令人質疑其誠意。

鄭雅菱說，如資方未改變態度和立場，624前他們不排除發動罷工。另外，日前也傳出若罷工發生，交通部將協調軍方的飛機疏運旅客，她也指協助疏運只是讓長榮更加有恃無恐，政府的態度是在提油救火，背棄全台勞工。

鄭雅菱強調，台灣勞工之所以血汗低薪，是因位居弱勢的勞工不能團結起來爭權益，未來長榮空服員若不得已走向罷工，希望社會大眾也能支持，共同改變台灣低薪長工時的環境。

日本：拒穿高跟鞋運動 遭厚生勞動大臣反對

上週，日本演員暨作家石川優實（Yumi Ishikawa）於社交媒體上發起「#KuToo」運動，呼籲政府禁止企業要求女性於工作期間穿著高跟鞋。「#KuToo」得到數千人的響應，然而厚生勞動大臣根本匠（Takumi Nemoto）卻稱，由於特定工作場合既有的社會期待，「工作時穿高跟鞋是必要且合適的。」

「#KuToo」源於兩個日本單詞「kutsu」（鞋子）與「Kutsuu」（痛），並且援引反對性暴力的國際運動「#MeToo」。「#Kutoo」迅速獲得近兩萬份的線上連署支持，並且提交至厚生部。

石川優實表示，問題在於性別歧視。「相較於男性，人們更重視職業婦女的外表。」在日本應徵工作時，穿高跟鞋幾乎被認為是必要的。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的性別平等排名，日本在149個國家中排名第110名。

丹麥：反移民左派贏得選舉

丹麥週三（6/5）舉辦大選，由「社會民主黨」領銜的「紅色集團」擊敗右翼政黨的「藍色集團」，41歲的社民黨黨魁佛瑞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預計將成為丹麥史上最年輕、同時也是該國第二位女性總理。佛瑞德里克森宣布了「福利優先」的目標。然而，經濟向左轉的同時，佛瑞德里克森卻在移民議題上選擇向右靠攏。

根據《衛報》，目前丹麥執政的右翼聯盟於去年（2018）制定了該國史上最嚴苛的反移民立法，佛瑞德里克森不但沒有反對，更支持大部分的內容。

在佛瑞德里克森的領導下，社民黨呼籲制定「非西方移民」人數上限、驅趕庇護申請者至北非的接待中心，以及移民必須每週工作37小時才能申請救濟金。此外，社民黨也投票支持一項禁止穿戴布卡（burqa，全身罩袍）與尼卡布（niqab，僅露出眼睛的面紗）的立法，也不反對公民入籍儀式中強制握手的規定，無論該人的宗教信仰為何。在庇護政策上，佛瑞德里克森支持右翼「丹麥人民黨」（DPP）提出的「典範轉移」，以遣返而非協助移民融入為目標。

烏干達：立法禁止向街童提供金錢與食物

烏干達首都坎帕拉通過一項法案，禁止向流落街頭的孩童提供食物或金錢，宣稱立法目的是為了防止剝削與性暴力。

《2019坎帕拉兒童保護條例》同時也將孩童於公共場所流浪、乞討、兜售等行為列為非法，此外禁止對孩童銷售酒精與藥物。

坎帕拉當局表示，該法案將能控制街童湧入該市。違反條例最高將面臨六個月的有期徒刑或9英鎊（約新台幣359元）罰款。

根據政府估計，至少有一萬至一萬五千名街童居住於坎帕拉，其中大部分來自東北部半乾旱的卡拉末賈（Karamoja）地區。該地區過去經歷數次飢荒，經濟欠佳，61%人口處於貧窮（相較於全國平均的27%）。

法案引發正反兩面的評價。非政府組織「居住之地」（Dwelling Places）則認為法案有助於減少街頭的拉力，「如果街上什麼也得不到，孩童將不會上街乞討。」然而，烏干達全球衛生聯盟合作夥伴協會主席摩西（Ariong Moses）表示，該法案並處理問題的根源。「我們沒有處理這麼多孩童之所以流落街頭的根本原因，反而選擇懲罰那些試圖幫助他們的人。孩童需要的是幫助，而非孤立與隔離。」

美國：降低高階核廢料等級 政府稱為了省錢

美國政府計畫將該國最危險的核廢料重新分類，降低其威脅等級；能源部預估，將部分高階核廢料標示為低階，預計將可節省400億美元的清除費用。然而批評者認為，這麼做只會讓政府輕易甩開清除華盛頓州、愛達荷州與南卡羅萊納州核武製造場址的責任。

能源部表示，這三州內已經衰退數十年的物質，將會被運往位於猶他或德州的低階處置場，強調這麼做不會犧牲公共安全。不過批評者認為聯邦官員卸責，不願負起適當清除大量核廢料的責任。這些核廢料是在二戰與冷戰期間的核武製造過程中產生。

新規定將讓能源部門放棄該三州共計含有一億加侖放射性廢料的儲存槽。環保團體表示，這意味「世上最毒、放射性最強的廢料」將無需埋入地表深層。「假裝廢料不危險是不負責任且可恥的。」

能源部表示，目前高階核廢料標準是根據物質生產方式，例如軍事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料都被歸類為高階。新的標準則將根據廢料的放射特質。能源部表示，這也是大多數國家採用的標準。

加拿大：原住民受有毒廢棄物的影響「不成比例」

繼加拿大政府忽視原住民婦女遭殺害的報告被揭露後，聯合國特別報告員近日表示：該國原住民族群被有毒廢棄物及危險物質的影響「不成比例」。

「我對數十個劇烈化學生產或處理設備距離第一民族如此之近而感到吃驚，這導致大量污染與廢棄物排出，影響居民的健康。」聯合國人權特別報告員杜卡克（Baskut Tuncak）表示。

杜卡克走訪渥太華、多倫多、安大略等地，訪問政府官員、學者與原住民社區。他的報告指出水與土壤汞污染的情況嚴重、缺乏乾淨水源、煉油廠、殺蟲劑工廠產生大量有毒物質，而且接近原住民學校與社區。

杜卡克質疑，數十年來暴露於毒物之下的受害者，其賠償權利被否認，並且指出加拿大政府對此無所作為。「原住民族、窮人、孩童、年長者、工人、身心障礙者的人權受到危害，同時卻無法獲得應有的正義。」

2007年，《恐怖份子裝配線》（Terrorist Assemblages）出版後，整個世界看起來都不一樣了。在這本獨闢蹊徑的書中，普爾（Jasbir Puar）十分詳盡地闡述了酷兒性與伊斯蘭恐懼－國族主義（Islamophobic nationalism）之間的關聯，而這一關聯性方才成為新奇的現象。普爾聚焦同志政治與九一一後美國國族主義的交集，《恐怖份子裝配線》一書強調將排外性國家作為當代關注男性他者的主要能指（signifier）；後者厭女且仇外，更是西方文明的敵人。更具體地說，普爾以「共謀」（collusions）一詞討論了美國國族主義跟酷兒性政治的相遇，由此形成了同性戀國族主義。為此，普爾使用「同性戀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一詞，說明美國國族主義框架下的同志權益動員，不只是在對抗穆斯林與種族化的他者，更是將「同性戀正典性（homonormativity）」（也就是被馴化的同性戀政治）整合到美國反恐戰爭的政治議程中。正如普爾所說：同性戀國族主義是一種「試圖將美國國內的同性戀者與酷兒與種族及性別上的他者分離，並將同性戀與美國國族主義勾結在一起的話語策略。這種勾結是由愛國主義吸納的國家修辭學，以及同志與酷兒主體本身所產生的。」（恐怖份子裝配線，頁39）普爾的書使人們關注美國作為例外國家以及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如何以各種方式吸納同志運動的重要部門。因此，普爾不只是認為同性戀國族主義是國族主義對同志運動的工具化或者戰略性利用，她更點出了酷兒運動的積極參與及責任，也（有意無意地）支持著這種新的種族主義構造。

自從普爾的書出版以來，如皮姆·佛杜恩（Pim Fortuyn，荷蘭的同志政治人物，曾稱穆斯林是「退步的文化」，主張對穆斯林移民關閉邊界）、海爾特·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荷蘭國族主義右翼政黨的黨魁）等恐伊斯蘭卻公開支持同志的政客的存在，多少已經成為常態（在兩千年初期，他們仍顯得相對突出）。放眼整個西方世界，著名的同志知識份子、政客與藝術家，如今都支持並與政治圈中最保守、反動的邊緣勢力結盟，並且打著同志權益的名號反穆斯林與反種族化少數群體。例如弗洛里安·費爾伯特（Florian Philippot，法國「民族陣線」2012至2017年的副主席）本身就是同志；直到2017年前，他是勒龐（Marine Le Pen）之政黨「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形象重塑的操盤手。記者米羅·雅諾波魯斯（Milo Yiannopoulos）既是同志，更是川普和白人至上主義者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同樣也是同志的還有德國極右翼黨派另類選擇黨（AfD）的共同領導者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

普爾的書對於理解上述現象非常重要。她的成就在於清楚闡明影響酷兒政治的變化，這些變化貫串九零年代至兩千年後；這些年來，酷兒主體慢慢地被同化至國族主義計劃（以家庭和軍隊為中心）裡頭。普爾敏銳地指出：同性戀不再是死亡的象徵（就如八零到九零年代初期的愛滋病危機時那樣），而是生命甚至繁殖的象徵（許多國家都已滿足了同性婚姻與收養的要求）。然而，同志的「正典化」卻是在反對被種族化的主體的情況下發生的。雖然這些轉變意味著同志們現在可以認同國家，但被種族化的少數群體卻越來越不可能被國家所承認，而後者宛如最醒目的非國民（non-nationals）。

就此意義而言，上述那些公開其同志身份的人士在近年的極右派政治組織中取得領導地位，這樣的現象清楚地證明普爾的說法：同性戀國族主義已經成為一個新政治時代的里程碑。然而，普爾也堅稱，同性戀國族主義「並不只是同性戀種族主義（gay racism）的同義詞，也不只是讓保守政治想像可以挪用同志認同的另一種途徑。」在她來看，「同性戀國族主義是現代性的一個特點⋯⋯同時也是一項歷史性的轉折，標誌著（某些）同性戀身體的納入值得民族國家保護，也是國家、資本主義與性／別關係的根本且基礎的重新調整。」（頁23）

我一直對普爾將同性戀國族主義視為涉及國家與資本主義的普遍性重組過程的病癥感到好奇。普爾在解釋同性戀國族主義如何意味著資本積累水準上發生的變化時，將它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妥協式的經濟結構」（neoliberal accommodationist economic structure）。這樣的經濟結構產生了「各種族群與少數群體的利基行銷，並使之正典化。例如，基於同志友好與非同志友好旅遊地之間的論述區別所形成的同志旅遊業。」換言之，同志權益已經被吸納到她所謂的「人權產業複合體」（human rights industrial complex）之中，這種複合體透過將西方國家看作人權資優生、非西方（讀作「穆斯林」）國家作為前者之敵的背景而得以運作。

在我寫的《以女權之名：女權國族主義的崛起》（In the Name of Women’s Rights: The Rise of Femonationalism）一書中，我分析了女性主義與反伊斯蘭政治在歐洲的匯流（我稱之為「女權國族主義」）。我特別關注支撐這股匯流的經濟邏輯。我認為，因為對「女權產業複合體」（women rights industrial complex）的分析缺乏政治經濟的觀點，導致我們無法理解國族主義者對穆斯林婦女看似「仁慈」態度背後的實質意涵。我擔憂的是將上述這種態度或者拯救敘事看做純粹的虛偽，或更糟糕地認為：對這些婦女命運真誠但扭曲的關注，也純屬虛構。透過揭開上述穆斯林婦女的案例中被動員的「救援敘事」背後的經濟利益，我們才看到這些國族主義者帶有多麽深刻的種族主義。國族主義者與新自由主義者願意容忍並聲稱關心這些女性，是因為後者對照顧經濟（care economy）而言非常有用。換言之，她們具有社會性的再生產性。

當普爾指出新自由主義將同志空間重新配置為消費利基時（我們在西爾瑪·比爾蓋［Sirma Bilge］的作品中也發現了這一點），我認為她正在強調某些對於同性戀國族主義可能之經濟條件非常重要的東西。不過，我也認為這些術語仍有大大不足之處。為了解釋為何「同志權利產業複合體」能為極右翼種族主義組織的利益服務（在立法層次上，這種組織極度恐同，且對同志權益抱持高度敵意），我們還必須解釋新自由主義下勞動力結構性重整所產生的變化。同志之所以能成為恐同種族主義黨派的政治領袖，是否與福特主義崩潰所造成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想像轉變有關呢？如果泰勒主義與福特主義強化了與產業工人連結在一起的男性氣質的強烈形象，在後工業的新景觀中，新自由主義又對性別角色與性別刻板印象發揮了什麼作用？反過來說，這些概念又如何影響了全球新自由主義時代裡的性別想像呢？在我看來，這些都是繼續採用同性戀國族主義時提出的問題。普爾非常正確地主張：同性戀國族主義其實是一種「權力分析」與「持續過程」。我們或許能跟隨凱文·弗洛伊德（Kevin Floyd）對資本主義不同階段的酷兒生活的重建，我們能夠對使此種現象在今日如此廣泛的物質動力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並且藉此延續普爾對同性戀國族主義的研究工作。

交通部今天（6/10）下午召集長榮航空、中華航空召開跨部會會議，討論因應工會未來可能發起罷工行動的疏運計畫，桃園空服員職業工會上午召開記者會，痛批交通部介入民營公司勞資糾紛，當資方的「靠山」，才助長了長榮資方態度強硬至今。

長榮空服員取得罷工權 交通部忙疏運

長榮空服員6月7日以90%贊成票的高比例一舉拿下罷工權，目前仍嘗試與資方協商，若協商未果可能走上罷工。對此，交通部稱為維護旅客權益及公共利益，下午召集長榮與華航討論疏運計畫，希望緩解未來長榮空服員罷工的影響範圍。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鄭雅菱痛批，交通部召集會議討論疏運計畫，形同政府介入干預民營企業的勞資糾紛，當資方的「靠山」，緩解工會帶來的壓力，才讓長榮可以在協商過程中持續保持強硬態度。鄭雅菱也質疑交通部長林佳龍，用公部門資源替長榮疏運，是否算是圖利特定財團。

對於交通部召集會議研擬疏運計畫，文化大學法律系教授邱駿彥日前曾公開表示，長榮若發生罷工，是純粹民營企業的勞資爭議，政府各部門應該嚴守中立位置，政府應努力促成勞資雙方對話，而不是協助資方解決營運航班缺口；此外，履行與消費者訂立的旅客運送契約，是長榮資方的責任，政府也不該在這個時間點越俎代庖，替企業經營者解決與消費者間的問題。

空服員工會常務理事黃蔓鈴表示，長榮重啟協商至今，資方一直不願就工會訴求拿出新的對案，完全沒有協商誠意，先是操作直播議題，工會同意後，又不願決定下次協商日期，甚至在工會取得罷工權後，還公開說公開對外指出6月25日前不會開啟任何協商，「真的看不到長榮航空有解決糾紛的誠意，只有強硬跟拖延的態度。」

鄭雅菱表示，交通部曾參與前兩次重啟協商會議，也認同長榮資方態度強硬，對於長榮的勞資糾紛，長榮理應承擔責任，面對工會解決問題，但交通部卻承諾給予資方協助緩解壓力，等於是把工會逼上必須罷工的道路上。

板橋大觀社區居民三天後面臨點交搬遷期限，但目前仍未得到長期安置方案，昨日（6/10）晚間大觀自救會前往行政院長蘇貞昌的官邸陳情，希望蘇貞昌出面解決，用專法專案方式予以安置，但蘇並未出面，反倒派出大批警力維安、驅離居民。居民痛批，若民進黨政府做不到適當安置，就不要再拿兩公約的居住權來說嘴。

「蘇院長，見見居民！」「蘇院長，專法安置！」二十多位大觀社區的居民和聲援學生昨晚聚集在行政院長金華官邸外，高喊口號，希望蘇貞昌可以出面協調設立迫遷專法、用專案處理即將被迫遷的大觀居民，但即使居民聲聲呼喊，蘇都未出面，反而動用大批警力包圍居民和學生。

居民湯家梅無奈表示，這週五（6/14）就要點交房屋，但退輔會卻沒提出妥善安置方案，他們即將流落街頭，才來到蘇貞昌官邸陳抗，強調「我們沒有家了」，希望政府可以提供長期安置方案。

自救會成員唐佐欣也說，民進黨政府口口聲聲要實現兩公約的居住權，居住權要保障的就是大觀社區的居民，結果退輔會只拿出居民根本住不起的社宅與包租代管來搪塞，質疑居民都已經簽約同意點交，現在不過求個安置，「對政府來說有這麼難嗎？」

然而，蘇不但未出面，當居民和學生想要繞行官邸「夜行」時，警方更突然開始逮人，其中一名學生被上銬，遭短暫保護管束，其餘居民和聲援學生則被圍困在街角，痛批「國家暴力」，要求立即釋放該名學生。

警民僵持一個多小時，眼見蘇貞昌不願出面，警方又不斷舉牌警告驅離，自救會於是離開官邸前，開始徒步夜行至和大觀社區同樣為「國有土地非正式住居」、居民被強制迫遷的「華光社區」，隨後該名學生也被釋放。

來到華光社區後，唐佐欣指出，六年前華光社區被夷為平地，政府說要蓋「台北華爾街」、「台北六本木」，但今天還是一片草皮，非常諷刺；現在退輔會說大觀社區拆除後將蓋長照大樓和停車場，仍然是要犧牲原本的居民，連安置都沒做好。

自救會成員鄭宇焱指出，非正式住居一再發生迫遷爭議，但沒看到政府有任何作為，大觀居民點交前一天（6/13）將再和退輔會協商，將不放棄行動，讓政府知道專法安置是做得到的。他表示，即使大觀居民點交後，也會繼續推動政院設立迫遷專法，根本解決非正式住居的問題。

台塑越南河靜鋼鐵廠2016年爆發嚴重海洋污染事件，造成大量魚群死亡和無數漁民失去生計，迄今已超過三年，越南和台灣民團過去多次舉辦記者會，要求台塑負起賠償和修復環境責任，都得不到友善回應。今日（6/11）越南受害家屬委任律師到台北地院向台塑提出損害賠償訴訟，7千多名越南原告求償1.4億元賠償金。

台塑越南河靜鋼鐵廠2016年4月在越南沿海排放有毒廢水，造成生態浩劫和大量漁民失業，污染地區涵蓋河靜、廣平、廣治、義安等省分，台塑事後雖提出5億美元賠償金，但當地許多受害民眾未得到補償，今日上午越南民團和台灣民團聯合赴台北地院提出跨國民事訴訟，下午更集體到台塑股東會會場外抗議，要求台塑負起社會責任。

這起跨國訴訟共有7,875名越南人原告、24位被告，目前請求金額為1.4億新台幣，並要求台塑停止污染及採取相應措施去除污染。原告大多為越南中部4個省（河靜、廣平、廣治、義安）的漁船船主、產鹽業者、漁業相關工作者、潛水伕等，24位被告則為越鋼FHS的股東及董事。

越南河靜教區天主教神父阮鴻領表示，他服務的教堂僅距離河靜鋼鐵廠1.3公里，河靜鋼鐵廠污染事件至今已三年了，當地民眾仍必須面對空氣和水的污染，漁民捕不到魚，失業被迫找其他工作，許多家庭的經濟陷入困境。

「河靜鋼鐵廠是迫害我們生活的元凶！」台塑越鋼污染事件受害者代表阮先生說，2016年的污染對當地造成巨大影響，漁獲大量減少，也沒人敢買當地的魚，他只能賣掉捕魚工具來台打工。他說，雖然台塑越鋼廠支付5億美元給越南政府，但他和家人都沒得到補償，他上街要求台塑賠償，更遭到越南政府粗暴壓制。

阮先生說，今天他們前往台北地院提告台塑，是希望司法還給他們正義，台塑還給越南乾淨的海洋。

台灣人權促進會專員余宜家直言，台塑越鋼污染死魚事件已經過了三年仍真相未明，台塑連一個清楚、合理的交代都沒有，痛批「台塑是台灣之恥！」

針對民團在台塑股東會外抗議，台塑代表也出面接受陳情，台塑河靜鋼鐵公司發出新聞稿回應，已經支付5億美元給越南政府作為漁民補償，且目前排放廢水皆符合標準。

然而，本件損害賠償案件委任律師、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張譽尹表示，台塑只說5億美金已經給越南政府，要人民去問越南政府，但人民上街抗議得到的對待卻是被越南政府鎮壓和關押。他也指出，賠償金發放過程和標準不透明，很多人應該拿到賠償沒拿到，有拿到的也不足夠，越南政府和台塑也未揭露這次污染的真相，他們無法接受這樣的回應。

另外，民團指出，台塑自始至終都沒有公布他們的監測資訊，居民根本無從得知他們排放廢水、廢氣的狀況，呼籲台塑應公開監測資訊，保障居民、漁民的知情權。

屠殺

6月3日的週一清晨，民兵武力襲擊蘇丹首都喀土木國防部前的靜坐民眾，向示威者瘋狂掃射，終止了六個月以來還算和平的起義。士兵突破示威者的街壘，燒毀他們的帳篷，並且射殺、毆打示威者。目擊者表示士兵無差別射擊，並將遇害示威者的屍體拋入尼羅河，還強暴了兩名靜坐的醫學院學生。

48小時內，死亡人數超過一百人，數十具屍體自尼羅河打撈上岸。在這場預先計畫的屠殺中，超過五百人受傷。

軍事總部外的靜坐成為當前蘇丹革命的焦點，學生與專業人士們露宿抗議四月初登台的軍事政權。蘇丹專業人員協會（Sudanes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是一個工會組成的傘狀組織，之前一直被政權禁止，它們領導了這場持續維持非暴力與高度組織的起義，起義也在五月底為期兩日的總罷工時達到巔峰。

起初的示威罷黜了獨裁者巴席爾（Omar al-Bashir），但是兩個月後，革命份子仍持續表達相同的主要訴求：終結蘇丹的軍事統治，以及市民主導的過渡政府，最終走向一個公平且民主的選舉。數週以來與軍方的協商陷入僵局，因為軍方拒絕交出權力。

上週一的攻擊是由快速支援部隊（Rapid Support Forces，RSF）率領，這是一支國家控制、由「金戈威德」（Janjaweed，武裝民兵之意）衍生出來的分支；金戈威德是一隻在達佛（Darfur）犯下戰爭罪的民兵組織。快速支援部隊襲擊並殘酷屠殺喀土木靜坐的示威者後，接著移往周邊社區——這些地區也有反政權抗議與一群示威者——繼續驅趕、毆打、射殺行動者。

艾爾南（Mohammed Elnaiem）是鄰近社區的居民，也是一位蘇丹的行動者暨博士生。他給了我們關於鎮壓的第一手說明。他對於當日早晨所見的情景及後續鎮壓是這樣描述的：

首先，一小群快速支援部隊出現，約莫三或四輛卡車，然後他們開始與軍隊交談。我們認為軍隊——他們是低階士兵——會站在我們這邊。但是快速支援部隊駛過我們建造的街壘，軍隊無動於衷。不久之後，社區裡頭的軍隊車輛離開了。那時大部分的民眾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並且開始離開。我們了解到軍隊與快速支援部隊彼此合作——快速支援部隊完全控制局勢。他們開始對我們開槍，而我們所有人逃離街壘並躲進屋裡。我不像其他人那樣勇敢，跑到外頭重建街壘。情勢可怕。到處是槍響。根據報導，在我的社區裡，有個狙擊手躲在廢棄的建築內。我不知道確切而言在哪兒，所以非常危險。他們想要恐嚇我們，讓我們待在家裏。

快速支援部隊也襲擊喀土木三間醫院，射殺被送往醫院治療的負傷示威者。上週二的蘇丹皇家護理醫院，士兵們開槍並逮補一名於靜坐期間擔任醫療團隊的醫生，之後並強迫五十名傷者離開。全國各地其他城市的革命靜坐行動也被快速支援部隊掃蕩與攻擊，包括南部的蘇丹港（Port Sudan）以及東部的加達里夫（Gadarif）與辛哈（Sinja）。

軍方在接下來的力量展示與管制中，實施了網路封鎖，癱瘓全國絕大部分的線上與電話服務。網路封鎖仍在持續，一如行動者已經解釋的那樣，喀土木實際上已被軍方佔領。

上週清晨的屠殺以及後續的鎮壓，其目的顯而易見：驅散革命份子、終止位居核心的靜坐行動，並且粉碎人民希望軍方交出權力的要求。

這場殘酷的鎮壓，發生在開羅拉比亞廣場（Rab’aa）屠殺的六年後；那場屠殺是由時任將軍、現任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發動，超過一千位穆斯林兄弟會示威者遭殺害；屠殺將這場埃及軍方發起的政變帶向高潮，並且標誌該國反革命的劇烈轉折。今日被屠殺的喀土木靜坐民眾標誌蘇丹反革命的轉捩點，雖然在蘇丹，與穆斯林有所聯繫的是掌權者，而且犯下了殺人罪行。

快速支援部隊

蘇丹反革命勢力是該國近來種族清洗戰爭歷史的產物。一如許多評論者提到快速支援部隊殘暴的鎮壓讓這週的喀土木宛若達佛。確實，在蘇丹西部的達佛，快速支援部隊有著近二十年的種族鎮壓歷史，並與歐盟共謀消滅跨越邊界的移民。

2003年，巴席爾創造快速支援部隊的前身，金戈威德，並且招兵買馬作為他在達佛戰爭中政府的主要工具。金戈威德創立兩年後，達佛經歷前所未有的暴力，超過十萬人遇害，並有高達兩百萬人遭種族清洗。巴席爾在達佛的焦土式鎮壓，也讓（國際社會）呼籲以戰爭罪以及違反人道罪逮補他。

近十年後的2013年，巴席爾正式承認快速支援部隊並且任命自金戈威德中崛起的達加洛（Mohammed Hamdan Dagalo，即赫梅蒂將軍［General Hemedti］）作為領導人。這隻民兵部隊從一開始的宗派主義準軍事部隊成為官方民兵，並正式隸屬於軍事政權，當前局勢表明了這點：赫梅蒂既是快速支援部隊的首領，也是過渡軍事委員會（Transitional Military Council，TMC）的副主席，擁有的權力或許比該國任何人還多。

2014年，快速支援部隊負責監督移民，並與「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以拘留中心或強化邊境巡邏的方式阻止移民進入歐盟的政策或態度）共謀，當時後者開始對來自非洲與中東並欲前往歐洲的移民及難民實施緊縮。就在歐洲為了抑制敘利亞與伊拉克移民而將焦點轉向土耳其的前一年，它正希望阻止經過蘇丹的移民潮，並且發布了所謂的「喀土木程序」（Khartoum Process）。

喀土木程序旨在阻止非洲移民進入歐洲。快速支援部隊被部署來阻止各國移民穿越蘇丹邊境。快速支援部隊的任務是逮補並且遣返數百位移民，他們獲得25萬美元，以便將移民定為罪犯，藉此回應歐洲的要求。因此，歐洲反移民的種族主義助長並協助恐怖力量的專業化，而這股力量這週被用來對付示威者。

反革命勢力：沙烏地阿拉伯、阿聯與美國

6月3日屠殺的前幾天，過渡軍事委員會主席布爾漢（Abdel Fattah Abdelrahman al Burhan）將軍與其副手赫梅蒂將軍參加了一系列由沙烏地阿拉伯於麥加舉辦、與阿拉伯聯盟及海灣合作委員會的會面。因為參與沙國領導的葉門戰爭，布爾漢與赫梅蒂與沙烏地阿拉伯長久以來保持關係；這場戰爭使該國陷入人道危機。沙烏地－阿聯酋聯軍利用蘇丹士兵外包葉門戰爭，減少沙國的犧牲數並且緩和國內的異議。

根據報導，被送往葉門作戰的數萬名蘇丹士兵包含許多來自達佛地區的童兵。對葉門作戰的動機是沙烏地阿拉伯（得到美國的絕對支持）與伊朗之間為了地區主宰權的帝國競爭。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反伊朗連線驅使海灣國家與以色列保持密切合作，其中一個結果是接下來的巴林會議，川普政府將在那兒宣布所謂的「世紀之約」，出賣巴勒斯坦人民。

該地區的反革命勢力為了與伊朗競爭，一部分也是聽命於美國，因此積極支持過渡軍事委員會，他們努力的結果也熄滅了蘇丹人民的渴望。6月2日的週日，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承諾提供蘇丹三十億美元的援助。阿聯王儲扎耶德（Mohammed bin Zayed）誓言「維護蘇丹安全與穩定」。埃及總統——反革命的非凡代表——塞西利用自己作為非洲聯盟（AU）主席的職位支持過渡軍事委員會，並且阻止非洲聯盟企圖發表譴責，然而上週一的屠殺終於驅使非洲聯盟終止蘇丹的會員國身份。毫無疑問，大屠殺的時機顯然得到這些地方勢力的檢視與同意。

雖然美國發表聲明譴責近日毫無節制的暴力，卻不應將此視作是對起義的支持，與蘇丹政權保持距離只是裝模作樣。沙國行動亦步亦趨地跟隨該國盟友美國企圖孤立伊朗的策略。川普計畫跳過國會，持續將武器輸入葉門，僅是其中一個小小的案例。

俄國抱持更好戰的立場，呼應快速支援部隊稍早合理化屠殺的聲明，表示6月3日的暴力「勢在必行，目的是恢復秩序並打擊極端份子」——俄國支持阿薩德（Bashar al-Assad）屠殺敘利亞革命時也是這麼說的。

不消說，蘇丹革命必須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龐大勢力，雖然這些勢力有時彼此相爭，卻無法容忍蘇丹一月起自街頭長出的民主運動。喀土木的革命份子明白這個道理，在四月沙烏地－阿聯宣布援助時，高喊像是「我們不要你的錢」等口號。當反革命勢力增強，抗爭如何面對這個挑戰並且與國際聲援力量串連變得關鍵。革命的朋友不在官衙而在街頭。

起初，過渡軍事委員會的反應是合理化殺戮；那時候起它便轉而輕描淡寫或是盡量壓低遇害人數。它使用經典的「好警察」伎倆，宣布現在——驅散抵抗的象徵核心（靜坐）並且散佈恐懼與死亡之後——再次開放協商，即便它施行了網路封鎖，試圖掩蓋罪行。

協商破裂後，過渡軍事委員會再次宣布九個月內舉辦選舉，打破先前反對派要求三年過渡期的承諾。反對派之所以希望三年後再選舉，是為了有足夠機會組織獨立於政權之外的政治勢力。該國部分地區（達佛、青尼羅省與南科爾多凡省）仍未自長達十年多的內戰之中恢復。提早選舉只會確保政權的支持份子佔據好位置並收割選票。該國的政治領域有著不民主的特徵，並才因為稍早的示威而被迫開放。

總罷工與未來挑戰

蘇丹專業人士協會（「改革與自由宣言力量」［ Declaration of Freedom and Change，反對派聯盟］的核心）已經宣布不再與過渡軍事委員會協商，並且呼籲無限期的政治大罷工以及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目的是拉下軍事政權，這是挽救革命的「最後手段」。撰寫本文之際，公民不服從活動的第一篇報導出現，「社會停擺」回應了待在家的訴求並使街道空無一人。石油部門工人也發起罷工。罷工與公民不服從也是對於軍方持續單方面推動選舉的系統性抵制。

對於革命內的某些部門而言這是一場測驗。某些傳統反對派政黨，像是馬赫迪（Sadiq al-Madhi，1989年政變中遭巴席爾罷黜的首相）的全國烏瑪黨（ National Umma Party）、蘇丹國會黨（Sudanese Congress Party）以及阿爾曼（Yassir Arman）與艾加爾（Malik Aga）身邊的部分武裝運動，都被組織在「蘇丹召喚」（Sudan Call）這個傘狀組織。

這些政黨——加上蘇丹共產黨，該黨聚集了「全國共識力量」（National Consensus Forces）同盟裏頭的復興主義（Ba’athist，鼓吹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納賽爾主義（Nasserite，名稱源於埃及第二任總統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結合社會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與不結盟運動的意識形態）小黨——多年來在機構內扮演巴席爾政府與其全國大會黨（National Congress Party）的反對派。當中許多人，例如馬赫迪或是已故的圖拉比（Hassan al Turabi）的人民大會黨（PCP），都在前幾任政府擔任官員（革命力量並未忘記人民大會黨在2017年加入全國統一政府）。他們習慣與舊政權政治協商，並在國會扮演反對派，這都將持續並使他們可能妥協於軍事政權及反革命勢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人自此堅守原則，拒絕在民間政府一事上讓步。這些人明白妥協的危險性，其政治信條標誌著革命至今的成功。示威者在推翻巴席爾後立刻認知到雖然政府出現變化，國家機器大致上毫髮無傷，與國家權力對抗仍是起義最大的障礙。

確實，儘管名稱裡頭的「過渡」二字，過渡軍事委員會代表著與舊政權相同的秩序。一直以來軍方都是蘇丹政治的造王者，並且指導了1969與1989年的政變。總罷工與大規模鬥爭是通往替代方案的方法。

革命並非源自反對派政黨而是蘇丹群眾與蘇丹專業人士協會這樣的新組織——它本身就是在鬥爭之中創立的。經歷上週一的大屠殺後，目前是鬥爭持續反對軍事政權的關鍵時刻。

艾爾南形容喀土木的當前局勢：

即便所有的恐懼，仍有人們在建造街壘。他們冒著生命的危險，如果被威脅，他們回家，幾個小時之後再度回到現場建築街壘。

當前這局總罷工與公民不服從展現的決心與政治意識相當重要。雖然未被報導，社區革命委員會的發展大有可為並提供了希望，他們的成長與重組將是關鍵。

大屠殺後，無論未來如何，艾爾南解釋道：

過渡軍事委員會已經喪失正當性，因此我們可以擁有更清楚的革命計畫，要求一個獨立主權委員會，而且不是軍方與民間政府各出五名（代表）；（相反地），我們應該說：「不，一個過渡軍事委員會的代表也不要。」

雖然蘇丹革命證明自己是該地區至今最具組織且政治進步的革命，挑戰仍然相當龐大。我們應該關注並且支持蘇丹人民，他們已經成就歷史，並且為了自由而戰、犧牲。

為反對港府修訂被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今日（6/16）香港估計有高達140萬人走上街頭遊行，台灣也有民間團體下午在立法院周邊發起「撐香港，反送中」集會，有近萬名台灣人和在台香港人到場參與，譴責港府暴力侵犯香港人權，並呼籲台灣各政黨與總統參選人應明確承諾「拒絕一中和平協議」。

港台串聯：香港反送中 台灣反一國兩制

今日「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台灣公民陣線和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等團體，共同於立法院外舉辦「撐香港，反送中」集會，表達支持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有近萬人參加集會，香港則有百萬人上街。港台兩地社運遙相呼應，是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和香港雨傘運動後，港台串連反對「中國因素」的最大規模行動。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源自港府近日推動修訂《逃犯條例》，令香港可移交刑事罪犯到台灣、澳門和中國大陸受審，引起香港人擔憂港府將配合中國政府羅織罪名，引渡政治異議人士到中國大陸受審。儘管港府聲稱，引渡規定只涵蓋可判處七年以上監禁的最嚴重罪行，且有「雙重犯罪」和政治罪行等「八不移交」的保障，但香港泛民主派認為一國兩制下的港府和香港法院，沒有能力拒絕中共政權移交逃犯的要求，將危害香港的法治和自由，要求港府撤回法案。

6月9日，香港泛民主派發起「反送中」大遊行，超過100萬人上街，但港府仍稱將繼續修例。12日，香港立法會原預定逃犯條例修正草案二讀，引起眾多民眾發起罷課、罷市、罷工活動，逾萬人也再次走上街頭，警民爆發流血衝突，立法會宣布延後開會；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但未聲言撤回，今日香港民眾有百萬人再度走上街頭，呼喊「撤回法案、林鄭下台」。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基本上是出於對中國大陸司法制度缺乏人權保障的恐懼，也認為一國兩制下的港府和香港法院無法做到引渡個案的把關。而和香港隔了一個海峽的台灣，同樣也存在對於中國／中共政權的強烈不信任和恐懼，指出條例通過後也可能引渡訪港的台灣人嫌疑犯到大陸受審，這也成為這次港台連結的基礎。

不過，港台民團雖同樣抗拒中國因素的干預，但比起已經回歸中國、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台灣的民團更拒絕成為「下一個香港」，著力於反對九二共識、一國兩制和簽署一中和平協議。

台灣民團今日除了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條例》外，也同時要求台灣國會發表聲明表態「反送中」，並針對香港公務員、警察及「中資具重大影響力」之港資來台進行嚴格管制。此外，針對台灣各政黨及總統參選人，民團也要求明確承諾拒絕「一中和平協議」，並在面對中國政府時提出「人權訴求」並「反對送中條例」。

時代力量和民進黨黨團今都到場支持民團的訴求。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明天政黨協商時，立法院應通過決議支持反送中，時代力量將要求各黨團表態支持；對於中資假借港資名義進入台灣，他們會要求檢討港資的定義。民進黨立委管碧玲也表示，完全同意民團訴求，希望明天四黨團都能表達對香港人的支持。

反中國因素運動再起 身分認同成焦點

這次香港爆發的反送中運動，再度引發港台兩地民眾串連，形成「港台命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除了是基於共同敵人──「中國因素」，許多參與運動的港台團體也帶有強烈的身分認同政治的色彩。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上台發言時，就特別強調「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並向「勇敢的香港人」表示敬意，他認為「一國兩制」是中國帝國壓迫香港和台灣的工具，港台要共同反抗。他也說，「港人」（Hong Konger）的身分，取得了關於自身命運的發言權。當最後一代香港人正在消逝之時，新的香港人也在誕生之中，這是世代的傳承，生命的遞嬗，而香港是不朽的。「香港是世界的香港，不是中國的香港！台灣是世界的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

島國前進發起人林飛帆也指出，今天有破萬名台灣人到場力挺香港，因為香港與台灣休戚與共，必須一同面對中國的威權迫害，並問現場群眾「你想當中國人嗎？你想面對這樣的迫害嗎？」，直呼「明年我們不要選出台灣的林鄭月娥，好不好？」

今日也有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本土派組織「學生動源」到場，召集人鍾翰林對記者說，他們主張香港獨立，不只是要捍衛自由民主，更是因為香港人和中國人是不同的身分，香港不應該受到中國的統治，所以他們爭取獨立。他認為，香港人普遍不會反對香港獨立，只是懷疑獨立成功的可能性。

英國：簽署引渡維基解密阿桑奇要求

英國內政大臣大臣賈維德（Sajid Javid）週四宣布他已簽署美國提出引渡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的要求，隨後法院裁定將於明年二月25日舉辦完整的引渡聽審。目前阿桑奇仍在英國服刑，他因為違反保釋被判入監50週。

賈維德的決定開啟了將阿桑奇引渡至美國的程序，不過是否同意引渡的最終決定權仍在英國法院。起初，美國檢察官僅以入侵電腦此一罪名起訴阿桑奇，但在上月增添新的十七項罪名，包括煽動並發布機密文件，以及與前美軍情報分析師曼寧（Chelsea Manning）共謀入侵政府電腦而涉嫌違反《間諜法》。

週五，代表美國的律師布蘭登（Ben Brandon）於西敏寺地方法院上歸納對於阿桑奇的所有指控，包括破解國防網路密碼，但遭阿桑奇否認，並且強調維基解密只是發行者。他的辯護律師桑默斯（Mark Summers）則稱引渡是對「記者權利一次無恥且赤裸的攻擊。」

巴西：司法遭爆選前阻魯拉選總統

美國調查新聞網站「攔截」（Intercept）報導指出，巴西司法部長與檢察官共謀起訴勞工黨（PT）前總統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目的是阻止他參與2018年的總統選舉。

攔截取得私人聊天、錄音、影像與照片等資料，並且指出負責「洗車」案的檢察官對於「是否有充足證據定罪魯拉表達了嚴重的懷疑。」

身為巴西左翼的代表性人物，魯拉於2003至2010年間擔任巴西總統，之後在2017年被定罪。他被指控收受濱海公寓，幫助美洲國家組織（OAS）的建築公司與國營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之間的交易。魯拉本人否認所有的貪瀆指控，表示起訴出於政治動機，目的是阻止他參選。魯拉被判近十三年徒刑。魯拉所屬的工人黨在去年八月將獄中的他登記為總統候選人，但是隨後遭選舉法庭禁止。如果魯拉參選，極有可能再次獲勝。然而之後代表工人黨參選的哈達德（Fernando Haddad），最終輸給了現任右翼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

巴西現任司法部長莫羅（Sergio Moro）是將魯拉定罪的法官，隨後被波索納洛任命為內閣。

報導也指出起訴魯拉的前一天，檢察長達亞諾（Deltan Dallagnol）在群聊中表示自己越來越懷疑公寓是否為魯拉所有，以及整個事件是否與巴西石油公司有關。

巴勒斯坦：國際抵制Puma粉飾以色列佔領西岸

超過20個國家的運動團體加入200個巴勒斯坦足球俱樂部的行列，在週六（6/15）抵制德國運動品牌「Puma」，呼籲該公司取消與以色列足球協會的簽約。

以色列足球協會包含6支位於約旦河西岸、僅有猶太人的定居點的球隊。根據國際法，這些定居點是非法的。截至本月，以色列非法佔領西岸、加薩走廊與東耶路撒冷已達52年。

「當像是Puma這樣的企業資助並從非法定居點中獲利，它們也對以色列極右翼政權非法掠奪土地以及持續攻擊巴勒斯坦體育的行徑表示同意。」巴勒斯坦學術與文化杯葛以色列行動（PACBI）的聲明表示。

去年九月，巴勒斯坦體壇致信Puma執行長古爾登（Bjorn Gulden），呼籲終止對以色列足球協會的贊助，該信批評以色列定居點嚴重違反人權，並且直接影響巴勒斯坦人民自由遷徙與近用自然資源的權利。

「作為以色列足球協會的主要國際贊助商，Puma正在藉助其品牌掩蓋並粉飾以色列侵犯人權的行為。」信中表示。

英國：調查指樂施會海地性醜聞非個案

英國官方機構公益委員會針對非政府救援組織樂施會（Oxfam）於2010年海地震災涉嫌虐待與性交易的醜聞發表報告，指出樂施會的海地員工在「文化、品行與行為上有嚴重問題」。

2011年，分別為13與12歲的女孩向樂施會發出電郵，指控其人員施加身體虐待與性虐待。電郵也指陳人員向兩位未成年支付金錢從事性行為，並且毆打他們。然而當時樂施會懷疑指控的真實性而未認真對待。根據樂施會的調查，共有四名人員付錢從事性行為，或是涉嫌這麼做。公益委員會更發現，樂施會的內部調查期間，洩漏證人的資訊，導致證人受到恐嚇。

「海地問題並非個案，我們調查顯示過去數年樂施會的內部文化對容忍不良行為。」公益委員會執行長史蒂文森（Helen Stephenson）表示。

海地醜聞促使樂施會英國執行長戈爾德林（Mark Goldring）請辭，並且損失數千名捐款者。

今天（6/17）是各大學向教育部申請調漲108學年度學雜費的最後期限，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和高教工會上午到教育部前召開記者會，呼籲各大學不要送出調漲學雜費申請，並呼籲教育部正視大學學費過高的問題，透過擴大向資本徵稅，逐年調降學費負擔。

今天是大學申請調漲學雜費期限，教育部上午表示目前收到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申請案，預定調整幅度2.5%。據反教盟了解，明新科技大學、中華大學等兩所學校也完成調漲學雜費校內程序，今日前仍可遞交申請。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指出，日前工會公布全球大學學費比較調查結果，經過購買力平準後，台灣學費高居全球第14名，駁斥了教育部和大學校長「台灣學費相當低廉」的不實說法，反映台灣大學生求學負擔沉重。

林柏儀批評，蔡英文政府聲稱關注青年低薪，但上任以來刪減國定假日，工時未能降低，學生學費依然昂貴，過去一年多亞太學院惡性退場，迫使許多學生輟學，還須償還十幾萬的學貸，但政府對學生權益的保障付之闕如。

他認為，台灣的經濟成長趨勢，已讓政府有能力可以投入更多經費到公共服務，但教育資源卻持續錯置，沒有嘉惠學生，呼籲教育部凍漲學雜費並朝「高教公共化」邁進。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謝毅弘指出，去年有16所大學提出漲學費申請，但因為學生團體抗議，僅有2校獲得教育部通過，許多大學校長抱怨「花大量成本完成校內程序，但到頭來還是被駁回調漲學雜費」，今年12所私校乾脆提前宣布不漲學費，這可以說是反學費運動長期奮鬥的成果。

但謝毅弘也說，即使反學費運動已使多數學校不敢調漲學雜費，教育部仍以「高等教育在我國仍非屬義務教育」，拒絕提出調降學費政策。謝毅弘強調，讀大學已成為台灣青年的必經之路，沒有大學學歷，起薪連26K都不到，形同「準國民教育」，教育部不該拿國民教育當藉口。

他也指出，教育部資料顯示，106學年度全台110所私校共有117億元的盈餘，平均每所私校都有一億元以上的盈餘，顯示仍有降學費的空間，政府該做的是加強監管私校財務並課徵資本利得稅，增加公共資源對高等教育的挹注，降低全體大學生的負擔。

為了反對港府修訂《逃犯條例》，香港人近日接連走上街頭抗爭，9日和16日的遊行有超過百萬名群眾參與，終於逼使港府宣布停止修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更在昨日（6/18）出面向市民道歉，但仍未聲言撤回法案，運動持續延燒。

這場「反送中」運動引起世界矚目，台灣也有民間團體號召萬人集會聲援，但究竟香港人為何如此憤怒？除了反對《逃犯條例》，香港人還有哪些不滿？相較於過去香港的社會運動，這次反送中運動有什麼特殊之處？

苦勞網專訪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請他談談這場香港回歸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羅：《逃犯條例》的修訂引起大的爭議，一是因為修訂內容危及了香港與中國大陸「兩制」之間在法治層面上的區隔，把很多人都暴露在有可能被引渡回大陸接受審判的危險；二是整個推出修例的過程中，特首及政府官員處理事情的態度極為傲慢，對專業法律團體的意見置若罔聞，建制派也粗暴地踐踏立法會審議程序，盡顯威權主義統治的色彩；三是特首聲稱為解決陳同佳案而要倉卒修例，卻完全不理會不少其他人提出也能解決此個案的方法，令人對她失去信任，認定修例另有目的，中共官方機構介入更加深人們的疑慮。

羅：上述問題觸發了過去五年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已死，踏進威權年代的那種強烈焦慮。2017年出任特首的林鄭並沒有兌現修補社會撕裂的承諾，兩年來施政建樹寥寥。反而積極配合中央剝奪議員及參選者資格，對雨傘運動參與者「秋後算帳」，亦不理會反對，強行通過高鐵「一地兩檢」方案，以及匆匆要一個花費千億的「人工島」計劃上馬等。林鄭在這幾個問題上都累積著社會強烈的不滿，這些民怨在反送中運動中大爆發。

羅：雨傘運動以來，在反港獨的強制措施打壓下，反對派陣營整體被邊緣化。反對運動低沉，陣營內派別對抗和競爭在過去兩年大大減弱。泛民本身有不少改變，原有的本土派各派分裂則非常嚴重，過去一些言論領袖人物影響力大不如前，另一些則在獄中或流亡在外。不過，雖然本土派欠缺領袖，但「香港人」意識卻愈來愈強烈，不過「本土」的內涵卻不斷在改變。新的泛民派與廣義的本土派分歧較前收窄了很多。

羅：這些運動都有大量的年青人參與，連貫的是對現存香港政治體制的憤怒和失望，但每個運動採取的手段和方式都不一樣。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中出現強烈的世代衝突，以及和平抗爭與勇武抗爭手法之間的爭持。但在反送中運動中，泛民的議會內鬥爭表現進取，六．一二包圍立法會的街頭抗爭中也與青年示威者同行，出現新的鬆散結盟。佔領道路的激進青年向泛民議員鼓掌的場面出現。而無論是溫和派與激進派中，大多數人都重視議會內行動、和平抗爭行動、及激進街頭行動者「三位一體」式的互補和默契。

羅：其實香港無論是普選政治權利的爭取，還是本土身分認同方面的捍衛，都是貧窮懸殊、地產霸權等問題的集中表現方式，因為官商勾結的政權結構正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而這個結構背後就是中共的治港政策，目的是不外乎是維持、吸納、改造過去的殖民體制以為己所用，向商界及財團輸送利益，以交換忠誠。所以普選等政治權利的爭取，其實是階級對抗所折射的一種表達形式。

青年的本土主義涉及身分認同問題，則是對中共操控香港，蠶蝕高度自治，削弱本土文化的反彈。不過，青年人本土認同的飆升背後其實是世代之間的衝突。而所謂「世代」之間的衝突也折射著「機會結構」的不平等，亦即（上一代）「既得利益」者與（今一代）「年青貧窮」者之間的衝突。

羅：「中國」對香港人來說是一個龐大而籠罩一切的存在，支配生活上愈來愈多的層面，其實談不上只是一個「因素」。台灣大體都會感受到這股巨大力量的某種「威脅」，或者可以用「命運共同體」一詞來表達同一種焦慮。

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國沒有提出以「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但最近也坦白了，在這一意義上台灣和香港之間的確面對共同的挑戰。但其實香港青年對台灣的了解未必很深入，反之亦然。我想在互相分享大家的焦慮以外，其實更應深入了解對方真實在地的實況和背後的歷史脈絡。我想香港青年在更多了解台灣後，或者會更明白所謂「中國」的複雜性。

最近，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本「同志詩選」──《同在一個屋簷下：同志詩選》正在網路上發起群眾募資計畫，卻因為當中收錄了曾發表厭女言論的詩人陳克華的詩，而引發網友的批評和抵制浪潮。17日，陳克華在臉書發表一首帶有厭女意味的詩後，主編群決定在詩選中刪除陳克華的詩，看似平息了爭議，卻引發更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這個爭議，本質上牽涉到的是我們如何看待一個有道德瑕疵的作者和他的作品的問題。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陳克華過去的厭女言論。

陳克華去年5月在臉書接連發出題為「現在的女生好像很嚮往當妓女？」以及「今天又遇到肖查某」的文章，當時剛發生健身教練殺害女友分屍一案，陳克華卻在文中提及「最近門診為什麼那麼多肖查某？也許和最近為什麼那麼多女人被分屍有關⋯⋯，殺人固然不對，但，這背後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可以令一個男人激動失去理智到萌生殺機？」，陳克華更提到前陣子鄉民對補教業「狼師」進行圍剿時，一部網路影片卻顯示一群女高中生在補習班教室當著同學老師的面前「衣衫盡褪大跳豔舞」，他寫道「試問這究竟是誰在『誘姦』誰？」

陳克華在臉書發出這串侮辱女性、仇女的超狂言論後，隨即引發網友眾怒，網友紛紛留言圍剿並要求道歉，隨後陳克華也刪文道歉處理。

這次《同志詩選》選入陳克華的詩，再度激起許多網友不滿，認為《同志詩選》應該重視女性和女同志的感受，要求撤掉陳克華的詩，並揚言抵制。不過，詩選主編利文祺一開始並不買帳，他先是在臉書發文表示考量過陳克華的厭女言論，但基於大局和整體性仍決定納入，他強調「陳克華是第一位公開書寫同志的詩人」，相比之下「厭女言論是次要」，詩選不選他的詩將會非常奇怪，更怒嗆呼籲抵制的人應該自己來編，結果引起更多人的不滿和抵制。

利文祺事後雖為自己的激烈言詞道歉，仍未表示要撤除陳克華的詩。直到17日，事情急轉直下，陳克華突然在臉書發表〈子宮肌瘤的午餐〉一詩，詩中提到「子宮肌瘤是缺乏愛是不被愛的後遺症嗎？她們／難道從男人付帳的方式看不出來她們／她們到底為什麼會得子宮肌瘤嗎」，整首詩帶有諷刺女性和厭女的意味，似乎刻意激怒網友，《同志詩選》的粉絲專頁隨後也宣布因為陳克華的這首詩，已經決定刪去詩選中所有他的作品，並為「在編選過程中低估了作者私人價值觀的社會影響致上最沈重的歉意」。

在這起事件爭議中，我們可以看到陳克華「厭女」的價值觀和立場，影響了一般人對於他的作品乃至整本詩選的評價，最後主編群也因為不能接受作者的厭女言論，而在詩選中刪除他的作品。但是，《同志詩選》的處理方式，也引發我們是否可以因為作者不符合我們心中的某一個道德標準和社會的政治正確，就全面否定他在其他面向上的貢獻的問題，以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有道德瑕疵的作者及他的作品的問題。

厭女言論 不能抹煞陳克華對同志詩的貢獻

必須強調的是，陳克華的厭女仇女言論，任何人都應該大力譴責批判，這是一個講求性別平等的社會應該堅守的價值。

但另一方面，既然主編群要推出的是台灣第一本《同志詩選》，其評選就必須考量到同志詩的歷史和每個詩人的貢獻和地位，如果只因為陳克華的厭女立場，就不選、乃至刪除他的詩作，這是否說得過去？特別是，當他還是台灣最早公開發表同志詩的鼻祖。

陳克華1995年出版的詩集《欠砍頭詩》，收錄了著名的男同性戀情欲詩〈「肛交」之必要〉，詩中提到「我們從肛門初啟的夜之輝煌醒來／發覺肛門只是虛掩」，在當時男同志情慾仍遍布暗櫃的情況下，陳克華卻在詩中盛讚「肛交」，堪稱驚世駭俗的創舉。政大台文所副教授紀大偉指出，綜觀台灣詩界，這首詩應該是最有名的男同性戀主題詩。

2006年陳克華出版詩集《善男子》，更號稱「華文世界第一本以同志情慾為主題的詩集」，可以說陳克華無愧為同志詩文學的先驅。從這個角度來說，《同志詩選》基於陳克華厭女的態度而剔除他的詩，形同是不顧陳克華在同志詩的歷史地位和藝術價值，這也讓詩選的公正性和歷史厚度大打折扣。

政治正確和道德審查 將限縮美感和社會視野

不過，某種程度上網友的道德審查也並非沒有道理，因為這本詩集的出版募資計畫，本來就十分「政治正確」，編輯群打出「這是一本關於『愛』的詩選」的旗號，聲稱此書是要「慶祝婚姻平權」，那麼既然要高舉「平權」和「愛」的理念，確保編選的詩和詩人能夠符合平權價值，而非違背平權價值，似乎也是應有之義。

然而，在政治立場和藝術價值之間，在有道德瑕疵的作者和具有重要成就的作品之間，我們是否沒有妥協和給予客觀評價的空間？這其實是一個長久以來的爭議，而這類充滿爭議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在歷史上可以說太多了。

比如說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他也是一個私人生活惡名昭彰的人物，他的作品不但被指出有厭女情結，達利還在自傳中自陳六歲時曾經對三歲妹妹無故動粗，29歲時對一名年輕女孩拳打腳踢，還曾把一名男孩從吊橋上扔下去等等。儘管有這些荒唐和暴力的行為，他在藝術方面的才華，仍備受世界肯定和讚揚。

或者像是寫出《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法國薩德侯爵，他的著作中充滿綁架、強暴、性虐待、謀殺的情節，他自己也曾經因為對多名女子犯下猥褻和虐待的性罪名而多次入獄，但即使如此，他仍然受到西方哲學界和文學界高度評價，詩人波特萊爾就說：「欲對邪惡有所瞭解，必得重訪薩德。」西蒙波娃也在《我們有必要燒掉薩德？》（Faut-il bruler Sade?）一書中說：「他入獄之前是個普通人，出獄時卻已成為偉大的作家。」

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在評價達利時，曾語帶挑釁地說，「在我們這個時代，當藝術家是非常特殊的人時，他必須像孕婦一樣被允許擁有部分的豁免權。」但歐威爾也認為替藝術家的不道德行為辯解是不負責的，他舉例說：「如果莎士比亞明天回到了人間，結果人們發現他最喜歡的娛樂是在火車車廂強姦小女孩，那我們不應以他可能寫出另一部《李爾王》為由，就放任他繼續在地板強姦小女孩。」

簡單來說，歐威爾不能同意道德魔人對於有道德瑕疵的藝術家的全面否定，但也不會為藝術家的不正當行為辯護，試圖在道德譴責與審美自由之間尋求一個「中間立場」。

對於陳克華的詩被選入《同志詩選》的爭議，詩人鴻鴻曾留言指出，「如果道德無暇是入選文學史的必要條件，文學史將是一本空白的書。」或許我們也該想想，如果僅因為作者在創作外的錯誤言行，就全面否定他在文學藝術上的貢獻，那麼這不僅是對作者的不公，恐怕也將排除大量我們原本可以接觸到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大大限縮我們認識不同人和世界的視野，以及各種多元、異質的美感經驗。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今日（6/20）和長榮航空協商破局，宣布下午四點展開罷工，目前已有超過五百位長榮空服員聚集在桃園長榮公司外大門口，並拉起罷工糾察線，堵住人員和車子出入，引發資方不滿，也動員大批長榮員工和空服員叫罵，目前雙方仍在對峙當中。

長榮空服員日前通過罷工投票取得罷工權，提出改善九大過勞航班、提高日支費等八大訴求，今日工會和資方再度協商，但工會不滿資方提出的方案與過去20次協商會議相差無幾，隨即在會上宣布下午四點即刻展開罷工。

下午四點，長榮空服員陸續聚集到桃園長榮航運大樓外，拉起罷工糾察線包圍公司大門出入口，高喊「空服員的尊嚴，誓死捍衛」、「空服員的過勞，即刻終結」、「長榮的威權，靠我們打破」、「對等的談判，靠我們戰鬥」，呼籲資方即刻提出有誠意的方案和工會協商。

然而，空服員堵住公司門口，也引起資方強烈不滿，動員公司內的白領主管和員工，到門口和空服員叫罵，要求空服員讓路，更高喊「反罷工、反綁架旅客權益」，「不想做、不要做」，有些主管和員工甚至失控大罵空服員，氣氛十分火爆。空服員則回以「你來做」、「勞勞相挺」。

針對工會拉起罷工封鎖線，長榮資方批評空服員堵住門口，影響全體員工無法出入，要求儘速離開；工會則強調，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工會有權利在公司廠區外集會，將持續守在門口，直到資方出面談判。

工會法律顧問、律師劉冠廷指出，2018年1月勞動部已做成函釋，指工會設置糾察線，目的是為達到罷工效果，向雇主施壓，並對尚未參加罷工的勞工或對消費者進行勸諭或阻止，在不影響人身安全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儘管造成第三人一定程度不便，也應尊重與忍受。

下午五點半，工會和公司一度協調出共識，可讓車子出入，但公司需答應讓空服員可以回到門口守住糾察線，但後來有人開車想衝破封鎖線，工會痛批公司跳票，雙方持續僵持中。

長榮空服員表示，公司明明有後門可以出入，根本沒有無法下班的問題，公司卻堅持一定要走大門口，質疑公司只是想驅散他們，十分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