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僅存三位慰安婦之一的蓮花阿嬤在4月20日病逝，享壽93歲。為紀念和緬懷蓮花阿嬤，婦女救援基金會創立的慰安婦紀念館「阿嬤家」推出了一系列追思活動，在館內設置蓮花阿嬤追思紀念區，供民眾捻花祝福和留言，並規劃周末深度導覽活動。此外，昨日（4/29）台大電影節也放映了韓國慰安婦電影《雪地裡的擁抱》，「阿嬤家」館長康淑華等人在映後座談再度呼籲日本政府向慰安婦道歉賠償，並指出台灣社會應建立反思殖民和戰爭的正確史觀，讓慰安婦的歷史不再重演。

追思蓮花阿嬤 「阿嬤家」推系列紀念活動

蓮花阿嬤本名陳蓮花，1924年出生於汐止，從小被送去當養女，後來為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在南港一家草繩工廠當女工，二戰期間日本人以「看護婦」的名義，到工廠召募年輕女子前往菲律賓宿霧，19歲的蓮花阿嬤於是在被欺騙和半強迫的情況下，和其他20多名同伴從基隆搭船前往菲律賓，抵達後才發現要被迫當慰安婦。

蓮花阿嬤在菲律賓近兩年間，除了被迫成為日軍的軍事性奴隸，四處躲避砲彈攻擊的逃難經驗，也成為她一生難忘的恐懼回憶。當時20多位同行的台灣慰安婦中，最後僅剩蓮花阿嬤和另一名女子生還。1992年，蓮花阿嬤在黑布簾後和其他台籍慰安婦召開控訴記者會，但長年不願公開真名和露面，直到2013年她下定決心公開身分談論過往經歷，去年（2016）也出席了「阿嬤家」的開幕儀式。

蓮花阿嬤病逝後，婦援會再次呼籲日本政府盡速對台灣慰安婦正式道歉與賠償，並宣布從4月22日開始至5月底，「阿嬤家」將設立蓮花阿嬤追思紀念區，一樓介紹蓮花阿嬤的區塊供民眾手捻紙製蓮花祝福，二樓則因應蓮花阿嬤愛唱歌的個性，邀請民眾在紙製音符上留言，三樓的放映室會播放蓮花阿嬤的紀錄短片；每週六、日的下午兩點，也都會安排導覽人員深度導覽蓮花阿嬤的生命歷程。

今日許多民眾趁假日來到「阿嬤家」參觀，一位現居台灣的日本人田崎先生在二樓紀念蓮花阿嬤的音符專區留言，田崎先生說，以前在東京時，就曾在婦援會舉辦的活動上見過蓮花阿嬤，隨後在音符上寫下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賠償」的字句。

台大放映韓慰安婦電影 盼建立正確史觀

昨日台大電影節也放映了韓國慰安婦電影《雪地裡的擁抱》，包含「阿嬤家」館長暨婦援會執行長康淑華、台大心理系名譽教授黃光國、老保釣李止宜都出席了映後座談。

《雪地裡的擁抱》描述的是1944年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半島，兩名出身不同階級的朝鮮少女被日軍強徵為慰安婦的故事，和另一部同樣以慰安婦為主題的韓國電影《鬼鄉》，劇情有不少相似之處。兩部片都呈現了日軍透過強擄拐騙的方式，將殖民地少女帶至中國大陸的慰安所充當性奴隸，並同樣有日軍施虐、屠殺慰安婦的情節，反映慰安婦制度慘無人道的本質。

康淑華表示，據韓國慰安婦支援團體推估，韓國慰安婦人數約20萬人，受害地點遍及當年的「滿州國」、中國大陸、台灣及東南亞等地，這段日軍奴役亞洲各國女性歷史被埋藏了近50年，直到1991年首位韓國慰安婦倖存者金學順勇敢出面揭發，才帶動亞洲各國對慰安婦的調查，隔年婦援會在台灣成立申訴專線，並陸續確認了58位台籍慰安婦的身分。

康淑華說，在蓮花阿嬤過世後，台灣只剩下2位原住民慰安婦，然而1992年台灣展開慰安婦運動至今，日本政府都未對慰安婦倖存者正式道歉和賠償，慰安婦阿嬤及運動者都對此感到相當遺憾。康淑華認為，我們必須牢記這段歷史，並傳遞正確的史觀給下一代，包括日本年輕一代，讓女性因戰爭、國家制度而遭受性奴役的事情不再發生，這也是成立「阿嬤家」的目的。

黃光國在映後座談上也指出，慰安婦的歷史凸顯出日據時期台灣人備受壓迫的事實，但現在政府卻試圖擦掉這段歷史，把日據時期改裝得很美好，例如紀念八田與一和重建神社等等，然而「忘掉歷史的社會沒有前途」，他呼籲觀眾反思韓國為何能拍出慰安婦的電影，而台灣人卻不行，並且要面對殖民所遺留下的問題。

移工的勞動節在五一的前一天率先動員集結，今天（4/30）下午從勞動部出發一路遊行到凱達格蘭大道，質問過去蔡英文曾經對「喘息服務」做出的口頭承諾至今卻沒有實現，移工抵達凱道後對著總統府高喊「結果呢？」並提出三項訴求：包含廢除私人仲介制度、讓移工自由轉換雇主、反對長照市場化，要求落實喘息服務，讓移工休假。

台灣移工聯盟表示，移工為來台工作，必須先給付仲介一筆8到15萬的仲介費用，移工進入的長照市場完全被仲介壟斷，使移工遭受長期非法剝削與暴力控制。此外，移工要在雇主同意下才能夠轉換雇主，強化了資方可以控制移工的權力，聯盟認為應該修改現行規定，讓移工自由轉換雇主，發生勞資爭議時就可以主動終止僱傭關係。

在長照產業市場化的部分，聯盟認為倚靠競爭來刺激服務的方式，長時間下來可能導致資方為減輕成本而降低勞工勞動條件，並使移工直接成為受害的一方，長期照護制度在市場化機制底下，將變成兩極化：好的照顧太貴用不起、排不到；品質差的則沒人用。因此，聯盟主張應回歸由政府提供長照責任的機制，限制長照市場化。而由於外籍看護工至今仍被排除在《勞基法》之外，聯盟指出，有超過一半以上的看護工「全年無休」，因為現行規定只有「沒有聘僱外籍移工的家庭」才能夠申請喘息服務，使得移工一旦休假就無照顧人力，也導致了移工休假權受影響，移工團體呼籲修改此項規定讓移工休假，並將看護工納入《勞基法》。

台灣從1992年開放引進移工起，移工一直處於勞雇關係不對等的惡劣勞動條件中，去年（2016）蔡英文曾發言表示「執政之後，於外籍勞工休假時，雇主可以使用政府長照資源與喘息服務；並且現行家務移工沒有法令保障，無法休假的問題，承諾優先立法保障家務勞工勞動權益。」但至今卻不見任何實質作為，移工的休假遙遙無期。

來參與遊行的菲籍移工May（化名）在菲律賓曾經是幼稚園教師，然而月薪只有5,000台幣因此決定出國打工，她接受採訪表示，今年已是她來台工作的第六年，滿前三年時因為舊法規定返回菲律賓一次，然後再來台，前後已經換了五次雇主，May回憶自己的換雇主經驗，一位雇主是因為時常到她休息的房間對她大聲講話、言語侮辱；另外有兩位雇主讓May照顧到去世，但是病人的家屬也對May百般刁難；還有一位僱主則是不讓May休假、伙食提供也相當隨便，May因為長期照顧阿公，自己的身體負荷不了住院兩週，出院後醫生交代一週後要回診，雇主竟拒絕讓May回診，使得May的病情更加惡化。

直到現在的雇主，May才終於獲得休假機會，雖然一個月也只可以休兩天，今天上街遊行就用掉了一個月當中的一天休假，剩下一天。不過，May強調雖然她自己有休假，她多數的移工朋友都還是沒有任何機會可以休假，因此，她希望移工可以自由轉換雇主，讓她遇到惡雇主的時候可以主動更換，此外，也希望更改喘息服務的規定，讓移工可以休假。

今天除移工團體之外，還有許多工會和民間團體都上街支持移工的訴求，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提到，移工與女性是支撐臺灣照顧系統的重要勞動力來源，扮演台灣重要的經濟角色，呼籲政府不要讓長照變成圖利財團的市場機制，應該重新思考政府的資源配置與稅制分配，讓長照真正成為公共化的服務，否則不僅會剝削移工與女性照顧者的勞動力，也會連帶影響受照顧者的照顧品質，蕈玉蓉質疑：「前瞻計畫的8,800億政府規劃得毫不手軟，長照公共化，真的沒錢嗎？」

台灣同志諮詢熱顯也到場挺移工，並提到熱線在接同志諮詢電話時，曾經接到移工來電，表示自己是同志的身份卻不知道去哪裡交朋友，熱線認為移工也有同志，同志就是移工，應該支持移工爭取勞動的權益。

今天（5/1）是五一勞動節，除北部眾多民眾、工會與勞工團體一同上街的五一大遊行之外，南部也有由高雄市獨立總工會、高雄市職業總工會、台灣工會大聯盟等團體所發起的行動，到蔡英文建來彰顯「對南台灣的重視」的總統府南部辦公室前，提出對勞動保障的五項訴求，要看看辦公室是不是真的「重視人民聲音」。工會以「翻轉台北，高雄風起」為主題，要求限期將勞動部遷至高雄、比照行政院設置各區服務中心的方式，設置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利勞工行使救濟權利。

在年金改革方面，工會要求行政院規劃不分職業別的基礎年金，地板金額至少16,000元；另要求行政院同意《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7修正案，上市公司設置勞工董事、並要求高雄市整府訂定2018年12月25日為「零派遣城市日」，落實零派遣的目標。

高雄市獨立總工會理事長張緒中在記者會上遞交陳情書給高市勞工局副局長李煥熏，要求市府一個月內給予回應，並提到日月光廢水案議會資料顯示，日月光公司於2014年4月30日公布了「零派遣政策」並納編了1,814位派遣人員，張緒中質疑，連最需要考慮人事成本的外資日月光都可以做得到零派遣，國營企業例如郵局和中油仍然使用派遣勞動、甚至是高市府1999的接線人員都是外包給中華電信子公司的「派遣再派遣」，質疑主管機關行政院、高市府為何做不到「零派遣」？

李煥熏針對1999接線人員的部分澄清：「那是勞務承攬，不是勞動派遣」，更表示市府早已有透過秘書處發文的方式要求各機關學校不要聘用派遣人員，至於所有機關學校是否有確實做到，李煥熏則說「按理說應該要有啦」，至於若要取消勞務承攬，採取直接聘用，李煥熏說也要考慮政府的財政能力與組織編制，因此不是說納編就納編，對工會今日的訴求，表示會代為傳達。

張緒中批評李煥熏的說法是「玩文字遊戲」，勞務承攬與勞動派遣都是上下游的勞動外包模式，派遣人員的薪資待遇與員工福利，都與正職人員差距甚大，不穩定的聘用方式影響員工生計，呼籲市府應帶頭做好榜樣，不要連日月光都不如；此外，《勞基法》第9條針對不定期契約的定義提到「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張緒中說，在台灣尚無訂立派遣法令時，許多派遣人員按照《勞基法》的精神與勞動事實「實際上就是正職人員」，而陳菊競選時曾打「零派遣」口號，如今卻沒有實質落實，張緒中痛批陳菊作為市長還「帶頭違法」，若不面對工會的質疑，未來不排除發動更高強度的抗爭。

此次五一遊行，正值蔡英文政府對於年金制度整體「改惡」的局勢，勞工團體也嘗試提出自己的年金主張，然而在提版本的同時，又該怎麼看待同時被砍的軍公教？

工鬥成員盧其宏表示，過去工運圈曾討論「基礎年金」，希望讓每個人都有基本生活保障，但是立刻面對到一些難題，過去各團體曾提出8,000-12,000元的基礎年金，對於已領有勞保年金的工人而言，勞保年金平均是17,500元，往上加8,000變成25,500元，還算可以，但對於長期失業者而言，生活保障就遠遠不夠，只是多一點點的國民年金而已。

二方面，如果設計基礎年金，也會把已經領得比較多軍公教族群，再往上墊高上去，在現行氛圍下，勢必被迫要提出如何縮減軍公教職業年金的問題，反而落入民進黨挑起職業別對立的陷阱中。因此，工鬥後來改提「基本生活保障」，不是齊頭式平等，而是透過稅收，讓「越窮的分越多」，讓職業年金低於基本工資者，可以得到比較多保障，更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效果。

目前在立院外，有軍公教的「八百壯士」埋鍋造飯長期抗爭，反對年金下修，而蔡英文政府面對這群軍公教族群的策略，就是把這些人形塑成貪得無厭的既得利益者，透過受薪階層之間待遇的差異，藉此分化不同族群間的矛盾。軍公教族群雖然普遍待遇較優渥，卻仍然是受薪階層，相對於軍公教在過去一段時間所受到的猛烈攻擊，真正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資本家，卻反在年金改革的討論中持續缺席隱身。即便勞工想要支持軍公教人員爭取權益，一想到軍公教領得比自己多，就支持不下去。

盧其宏表示，「基本生活保障」的訴求，對於許多弱勢的、基層的軍公教族群其實也會有幫助，工會提出這項訴求，便是希望可以不要助長軍公教與勞工間的對立，在年金改革的議題中，由於立院外主要都是軍公教族群，工會一直缺乏自己的發言空間，因此才會發起全台行腳行動，希望沿路串聯基層、並且在五一的今天，提出以勞工為主體的主張。

嘗試搭橋 突破藩籬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黃耀南，同時在近日軍公教所組成的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擔任召集人，又是工會組織者，並且參與了工會發起的行腳，他坦言，雙方（軍公教與勞工）的合作非常困難，但仍會持續努力。

黃耀南表示，台灣逐漸邁入高齡化，如果勞工的年金還是那麼低，未來會出現大量的老年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因此勞工團體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的主張。目前勞保年金低於最低工資，透過稅收把差額補起來是可行的，台灣的稅率才12.8%是全世界最低，而且其中有50%以上還都是受薪階層繳的稅，軍公教族群和勞工因為長期以來缺乏合作，導致勞工對軍公教另眼看待，希望努力建構合作平台，尋求制度改良而非改惡。對於近日工會所發起的行腳活動，黃耀南表示，不只是教師團體，也有軍人族群一同下去參與，多數軍公教都支持勞工的訴求，「大家都是廣義受雇者，沒有誰特別高尚，都該跟勞工站在一起。」

然而，雙方的合作目前仍面臨重重困境，黃耀南坦言問題就出在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李來希，現在的勞工所使用的勞退新制飽受工會批評，過去十多年來的立法過程就是由李來希主導，工會幹部多對李很感冒，一聽到李來希就不可能合作，但是軍公教族群也無法把李切割出去，對此，黃耀南表示真的很困難，也感到很無奈。

全國自主工聯會長陳德亮表示，因為李來希的關係，工會幹部對李來希反感，確實讓問題變得很難談。然而，現在形勢險峻，政府的壓迫鋪天蓋地，軍公教被砍對於勞工就像是「唇亡齒寒」。陳德亮表示，二十多年前郝柏村批評工會運動者是工運流氓，郝柏村是個軍頭、是個老粗，但林全可不是老粗，林全是很細膩地在操作整件事情，「甚至還把軍公教參與街頭抗議的人，像十大槍擊要犯一樣圖列出來」，他認為勞工不能覺得軍公教被砍跟自己沒關係，呼籲勞工團體與軍公教族群應該團結合作。

受薪階層是整體 不該被分化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民進黨上一次執政推動企業民營化時，過程中就很擅長操作分化，把勞工區分成公部門勞工跟民營部門勞工，刻意去展示公營機關勞工的待遇，讓待遇差的人，去敵視待遇好的人，問題是，把待遇好的人拉下來，待遇差的人也不會變好。

陳柏謙強調，此次年金改革，民進黨政府向軍公教揮刀，但是砍掉軍公教的年金，砍下來的也不會增加到勞工這邊。如果勞工也跟著仇視軍公教，就會把自己的眼界陷入到執政黨的邏輯裡。「受雇者應該被看作是一個整體，不能因為不同生產過程或者職業類別而輕易被分化。」陳柏謙強調，軍公教也不是鐵板一塊，勞工運動應該聯合軍公教內的進步團體。

今天（5/1）是五一勞動節，全台各地工會、工運團體聯合發起五一大遊行，萬名勞工共同從凱道出發，提出「反剝削、要保障」的五大訴求，砲轟蔡政府去年（2016）砍掉勞工七天假後，又以改革之名砍勞工的勞保年金，加倍惡化勞工處境。今年遊行首次以資方團體工總、商總總部大樓為遊行終點，將抗議矛頭直指剝削台灣勞工的禍首資本家。

工鬥年金苦行19天 五一台北會師

為抗議蔡英文政府和資本家聯手修惡勞工的勞動條件，全台數十個工會及工運團體五一遊行動員萬人上街，首先集結在凱道提出五大訴求，分別是：（一）各行各業一體適用《勞基法》；（二）禁止勞動派遣；（三）勞保年金維持現制，提供勞工老年生活基本保障；（四）調升薪資，廢除變形工時和責任制；（五）完整保障勞動三權。

遊行中又以「爭取年金保障」訴求最為突出。反對年金改革修惡的工鬥團體從4月13日開始，一路從高雄步行出發，宣傳「年金應有基本保障」訴求，並一路苦行至台北，今日在凱道和其他勞團會師，工鬥團體進場時也受到全場勞工的歡迎。

一路參與走完全程的桃產總榮譽理事長毛振飛表示，過去19天來走了400多公里路，一路上包含高雄、台南、雲林、新竹及台北等各地的產業工會都派出代表一起苦行，就是因為勞工都希望有安定的老年生活，他強調台灣勞工創造經濟奇蹟，政府應該補足基礎年金，讓勞工退休後有基本保障。

同樣全程參與苦行的桃產總秘書葉瑾瑜表示，蔡英文推動的年金改革，跟過去馬英九時代一樣都要勞工「繳多、領少」，造成年輕人退休無保障，老年生活困難。她指出，現在有七成五勞工退休後月領不到2萬，平均勞保加勞退也只有17,000元，蔡政府竟還想砍勞保年金，根本是將弱勢勞工推入無底深淵。葉瑾瑜表示，台灣勞工辛苦了大半輩子，替資本家創造大筆財富，蔡英文上台後卻持續親資、為財團服務，令人感到相當憤怒，呼籲政府應正視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擴大財團稅收，補足年金差額至基本工資，這樣「才是真正的年金改革」。

各黨團回應訴求 僅民進黨無人出席

勞團在凱道宣布完五項訴求後，也邀請立院四黨團回應訴求，時代力量、親民黨、國民黨黨團皆派出代表回應，而民進黨團則無人出面，遭勞團強烈譴責。

時代力量立委洪慈庸表示，時力一直致力維護勞工權益，包括推動《國定假日法》和《最低工資法》，希望回應高工時、低薪的問題，然而前勞動部長郭芳煜曾承諾去年底提出《最低工資法》，現在連影子都沒有看到，呼籲政府盡快提出《最低工資法》保障勞工生活所需。年金改革方面，時力會支持政府提高負擔比率，納入基礎年金制度，強調「會繼續跟勞工站在一起」。

親民黨立委周陳秀霞則表示，勞團的五項訴求「親民黨都聽到了」，會支持勞工的訴求，在立院推動相關法案修正，包括讓各行各業都適用《勞基法》，也表示親民黨很關心勞動派遣問題，審查預算時曾通過決議要求政府改善，之後會更努力要求減少勞動派遣，直接雇用勞工。

國民黨立委李彥秀發言時首先代表國民黨跟勞工道歉，一來是因為過去國民黨執政時的勞工政策不夠完善，二來是一例一休後續修法不夠努力，讓勞工沒領到應有的加班費，甚至責任制等現象也愈來愈擴大，導致勞工過勞問題不減反增。李彥秀指出，蔡英文競選時承諾的六大勞工政見全部跳票，國民黨後續會繼續傾聽勞工聲音，逼蔡政府兌現承諾，勞保年金修法也會持續監督勞動部。

針對各黨立委的回應，五一行動聯盟總指揮莊福凱呼籲，立委不要只是空口說白話，未來要身體力行捍衛勞工權益，同時強烈抨擊民進黨未派代表出席。

資方總部萬人嗆聲 勞工人手一罐砸慣老闆

除工會團體外，也有許多民眾自發性地前來現場。趁著自己休假日前來參與遊行的黃先生說，台灣薪資條件太低是一個大問題，公司老闆不願將賺到的錢分給員工，導致勞工薪水凍漲，讓生存變得很困難，今天來參與五一遊行，「就是希望慣老闆們可以看見勞工的力量，不要再欺負老實人。」前來參與遊行的林同學則表示，身為一名打工族，未來畢業後也會在公司上班，但如果老闆們總是給員工22K的基本薪資，會讓人感覺年輕人沒有未來，連生活都有困難，「希望這些爛老闆不要再講屁話，把吞掉的錢拿出來還給員工。」

遊行在下午兩點從凱道出發，沿信義路向東行進。到了下午三點多，遊行隊伍陸續抵達終點──資方團體「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工商協進會」大樓。過去五一遊行多以凱道、立法院、勞動部及執政黨總部為起迄點，今年遊行較特別之處在於首次將終點設定在象徵資方團體總部的大樓。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表示，資方團體工總和商總長期以來不斷向政府和立委施壓，要求勞工工時彈性化、提高勞工加班時數，「讓我們加班加到死」，資本家甚至口出狂言，如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放話「台灣勞工假太多」、全聯總裁徐重仁說「年輕人要忍耐不計較低薪」等等，都讓勞工無法忍受，這次遊行終點設在工總商總大樓，就是要向慣老闆們算總帳。

遊行最後，勞工們聚集在工總商總大樓下，群起向五大資方代表──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全聯總裁徐重仁、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商總理事長暨鄉林集團董事長賴正鎰及遠東集團總裁徐旭東的頭像看板──丟擲瓶罐，發洩勞工受資本家剝削的怨氣，並表達反對年金改惡及勞動條件惡化的決心。

境外生權益小組與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團體，今日（5/2）上午來到立法院前召開記者會，反對民進黨政府具歧視性的《全民健保法》修正案，呼籲應回到「量能負擔」原則，讓陸生與境外留學生都依現行健保費率納保，台灣健保不該違反兩公約成為一種排外、不平等的健保。今日立法院院會仍未進行，無法進行實質審查。

境外生權益小組黃康偉表示，過去四百份力挺陸生比照現行僑外生（749元）納入健保的連署書，包含菲律賓、馬來西亞、香港、日本、中國等境外生參與，送交給民進黨團後始終沒有獲得回應。黃康偉質疑，這就是民進黨政府執意推動假人道、真歧視的《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案，完全違反全民健保的「量能負擔」精神。

前日本僑生張建元表示，蔡政府目前只想要搞軍火、金錢外交，卻忽略國民外交的重要性，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外籍移工，應該要有草根的對話，才能突破目前台灣特殊的外交處境。張建元批評，讓陸生納保卻調漲整體境外生的保費，是針對外籍留學生的一種排外、歧視性的立法。

台大香港僑生樊俊朗表示，蔡政府說為了人權要將陸生納入健保，那也該把陸生「三限六不」限制都取消，這才是真正的公平。樊俊朗質疑，境外生來台灣生活消費都要付費，不是沒有繳納消費稅，「蔡英文將陸生納保，卻連帶把所有的境外生保費調高到1,249元，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施逸翔表示，立法院要調漲所有境外生健保費到1,249元，有違反「兩公約」當中的經社文公約第九條社會保障權的疑慮，全民健保與私人保險不同，是一種社會保障，但民進黨的法案卻說「應分配給本國籍與長期居住者」，這基本上已經違反公約的「平等、不歧視的原則」。施逸翔指出，社會保障必須毫無歧視的保障國境內所有人，包括公民、境外生、移工，「這是人權跟社會保障的問題，請不要帶入複雜的國族情緒」，並呼籲應回到人權以及「量能負擔」來討論此議題。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賴沛蓮表示，教育部廣招陸生來台就學，也在新南向政策中廣招東南亞學生來台就學，這些跨境的各國學生來台灣念書，在民進黨《全民健保法》修正中受到影響，卻沒有機會表達心聲。賴沛蓮指出，在幾次抗爭反對歧視修法的過程中，遇到很多歧視性的發言，裡頭夾雜各種非針對健保本身的說詞，「現在是一個好時間，大家來討論健保制度該如何改善」，同時也讓來台就學的學生權益能被保障。

境外生權益小組在記者會最後，將各國比較健保費率的圖表貼上立法院大門，希望立委諸公能夠看見並參考各國標準，勿讓台灣健保成為全世界最不公平的健保法案。

今日上午立法院院會議事仍持續空轉，國民黨團也持續為反對民進黨團強行通過《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占領主席台而無審查任一法案，時至今日仍間接擋下促轉條例與陸生納保法案審查。

每年五一遊行，雖說可能是當年度勞工團體聯合走上街頭發聲的唯一一次大型集結，然而在遊行前，總不免還是會陷入一種這是否只是「行禮如儀」一番的嘉年華式展演的焦慮。相較於平時聚焦單一議題、單一權益或單一法案的其他各種勞工集體行動，縱使每年遊行前，來自各工會的籌劃者，總在幾個月前就開始辛苦地為當年度遊行定下主基調與重點訴求，但每一位參與籌劃的夥伴心理或許也都明白，期望透過五一遊行來達成這些訴求，實在太過強人所難。

那麼，五一遊行的意義究竟在哪呢？

五一當天的午後，遊行隊伍在凱道完成集結，即將出發啟程前，我登上隊伍最後方第五大隊的宣傳車，事前分配到的工作，是類似於麥克風管理員，主要透過電資工會林名哲的協助，邀請參與遊行第五大隊的各工會團體代表上宣傳車上發言。作為整個遊行隊伍最後方的第五大隊，相較於前四大隊較多大型企業工會的隊伍，人數實在稱不上太多，但參與的工會團體卻是繽紛而多元。

坦白說，得多虧名哲的大力奔波邀請，一路從凱道走到終點工商團體大樓的這段路程，有幸一一將麥克風遞給了社工工會、教保工會、醫護工會與電資工會等。

這些登上宣傳車發言的夥伴們，無論是電子業工程師、教保員、醫護人員或者是社工人員，在漫長的台灣工會發展歷程中，或許都只是年輕的生力軍，但他們每一位的發言中，卻都充滿了真摯的情感、激昂的情緒，以及滿滿的對身為勞動者團結起來所可能產生力量的熱切期待與驕傲。當宣傳車緩緩地在信義路上移動，聽到社工工會的朋友，連珠炮喊出口號拒絕社福機構以愛為名的剝削與無限壓榨；聽見教保員沈重地解釋推動幼托公共化對教保員與家長的重要性；看到車上緊緊抓著麥克風的醫師，略顯激動地呼籲大家務必組織團結起來，唯有踴躍加入工會，才能爭回勞動者的權益與尊嚴時......

每一段發言，都那麼自然地化解了稍早前隱隱的不踏實感，而重新肯定了五一遊行的真正意義：它確實不只是行禮如儀，而是一場勞動者團結的成年禮。勞動者在這樣的場合裡，看見了彼此的存在，也看見了彼此所遭遇處境的雷同，更看見了彼此不約而同努力組織團結起來的成果與驕傲。

它讓工人階級看見，無論身為工程師、保全、社工、大學兼任教師、教保員還是醫護人員，我們的命運與處境，在僱傭勞動體制之下，竟是如此的相似。我們在這一天相遇同行在台北的街頭，明日過後，我們也將帶著更堅定的信念與毅力回到每一個勞動現場，繼續戰鬥著。

從這樣的意義上來看，即便每年的五一，勞動部很可能早在遊行結束前，早就把回應新聞稿寫完好整以暇地等著，即便每一項主訴求與子訴求，其實都無法在這一天得到什麼改變，但是，只要能讓勞動者在這樣看見彼此的過程中，獲得團結與繼續戰鬥下去的力量與勇氣，認識到僱傭勞動必然的剝削本質，這，或許就是五一遊行最大的意義了。

全台第一間退場的永達技術學院，停辦即將屆滿三年，97天後將面臨教育部強制解散清算的「大限」。高教工會今日（5/3）召開記者會指出，永達作為第一間強制解散的私校個案，教育部能否下定決心採取行動，相當具有指標意義，呼籲教育部立即提出具體時間表，將永達解散清算、校產回歸公有。

根據《私校法》與《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規定，停辦三年內「未內恢復辦學」或「未能整頓改善」的學校，教育部得命令其解散。

高教工會理事長劉梅君指出，永達是台灣啟動私校退場計畫以來，第一個因為無法復辦而解散清算的案例，亟需社會大眾的關注。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在永達解散後的三年間，董事會握有近十億元的鉅額校產、放任校地空轉，在105學年度編列的預算中卻有帳目不明、合計約兩億的行政支出與其他支出，是將原先來自學生學費、政府補助，以及教職員勞動成果的教育公共資源轉為私有，流入董事會與私人口袋；而作為主管機關的教育部又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散清算計劃表。林柏儀呼籲教育部除了提出解散時程表外，也應該要追回永達停辦後被董事會不當使用或變賣的公共校產，並檢討大學退場機制，以確保師生權益及教育的公共性。

高教工會永達分部召集人賴福林表示，永達貿然停辦，讓老師找不到工作，直到今日還得跟學校打官司。他質疑教育部「兩年前『保障師生權益』的說詞，難道只是一場騙局嗎？」

賴福林也拿出今年（2017）二到四月間在永達校區所拍攝的照片，指出「校方連去年颱風留下來的斷木都還沒清完，校園裡為了省清潔費，燒木頭到處炊煙裊裊」，痛批教育部與董事會聯手無情關掉永達，手握大筆校產，卻連整理校地所需的經費都不肯支出。

預算裡的高額支出與校園裡的殘破景象，形成了諷刺的矛盾。劉梅君強調，教育部應該已經察覺到永達董事會根本無心也無能辦理，早該有動作了，在法定解散程序開始前的97天，「若是教育部再無作為，是否有行政瀆職的問題呢？」

板橋大觀社區日前遭到兩波強拆，居民組成的自救會今天（5/3）在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團體的偕同聲援下，赴民進黨中央黨部抗議。

「民主進步搞迫遷，英派革新拆大觀！」自救會下午在民進黨部前表示，蔡英文選前開支票承諾要興建社會住宅，讓人人都可以安心居住，但選後至今社會住宅一戶都沒蓋成，中央與民進黨執政的地方縣市卻大量傳出迫遷案件，指蔡英文跟過去的國民黨政府「根本沒什麼兩樣」。此外，去年（2016）居住權團體串聯遊行時，原來的遊行路線預定要繞經蔡英文住處抗議，當時總統府副秘書長姚人多親自與團體碰面，提出希望能不要直接到蔡英文住處，並承諾會一一解決個案，這也讓自救會質疑，說好的承諾如今根本沒有實現。

今天在民進黨部前，榮民眷屬湯家梅向政府請求「給人民一個窩，一個安家之處」，講到激動處不禁淚流滿面，許多住戶也都紅了眼眶。

湯家梅1995年從大陸嫁來台灣，先生已經去世，如今卻又面臨被迫搬遷，無家可歸的處境。「我們住民不是惡意占用，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湯家梅表示，大觀社區的房子是在民國40年就建起的，房子有水有電有門牌，戶籍都有遷入登記，政府也都批准，幾十年後卻回頭說是違建。2008年退輔會在沒有與居民協商的情況下直接告上法院，要求70多戶居民拆屋還地，湯家梅說「貧苦百姓哪裡請得起律師辯護？」官司敗訴後，除了被法院認定是侵佔國土，被追討五年的「不當得利」外，還要自行負擔拆遷費、訴訟費，累積下來高達幾十萬元的金額，「我就只剩一條命，先生也走了，我到哪裡找錢給他們呀？」

湯家梅表示，退輔會向法院要求凍結居民的銀行帳戶，凍結的手續費就要250元，她的帳戶也遭凍結，但帳戶裡卻只有184元，「連手續費都要倒扣...」，強調住在大觀的都是窮苦人，「狗都有個狗窩，我連個窩都沒有」，希望民進黨政府能夠讓人民有安家之處。

台灣人權促進會居住權倡議專員林彥彤表示，我國政府在光復來台後接收大量日產作為公有土地，卻長年缺乏居住政策，來台移民與後來的城鄉移民因為沒地方住，只好自己搭建房屋，有些人也花錢買了這些無產權的房屋，政府也一直對這些居住狀況不聞不問，直到2000年後因為政府開始窮了，要拚經濟，便鎖定這些最弱勢的住戶，用國土活化的名義趕人，甚至再扒一層皮向居民索取不當得利，華光社區拆遷說要蓋「台北華爾街」，到現在還是草地，痛批政府完全沒有「居住權」的概念。

林彥彤表示，今年一月是第二次兩公約國際審查，蔡英文在宴請國際專家時曾發言表示「結論性意見是人權的地板而非天花板」，表示會遵循審查的結論性意見，而國際專家在的居住權方面的結論性意見，便指出迫遷舊有違建違反了兩公約規定，政府必須要對居民提出合理的安置方案。

此外，林彥彤更批評，由於許多老榮民至今都住在舊有違建中，在榮民過世後，這些違建就會被視為是退輔會的財產，退輔會還會上網拍賣，並在契約上載明「無合法產權，後果自負」，痛斥「這是多無恥的一個單位？完全沒有行政邏輯的一致性！」

今日民進黨社運部主任李世民出面接受陳情，起初不願走到群眾前，並示意自救會上前遞交陳情書，隨後才拿麥克風表示將會傳達訴求，自救會要求民進黨政府應退輔會應該先暫停動作，先提出安置方案，並質問民進黨的立場，面對居民追問李世民皆不願正面答覆，只說了「謝謝」旋即就要折返回黨部，自救會最後集體將寫有「板橋大觀居民之家」的封條，張貼在民進黨部一樓大門，並宣誓會抗爭到底，不排除發動高強度抗爭。

台灣少子化問題長年未解，民間團體紛紛向政府提出解方。今天（5/3）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召開記者會表示，若要解決少子化問題，需全盤考量國人工時過高、幼兒教育、嬰兒托育、以及托育的總體預算等問題，因此，應該提高層級，由行政院主導，並分配各部會的運作，讓政府與企業能夠為年輕父母提供育兒假與津貼、保障父母返回職場；公共托育制度方面，則強調公立幼兒園與非營利幼兒園以1:1的比例增設，並落實托育的學區制，減輕家長托育負擔。

根據2015年聯合國的統計，台灣的少子化問題名列世界第三，出生率只有1.12，僅次於澳門與新加坡，造成未來的勞動力與長照系統的潛在風險，當前政府採「現金補貼」政策應對少子化，但全教總認為這對提高生育率明顯無效，全教總幼教委員會副主委顏嘉辰以高雄的生育津貼為例，2010年開始，第三胎以上可以領取生育津貼46,000，然而根據2011到2015年的生育率統計，高雄市仍然六都最低。

此外，補助學費或者保母費，則間接導致保母費用與私立幼兒園學費紛紛調漲，使得經濟補助的效果降低，全教總指出這是由於台灣的幼兒教育機構缺乏「教育性質」、放任私幼商業化所導致的惡果，台灣當前的公幼與私幼比例為3:7，短期內若無法提高公幼數量，補助學費就像是「肉包子打狗」一般，一去不回，減輕家長的負擔有限，便達不到提高生育率的目標。

去年（2016）10月，為了解決幼教問題，行政院通過「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方案」，自今年起四年內擬增設「公共化幼兒園」1,000班，收托三萬名幼兒，將公私立幼兒園的比例從目前的3:7提高到4:6。今年已經開始實施此方案，然而，全教總表示，教育部在此計畫中是以「增設非營利幼兒園為主、增設公立幼兒園為輔的方式辦理」，因此，也使得各地方政府取消原有的公幼規劃，改增設「非營利幼兒園」，例如高雄原預計增設20班公幼，在此計畫後便改以非營利幼兒園為增設方向。全教總批評，這樣的政策走向，反倒鼓勵地方政府逃避作為「公幼」的雇主責任，使得真正國家育兒概念的「公幼」不增反減。

全教總：托育政策應由政院主導

顏嘉辰表示，目前的托育政策被切割成好幾塊，父母的育嬰假與福利由勞動部掌管、0到2歲嬰兒的托育服務由衛福部管理、2到6歲幼童的托育服務則由教育部管理，然而，顏嘉辰強調，父母的上班時間、勞動所得直接影響他們能與家中幼兒的相處時間與照顧品質，因此，他認為「托育應以整體家庭狀況為中心」，托育政策應該考量家庭中所有成員的狀況後，由行政院直接主導資源的分配，並協調各部會具體執行。

顏嘉辰舉例，許多父母在0到2歲時，還可以透過職場提供的育嬰假來育兒並且陪伴幼兒，到了2歲時，便要開始抉擇將幼兒送往托育機構或者自行延長請假時間，這個考慮不僅牽涉到托育機構的平價與否，也牽涉到職場對有托育需求父母的支持程度。目前，介於2到3歲的幼童，由於托育機構可容納的名額非常少，使得父母要為此「托育斷層」多請一年的育嬰假，多請一年假又帶來家庭的經濟負擔，與返回職場的困難度。

此外，為了因應台灣勞工的超長工時問題，教育部要求幼兒園延長托育時間，但顏嘉辰說，許多父母下班接到小孩回家已經晚上8點，整理一下就要睡覺，根本沒有親子相處時間，也連帶造成幼兒的心智發育問題。這麼一來，不僅對幼兒發展沒有好處、提高了幼保人員的上班時數、更變相鼓勵雇主延長勞工的上班時間（因為小孩有人顧），使得台灣的托育制度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全教總認為，政府不應只強調長時間的托育，卻不檢討年輕家長工時過長的問題，以致於生育率低迷，並強調「育兒是國家的責任」，呼籲政府逐年增設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減輕家長托育負擔。

今日（5/4）早上約八點半，大觀事件自救會來到行政院長林全住處外陳情，指行政院作為退輔會上級機關應出面解決大觀社區的迫遷爭議，現場多名聲援者一度擋下林全座車，和警方爆發激烈衝突，但林全車隊始終不願停下執意前進，在警方協助開道下，林全座車最後擺脫聲援者揚長而去，自救會原欲於新生南路上開記者會，但仍遭到警方驅離，之後轉往行政院前表達訴求，呼籲林全出面要求退輔會立即暫停所有強拆作業，保障人民居住權。

遠東航空企業工會今天（5/4）下午緊急在遠航公司大門口召開記者會，痛批資方違反勞動契約、發放薪資短少，工會提起勞資爭議調解後，原預計明天上午在台北市勞動局首次召開勞資調解會議，不料資方無預警在昨天通知提起勞資爭議的勞工，即日起無須出勤。遠航工會顧問林芸表示，遠航違反勞動契約在先，不但不改正，還直接解雇提出問題的工會成員，未來將向勞動部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訴求返還工作權。

遠航違反勞動契約 飛行加給發放短少

多名剛剛遭到資遣的遠航空服員下午帶著口罩，手牽手出現在公司大門前出席記者會。此次提起勞資爭議的，是遠航在2015年A期（6月）與B期（10月）招募進來的空服員客艙組員，勞資雙方在薪給辦法的勞資契約中，原約定年資滿一年後，飛行加給將由180元調升至272元，然而後續遠航擅自毀約，先是降低調升幅度，僅調升為220元，再來則是延遲調升時程，先是設定在去年（2016）12月底，原定2月份薪資應該反映調升後數字，後來又拖延到4月。

在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的協助下，遠航企業工會在3月23日正式成立，並著手協助20名空服員向勞動主管機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爭取資方按原約定的勞資契約發放飛行加給，然而，不待原訂明日才要召開的首場調解會議，資方昨日就逕自發佈公告，解雇20名工會會員，即日起無須出勤。

在這20名被解雇的員工中，有3名已自行與資方達成協議，其餘17名現在則持續與工會要求返還工作權。空服員在記者會上表示，座艙工作很辛苦，但同仁們都還是努力工作，飛行加給調升是原先進公司時就談好的、是員工應得的；如今面臨解雇，她則無奈表示「很多人都要養家，有經濟壓力，需要這份工作」。

遠航方面下午也發布聲明，內容卻表示公司「同意該17名員工請求提前解約離職，無須賠償解約金，並核發資遣費」，強調「本公司百分之百讓步」；此外，遠航在聲明中還聲稱，這17名空服員是受到另外2名「因霸凌與曠職而被解雇之前空服員」影響，並強調公司與這2名前空服員的官司皆勝訴。令人不解，遠東航空曾經跟兩名空服員打贏官司，跟它後續資遣17名空服員，究竟有何關聯...。

林芸痛批，遠航資方違法解雇是「殺雞儆猴」，工會原定今晚與5月9日進行招募會員的說明會，資方便立刻開除工會會員，顯然是為了脅迫受雇者不敢加入工會，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工會向資方提起三項訴求，包含停止非法解雇工會成員、停止打壓工會；依照原勞動契約調升飛行加給、並補足飛加差額；立刻返還工會會員的工作權。未來也將向勞動部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我在醫院看到伊拉克士兵們拿著槍走進來，他們從保溫箱中取出嬰兒，拿走保溫箱，然後讓那些嬰兒在冰冷的地板上死去。」

1990年10月10日，一位15歲的科威特少女娜伊拉（Nayirah），在美國「國會人權決策小組」（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ncus）於國會山莊所舉辦的聽證會上，泛著淚光，語帶哽咽地陳述這段她在醫院擔任志工時親眼所見，伊拉克士兵駭人聽聞的暴行。

震驚美國社會的伊拉克士兵暴行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入侵鄰國科威特，因兩國軍力懸殊，短短六天內，伊拉克就正式併吞了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迅速通過了660號決議，譴責入侵行動，並要求伊拉克無條件撤兵。11月29日，安理會再度通過678號決議，要求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需撤兵，否則將授權盟國採取軍事行動。

在伊拉克佔領科威特的初期，美國政府並未立即決定採取軍事介入。一方面，伊拉克的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是美國政府十多年來牽制伊朗的合作夥伴；另一方面，當年越戰失利的陰影仍在，難以說服民眾為了一個毫無關係的中東小國而支持出兵。當娜伊拉對伊拉克士兵「暴行」的證言透過媒體擴散後，引發美國輿論界一陣嘩然。不僅包括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在內的人權團體在其報告中支持此一說法。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W. Bush）以及諸多政治人物，更在公開場合多次引述娜伊拉的說法，指控伊拉克士兵搶奪保溫箱並讓大量嬰兒無助死去，藉以支持出兵伊拉克的正當性和必要性。

1991年1月12日，在聯合國安理會給的期限前三天，美國參議院僅以5票之差，通過授權老布希政府對伊拉克出兵。而戰爭的結果如我們所知，短短一個多月，老布希總統就宣佈成功奪回科威特並停火。儘管難以評估娜伊拉的證言實際上發揮多少影響，但在支持與反對出兵的差距微小的情況下，說她扮演了臨門一腳的關鍵角色，恐怕並不為過。

當然，伊拉克士兵搶奪包括保溫箱在內等醫院設備的消息，早在伊拉克出兵不久之後，科威特官員就已經透露給媒體（儘管伊拉克政府否認這些說法）。而娜伊拉不過是以目擊者的身份證實了這個事件。然而問題在於，不僅娜伊拉的這段證言是假的，在國會山莊所舉辦的聽證會，也是一場公關公司精心設計的演出，一場秀。

暴行？一場公關大戲

1992年1月6日，在波斯灣戰爭結束近一年後，作家約翰‧麥克阿瑟（John R. MacArthur）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開了第一槍。他指出這名楚楚可憐的科威特少女娜伊拉，其真實身份是科威特皇室成員，也是科威特駐美國大使的女兒，所以其證言的可信度應受質疑。他更宣稱當初在國會山莊的整個「聽證會」，都是由知名政治公關公司偉達公關（Hill & Knowlton）所一手策劃。此文一出，引發美國社會的軒然大波。媒體們發現這可能是一場騙局之後，開始回頭挖掘事實真相，並證實了麥克阿瑟的說法。而娜伊拉甚至根本沒有在那間醫院當過志工。他將事件的始末，以及自己調查的成果，隨後集結為《第二前線：1991年波灣戰爭中的審查和宣傳》（Second Front: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the 1991 Gulf War）一書出版。

（娜伊拉在聽證會上的哽咽發言，獲得了大量的同情與關注。關鍵的醫院證言請見影片1分38秒處開始）

在伊拉克派兵攻佔科威特之後，科威特政府迅速地和偉達公關公司達成協議，由科威特政府成立一個空殼民間團體「自由科威特公民聯盟」（Citizen for a Free Kuait, CFK），然後撥款1,190萬美元給自由科威特公民聯盟，聯盟再將大部分的經費支付給偉達公關。其目的在於透過公關活動影響美國社會輿論，與美國政府的態度，促使美國出兵介入。

為此，偉達公關做了非常多事情，包括發出新聞稿、製作新聞錄影帶提供給媒體、 聯絡媒體曝光、安排媒體參訪科威特、印製「解放科威特」的T恤跟貼紙、舉辦「為科威特祈禱日」、組織示威遊行、印製一本強調伊拉克暴行的書《強暴科威特》免費散佈（科威特大使館就認購了20萬本），等等。而所謂的「國會人權決策小組」，也只是由兩黨政治人物自行組成的協會，和美國國會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他們這場和偉達公關合作的「聽證會」，並不像真正的聽證會般具備法律效力，因此在當中說謊做偽證也不會犯法受罰。而當初為娜伊拉說法背書的國際特赦組織，也尷尬地發表聲明撤回前一年的報告，並表示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可信的證據，證明伊拉克軍隊將嬰兒由保溫箱中移出造成嬰兒死亡。」這起事件，最終成了政治公關研究的經典案例。1

不存在的邊境大軍

這起事件，可讓我們能對於「真相」被操控的程度感到吃驚，但在波灣戰爭中的謊言還不僅於此。在伊拉克剛入侵科威特時，美國實際上更擔心的是伊拉克是否會接著攻打沙烏地阿拉伯。這個美國在中東的堅定盟友，以及主要的石油出產國。那時候，美國政府宣稱伊拉克已經在邊界集結了26萬5千名士兵，以及1千5百輛坦克準備攻打沙烏地阿拉伯。為此，美國政府移防了大量軍隊至沙烏地阿拉伯，並以此作為伊拉克野心勃勃威脅區域安全的佐證。

當時，曾獲得五次普立茲獎提名的《聖彼得堡時報》（St Petersburg Times）記者珍‧海勒（Jean Heller），使用報社經費購買了商業衛星在兩國邊境的空拍照。照片畫質清晰，可清楚看到停放於機場的美軍戰機，但卻沒有看到伊拉克軍隊集結的跡象。她將衛星照片傳給另外兩位軍事專家辨識後，他們也給出了相同的結論：沒有看到軍隊。海勒據此寫成了報導，質疑美國政府的說法。但直到過了一年，波灣戰爭早已結束後，當時的參謀長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才坦承「數字出錯」，實際上並沒有大規模伊拉克軍隊於邊境集結。

媒體操控：美國政府的進化

「重複一次，必須隨時有人跟在新聞媒體代表的身邊。」 
 一份當時流出的五角大廈政策備忘錄中這麼寫著。

在波灣戰爭中，美國政府吸取了之前越戰的教訓，強化了控制媒體機制。一般來說，媒體不能自由行動，必須由軍方安排其行程與採訪對象，並事先過濾其報導內容與材料，以確保媒體記者不會「製造麻煩」。為此，美國的公平與正確報導組織（Fairness & Accuracy in Reporting, FAIR）於當年發表了一份波灣戰爭期間媒體操控報告，除了紀錄各主要媒體如何受制於美國政府所提供的單方面消息外，也呈現了媒體記者放棄監督的角色，自甘配合成為政策傳聲筒的現象。報告中紀錄一位記者的說法：「我們已經成為政府的幫手。」「我的角色和政府的承包商其實差不多。」

在美國政府的精心設計下，美國軍隊的飛彈精準射中軍事目標的畫面不斷地在電視新聞中重複播放。而波灣戰爭在民眾心目中所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場精準、乾淨、迅速且低傷亡的正義之戰，一場美國現代化武器的火力展示會。然而，根據後來的一些研究指出，波斯灣戰爭造成大約3500名伊拉克平民直接死亡，更有超過10萬人死於戰爭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例如缺乏乾淨的飲用水等。

緊接著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拉克採取了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制裁和石油禁運政策，不僅並未動搖伊拉克總統海珊的政權，反而對伊拉克民眾生活造成災難性的打擊。1989年伊拉克人的平均收入為3510美元，到了1996年，只剩下450美元。根據不同組織的研究，至2003年為止，經濟制裁造成大約30至50萬伊拉克人死亡，其中許多兒童死於營養不良或缺乏藥物。

姑且不論發動波灣戰爭是否為當時最好的作法，至少我們不應對過程中各種影響輿論與決策的謊言、媒體操控、政治公關買單。然而，戰爭往往伴隨著謊言和精巧的宣傳，必須將對手塑造成邪惡魔頭，將自己陣營打造成正義使者，方能取得出兵開火的正當性。發動戰爭真正的動機，也就因此被掩蓋或忽略。2003年，英美聯軍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那出兵前言之鑿鑿，開打後卻屢尋不著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又再度印證了這樣的現象。

敘利亞，阿勒坡的真與假

敘利亞內戰是近幾年來最受矚目的國際區域衝突。當中各勢力大致可分為由俄羅斯、伊朗所支持的阿薩德政府；由美國、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支持的反抗軍，以及前兩者的共同敵人伊斯蘭國，另外還有蓋達組織分支、庫德族等較小股勢力。

在這場內戰中，最令人感到疑惑的地方在於，不同陣營對同一事件往往有著不同版本的說法。甚至不同陣營所屬的媒體，其報導內容也經常出入甚多。以2016年12月，敘利亞第一大城阿勒坡（Aleppo）的爭奪戰為例，該戰役最終由政府軍獲勝，擊退反抗軍成功奪回阿勒坡的控制權。在過程中，許多西方媒體均以「屠城」「滅城」等說法報導政府軍的作戰行動。而相反的，俄羅斯官方媒體《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則認為這是一場將人民由恐怖組織中「解放」的戰爭。

究竟哪種說法為真？事實上，目前在敘利亞反抗軍中的主要勢力為「征服沙姆陣線」（Jabhat Fateh al-Sham），其前身的「努斯拉陣線」（Nusra Front）就是蓋達組織（Al-Qaeda）的分支。而在2016年7月，國際特赦組織發表了一份針對阿勒坡和其他反抗軍統治地區的人權報告。該份報告指出，反抗軍在其統治地區任意綁架、逮捕、使用酷刑，或是殺害平民，使得民眾生活在深深的恐懼當中。反抗軍並控制地方媒體、恐嚇人權活動者，讓他們甚至不敢在社群媒體上批評反抗軍的統治。

在12月12日，政府軍最後一波攻堅戰中，一些住在東阿勒坡，反抗軍統治區的民眾在社群媒體上留下了「最後告別」的訊息或短片，一時之間引發全球關注。然而，這些「民眾」的身份後來也遭到起底質疑，他們當中許多原本就是活躍的反抗軍支持份子，他們的推特（Tweet）關注人數高達數千至數萬人。其中甚至有人以公民記者自居，經常採訪反抗軍成員。如果說前述國際特赦組織對反抗軍統治手段的報告可信，那麼這些能在社群媒體活躍的「民眾」、「公民記者」和反抗軍之間的關係恐怕並不單純。而他們集體留下「最後告別」訊息的作法也就格外耐人尋味。

聯合國人權事務辦公室負責人魯珀特‧科維爾（Rupert Colville）於12月13日對外表示，這場攻堅戰造成了82位平民死亡。這數字對於一個人口超過200萬的大城來說，到底是什麼程度上的「屠城」？我們並非要淡化戰爭傷亡，但是因戰爭造成的連帶死傷，和主動、大量地殺害平民，這兩種狀況恐怕不能相提並論。

事實上，在這場攻堅戰前，政府軍就已經開始疏散東阿勒坡的民眾，以及放棄抵抗的部份反抗軍，試圖降低傷亡。聯合國獨立調查委員會（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則於12月14日的新聞稿中，提到包括「征服沙姆陣線」在內的部份反抗軍，試圖阻止民眾撤離，或是將他們做為人肉盾牌，以增加平民的死傷。前述那些在網路上留下最後告別訊息的「民眾」，在攻堅戰後也都安然無恙，事後也都還能持續更新他們的推特帳號。

媒體的扭曲與雙重標準

「每一方都有他們自己的議程，而敘利亞人民的利益被排到第二、第三或者根本不在其中。」前聯合國和阿拉伯聯盟駐敘利亞特使拉赫達‧巴西米（Lakhdar Brahimi）在2014年辭職時所言。

曾多次獲獎，被譽為當前在伊拉克最優秀的西方記者派翠克‧庫克伯恩（Patrick Cockburn）在〈為什麼你讀到關於敘利亞和伊拉克戰爭的所有事可能都是錯的？〉一文中指出，因為在東阿勒坡等反抗軍所統治區域對記者來說實在太危險了，西方媒體不會派遣記者到這些地方。因此，這些地區的訊息來源高度仰賴當地的活動家或是地方媒體。然而，這些人或組織既然能獲得反抗軍的許可，其立場多半傾向反抗軍，或者本身就是反抗軍的宣傳工具，因此這些訊息的可信度應受質疑。

派翠克認為，記者跟公眾人物都應該要對所有的訊息抱持合理懷疑。然而問題在於，一方面這些訊息難以查證；另一方面，反抗軍對阿薩德政府的攻擊也符合西方政權的利益與意識形態。而許多西方媒體也往往輕易地接受其對政府的觀點，以至於雙重標準的問題一直存在。他舉例，在敘利亞政府軍於2016年12月底攻堅東阿勒坡的同時，美軍也密集地空襲伊拉克摩蘇爾的伊斯蘭國佔領區域。經過了兩個星期，敘利亞政府軍的攻擊造成了約300名平民死亡，西方媒體報導政府軍「屠殺平民」。但在摩蘇爾，大約有600位名平民死亡，西方媒體則歸咎於伊斯蘭國的反擊和自殺炸彈，並未因此譴責伊拉克和美國軍隊。

派翠克指出，記者們總是相信，或者散佈阿薩德即將要被推翻的訊息。然而即便是在2011年7月，反對派起義的高峰，根據較為可信的說法，阿薩德仍舊有著30-40%的支持度。事實上，在2014年6月，敘利亞舉辦的總統選舉中，在73.42%的投票率中，阿薩德以88.7%的得票率壓倒性勝選。雖然反抗軍所統治的地區民眾無法參與投票，但仍舊可以顯示出阿薩德政府在敘利亞有著相當程度的民意基礎，這和許多西方媒體所呈現的敘利亞情勢並不相同。

毒氣攻擊，一場羅生門

2017年4月4日，敘利亞北部，反抗軍統治下的伊德利卜省（Idlib）汗舍孔鎮 （Khan Sheikhun）爆發了毒氣攻擊事件。目擊者表示，他們在上午6點30左右看到戰機空襲投擲炸彈，爆發出黃色煙霧，而之後街上就開始有人受傷、暈倒嘔吐。

本次事件隨後被認為是沙林毒氣（Sarin）攻擊，統計約有86人因此死亡，上百人受傷。事發之後，美國、英國、法國紛紛譴責敘利亞阿薩德政府，認為他們違反國際規定，使用化學武器攻擊平民。而敘利亞政府承認轟炸，但否認使用化武攻擊。俄羅斯政府則表示，當天轟炸目標是反抗軍火藥庫，引爆的可能為反抗軍的化學彈藥。當然，反抗軍隨後也否認持有化學武器。即便事件的真相尚不明朗，但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卻在事件發生2天過後，就下令發射了59顆飛彈攻擊敘利亞政府軍的空軍基地，並宣稱該基地藏有化學武器。

事實上，阿薩德政府在2013年亦曾經被指控使用化學武器攻擊，引發與論譴責。而後阿薩德政府在各界壓力下，同意加入國際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並在該組織監督下，銷毀其化武設施跟交出所有庫存的化學武器。禁止化武組織也於2016年1月4日宣佈銷毀了所有阿薩德政府提供的化武。儘管不排除阿薩德政府手上還有化武的可能性，但這些懷疑都需要證據證實。與此同時，反抗軍本身也有嫌疑。在2013年時，聯合國敘利亞問題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卡拉‧德龐特（Carla del Ponte）受訪時表示，雖然還沒有無可抵賴的證據，但就目前所收到的報告和資料來看，她強烈懷疑反抗軍曾經使用過沙林毒氣攻擊。

對於這整起事件，法新社（AFP）於4月13日專訪了敘利亞總統阿薩德。阿薩德表示，目擊者表示該毒氣攻擊發生於上午6時左右，但政府軍的空襲是在中午11時30分，所以兩者之間沒有關聯。況且自從2013年後，敘利亞政府手上已經沒有任何化學武器2，就算有，他也不會用。如果空軍基地內真有沙林毒氣庫存，在被美軍飛彈襲擊後，週邊地區應該會有大規模災情才對。

阿薩德強調，當前敘利亞政府軍已經收復許多城市，恐怖份子（他直接稱呼反抗軍為恐怖份子）節節敗退，為什麼要在這時候使用化武？更何況，如果真的使用化武，為何不是攻擊恐怖份子，而是攻擊平民？他也指出，這次遭到攻擊的汗舍孔鎮，是由前蓋達組織分支諾斯拉陣線所統治。關於這次化武攻擊的影像和報導，也都是由他們流出，而這些訊息都還缺乏證據支持，真假難辨。他呼籲，應該要由公正的國際組織對此事件進行調查。

疑點重重的白宮報告

為了釋疑，白宮於4月11日提出一份報告，內容指明空襲時間為4月4日上午6時55分，並且明確標出了落彈位置，以及認定阿薩德政府為兇手的原因。然而，究竟目前釋出的這些資訊，可信度有多少？武器議題專家，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技術和國家安全政策榮譽教授西奧多‧波斯托（Theodore A. Postol）依據白宮的報告，以及目前所能蒐集到的所有公開資訊，於日前撰寫專文分析，他認為這起毒氣攻擊事件疑點重重，而白宮的報告內容並不可信。

首先他指出，被視為炸彈坑洞的洞口和一般空襲炸彈爆炸的洞口並不相似，其深度和坑洞擴散狀況，比較像是在平地放置炸彈爆炸。況且，在坑中發現，被視為液態沙林毒氣容器的金屬管呈現壓扁的形狀，而非內部爆炸的碎裂狀。因此他認為，比較可能的情形是，一個額外的炸彈被放置在金屬管上引爆，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而非空投的毒氣炸彈。其次，在4月4日上午10時50分，大約爆炸後四小時，就有一名僅帶著口罩，沒有穿戴任何防護衣的人站在坑洞口旁拍了一張照片，卻並未因此當場中毒身亡。因此西奧多懷疑，這個爆炸坑洞可能不是沙林毒氣的釋放點。

另外，根據當天氣象和風向資料，沙林毒氣應該會很快地往坑洞口的西北方擴散，一路上數百公尺內的人口稠密區應該會有大量死傷。但在白宮報告中仰賴的地方媒體報導中，並未明確指出這點。他們播放了一些民眾中毒被搶救的短片，但這些畫面缺乏和這個地點連結的證據。而在另外的短片中，大量死傷者被放在一個沿著山壁鑿開的洞中，這個地形景觀並不在這個小鎮當中。因此也有可能，影像紀錄的毒氣襲擊其實發生在另外的地方。

• 1.這場由政治公關公司成功推動戰爭的故事，在以下兩本繁體中文翻譯書中有較多著墨，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讀者歡迎參考。《有毒污泥愛你好：揭開黑心公關的祕密檔案》《現代國際政治公關鼻祖：葛雷公司》。
• 2. 2013年之後，敘利亞政府軍承諾交出和銷毀的化學武器當中不包括氯氣。而根據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的調查，2014和2015年，敘利亞政府軍均曾使用過氯氣攻擊而殃及平民。氯氣雖被視為基礎化學物質而不需銷毀，不過使用氯氣攻擊是被禁止的行為。所以阿薩德說政府軍手中已經沒有「化武」這個說法會有爭議。
• 3.此段出處引用自Falsehood in War-Time 維基百科條目。

遠東航空爆薪資短發與違法解雇，今天（5/5）上午在台北市勞動局召開首場勞資爭議調解，調解宣告破裂，遠航資方堅持解雇17名空服員，北市勞動局秘書常建國表示，遠航的解雇是在勞資會議調解期間，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市府將會依法對遠航開罰。

根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 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或為其他爭議行為。」北市勞動局秘書常建國表示，資方今日已經確認解雇員工，市府將會按行政程序發函要求公司說明，若公司無法舉證解雇是經勞資雙方合議，勞動局將會依法開罰。

遠航工會顧問林芸表示，5月3日遠航片面解雇的17位空服員全都是工會會員，而且都是近日才剛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的會員，明顯具有針對性。林芸批評，遠航延遲發放飛行加給與加班費，且拒絕提供飛行加給的計算明細表，違反《勞基法》規定應給工資清冊的規定，導致客艙組員連自己應該領多少薪水都不知道，「工會多次到人力處、空服處跟高層要，公司卻說薪資明細是高層限閱，基層不能看，真的非常荒謬！」

這次被資遣的空服組員詹小姐也在上午的記者會上，痛批遠航昨晚發布的聲明內容不實，誤導社會大眾。詹小姐表示，遠航對媒體強調薪給辦法中並不是年資滿一年後自動調整飛行加給，這是事實，因為根據公司手冊規範，還必須要一年內沒有遲到紀錄、無申誡以上懲處，才會調整飛行加給，問題是多數組員都符合資格，那為什麼不調整？「什麼都要我們遵照手冊規範，自己為何不按規範發薪？」

此外，昨日網路上傳出一名空服員臉書上po文指控遠航「飛機真的破爛到你難以想像，飛機上到處都是膠帶」，遠航方面也予以否認，但今日工會向媒體展示多項照片證據，包含座艙座椅用具皆纏上膠帶，以及座位後方口袋破損導致救生衣掉落等等，詹小姐說，這些狀況都不是暫時的，「我進公司一年半，一年半看到的都是這樣。」強調遠航對外否認其實是欺騙社會大眾。

文／陳逸婷（苦勞網記者）

1.
去年（2016）開始，我91歲的外公身體逐漸失去原本的活動能力，在幾次行動中摔跤，造成骨頭斷裂後，漸漸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外公外婆住在南部，由兩位同住的舅舅一同照顧，我的兩位舅舅，一位因癌症手術，捨棄了一整條腿後成為了身障者，另一位組了二孩家庭平日上班養家。照顧外公的活，於是成為外婆與身障舅舅的主要工作。我曾經以為，身障者需要家庭或者是國家的照顧，在採訪過程以及自己舅舅的身上，才看到無能力工作的年輕身障者時常是家中老年失能者的照顧者，還能夠工作賺錢的身障者，則幫忙家庭提供經濟來源。舅舅的情況較嚴重，癌症沒有隨著腿的失去而離開，他也失去了工作能力，成為了家中與外婆一同照顧外公的主要照顧者。

2.
我爸媽離婚早，傳統觀念裡，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母親離開了父家進了北部的夫家十來年，卻始終熬不到「幸福美滿的家庭」，母親離婚後帶著我們四孩回了南部，外婆便成了孫子的照顧者。外婆這一生都是整個家庭的照顧者，從民國50年代開始，外婆的父家拿了外公多數的儲蓄作為聘金，把家中老大的外婆嫁給榮民外公，兩個人一起用剩下的存款在眷村開起了饅頭店，外婆不只擔起了顧店做生意，更擔起了照顧家庭的所有工作，把自己的四個孩子養大，接著，把我們這批孫子帶大。外婆家，既是母親的娘家，也是我們成長的家。外婆的一生辛勤，到了現在將近80歲開始換成了無奈，無奈自己不識字、無奈自己無所成就、無奈自己為家庭打拼一輩子，還沒有休息的一天。

3.
母親隨北上工作的孩子們，一同搬遷，找了工作租了房子，住下。我與三個兄弟姊妹也都分別在台北工作租屋，我自己租屋繳學貸，我大妹租屋，我弟租屋繳學貸，我小妹與租屋的母親同住。弟弟25歲，南部私立後段大學畢業後，便一直找不到願意善待員工的雇主，現在在門市當銷售員，每天超過十小時的工時很「正常」，老闆要求員工都提早打卡規避加班費，弟弟說沒辦法換了幾個工作都差不多，這次想熬完一年再換，「履歷比較好看」。最小的妹妹19歲，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庭經濟不穩定的關係，就出來工作，服務業做了幾間，高工時低薪資23k，是她人生的日常，現在也在門市當銷售，老闆吃定她高中學歷找工作不易，時常不經意的忽略她的業績獎金，拿到上個月的薪資，妹妹大驚，「我業績獎金才幾百塊？！」

4.
我回南部看外公，打電話給高雄的社會局要求喘息與居家照顧的服務，社會局前來認定外公是中度失能，有每個月的補助時數，家庭要花費的相當低，不過外婆大概捨不得小孩花錢，目前還沒用上時數。我趁母親節將近，包紅包給外婆，儘管知道再多的錢也跟外婆一輩子的勞動不成比例，母親節更是幫助社會暗示「好妻子、好媽媽、好媳婦」提供無酬勞動後，可以拿「愛」或者是家庭成員一句「媽媽妳辛苦了」來換的可恨節日，但在欠缺周全的照顧體制以前，我也只能這樣做。另一方面，榮民外公同樣省吃儉用辛苦一輩子，存到了一間南部的小平房傳給了有家的舅舅。而舅舅阿姨們再到我那租屋的母親，全都是一般受薪者，即便到了中年再十多年就要退休，他們所有人中，最高的薪水也不到50,000。除了有家的舅舅有房居住無掛念，剩下三人全部都中年單身無房，尤其身障的舅舅，外婆說「我走了以後，誰天天煮給他吃？」未來堪慮。

5.
今年（2017）是我在苦勞網的第四年，薪資水平從剛進來（2013）的25k，到現在全職人員32-35k的薪資水平，是四年中，隨著基本工資做出的兩次調整。讓我好不容易可以在拿紅包給外婆的時候說：「外婆不用擔心我，我現在生活比較有餘裕。」

6.
我跑的每一則新聞，都反映了台灣勞工與整體社會面對的問題，也是我自己的成長環境中，天天在面對的經濟問題，從長照、托育、無薪家務勞動到婚家批判；從高教市場化、學貸、青年貧窮化、到高工時低薪資的服務業工作者；從上一代租屋到自己也租屋的居住權問題；從年金改惡，到我老年若領17k到時候要如何負擔租屋，無房產的自己與家人屆時要住哪裡的問題...。

我曾經聽過一位很有知識的工運前輩說道：「勞工被資本主義用一條透明的繩子綁著，你以為自己是自由的在工作，實際上不是，底層勞工，一天不工作都不行。...過去工廠裡面的工人都乾乾瘦瘦的，因為上廁所很麻煩，就不喝水，久而久之又乾又瘦。...工人為了維持工作，不敢請病假，生病了就吃消炎藥，加速回崗位的時間。」這條繩子也繫在我身上，每個月的房租學貸讓我甫畢業就知道我的選擇有限，而能夠讓我維繫理想與現實的工作環境，目前而言，就是這個小小的苦勞網。

7.
現在苦勞網的編採團隊編制，只有三個全職記者，以及一至兩位特約記者，主要的編採工作全數落在這個團隊身上，還記得去年我們推出的「性勞動專題」嗎？那個時候，我們曾有四位全職記者，當我埋首專題的採訪與資料整理時，其他記者就擔負起日常的跑線工作。當我看到其他媒體發布他們專題製作的規模與人力時，我回想當時製作專題的五個多月，這個專題由我一人從研讀文獻、策劃約訪、到整理逐字稿再到最後的撰稿，甚至到配圖的拍照，除了每篇文章的主圖美編外包以外，由我全權負責。資源的限制激發我去做原先並不擅長的事情（我現在甚至還會基礎美編...，座談海報都自己來），然而，這是扭曲的、錯誤的、不得不的示範，是沒有辦法「專業分工」造成的「一條龍」問題，但這同時也是我們在資源限制下，想做好報導的唯一方式。

到了今年，我們已經不可能再讓一個記者去完全地花數月時間做出同樣規模的專題，因為財務與人力的縮減，所有人都只能專注在日常跑線上，而即便如此，我們每個月還是面對約五萬的財務赤字。我們很想把事情做到更好，但也需要更堅實的空間和更多的資源去發揮，讓我們的分工更明確，專業更得以施展，請呼朋引伴，慷慨解囊，捐款支持我們。

台灣從1993年開始步入高齡化社會，是老化的最快的國家之一，長照2.0從2017年開始實施，擴大服務對象的範圍，財源則來自調增後的遺贈稅與菸稅，每年約330億的稅收。

今天（5/7）由立委吳玉琴國會辦公室和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等照顧團體聯合召開一場座談，由日本醫療法人社團實幸會（Irahara）診療所在宅醫療部醫師和田忠志主講，透過日本社區的照顧經驗來討論「醫療與長照如何結合」。和田忠志提到，台灣與日本的狀況很類似，有低生育率、高齡化的現象，社會保障的維持越來越困難，預計到2050年，高齡化的程度會超過日本。

和田忠志說，日本的社區整體照顧模式是以失能者的住家為起點，在離住家30分鐘內車程的範圍，建構出「長照、醫療、住宅、預防、生活支援」等資源的照顧系統，優點是讓失能老人可以在熟悉的生活環境中終老。

把醫療與照顧服務連結，是「在地老化」的關鍵，其中「出院準備服務」是當前台灣長照2.0計畫中，17項擴大服務之一，有利於高齡病人出院後擬定照護計畫、資源連結與轉介服務，衛福部照護司的統計指出，有兩成住院患者出院後會有長照需求，主要是高風險、高齡醫學科別，例如神經內科、復健科、老人骨科、高齡醫學病房等，為院後服務的優先對象。

不過，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調查則指出，僅有8.3%住院民眾成功連結到照管中心的資源，今年3月，衛福部部長陳時中曾於衛環委員會中針對「出院準備服務」表示，將提高量能，半年後將目前「出院後便投入長照服務」的2.5%使用率提高到10％的目標，然而，實際上要怎麼推動？陳時中說，要請健保署投入獎勵醫院關注，並要求各地醫院與照管中心做好銜接。立委吳玉琴則認為「長照與醫療的銜接」對建立整體在地老化的長照系統很關鍵，讓失能者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中接受醫療服務。

和田忠志則說，醫療與長照整合，就是一種支持生活的服務，對於生病的人而言，在宅醫療服務與社區生活支援密切相關，那麼，醫療服務到底由誰做、要做到何種程度才最剛好？非醫事人員又可以怎麼做？日本經驗中，醫師與護理師之外，欲行使在宅醫療行為者，要通過照顧的國家認定資格者才可以做。項目包含量體溫、自動血壓機、測血氧濃度、輕微切傷、擦傷與燒傷處理、塗軟膏、貼貼布、點眼藥水、餐包化的內服藥、塞肛門塞劑、鼻腔噴劑等。此外，即便有國家認定，仍需要特別訓練才可以執行的行為，則包含鼻口抽痰、胃婁口的營養給予等。

日本醫療與照護的最新制度，2015年開始，由基層行政單位推動事業單位，與當地醫師會做連結，推動的方式以「八項義務」為主，包含要透過圖片與地圖的解說，讓居民能夠清楚的理解社區中的醫療與照顧服務種類、連結、整合當地資源，並直接要求行政單位提出具體計畫、24小時不間斷地提供在宅醫療與照護服務，義務、根據專業人員的需求提供諮詢、辦理人員研習、廣泛地讓在地居民瞭解自己適用的服務、鄰近的行政區域可以服務的資源連結、彼此合作，2015年時要求基層要這樣做，2017年則提高執行率「基層不這樣做不行」。縣政府的任務，則是擬定照護計畫、分配中央來的經費、負責提供「八項義務」的資源、確保資金跟服務的連結、系統一體化、有強制的執行權限。

原住民團體反對現行《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在凱道駐紮夜宿至今已75天，明天（5/9）立法院各黨團將對此案進行朝野協商，今天上午原團在凱道召開記者會，公布各黨原民立委對《劃設辦法》的態度，呼籲各黨團盡速修正排除劃設私有地的《劃設辦法》。

今年（2017）2月14日原民會公布《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將100萬公頃私有地排除在原住民傳統領域劃設範圍之外，使原住民族主張的傳統領域由180萬公頃縮減為80萬公頃，原團批評此辦法侵害《原基法》保障的諮商同意權，將無法對諸如美麗灣等私人土地開發案行使知情和使用權利。原團及聲援者從2月23日開始，於總統府前的凱道駐紮抗爭，要求修訂《劃設辦法》，但至今未獲蔡政府正面回應。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小教室成員Tipus Chen表示，《劃設辦法》送黨團協商已超過一個月，將在明日再次協商，但許多原民立委仍未針對《劃設辦法》表態和提出實質意見，經原團主動電話詢問，才整理出各黨立委對於朝野協商以及現行辦法的態度。

Tipus Chen指出，國民黨四位原住民立委基本上都同意應召開協商，但對《劃設辦法》的意見並不一致，如廖國棟希望盡量納入私有地，但孔文吉則反對包含私有地，認為若將私有地劃進傳統領域，會影響個人在私有地上種生薑的財產權。對此Tipus Chen反駁，許多專家學者都已指出財產權和原住民主權的差異，且諮商同意權影響的是大型財團，並非一般民眾，很訝異孔文吉沒搞懂傳統領域的概念。

在其他政黨方面，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則公開呼籲盡速協商，並支持傳統領域劃設不分公私有地。民進黨立委陳瑩和谷辣斯‧尤達卡對於召開協商則較為消極，Tipus Chen認為，這是因為《劃設辦法》對民進黨政府來說已經上路，私有地爭議很大，所以都先同意劃設公有地，而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也支持原民會的現行辦法。

在凱道前駐紮多日抗議的布農族歌手那布表示，如果按照現行《劃設辦法》將私有地排除在傳統領域之外，未來財團的BOT、不當徵收和圈地，都很容易變成合法掠奪，過去因為有傳統領域的保障，才能擋下諸如美麗灣的BOT案，他強調原團爭取100萬公頃傳統領域，不是為了族群的利益，而是為台灣未來下一代努力，「未來有更多開發案，我們一樣會捍衛」。

原民運動者馬耀·比吼也說，原團在凱道夜宿這麼久，訴求很簡單，就是「劃一條讓原住民回家的路」，但警方日前卻以妨害台北交通為由，清空他們在凱道上的物品，並用鐵柵欄將他們的活動空間限縮在人行道，質疑總統蔡英文去年（2016）向原民的道歉十分虛假。他要求原民會主委夷將·拔路兒下台，政府重新擬定《劃設辦法》，將公有地和私有地都劃進傳統領域內。

Tipus Chen表示，接下來的朝野協商如果各黨同意，《劃設辦法》就有機會退回原民會修改，呼籲各黨團不要懈怠、避免持續犧牲原民權益。

台灣少子女化與女性就業過低的問題存在已久，托育政策催生聯盟（下稱「托盟」）今日（5/10）對民進黨政府提出建言：除了宣示性地設立少子女化辦公室外，更應建立「公共保母」與「公共托育家園」兩項新措施，完善0到2歲幼兒的托育體系。這些措施能一方面讓女性兼顧生育與工作，不必再因婚育離職；另一方面也提升照顧工作的勞動條件與多元性，兼顧家長的需求與照顧工作者的生計。

台灣6歲以下兒童的托育政策，是少子女化的最前線。面對經濟不景氣的低薪環境，家庭的生育問題也與女性的就業問題直接相關。當前因為嬰幼兒公共托育服務的不足，照顧的重擔往往落到婦女身上，讓女性不得不放棄家庭以外的有薪工作，回家投入無酬的照顧工作；對於國家而言，每一個家庭的生育問題應與就業問題綜合考慮，才能夠檢視女性中途退出職場與低生育率並行的現象。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劉毓秀表示，台灣女性各年齡層的勞動參與率和世界各國的狀況不太一樣。台灣女性隨著年齡上升而勞參率快速滑落，在30歲左右，就有一成的女性為了照顧子女而退出職場；到了50歲以後，又有兩成五的女性為了照顧孫子女而退出職場。雖然女性為照顧而離職，但與此同時，生育率卻遲遲沒有上升。她總結，這之中存在著台灣女性「低就業、低生育」的惡性循環。國外狀況的部分，托盟以瑞典的公共托育政策為例，讓女性從20歲到60歲間均保持八成以上的勞動參與率，同時還能維持國家人口的穩定成長。

對於0-2歲的托育政策，劉毓秀更明確點出，其根本目的應該是讓婦女在生育後可以維持就業、並願意生育第二胎，才能夠使台灣女性「生得起也養得起，不必放棄工作」，並使女性就業率和生育率雙雙提高；她還認為，托育政策不該再由衛福部和教育部分開推動，應該透過行政院常設的性別平等委員會來推動，才能夠長期、有效地進行。

台灣女性的「生育與工作難兩全」難題，婦女新知秘書長覃玉蓉表示，她曾經聽過不少血淋淋的故事。例如，在家庭中，男方因為拼國考而沒有收入，全由女方負擔家計，孩子出生以後，就面臨到家庭沒有收入或小孩沒人照顧的兩難，最後是婆婆心疼女兒而中年離職，放棄了老年退休金，回家照顧。另一個案例則是，女方在小孩出生前，先談好由婆婆協助帶小孩，但婆婆在孩子出生後又反悔，導致她必須邊找工作、邊找保母，還得邊照顧。

托育難題造成了家人之間的煎熬與相逼，覃玉蓉認為，「生育是人生過不去的難關，生小孩就像過關斬將，而政府偏偏卻又不幫助女人！」她認為真正理想的生育環境，必須提供家庭可靠、平價、優質的托育期待。

公共托育如何實踐？托盟提解方

托盟對於台灣0-2歲托育政策開出的具體藥方，是在現有的「一般保母」與「大型托嬰中心」外，再增加「公共保母」與「公共托育家園」。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王兆慶分析，過往的一般保母與托嬰中心，保母與幼兒的人力比分別是一比二與一比五，且托嬰中心的規模與收納人數也較大，甚至可以達到百名嬰幼兒的規模。這樣的性質造成了公共托育的選項偏少，而托嬰中心又因為消防建管法規限制和佔據空間較大的關係，無法普及。

托盟提出的「公共保母」，是由政府建立透明可靠的遴選機制，對品質優良的保母進行認證，讓父母可以安心選擇，保母也能建立口碑與經驗；而「公托家園」則是由社區與中小學提供空間，進行小規模（約9至12名嬰幼兒）的托育服務。

托盟此次建議新增的公共托育家園，一方面提供人力比例介於保母與托嬰中心（1:3）的托育服務選項，讓托育服務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公共托育家園可以使用閒置的中小學教室設立，免去消防設施與土地租用的成本，提高托育普及化程度；而公共保母的設計，透過遴選出具有照顧天份的人才，再加上政府額外補貼，就能夠同時兼顧家長的照顧需求，又能讓照顧工作者享有合理的報酬。

王兆慶指出，若以目前高雄市前金區的保母收費標準計算，經過認證的公共保母，約可招收二至三名幼兒，薪資可望達到三萬至四萬；而因為政府總計9,000元的補貼，在保母薪資合理成長之餘，家長也只需負擔7,000元的低廉費用，就能在不影響就業與家計的狀況下，讓嬰幼兒得到妥當的照顧。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郭明旭從照顧勞動者的角度指出，唯有提供勞動條件與薪資的保障，才能夠留住照顧人才，提升托育品質。過去，低薪高工時的勞動環境，逼退不少有心致力於托育的工作者，因此造成工作流動性過高，無法建立嬰幼兒與照顧人員之間的穩定依附關係，降低托育品質。郭明旭以日前教保工會承辦教育部「非營利幼兒園」的經驗指出，雖然只有7個師資空缺，卻有數十名的教師前來應徵，他認為這正顯示了台灣不是沒有托育人力，而是缺乏合理的勞動條件，他強調，「唯有確保薪資與勞動條件的合理性，才能同時滿足家長與照顧者的需求！」

經濟部在《礦業法》修法前夕通過展延亞泥新城山礦場採礦權20年，引發環境團體強烈不滿，3月及4月接連到亞泥總部及行政院前抗議，要求撤銷經濟部核定的展限許可，今日（5/10）環團再赴經濟部陳情，除要求撤銷亞泥展延，也提出《礦業法》修法方向，呼籲政府盡速修法。

經濟部在通過亞泥展限許可後，上（4）月數十名居住在亞泥新城山礦場旁的太魯閣族人曾到行政院提出訴願，目前依程序仍在處理當中。當時參與陳情的太魯閣族人鄭文泉表示，亞泥過去在當地開採了40年，把山挖得不成樣子，讓居民不時憂心人身安全，即使居民有土地權狀，也不能主張使用權利，直呼「礦區要使用土地我們卻不能不同意，這樣的《礦業法》難道不用修嗎？」

地球公民基金會國土山林組專員潘正正指出，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在本會期排修《礦業法》，環保署也表示要修環評法規，可見目前礦業開發制度千瘡百孔、亟需改革，但經濟部卻趕在《礦業法》修法前，火速展延亞泥許可，將指標性財團和案例排除在新法的適用，堪稱「史上最快、最骯髒及醜惡」的行為。

潘正正痛批，經濟部作為《礦業法》的主管機關，針對亞泥爭議不但限縮自身權責，更架空其他機關權責和法規的權力，導致《區域計畫法》及《環評法》儘管已經施行數十年，礦業開發卻可以不受管制，目前做過環評的礦場不到15%，只有1.5%進過區委會，直指主管機關瀆職卸責，任由財團予取予求，「根本是圖利財團！」

環團：《礦業法》31條及47條最應修

環團指出，現存《礦業法》中兩大偏袒採礦業者的「霸王條款」31條及47條，都源自2003年民進黨政府提的政院版本，31條將「礦權展限」變成「原則許可，例外否准」，讓礦權可以持續展限，形同幫經濟部架空其他主管機關的法規。47條則允許礦業權人不需土地所有人同意，只要提存地價、租金或補償後，就能「先行使用其土地」，讓《原基法》21條保障原住民族的「諮商同意權」形同具文。

潘正正強調，修正《礦業法》是民進黨的歷史責任，呼籲「政府不要再裝死」，並提出環團對《礦業法》的四個修法方向：（一）保障在地居民的權利，落實《原基法》的知情同意權；（二）避免經濟部獨大，確保其他機關施行權責；（三）礦業開發資訊應公開透明化，讓全民參與監督；（四）國家建立完善制度，引導企業善盡環境整復及社會責任。

此外，綠黨今日也公布各國綠黨要求撤銷亞泥展限的跨國連署，包括澳洲綠黨黨魁、英國綠黨黨魁、英國市議員等共30多個國家、100位左右的政治人物加入連署，綠黨中執委易俊宏表示，各國政治人物得知台灣這麼大規模的開發案，卻無視《原基法》和環評，都感到很訝異，呼籲蔡政府重視永續發展及生態正義，不要貽笑國際，「台灣怎麼做，全球都在看。」

對於環團的陳情，經濟部礦務局主任秘書徐銘宏出面回應表示，會採納社會各界修法聲音，依程序跨部會研商，包括環團提到的四個修法方向都會納入。對於《礦業法》的修法時程，徐銘宏則表示6月底將把修正案送到行政院，但立院這個會期5月底就將結束，環團表示無法等到下會期再修法，將請立院經濟委員會以委員版的《礦業法》進行審查。

「鄭市長，見見清潔隊員！」桃園市環保局工會今天（5/10）上午號召百位清潔隊員赴桃園市府陳情，訴求明年度（2018）續編休假促進預算（俗稱國民旅遊卡）預算，工會強調休假補助是明訂在「桃園清潔隊員工作規則」第73條的勞動條件，市府不得未經與工會協商就逕自砍掉。桃園市環保局則表示，將對市府內各機關適用《勞基法》的所有公務人員一併研議，同時參考其他五都作法進行決策，未來也會召集工會參與討論。

因應去年（2016）修訂的《勞基法》，行政院今年初發佈公文至各縣市政府，要求各機關適用《勞基法》的技工、工友，未來應隨休息日上路實施停用國旅卡。縣市政府轄下清潔隊員原來適用公務人員休假措施，一年有14天的強制休假，並有1萬6千元國旅卡額度，工會計算，未來若改採《勞基法》，一年有30天特休假，出勤改發加班費，換算後每名隊員平均一年收入會減少16,000-25,600不等1。

桃園市環保局工會與縣市政府機關環保工會就此事向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詢問，4月25日人事行政總處發文答覆，上述函文效力僅及於機關內的技工、工友、駕駛，不包含清潔隊員，有關於清潔隊員的管理事項應由各地方政府自行辦理。」工會據此認為，市府可以明年度的預算編列，續編清潔隊員的休假補助。

桃園市環保局工會代理理事長陳敬儒表示，清潔隊員平時工作辛勞，減薪對他們非常不公平，希望市府給予清潔隊員自己選擇的權利，可以選擇維持原制、繼續用公務人員休假措施，「或者」依照《勞基法》請領不休假加班費。

• 1.依照公務人員的休假辦法，除14日的應休日數有國旅卡額度外，依照年資計算，若個人年度特休假超過14日，超過的部分按日發給休假補助費600元（最多30日），所以最多是9,600元。16,000加上9,600則為25,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