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新知基金會等民間團體今天（5/11）上午召開記者會，批評目前政府推動的年金改革只著重「職業年金」，對於第一層的「基礎年金」卻甚少著墨，呼籲以稅收為財源，建立每個月給付不低於八千元的基礎年金制度，提供每個人在老年後的基礎尊嚴與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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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國民年金缺失 籲改稅收制基礎年金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洪惠芬表示，台灣老人貧窮人口高達10%-20%，但實際得到社會救助的只有0.04%，貧窮率高的主因就是年金制度的缺失。目前社會上針對年改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軍公教的制度，但全台覆蓋比例最高的制度是國民年金，有46%、約300萬的老年人口，每月平均只能領到三千多元的國民年金。

國民年金的設計主要針對沒有就業的人口，對這些人來說，每個月932元的保費是很高的負擔，導致國民年金實施至今繳費率一直降低，目前只剩43%。洪惠芬說，對於失業等沒有投入勞動市場的人口，討論職業年金沒有意義。此外，對於從事家務勞動的弱勢女性，如果必須繳納保費，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只能依賴配偶，等同於國家又把責任丟給家庭。

然而，即便國民年金「高保費，低給付」的設計，財務仍然不穩定，根據政府預估在2040年將會達到收支逆轉，目前的費率是8.5%，若要收支平衡必須調高到20%，換算下來每個月保費甚至會提高到兩千多元，對沒工作的人來說根本無力負擔，追根究底，洪惠芬認為，用保險制度的設計就會導致財務出狀況，呼籲應該改以稅收制建立基礎年金，「現在年金改革焦點都在第二層的『職業年金』，但如果第一層的根基不穩，就算做好年改，地基不穩房子還是危樓。」洪惠芬說，未來隨著人口結構急速高齡化、少子女化，可預見將有更多陷入貧窮的「下流老人」，或是老後仍須打零工維生的「過勞老人」。

財源哪裡來？

針對社會上對於設立基礎年金制度的呼聲，勞動部長林美珠日前在立法院備詢時直接表示，現在不能考量基礎年金，因為國家的財務狀況不允許。

然而，政府為何財政不佳？婦女新知基金會根據中央研究院2014年6月6日公布的《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指出，我國租稅負擔率僅有12.8%，是全球最低，且薪資所得者稅負比重偏高，佔國家稅收約七成，企業及資本所得稅負比重則偏低。婦女新知根據該份建議書的試算，如果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從現行的17％，恢復到2010年修法前的25％，推估每年可新增1,174億元稅收，此外若將遺贈稅的累進稅率提高到50%，每年也可增加120億，作為基礎年金的財源，如果目前政府對國民年金每年716億、老農津貼540億的補助，亦轉移到基礎年金，總計就將近有3,000億，換算下來每個人就可以拿到不低於八千元的基礎年金。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陳政亮表示，婦女新知以稅制改革為財源的基礎年金建議方案，同時從資本家及政府既有對弱勢的補貼中（國民年金、老農津貼）抽出經費，再分配給每一個人，可以讓原來最弱勢者（領取國民年金者）領比較多，也同時讓勞工除了勞保退休給付外，還可以再加上基礎年金、促進階級平等及社會正義，並且保障每個人的老年尊嚴及公民權利，達成所得重分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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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年金有助社會弱勢群體

今日記者會上，除了婦女團體外，代表同志、街友、單親、以及青年勞動者的多個民團也共同出席，表達社會弱勢群體需要基礎年金的呼聲。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陳曉雯表示，台灣社會人口結構已經嚴重失衡，青年負擔越來越沈重，不能再把奉養老人的責任都丟給家庭、丟給青年，國家及企業都必須分擔，讓企業及富人盡到社會責任繳更多稅，建立基礎年金制度，避免世代互助的年金制度淪為世代不正義。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秘書長彭治鏐則表示，在長期服務老年同志的過程中，經常看見老年同志面臨傳統文化的歧視與出櫃壓力，和原生家庭關係疏遠，難以進入家戶財產的分配繼承，相對缺乏原生家庭的支持體系。其中老年的女同志，在年輕時薪資平均而言就低於男性，老年後所能領到的給付就更低，處境更為弱勢。

長期服務單親家庭的台灣婦女展業協會秘書長陳瑪利表示，單親女性也非常需要基礎年金保障，她說明在單親人口中，女性佔了三分之二，大多從事工時長、勞力密集、工資又低的服務業，平均每月收入僅26,528元（低於全國平均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39,238元），且平均撫養要1.75個小孩，再加上房租、托育等昂貴支出，往往很難負擔，許多單親家庭處於貧窮線邊緣，繳不出高額保費，老年後也缺乏保障。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沈秀華表示，從社會不同族群的生活處境中可以看到性別、階級、世代等不同社會因素的交織性，台灣政府在推動年金改革過程中，卻沒有看到這些不同社會群體的生活困境，「老年保障是公民權，每個人都應該具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與尊嚴。」強調政府應有魄力推動，藉由此次社會各界對年金改革有高度共識的氛圍下，推動建立基礎年金制度。

5月4日新竹縣議員周江杰、高偉凱宣布辭職，主因是新竹縣議會通過《新竹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其中廢除了原房屋稅的「非自用住宅兩戶以下2%、三戶以上2.5%」之差別稅率，全部下修至1.6%，將讓縣府房屋稅短收7,407萬元，影響地方財政。

今日（5/11）上午巢運偕同兩位新竹縣議員召開記者會，要求財政部促地方政府檢討各自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應明訂非自用住宅的差別稅率，使地方政府財政健全，也呼籲新竹縣政府應以全體民眾權利為重，恢復差別稅率並提高非自用住宅的稅率，以減少房地產炒作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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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k here to view.立法委員吳玉琴表示，103年通過《房屋稅條例》第五條第一款，擴大自用住宅與非自用主宅稅率的差距，便是希望提高非自用住宅持有的成本，以抑制房地產的炒作，批評新竹縣此次的稅率修正已經違反當初的修法精神。吳玉琴質疑，新竹縣政府此舉是自我閹割，不要地方財源，任由建商遊說來閹割自己的稅收，並且放任有錢人持續的炒作房屋。

新竹縣議員高偉凱表示，過去與周江杰合作一起將《新竹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訂定非自用住宅的差別稅率：兩戶以下調整為2%、三戶以上的稅率調為2.5%。然而，議會此次修法，卻在幫少數（8%）非自用住宅屋主減稅，而其中光是165家建商就可以因此少繳3000多萬的房屋稅。高偉凱指出，新竹縣政府財務困窘情況嚴重，甚至砍學童營養午餐、教科署補助，卻在這個時候不顧負債還搶著幫富人減稅，強調住宅是民生必需品，不該是投資理財的工具，希望用辭職的大動作，讓全台灣民眾關心此「幫富人減稅、幫建商減稅的現況」。

新竹縣議員周江杰提到，新竹縣目前的財務狀況已經超過債務上限，財政部要求政府必須提出償債計畫，不僅如此，政策推動方面，新竹縣政府常以「沒錢」做為減少社會福利的說詞，許多公共設施有待維護，卻無所作為。周江杰指出，提高非自用住宅稅率的概念很簡單，「跟所得稅類似，所得高的人、有非自用住宅的人要課徵比較高的稅率」，原本提高稅率用意就是讓政府解決財務問題，做出基礎設施。

前台北市副市長張金鶚則分析，2014年北市府訂出非自用住宅的差別稅率，「台北市稅率先往前衝，但往後一看卻都沒有人跟」，所以希望由中央來統一訂定非自用住宅的差別稅率，以免因為地方壓力就放任導致各自為政。張金鶚指出，當前有16個縣市所課徵的非自用住宅房屋稅都是單一稅率，違反累進稅率的原則，且用最低1.5%的稅率，呼籲財政部出面檢討，以免讓地方消極徵稅、又跟中央積極要錢，應該「讓少數的投資客負擔多一點，這才是關鍵」。

財政部：稅率是地方自治

財政部賦稅署財產稅組組長李素蘭回應，房屋稅是地方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當前房屋稅稅率是授權地方政府去訂定自治條例，2014年修正的房屋稅條例第五條，也是基於居住正義以及適度提高房屋持有成本的方式，來抑制囤房，非自用住宅的房屋稅率是在此範圍內由地方政府因應需求做彈性調整。李素蘭指出，財政部尊重地方自治的權限，房屋稅是中央立法，「但稅率是地方自治，中央只能作適法性監督，不能作對於地方政府適當性的監督」。強調地方政府對自身財政若不努力評估，不是財政部的權限，而是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權責。

巢運也指出，新竹縣政府將非自用住宅房屋稅率全部降低至1.6%，僅讓8%富人受惠，卻讓地方財政持續困窘。基於公平正義、居住人權的原則，希望其他92%的人民能夠站出來看見調降富人房屋稅的惡況，此外，巢運批評縣府放任富人炒房，不僅讓房屋淪為理財工具、投機標的，更讓廣大人民承接高房價壓力，由於縣府的財政狀況是全國倒數第二，又再降低富人稅，只會讓公共服務、基礎建設品質持續低落。針對中央財政部的部分，巢運認為地方政府違反中央法意財政部卻默不作聲，造成地方政府「請客吃飯、向中央要錢」的惡況持續發生，財政部所要求的「財政紀律」形同空談。

目前新竹縣除了有不少里長連署慰留周江杰、高偉凱兩位議員外，另有民眾發起連署，希望以人民請願的方式主張「調高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率到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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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地方議員和家長團體針對性平教育發起抗議，台北和嘉義陸續傳出將重審和停用「不當性平教材」，性平教育再度成為保守團體和性別團體的角力場。今日（5/12）保守團體「媽媽盟」接連赴教育部、立法院和行政院遞交陳情書，要求「不當性平教材」退出校園；另一方面，性別團體也不干示弱，同步動員挺性平家長及孩子在立院前反制，強調「無知與仇恨才是孩子恐懼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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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性平教育按照《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施行細則中提到性平教育「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國中小和高中職都採融入式教學，並依不同年齡層和學程設計循序漸進的教學課程。

然而，保守家長團體「媽媽盟」（台灣全國媽媽護家護兒聯盟）指出，現行的性平教材過度強調「性」，將如何使用保險套及性愛自拍的內容都編入教材，又加入「異性戀霸權」、「性別光譜」等各種「不當」言論，認為將混淆孩子的性別認同，已偏離性平教育主軸，主張撤除這些爭議內容。

媽媽盟指教材荼毒下一代 籲性平會增設家長名額

現行國高中的性平教育分別融入在「公民與社會」、「家政」、「健康與護理」等科目中，媽媽盟在教育部及立法院抗議時，分別出示翰林、幼獅、康軒、育達等課本，指出這些教材已使用多年，充滿「荼毒下一代」的不當內容。

媽媽盟以幼獅出版的「健康與護理」高中課本為例，課文引用美國性學家金賽博士的研究，提到「同性戀約佔人口10%」、「雙性戀約有40%」，一位在場媽媽激動地質疑，「難道我們有一半的人是同性戀和雙性戀嗎？」課本又提到金賽將人的性傾向分成0到6七個等級，0是完全的異性戀，6是完全的同性戀，其餘等級或多或少有同性戀傾向，在場媽媽痛批，「金賽是性變態，他的理論怎麼可以出現在我們的課本？」

媽媽盟也對幼獅課本中寫到「佛洛依德認為每個人都有雙性戀的傾向，只是其中一種傾向受到壓抑」、「生理性別」及「心理性別」的區分、「性別光譜」及「性傾向流動」等論述感到非常不滿，質疑健康教育已變成洗腦教育，類似的內容「罄竹難書」。

此外，媽媽盟指出，有課本附上「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的網站資訊，但指控熱線經常舉辦一些關於性解放的講座，包括約砲、一夜情、SM、開放式關係、多P等等，擔憂混淆孩子性別認同，鼓吹性慾探索，媽媽盟認為讓孩子連上網站接觸到這些訊息，「非常不當」。

媽媽盟的代表說，她們並沒有漠視同志的存在，但這些資訊不適合過早放到國小、國中及高中孩子的腦中。她們除提出撤除上述爭議內容，也批評性平會有許多「性平意識過於明顯」的委員數度連任，要求教育部修正「性平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只得連任一次，並刪減性平教育領域相關學者名額為三分之一，將家長團體名額增至五名以上，確保家長能參與性平教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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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團體：無知與仇恨才是孩子恐懼的根源

在媽媽盟抗議的同時，支持性平教育的性別團體也號召一群家長和孩子在立院群賢樓前召開記者會，反對媽媽盟抹黑和汙衊性平教育，呼籲教育部及各縣市教育局繼續依《性平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女同志媽媽Jovi表示，有家長說學校不應該教導孩子有關性傾向的知識，擔心這樣會讓自己的小孩變同志，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呵護我們的孩子，就應該無條件呵護他」，而不是從教科書中拿掉這些內容。她說，就是因為沒有普及教導性平教育，她朋友的7歲女兒才會因為有兩個媽媽，而在學校被集體霸凌，「學校不教，家長不懂，孩子不了解，這是霸凌的開始」。

既是家長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勵馨基金會倡議專員周雅淳表示，她在花蓮從事性別教育，協助未成年懷孕少女，發現孩子最需要的是信任和支持，而非對性教育及情感教育的抹黑，呼籲保守團體「不要用想像的恐懼阻礙我們對孩子的陪伴，增加孩子的苦難。」

同志諮詢熱線社工主任鄭智偉也提到，許多教性平教育的老師跟熱線反應「今年壓力真的很大」，不敢在校園裡提到「性別光譜」、「恐同」、「性解放」等字眼，一談性平教育，就有抗議電話打到輔導室，癱瘓教學工作。他質疑，某些家長抱持「一夫一妻」觀念和宗教價值，不准孩子學習性及性別相關知識，導致孩子無法建立多元平等的價值觀，直言「無知與仇恨才是孩子恐懼的根源」。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秘書長黃嘉韻分析，現在媽媽盟等保守團體的策略，就是透過地方包圍中央，逼中央表態支持地方各議員和家長，然而這些被媽媽盟貼上「不當」標籤的教材，其實都經過教育部審議通過。她呼籲教育部捍衛自己研擬出的教材以及性平教育的專業性，不要被家長牽著走。

對於媽媽盟批評教育部性平會存在「萬年性平委員」的問題，黃嘉韻則表示，很多擔任數屆的委員並不是一直連任，而是中間休息過後又獲聘，且所謂的萬年委員其實也包括保守的性教育學者和家長團體，但媽媽盟卻刻意不提。此外，能進入性平會的都是具備「性平意識」的專家學者，任期兩年內要處理全國性平教育和教學課程，「若讓沒有性平意識的家長進入，對性平教育來說，是落後不進步的」。

性別團體強調，性平教育的初衷是為了培養學生的性別平等觀念，而非為特定家長和宗教價值服務，呼籲教育部及各縣市教育局應依《性平法》繼續推動「以學生為中心」的性平教育，澄清誤解並提供課程協助「家長」也提升性平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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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5/14）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被照顧者、學齡兒童使勁對母親說出的「母親節快樂！」的聲音穿越了家家戶戶，在城市周遭穿梭不斷，學校此時總不免俗地教導學生做出手工卡片（無論他們到底想不想），上面寫了帶有幼童天真感的稚氣字樣「媽媽我愛你！」色筆歪曲地在卡片畫上家庭的畫面，或者是母親祥和的笑容，慶賀這一年來，母親們對家庭的辛勤付出。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母親在家庭中日復一日的家務勞動，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這個「理所當然」背後的「代價」是什麼？

一個意圖宣揚母愛的國外廣告（見下方影片）揭露了真相。整段影片虛擬了一份工作，並由假扮的面試官招來真實的受雇者接受面試，廣告中，這份工作的名稱叫做「營運總監」，工作的第一個要求便是「高移動性」，要求受雇者大部分時間都站著、彎腰、運用體力來做事，工作時間是一個禮拜七天，一天24小時，沒有休息時間。這份工作甚至要求受雇者給提供服務的對象高度的關注，有時候還要熬夜，「如果你有自己的生活，我們會要求你放棄那種生活」，聽聞上述的工作條件，參加面試的人不禁面露疑問——這份工作合法嗎？有人則覺得這種工作待遇根本是個「噁心的笑話」、一點都「不人道」。

至於這個極差的職業提供的薪水，面試官說「是0元」，面試者中無人能夠接受這樣的條件，直呼「不可能」...接著，面試官揭開謎底，說實際上現在有數十億的人正在做這份工作，這些人就是「母親們」。而面試者此時恍然大悟，紛紛露出笑容與感動的表情，有人流下感動的淚水、有人說「我媽媽是最棒的」、有人表達感謝後大呼「母親妳辛苦了！」

行政院長林全在母親節的前夕，說到希望國人對母親表達感謝，然後又提到現代媽媽所面臨「家庭／職場」難兼顧的問題，說會推動「托育、長照、就業」三合一照顧政策，透過「長照」和「普及公共托育」的政策，讓媽媽享受平價、優質的托育與長照服務、減輕照顧的負擔。苦勞網針對民間團體提出的托育與長照方針，一直有做追蹤報導，監督政府許下的諾言是否成真，還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和關注，我們也在持續努力，不過，了解目前台灣社會的「家務勞動」狀況，或許是目前應該優先要做的事情。

女性家務勞動與勞動參與調查

2002年立法實施的《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事業單位在員工任職滿6個月以上，便可以申請育嬰的留職停薪，根據勞動部2016年的調查，申請留職停薪者，超過八成為女性，申請的時間長短考量以「兼顧家庭收入（72.4%）」為主，其次是「子女是否有專人妥善照顧（39.7%）」。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有將近一成（8.0%）的人受到上司以「公司人手不足」為由加以阻撓，有20.6%的人不打算返回原職場，這當中又分為想轉換工作（14.8%）或者是離開職場（5.8%）兩種。

台灣的家庭面對育嬰需求時，「女性」還是主要的照顧人力，留職停薪的平均期間是7.1個月，然而女性、非主要家計提供者的請假時間會較「男性、主要家計提供者」要來得長。顯然，育嬰對女人的影響遠大於男性、對職涯的阻礙亦大，連帶造成了女性對婚育意願的降低，行政院最近一次（2013）對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的報告便提到，台灣女性未婚率逐年提高，生育率卻逐年下降，人們越來越不想婚也不想生，選擇生育者便面臨照顧幼兒的問題，根據調查，0到3歲以自己照顧為主，若欲托育者負擔費用較高，平均15,443元，3到6歲托育費用較低，平均8,136元。

此外，這份資料中也統計了婦女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15到64歲已婚女性平均的每日家務勞動時間是4.22小時，而實際從事照顧者提出的工時，依據照顧的類別分別是做家事（2.43小時），照顧子女（2.91小時）、照顧其他家人（2.47小時）與照顧老人（1.75小時）。這當中，無業者的勞動時間最高；50到64歲的無業中年女性（外婆、奶奶們），花在照顧其他家人與老人的時間較長；而在15到24歲的已婚年輕女性類別中，不僅家務時間最長（5.8小時），實際的照顧子女時間更長（6.11小時）。整體而言，最主要負擔家務勞動的族群，是非勞動力的年輕（15-24歲）已婚女性，也就是正在照顧幼齡子女的全職媽媽。

母親節，感謝的不外乎是這些為家庭「無私付出」的媽媽，而花費最多時間在從事照顧勞動的，又屬年輕、育兒多的全職媽媽，這些全職媽媽為了照顧家庭並且權衡家庭經濟的需求，沒有進到職場中，成為可能的照顧貧窮人口。報告中也針對勞動參與率的部分作出統計，行政院統計的已婚女性中，婚前有工作者比例高達八成（83.39%），婚後仍在職者則大幅降低到五成（55.93%），婚前的工作年資平均為5年6個月，婚前有工作者在婚後的離職率高達26.81%（相當於每四位人妻就有一位離職）。婚後仍在職的女性，有少數人想停工（1.05%），這些想停工的人多為有二到三個子女的母親居多。

婚後離職女性的主要原因為「因結婚離職至今一直未有工作（28.40％）」，未來一年不打算返回職場的主要原因分別是「家庭經濟尚可」以及「需要照顧子女」。因為結婚而離職者之中，有六成就此退出勞動市場，四成復職者之中，平均經歷7年1個月的時間才再度就業，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到再度就業的間隔時間越長（平均100.82月）。至於懷孕對女人也影響甚大，高達每五人就有一人因懷孕離職（20.82%／67萬7000人），當中以懷孕第一胎後離職者最多，離職的主要原因並不意外，就是「照顧子女」。

全職媽媽領月薪？家務有給職的討論

身為母親的職場女性也存在著離職變成「全職媽媽」的風險，根據yes123求職網今年的一項調查指出，八成的媽媽覺得事業與家庭「無法兼顧」，七成曾經想過辭職回家帶孩子，假設帶孩子有薪水的話，她們對全職媽媽的月薪期待是42k，而有26.8%的媽媽表示，如果人生重來，自己「可能不會」生孩子。

不過，如果全職媽媽想要月領42k，把無酬家務勞動變成給薪制，這筆薪水要由誰付？應該怎麼付？先前，因為日劇《月薪嬌妻》的走紅，立委李麗芬製作了台灣嬌妻的工作比例圖，並參考勞動部的職業類別薪資調查後，主張一位全職媽媽的月薪應該達45k才合理。

過去，台灣在民法的修訂上對此也多有討論，最初為了保障沒有收入的「家庭主婦」，1985年增訂了民法第1030條之1，「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現存之原有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然而，這項保障要在夫妻離婚或者一方死亡時，才可獲得，對於婚姻內的無酬勞動者幫助不大。

於是，1995年婦女團體再度提出「家務有給職」來強調家務勞動的價值，彼時對此激發了社會中相當多的辯論，例如擔心家務有給職會破壞婚姻家庭的傳統倫理、也有論者認為這樣會強化婦女「回歸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風險，各方爭辯下沒有達成共識，最後只帶入了瑞典法律中「自由處分金」的概念，2002年新增民法第1018條-1「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協議一定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然而，這項法條充其量是將家庭「零用金」法制化，並不能解釋為婚後的「勞力所得」，家用花費本來就是每月必須支出項目，這就像是職場裡面勞工出差回來後，把差旅費用向雇主報帳一樣，支用多少就花用多少，絕非勞工的勞動所得。

對此現象，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略顯無奈，坦言目前在法令上確實少有針對全職媽媽提出的制度保障，他認為家務勞動背後的大命題是這些無酬勞動如何與資本主義制度做連結，「家務勞動有給職，是一個好的方向，但是怎麼做？就是一個很複雜、棘手的問題。」如果按照勞動市場的標準來試算全職家務勞動者的工作量，會發現給付金額相當高，若再考慮工時，例如半夜哺乳工時怎麼算？算夜間加班費嗎？做太多可以罷工嗎？覃玉蓉認為困難在於，目前勞動法令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合理計算出全職媽媽薪水的方式。於是，婦女新知轉向制度層面與觀念倡導的方式，例如消除職場的性別歧視、提高婦女薪資水平、長照與公共托育體制的更平價完善、性別平等觀念的推廣並鼓勵家務勞動的平等分擔。

然而，勞工的家庭的再生產勞動，維繫工人的勞動力，最終獲益者則是雇主，這個方向又可以怎麼樣要求雇主負擔呢？覃玉蓉回應，目前婦女新知針對公共照顧體系，以及年金改革（可以參考苦勞網相關報導）的部分，認為應該要回到政府的稅制層面來看，思考如何提高對企業的徵稅，也就是著重於「社會整體重分配」的概念。

這不是愛 這是無酬勞動

義大利的女性主義學者西爾維亞·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認為，給薪的工作給人一種與雇主平等的「假象」，實際上勞工不過是領取一份不怎麼對稱的薪資，並非獲得勞動相應的酬勞，不僅如此，每個有酬工人的背後還隱藏了難以計量的家庭無酬勞動，這個部分同樣沒有獲得雇主的酬勞。

費德里奇比較「給薪工作」與「無酬家務勞動」的差別，一方面，人們受薪工作時，清楚明白不是因為自己很喜歡做、或者是天生適合這份工作，而是為了維繫生存而工作；另一方面，家務勞動卻被認為是女性的天職，女人被形容成有一種內在的陰柔特質，讓她們「天生就會做家事」。並且，一種有利於資本的話術，把家務勞動描述成「這是一個自然、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自我成就感的活動」，讓女人在成長過程中，透過她們的每日練習——成為一位無酬的全職媽媽——並自我說服「老公和孩子就是我的人生成就」1。

儘管每個女兒可能已經經過20多年的社會化與訓練才變成「母親」，然而，費德里奇說，女性的不滿從未消失，不管訓練得再好，許多婦女都有過這樣的經驗：脫下白紗之後，面對著骯髒的廚房水槽，才發現自己受騙上當。當女性對自己的家務經驗表達不滿時，正因為家務勞動不被認為是一份「工作」，妳無法為此作出「抗爭」，當不滿的人妻在廚房或者臥室中與家庭其他成員發生口角甚至摔破碗盤時，她只被認為是一個「難搞的、歇斯底里的女人」，而不是一位「正在抗爭的工人」。

接著，費德里奇試圖破除資本以「愛」掩蓋無酬家務勞動如何剝削工人的詭計，許多人大概都聽過這句話「親愛的，妳真是一個好太太」，我們可以參考前面提到，台灣婚姻的現況統計，聯想一下，那六成因為婚姻而永遠離職的女性在她們的每日家庭生活中聽過多少遍這樣的台詞，就跟咒語一樣，讓人忘記失去工作與工資的自己，就變成經濟上完全依賴配偶的角色；同時，負責家計的配偶因為家庭有人免費打理，才有辦法心無旁騖地在職場中為雇主「做牛做馬」，這種做牛做馬又接著被資本邏輯包裝成勞工為了養家「自願拼事業」。

從統計數據中我們也能看見，通常是婦女負責包辦這種無酬勞動，提供體力活／情緒勞動／性服務，而這種家務的包辦，費德里奇認為，是唯一讓在職場中與書桌前的電腦奮鬥、疲憊一整天的勞工，回家後不至於精神崩潰的有效方法，從這個系統裡面，唯一獲利的，當然就是真正透過勞工的付出，賺到價值的雇主與整個資本體系。

家庭的暴力 源自於這個暴力的系統

既然進入婚姻的女性，每四人就有一人選擇離職，她們負責吸收來自於負責家計的那個配偶，通常就是家中的男性，在職場所累積的「被擊潰」、「抗爭無效」等等負面感受（相信所有上班族都知道，每天走進辦公室的一刻，就是一次的「被擊潰」經驗，禮拜一尤其明顯），而費德里奇認為，有許多家庭中的暴力行為，便是在這樣「職場——家庭」的雙重壓迫結構之下，所引發出來的。

我們可以再以前面的數據來看，無業中年婦女負擔更多照顧家人的工時；無業的年輕女性每天光是照顧子女就要花費「平均6小時（表示這只不過是中間值）」，勞工一天的工時，不包含加班的話不過是8小時；而教育程度越低的婦女，離職後返回職場的時間拉得更長，平均要超過8年才能再度就業。這些都在說明無酬的家務勞動也許還不是你我（教育程度高、相對有專業技能者）的問題，但絕對是許多婦女與勞動者的問題（中年、教育程度低、已婚的無業年輕女性...等）。

因此，我們要嘗試辨認，尤其是在母親節的這個特殊時刻，作為無酬勞動者一員的婦女、同性戀者、無業男性...，都要能辨認，自己在家庭中提供的打掃、煮飯、不時掛在嘴邊的微笑、床上的性行為...，都是在替資本家賺錢的方式，卻從來沒有獲得酬勞。

不僅如此，當龐大的照顧工作落到家庭成員身上時，我們也要注意，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當林全代表行政院說出要推動「托育、長照、就業」三合一照顧政策，是不是真的可以解決照顧貧窮化的問題，怎麼做才可以降低年輕女性每天「6小時」照顧子女的時間，3歲以前的幼兒，平均超過15,000的托育費用，能不能透過更「公共化」的托育政策（相關報導1、2、3）來解決？長照2.0的社區化、在地化，在改以稅制作為經費來源後，每年300億的支出，是不是解決了家庭中照顧老人、失能者的問題（相關報導1、2）？這些問題的環環相扣，是讓家庭成員遠離貧窮、遠離暴力制度的重要方向。

對母親節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是解決貧窮問題的重要方向，我們不僅要看見家庭中的無酬勞動者、了解階級差異對家庭成員的影響並尋找團結的可能，更要挑戰對資本有利的——女人跟照顧與家務工作的「自然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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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相關論述可以參考Silvia Federici的這篇文章

大觀事件自救會今日（5/13）發起「大觀是阮兜，咱欲作伙走」苦行行動，數十名大觀社區居民及聲援者從民進黨黨部遊行至總統府，途中行經退輔會上級機關行政院、國有財產署上級機關財政部，以及同屬國有土地迫遷爭議的紹興社區與華光社區，一路拖行象徵家園的房屋來到凱道，要求蔡政府停止拆遷大觀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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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觀事件自救會表示，大觀社區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婦聯一村內的福利中心，婦聯一村遷村後，福利中心居民仍繼續居住在當地，之後陸續有城鄉移民及外籍配偶到來，形成一個社區聚落，是典型的國有土地非正式住居的爭議案件，儘管這類非正式住居並不合法，但解決了過去政府缺乏良好住宅政策下，產生的住房需求問題。

目前實際居住在大觀社區的住戶約有三四十戶，若強制拆遷將直接衝擊他們的生活，為此自救會發起多次陳情和抗爭行動，訴求「原地續住」，但退輔會上（4）月仍執行兩波拆除，預定在6月前全面拆除大觀社區。今日退輔會更召開記者會表示，大觀社區住戶均非當年政府的安置眷戶、屬占用國有土地的「違建戶」，因此是依法提起「拆屋還地」訴訟，但目前仍試圖協調內政部提供安置或補償方案，同時也正研議減免經濟弱勢者的「不當得利」及吸收拆遷費用的可行性。

對於退輔會的說法，大觀事件自救會成員鄭仲皓不滿地表示，退輔會認定居民是「違建戶」，但過去自救會陳情時就提出居民曾簽訂契約的事實，而社區的形成也有其歷史脈絡，結果退輔會仍不理會，堅持強拆大觀社區，「相當可惡」。

鄭仲皓指出，大觀社區和華光社區同屬國有土地迫遷爭議案，兩個聚落的形成背後都有特殊的歷史脈絡，卻因為政府想要開發，就逕行收回土地、強拆住戶並對居民追討數十萬乃至百萬不當得利，反映政府的國土活化政策毫不考慮人民的需求。他舉例，原本政府說要在華光社區的土地打造「台北六本木」，結果拆完後居民流離失所，剩下一片綠地，現在蔡政府又要強拆大觀社區，「完全沒反省錯誤」。

大觀社區居民黃炳勛也強調，如果政府的國土活化政策，繼續採取訴訟排除原居民、追討鉅額不當得利的方式，無視人民的生活情感和居住權，只會引發更大的反彈聲浪。

自救會今天的苦行從民進黨部出發，居民手持前兩波拆除遺留下來的瓦礫石塊，拖行象徵家園的房屋來到凱道，一路行經行政院、紹興社區、華光社區、財政部、總統官邸，最後來到總統府前，呼籲蔡政府停止拆遷大觀社區、撤除歷史錯誤下產生的不當得利污名，並檢討問題重重的國土活化政策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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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從今天（5/15）開始發動「舉牌、苦候」行動，除在凱道旁紮營外，每天上午7點到晚間9點之間都會高舉「履行協議」立牌，持續繞行總統府前的公園路口。收費員自救會會長孫秀鑾表示，蔡英文政府過去與自救會簽署了補償方案協議，卻至今沒有履行，自救會將會堅持抗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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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一周年，協議一場空」

國道收費站關廠案，收費員組織自救會抗爭多年，去年（2016）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和時任勞動部長郭芳煜出面，代表蔡政府政府與收費員簽訂協議，談妥補償方案，提供自救會成員5年共60個月，1個月1萬元的轉置補償費，並以1年1.6個基數為上限取代資遣費，對收費員進行綜合補償。

方案原定今年（2017）1月15日前就要全數發放，但勞動部後續卻又反悔，對於補償金額的試算方式以及適用範圍都有不同意見，導致補償至今沒有下文，主因是「自救會會員與非會員領取金額差距過大」，這個理由讓自救會非常難以接受。

孫秀鑾表示，與政府簽訂協議的主體就是「自救會」，這是收費員自救會透過多年抗爭才取得的成果，換來政府白紙黑字承諾要針對自救會給予補貼方案，就有義務要履行。她痛批蔡英文政府以「非會員領得比較少」為由，減少對自救會的補貼，是故意挑撥、分化勞工間的矛盾，是在打壓勞工團結。

工鬥成員陳姳臻表示，蔡英文去年1月4日曾與工鬥團體會面，當時提出的多項承諾，包含解決國道收費員爭議、不砍七天假、勞保年金無論如何不會改惡...等訴求，在她上任後陸續都跳票。其中收費員案還被蔡英文引為政績大作宣傳，強調「國民黨兩年都沒辦法解決的問題，蔡英文一上台就解決了」，想不到後來承諾都未能兌現。

收費員自救會顧問吳靜如表示，當時代表蔡英文出面與收費員簽定協議的人都不見了，時任勞動部長郭芳煜已經換成表姊（林美珠）、林萬億也神隱不出面，蔡英文一面對媒體說照顧關心勞工，卻連白紙黑字協議都沒辦法履行，收費員從國民黨執政抗爭到蔡英文執政，感嘆「不知道還要走多久才能換到政府實現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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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政府將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一方面紀念鄭南榕的自焚，另一方面也將台灣獨立的訴求提升到國族榮典——絕對政治正確的地位。

「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為蔡英文政府帶來一份大禮，特意選在2017年4月7日這一天正式發佈：確定將其亞洲總部設立於台北。

執政當局大喜過望，台灣首屆「言論自由日」獲得國際重要組織的加持，證明台灣「軟實力」的勝利。當天，在鄭南榕的追思會上，總統蔡英文高亢地為「台灣人」下定義：「台灣人就是民主人，台灣人就是自由人。這個政府，會為2,300萬的民主人、自由人奮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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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一切正當性與合法性的來源？

蔡英文喜歡談普世價值，認為人權、民主、自由是民進黨推動改革所獲得的成果。然則，就如同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狀態》一書中所說的，「普遍並非被以熱情思考，而是以舒適的淺薄……」。從蔡英文有關民主、自由等所謂普世價值的談話中，我們看不到思考，感受不到熱情，只看到她把自己置放在舒適的位置上，不斷輕率地自我複述。譬如，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就任總統之後首度接受外國媒體訪問，訪問者是美國《華盛頓郵報》資深副主編魏茂斯（Lally Weymouth）。                                                        

值得注意的是，在短短的訪談稿當中，蔡英文講了十次「民主」，四次「民意」，其中最典型的說法是，在台灣，「不同世代和不同族群的民眾對中國大陸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們的意見一致，那就是民主。」也因此，對於敏感的「九二共識」問題，她的回答是，「台灣已經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非常重要，」因此，大陸方面設定某些條件，要求台灣政府承受，那是違反「民意」的。

蔡英文將民主視為一切正當性與合法性的來源，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她是通過選舉的考驗，依據多數法則取得執政地位。也因此，她上任以來的決策，或不決策，「民主」兩字可以賦予她最高貴、最充分的理由。

民主當然是一個美好的理念，甚至是一個正義的理念，符合一個現代國家的需求。尤其是在王權天授的舊時代過去之後，很難想像一個國家的決策可以完全忽略人民的意志。可是，當代社會的諸多問題，是不是可以完全依靠民主來解決？民主是否可視同為日本卡通哆啦A夢的任意門，任何夢想都可以在門的另外一端獲得實現？

那麼，我們且來看看，穿過任意門來到台北的無國界記者組織，他們將帶來什麼樣的自由民主。

無國界記者選擇台北做為亞洲總部，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喜形於色，他宣稱：「無國界記者組織是致力保護記者免受迫害、促進新聞自由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及歐洲委員會具諮詢地位……無國界記者駐紮台北，就是對台灣人權保障和言論自由的肯定。」

徐國勇刻意掩蓋一個事實：無國界記者組織早在2012年就被驅逐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2年3月8日，教科文組織執委會經過正式決議，撤除無國界記者在UNESCO的參與執行國際NGO事務的地位，理由是無國界記者組織違背「新聞倫理」，其「工作方法」尤其令人質疑。

國際NGO潛規則：「誰付錢，誰決定」

「無國界記者組織」1985年於法國成立，其成立宗旨明文要，「捍衛全世界媒體的自由，確保傳播新聞以及接收新聞的權力，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的規定。」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的英文版本如下：「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過任何媒介，無視於國界，去尋求、接收暨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其中——regardless of frontiers——無視於國界，大概就是「無國界記者組織」名稱的來源，其法文名稱是 :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此外，由於法國的「無國界醫師」（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早在1970年代初就深入全球戰亂飢荒流離險地，四處奔波治病救人，聲明遠播國際，同樣取名「無國界」，又同樣源自法蘭西，可以借勢助威。

然則，無國界記者組織自成立以來即不斷有爭議孳生，2012年終於被驅逐出教科文組織，不再是聯合國的非政府夥伴。其實，早在2008年問題就已浮現。當年，教科文組織原本要和無國界記者合辦「網路自由日」，最後，教科文組織卻是緊急撤回合作關係，等於給予無國界記者一個大巴掌。

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裡？為何一個打著捍衛新聞自由名號的堂皇組織，在國際社會卻是惡名昭彰，飽受爭議？

無國界記者的創辦人暨是羅伯・梅納（Robert Ménard），自創辦到2008年之前，他是一直主掌這個組織的靈魂人物，形式上看來這是終身任務，非他莫屬。直到他後來被揭露與專制的卡達王國簽下巨額合約，同時又被迫承認透過「自由古巴中心」（Center for a Free Cuba），長期領取美國國際發展局（USAAID） 的捐助，「自由古巴中心」的頭人就是弗蘭克・卡爾詹（Frank Calzon），掛牌的CIA幹員。美國女記者巴拉赫娜（Diana Barahona）經過長期的調查，指出無國界記者不僅長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簡稱NED）和中央情報局（CIA）的供養，無國界記者所做的人權報告也要經過美國政府的指引和審核。「誰付錢，誰決定」，這是國際NGO的潛規則，無國界記者遵守無誤。

至於NED和CIA的關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首任主席亞倫‧維恩斯坦（Allen Weinstein）的說法最為傳神，他曾經在《華盛頓郵報》上招認：「我們今天所做的大部分工作，20年前是由CIA偷偷摸摸地做。」

那麼，什麼是CIA過去必須暗中從事的行當呢？《華盛頓郵報》在1967年所報導過的一樁CIA醜聞大致可以作為代表：以美國的國家預算，在國外支助親美的文化團體、工會、媒體、個別政治明星以及知名的知識份子。在冷戰時期，美國總統詹森也承認，華盛頓方面為了「防堵蘇聯的意識形態影響力」，他們不得不採取一些秘密的行動，透過秘密的管道，以便將顧問、設備和資金投入歐洲各國，支援某些媒體和政黨。

CIA於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拉丁美洲興風作浪，鼓動、策劃軍事政變（其中以1964年暗算巴西總統古拉特和1973年謀害智利總統阿葉徳的行動最為經典），引起國際社會的譴責，也在第三世界招致重大反彈。美國參議院不得不在1975年對CIA在國外的胡作非為和軍事上的罪行展開調查。自此，情報局在海外的活動從此化明為暗，「美國政治基金會」（APF）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79年成立的。從此，也開展了以國家預算挹注民間基金會的工作模式。

1983年，雷根總統簽署了一項名為「NSDD77」秘密指令，要求美國的外交、軍事活動，「必需緊密地與企業界、工會組織、大學、慈善機構、政黨、媒體結合……」。雷根的秘密指令，到今日依然有效，而且發展越來越完熟，幾乎已成為美國對外活動的巧門與法門。歐洲方面早就對美國以NGO之名擴張其地盤和影響力的作法相當不滿，紛紛透過媒體的掲露予以警告；俄羅斯和中國方面更是已針對某些「可疑」的國際NGO進行監控。在臺灣，由於美國的勢力無所不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戒心，對於官方外圍組織的長驅直入，甚至展開雙臂，熱情擁抱。我們不敢說目前從歐美引進的國際NGO一定有其背後的圖謀，不過，衡諸過去國際上的歷史教訓，我們也不能假裝一片天真與無知！

在2008年之前，無國界記者的主力都放在拉丁美洲，尤其是盯緊了古巴、委內瑞拉等幾個讓美國頭痛的國家，傾力支助反對陣營，攻擊這些國家的左翼政權。拉美的媒體直言指控：無國界記者，根本就是CIA的工具。

其實，即使不算額外的捐助，法國政府每年給無國界記者的補助就有兩百萬歐元（約6,600萬台幣），但是，其中卻只有7% 被用來執行救助受壓迫記者的任務，其主要的活動開銷，多用來對抗海地、古巴、委內瑞拉等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權。

無國界記者組織宣布要到台灣設立亞洲總部，蔡英文政府大喜過望，認為在她主政之下，台灣的自由民主成就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

然則，台灣與無國界記者之間的合作，其實早就開始。2007年1月28日，無國界記者組織的負責人羅伯・梅納曾親自來到台北。為何而來？很簡單：總統陳水扁透過民主基金會，給了這個組織10萬美元，梅納親自來領取。

那時候，陳水扁和吳淑珍的貪瀆已經爆發，梅納依然不吝稱許台灣是「亞洲人權最佳的典範」。而在拿到台北的經費之後，很快就創立了一個國際網站，以揭發中國違反人權的事件作為宗旨。

2008年國際奧運在北京舉行，這是中國的頭等大事。但是，當年3月24日，就在聖火準備從雅典啟程傳送到北京的儀式上，梅納夥同兩位無國界記者的同事突然衝進會場，展示控訴中國人權的大布條，引發現場一片騷動。梅納還公開宣告，在北京奧運舉辦之前，類似的行動，將會持續展開。

於今，無國界記者組織即將到台北設立亞洲總部，蔡英文政府或許已經給了某些承諾，依據過去慣例，當局給予的捐助也不會是太小的數額。但是，如果無國界記者在台北鎖定的攻擊目標是中共政權，那麼，它在拉美所引發的諸多事端，恐怕也難免在亞洲重演。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昨天（5/15）在一片混亂中通過立院初審，送交朝野協商，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和反南鐵東移自救會今日（5/16）上午來到行政院前抗議，並痛批民進黨粗暴通過《前瞻條例》，將造成如同南鐵案一樣的土地浮濫徵收惡果，以及人民遭迫遷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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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榮表示，民進黨政府的《前瞻條例》和桃園航空城、南鐵案一樣，都是「先射箭再畫靶」，未符合法定程序就通過，讓他感到相當心痛。他表示，像前瞻計畫這種國家政策計畫，至少要包括四個法定計畫：興辦事業計畫、環境保護計畫、土地使用計畫及土地徵收計畫，然而行政院卻只提出「興辦事業計畫」，後面三個都還沒有擬定和審議，就核定預算並計畫執行，是罔顧社會公益、土地合理使用及基本人權。

徐世榮強調，國家的進步和建設，必須在經濟成長、環境保護、人權保障等價值之間取得平衡，然而台灣政府長期以來只注重經濟成長，和財團及地方派系緊密結合，不惜犧牲社會公益和人權，例如南鐵東移案已經動工，但土徵程序現在才開始啟動，本（5）月18日和23日才要召開土徵公聽會，顯示居民人權根本不受保障。

對於行政院長林全之前表示前瞻計畫不會造成「大量徵收」，徐世榮也質疑林全對「大量」人數的判準，並反問「少量就可以嗎？」徐世榮表示，徵收必須符合公益性和必要性，不是用數人頭的方式，決定人民的家要不要被拆、被迫遷，呼籲行政院盡快改正前瞻計畫，否則台灣社會的抗爭將不斷發生。

反南鐵東移自救會代表陳致曉也批評，林全說前瞻計畫不會造成「大量徵收」，「有嚴謹審查程序」，但南鐵東移案正好證明現行國家建設並不具備「嚴謹審查建設適當性與土徵必要性」的實質程序，他出示不同年度的《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指出84年與96年的「原軌施作」計畫，都比後來民進黨草率推行的「東移案」更為周全，土地徵收及建物拆除面積也相對少，但民進黨仍不顧居民反對就宣布南鐵東移動工，顯示其考量的僅是土地開發利益，而非必要性和公益性。

陳致曉接著說，前瞻計畫核定本共有370頁，但關於人權、徵收的說明，卻沒有半頁，質疑前瞻計畫通過後各地將會面臨隨機徵收的問題，「這是四五十個南鐵案啊！」他呼籲官員摸著良心想想，有多少百姓會因此流離失所，不要讓南鐵案的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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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首投族是選舉時各政黨力爭的票倉，青年滿意度更是執政重要參考指標。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和關注世代正義連線今天（5/17）上午召開記者會，於民進黨執政一週年前夕，公布15到35歲青年族群對政府與政黨的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政府的勞動政策與青年的期待「背道而馳」，青年對民進黨政府的總體表現更只打了45.49分的不及格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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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少盟此份報告針對35歲以下的青年族群進行網路調查，收集共約2,100份回應。問題包含「對蔡英文青年政策『青年好政』落實程度與需要程度的評估」、「民進黨政府主要施政中最有感的是哪些」，並要青年為蔡英文執政團隊「改變年輕人處境的努力」打總分。

關注世代正義連線召集人葉大華指出，青年主要認為蔡英文的「青年好政」有三項政見必須加強，分別是：「保障建教合作、技術生與實習生勞動權益」、「提供並完善青年就業服務」、「18歲投票權」；尤其在勞動政策方面，歷經去年的七天假爭議後，年輕人特別感覺到勞工政策與他們的期待背道而馳。

葉大華認為，民進黨雖然取得完全執政的機會，但只有8%的年輕人對民進黨抱持好感，更有超過兩成的年輕人不信任任何政黨，這是青年給執政黨的「重要警訊」。

此外，包含國民黨立委江啟臣、盧秀燕、蔣萬安，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親民黨立委陳怡潔也共同呼籲，民進黨政府對於青年政策的執行缺乏彙整機關，在前瞻計畫裡投入大筆經費，而沒有考慮到青年族群的意見，讓人看不出落實政見的決心；多數委員也認為，民進黨應該盡快推動18歲公民投票權的修憲，保障青年參與代議政治、發表意見的機會。

低薪的惡劣工作環境，也讓勞動政策成為青年的關注焦點。國民黨立委蔣萬安表示，年輕人最在乎的是他們自身的工作與生存，去年民進黨一手推動砍七天假的修法，最直接衝擊的也是青年打工族；近日，行政院長林全表示「低薪問題無法解決」，蔣萬安認為政府應該要表達解決問題的決心，才能夠讓年輕朋友對政府施政更有信心。

呼應蔣萬安的說法，出席的青年代表也認為政府應該在青年政策上，拿出更多魄力與成果。課審會學生代表廖浩翔表示，很多青年朋友關心學生權益，而學生權益的兩大前提是意見表達管道通暢，與權益受侵害時的有效救濟管道。廖浩翔認為，現在在中學校園和教育體制裡，學生缺乏正規的體制內救濟管道，才只好轉往體制外抗議。

而台大學生代表張巍騰與何蔚慈則分別從教育資源分配和勞動權益方面，對蔡英文政府提出質疑。張巍騰指出，政府有資源拿出8,800億進行前瞻建設，就也應該要拿出相等的資源投入到教育體制中，處理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何蔚慈則認為，勞動權益是青年族群最關心的重要問題，政府有責任改善低薪的勞動環境，何蔚慈強調「青年低薪絕不只是青年的問題！」，沒有錢的青年就沒有辦法生育，後面更牽扯到社福與長照的社會問題，民進黨政府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桃園客運日前曾傳出違反《勞基法》的消息，基層司機人力不足、超時工作情況嚴重，更被爆時薪僅88元，近兩年共遭開罰14件、裁罰總金額349萬元，桃園客運司機透過舊有「桃園客運企業工會」與資方協商工時與加班費未果後，另組「台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希望能與桃客資方對等協商，目前仍在籌備階段，卻傳出資方約談相關成員進行打壓，今日上午（5/18）台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來到桃園客運新車啟用典禮，希望見到桃園市長鄭文燦，要求盡速核發新工會牌照，並讓工會與桃園客運進行協商，以改善血汗司機的惡劣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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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客運每位司機平均月工時高達330到380小時，甚至自創工時計算方式造成加班費被低估，加班費的時薪基數僅有88元，明顯低於《勞基法》標準，還有「輪子在走才算工時」的內規，排除停車等待、清潔保養等受雇主指揮監督的工時，造成司機過勞情形普遍，而桃園客運公司違反《勞基法》屢次遭開罰，近兩年遭罰14次，裁罰總額349萬元，卻不見有改善跡象。

台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理事長李彥興表示，舊有的桃園客運企業工會已經無法有效進行勞資協商，才另組台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希望讓公司聽到司機真正的聲音，「部分主管的打壓比預料的早出現，他們約談、恐嚇、調班、藉故處分工會籌備成員」李彥興強調，桃客司機已經準備好要衝上前線，盡全力反撲，「挽回我們的健康、家庭，和身為勞動者的尊嚴」。

正在與桃園客運進行勞資爭議協商的前員工范光明表示，桃園客運歷年來違法情況嚴重，超時工作、未依規定發放加班費，4月27日已經去尋求市政府解決，但卻沒有得到積極回應，「我們只想要依法處理，並沒要多要不合理的東西，希望能給我們一個公道。」

台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理事張立宗表示，公車司機過勞出意外可能導致不只一個家庭破碎，「加班費一分一秒都是用命去換來的，司機用生命承受風險，公司卻賺進大量利潤」。張立宗強調，不站出來就只能夾著尾巴離開公司，唯有爭去自己的權益才能改變現狀，「今天會站出來，就是被逼急了」。

桃園客運督導課課長黃富安現場出面回應，但只要求抗爭的司機循原「桃園客運企業工會」的管道進行討論，隨後便轉身離去。桃園市交通局長劉慶豐表示，桃園客運司機的問題仍應循體制內解決，勞動局也有協助在處理，不排除會去關心一下狀況。

桃園客運司機為改善血汗勞動現況提出訴求，希望市政府能盡速核准新工會成立，好讓工會能與資方對等協商，另外也應由市府主持協調來擬訂合法的工時與薪資結構，並追討過去積欠的加班費，也希望資方不要對工會幹部藉故打壓。

桃園客運今日新啟用85輛低底盤公車，過去三年內桃客已經添購234部低底盤公車，桃市府交通局希望以此改善市內交通條件。然而，一輛低底盤公車粗估造價450萬元，桃園客運在三年內投入大筆資金進行車輛汰換，相形之下，卻毫不在乎對民眾生命安全影響更為重要的司機，連最基本的《勞基法》保障都不願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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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執政將滿週年，台灣守護民主平台今天（5/18）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名為「憲政體制與蔡總統執政週年調查」的網路民調結果，民調針對憲政體制、九二共識、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重大經濟建設、民眾最關心的政策優先順序、年金改革、同性婚姻、原住民轉型正義、對政府施政表現滿意度等項目做出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蔡英文的整體表現滿意度僅有18.4%，對於前瞻計畫，有高達95%民眾認為審議過程太粗糙，前三大應優先推動的政府項目則為長照、幼托與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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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網路民調由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負責執行，一共有833份成功樣本數，參與調查民眾對十個題目進行回答，調查結果為（僅列出民調比例較高意見）：

1. 47.7%的民眾贊成蔡英文到國會進行報告；
2. 42.9%民眾贊成盡快推動憲政改革；
3. 32.4%民眾不同意蔡政府接受九二共識就能保障台人在中國的人身安全說法；
4. 59.9%民眾同意無論短期內是否進行雙邊協議談判，蔡政府應儘速完成對中協議監督條例立法；
5. 47.3%民眾非常同意立法院在重要工程建設前，應先完成各項公共工程建設與替代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程序、提出評估報告；
6. 民眾認為優先應推動或發展的重點項目前四項分別為長照（30.5%）、幼兒托育（12.4%）、幼兒教育（10.0%）與綠能建設（9.5%）；
7. 51.1%民眾同意將基礎年金制度納入年金改革方案中；
8. 36.6%民眾認為國家是否承認同性婚姻，無論由立法院或者由司法院大法官來決定皆不好；
9. 對於蔡英文向原住民族道歉，卻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上進行商業開發，35.8%民眾認為蔡英文「欺騙」了原住民；
10. 有76.4%民眾對蔡英文政府執政表現滿意度「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

反貧困聯盟召集人簡錫堦提到，原應落實週休二日為勞工政策的主要推動目標，蔡政府卻沿用國民黨提出的，「扭曲變形的一例一休政策」，認為這是蔡英文對於勞工政策的搖擺不堅定，想以加班費來解決勞工工時過長的問題，變形工時則讓勞工工時延長、休息日不增加、所得減少，蔡政府卻一再的對資本家做出政策讓步，痛批「長工時、低工資造成產業無法升級，台灣從四小龍變成一小蟲，政策改革徹底失敗！」

原轉小教室召集人馬躍・比吼針對原住民議題表示，64%民眾同意蔡英文「欺騙」原住民，顯示的是蔡英文「道歉文寫得非常好，但是做得非常爛」，不僅蔡英文諾言全數失效，傳統領域劃設辦法，更讓原住民失去100萬公頃的傳統領域，「讓原住民相當失望」，此外馬躍・比吼比對原住民轉型正義委員會一共只開了兩次會議，顧立雄召開的國民黨黨產委員會卻已經召開七次會議，原住民轉型正義委員會明顯進度落後，呼籲蔡英文給予原住民有調查權的《促進轉型正義回復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條例》「才是真轉型」。

婦女新知基金會理事林實芳說，2015年10月蔡英文發表「點亮台灣，彩虹小物」的競選活動，15,000份悠遊卡跟一卡通全數售罄，同志大遊行時，蔡英文也發布影片表示「支持婚姻平權」，認為這是在蔡政府性別政見空洞下，性別團體唯一的期待，然而至今蔡英文允諾下的「新政府會帶來改變」仍然沒有實現，法務部長更看不見同志的身影，只在意「會讓民眾不知道怎麼拜祖先」。針對婚姻部分，林實芳拿日據時期台日聯姻作比喻，其後代受到的歧視，當時日方甚至規定台日聯姻不得登記，因為「台灣人的傳統就是會欺負女性，為保護日本女性，日本女性與台灣男性要結婚時，不得以法律承認其婚姻」認為這是台灣人過去因「婚姻」遭到殖民者壓迫的經驗，至今選了台灣人的總統，同志卻仍處於次等公民的地位，批評蔡政府複製過去的壓迫。

民主平台青年志工代表戴紹恩則表達了青年族群看法，他提到青年沒有特定政治立場，但是「想要改變」、淘汰舊有價值。他認為每逢選舉關鍵時刻，候選人時常強打青年政見，例如蔡英文團隊就曾設計周邊商品吸引年輕人目光、宣稱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藉此獲得首投族的支持，但後續理念卻沒有獲得實踐，至於蔡英文團隊選前提出的青年政策，同樣宣稱透過「就業、就學、教育改革」方向來改善青年處境，都不見具體落實，卻見經管會主委出面表示「年輕人不買股票是股市重大危機」，戴紹恩強調未來若沒有看見政府作出實質的改變「2020年，年輕人的選票就不見得站在你那邊」。

針對蔡英文選前提出的「社會安定計畫」中明確列出社區照顧與年金改革兩大議題，婦女新知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曾昭媛表示，社區照顧包含長照與托育服務，這兩種服務目前都被高度市場化，成為民眾的沈重負擔。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化服務非常有限：長照涵蓋率僅佔老年失能人口的37%；2到6歲幼兒幼托服務涵蓋率只有40%；0到2歲托育服務涵蓋率更只有15%。曾昭媛說，對於有生育意願的夫妻而言，獲得公共托育服務的機率相當低，時常表示「抽不到公托」，民間團體卻看不到中央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只會把問題丟給地方政府，使得財政能力差的地方政府只能提供相對少的幼托服務，造成明顯的城鄉差距，曾昭媛質疑蔡政府的照顧公共化「要如何兌現？」，也批評蔡政府看不見民眾對照顧公共化的需求，卻放大量預算在沒有完整評估的前瞻計畫上，罔顧社會期待。

新竹縣議員高偉凱、周江杰近日為抗議地方「非自住房屋」稅率調降而宣布辭職的事件，引發政壇不小話題。高偉凱今（5/18）表示，他個人不眷戀席次，希望此次離職能喚起民眾關心並反映在下一次選舉的投票行為上，如果能夠帶給民眾刺激，犧牲一年半任期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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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用住宅」的課稅拉鋸

此次引發兩名議員辭職的關鍵在於「非自用住宅」的稅率，即一般簡稱的「囤房稅」。2014年《房屋稅條例》第五條第一款修正通過，擴大「自用住宅」與「非自用住宅」的稅率差距，其中「自用住宅」為1.2%，「非自用住宅」則是在1.5%到3.6%的範圍間，並授權地方訂定差別稅率，期望提高「非自用住宅」的賦稅增加囤房成本。隨後，在2015年底高偉凱和周江杰便在地方上合作修訂《新竹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在自用宅的部分維持1.2%，而非自用宅則是持有兩戶以下2%，三戶以上2.5%。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囤房稅」採全國總歸戶模式，個人在持有到第四戶以上的房屋，才會開始被歸類為「非自用住宅」，此外屋主還能任意指定名下房產，哪三間為「自用住宅」，凡是翻閱房地資訊，經常可以看到有房仲業者教導屋主要指定「現值最高」的房屋為「自用住宅」以避稅。

既然是第四戶以上才計入「非自用住宅」，按新竹縣的自治條例要課徵到2.5%，甚至必須要坐擁六戶以上房產，顯然不會影響一般民眾生活，唯獨增加了投資客與建商囤房的成本，然而這項修定還是在上路不到一年的期間就遭翻案，新竹縣議會再度通過下修為「非自用住宅」不分持有戶數一律1.6%，這才讓高偉凱萌生退意，要與法規同進退。

台灣稅收極低 加稅只是九牛一毛 建商連一毛都要討回去

根據估算，此次「非自用住宅」稅率下修至1.6%，將會使縣府稅收短少7,407萬元，勞動黨副秘書長臧汝興無奈表示，「工人推立法都要很辛苦地上街頭，但建商財團不用，他們打個高爾夫、晚上找議員吃個飯就可以推動降稅了。」臧汝興表示，7,000多萬稱不上是什麼龐大數字，對於長期囤積房產獲利的建商而言，頂多是要他們繳一點點倉庫的管理費用，他形容這次的狀況，像是在九牛身上拔一根毛，九牛都要翻臉，把這一根毛給討回去，顯示建商連一點點的利益都不肯退讓。

臧汝興表示，台灣大幅度的減稅，是從1990年代李登輝推行新自由主義開始，從1990年到2000年李登輝下台為止，台灣的租稅負擔率（政府稅收占GDP的比率）從20%降低到12.8%，掉到全世界最低的水平，後來的陳水扁、馬英九雖然也陸續有調整，但租稅負擔率自此大致不變，直到去年都是維持在12.9%，如果從90年代起，租稅負擔率沒有掉，維持在20%的水準，去年就可以多收1兆1千億的稅金，「現在台灣碰上的年金、社福問題，大多都可以解決了。」

臧汝興說，從第四戶以上才開始課「囤房稅」本身已經很不合理，持有一棟「茅屋」跟三棟「帝寶」的，竟都被歸類在「自用住宅」，享有相同稅率；而且，一個人有三棟房子都免課囤房稅也不合理，認為應該用「房價」來計算稅率，超過一定房價便以累進稅率計算。

居住正義的阻力除了建商 還有金融業

房屋稅影響到建商的囤房成本，任何提高房屋稅的舉動勢必面臨建商大力反對，然而除了建商之外，金融業更是背後的龐大黑手。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指出，從中央銀行統計購屋者「購置住宅貸款」總金額變遷趨勢來看，2000年時，全台購屋貸款總金額為2.65兆新台幣，2005年為3.92兆，2010年為5.11兆，到了2015年時已經成長到6.13兆元，15年間購屋貸款金額成長了2.3倍以上。

而在2000年時，金融機構承做購屋貸款總金額為2.65兆元，當年度金融機構對消費者貸款總額為4.30兆，購屋貸款在消費者貸款中占比約62%，到了2015年，購屋貸款總金額為6.13兆元，當年度金融機構對消費者貸款總額為7.45兆，購屋貸款在消費者貸款中占比已經攀升到82%，換句話說，到了2015年，台灣金融機構對消費者的放款中購屋貸款就佔了超過八成，金融機構的放款對購屋貸款的依賴逐年上升。同一時間，銀行放款給建商的貸款金額，一樣呈現增長趨勢，2000年金融機構「建築貸款餘額」僅為5,585億元，到了2015年便增加到1.61兆元。

在2015年，金融機構「購屋貸款」加上「建築貸款」的總金額就達到了9兆元以上，而同年台灣整體金融機構放款金額是22.6兆元，房地產市場有關的放款部分就佔了總放款的四成以上，陳柏謙認為，要推動「居住正義」，除了要抵抗來自最直接的建商與富人房產投資客的反對外，來自金融集團的壓力，恐怕更是最大的阻力來源。

民眾組92%聯盟聲援 24日赴新竹縣議會請願

目前，許多支持高偉凱、周江杰的地方民眾組成「新竹縣92%聯盟」連署聲援兩名議員，強調全新竹縣20多萬戶納稅人當中，有92％沒有「非自住房屋」，減稅只是圖利8%的少數富人。聯盟與兩名議員預計將於5月19日、23日，分別在竹東、竹北舉辦公民議會，並在24日下午前往新竹縣議會公布連署人數並遞交請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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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府完全執政週年前夕，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今天（5/19）針對蔡英文上任以來的高教與勞動政策進行總體檢，認為蔡英文不僅沒有履行承諾，部分政策甚至倒退修惡，批評蔡英文自我宣稱是最會溝通的政府，實際上是親資方、跟資方溝通的政府，給出「背棄政見，傾向資本」的方向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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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勞動條件惡化 教師陷失業危機

2015年10月，當國民黨還在執政時，勞動部曾發佈過一則題為「勞動部持續推動醫師、教師納入適用《勞動基準法》」的新聞稿，針對教師勞動權益的部分提到私校教師包含「編制內」與「編制外」教師，編制內教師已有《教師法》保障，編制外教師則無法完全適用《教師法》，因此與教育部溝通協調適用《勞基法》的可能性，此方向是為推動兼任教師適用《勞基法》。然而，高教工會研究員陳伯謙表示，蔡英文上台後，卻將兼任教師區分為「具本職」與「不具本職」，只將「不具本職」的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導致校方開始大量不續聘「不具本職」的兼任教師。

後續，教育部接著宣布兼任教師的勞動條件將透過修改《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取代適用《勞基法》，條文除維持「具本職」與「不具本職」的差異，更開放權限讓校方可以在不需理由、無申訴管道前提下，做出不續聘的決定。高教工會批評，蔡政府在高教與兼任教師勞動權益方面的政策方向，比國民黨執政時期更保守與退步，直接導致兼任教師的失業危機。

關於校園中兼任助理的勞動條件方面，在蔡英文的競選政見中提到：

如果你是基層學術工，你要小心高等教育的打工環境正在快速崩壞。……這批兼任助理薪資久未調漲，更因未受《勞動基準法》的保障，面臨超時勞動、雇主不合理的要求卻求助無門的困境。連本應為學生所信任的教育體系都成為剝削的來源，令人無言。

競選團隊當時認為，應該「提升大專院校教研助理的待遇」：將學生兼任助理納入適用《勞基法》。不過，陳伯謙說，蔡英文上任後，卻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將學生兼任助理區分為「學習型」和「勞雇型」兩類，讓學生助理繼續以「學習型助理」身份遭受剝削。

而在大學退場與轉型的問題上，蔡英文競選時曾經公布教育政策的目標，是在「充分保障學生受教權與教職員工工作權的前提下」處理大學的退場事宜，並會「妥善協商處理退場大專院校之財產，發揮教育公共財之社會責任」，然而蔡政府一執政便在新版本的《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中，使教育部無須對退場後教師的工作權、學生的受教權負有法律義務，更編列了50億元轉型與退場基金，讓私校校方可以融資並補貼利息，卻無法約束退場大學的資產回歸公共使用，陳伯謙批評，這種政策設定是放任私校校董將學校倒閉後吞產，與競選時期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勞動政策「新自由主義」化 放任過勞

而綜覽民進黨取得多數席次後的勞動政策變動，東華大學財經法律所教授張鑫隆提到，只有總數的不到4%通過立法，並且僅是修補國民黨政府時期的漏洞，對於重大勞動問題，例如非典型勞動，則沒有任何進展，批評「完全看不出民進黨勞動政策的路線」。

張鑫隆表示，唯一值得肯定的勞動政策，是《勞基法》對特休假修訂後帶來的「意外效果」，特休假的規範讓勞工得以自主提出休假日期，雇主則須依法排定，張鑫隆認為，這使得勞工可與工會配合，集體放特休假來行使抗爭行為，這麼一來，便可解決工會提出拒絕加班、病假、事假時，卻須經過雇主同意的運動阻礙，認為這個「立法意外」，是少數僅有對工會運動有正面效益的政策。

而其他勞動政策方面卻仍毫無建樹，在2016年蔡英文競選團隊提出的「勞動政策六大主張」中的「立法保護非典型勞動」提到：

定訂「派遣勞工專法」，讓他們與在同一職場內從事相同職務或工作的正式員工，能夠同工同酬，並且可以銜接成為長期穩定就業的勞工。目前公部門運用派遣勞工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漸進的減到最少，作法是必須回歸政府相關的採購法令規範。

其次，有關部分工時勞工的平等待遇，我們認為必須定訂「部分工時勞工保護」相關立法，改善勞動條件與社會安全不足的情況，依照工時、工資的比例，享有與全時勞工同樣待遇，包括失業給付、生育給付、老年給付等。藉此，具體強化非典型勞工的保護體系。

張鑫隆批評，蔡政府上任後根本沒有修改任何與派遣相關的法令，不僅如此，六大主張中提到「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要逐漸提高工會的涵蓋率，修改《工會法》減少不合時宜的限制，促進工會組織真正的自由化。然而，針對目前《工會法》規定滿30人連署才可以籌組工會，使得超過七成以上的小型企業沒有辦法組織工會，此外，因應台灣新興的多元工會型態，例如企業工會外的產業工會、或者是派遣工工會等遭遇到的限制，像是《團協法》中對於產業工會進行團體協商資格的限制，要求「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影響了工會團結的可能，對這些工會組織「真正的自由化」應該做出的修正，蔡政府都是零進度。

張鑫隆認為，每次只要政策走向出現爭議，蔡英文便以溝通為由拖延，顯示了蔡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傾向：放任資本自由競爭、降低對資方的限制、開放勞動市場，而在這種放任競爭的思維底下，就是使得資方為節省人事支出聘用非典型勞動者，造成勞動彈性化、不穩定，導致勞工的全面性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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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副部長郭國文5月16日表示：蔡英文政府上任一年以來，回頭檢視由競選時的六大勞動政見所制訂的21項政策中，目前已經完成4項（其中一項為馬政府時期就已經持續的政策），部分完成2項、持續辦理1項，其餘都仍在進行中。相較於2001年，民進黨上一次執政滿一年時的光景，當時勞委會主委陳菊被勞工團體嗆「勞工政策支票只兌現了25%」，這次勞動部主動清點做了什麼、什麼還沒做，似乎更有點自覺。

兌現承諾的程度與進度或許可以商量。但是，我們要問的是，從李登輝、陳水扁政府以來，台灣政府一面倒地袒護大資本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總方向，究竟有沒有轉向的跡象？畢竟，蔡英文前任的馬英九政府最受人批評的一點，就是那種毫無保留地認為「大老闆們發財、勞工才會好過」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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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記歷史：維護財團利益 選後毀約的執政者

我們不要忘記共同走過的歷史。1990年代初期，陳師孟、朱敬一等五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共同提出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綱領，其實帶有超越藍綠的意識，從李登輝時代開始，便受到選民支持，一路主宰著執政者對於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政府在勞資之間的位置。當年這個綱領受到支持的背景是威權時代黨國操控一切的狀況，但是，之後的20幾年，黨政軍退出各種領域，接手的卻不是什麼「民間力量」，而是財團。為了財團老闆的利潤，我們選上去的總統一再地在競選時對勞工許諾，當選後馬上髮夾彎毀約。

2000年，陳水扁勝選之前，許多在1980年代自主工運風潮中脫離黨國掌握的工會和一部份勞工團體，認為從未執政過的民進黨是「天然盟友」。520就職之後，恰恰就是在工時問題上，扁政府讓勞工看清面貌了：當時，國民黨籍立委提案將法定工時減到比陳水扁承諾的每週44小時更少一點點的雙週84小時。被認為應該會天然「挺勞工」的民進黨政府竟然強烈反對，說怕會「拖垮經濟」、讓企業大量出走、台灣產業空洞化。

當時剛成立的全國產業總工會與藍營的全國總工會於是合組「84工時大聯盟」，反對民進黨的髮夾彎，後來雙週84小時通過立法，成為之後16年的法定標準，但是，陳菊擔任主委時的勞委會卻透過容許各式各樣的行業雇主宣稱「例外」，使得職場壓力與超長工時仍然對勞工造成過勞問題、成為上班族的隱性殺手，讓過勞死與工作壓力促發的精神疾病乃至自殺成為「當代瘟疫」。

2001年初開始，本土金融風暴爆發。在李登輝時期靠政商關係吃香喝辣的一些土地營建財團，本來已經紛紛進入金融業等更有賺頭的行業，卻在那一波風暴中紛紛被發現超貸等弊端，泡沫崩潰、倒債跑路。加上同時期美國爆發的網路泡沫崩潰，各業蕭條。就在就職一年又兩個月時，扁政府召開了「全國經濟發展諮詢會議」集合產、官、學和勞工代表為「拼經濟」集氣加油，通過了一條又一條的「共識」。當中最重要的「共識」，就是續建「核四」、勞動彈性化、加速「民營化」。

當年，工運中許多人就懷疑、事後更加證明，「經發會」根本不是表面上虛懷若谷共商大局的模樣，而是為了讓民進黨政府更進一步向資本家利益靠攏而製造輿論的造勢活動。果然，之後七年民進黨的勞工政策幾乎大部分背離選前承諾，配合著雇主的花樣，對底層勞工權益步步進逼。

最諷刺的是，政府機關大量使用派遣工，恰恰就是從彼時勞委會做起。以「民營化」為名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拿全民公產肥了財團。而阿扁自己，也由於在這個新建立的政商勾結網絡中家族與財團之間的瓜葛，非常不名譽地下台、被判刑，甚至失去了民進黨內許多人的支持。選民選擇了看來不會貪污的馬英九，雖然過沒多久，很多人就再一次後悔了。

蔡英文選後轉向 重蹈陳水扁覆轍？

蔡英文開始贏得比較多人的尊重，恰恰就是在2008年，當民進黨的政治信譽幾乎被阿扁與財團的醜聞消耗殆盡時，她出來擔任黨主席。當時，蔡英文代表的是一種與阿扁非常不同的民進黨人的形象。然而，她會在總統任期內重蹈阿扁的覆轍嗎？

從蔡英文政府第一年的表現來看，形勢不容我們樂觀。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多數立委從2016年的520前支持對勞工比較有利的「每週兩例假」，到520後，罔顧勞工團體堅決的抗議，堅持通過「一例一休」的打折版本。這是一個警訊。

表面上看來，民進黨在一例一休爭議中的立場是：這是改革步驟與速度的問題，是可以商量的，或許今年明年就會修法還給勞工兩例...等等，這或許都是有可能成立的。但是，我們若從2000年84工時爭議的經驗看來，爭議的重點根本不在於表面上的「量」，而是在於爭議「方向」。

一向宣稱挺勞工、勞工也大量挺你的民進黨，當選就轉向，這是可以的嗎？

2000年夏天，民進黨在勞資議題上的態度轉向了。隔年夏天，民進黨的轉向被鞏固了。之後，來自於大量反對犧牲勞工、犧牲環境、犧牲平民百姓來成就財團利潤的人民聲音，耗費整整14年才把這個政治轉向稍微扳回來一點。蔡英文的當選，靠的就是人民在各個議題上受夠了財團優先、貧富差距日日加劇而來的結果。

2016年夏天，民進黨在一個勞資議題上轉向了。難道，在2017年的夏天，我們要眼睜睜地看著16年前的歷史重演嗎？不禁要問，人的一生有多少個16年？

「蓋亞基地」等數十個環保團體今天（5/19）上午在雲林縣議會召開公聽會，要求雲林縣政府拒發台塑六輕電廠的生煤許可證展延，以落實《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使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

雲林縣政府4月17日剛剛通過5張六輕三廠的生煤許可展延，引發環團發起靜坐活動長期抗戰，先後在雲林縣府前與斗六火車站前搭棚，靜坐時間至今已長達33天。台塑手上目前還有10張生煤許可證，緊接著就要在6月11日到期，也正在向縣府申請展延，環保團體趕在這個時機點，率先向縣府喊話，要求縣府拒發許可證的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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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4日雲林縣議會通過《雲林縣工商廠場禁止使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其中第三條明文指出，在條例實施後第二年起雲林縣轄內工商廠場不得使用生煤，第四條則規定自施行日起，縣府不再核發固定污染源生煤及石油焦使用許可證。這項條例的通過，可說是雲林縣長李進勇自參選以來，多次宣示要解決雲林嚴重空污問題的魄力展現，然而條例在縣府發布並報環保署備查後，環保署卻在2015年9月7日發函表示，《自治條例》第三條及第四條牴觸母法，因此無效。

環保署當時所稱牴觸母法，是指《地方制度法》第25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8條規定，其中《地方制度法》規定地方可以就自治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與行政機關公布的程序，制定「自治條例」；而《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的則是使用生煤、石油焦等汙染物質須向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環團認為，縣政府手中已經握有審查許可證展延申請的行政權，不必繞去談立法，「自從六輕來了」團隊成員王俊凱便表示，李進勇現在一直去談立法是在轉移焦點，他認為，禁燒生煤和石油焦是李進勇競選時對選民的承諾，縣府只要不核發許可證就好了。

雲林縣環保局副局長張喬維在公聽會上表示，雲林縣府已經不斷挑戰、衝撞現有法律制度，包含推動源頭減量、管末加嚴、季節限定三箭等措施，台塑過去針對縣府在許可證審查提出的每項限制都提出訴願，強調縣府落實空污防治仍需在法律許可範圍中。

發起反空污靜坐的「蓋亞基地」王麗萍表示，環保團體都是縣府的籌碼與後盾，希望李進勇履行過去承諾，拒發許可證展延，改善雲林空氣品質並維護居民的健康。

而針對《自治條例》2015年遭環保署駁回，李進勇當時曾批評環保署是「越權宣告」並表示將提起釋憲，但至今仍沒有下一步動作，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執行長凃又文表示，由於當時通過《自治條例》單位是雲林縣議會，因此最好由議會來向大法官提起釋憲，釐清地方自治的範圍，她同時也呼籲縣府應該積極配合促成聲請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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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我訪談了一位退休的伊拉克空軍部隊官員，問了他好比「你對於1990年代美國定期轟炸伊拉克有什麼感受」等問題。我開玩笑的說，似乎每當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發了脾氣，就想去炸伊拉克。那個長期於軍中（由他所鄙視的政治領袖所領導）服務的傑出男士笑了笑，輕聲說：「一但我們的領導者說了什麼威脅美國的話，便會被視為反恐行動的目標，可當美國空投炸彈的時候，全世界甚至不會皺一下眉頭。」

對我而言，這是一句直觀的描述。

當我在觀賞北韓慶祝金日成誕辰的遊行時，我一直在思考這句話。透過北韓電視台轉播的場面看起來極其盛大，廣闊的金日成廣場上充滿了士兵，大量北韓的武裝從其領導人面前遊行而過。推特（Twitter）的業餘武器專家說著「那是海底導彈」、「那是洲際導彈」。這場表演令人相當吃驚，且在觀看過程中，可以明確感覺到到西方媒體對「北韓將要發動襲擊」的恐懼。北韓觀察家對此打起十二萬分精神，根據螢幕上的畫面提出莫名其妙的理論：他們認為這正展現了北韓好戰的性格。

「流氓國家」——近如伊拉克，遠如北韓——總是在威脅世界的秩序，而在那些「流氓國家」裡，總是由一個獨裁者向這頭怪獸發號施令。如同海珊一樣，那可笑的外貌是金正恩的偽裝，這些傢伙品味低下：海珊那俗氣的迪斯可風小鬍子以及不合時宜的軍裝、金正恩的新浪潮（New Wave）髮型和不協調的笑容。他們是威脅的來源，他們對暴力的渴望，只能由民主的美國來壓抑——藉著制裁這些國家直到他們餓死，或者派出大量戰艦在其海域逡巡，迫使他們投降。但美國本身不是威脅，美國的種種作為，僅是為了確保那些真正的威脅——以前是伊拉克，現在是北韓——不敢輕舉妄動。

換句話說，罪魁禍首永遠是「東方的暴君」。

健忘是美式思考的特徵，如今，他們對自身的戰爭歷史普遍無知。為什麼北韓覺得受到美國威脅？這問題聽起來似乎有點奇怪。再容我不合時的提起一個事實，1950年代美國針對北韓的都市、城鎮甚至農場和水壩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轟炸。從數據上來看，美國對北韓空投了63.5萬噸的炸藥，其中包含32,557噸的凝固汽油彈（燒夷彈）——這基本上是一種化學武器，反觀二戰期間，美國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的投彈量也只有50.3萬噸。這也就是說，美國在聲名狼藉的「有限戰爭（譯按：杜魯門對韓戰之描述）」中對北韓投放的炸彈量，甚至超過二戰期間處於全面交戰狀態下的日本。三百萬韓國人死於這場戰爭，其中多數是北韓人。

北韓從未攻擊過美國

韓戰與北韓研究的權威之一，哥倫比亞大學的查爾斯·阿姆斯壯（Charles Armstrong）教授撰文指出，美國對朝鮮的轟炸「比起任何其他單一因素，都更明顯造成了北韓人的集體焦慮以及對外患的恐懼，在戰爭結束之後，這樣的心理狀態還會持續很久。」事實上，直到如今，這份焦慮和恐懼都還在作用。人們很容易將北韓對國際的態度視為政府洗腦的結果，但任何人只要正視當代北韓史和50年代美國轟炸北韓所造成的破壞，就會知道所謂的「洗腦」不只發生在北韓，同時也發生在美國。

想像一下，北韓必定已經聽說美國的另一戰鬥群——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及其聯合艦隊——正在前往日本海與日方軍艦會合，也必然已聽說美國總統唐納·川普（King Donald Trump）表示金正恩「必須（gotta）謹言慎行」。川普這個說法的威脅之意，全包含在「必須（gotta）」這個口語用法裡頭，透過這句厲聲咆哮，川普暗示北韓若不乖乖聽話，卡爾·文森號上的巡弋飛彈和炸彈之母（編按：Mother of All Bombs, 為高殺傷力的大型空爆炸彈）都已準備就緒。

無怪乎北韓副外長韓成烈（Han Song-ryol）會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一旦美國侵犯北韓主權，便會造成「全面戰爭」。更令人心驚的是，他說：「如果美國正在策劃針對我方的軍事行動，我們將以自己的行事風格和手段使用核武先發制人。」從北韓歷史看來，與其說這些言論是威脅要發動戰爭，反而更像是基於防衛目的的聲明。北韓人可不笨，在看到北非的利比亞放棄了核彈計劃之後面臨的危機，他們很清楚核武是保護北韓的盾牌，他們想盡可能將北韓「持有核武」的消息攤在陽光底下。他們很清楚一旦真的兵戎相見，北韓便將應聲而碎，但他們同樣清楚，核武是自己唯一的依靠。

基於某種可預測的規律，「壞的永遠是壞的，好的永遠是好的」的想法一再重現。「流氓國家」永遠是壞的，這不證自明，至於他們若「殺害本國國民」，就顯得更惡劣了——這是用於衡量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標準。使阿薩德政權變得更不可容忍的原因就在於（權威人士在美國的媒體和政治階層中宣傳）他「殺害本國公民」。發生在伊德利卜（Idlib）南部的化武攻擊便是其偽善的最新明證。對於媒體和西方政治階層來說，不需要任何調查，因為顯然只有阿薩德本人能授權這樣的軍事行動。事件的腳本無須任何解釋，只消成串的聯想：化武攻擊、兒童和阿薩德，而不需要更多細節。

當一行正在離開阿勒坡（Aleppo）城外被圍困的富阿（Al-Foua）和凱夫拉雅（Kfraya）鎮的車隊遭到「反叛分子」轟炸，並造成至少126人死亡（其中包括約80名兒童）之後，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因為這起攻擊平民的事件並非阿薩德指使，而是向來被視為正義之師的「反叛份子」。另外，當美方軍機星期一在敘利亞東部迪爾扎佐爾（Deir az-Zor）附近的阿布凱馬勒（al-Bukamal）村進行轟炸時，三戶民房因此夷為平地，且有六個家庭（包括其中的兒童成員）喪生，人們對此卻未置一詞。沒有哭泣和擁抱，聯合國安理會沒有發出任何譴責聲明，沒有社群網站的標籤（hashtag）聲援，也沒有媒體發起向美國究責的運動。伊凡卡·川普沒有急著將死去孩童的照片拿給她父親，喚醒他（那鮮少露面）的良知。 美國至少在這一個案件中是罪證確鑿的兇手，然而，這些悲劇面對的是廣大而漫長的沉默。

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在美國各地旅行，談論我的著作：《國家之死與阿拉伯革命的未來》（The Death of the N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Arab Revolution），在每一場座談會中，都有人誠懇而發自內心地問道：「我們能為敘利亞做些什麼？」對我來說，這個提問似乎意味著美國從未對敘利亞做任何事，且在這些衝突中，美國可以採取某些有益事態發展的作為。事實上，這恐怕是相當大的誤會。美國早已是這齣悲劇的演員之一，而悲劇的源頭則往往是由華盛頓的威脅所引起，上至北韓下至伊朗等國的焦慮不安。美國為了其中巨大的利潤，一直出售軍火給劍拔弩張的各方，讓他們用更強大的火力，激起彼此的敵意。另外也很少人注意到，美國已轟炸了敘利亞近八千次，造成無數平民傷亡。所謂「清白」、「無辜」的表象，正是掩蓋其中種種利益交換的最佳途徑，改變這種態度，也許是邁向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步，抗議美國的作為——而非不作為——或許更有助於反戰運動的推行。

全美人民都該好好想一想那位前伊拉克官員所說的話。至少好好想想他所提出的問題：誰才是世界真正的威脅？又為什麼該國的戰爭行為，卻從不會被認為是地球所面臨的最大危機？我們很容易將「別人」視作問題的根源，「流氓國家」幾乎是在基因遺傳學的層次上，就被認定為不穩定且危險，但人們往往卻很難接受美國對北韓的暴力史，以及美國在西亞地區別有目的的擴張勢力，正是造成全球性戰亂動盪的罪魁禍首。

蔡英文執政滿週年，各民間團體紛紛針對蔡政府的施政進行「總體檢」，在勞動政策、青年政策、長照政策、年金改革等方面皆被評低分，而在兩岸關係方面，蔡政府則因不承認「九二共識」及持續推動「去中國化」，使兩岸關係陷入急凍，不僅陸客人數銳減，衝擊觀光產業，民進黨也因調漲陸生在內的境外生的健保費、研擬「保防法」和「反滲透法」等政策引發反彈。

蔡英文選前提出的兩岸政策，聲稱要「維持兩岸現狀」，回歸1992年兩岸會談基本事實「求同存異」，但一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卻不斷惡化，觀光產業、陸生權益首當其衝。

陸客遽降 導遊、遊覽車生意皆受衝擊

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今年（2017）1至4月，陸客來台旅遊總人數為61萬524人，較去年同期下降50.2%；觀光局最新統計資料也顯示，今年1至3月來台觀光旅客負成長近14%，減少28萬多人，其中以陸客衰退近42%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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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魯孝亞表示，蔡英文上任後，專做陸團的遊覽車受到的衝擊「非常嚴重」，因為生意慘淡，剩不到兩成在跑，約4千多輛專做陸團的遊覽車轉去做國民旅遊和國外觀光客的生意，但原本國民旅遊市場就有9千多台遊覽車在跑，因車輛過剩只能削價競爭，市場擠壓下導致很多業者倒閉、欠債。

魯孝亞直言，觀光產業陷入困境，蔡政府的兩岸政策「不及格」要負很大責任，雖然蔡政府說要發展新南向政策，但新南向市場無法消化大量陸團遊覽車沒生意的問題。魯孝亞認為，兩岸已是共同經濟體，為了台灣經濟，兩岸勢必要有正常的交流，而不是把大陸市場排除在外，但現在政府和對岸協商機制停擺，「當然看不到希望」。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理事長伍永益也表示，陸客人數負成長，對導遊業來說衝擊最大的是約2萬9千名華語導遊，佔台灣導遊總人數77%。他表示，政府因應新南向政策，雖提供外語訓練協助轉型，但轉型並非這麼容易，原本有300多家旅行社專營大陸旅客，政府想讓它們改做國民旅遊，聘用華語導遊，但原本就存在專營國民旅遊的旅行社，因此客源也成問題，「這些旅行社沒接到團，華語導遊也沒得工作，兩者都受影響。」

伍永益指出，東南亞旅客和外國旅客人數近期有微幅成長，但是否有益於觀光產業和總體經濟不能只看表面人數，觀光外匯收入靠的是旅客購物能力，而外國觀光客的購買力一向不如陸客。他強調，兩岸人民觀光交流的榮景，是花了長時間經營才達到的結果，期盼政府用各種管道去溝通，「把心結打開，這對台灣是有利的。」

陸生納保案 民進黨趁機調漲境外生保費

此外，蔡政府上台後，「陸生納入全民健保」議題也成為爭議焦點之一。大陸學生作為兩岸人民和平交流的前鋒，台灣政府對陸生的政策卻稱不上友善，這種態度在「陸生納保」的議題上尤為明顯。

早在2015年國民黨執政期間，立法院就曾討論過陸生納保的可行性。在完全支持的國民黨與完全反對的台聯之間，民進黨看似是對陸生態度溫和的中間派，並宣稱納入健保可行，卻也要求陸生付出比台灣學生更高的全額保費，將這些無收入、不能打工，在經濟上相對弱勢的陸生，比照月收入高達8萬新台幣的台灣受僱者收取保費。

民進黨上台後，同樣拋出了陸生納保的議題，然而這個舉動不但沒有促成台灣人民與大陸學生的相互理解，反而引發台灣人民強烈的排外情緒，另一方面也掩飾台灣政府在「新自由主義」之下，縮小公共支出、減少公共服務的決策。

2016年10月，蔡英文透過府院黨高層組成的「執政決策協調會議」，確定將陸生納入健保，同時不僅維持對陸生保費自負的要求，更取消過去衛福部提供給僑生與外籍生的保費減免補助。

包含陸生、僑生與外籍生在內的所有境外生，在今年年初組成了「境外生權益小組」，協同台灣人權促進會、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等團體，針對此項排外的差別待遇政策持續提出批判。他們強調：全民健保不是專屬於台灣「國民」的人權，應該衡量被保險人的經濟能力計算保費，不該對來台進行學術交流的學生有差別待遇。然而，民進黨政府在3月下旬發動立院閃電戰，火速通過一讀和朝野協商，至今草案仍在攻防之中。

來自馬來西亞的境外生權益小組成員黃康偉認為，蔡英文政府透過陸生納保的契機，對社會上相對弱勢、最被污名化的境外生群體追加經濟負擔，實際上正是表現了民進黨的新自由主義特質，他擔憂如果未來「保費全額自付」，社會保險商品化現象恐怕會逐步擴張到台灣學生與勞工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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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誤判兩岸局勢 與區域一體化趨勢背道而馳

今年民進黨政府一連串的政策研議，包含「保防法」、「反滲透法」的出台，「中轉大陸必須報准」等政策，也引起「戒嚴時期的『人二室』復辟」，「加強國家管控」、塑造「保密防諜」氛圍等質疑，白色恐怖受難者團體也擔憂一個全新的「反共戒嚴體制」正在成形。

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副主席陳福裕表示，「保防法」和「反滲透法」的推動和倡議，反映的是民進黨的統治手法並未走出國民黨軍事戒嚴體制的陰影，也就是透過將中國大陸建構為強大的威脅和敵人，合理化對內整肅和統治的正當性。他指出，民進黨當年以自由主義為口實反對國民黨，如今卻走到它自己的對立面，顯示過去30年台灣的民主改革是失敗的，只體現了政黨輪替，而無實質的民主內涵。

對於「中轉大陸必須報准」的政策，陳福裕也相當不以為然，認為兩岸關係開放交流至今已30年，從冷戰時期的堅壁清野，到今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台灣有數十萬陸配，在大陸就業及就學的台灣人有200萬人，每年兩岸往來人次高達500萬，「規定中轉還要報備報准，不是非常荒謬嗎？」

陳福裕指出，蔡英文的兩岸政策有兩個重大誤判，一是仍停留在上世紀的冷戰對抗思維，企圖運用冷戰遺留的區域安全架構，在美日的軍事保護傘底下，實現和北京相對抗的格局。然而，當美日都積極投入到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這樣的區域一體化發展進程時，蔡英文卻還想維持冷戰區域安全架構，他認為這是不切實際且不符合台灣社會利益的。

陳福裕分析，蔡英文的第二個誤判是把兩岸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國家或民族內部的矛盾，外部化為集團對抗性的矛盾，「這是很危險的，很難有轉圜機制」。然而，最近浮現的美日和大陸合作開發、共同發展的趨勢，也使得蔡英文的戰略喪失依據，「她目前的焦慮也在於此」。

陳福裕直言，儘管蔡政府喊出新南向政策，但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兩岸問題，在大陸的支持底下，參與東南亞區域一體化，那麼新南向政策同樣也缺乏實在的依據和配套措施，只不過是執政者的「主觀願望」而已。陳福裕強調，在區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台灣沒有理由成為「唯一的例外」，而兩岸關係，確實是蔡政府必須繳交的答卷。

宏達電HTC剛剛發表配備側框感應（Edge Sense）功能的U11智慧型手機，引發市場話題，今日（5/20）熱鬧滾滾舉行「親子樂遊日」，然而桃園市電子產業工會與宏達電員工卻到場揭露：宏達電發表的新手機，是公司片面要求勞工「犧牲特休換廠休」所製造出來的「血汗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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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勞工能完全享有決定與利用休假日的自由，讓勞工能夠真的放得到特休，在上一次《勞基法》修法中，台灣參考日本《勞基法》的規定，新增「員工期日指定權」的制度，意思是說，原則上員工可以與資方表達在某個日期或時間內的休假意願；資方僅能在非常少數的特殊狀況中，強制要求勞工變更特休日期。雇主頂多只能「提醒」或「促請」勞工一同協商日期，但絕不能「代替」勞工決定放假時間。

然而，去年（2016）年底一例一休上路後，宏達電先是強迫勞工簽署「變更薪資結構」與「國定假日調移」兩份同意書（相關報導），後來甚至強迫員工請掉個人的特休，以作為「廠區休假」（簡稱廠休）。

桃園市電子業產業工會理事長趙健輝指出，上次兩份違法的同意書，經過工會抗議後，公司連忙舉行說明會進行澄清，這份「強迫同意書」也轉為不強迫員工填寫的「調查卷」。然而到了三、四月左右，為了營造新手機上市的股價行情，宏達電先是強迫正職勞工消耗個人累積的特休假，再額外聘雇大量派遣工，一方面減少人事成本支出、二方面還可以為新產品營造「缺工、趕貨」假象。對於不願意犧牲特休假當廠休的員工，宏達電則祭出「曠職」處分，讓員工不敢不從，被迫放棄休假以及休息時間的生活。

「好像整個人被買走一樣」

新竹到桃園一帶是台灣的科技之城，日夜不停工，生產著作為現代文明基礎的電子產品。高科技產業是富裕生活持續發展的象徵，吸引著拒絕青年貧窮、充滿夢想的青年世代。在宏達電服務四年多的廖小姐，就是在畢業後旋即進入「電子新貴」行列的一員，原先以為生活能就此安定下來，不料卻遭到奴隸般的對待。

在她所屬的HTC Vive（由宏達電所生產的VR虛擬實境裝置）部門，有不少人和她一樣是畢業即就業。廖小姐估計，在這個部門裡約有100到200人左右，「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不合理的廠休！」若照她的年資算起，廖小姐每年可以享有14天的特別休假，但光在四月淡季期間，就已經被公司用掉7天當作廠休，她自己真正利用到的只有3、4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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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達電安排廠休的節奏非常不固定，從工會出示的公司內部Line群組記錄來看，公司不但會預先決定廠休與工作的日期，決定也往往做得非常倉促。以廖小姐為例，今日公司臨時要求她加班，居然是昨天（5/19）下午3點左右才提出。

「連休假都不能自己排，這樣我怎麼出去休假、出國旅遊，或去經營私生活，或去看望父母，甚至是交男朋友、女朋友？」廖小姐激動地說：「我好像整個人被買走，整個人被賣給公司一樣！」在今天的記者會上，她也為了VR部門的其他同事發聲，「公司一次又一次剝奪我們的特休假，大家不要再私下討論，一起加入工會吧！」

工會入廠屢遭拒 資方不願出面協商

作為團結特定工廠、職業或產業的工會，為了爭取工人的集體勞動與經濟權益，法律上特別賦予「工會行動權」，讓工會可以具體發揮團結工人、集體行動對抗資方的能力。也因此，工會行動權——包含進入廠區，與勞工直接對話或宣傳的權利——就直接地與資方的財產權（包含支配土地、廠區、資產，甚至勞工的權利）發生衝突。

桃園市電子業產業工會今日原本的行動規劃，一方面是主張勞工排定特休日期的權益，另一方面則是趁著親子日向勞工與勞工家庭進行工會宣傳活動；當資方派出保全阻擋工會入廠時，因為入廠權與財產權的相互衝突，勞方與保全在公司門口僵持不下。

當工會以《工會法》主張要進入廠內時，保全連忙說「這是私人土地」，要「大家互相（體諒）」，並用身體築成人牆。工會一方雖然多次嘗試突破保全組成的防線，並質問保全「阻擋我們就是不當勞動行為，可以送裁決喔！」、「阻擋工會是資方指使的嗎？」但保全不置一詞，也不願再向公司上級回報。

在最後一波衝突發生時，保全甚至將主要進攻的工會理事長趙建輝用力拉到一旁。趙建輝雖向一旁的警察「求救」，認為保全的行為是「強制罪的現行犯」，然而警方從頭到尾只是在旁維持秩序，放由保全與工會雙方爭執。剛剛才下班的宏達電夜班員工與參加親子日的勞工家庭，從抗爭衝突的工會魚貫走過，工會則持續發放傳單，高呼「還我特休」、「不要廠休」。

今天（5/20）是蔡英文就職週年，回顧蔡英文就職百日時，「解決國道收費員關廠案」曾被蔡英文引為政績，但至今蔡政府卻仍未落實和國道收費員自救會簽訂的協議。收費員自救會上午動員百餘人再赴總統府前抗議，並在凱道噴下「履行協議」四個大字，要求蔡政府盡快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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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16）8月，政務委員林萬億、勞動部長郭芳煜出面和國道收費員自救會達成協議，事後被蔡英文引為就職百日的政績，但今年初卻傳出勞動部毀約，欲減少原協議的補貼人數及額度，促使自救會重啟抗爭。本週一（5/15）開始自救會發起新一波「舉牌、苦候」行動，在凱道舉牌抗爭至今已進入第六天，但蔡政府對自救會的訴求仍無任何回應。

自救會今日在凱道抗議時，不斷遭警方警告鄰近的北一女試場正在舉辦國中會考，自救會也特別降低聲量避免使用麥克風，一行人呼口號繞行凱道數圈後，突然在凱道的路口噴漆，留下「履行協議」四個大字。自救會會長孫秀鑾重申，蔡政府應如實履行當初的協議內容，「絕不接受任何補貼人數和額度的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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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工人與勞團完成了由南到北、歷時18天，訴求年金不能改惡的苦行活動後，今天（5/22）工鬥團體再度赴立法院前表達訴求，要求立法院立即將勞保年金改革草案退回行政院，並建立以稅收為基礎、不低於基本工資標準的年金基本保障，給勞工安定的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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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鬥團體表示，蔡英文執政剛屆滿一周年，過去對勞工做出的承諾如不砍七天假、長照不會市場化、開放聘僱外籍勞工的看護家庭申請喘息服務、解決國道收費員爭議、降低工會籌組門檻等，通通跳票，曾經對勞保年金做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承諾，更在目前的政院版勞保年金草案中完全看不出來。

在目前的政院版年金勞保草案中，請領基礎從原先的最高60個月擴大為最高180個月平均，已經導致勞工的請領金額下降，對於薪水幅度只達基本薪資、以最低級距投保者，工鬥團體估算，年金將由11,620降低為11,307，降幅（11%）遠高於長年以最高級距投保的勞工（降幅1%），批評此方案讓越弱勢的勞工越沒有保障，呼籲應該優先建立保障社會弱勢的年金制度，地板至少要符合勞工的基本工資21,009元。

勞工的訴求過去已一次次透過各種方式表達，然而官方的意見卻仍失焦。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執行長、政務委員林萬億針對基礎年金的部分提到，台灣已經有強制性的、與職業所得相關的社會保險，加上強制性的職業別退休金，因此，林萬億認為若要再推疊一套全民領8,000的國民基礎年金，「是否公平很有討論空間」，並再次強調此次改革將終結「不合理年金採計方案」例如18趴、所得替代率過高、提撥率嚴重不足、請領年齡太早...等。

針對林萬億的說法仍然執著於「砍」的部分，工鬥成員陳姳臻認為，林萬億並沒有回應到工鬥團體強調的「弱勢勞工勞保年金請領金額過低」的部分，只把焦點放在砍軍公教，以及年金的堆疊，陳姳臻強調，工鬥團體提出的訴求很單純，如果基本工資是維繫工人生存的最低門檻，老年退休後，請領金額不足者，就應該以稅收預算來加以補足，達到社會整體的分配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