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韋綸
離開香港,來法國留學已將近三年,我基本已適應法國這裡的生活,香港的事情離我已越來越遠。但在香港過去一個多月來發生的碼頭工人罷工,無法不牽動自己的情緒。畢竟自己曾在職工盟工作多年,這次不能與過去戰友並肩作戰,內心總覺有些虧欠。
左翼21的朋友希望我就碼頭工潮而針對職工盟的有關批評,寫文章回應一下。雖然又到學期末,正埋首於趕報告及準備考試之際,我還是答應下來。
這些對職工盟處理罷工的種種批評或指控,自己過去在職工盟工作時候亦會碰到。現在在網路世界有人又不斷挑來討論,因這次工潮有大量的青年學生參與,那還是值得把當中的一些問題,結合我過去的工作經驗,拿出來談談。
以下談談我要回應的一些批評意見:
消費者運動或「良心消費」的局限?
批評一:這次碼頭工潮,職工盟與左翼21及其他社會團體發起杯葛李嘉誠集團的消費者運動或「良心消費」存在局限。
這只是豎立一個稻草人來攻擊的技倆。我相信職工盟與左翼21的朋友,都不曾會對罷買李嘉誠集團旗下產品的消費者運動,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主戰場仍然是碼頭工人罷工癱瘓或阻礙資本運作的實際鬥爭。
這次碼頭工潮,爭取社會輿論支持罷工工人,亦是歷來罷工鬥爭的策略常識。罷買李嘉誠集團旗下的產品(或良心消費),亦只是其中之一的策略。還有更重要的利用社交網絡平台,透過大量的文字、影像記錄工作等進行廣泛宣傳動員,尤其是青年學生的貢獻。可以肯定說,從罷工基金的捐款數字和無數的捐贈物資,4千多市民的遊行聲援,已是最好說明這場罷工如何贏得廣大市民的支持,當中的宣傳策略功不可沒。
職工盟分裂工運?
批評二:職工盟在這次工潮,拒絕與工聯會和勞聯聯合一致提出統一的加薪幅度以及一致行動,實際是分裂工運。
這裡指控職工盟獨自提出加薪23%,遠高於工聯會與勞聯提出的12%,故意為勞資談判設下難以逾越的障礙。但這根本不能成立。碼頭工人在臉書建立的「碼頭的辛酸」群組上,已清楚說明這是他們工人自己討論後而提出的加薪幅度。
這種指控完全是捨本逐末。問題不在於三個工會聯會是否有一致的加薪訴求,大家代表的工人或有各自不同的訴求,這完全是正常現象。問題反而是當HIT及其所有外判商提出劃一加薪9.8%加獎金4千元為最終方案時,這亦達不到工聯會及勞聯所提出的12%方案,外判商甚至終止談判,那工聯會及勞聯又為什麼不動員他們的會員一同罷工?
再者,我認為工聯會和勞聯若果最終「企硬」自己提出的12%方案,也發動罷工;又或是他們即使不打算發動罷工,但口頭向資方作出會發動罷工的警告,迫使資方重返談判桌,不是立即無條件地接受方案。那麼,最終得到的方案有可能不會止於現時的9.8%。
我自己過去在職工盟負責巴士工會屬會的每年爭取加薪的勞資談判,工聯會屬會的加薪開價,有時甚至還高於職工盟巴士工會提出的方案。但每年最終結果,工聯會屬會一樣要接受(甚至先於職工盟屬會)資方的比自己原來方案更低的加幅,沒有採取工業行動。而資方(多是新創建集團)以已經與工聯會屬會達成加薪協議,以此迫使職工盟巴士工會屬會接受,職工盟的巴士工會屬會有些情況下惟有獨自發動工業行動,結果有輸有贏。
工會大「團結」?
批評三:職工盟應該盡量嘗試與工聯會在某些層面合作,而不應將之視為鐵板一塊的拒絕合作,他們當中也有同情工人而為工人爭取權益的幹部。
工聯會與職工盟的政治立場的不同取向,這裡毋須再花唇舌。我個人同意工聯會內有些基層幹部仍然重視工人的維權工作(他/她們本身也多是紅褲子出身)(編按:「紅褲子出身」指從基層做起),我過去在勞工處或勞資審裁處(編按:「勞審處」屬香港司法機構,專門受理勞工申訴的欠薪、資遣費等金錢糾紛。)場合,接觸到一些工聯會已退休的工會幹部,還義務協助工人。但是,他們上層的考慮卻不是從這角度出發,社會維穩同樣重要。當工人要找他們維權時候,若可以與老闆商討的便盡量在談判桌上或私下解決,這方法不成,便惟有叫工人去勞工處或勞審處向老闆追討權益,盡量避免組織工人採取集體抗爭行動。更多時候,工人都是先找工聯會後,發覺以上這些方法不行,才來找職工盟。職工盟當然不會排除與資方商討或訴諸法律程序,更重要是組織工人以集體力量進行維權。
又再舉一個例子,建造業判上判的制度,在建造業不景氣時候,導致經常出現欠薪問題。若果叫地盤工友去勞工處或勞審處追討,一般建築工友多數抗拒這種冗長的法律程序,希望有更快捷的辦法。職工盟會組織工人到建築工地抗議,向總承建商施壓代資工人欠薪首兩個月。當然有時也要看人數,若果人數少或要被迫去勞工處或勞審處,但若有幾十人,我當然會組織工人採取集體行動,到地盤工地向總承建商施壓。我曾在勞審處碰到一位較熟絡的工聯會退休老幹部,協助幾十人在勞審處聆訊,人數坐滿整個法庭,我看他非常辛苦地為工友準備文件,我問他既然你有那麼多工友,為什麼不先嘗試組織工友去地盤抗議拉橫額追討欠薪?他只能顧左右而言他﹗
今次碼頭工潮的起因,我估計是工聯會內部又一次的錯判形勢,低估工人的不滿情緒。情況類似2007年紮鐵工潮一樣,當時工聯會的紮鐵工會以為與紮鐵商會達成某個薪酬加幅便可了事,以為工人最終都會接受,就算不接受也做不出什麼來。怎知工人堅決不接受,向職工盟尋求協助。同樣今次碼頭工人罷工前夕,工人內部已傳聞工聯會私下已與HIT達成加薪5%的方案(可能先放風測試工人的反應),工人同樣不接受,最終找了職工盟。工聯會其後雖否認接受資方5%加幅,但承認沒有事先諮詢工人加薪的幅度。所以,工聯會既要維穩但又對工人維權作些姿態,過去的例子還不夠說明他們上層(可能本身與資方或管理層有千絲萬縷關係和最終要看「阿爺」指示)認為何者重要嗎?
工運升級為社運?
批評四:這次罷工未能取得更大成果,因職工盟沒有更進取地將它升級為一場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甚至進行提早佔領中環的預演。
這是個值得繼續討論的問題,我個人此刻還沒有定見。不過,我認為有時不宜將一場罷工過於浪漫化。如果要將罷工升級,甚至要對社會秩序構成一定衝擊,到頭來是否能如初期那樣獲得社會輿論支持?罷工工人若為此負上法律責任,是否會更快拖垮罷工?因為到頭來影響不單是工友本身,還有他/她們的家庭。
我過去負責建築地盤的欠薪問題,當工人要追討欠薪,封鎖地盤向總承建商施壓,多有機會與地盤保安甚至警察發生正面衝擊。而作為工會組織者,當中的位置如何拿捏,需要非常小心謹慎及保持冷靜,盡量避免工人在追討權益之中而招致官非。
所以,我也理解今次職工盟組織者若要再將罷工升級所顧慮的地方,以及避免授人話柄指責職工盟騎劫了罷工或以罷工工人作本錢。
不過,若果社會氣氛真的比起過去有明顯不同,是否可以有其他將罷工升級而又相對較少風險的選項,可由罷工工人民主地開放討論,共同商討。
話說回來,這次罷工在有些重要問題仍未解決底下,尤其高寶工友重新配對工作的問題,便宣佈復工。究竟是否還能撐久一些?當然我沒有親身參與,也不好說。
這場罷工雖然沒有爭取到理想結果,但考慮到要面對如此強大的對手,最終沒有被擊倒,也難再予苛責。而且,工人基本仍可以回到過去工作場地,保存實力,以後可以繼續組織其他沒有參與今次罷工和新入行的工人。450多人苦撐40多天的罷工,估計已令到HIT貨櫃吞吐量比去年同期下跌有雙位數字跌幅和損失達兩億元。HIT由最初拒絕承認及承擔外判商對待工人的責任,企圖將責任「外判」,到最終也還不是由它出面協調所有外判商統一加薪幅度。
罷工作為工人階級鬥爭的鍛鍊
最後,這場碼頭工人的罷工標誌工人階級開始進行有意識的階級鬥爭,因為資本家階級早已有意識地向工人階級作出鬥爭(長工時、外判化、工資結構嚴重不平等…),對其他行業的工人階級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也向社會大眾上演了一幕階級鬥爭教育的一課。
正如恩格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