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以《No Logo》（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等著作聞名於世的加拿大記者與反全球化運動倡議家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近年來積極關注氣候變遷與環境正義議題，最新著作《天翻地覆》（This Changes Everything :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的中譯本近期即將在台灣發行。
此時此刻，正當世界各國元首正齊聚巴黎召開號稱為「搶救地球的最後機會」的第21次氣候變遷會議（簡稱COP21），克萊恩也造訪了這個剛剛遭遇恐怖攻擊洗禮的城市，成為場外民間力量的一份子。在某活動現場，來自倫敦的人權運動工作者法蘭克‧巴拉特（Frank Barat）對克萊恩進行了一次專訪。訪談中，克萊恩除了提到COP21對場外示威者的鎮壓、場內協議前景堪慮等問題，特別也提綱切領地談論了氣候變遷與區域衝突、債務問題的關係，甚至直指氣候變遷是反撙節運動前所未有的最佳論據。
這段訪談最初在法國《安定器》（Ballast）雜誌網站發表了法文版，後來美國《雅各賓》（Jacboin）雜誌網站又刊出了英文版。《苦勞網》同時參酌了兩個版本進行中譯，希望能為讀者提供一些思考環境運動與世上其他追求正義的運動如何連結的線索。
我們正在巴黎，而我定居在布魯塞爾，兩個在過去幾週內最常被提及的城市。這兩個城市都處在政府所謂的「緊急狀態」中，人們的安全很顯然的是第一優先。法國與比利時政府都正在爭議是否要通過與美國的愛國者法案極為相似的法案。限縮的公民自由與擴張的監督，我們距離一種新型的「震撼主義」有多近？
這並不那麼「新」，而且我們就身在其中，不只是接近而已。眼前有些做法甚至要比九一一事件之後的狀況更糟糕。小布希（George W. Bush）當年並沒有像這樣禁示遊行和抗議，警力配置和各種管制的增加當然是有，但是「在城市中完全禁止示威遊行」——我印象中從來沒在北美看過。布魯塞爾近日遭遇的狀況實在很極端。
所以，我認為這是很熟悉的場景，利用危機和人們的恐懼強行端出執政者早已想要施行的管束手段，針對隱私，針對人們的行動，限制難民進入等等。這次是一個頗為經典的例子。
這次在巴黎舉行氣候高峰會期間，事態如此演變實際上向我們展露了宣示危機的主觀性。我們在此談論的是一場人性的存在危機，但它從來沒有被菁英們當成危機來處理。他們做了無數場完美的演說，但是他們並沒有改變法律，用一種非常赤祼的方式展現他們的雙重標準。
以安全之名，他們幾乎什麼事情也做得出來；然而，以人類安全之名、以保護地球上的生命之名，他們只有淘淘不絕的口水卻不向汙染者祭出嚴厲的規範。甚至是談判本身，他們也並不想要合法的約束。因此，我們實際上在開倒車。《京都議定書》具有合法的約束力，但如今我們的方向卻更多仰賴志願性的、無意義的以及非規範性的手段。
為什麼一份氣候協議會是我們追求和平的最大冀望？
首先，最簡單的原因即是氣候變遷已經導致了紛爭，人們對於化石燃料的追尋即是其一。以中東地區為例，我們對於化石燃料的飢渴正是非法戰爭的主要推手。「如果伊拉克的主要出口品是蘆筍，你認為它還會被入侵嗎?」大概不會吧。伊拉克的石油，正是西方世界想要掠奪的戰利品、想要將它導入全球市場的東西。這就是錢尼（Dick Cheney）的企圖，毫無懸念。
如此一來便撼動了整個地區的情勢，尤其這裡本來就因為早先的石油戰爭、政變和對於獨裁政權的支持而不太安定。這裡也是面對氣候變遷最為脆弱的地區之一。若是我們持續現今的排放軌跡，大部分的中東地區將會變得不適人類生存。敘利亞經歷了史上最糟糕的一場乾旱，結果情勢迅速上升至爆發內戰。氣候變遷便是導致該國政局不安定的因子之一。
若是沒有針對氣候採取強硬的行動，和平是無望的。我之所以投身這項議題便是因為體認到，如果我們要認真看待氣候變遷，就必須要求財富、機會和科技的重分配。
我在最近一本著作中，引用了玻利維亞貿易與氣候談判代表納納瓦蘿（Angelica Navarro）在論及氣候變遷如何導致我們需要一項「地球環境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 for planet）時的一席話：對於自然資源被系統性掠奪的國家來說，諸如玻利維亞和那些受到氣候變遷影響至深而正在前線上奮戰的國家，他們需要的是糾正過去的錯誤——財富的移轉和世界的倒置，這是我認為讓世界更為和平的先決條件。
你如何告訴人們：「要扭轉局勢，我們必須摧毀資本主義? 」我認為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很難想像的一種改變。
在加拿大，我們試圖將論述集中於同一個出發點：氣遷變遷已向我們下了最後通諜。我們不只是「必須改變」，而且是必須「現在就開始改變」。如果我們不盡可能在2020年行動，那麼絕對會太遲了。嚴肅面對氣遷變遷，此舉會將健康照護、教育、原住民權與平等議題帶往什麼方向？難民權又會受到什麼影響呢？
我們的團隊舉辦了一場號召60位運動組織核心工作者的會議，並且起草了一份以「跳躍」（leap）為名的文件。我們非常希望能藉此找到解決方案。在加拿大，我們認為解決問題的最佳途逕就是著手去幹，團結起來一起行動。
要想集結這60個團體並不容易，因為每個人都在為一些迫切的問題奮戰中。如果你是一位反貧窮或爭取難民權的運動人士，你通常就沒有多餘的時間去處理其他議題。然而，當氣候變遷也是你的問題源頭之一，當它變成你繼續戰鬥的工具之一，當它使你找到新的結盟夥伴時，人們就有餘裕去想：「喔，沒錯，這的確是很有希望的，這不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
我們做了幾件事。首先，我們組織了一場名為「工作、正義、氣候行動」（Jobs. Justice. Climate Action.）的集會。這不是關於理論的練習，而是實際的反思我們該如何組織起來：我們要如何跟工會的人討論氣候議題，而且能夠真正引起他們的共鳴? 我們要如何和那些正在捍衛諸如居住、公共交通等基本權益的人們對話？氣候變遷對「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又意味了什麼？我們要以什麼方式傳達什麼訊息？那次活動很有教育效果，所以非常有用。接著，我們起草並宣示了《跳躍宣言》（the Leap Manifesto）。它並不完美也不是很充足，但它是一個開始。
眼見歐洲的反撙節運動和環境氣候運動之間似乎完全沒有對話，頗為令我吃驚。希臘的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突然在這個星期談起了氣候變遷，這可是從他掌權以來我第一次聽見。但你會發現：氣候變遷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反撙節最佳論據。
如果你要和德國談判，這個政府聲稱嚴肅看待氣候變遷，並且也推出了一些最具野心的能源政策，那麼你為何不在每一場會議中都談到氣候變遷，並且強調撙節是不可行的，因為在面對一場關乎人性的重大危機當前，我們必須採取行動了？
然而，我們幾乎從未聽到希臘的「激進左派聯盟」（Syriza）和西班牙的左翼政黨「我們可以」（Podemos）談起氣候變遷。幾個月前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行的封鎖占領行動（Blockupy）中，我參與了一場完全沒有討論氣候變遷的會議。但是當我提出氣候變遷與其他運動之間的關聯時，人們當下就瞭解了，這是很具體的概念。
如果我們的論述只停留在經濟危機的範疇內，政府當然會截斷它們對於再生能源的支持，它們當然會提高公共運輸的費率，它們當然會像比利時那樣將鐵路系統私有化，它們當然會說我們必須繼續挖石油和天然氣，以便從債務的泥淖中爬出來。
然而，這些問題都是習習相關的呀！那麼為何它們會看起來如此遙不相及，不奇怪嗎？我一點也不認為這些是很難站得腳的論據，只是氣候變遷議題已經被打造得如此官僚化、建制化，以致人們不敢去討論它，有點像是國際貿易過去的狀況。每當我們一開始討論自由貿易協定，因為它實在有太多科層問題，總使得人們以為自己得具備國際法的學位才能理解它。這整個體系的設計就是為了讓社會大眾不想去討論它，不想去參與。 然而，人們總是設法開始教育自己，並且找到談論它的方式，開始理解它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原先所理解的事物。人們意識到自己有權利去參與這場對話。
我認為這正是為何關於氣候變遷，人們會害怕誤解這門科學。你會發現有三個層次的科層語言：科學界、政策面和聯合國的語言。它們都是很難去了解的，尤其聯合國所使用的措詞更是一場惡夢。只要看看COP21的議程表吧！那是以無人能懂的語言所寫成的。上述種種，都是為什麼即便氣候與撙節之間的連結如此明顯，仍舊無人為之的原因之一。
我大部分時間在巴勒斯坦工作，但在那裡幾乎沒有人在關注氣候變遷和撙節議題……
在巴勒斯坦人們想必也很清楚，水是許多爭端議題的主要驅動因素。而水的珍稀性，正是這個地區最清楚的氣候變遷影響之一。氣候變遷是一個加速因子。如果你原本已經面臨了某個問題，氣候變遷會使之惡化。
看看卡崔娜風災後的紐奧良吧。如果你有的是逾矩的警察和司法體系，如果你有的是崩壞的公共硬體建設，然後你又遇上了氣候變遷，那麼你面臨的是再糟糕不過的境地了。這些情勢開始失控，你會看到自衛隊在街頭槍殺黑人——所有的一切都變得瘋狂了，不是嗎?
我認為這是了解氣候變遷如何在中東地區造成影響的最佳途逕，不論有什麼地方出錯了，都更將惡化。這就是為何「要體系變遷，不要氣候變遷」（system change not climate change）不只是一個口號，因為我們的體系在很多層次上都出了問題，而氣候變遷使之更加惡化。
科學家說氣候變遷會加劇問題。颶風已將靠近，但是氣候變遷害得它進一步長成超級颶風。乾旱已將發生，但氣候變遷害得它變成史上最糟的乾旱。它是一個加速因子。如果社會上已經存在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和不平等，那麼氣候變候會將你推向最迫切的情勢。
先前你提到國際貿易，目前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的談判正在秘密進行中，但很顯然的並不是所有人都參與其中。正如近日英國《衛報》（Guardian）的揭露，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已經取得了保密文件，而且開始撰寫能源篇章。此一事實能告訴我們多少關於這個世界以及我們自以為的民主體制之真實面？
這正是我們在COP21所見的狀況，不是嗎？跨國企業總是能介入談判程序，例如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法國，你所見到的確是最佳範例：撙節與企業對於氣候之影響的交會。
雖然歐蘭德政府聲稱它們沒有足夠的經費自力舉辦這次全球氣候變遷會議，因此他們得邀請許多企業贊助，例如蘇伊士（Suez）集團與其他大型核能企業。關於氣候變遷，這些企業有自己的點子和議程，也就是所謂的「COP21解方」（Solutions COP21）：基改種子．私用水、核能源、離岸風力發電……各式各樣跨國企業對於氣候變遷所提出來的解決方案！
相較之下，這一次，公民社會可以發聲的空間——由人們所提出的細部解決方案，諸如社區支配的可再生能源、能源合作社、農業生態系統——卻被大大限縮了。
這不只是群眾喪失或被剝奪發聲空間的問題，而是一種避免企業提出的假象解答與公民社會提出的實際解答之間起衝突的手段。而這場衝突的一方已經被完全噤聲，並且被阻止鬥爭。
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執行秘書長菲格蕾斯（Christiana Figueres）最近在《衛報》中寫道：「針對氣候變遷展開行動的政治已經來臨」以及「我們將會把巴黎視作這個世紀為迎向一個更光明之未來的轉捩點」。她是否在誇大其詞呢？這是否可作為一種向決策者施壓的手段？你是否同意她的說法？
[大笑] 我認為她相信氣候變遷存在，而且她正在盡力做到最好。我們看到一些嚴肅的承諾，但是我認為在當前（容許全球氣溫上升的）目標值已放寬到三個攝氏度的悲慘程度下，若要說我們正在通往一個更光明之未來的轉角，並不是很合理。
甚至，各國政府還正在竭力讓那些可笑的目標不必受到法的規範。這是與「進展」完全背道而馳的狀況——我們正在開倒車。《京都議定書》已具備法律的約束力，但我們卻正在往不受規範的方向努力。在哥本哈根時，我們定下的目標值是兩個攝氏度，這已經是太高的水平了，而今日我們竟然還要提高到三個攝氏度。這是基本的物理定律，這不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