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4到2015年，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步鬆綁，從「只生一個好」到「全面施行二孩」政策，「育兒」的社會資源配置似乎成為了二孩政策能否有效落地的關鍵。但問題是，八零年代市場化以來，原先由國有企業所主要承擔的育兒等社會職能，早已在那一輪的國企改革中被剝除，現有的市場和國家提供的育兒資源似乎難以滿足現實需求，而重新為企業配置這些社會職能，似乎又在專業化、用人機制、以及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所承擔的職責上遇到了瓶頸。
而這幾十年的市場化實踐，加速了人們的競爭焦慮，市場所難以滿足的社會性服務職能，在為企業減負的同時，卻增加了職工的日常負擔，這些也讓人們懷念那個「生老病死有保障」的社會主義年代。今天筆者不妨借助回憶童年被教養的方式，用一個孩子的眼光，來看看那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育兒福利，對孩子來說意味著什麼。
國家養育的社會背景
筆者出生於七零年代末上海郊區的某個城鎮，當時的孩子六歲上小學（國家施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之前三到六歲時上的是政府教育機構主辦的公辦幼兒園，再小，則一般有三種撫養方式：一是傳統的家庭撫養，因為當時中國城市女性就業率比較高，因此，傳統家庭撫養基本上由祖輩撫養為主的，但要知道，那時候中國人結婚早，生孩子也早，也就是說，很多祖輩在子女有了孩子的時候，自己年紀不大有的也還在上班，所以對城市家庭來說，幼托是常見的1。
除了少部分親戚、朋友、鄰居的協助看護或者聯合寄放給某一個家庭看護（往往是這家有成年女性日常在家不用上班）之外，一般來說，幼托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在住家附近的里弄（也就是現在來說的街道或社區）辦的幼托班，一種是由父母帶到所在企業的幼托班。當然，這兩種基本上全部都是國營機構（那時候除了國家所有制就是集體所有制，所以不是國家的就是集體的）。而這類機構的主要優點就是「方便」和「近」。
比如，筆者在剛出生不久的兩歲以前應該就是在我爺爺奶奶家附近的里弄幼托機構撫養，我依稀還有的印象就是，這個機構離家非常近，而送去和接回的時間並不固定，家裡大人什麼時候有空就送進去，下午早點接回來也是有的；機構比較簡陋，可能有十來個小孩子在一個班，有一到兩位阿姨看著，幾乎不提供飲食，所以常常是午飯就接回家來了，下午有時候就不去了——也就是個臨時照顧機構吧。
那時候我父母是在城市郊區的大中型國有企業上班，而爺爺奶奶則在城市中心居住，所以我父母也就是一周回來看我們一次。這種里弄的托幼機構對奶奶來說也是有意義的，她是從解放前的家庭婦女到解放後被職業化的第一代婦女，她在街道里弄組成的婦女生產服務社從事簡單的手工勞動，工資雖然不高，工作時間也相對靈活，但對只上過3年學的她而言，無異意味著「自己可以養活自己了」，而如果她是家庭主婦，或者沒有這樣的機構，那照料孫輩的任務一定會由她主要負責。
直到現在，她都說：要不是那時堅持要去做這份收入不高的工作，我現在哪有養老金？——好，這裡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就是：
解放後一直到70年代末，城市婦女勞動力被逐漸釋放，原有的家庭婦女走向工作崗位，那麼誰來帶孩子？
於是國有撫育機構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樣的撫育機構對很多家庭而言，解決了後顧之憂。重要的是，這部分費用幾乎非常低——托幼費本身就可以在職工所在國有企業報銷一部分的，和孩子的醫療費一樣。當然，因為企業也是國有企業，所以雖然是企業報銷，對工人而言，就是國家幫你養了。
到了我2歲之後，我父母受了一點現代教育理念，認為孩子還是在父母身邊比較好（當時除了擔心老人太過嬌寵而不好好教育我之外，還有就是擔心孩子從小不在父母身邊長大會和父母不親），所以我就被帶回父母身邊，放到了我父母所在國有企業辦的托幼機構中。
我父母是一家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普通工人，和其他有小孩的雙職工一樣，為了照顧孩子方便，他們倆開始輪換做三班倒，就是一天早班一天晚班，這樣可以騰出中間的時間差來處理家庭事務，包括接送孩子——這在國有企業大機器不停運作的當年，三班倒非常常見，但孩子小的家庭雙職工特別願意這樣倒班，就是為了能有更多的時間和孩子相處。不過，即便不倒班，接送孩子也是方便的，就是早上跟著父母一起去，晚上跟著父母一起回來。
那時候大中型國有企業（我父母所在的企業最大時有2000名員工）都有這樣的托幼機構，而托幼機構的工作人員，也同樣是這個企業的正式員工，他們和其他員工一樣按照不同的崗位拿工資，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可以順利退休拿養老金，他們實際上就是我父母的同事2。設在企業內的幼托班，實際上對職工是很方便的，有些比我小的孩子，他們的母親可以在上班間歇去給他們餵奶，我的父母也會在間歇的時候來看我，對孩子來說，雖然和父母工作的實際場所是分開的，但心理距離很近。
這裡要談到很重要的是，當時的國有企業承擔著非常多的社會職能，幼托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要實現幼托這類職能，別的相應職能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企業供應飯食的食堂；企業提供理髮洗澡的基本生活服務；企業給遠距離職工提供免費上下班的班車；企業給未婚（尚未獲得住房分配）的員工提供集體宿舍；企業提供簡單的醫療服務...等等。這些不但是基本生活配套，更重要的是，在社會資源匱乏的年代（國有化消除了大量的原本由民間提供的社會資源），給員工提供了心理保障，給作為「主人」的「工人階級」在現實勞動和生活中能夠體會到具體的優越性。
國有企業的社會配置，對年輕的工人來說是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的。我母親解釋當時為什麼那麼多人希望中學畢業去國有企業，除了國有企業工人的那份象徵政治身份的榮光，更重要的吸引力在於：自由的集體生活。
對我母親這樣一個底下有著一大群弟弟妹妹的長姐而言，遠離城市家庭，來到郊區企業，過上集體生活，就意味著每天可以少做很多家務，少挨父母的訓斥，意味著不需要和父母及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在小小的十幾平方的小房子里，而有自己的一張床，當蚊帳拉下的時候，就有一個自己獨立自由的空間；意味著長大成人「自己可以養活自己」還可以幫上弟妹；而工廠無所不包的生活福利，讓他們感覺到方便，以及被企業所重視、關愛。
這些都是作為企業工人所能享受的福利，也是工人階級的榮耀在企業政策中的具體落實和體現。比如，在劃分領導級別的同時，保證一線工人的工資待遇比二線保障類員工要高（也就是我父母作為一線產業工人，要比那些企業食堂的、托幼機構的、車輛管理的、管洗澡水的...等等後勤工作的工人工作要高，也更有地位），保證一線工人所獲得晉升、入黨、培訓以及獲得榮譽的機會也同樣比二線員工要高。我父親說，甚至一些有經驗的老工人在廠裡具有的話語權和尊重，是一般「領導幹部」也難以企及的，當時整個社會氛圍鼓勵並支持工人的崗位立功——這些都構成了工人對「領導階級」這一身份的認同。
熟人社會讓粗放的育兒方式成為可能
當然，我們扯回托幼的經驗中去看，和現在比起來，當時企業及其他國家主辦的托幼機構肯定談不上精細化撫育，基本上起的是臨時看護的作用。那時整體的育兒經驗比現在粗放很多，對父母而言，讓孩子在托幼機構主要能吃飽、穿暖，孩子有人照看，是最重要的，在不用擔心食品安全的年代，母乳、配給制供應的牛奶、奶粉、米湯，肉湯，都是給孩子增加營養的好食物，當然不需要給孩子餵進口奶粉。而重要的是，這些照料者和孩子的父母之間實際上是同事，機構又是企業主辦，孩子的父母之間也是同事，所以這一層的熟人關係，增進了彼此很多的信任。
儘管我父母這一代和他們的父母相比，已經開始重視兒童的健康、衛生以及早期教育。這也是建國後的全社會掃盲、以及普及衛生知識，改變農村風貌（整體上的移風易俗、告別舊社會）所打下的基礎，但整體育兒觀還是比較傳統的。比如，那時還是信奉「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和尚未被消費主義佔領的社會氛圍，以及主流意識形態所倡導的艱苦樸素生活觀念有很強的關係，當然，也和之前社會主義運動中，將有「錢」歸為剝削階級的簡單劃分有關。
這樣的育兒觀實際上與現在的「兒童優先」是大相徑庭的：工人階級的孩子受到的教育是有國家意識的，也並不主張張揚個性，孩子是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後備，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成人化的歷練。所以，家長本身並不太在乎孩子受到挫折，更不會因此苛責照料者——反正我小時候在托兒所奔跑摔跤，和小朋友打架撕破臉，是常有的事，需要有心理準備的不是回家給父母告狀，而是可能迎來的是新的一頓責罰。
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後來市場化使得一部分家庭逐漸富裕起來，原先「貧窮」的光榮感不再，這些也逐步改變了家長的育兒觀，所以，相較於我父母那一代的成長，我這代的孩子也還是越來越金貴，以至於80年代有一陣非常焦慮的社會討論，就是獨生子女是「小太陽」：吃不起苦、被寵溺、自私自大。可以說，中國孩童教育中的個性化的自我意識發覺以及個人主義化，是伴隨著八零年代改革開放以及獨生子女政策所逐步開始的。
當時相對粗放的理念也影響著托幼機構，在那裡，教育職責幾乎不存在，也沒有嚴格的「專業化」要求。能否體罰，是我小時候就開始興起的育兒理念之爭，不過，相對傳統的教育理念還是佔了上風，認為「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父母認為，托幼機構的同事有時候教訓一下自己的孩子也是「為他好」（估計那些專職照料者也是這麼認為的），所以我小時候在托幼機構眼見一些頑劣的孩子被照料者罰站壁腳、訓斥、用尺子打手心、「敲木魚」（就是敲打腦門兒）、關小黑屋等等也是非常常見的，不過倒是從未見不讓吃飯、不讓上廁所、打耳光或者甚至更加暴力傷害的舉動——可見，實際上那時候的托幼機構雖然沒有系統的課程性教育培訓，但是基於樸素的育兒理念以及管理上的方便（示眾），照料者會給予孩子一些行為約束和責罰是比較普遍的，而這些實際上也是孩子通常在家裡會受到的責罰。
集體化生活下的彌散的性啓蒙
有意思的是，在那樣的托幼機構以及集體化的生活環境中，「性」意識的啓蒙機會幾乎無處不在。比如，我記得3歲之後，就在父母所居住的城鎮上的一家教育系統所辦的正規幼兒園接受照料，那裡有了一點初步的教育，會教孩子做操、唱歌、念兒歌、畫畫，等等。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們的教室一分為二，外面是大家日常活動的地方，裡面是一個不分男女的廁所，一般情況下，照料者會根據一定的時間安排孩子排隊集體輪流上廁所。因此，在那裡，我親眼目睹了小夥伴們上廁所的樣子，也因為有些孩子自己不會穿褲子需要老師幫忙，而在別人面前袒露了自己的下身。
這種情況很自然，沒有羞恥和迴避，男孩女孩一起上廁所，在那時的成人照料者看來，孩子是「無性」的，沒有任何問題。基於此，甚至一些女老師自己在裡面上廁所也並不避著孩子。因此，我們也就有機會見識到了女老師白花花的大屁股，對孩子來說，這幾乎成了背後調侃老師的一個最好的話題：「那個女老師屁股好大好白！哈哈哈哈！」老師在孩子心目中的權威形象在被見到半面屁股的一瞬間是崩塌的，議論老師的屁股，這幾乎是幼兒園期間最大的刺激性快樂了。
性的彌散在企業的托兒機構同樣有。幼兒園是有寒暑假的，雖然寒暑假也有縮短時間的托幼服務，但是這對於很多日常工作的父母來說已經不太方便了，而且孩子比較少。這時候，我父母所在的國有企業就有臨時托兒機構：向陽園（取名大概是向著紅太陽的意思）。這樣的機構和早先的幼兒托幼機構管理上是相似的，而且完全是根據自己企業員工的孩子的實際情況開辦，大小孩子都在一起，是混合的。那樣的托幼機構簡直是孩子的天堂，不僅照料者管得很鬆，而且比一個人關在家裡有趣多了，因為有好多同齡人可以一起玩啊！（誰說獨生子女的寒暑假是寂寞的？！）而中午可以和父母一起混食堂吃飯，下午還可以和父母一起混企業的澡堂子。
在那樣的男生女生，大孩子小孩子混同的臨時照看機構裡，男孩女孩一起午睡是肯定的，相互直接的肢體接觸、打鬧也是常有的，而大一點孩子之間的性探索自然也會發生。比如那時候開始開放一些港台或者國外的電視劇，於是孩子們之間就模仿接吻，我也親眼見過男孩之間一邊睡覺一邊相互摸雞雞。這些事情的發生對照料者或者父母而言應該是始料未及的吧，但實際上在沒有長者干預的情況下，孩子們過的很愉快。
因為企業照料機構的寬鬆，寒暑假有時也會跟著父母混食堂、混車間、混澡堂子，這更是讓孩子早早地接觸了成人世界。在毫無性教育理念的那一代父母心裡，孩子是「無性」的，所以他們雖然對孩子迴避性這個問題，但他們遇到這類問題時也不會刻意擺出諱莫如深或者如臨大敵的態度來。
我小時在我父母的車間亂跑的時候，除了見識了大機器的轟鳴，用工業垃圾做玩具，見識到工人和領導之間的吵架罵娘，也自然撞見過青年工人男女在牆角邊上偷偷壁咚；也撞到過車間主任沒事去大吊車上找女工嗑瓜子聊天；在大食堂和工人師傅一起吃飯，更是見過工人阿姨拍工人叔叔的屁股；而在集體浴室里，更是我第一次見到那麼多成年女人的裸體，見到帶血衛生紙、衛生帶、見到胸罩……這些情況既然如此真實，我當然不客氣的要問我媽，比如為什麼你們下身會長毛而我沒有？為什麼那個阿姨會抽出帶血的衛生紙？為什麼你的乳房小那個阿姨的大？等等。媽媽會視心情好壞答我一兩句，但這些好奇和探索，結結實實成為我童年重要的思考。
社會主義文化實踐的國家育兒
無論如何，社會主義時代的國家育兒雖然很粗放，但實際上有著整個社會資源配套模式作為支撐，更在國有企業的國家職能、職工的社會地位方面有著深度意義。國有企業雖然有著較為嚴格的勞動紀律，但職工權益當然不需要勞動法來保障——統治階級需要法律來保障自己的權益嗎？企業內部雖然有著層級管理，但工人的主人姿態，使得他們能夠偷懶、和勞動紀律打擦邊球，但又保有勞動的動力。
後來改革中所說的國有企業「毫無活力」，是基於人性在競爭的狀態下才能激發動力，而在那時的國有企業中，工匠精神和實實在在有現實可循的工人階級的安穩感，是保證產品質量和效率，以及勞動動力的重要源泉。而國家育兒的一系列配套，國有企業是主要承擔者，也許犧牲了市場競爭的動力，但卻孕育了國家企業文化的獨特魅力。
這些社會主義時期對後代的粗放育兒實踐，看起來不專業、不精細，甚至太過粗糙，但卻依舊值得懷念，因為這構成了我們真實的，而不是想像中的社會主義實踐，而粗糙本身，也是工人階級充滿鋼鐵香味的人情和質樸。因此，在筆者看來，這一整套社會主義時期的國家育兒實踐，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文化實踐的重要部分，在今天，我們難以回去的，不僅僅是沒有人、專業要求的不同、企業職能與定位，更是三十年的市場化早已改變了我們作為階級主體的身份認同以及生活理念，我們對兒童照料的近乎變態的精細化焦慮，讓我們不再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一個照料者，而這，正是私有化的情感政治。
【國際勞動婦女節專題】托育勞動與婚姻家庭
- 專題介紹
- 系列一〈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機器，一直不斷在運轉〉
- 系列二〈都不加薪了還給托育？托育普及的難題〉
- 系列三〈回不去的托育想像：國家育兒的社會主義實踐〉（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