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台北的「粉紅國族刑虐：從巴勒斯坦的恆久佔領看帝國主義與性別粉飾」座談1，現場坐滿了陌生面孔的年輕學生，事後又有各種迴響，讓我覺得有必要草就一篇文章來激發年輕人進一步的興趣與思考。我的主題是：
當全球霸權演變為文明現代國家應該包容吸納「性」（同性戀等）的時刻，第三世界酷兒性運反而要超越「性」而聚焦於全球霸權及其知識生產。
何謂粉飾，如何粉飾
「Pinkwash」 在我們寫《民困愁城》（2012）時被譯為「粉味漂白」，主要是因為此字來自「whitewash」，意思就是「漂白（洗白）」（記憶中，我印象深刻的漂白例子是多年前曾經涉及爭議的企業捐錢給勵馨基金會而獲得公益形象）。現在「pinkwashing」則被稱為「粉紅清洗」，或者妙譯為「粉飾」（洪凌譯）。「粉飾」主要指以色列的國家公關活動輸出以色列的「同志友善」形象，將自身的「文明進步（同志人權）」與巴勒斯坦（及中東國家）的「野蠻落後（歧視同志）」對比，從而「漂白」了以色列的國家恐怖主義殺戮，以及對巴勒斯坦的佔領與經濟壓迫。（座談中陳逸婷詳盡介紹了「粉飾」，周世瑀則對巴以情況有深入說明，但也指出當前支援巴勒斯坦運動之「抵制、撤資、制裁」策略的不足、忽略了階級因素等等。此外，台灣的「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這些年來持續地以行動聲援巴勒斯坦。）以色列的粉飾活動，根據性別人權協會王蘋的回憶，甚至也曾提供台灣同性戀團體前往以色列免費旅遊，事後還有出版旅遊攻略專書，將以色列粉飾為同志友善旅遊地2。
這些年來，美國亦襲取了類同的粉飾策略，積極地輸出文化產品（電影電視）、新聞傳播、話語學術、NGO經費、人員網路、外交政策、互聯網資訊──特別是有關「同性婚姻」、「伊斯蘭迫害同性戀」這些主題；美國某種程度帶動了一些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也跟隨美國和以色列的粉飾政治。這些粉飾政治不但針對特定的伊斯蘭恐怖組織或國家（「特定」是因為並不針對約旦、沙特或沙烏地阿拉伯、東土耳其斯坦組織、敘利亞反對派等），也同時針對地緣政治上美國的不友好國家，鼓動其國內同性戀積極加入反政府陣線。
粉飾是有民意支持的國家策略。許多同志群體覺得應該不要支持打壓同志的伊斯蘭國家，而是支持像以色列這樣的同志友善國家，乃是因為以同性戀權益或同志平權為優先考量（因而可以否定或擱置別人的權益），這種「自利」考慮看似理所當然，然而同志卻沒想到：其他身分群體也可以從「我們的權益第一優先」來否定或擱置同志權益。或許同志們會高調認定同志平權乃普世人權，因而優先，可是別的群體也可以採取同樣的高調姿態，故而，只從人權高調出發的「我第一優先」最終是自我否定的，因為原本要求權益的道德正當性乃是建立在非自利的考量上3。
說到底，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美國入侵中東國家，這些不正當行徑和中東國家的同志不友善能有什麼關係呢？沒有什麼關係。有人家暴，不因此就能粉飾你去搶劫他的犯罪。
粉飾之所以得到民意支持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在國際與國內媒體、各種網路資訊中早就充斥著去脈絡化或誇大的伊斯蘭恐同報導（有些則是西方國家在冷戰時期即開始的資訊作戰和「軟實力」或「靈巧力」4表現），這使得同志群體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構中一點一滴地偏向反伊斯蘭；右派的資訊網絡則更以謠言謊言來動員仇恨厭惡等情緒，哺育其偏執堅信的群眾5。這個現象終究會以其他方式對世界產生不利影響（例如美國總統選舉中出現的川普風潮）。
對於西方粉飾政治的批判通常來自各地特定情境下的反帝反殖酷兒，連結到各地特殊的政治處境（例如印度酷兒會注意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迫害，或者上述台北座談中洪凌對台灣LGBT情境的評論），對抗各地內部的諸種壓迫，包括對抗美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本土代理。不過，批判粉飾政治的特殊各地也有一些共通的處境──例如亞洲非洲的文化傳統原本並不如西方基督教的嚴厲恐同（恐懼同性戀），反而是相當寬容的，但是在西化浪潮下、在殖民主義的傳教影響下，以及英國之國內反肛交法被勒令通行於殖民地後（香港應該記憶猶新），由於英國殖民地曾遍佈全世界，故而全球地改變了殖民地對同性戀的態度。亞洲非洲從西方傳教士詬病的「野蠻落後象徵」之遍地戀童肛交，被改造成今日刻板印象的「非西方文化的性保守、恐同」6。
由此更清楚的顯示：「粉飾」固然是個重要的國際政治議題或當前帝國主義策略，但是仍需要對此策略或趨勢的理論化說明，從而使各個特殊社會的反帝殖酷兒對西方統治階層所推動的「主流現代化」能採取更普遍的視角。在美國或西方，與粉飾直接相關的「同志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就在扮演這個理論角色。
西方的「粉視／粉飾」與同志國族主義
西方的反粉飾的行動或運動時常與同志國族主義相提並論。Jasbir Puar在她2007書中提出「同志國族主義」後便經常討論其與粉飾之關係。看得出來，Puar不滿兩者的混為一談，這不只是理論與策略的不同，而是Puar對西方酷兒思路有所反思與（自我）批評。下面我要來解釋這一點，特別是因為我與台社一些朋友近年來也提出類似的思路。
反粉飾的運動中有諸如「Pinkwatching Israel」這樣的組織，其名稱應該是仿效「Human Rights Watch」（人權觀察）這些西方自由派的主流組織；Maya Mikdashi與Puar與等人則將某類反粉飾運動稱為「Pinkwatching」（我姑且稱為「粉視」）並且批評粉視和粉飾這看似對立的兩者在話語預設方面有著千絲萬縷之關連。究竟頗多酷兒參與的「粉視」，和主流同志不太反對的「粉飾」共享了什麼前提、有著什麼樣的同謀？其實，「理論家」要批評這些實際行動者（反粉飾的粉視者）7的思路，在於突出粉視與粉飾都同樣地在同志國族主義話語內操作。那麼到底什麼是同志國族主義？
「同志國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如何對待同性戀，將決定該國家的獨立自主與國際地位是否能被尊重（重要的定義看三遍）8。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同志國族主義繼續建立了冷戰迄今的西方人權外交話語。當然，對於長期浸淫在西方自由主義網羅中、缺乏反帝反殖第三世界視野的人而言，大概會全心擁抱同志國族主義以及「國際人權」範式。為此，我多說幾句關於粉視與粉飾共享話語的問題，再回到同志國族主義的理論面。
粉視與粉飾說到底都有西方文明開化使命，只是在性／別方面，從「白種男性拯救有色人種女性，免於有色人種男性的父權壓迫」轉進到「白種同性戀拯救有色人種同性戀，免於有色人種異性戀的恐同壓迫」。「恐同」在此是全球無分別的固定描述，不論那個地區的傳統文化或社會形態是什麼，都可以從「同志平權文明進步」這個位置很方便地穿越去指控。
恐同的全球化正如同性戀的全球化，有個「國際同性戀（酷兒）」存在於泰國旅遊、各地健身房、A&F等消費主義中，且盛讚同性婚姻。無論教科書怎麼說「同性戀是建構的」，但是在「同性戀全球化」裡建構出來的，卻是普世（全球）同性戀彷彿自然天生──重點是：
全球各地同性戀現在都應該接受西方所持續建構的現代（國際）同性戀嗎？非西方世界在現代同性戀之前的各種同性的性／別只有考據的意義嗎？全球的同性性／別都應該要繼續被「同性戀化」（由此衍生出異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嗎？都要繼續透過西方生產的同性戀理論來解釋與同化各地現實？這樣一種「世界是平的」的新自由主義單一現代性又是為了誰的利益？9
「粉視」聚焦在「性權」或「同志平權」──這些自由主義的權利話語在過去的特定脈絡中是很有用的，特別是當自由主義者（忙著爭取政治權利與權力、與主流集團共治）對於當時道德可疑的性議題忽視與不支援時，性權運動為言論自由、法治（批判惡法、扭曲濫用法條）、人身隱私、醫療人權、工作權等等鬥爭時，就便利地採用了在資本自由主義社會中能夠有發言位置的權利與人權話語，但是同時也必須訴諸國家與國際來實現這些權利──這就是問題之所在！（何以如此？這和後冷戰的社運範式以及流行的西方性理論有關）。然而，在當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西方輸出文明進步主義來重新殖民化各地和遏制中國崛起、以圖霸權永固的背景下，「粉視」這樣訴諸國家與國際保障之LGBT權利或性權話語便被整編或組裝至同志國族主義內。
回到粉飾問題，從「粉飾」得以可能的形成條件來考察，就會發現幾種（異質的）力量、話語或結構被「組裝」起來，才使得「粉飾」能實現或產生效果，像冷戰結束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要求「世界是平的」，好讓文化（資訊、新聞、話語、學術、影像、情緒、意識形態、美學等）與物質（商品、人員、組織、金融、模型、互聯網、身體等）能暢行無阻、自由流通，但是這卻是個長期向不平等交換傾斜的市場，且有著政治支配的效果。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部份地解釋了西方近年向全球推行的文明進步主義（例如多元文化、同性婚姻、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婦幼保護等）──因為有利於統一規格化的物質與文化之全球流通，但是經濟因素也不能完全解釋對於「普世價值」的情感投注與固著，不能完全解釋「人權」範式的氾濫。
國際地緣政治（中國崛起、美蘇新冷戰）、國家治理的變化（與公民社會協同治理、公民資格的包容和排斥、生命政治）、規訓（產生秩序）與控制（管制失序）用來維持常規、文明衝突（恐懼伊斯蘭、疑懼中國）、粉紅經濟（跨國企業的同志友善以及同志旅遊與消費）──這些彼此未必有內在關係的趨力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都一起被「組裝」起來形成「同志國族主義」，其表現之一便是「粉飾」。因此同志國族主義與粉飾不是同一層次，兩者不能混為一談，這基本是Puar的觀點。
總之，同志國族主義並不是身分，和粉飾不同，就像使用這個詞的Puar所說，只是個「分析工具」，因此不是哪些人是同志國族主義，更不是激進酷兒就能免於同志國族主義。同志國族主義說的是：「有資格被尊重主權的現代文明國家是同性戀平權的（或未來還會說是跨性別平權的等等）」，因此同性戀國族主義的「同性戀」也不一定專門只指著同性戀，還可以包括跨性別（但恐怕無法包含BDSM痛快戀），或者抽象的說：同志國族主義的「同志」其實就是「性」。同志國族主義是西方現代性（西方現代國家形態與治理）的新階段，也就是「性」（同性戀常規）被加入了分析現代國家與跨國關係的形構，所以同志國族主義也未必一定要將焦點放在同性戀（焦點更應該是國際政治與國家治理等），更不是只關乎同性戀──但是同運或性少數運動無法逃避地必須面對這樣的新形構，反帝反殖等左派更是如此。
對Puar而言，同志國族主義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上層建築，不是經濟、政治或文化的單一邏輯產物（從Deleuze來的「組裝assemblage」是一種反馬克思或反本質的概念，被組裝的各部份彼此都只是外部關係），而是把前面所提到的許多異質的趨力組裝起來的現代性形態，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新階段，是一次歷史性地轉折：「性」滲入了國族－跨國的現代性，所以也可以稱為「性國族主義」。在此，所有的現代論者10都認為：就像之前的性別現代性（男女平等）是不可逆轉的、是建構現代國族的，同性戀國族主義也是一樣。追究其源，Puar認為西方的遷佔殖民者向來有將「殖民暴力」與「保護婦幼」相連結的歷史（屠殺土著、印第安人、有色人種…以拯救有色人種婦幼），如今保護的對象則轉移到同性戀（同志雖然不是弱者，但是已經積極地展開愛滋醫療與社工監護下的自我管理、以粉紅經濟促進整體經濟、以同婚成家來彌補非生殖的不足，可說是「更生人群」了）。
總之，西方由於保護或包容同性戀而有文明進步的自我感覺──然而，如果我們是文明開化、現代進步的良善，那麼誰是不文明現代的邪惡呢？此時，西方便對比著穆斯林這個異己他者，西方的同志國族主義用仇視、歧視與恐懼異族的方式來看待異己他者（亦即，將異己「種族主義化」），而產生同仇敵愾的國族團結。由於包容同性戀的西方現代性無法逆轉，故而西方的同性戀國族主義無法逃脫（Puar說美國的激進酷兒同樣地無法逃脫、不可能站在同志國族主義的對立面，因為西方激進酷兒無法逃脫西方的現代性，但是Puar說或可抵抗與改寫同志國族主義）。總之，美國的同志國族主義可能終將擴散到其他親西方的現代性國家，同時這個過程需要種族主義化的異己他者。台灣未必已經安放好同志國族主義這樣的現代性，但是台灣已經不缺乏種族主義化的異己他者，也就是中國人。
我不是說台灣已經從台灣國族主義進入台灣同志國族主義，或者能無縫接軌地用西方這套「同志國族主義」理論來解釋台灣，台灣以及亞洲狀態不同於美國西方，也不能與中東、非洲、拉美立即混同。雖然藉助於像同志國族主義與粉飾這些概念來觀察台灣、比較台灣與以色列…，仍然是有意義的，畢竟在冷戰時期，台灣與以色列、南非是第三世界進步人民眼中頗為不齒的三個美帝卵翼下的鷹犬（當然台灣只能是小犬的資格），這是過去留學海外接觸第三世界反帝學生時都能體會到的。
不過，面對與體驗台灣的現實歷史轉折時，我自己是以「道德進步主義」來指稱類似Puar的同志國族主義11，我之所以用「道德進步主義」這樣的分析工具，乃是因為除了粉飾（粉味漂白）現象之外，還有綠色漂白、動物漂白…，後者漂白的主體也不一定是國家，而可能是其他主體（如企業）。而且道德進步主義不只是自由派獨有的，激進派也分享了其中元素（就像馬克思主義分享了自由主義諸多西方現代性所願景的普世價值）。追究到底，我認為是因為台灣的激進派沒有西方左派與自由派之現代性知識範式以外的理論（這是讓我思考「中國作為理論」的動機）12。最後我就簡短地結語在這個問題上。
結語
在這股同志國族主義與粉飾／粉視之紛紛擾擾爭議背後，可以看到兩個趨勢。第一，西方的有色人種學者、或有色人種酷兒（「有色人種」主要指西方的少數族裔，但也包括與西方來往密切的非西方人）發聲高亢，其理論資源是跨國女性主義、後殖民、批判種族理論等，現實資源則是西方社會少數族裔的處境，以及通常是英文作為學術流通語言的前殖民地社會。這些有色人種學者與酷兒的發聲姿態之政治正確有時會讓一些白人學者很不以為然，2011年阿姆斯特丹的「性國族主義」會議可為代表；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白人若僅僅擺出激進酷兒姿態的「我們需要更多的性變態」，確實成為問題，特別是當此激進姿態很簡單地看待伊斯蘭的恐同現象。
第二，Puar所強調的：西方的左派或激進酷兒並不因為反主流化同運（自由派同運），便能夠自外於同志國族主義這樣的現代性新形構，社運的激進派與左派過去都必然牽連在當前西方國家的文明現代性之內。類似這樣的平行觀點，在台灣是趙剛做出了最詳盡的在地分析；趙剛在即將出版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三月號（2016），對於台社過去的兩條路線（公民社會話語與邊緣社會運動）如何牽連在當前全球－台灣的霸權（知識與文化）結構中做出批判性的分析，雖然他的脈絡看似與這裡討論的不同，而且我不同意他對兩條路線之脈絡與作用的等量觀之，但是我認為他點出了台灣新左派的知識生產如何內在於西方範式的問題。
同志國族主義是個根據美國現實以及西方現代性所做的理論分析，這對於全球各地之歷史現實是否為較好的分析架構？
在缺乏其他競爭範式之理論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在一開頭說：當全球霸權演變為文明現代國家應該包容吸納「性」（同性戀等）的時刻，酷兒性運則要超越「性」而聚焦於全球霸權及其知識生產。在全球的性／別知識生產方面，過去非西方世界的性／別學術幾乎都處於和西方性／別學術「單線聯繫」，也就是非西方的甲國提供現實例證，並使用美國或歐洲的性／別理論來解釋，卻不會參照非西方的乙、丙、丁等國，也幾乎沒有非西方的性／別理論來解釋非西方與西方的社會現實；這種單線聯繫的學術分工與代工是全球知識生產的中心－邊緣之不平等結構。在美國的學術界，不論白人或少數族裔學者，都必然受限於全球知識生產的中心位置，無法獨力提供非歐洲中心論的性／別知識範式之架構或理論，像Joseph Massad這類學者大約是極限例子了。
至於全球知識生產的邊緣與半邊緣位置當然亦有其限制，也同樣受限於共通語言（英文）之媒介。但是從這些（半）邊緣位置而來的知識生產隨著全球政治衝突升高、或者脫勾（delink）的策略，則有越來越無法被整編到中心的趨勢。這大約是我上面提到各地有色人種（包括中國人）學者與學術逐漸出現類同思考的背景與前行方向。
- 1.全部座談整理後會公佈網路或出版。
- 2.有關這場座談現場的事後報導，以及相關閱讀和介紹，可以在這個網頁找到。座談的主要資訊如下：主持人：何春蕤（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與談人：Sarah Schulman（美國史坦頓島學院特聘教授）、周世瑀（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洪凌（世新大學性別所助理教授）、陳逸婷（苦勞網記者）、翻譯：何春蕤、黃道明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座談說明（洪凌起草）：在這場座談會裡，猶太裔酷兒學者Sarah Schulman將從美國的愛滋生命刑談起，論證當前細膩緻密多軌道的帝國部署是如何沿用同性戀與性少數的活生生處境，踐行多層次[命]的治理技術。長期研究巴勒斯坦、反帝反殖、酷兒抵抗等議題的在地與談人，將從台灣渴望得到帝國認證的粉紅政治為論題，進而分析何以在這個島嶼內，同性戀國族主義成為民族主義取消階級的有效利器，從而使得二十世紀中業以來的雙戰結構更緊密牢固地鑲嵌於東亞的虛妄民主進步性。（全部座談整理後會公佈網路或出版）
- 3.在大家都是優先的情況下，往往會出現去脈絡化的「交織」空話，就是說各種壓迫都交織在一起，無分優先。這種出現在文化及話語場域的交織說法，本身並不是真正階級、族群、國族、性／別等等的物質交織，所以是以文化認可來置換物質因素，同時，這種交織說法也沒有實際地分析各種壓迫的處境和彼此真實的影響關係，故而，最多也只能是某些團體策略性的提法。
- 4.靈巧力的題法可以參看Randall Williams〈靈巧力、人權與國際法：後布希年代美帝國主義的新包裝〉一文。
- 5.例如，宣稱土耳其新通過可蘭經法律允許親生父親對年滿9歲的女兒性侵之類。這種disinformation（未必全部造假，而是以提供資訊的方式來掩蓋真實有價值的資訊）在港台的資訊世界與媒體中有關伊斯蘭與中國的建構也非常常見。
- 6.易言之，東方世界所寬容的同性肛交行為曾被早期西方現代認為是傳統落後或淫亂（包括中東一夫多妻風俗的「後宮」淫亂），由此反襯出基督教文明的道德；於是在第一波性別現代化的婦女平等浪潮中，同性戀與賣淫皆成為文明開化的祭牲。但是由於西方性道德本身的轉變，文明開化的使命（消滅蓄妾、小腳、男色等惡習）也有了新的解釋與轉變，西方的「新的性道德」反而將東方從「淫亂」描述為性保守與恐同。
- 7.「理論家」批評「實際行動者」──這總是個複雜問題，很少能平心靜氣地來談。但是因此而避免批評，則會造成雙方的損失。但是理論與實踐有適當距離，不遠離也不親近，大概是這個時代最適當與需要的。
- 8.如果是我，我可能不會稱為「同志國族主義」，而是「當前文明現代國家的性構成條件」，這是西方國家現代性從「人民主權」（通常就隱含著「（性別）人民主權」）轉折到「（性）人民主權」的表現。
- 9. 世界還不是平的，雖然推土機不斷開動，全球國際酷兒是否也加入推土機的行列？如何面對非西方現代的、非個人主義的、非世俗的、貧窮被壓迫的群體？對於這類的問題我們應該要超越「後殖民」這些尚不脫西方中心的論述，真正地扎根在第三世界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反帝反殖的現實鬥爭中。
- 10.現代論者有別於傳統主義者，現代論者就是主張全球歷史在這五百年進入了史無前例的現代階段（亦即，不是每個歷史時期相對於之前都是「現代」），而且現代意味著無法復古地與過去傳統斷裂，不再逆轉或往復，太陽底下將永遠不斷地更新。
- 11. 2015在台灣的BDSM研討會與在北京人大的講學中，我提出由於西方的文明進步主義之影響，台灣原本「道德進步主義／保守主義」合流的「新道德主義」發生了分裂，道德進步主義成為佔優勢的主流，這是否無可逆轉（進步主義假設現代進步是無法逆轉的），猶待更長時段的觀察。
- 12.我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6三月號寫了篇介紹文章〈中國作為理論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