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兩週年了，我們之後要面對甚麼？
那場發生在2014年3月23日、24日的政院血腥鎮壓，在兩年後，我們小組成員與當時受傷的當事人，加上「賤民解放區」與「再拒劇團」的夥伴支援，透過環境劇場等述說形式，在昨日（3/23）籌劃了兩週年晚會。在晚會過後，做為調查小組的主要成員之一，我想對於如何面對兩年前的政院事件，提出一些個人的觀察與想法。
關於傷痕
兩年前的政院事件，造就了許多國家暴力下的受傷者，來自各行各業，遠超過一般「運動網絡」所能想像的範圍，從美容師、司機、貨物工人、水餃店員工、百貨公司櫃姐、幫派小弟、調酒師……各種位置均有。但是，即使在「數量」上存在這樣多的傷者，這些「傷害」本身卻不會成為公共記憶。所謂的「公共性」，必須通過一次次的行動、書寫、界定，才決定了「關於傷害的經驗」本身的公共價值。
因此，如果找尋方法，持續的把潛在的傷者、失語者邀請出來，通過相互連結，使得個人因為「傷」而無法面對、克服的狀態，通過相互理解而訴說，並成為集體思考與記憶的基礎，是面對「傷痕」的重要任務。
我的觀察是，這兩年的訴說，仍然存在許多的「小圈子」，當時核心參與者的圈子、廣義運動網絡中人的圈子。然後，許多因為當天的動員模式，捲入了大量對運動、傷害，沒有太多往昔經驗與集體資源的個人，仍成為兩年來訴說中的「飛地」，沉默而空缺。必須克服這樣的困境。
關於事件
兩年前對政院事件「真相」的界定，先粗略的劃分成三個範圍：如何發生、如何鎮壓、傷者狀況。關於傷者整體情形，是訪調小組開始最優先進行，目前已累積了數以百計的訪談，雖然從眾人目擊來看，這仍是當天受傷群眾的一部分，但已能初步釐清樣貌，未來我們也會持續紀錄其他傷者的經驗。
然而對於政院事件如何發生、如何鎮壓。前者近日內將有較完整的報告呈現。至於第二部份，即「如何鎮壓」的問題，目前能做到的是對「政院現場」鎮壓過程的時序、方法、傷害程度的調查，結合口述與大量影像資料分析，也許是近年來較大規模鎮壓中，少數有初步整理、歸納資訊的個案。
但是，關於警政系統上曾受何指示？如何決策？為何當日採取激烈手段？屬於必然或偶然下促成的結果？無論就短時段的單一事件，或更長時段的分析（之前與之後，包括與2014年隔月428鎮壓驅離忠孝西路反核抗爭等事件的關聯），目前我們的進展仍相當有限。這仍受限於警政署等機關不願將相關資料公開，未來若有進一步發展，勢必能在此事上有所進展。
關於路徑
這兩年前，面對政院暴力事件，除了輿論討論，幾乎所有的戰場，都限縮在「司法」的層次上，無論是「民告官」、「官告民」都是如此。乃至於事件當事者的說與不說，一定程度上，都受到「法律考量」的影響，而限縮了及時認識與思考的空間。
但是，政院事件已經兩年了，我們必須思考的尖銳問題是：面對323、324，我們能做的，是不是只剩下「告官」一途？期望「國家的左手打國家的右手」？
當然，這種「從上往下」的解決，當然是一條可能、重要的道路。
但，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從兩年前的暴力中，重新而深刻的認識「國家」與「國家暴力」的性質？即使國家事後「道歉」了、事後「補償」了，但在 下一次的「當下」，他有沒有可能又幹下類似的事情？若是這樣，人民下一次如何面對？有沒有辦法更深刻的自覺？有沒有「從下往上」自我組織的辦法？若此，思想、方法、各方面的準備，該是甚麼？
限縮一點的問題是：兩週年了，如果我們突然穿越時空，重回323、324那晚的政院現場，我們真的知道要怎麼辦了嗎？用不同方式應變，結果可能不一樣嗎？如果思考到最後，還是「沒辦法」，那更根本的問題是甚麼？會不會是我們對「運動」與「國家機器」的想像出了問題？
這件事情，兩年後留給我們的遺產，不該只是蒼白薄弱的「譴責國家暴力」、「誰誰誰要負歷史責任」等口號。如果不能從失敗中，重新找尋把民眾組織起來的方法，認真思考運動層次該面對的考題，進行一些必要的「認識論斷裂」，兩年過去了，那天的流血，也因為我們事後的思考停滯，或用純粹的感性取代思辯、或把問題歸結於特定規畫者的罪惡，使得一切犧牲白費，變成毫無所獲的事情。
關於方法
這次的調查工作、到兩週年的晚會，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幾乎由兩年前的傷者與「素人」為主體。
這個小組的開端，是從2014年的324後，於325的青島東路上開展。從3月25日到4月10日之間，我們每天嘗試的工作，就是鼓勵參與者去街上認識以前不認識，也是你感覺平時最不可能搭話，直覺上「社會距離」相對遙遠的參與者。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暫時擱置對議題的討論，而是先在散離分殊的群眾間建立連結。然後，從這個基礎上，大概於3月底，我提出了想利用大家的力量，找尋323、324的傷者，給與協助、支持、並進行口述歷史的工作。
2014年的5、6月間，我們第一次接觸司法戰線，與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接觸。我們的任務，主要是協助「自訴者」的官司，但方法上還是有一些新的嘗試。我們從5、6月開始，先從民間募集大量的當天影像，接著又有各種管道提供，共計400Ｇ以上的影像資料。我們通過口述，對鎮壓現場進行分區重建，然後將影像中的所有線索編碼，比方「警察拳腳毆人＝Ｃ１；警察盾牌剁人＝Ｃ２；警察警棍打人＝Ｃ３；警察妨礙醫療＝Ｃ８….」，按照時序，將畫面分成九宮格，將所有畫面中鎮壓的線索編碼起來。然後，我們讓傷者按照分門別類後的影像，找到當天的「物證」，甚至重新串起萍水相逢的身旁的參與者，成為「人證」。
當然，這樣作的用意，還是配合司法訴訟的戰線，而這條戰線必然面臨我在（Ｂ）的路徑中談到的問題。但，即使如此，我認為在方法上，這次的嘗試還是開闢了各行各業的素樸行動者，如何團結起來面對國家暴力的一次實驗。這次編碼系統的引入，主要仰賴幾位生態研究者、出版社編輯、研究生的摸索。編碼系統，竟然是引自生態研究中分析動物影像記錄的方法。
而2014到2016年，因為配合訴訟而必須的低調，小組成員一直有意識的避免在媒體曝光，因此也鮮少對外說明活動的狀況。2015年324一週年時，我們邀請了過百位傷者，舉行了一個非公開的聚會，當時大家面對第一個「週年」的狀況，許多傷者還在不斷面對、安置、壓抑國家暴力帶來的衝擊（當然，兩年後，這樣的狀態也還在）。但是到了2016年兩週年時，經過一些討論，我覺得一些傷者比較準備好面對此事，因此我們才打算籌辦這次兩週年的晚會，並且對外公開活動。
所以，在晚會的籌畫上，我們有相當比例的規畫者，正是2014年政院事件中受傷的當事人。然後，所幸得到「賤民解放區」中一些熱心朋友的支援，我們接觸到以前不熟悉的環境劇場。就我自己的觀察，這是種提供了許多非戲劇專業，或不見得有高度文化資本或熟悉「邏輯說理」的人民，依舊可以通過戲劇方法的形式，將真實的生命經驗有力量的說出來的實踐型態。
昨夜晚會結束後，我與一位上台分享的傷者於深夜閒聊。他表示，昨天在現場，他經歷了一些自己很難訴說的東西，感覺到某些力量，通過劇場的型態，他可以把這兩年來無法訴說，放在心中深刻的、迴避的、無法面對、覺得荒謬或可笑的經驗，緩緩的訴說出來。而昨天參與分享的三位當事者告訴我，公開訴說過後，覺得自己往前跨了一步，克服了兩年來無法克服的一些門檻。
我想說的是，從調查小組成立、這兩年的司法援助、到2016年兩週年晚會的籌辦，我們確實在跌跌撞撞中摸索一種方法，不是靠論述譴責國家暴力、不是開記者會聲援傷者，還是通過一些組織的方法，嘗試把對事件有所感、有所傷的素人與傷者們，結合在一起，通過「從下往上」的方式回應國家暴力的方案。這些方案，絕對不是浩瀚的可能性中的唯一方案，也一定有方法可以比這兩年的路走得更好。但我要說的是──這些方法，我們必須從一次次的國家鎮壓與濫訴中，摸索，尋找出來。
最後，回到小組在兩週年後的方向，我希望一方面我們可以「特殊的」看待323、324的政院血腥鎮壓，尋找一個個落單、未訴說的經驗，把這些經驗通過不斷聆聽、理解、詮釋、爭辯，逐步的「公共化」，真正從「現象」變成集體、具有公共性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可以「不特殊的」看待323、324的 政院血腥鎮壓，使更多傷者或有所感的人，認真思考兩年前的那一晚，絕不是各種抗爭者遇到現場暴力、事後濫訴的唯一個案。
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怎麼面對與思考「國家暴力」？我們要的是怎樣的「進步圖像」？要國家的左手懲罰右手可以解決問題嗎？亦或是根本上，我們要尋找更多方法，在思想與心態上重新武裝自己，並 且找尋方法把更多有所感的人民「從下往上」的組織起來？
這也是我們小組，在四、五月將會舉動的活動方向，懇請各位一起加入，讓323、324當晚的犧牲，真正生出積極而集體的花朵 ──如果我們只談「歷史責任」、只有「事後」的譴責與聲討，其實就放棄了對下一次「當下」怎麼做的根本思索，把鬥爭中最重要的位置，再次渡讓給擁有優勢暴力的國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