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走出去」，怎麼走了？
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還是投資的主要接收國與輸出國。近年來，中國還倡議啟動了一系列旨在重塑世界經濟格局的國際合作機制。所有這些動向都引發國外廣泛關注中國「走出去」的性質和影響：中國的這種「走出去」是不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內在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又是什麼？中國「走出去」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何影響？
現存國外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批判中國的「走出去」，認為中國的對外經貿擴張從兩個方面損害了世界發展：其一，中國的出口擠壓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空間；其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削弱了世界範圍的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與這個論點密切相關的，是一個論點更加根本的判斷，即是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格局基本上已經是新自由主義化了。
要應對上述這些觀點，既需要實證分析，也需要理論澄清。下文的實證分析表明：其一，所謂「擠壓論」有一定的現實根據，但其原因不在於中國，不在於中國的經貿擴張；其二，所謂「削弱論」並沒有現實根據，因為中國經貿擴張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生產率的持續提升，而非對勞工的（超）剝削。
外貿大膨脹的特徵
從2009年起，中國（因為數據一致性考慮，本文僅指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2014年，中國佔世界出口總額的12%，而美國、日本和德國分別佔9%、4%和8%。2014年，就進出口總額而言，中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世界的份額分別是11%、11%、4%和7%。如果將經由香港地區進行的間接貿易計算在內，則中國佔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提升為14%，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提升為13%（數據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和亞洲發展銀行《亞洲太平洋地區關鍵指標》）。這些數字無不顯示出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中國的國際貿易有三個特徵值得關注：
其一是貿易增長。世紀之交以來，中國的出口和進口都展現出加速增長的態勢。從表1（如下）的數據可推算，1980至2000年間中國出口的年均增長率為14.0%，進口年均增長率為12.9%；2000至2014年間，出口的年均增長率躍升至17.4%，進口年均增長率躍升至16.7%。2014年的貿易順差額為3820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當年GDP的3.7%。該比值於2015年進一步上升為5.4%，在世界主要貿易體中，只有中國有這樣的表現。
其二是貿易平衡。除了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前十年裡有持續的貿易赤字之外，中國自1990年代初以來一直保持巨額的貿易順差。即便在2005至2014年期間，人民幣對主要貿易夥伴國家的貨幣持續和快速升值的情況下，中國依然保持了可觀的貿易順差。根據世界清算銀行的數據，在2005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間，中國的名義有效匯率升值46%，實際有效匯率（以消費價格指數計算）則升值54%。
其三是出口和進口結構。工業製品出口比其他種類出口品的擴張速度快得多，工業製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從1980年的50%上升為2014年的95%。相比之下，工業製品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只是微弱增長，從65%上升為67%。「機械與運輸設備」貿易項下的出口增長最快，其出口額佔總出口額的比重從1980年的5%上升為2014年的46%。該貿易項的出口對進口的比率從1980年的0.16上升為2014年的1.48。在各個製造業行業中，「機械與運輸設備」不能歸類為勞動密集型部門，因為在整個改革開放時代，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與製造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基本上都是持平。
從世界範圍看，這三個國際貿易特徵幾乎為中國所獨有。這些特徵意味著，中國的國際貿易擴張，特別是世紀之交以來的大膨脹，既無法用匯率操縱來解釋，也無法簡單地歸結為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生產率增長和產業升級可能是遠比這兩個因素重要的驅動力量。
與對世界貿易總量擴張相伴隨的另一個現象，是圖1所示的，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增長更加顯著。在2000至2014年期間，中國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即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經濟體）貿易額的年均增長率為23%，相比之下中國與發達經濟體（高收入經濟體）貿易額的年均增長率只有15%。不僅如此，中國對發達經濟體一直是貿易順差，對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則一直為貿易逆差。中國從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大量進口初級產品導致了這種貿易不均衡的局面。
與此同時，正如圖2所示，在2000至2014年期間，中國的國際貿易條件（即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的比率）持續惡化，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條件總體上而言則大為改善。在1998至2013年期間，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大幅降低32%，同期發達經濟體總體的價格貿易條件只略微降低6%，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部發展中經濟體的價格貿易條件則大幅提高了35%。
中國躍升為主要的對外投資國
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接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而從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加快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從幾乎是從零躍升為世界主要輸出國之一，對外直接投資金額至近年已經與接收外商直接投資持平甚至超過了。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230億美元，佔世界輸出總量的9.1%，位列美國和香港地區之後，居世界第三。而位列第二的香港地區，所輸出的直接投資，其實相當大的比重也是由內地企業在香港的分公司進行的。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三個特徵值得關注：
其一是地緣分佈。迄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流向發展中世界，雖則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在近年增長加速的趨勢。在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中有79%流向發展中經濟體（另外有1.3%流向轉型經濟體）；同年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中，有84%位於發展中經濟體。
其二是行業分佈。迄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而言集中於為貿易服務的領域，也即商業服務、批發零售和金融，2014年這三個行業加起來佔到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64%。
不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佈在各大洲之間有很大差異。在亞洲，排名前四位的行業是商業服務（40.1%）、批發零售（13.5%）、金融（13.5%）、建築（12.4%）。在非洲，排名前四位的行業是建築（24.7%）、採掘（24.5%）、金融（16.4%）、製造（13.6%）。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排名前四位的行業是商業服務（57.0%）、金融（18.3%）、批發零售（8.0%）、採掘（5.1%）（數據來源於中國商務部《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年鑑》）。
可以發現，中國在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直接投資主要與貿易有關，而在非洲則呈現出典型的「以基礎設施建設換取資源」的特點。
其三是投資主體分佈。迄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主要是國有企業。在2008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70%來自國有企業，該比例於2013年末下降至55%，到2014年末繼續保持這個比例，剩下的45%中又有31%來自國有企業控股或參股的有限責任公司。
國企在這方面起主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企與私企之間的分工：國企規模較大，利潤導向較弱，投資和經營行為相當大程度上是涉及支持國家戰略，國企的「走出去」為接下來私企進入市場打下基礎。
總括而言，中國在發展中世界的直接投資，迄今主要還是為國際貿易服務的，而國際貿易主要是以工業製品換取初級產品。這個格局不僅是見之於中國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同樣是貫徹於在非洲的直接投資，只是後者表現為「以基礎設施建設換取資源」而已。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性，隨著基礎設施的落成，非洲在近年還愈來愈有變成中國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工業轉移的目的地的趨勢，這又導致中國與非洲之間部分地開始形成勞資關係。
「擠壓論」的觀點與現實
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出口的快速擴張，究竟有什麼世界範圍的意義，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這引發了國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擠壓論」的焦點是：中國產品是否在國際市場上、甚至在它們的內部市場上替代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是否其他發展中國家本來可以有推進工業化的空間，卻因為中國的「走出去」而失去了？
現有的國外研究文獻，對上述的一個或兩個問題基本上都是作出肯定回答。這些文獻，包括有關中國工業製品出口在亞洲國家、在撒哈拉以南地區、在拉丁美洲的替代效應的研究，都是對特定區域、國家和行業的案例研究，也確實找到廣泛證據支持他們的肯定性回答。
然而，在總量層面，正如圖3所示，在1999年到2014年期間，中國之外的發展中經濟體的工業製品出口在全世界的份額事實上是增長的，從1999年的11.5%上升到2014年的14.5%。考慮到中國之外的東亞經濟體在該時段內的工業製品出口份額基本沒有變化，這些增長的份額主要是來自東亞之外的發展中經濟體。
在生產領域，製造業附加值的佔比也體現出類似的趨勢：正如圖4所示，在1999年到2013年期間，中國之外的發展中經濟體的製造業附加值在全世界的份額從11%上升到16.2%，中國之外的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份額從2.2%上升到3.9%。因此，儘管現存的案例研究都觀察到中國出口擴張有阻礙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推進工業化的跡象，但是總量層面的考察並沒有發現中國出口擴張有這樣絕對意義上的擠出或替代效應。
那麼相對意義上的替代效應呢？中國是否在相對意義上擠壓了其他發展中世界的工業化發展空間？有關研究文獻往往指出，因為來自中國工業製品出口的激烈競爭，以及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雙邊貿易的結構特性，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逐漸轉變為專門生產和出口初級商品。
這些文獻還注意到，中國的工業製品出口在全世界的份額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在1999至2014年期間，中國的份額增長了12個百分點，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份額只增長了3個百分點。製造業附加值方面的佔比增長差異更加顯著。在1999至2013年間，中國的製造業附加值在全世界的份額增長了20.3個百分點，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則增長了6.2個百分點（其中中國之外的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增長了1.7個百分點）。
鑑於上述增長差異，是否可以問，假如沒有「中國因素」，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工業化空間真的就會更大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分析中國工業製品出口增長迅速、以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製造業出口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有理由相信，主要原因是在生產性投資方面的差異。1999至2013年間，中國的資本形成佔世界總量的比重提升了18.5個百分點，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這個比重只提升了6.6個百分點（其中中國之外的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提升了2.4個百分點）。這樣，一方面是在工業製品出口和製造業生產增加值上中國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顯著差異，另一方是兩者在生產性投資上的顯著差異，這兩方面孰為因果？可以判斷，在投資是因不是果的限度內，出口和生產上的表現差異，大有可能是與所謂中國擠壓無關。
從表2（如上）可見，2000年至2014年期間，中國的資本形成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比重是43%，東亞之外的發展中世界的平均比重是24%（而中國之外的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比重是27%）。與過去幾十年的資本形成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對照，中國是大幅度攀升了，而除東亞之外的發展中世界變化不大。因此，無論就國際比較還是就歷史比較而言，中國之外的其他發展中經濟體，顯然都是受到生產性投資不足的困擾。
那麼，是否有可能現實是因果倒轉，即，工業製品出口和製造業生產增加值的表現差異其實是因，而投資表現差異其實是果？上文引述的「初級化」論與這個問題直接相關。「初級化」論認為，正是因為中國因素，使得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被鎖定在出口初級產品的低端貿易格局上。如何回應這個判斷？
概念上，從產出表現到投資表現的因果鏈條，可以通過兩個途徑實現：一是因為經濟剩餘外流導致投資能力不足，另一是因為投資誘因不足導致並沒有外流的經濟剩餘沒有被用於促進工業化。在發展研究文獻中，「初級化」壓抑工業化的經典事例，是所謂「舊國際分工（或殖民主義國際分工）」的國際貿易格局，其中落後經濟體主要是生產和出口初級商品，以換取從發達經濟體進口的工業製品。
「中國因素」——即面臨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帶來的競爭壓力、與中國的雙邊貿易、接收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等等——顯然並未導致經濟剩餘從其他發展中國家流向中國。因為前面對中國「走出去」的總體描述已經指出，與中國出口增長相伴隨的是，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國際貿易條件其實是持續改善。
以安哥拉和巴西為例，一個是非洲、另一個是拉丁美洲向中國出口大宗初級商品以換取工業製品的典型，在2000至2013年間，安哥拉的價格貿易條件提高了158%，巴西的價格貿易條件提高了26%，而同期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卻下降了25%。
顯然，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工業製品出口和工業化表現不佳，主要是誘因問題，即是它們存在著深遠的政治經濟問題，阻礙了它們把從與中國的雙邊貿易中所獲取的收入有效地投資於工業化。
欠缺根據的「削弱論」
中國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在生產性投資方面的顯著差異，也可以作為證據，反駁上文所述的「削弱論」。該論點認為，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主要來源於廉價勞動力，在這種競爭壓力下，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只能被迫壓低本國勞動者的工資。於是，一個「逐底競爭」（又稱「比賤競爭」）的過程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其底限被認為是由中國的勞動條件和工資水平所決定的。
這個論點顯然不符合前述中國國際貿易的特徵。其一，中國工業製品出口中增長最快、所佔比重已經達到一半的產品類別是「機械與運輸設備」，按照相對勞動生產率標準，其生產部門並不能簡單歸類為勞動密集行業。
其二，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情況下，中國的工業製品出口依然快速增長，中國依然獲得巨額貿易順差。
其三，最重要是，在工業製品出口和對外投資快速擴張期間，中國的工資水平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快速上升。在2000年到2014年的出口大擴張期間，中國城鎮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增長率為11.2%，農民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增長率為10.3%，二者的增速都超過了實際人均GDP的9.2%年均增長率（見圖5）。
在匯率升值和工資上升的條件下，這段期間的出口大擴張和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顯然是有賴於生產率的快速進步。事實上，以平均每一勞動者所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在2000-2014年期間，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到超高速的9.3%，顯著地高於之前1978-2000年的7.7%水平。可以想像，出口、產出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加速，是與同一期間生產性投資的增長加速相聯繫的。
綜上所述，所謂「削弱論」現實根據不足，其可信度遠比不上本文提出的對立論點，即：中國的生產率增長、產業升級和出口競爭力提升的主要驅動力是生產性投資。即便其他發展中國家確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迫於中國工業製品的競爭，不得不削減勞動者工資，但是導致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不是競爭本身，而是這些國家的生產性投資不足。至於投資不足的原因，那應該是源自更廣泛的政治經濟背景，也即全球範圍的經濟金融投機化、新自由主義，這需要另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