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一個奮戰不懈的左翼戰士──陳映真

雖然知道陳映真臥病在床已經好多年，但是聽到他去世的消息，還是非常震驚和悲傷，為了這個勇敢的戰士離我們遠去而不捨，也不免會想到陳映真維護正義的精神和對民眾深度的關懷是否也會從此遠離我們？

陳映真和我是同輩，但是在多年前，他在左派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走在前面，記得他曾經說過早在1960年代中蘇共論戰時，他就躲在被子裡聽中國廣播的《九評》。我覺得自己一直是跟著其他晚輩朋友被陳映真帶著走的。我說這話是誠心的，2015年10月我回台灣時接受陳光興和他工作室人的訪問，這些年來，他們借用訪問的方式來整理台灣的左派歷史。因為接受訪問，我就去回想年輕時候我在台灣的生活。我這樣說：

從那一段我生活的環境來看，大多數1950年代生活在台北的外省人對台灣社會的各個階層幾乎完全沒有接觸，生活在台北，我的生活範圍極為狹隘，就是學校裡的幾個同學，往好處說是單純，但實際就是無知和愚昧。我跟陳映真和一些當時其他進步的年輕人是同輩，但是在思想的成熟上卻完全沒辦法與他們相比，落在他們後面太多了，他們的思想成熟，對社會上的一切觀察敏銳，對當時的各種議題都有批判的能力，而我一方面跟社會隔絕，再加上對女性來說，思想和行為上受傳統思想的束縛也比較深。

1950年代時台灣還沒發展「出口導向」的經濟，但是韓戰之後，台灣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對美國的全面依賴卻已經很清楚。我們那一代中多數的年輕人腦子裡除了硬塞進去的官方的禮、義、廉、恥的教條外，就是西方主流中最庸俗的文化。那時台北的年輕人好萊塢的電影看多了，男生迷於美國西部武打片裡的牛仔，女生則傾心於好萊塢愛情故事裡的俊男美女，我們的腦袋裡就裝了這些垃圾。

記得1970年代初時（我那時已經生活在美國，參加過讀書會，開始有了反省的能力），有一次在一個親戚家作客，那家的男主人（1950年代從台灣出來的）跟他的兩個年幼的兒子說，「來，我們去地下室去玩cowboy殺印第安人的遊戲！」他說得那麼自然，完全沒有意識到為什麼自己會如此認同美國西部牛仔。我心裡想，你跟印第安人有什麼深仇大恨呢，甚至要自己的兒子也去殺他們呢？

那時的陳映真早已看到這種殖民文化對台灣社會深遠的影響，他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必須要能認識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文化，才可能有獨立的思考和反省的能力，而且他不僅只是停留在認識的階段，卻是要從實踐中喚醒生活在台灣的年輕人，這就是為什麼他致力於發展台灣的鄉土文學。

陳映真和幾個與他有共識的年輕人，像唐文標等提出對台灣當時的思想、文學、和藝術的批判，他們從分析台灣社會的性質來批判台灣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無自主性，並指出因為遺失了自己的文化，所以許多知識份子無條件地、膚淺地、沒有批判地接受了西方當時流行的文學和藝術。在樹立起鄉土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受到主流文人的排斥和污衊，但是他們並不退卻。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文學上和藝術上的建樹，他們的努力幫助了知識份子解放思維，孕育了新的意識形態的發展。

我們都知道陳映真至誠的愛國情操，記得有一次聽他說他為自己能夠繼承中國的文化而感到幸運，但是他卻絕對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心懷寬大，同情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難的人，他堅決反對新舊殖民主義就是從對世界受壓迫的多數人的立場出發的。

從他主辦的《人間》雜誌裡，可以看出他帶領著年輕人去調查台灣都市和農村每個角落的勤儉、忠厚，但是不常被人關注的工人、農民、漁民、礦工、和都市小販， 也關心著生活艱苦的原住民。《人間》也深度關切台灣環境污染對人造成的傷害，反對台灣核電的使用。《人間》不僅對台灣的大眾關心，同時也關心世界各地受壓迫的人民和他們的反抗與鬥爭。在陳映真身上找不出絲毫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影子。陳映真對各國的大多數受苦人民的關心促使他與這些國家領導抗爭的左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我就是看了他對韓國運動的報導，而決定去韓國看看，並且去找他給我寫了介紹信。

陳映真除了在文學上的造詣外，他還不斷探討一個國家該如何發展它的經濟才可以造福這個國家的人民，我們可以從他寫的〈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讀何新〈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1991年）的文章中看出他在苦苦地思考這個問題。他在文章中清晰地敘述了多數的亞洲國家如何在殖民地的欺壓下陷進了無法發展的陷阱，使它們的人民承受困苦和災難。在文章中陳映真肯定中國在1949革命後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枷鎖，在帝國主義長期封鎖下走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他更認為中國「自居於第三世界，堅稱反霸而不稱霸，對更貧困的國家給予最無私的援助，這猶是中國昨日的生活和信念。」但是他說在改革開放之後，似乎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失去了這樣從第三世界看世界的視角，使陳映真痛心的是1980年代之後，美國、歐洲和日本用文化交流為藉口，對中國知識份子進行「高效率、精密的洗腦」，於是塑造了一批批和台灣1960年代和70年代相似的「買辦菁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人民日報》出現了一篇何新與日本經濟學者矢吹晉對談的〈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陳映真有感而發地寫了上面這篇評何新的文章，他說「何新把一個社會的發展與不發展，突破了在一國之內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資本主義機制的框架上，找到參照思考的角度。」陳映真認為何新能夠從第三世界人民的觀點來分析一個落後國家不發展的原因，而這樣的觀點就是中國革命之後到改革開放之前一直堅持的觀點。在這不久之後，中國積極地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來發展加工出口的經濟，這個視野很快地又消失了。

重讀陳映真這篇文章不得不聯想到，這十年來中國的一些向外發展的政策，包括由中國發起的「亞洲基建投資銀行」和借著「一帶一路」對外擴張的政策。官方為了這樣向外擴張的政策取得輿論上的支持，啟動了知識份子來為它找合理性，把這樣的發展說成是為了增強與第三世界的聯繫。但是我們必須認清當前中國的這些作為是為了擴張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影響力，而不是從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出發，這樣的政策和社會主義時代中國對待第三世界的政策有本質上的差別。

曹征路跟陳映真一樣是一位傑出的現實文學作家。陳映真看了曹征路寫的《那兒》後，讚許說，「台灣產生不了像《那兒》的作品，也產生不了像曹征路這樣的作家。」《那兒》是寫一批在國家工廠工作的工人，在改革中廠子被迫出賣後所遭受的淒慘生活。的確，不管台灣的工人如何在「出口導向發展」中遭受到多少的剝削和不平的待遇，但是還是不能和許多大陸工人所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相比，不同的社會也就產生不同的現實文學作品。

曹征路的文學作品很多，他在《曹征路文集─中短篇小說選》的自序中說，他寫小說的態度是忠實地把他經歷過的時代變遷紀錄下來。曹征路用他的筆真實地、深刻地記錄了中國大陸工人從主人變成奴隸的痛苦經歷。 他不僅寫大陸的工人，他更生動地描寫了現今中國社會中各階級和各階層的思想狀況和生活動態。他用生動活潑的手筆描繪社會上層人生活的糜爛、道德的敗壞，這些人為了錢，為了權，不顧一切瘋狂地往上爬，包括最高學府中的那些高級知識份子，也都放棄了一切原則，為了爭名奪利而無所不為。他也描繪了社會底層人在生活上的掙扎，遠離家鄉的農民工，日以繼夜地超時工作，也僅是為了每月能給家裡寄回三、四百元，而一個有錢的老闆為了打發他的情婦，不惜花掉四百萬人民幣。

中國大陸的這些轉變都使得陳映真感到非常痛苦和失望，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他明確地表示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失去中國自己曾有的視野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全盤接受外來的殖民意識形態。我們這些從認識中國革命和目睹社會主義建設成長起來的左派也同樣感到痛苦和失望。當初那麼多革命戰士為了國家、為了人民流血犧牲，幾十年後社會卻又回到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境地，迫使我們不得不去探討這樣變化後面的原因。

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雖然解放後的土地改革將封建的物質基礎從土地裡連根拔了起來，但是在新建起來的意識形態裡卻無法根除遺留下來的封建成份。中國歷經百年帝國主義的侵略，解放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給中國人帶來自信和自豪，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就必須與世界資本主義接軌，從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依附也必然使沒有清除乾淨的買辦文化死灰復燃。這些還只是意識形態上問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上也存在各種問題，所以雖然幾十年來眼看著社會在後退，卻讓我們從這樣的變化中認識到創造並鞏固一個嶄新社會的困難，而這次的反覆應該說是不可避免的。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是一個永恆不變的真理。因為受壓迫的廣大群眾不斷反抗使得人類從奴隸時代進步到封建時代，再進步到資本主義時代，更進步到社會主義時代。我們雖然因為社會主義發展受到阻礙而痛苦和失望， 但在此同時也看到資本主義持續不斷且越演越烈的危機，更進一步肯定只有共產主義才能解放人類。在資本主義矛盾廣泛擴張和深度發展下，民眾的反抗也一定會更進一步向前發展，在中國、在世界各地，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可望可及的。

我們只要不放棄我們的理想，看清我們的方向，釐清我們的思想，不斷地、頑強地與邪惡的反動勢力鬥爭，陳映真的精神不但不會離我們遠去，而且在未來漫長坎坷的路上會與我們同在，不斷給我們支持，給我們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