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總統府春聯「別出心裁」，選用賴和1915年的詩作〈乙卯元旦書懷〉前兩句做為賀詞：「自自冉冉，歡喜新春」，總統府12月30日發出的新聞稿還特別強調：「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府印製的春聯文字取自台灣文學」。不過，台灣文學館長廖振富隨後在臉書發文（現已刪文）質疑「自自冉冉」應為「自自由由」之誤，認為前者是「前所未見且語意不通的詞」；作家張大春與學者須文蔚等人也提出類似的批評。究竟是「自自冉冉」還是「自自由由」在網路世界引起兩派對立，這個發展卻也符合當代台灣特色：任何是非問題終究會被吸納進藍綠格局底下的政治鬥爭。
根據賴和的手稿，其原意應是「自自由由」。總統府把寫錯字的責任丟給賴和基金會，指稱其所本是該會出版品印為「自自冉冉」，還一本正經地在新聞稿裡為「自自冉冉」賦予「國家漸進改革、穩健轉型的意象」，遭外界砲轟「文過飾非、屈辱先賢」。其實，「自自冉冉」的寫法並非總統府所創，將錯誤都指向總統府便顯得過於嚴苛。2009年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的《賴和詩文集》，收錄該詩也是印為「自自冉冉」。因此，顯然最早根據手稿辨識的研究者，就將「由」認成「冉」，從而以訛傳訛，被兩岸不同版本加以收錄，又被其他研究者在此基礎上擴大解釋。
更重要的是，執著於「由」或「冉」，無助於我們去理解總統府此番用心良苦的政治動機，也無助於重新去認識長期被政治剪裁的歷史脈絡。當然，總統府特別選用台灣前輩作家的詩作，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不過，總統府刻意透過春聯的形式突出「台灣文學」，恐怕還是有著精密的政治算計。長期以來，「台灣文學」被特別強調其中的「非中國性」以及歷史特殊性，追溯到陳水扁執政時期各大院校廣設台灣文／史學系所，就能清楚地看到「台灣文學」是新興國族建構工程裡不可或缺的文化陣地，且某種程度上更與思想意識形態陣地的「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讚美論」互為表裡，相輔相成。
總統府選用賴和的作品，或許沒有注意，也可能是刻意忽略賴和在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反日解放鬥爭中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無論原作是「由」是「冉」，賴和無疑是日本殖民統治文化改造動員之下，堅持寫漢文、作漢詩的代表人物，其作品的關懷永遠站在受苦的底層人民立場，對抗殖民地官商政經的剝削體制。
不只是賴和，我曾聽一位高中老師提過一位計程車司機告訴他的故事。這位司機大哥說，他阿公教他爸爸漢字、漢文都是利用深更半夜，把漢字寫在裝番薯的麻布袋內層來讀，天亮以前再把麻布袋翻回來；萬一被發現偷學漢文，一定被會抓起來關，教的人還會更慘。這位司機先生父祖輩們在日據時期冒險教習漢文的故事，正好印證了日本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對台灣人的判斷：「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
總統府的新聞稿，將賴和尊為「台灣新文學之父」，卻沒有交代清楚「台灣新文學」在歷史上的定位與價值。1948年楊逵在《新生報》「橋」副刊發表〈「台灣文學」問答〉一文，明確指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台灣文學是與日本帝國主義文學對立」。在此歷史脈絡下，日據時期的「新文學」的意義將更為明顯，首先，它主要是以白話漢語為創作形式，而非方言拼音；其次，台灣新文學的思潮是與當時中國大陸五四運動為精神連帶，旅居北京的台北人張我軍就被認為是將「五四火把」引回台灣的「先覺者」。
1947年歐陽明發表在《新生報》「橋」副刊的文章〈台灣新文學的建設〉，就高度評價了賴和等台灣新文學作家，認為其作品體現了「歷史的社會革命價值」，他指出：「台灣文學的第二階段，是一個新舊興替的扭轉期，是一個台灣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它隨著本島台胞民族解放革命鬥爭，高漲的激勵的轉變而轉變。同時也受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和刺激，因而以新文學革命的姿態去批評揚棄了過期的台灣舊的民族文學，加以新的發展」，依此便可釐清台灣新文學的性質，以及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
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可以說是萌發於反抗殖民運動，成為文化戰場的一支重要隊伍。歐陽明在文章中強調：「台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使台灣文學急驟的走上了嶄新的道路。它的目標是要求『民主』與『科學』。這目標正與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不謀而合地取得一致。這說明了台灣文學運動與台灣反日解放運動是分不開的。」台灣前輩作家王詩琅1978年的文章〈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也有接近的評價：「台灣新文學是孕育於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以反日新文化運動一支派生隊伍出現；因此，他的基調本來就具有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識，況且初期是在五四運動影響下以白話文為寫作工具，性格極為明顯，日當局忌嫌他們的民族思想，毋寧說是當然的。」這場具有反抗性質的文學運動，賴和與楊逵等作家是其中戰鬥不屈的實踐者，其後所彰顯出來的人民立場與抵抗精神，更是延續到光復初期台灣的左翼運動，由於當時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又促使與全中國的反戰與革命運動結合為一。
賴和文學作品所代表的民族性與反抗性，反而打破了台灣國族建構政治需求下的「台灣文學」假象，也顛覆了這張春聯背後的政治目的。這次挑起戰火的台灣文學館長廖振富，後來在臉書改口肯定總統府，並稱：「我們應該思考：為什麼大家對台灣文學這麼陌生？……遠因就是數十年的大中國教育，大家都沒機會接觸台灣在地的文學。大家都是受害者。」這段真心的告白，表示當政者並不在意歷史真相，也無視於賴和真正的精神，靠著想像就把賴和推出來當「台灣文學」的門神，反映了賴和對當政者來說不過只是一個符號而已。
一張春聯，透露出了歷史的不幸。問題並不在於稻草人式的「大中國教育」，而是在於長年以來為了打造「新而獨立」的國族，不惜站在殖民統治者立場扭曲歷史的結果，以拋棄真實主體性的方式，來滿足對於虛假主體性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