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展開了新的一年，在此跟各位讀者們拜個晚年。雖然過了新年，但我們仍必須打起精神，面對各種「舊」有的局勢以及「舊」的社會性質。蔡英文政府上台滿九個月，國民黨持續「被打倒」中，但台灣政治的藍綠格局實質上只是消長，並未根本鬆動，資本主義制度依然運行不墜。善於以「進步」作為掩飾、吸收社運力量的民進黨第二次取得政權，「進步的社會運動」該怎麼辦，大家都在看。
大致而言，2016年可以說是工運戰功彪炳，但也遭受無數打擊的一年：延續超過一年的工時鬥爭大敗，即將到來的年金改革也磨刀霍霍向勞工，前景似乎不太樂觀。不過，除了這兩個最吸引目光的話題之外，在公共運輸產業和青年打工族等群體中，似乎形成了幾股較為顯著的匯流，在挫折中練習團結的施力方式，讓我們未來還能抱持希望。
工運戰場中的每一份勝利都應當仔細珍惜；對於那些挫折和打擊，也不必太過灰心，從中學到教訓，遠比耽溺於失敗的情緒中來得重要。然而，「記取教訓」的必然前提，就是要留心每一項事件，並從事件中拉出整體性、系統性的邏輯，並作出批判性、建設性的建議。在這個前提的提示之下，我們整理了這系列的年度回顧。不論有無在本文中出現，謹對2016年奮鬥的每一個工會、每一個勞權組織、每一位勞動者致上敬意；又，在敬重的心情之下，一邊回顧，我們也一邊提出展望與期待。
勞動權益前哨戰：學生、兼任教師與移工
對於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得從「勞動者」身份的認定開始說起。這個問題在法律上發展出了一套叫做「從屬性」的認定原則，只要你提供的勞動，大致符合這套原則的規定，就會被納入勞動者的範疇，也就適用多數的勞動法令。
然而，目前仍然有些實際上提供僱傭勞動的勞工，難以進入勞動保障的大門，包含外籍漁工和大學裡的兼任助理、兼任講師，表面上不適用的理由各個不同：行政院可能說「遠洋漁船非本國領土延伸」；教育部對兼任助理說「學習就不是勞動」、再對兼任教師說「具本職者已有充分法令保障」，但實際上這些理由的根源，多數都是「成本考量」。
從更高的視野來看，在「成本考量」的說法底下，這是一場互丟皮球的遊戲：勞工是球、玩家則是國家與雇主。以大學為例，從解嚴後的教育自由化、教育改革、高學費政策，一直到兼任教師與兼任助理的非典型雇用，目的都在於逐步推卸國家挹注公共資源的責任，減少教育開支。雖然2016年的反高學費運動打了一場可圈可點的戰役，在14所學校中僅有2所成功調漲，但一年一度行禮如儀的反漲學費運動，必然得在「年年換一批學生」，留不住抗爭者的條件下，進一步提高深度與廣度。
「跨境勞動」的問題，除了「不是本國領土，所以不適用《勞基法》」的遠洋漁工外，還包含為台灣各項基礎建設與照顧產業盡心盡力的移工。從八〇年代開始，台灣大量引入外籍移工，取其缺乏勞動保障的「廉價」之利，成就本國的基礎建設與經濟奇蹟；眼看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正式出台，絕非只是文化交流與增加國際影響力，可預期台灣會繼續以「次帝國」的心態向東南亞徵用廉價勞動力。
本年度的移工大遊行，成功突破《就業服務法》中「三年出國一日」的剝削條款，讓移工未來不必定期往返台灣一次再被仲介抽剝高額仲介費；但目前也出現有雇主繞過《就服法》，將移工預先解聘，出國後才聘回，或是刻意延後移工入境工作的時間，也就是變相減薪。少數例外則是為世界級賽事「世界大學運動會」建設選手村的印尼移工，透過團結施壓才奪回合法的三年工作權。另外同樣規範在《就服法》中，「逃跑外勞」通報系統預設的勞資不平等問題也並未得到勞動部明確首肯，是另一遺憾。
國家選擇在各個過去高度管制的教育、社會福利與勞動等領域退場，是「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的重要特徵。在勞動法的法外之地，外籍漁工被剝皮很合理，校園彈性勞動力都是在「學習」；這些來自非勞動主管機關的行政判斷，完全不以「從屬性」的角度思考，試圖擴張剝削的程度與範圍。此外，這種現象有可能「擴張」到所有勞工，因為雇主也同樣可以主張「任何勞動裡都有學習成分」、「兼職在低薪社會是普遍現象」。「學習」與「本職工作」，以及「外籍勞動者」的勞動安全防線，有賴所有勞工一同守護。
公部門「自造孽」 派遣工、約聘僱奮起反抗
伴隨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台灣也掀起勞動彈性化的風潮。「部分工時工作者」與「勞動派遣」人數顯著地增加，如何給予合適的法律保障，成為國家亟欲處理的問題。在勞動派遣方面，到底該徹底禁止、逐步廢止或僅予約束，各方意見不同。隨著國家功能的細部化與分化，公務人力的需求增加，但在「政府總員額」控管之下，卻是轉以派遣與約聘僱等方式雇用，政府竟成了國內使用最多派遣勞工的「雇主」，從而衍伸大量的「公部門非典型勞動」問題。
勞委會在2014年草擬的《派遣勞工保護法》，因為無法解決年資併計、轉任正職與同工同酬等重要問題，遭到勞團與學者批評根本沒有「保護」作用，草案也冷凍至今。蔡英文上任前的六大勞動主張，曾經明確提及「立法保護派遣工」的訴求；五一大遊行時，勞團再次提出減少派遣勞動、促進同工同酬的訴求，但時至今日，民進黨也仍未將法案送入行政院審議，更沒有大幅度限縮公部門使用派遣人力的比例。
在個案方面，除打了兩年官司的公視假派遣案「榮獲」法院認證的勞動關係外，近十年來大量擴張派遣人力的公部門，去年也爆出了成大清潔工、台灣博物館積欠工資與台中榮總年資中斷三個案子，共同點都是公部門透過派遣公司，迴避了應負擔的雇主責任。台中榮總的派遣傳送員們更「發下宏願」，一口氣成立勞動派遣產業工會，目前仍在持續向中榮與中榮的上級單位退輔會，爭取特休年資的累計。
另一批同樣在公部門內從事非典型勞動（約聘僱人員）的國道收費員，雖然曾一度在八月中宣告抗爭勝利，並取得一定抗爭成果；但在今年一月初的與勞動部召開的補貼審核小組會議上，政府代表竟以自救會會員「領太多」為由，質疑反搭便車條款的效力，進而縮減自救會會員補貼，也被自救會批評是「鼓勵非會員撿檨仔」（收割抗爭成果），不僅破壞工人組織與工會的團結力，更證明政府機關不可信賴。
公務機關中的非典勞動者仍水深火熱，但正職的公務人員也不一定好過，兩者的勞動條件實際上是一體兩面，正職減少就改聘非典，非典好用就少聘正職，讓公部門落入非典化的惡性循環。台鐵站務員的過勞問題和消防員的大量傷亡，同樣根源自「小政府」邏輯之下的「總員額控管」。
雖然消防員權益促進會一再提出人力要補足的訴求，但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政府的回應，都是「不解決問題，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高雄市消防員徐國堯被解職的案件即是顯例；另外，過年至今已經發生了桃園泰豐輪胎大火、彰化家具行大火和新屋衛生紙倉儲大火，所幸都無人傷亡，但火場危機四伏，兩年前的造成六名消防員罹難的「新屋大火」，至今真相未明，消權會也持續要求桃園市市長鄭文燦應該徹查真相，中央也應建置更完善的火場救難安全制度。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