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性勞動年代裡 勞權新世代崛起
對於打工族（部分工時工作者）而言，去年的戰績也相當顯赫。除了延續兩年以上的兼任助理議題，仍持續與教育部纏鬥外，在包含基本工資與拒砍七天假的工時鬥爭中，都能看到青年人的身影。不同於部分勞團採取的「最低生活保障」視角，青年勞動者們明確提出了「勞資鬥爭」的觀點，蘊含在兩方提出的基本工資計算公式差別之中；而由東華、中正與政大學生所製作的「打工薪資地圖」，更將複雜的勞動條件視覺化，讓學生打工族的權益意識逐漸抬頭。
在七天假的議題中，青年勞動者花招百出，「血汗之肝」的哏用了四次以上，血肝、丟肝、爆肝樣樣來，為工運注入新活力。「工學聯盟」的實踐並非第一次在台灣出現，從兩岸分斷前的「反內戰，反饑餓」運動，一直到解嚴後的「反高學費」運動，顯見關注經濟面向的學運有著悠久歷史。
面對青年貧窮化的社會現象，與傳統標舉「自由自治」的「公民學運」相比，「青年勞動者」視角開展了對物質基礎的批判，試圖連結生產勞動與部分再生產勞動間的關係。如何維繫這道逐漸浮上檯面的分析視角，並使其成為學運的主要路線，同時進一步深化理論與實踐，建構青年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的內在聯繫，是未來運動必須摸索的問題。
隨著帶有勞權意識的新世代加入職場，各個產業勞動權益的呼聲也逐漸看漲。除了華航的年輕空服員們，以「顏值最高的罷工」吸引全國眼光，讓「罷工」與「爭取勞權」成為台灣一時的焦點與憧憬外，包含護理師、社工師這些過往被認為是「慈善事業」、擔負「照顧天職」的情緒勞動產業，也開始加入抗爭行列。
在人力嚴重不足的危機中，身負協助他人的「使命感」卻喚不回尋覓理想、追求合理待遇的年輕人，願意投入社工與護理產業的學生越來越少，過勞低薪與人力缺口互為原因，形成惡性循環。雖然《勞基法》新增了「連續十一小時休息」的「花花班」條款，期待能減少護理師過勞排班的狀況，但卻授權給行政院以行政命令施行，恐怕到頭來將成為一場空。缺工不只讓社福與醫療體系出現缺口，更可能讓新政府大肆宣揚的「長照2.0」政策寸步難行，化身為勞動者與被照顧者間弱弱相殘的過勞地獄。
在勞動彈性化的處境下，青年受僱者的薪資普遍偏低，除了餐飲業、服務業大量進用只拿基本工資的打工族外，也有人選擇了以身體生財的「性勞動」。正如我們在【性勞動：兜售慾望】專題中所勾勒，性勞動在台灣並不是冷僻的職業選擇或毫無市場需求，而有著可觀的勞動者數量，相較於完全無償付出的家務勞動，性勞動說不定才是比較合理的選擇，換言之，性是「勞動的一種形式」。
但是，在流鶯Miko因《兒少條例》被起訴的事件背後，北市長柯文哲不但不再提起選前「設立性專區」的承諾，甚至持續利用北市都發局發起掃黃，將性勞動說成都市黑暗角落裡發生的事情，打壓性工作者的勞動權。性工作因為威脅了單偶婚姻的神聖性，揭穿婚家體制對再生產勞動的剝削，將「性」的勞動規定閉鎖在家中成為無償的家務勞動，因而，性工作遭到全面的抨擊。顯而易見的是，對現有性工作限制與婚姻家庭的批判和鬥爭，實際上也是勞動階級鬥爭的一環。
此外，同樣被普遍認為是「光鮮亮麗」的百貨公司櫃姐，在去年也因為久站的職災意外與颱風假出勤的問題站了出來。在精緻裝扮的外表之下，服務業從業人員們久站而顫抖的雙腳，也走入了勞動者的行列。在氣候多變的台灣，室內服務業與外送服務，在颱風天也往往被要求出勤加班，以滿足大眾的消費需求，櫃姐們也要求「雇主不應於颱風天強制勞工出勤」，讓準備防範天災的災防假期，不再被無視性命安全的「業績優先」規則給綁架。
走在法律前頭 集體行動推進戰線
面對全球尺度的新自由主義治理之下的嚴峻勞動環境，恐怕還是老話一句：唯有集體行動，才能打破勞資之間不平等的局面。但要怎麼形成集體、集體又該行動呢？透過「工會」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在2011年勞動三法修正後，橫跨廠場與職種的「產業工會」正式出現，對集體勞動關係體系造成部分動搖，法律用語裡的「工會」被迫得再次被檢視，如何保障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的勞動三權，成為實踐的路上邊走邊摸索的問題。
雖然法律層次動得慢、權利仍未完全到位，但產業工會早就在參與在具體的行動之中。在反砍七天假的工時鬥爭上，電資工會和高教工會積極參與，並提出大量的法律見解「銀彈」，面對民進黨誆騙勞動者的說詞，建立完整的反制論述架構；而在各自的領域裡，高教工會在與華夏科技大學的團體協約爭執中，爭取「僅需教師二分之一加入工會」的協商資格；電資工會則發動廢除責任制的行動，為保全業和工程師爭取合理的休息時間。
於九一記者節甫成立的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延續自2014年媒體工作者勞動權益小組的關懷，同時受到2015年台北市的媒體專案勞檢、2016年七休一裁量基準爭議的刺激而誕生，在即時新聞龐大的壓力、閱聽眾對媒體信任感不再，以及公民新媒體叢生等新興媒體處境中，產業工會的成立能如何凝聚競爭中的不同媒體與不同職種的抗爭能量，在行動中引介不同勞動者形成具體組織關係，推動媒體改革與媒體勞權運動前進，值得繼續關注。
市場的本質是競爭，為了促成利潤最大化，公司不只要節省成本，更要與其他公司比拼營收與市佔率。資本家之間的鬥爭，也會反映在勞工的勞動條件上：營收減少，公司可能就會減少分紅與年終獎金、或選擇被併購、遷廠，再壞一點就是無預警關廠與大量解僱。工會所能發揮的機能，就是讓工人能夠拿到優於《勞基法》底線的條件，例如豐裕工會的年終獎金談判、合正工會爭取加班費與資遣費、大眾銀行工會對公司合併的提前防禦等，都是充分準備才得以成功的行動。
除了產業工會以外，在航空產業與鐵路運輸產業等公共運輸產業中的各個工會，也積極發揮團結的職能，為爭取合理、優渥的勞動條件而戰。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發動了時機絕佳、又穩又快的華航空服員罷工，並在罷工宣言中振奮人心地宣示「這是一場休息時間的戰爭」；延續罷工的氣勢，空服員工會繼續與華航機師工會、華航修復工會等其他工會在華信、威航、長榮與復興等航空公司奮戰，去年下半年的大小抗爭幾乎無役不與。不過，對於工會而言，罷工這樣特別激昂的場景並不是主要舞台，在發動一場抗爭背後細膩又繁重的組織工作，才是工會最為寶貴的經驗。
公共運輸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動脈，但在各種年節與國定假日的便利背後，被犧牲的也是這些公共運輸產業的勞工。高鐵工會選在春節疏運期間依法休假，雖然仍未行動就先取得戰果，但也開啟了整年度「交通人」的勞權行動第一炮。
到了九月初，台鐵站務員透過台鐵產業工會，踢爆行之有年的荒唐「三班制」，經過數度協商後，仍與鐵路局沒有共識；爾後，在農曆年節期間面對「上連班」24小時值勤的過勞威脅，工會正式發動全台百人規模的「依法休假」。不過，順利發動抗爭之後，民進黨政府卻「秋後算賬」地發動大規模輿論戰，也讓現在的討論方向逐漸被帶往「嚴懲休假勞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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