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縮時代」英國底層的眾生相
英國「進步電影圈」代表人物肯·洛區（Ken Loach）的作品《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在2016年法國坎城影展獲頒金棕櫚獎，該片故事中所講述的，是在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開啟的「緊縮時代」之中，英國底層民眾生活的一個個生活片段：
沒有積蓄、沒有養老金的鰥夫，住在公租房的59歲紐卡素木工師傅丹尼爾·布萊克（Daniel Blake），因心臟病發失去勞動能力，跌進完全沒有收入的困境。為了生活，他只能向政府申請福利救濟。從申請到批核的整個過程，都充滿了卡夫卡式的官僚主義和專橫，不斷地折磨丹尼爾和其他求助者。丹尼爾儘管有心臟科顧問醫生的診斷，還是被電話問卷審核判定具有勞動能力，救濟金被終止。在上訴成功前，丹尼爾不得不申領失業救濟金。儘管丹尼爾無奈地說明自己不是不想工作、只是還未痊癒，福利官還是「照章行事」地命令他：必須參加履歷寫作班、在表格上紀錄求職活動，否則就終止他的失業救濟——「這是你和國家的協定」......。
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母親、大學中退生凱蒂（Katie），走進了丹尼爾在受難中的「就業中心」（JobCentre Plus，英國就業和養老金部的派出機構）。凱蒂是倫敦人，因向房東投訴房子失修而被掃地出門，一家三口住進了無家可歸者宿舍的一個房間，最後被政府安置到近400公里外的紐卡索。剛到達的凱蒂上錯了公車迷路，遲到了機構的預約面談幾分鐘，救濟金就被罰停。高聲申冤的凱蒂，和聲援她的丹尼爾，最終因「鬧事」被保全人員趕出機構......。
丹尼爾的鄰居，黑人青年 China（下簡稱「C」）「創業」了：從熱愛英國足球的廣州工廠工人那裡「郵購」了原裝名牌球鞋，在街上以英國市價的一半兜售。C對丹尼爾說，有了這條財路，永遠不會再遭狗屎工作的苦，前途一片光明！C抱怨說，他幹過這樣的倉庫臨時工：長途跋涉趕到現場，從早上五點半開始卸貨，但只有45分鐘的活幹，老闆給了3英鎊79便士（約140台幣）就打發了他——C生氣地說「這比中國還糟糕」！
故事以丹尼爾和凱蒂一家互相幫助，盡力在貧乏和無助的苦況下維護尊嚴而展開。但他們自身的樂天和頑強，最終都抵擋不住現實的摧殘。
凱蒂努力尋找服務業職位失敗，早日養活家人、恢復學業的願望接連落空。飢餓的她在「食物銀行」裡直接打開罐頭吞食、淚流滿面。在超市偷衛生棉被保全抓到，最後當了性工作者。
電影開始時，丹尼爾所展現出的嬉笑怒罵的老工人風骨，慢慢被貧窮的魔爪和莫名的官規撕得片甲不留，凱蒂的處境讓他墮入絕望之中。最後，在凱蒂一家的幫助下，丹尼爾終於提起精神迎來上訴的日子，他準備好以「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抬頭的陳述書，在庭上宣讀......。
「西方極樂世界」的兩種「福利救濟」
1973年，美國終結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階級鬥爭激烈，政局動盪不穩。力求擺脫二戰後建立的「福利國家」體制的英國統治階級，在1980年代中後期成功鎮壓工人階級的抵抗，通過限制工會權力和工人鬥爭的法律，私有化國有資產，關閉、縮減傳統重工業，鬆綁金融投機等措施，迎來了泡沫經濟的突飛猛進。
在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集團滅亡，各國共產黨瓦解，社民派政黨拋棄改良主義綱領、轉型成為販賣自由主義「政治正確」的集團。迄今二十多年以來，隨著泡沫經濟的榮衰和實業的不斷式微，越來越多的英國工人陷入了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困境。在電影中，履歷寫作班的導師，向丹尼爾與一眾被強制出席的「學生」，作出這樣的解說：僱主一般只會花10秒看一份履歷表；每個低技術職位平均有60人爭奪，熟練工人職位則是20人；某連鎖咖啡店招募一名職員，結果有1,300人應徵。導師說，在這種現實之中，求職者必須想辦法「脫穎而出」。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英國工黨政府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率先投入5,000億英鎊公帑搶救金融部門，西方各大國相繼效法，布朗因此自詡「挽救了世界經濟」。搶救方案確實挽救了金融資本，在毫不影響他們的產權、經營權和利潤的情況下，給他們發放了他們從來沒有「投保」的「救濟金」。從布朗的工黨政府開始，歷屆英國政府以搶救方案造成鉅額赤字為由，推行「緊縮政策」：大規模削減醫療、教育、市政等公共服務開支，進一步推動私營化。換言之，資產階級國家，首先通過「搶救」為金融資本「埋單」，再通過「緊縮」為資本「開闢新市場」，強迫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付出「雙倍補償」。
電影中的丹尼爾，是一個終身自食其力，從不欠債，但也沒有多少積蓄的典型中老年熟練工人。丹尼爾長年交付國民保險金（National Insurance，英國的國立社會保障基金，用於支付公營醫療和養老金經費。2016-2017年度一般雇員的交付率是稅前工資的12%），經過重重審批，並且不斷證明符合請領資格，才能得到每週70至100英鎊左右（即每月最多15,000元左右台幣）的救濟金。丹尼爾的正式診斷書和治療方案被無視，失去傷病救濟金，被逼著申請失業救濟，接受更苛刻的「求職」行為條件、更多的停付救濟金的「處罰」條例。
洛區在某訪談中，列出調研劇本時發現的實例：送早產妻子入院的丈夫，錯過與福利官的定期會見而被終止救濟、意外受傷的殘疾人因擔心缺席請領檢測而拒絕入院治療......換言之，工人健康時被要求為雇主鞠躬盡瘁，傷病時為了得到（他們投保的）政府救濟金也不惜身命。慣性逃稅避稅的大資本從資產階級國家獲取鉅額救濟，還連帶得到政府退出公共服務的「讓利」——這就是「左翼」推崇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英國和不少西方「先進國家」的真相。
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在此作中的表現和侷限
看洛區的電影，會感受到雙重的「寫實」：演技的寫實和場景的寫實。有別於資產階級作品所呈現的「工人形象」，洛區電影中的工人的言談舉止，樸素而不笨拙，平淡而不空洞。正如現實之中你和我和所有的勞動人民一樣，我們的人生沒有劇本和編排，我們的「戲劇」，就是我們對日常經歷和周遭的反應——這本身就是藝術發掘和提煉的無窮寶藏。洛區這部電影，和他的許多作品一樣，採用了「紀錄戲劇」的手法，將真人真事提煉和再現，讓觀眾通過貌似平平無奇的故事，看到反映時代特徵的「戲劇性」，看到呼籲反思現狀的戰鬥檄文。
洛區尋找有說服力的和真實的、接近角色性格的演員。為了不顛簸觀眾的視野，和維護角色的尊嚴，鏡頭盡少移動，同角色保持一定的距離。佈景和燈光，也同樣採取平實的原則，不以視覺刺激作為首要考慮。在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之中，「篤實」和「修飾」的辯證統一，永遠是為了展現某種社會現實而服務。洛區引用工人運動的老標語「煽動，教育，組織」（Agitate, Educate, Organise）表示，電影形式的教育能力相當有限，甚至完全沒有組織功能，但可以作為有效的煽動工具。對他來說，挑戰人們對「常態」的麻木不仁，激起人們質疑現實的怒火、產生謀求改變的動力，這一種煽動，應該是電影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這部作品的「煽動」內容十分明確，就是指英國的福利救濟制度已經失靈，「異化」為懲罰窮人的官僚主義煉獄。讓我們嘗試分析，這一種內容可能具有的侷限：
藝術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部分，所有的藝術家，當然包括尋求改變現狀的藝術家，都不能逃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對後者而言，更必須直面這種影響、理解這種影響，才有可能接近拆解這種影響的手段。資產階級電影，顯然具有宣導意識形態的功能。主流「商業」電影（以好萊塢為「典範」）的基本套路，就是透過「英雄」經歷的充滿感官刺激的、誇張的情節，編織以「超越現實」的形式呈現的戰勝「反派」的「傳奇」故事，通過貌似「反常」的一個半／兩個小時的幻想，重申和鞏固資本主義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
《我是布萊克》乍看與這種「資本主義主旋律」電影風馬牛不相及，洛區本人和「主流電影界」一直也保持相當的距離，但這部作品的敘事手法卻和主流「商業」電影如出一轍：通過作為「無辜受害者」的「英雄」與作為「反派」的「莫名其妙的官僚體制」的周旋，帶出底層民眾的困厄與無奈。這本身似乎無可非議，甚至礙於電影形式的限制而無可避免。然而，問題來了，作品不但沒有嘗試告訴觀眾「反派」（懲罰性的福利救濟制度）的「來龍去脈」，還在丹尼爾「塗鴉抗議」的一幕中，通過貌似神智不清的「路人」辱罵曾推動「福利改革」的保守黨前勞動和養老金大臣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和保守黨權貴，似乎將「緊縮政策」的責任，全部推給英國保守黨。
此作完全沒有提及英國工黨政府是「緊縮政策」的直接始作俑者之事實（紐卡素所位於的英格蘭東北地區，是傳統的英國工黨票倉。在「英國去留歐盟公投」中，該地區以壓倒性多數支持脫離歐盟，紐卡素市本身以1%的些微多數支持留歐。歐盟在該地區，被普遍視為緊縮和蕭條的來源之一），也完全沒有嘗試（例如在洛區的其它作品之中不時出現的，給予主角各種提示的激進工人活動家）說明「緊縮政策」本身源自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邏輯，似乎並不是偶然的。
在上述的敘事架構和內容之下，此作「煽動」的主要內容，就是一種標準的親工黨「左翼」的「反緊縮」、「反保守黨」敘事。在劇中，丹尼爾的「終極反抗」，就是在「就業中心」外的牆上塗鴉：要求在他挨餓前聽取他的上訴，還有換掉電話等候時播放的狗屎音樂。眾路人為丹尼爾歡呼喝采、掏出手機拍攝，然後淡然地看著他被警察帶走。這一幕既說明了丹尼爾「反抗」的悲哀和無力，同時也有意無意地說明了此作「煽動力」的極限——它可以賺取觀眾一時的同情，但沒有提出一個足以讓人投身參與的鬥爭目標。
改良主義「左翼」的歧路
片名《我是布萊克》一是來自上述的「塗鴉抗爭」，二是來自片末丹尼爾未能宣讀的上訴陳述。在這篇被眾多論者認為雄辯動人的「遺書」中，丹尼爾宣布自己（和所有福利救濟的申請人）不是「客戶」、「顧客」、「服務使用者」、「懶漢」、「騙子」、「乞丐」、「盜賊」、「國民保險編號」或「螢幕上的一點」；他終身自食其力，身無長物但會盡力幫助鄰里，他從不乞求施捨；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人，不是狗。他要求應有的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一名公民，不多也不少。
這篇為全片收尾、要求「公民權」的宣言，看似理所當然，然而，正如凱蒂宣讀前痛心地說：正正就是「國家」，將丹尼爾這位忠實憨厚的好公民，在他盡其天年前「推進了墳墓」。進一步說，劇中芸芸眾生所經歷的，豈不就是貧苦大眾，在資本主義衰敗的這個時代，從資產階級國家那裡領受的、經過「民主」選舉所確定的，「恰如其分的公民權利」？
洛區是曾經質疑過這種「公民權利」幻想的。最直接的，就是批判工黨改良主義和工會官僚政治，描繪現存制度下勞資糾紛的極限的著名作品《熊熊烈火》（The Big Flame，1969年）和《基層職工委員會》（The Rank and File，1970年），以及描繪一名普通青年，從出於「愛國」志願參加一戰、目睹戰場的殘虐，戰後隨軍鎮壓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羞愧中意識到帝國軍人的真正角色，到被派遣鎮壓杜倫礦工憤而脫隊、為推翻資本主義加入共產黨，最後親歷1926年全國總罷工被叛賣的激動歲月的四集電視劇《希望的日子》（Days of Hope，1975年）。在《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年）和《風吹稻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2006年）中，洛區巧妙地展現了決定革命者的選擇和命運的民族的和國際的鬥爭，指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是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共同事業。
1990年代後的洛區，逐漸回歸英國「左翼」的主流——附庸工黨的議會改良主義。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越來越安於「單純地」反映工人群眾現況和思想狀態，要求觀眾的同情，但不再提出任何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願景。洛區在2013年發表的《1945年的精神》（Spirit of '45），通過幾位曾自稱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受訪者的「口述歷史」，毫無批判地歌頌1945年建立「福利國家」的工黨政府，完全沒有提及當年半個歐洲「赤化」，工黨政府通過國有化補償破產的資產階級、竭力維護英國帝國主義霸權和力行反共政策等史實。同樣，洛區現在對於英國福利制度的批評，主要是它的「非人性化」的設計（當然，這種設計本身並不是2008年以後才出現的），而不再是從前的他可能會說的：福利救濟本身就是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而設的、避免工人窮極造反的安全裝置。
【編按】本文原刊登於《跨時》，文末還有一「後記」。在「後記」中，作者顧云針對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陳敬慈就電影《我是布萊克》接受媒體訪談的發言展開批判與檢討，相當具有參考性。對於福利措施乃至於福利國家毫不加以反思的吹捧歌頌，自然不是肯·洛區本片個別的問題，而更經常深刻反映在諸多以「左翼」自稱與自居者身上，這段後記因此也非常值得台灣讀者參考並引以為鑑，內容如下：
後記：本土「左翼」狂想曲
2017年2月4日，香港《明報》刊登某「左翼」學者關於此劇的訪談，此人不但完全迴避1970年代「福利國家」的深重危機，正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出台的原因；不但沒有說明所謂「在職福利」（workfare）是國家運用公帑補貼低工資（即幫助資方壓低工資）的事實，還將福利政策的這種變更說成是「懲罰一些不肯工作的家庭」；無中生有的宣稱：「歐洲許多國家是用一個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概念，政府直接打錢到你的戶口，無論工作與否。」這位學者宣稱，這種沒有任何國家推行的、在本質上與消費券無異，而且很有可能作為進一步壓低工資的手段而被提出的政策，竟然是「將人重新非商品化」、「拿回人的自主權和人的尊嚴」的妙品。
這種「願景」有一個要害，就是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產權和經營權，即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支配。資本主義經濟不景氣？社會生產力發展不斷推高失業人口？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種族、性別不平等惡化？——這些通通都沒有問題，只要推行政府撒錢給所有人的「根本社會改革」就行了！——當然不要問我錢從何處來，也不要問我問什麼不主張剝奪大資本、將主要生產資料和金融部門收歸全民所有，在民主規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工人階級掌權的新國家，結束資產階級的統治。
此人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先說香港社會福利「比中國落後」，轉眼間就說香港的工運低潮，是出於「中國強勢」，中國對於民主制度（注意：正正就是弄死丹尼爾的那種「民主制度」）「不肯妥協」、「對社會福利政策他也不想退讓」。記者問到，社會福利政策，應該是香港政府的問題？他的回應是，梁振英治下香港和北京沒有太大分別，某程度上反映了北京的意志。然後，他宣稱習近平不如胡錦濤和江澤民，不會理會香港的「結構性問題」，既反「民主」、也反「福利」。
然而，香港政府在2016-2017年度的社會福利經常開支預算為660億元，比四年前增加了55%、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更加不要說自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大陸工人基本工資的大幅度上升（與「左翼」所崇拜的西方成強烈對比）。與此同時，這位學者表示贊同桑德斯／川普復興美國鐵路等老舊基礎設施、創造就業的倡議，但同時又表示「中國好明顯是生產能力太強」、西方只會更加嚴重。
西方根本沒有的，「左翼」說「歐洲許多國家」都在實行；梁振英政府大幅增加經常性福利開支，「左翼」說一點都沒有；曾俊華（按：香港前任財政司司長、政務官）、歐巴馬儘管是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但不能責備他們，畢竟他們從年輕讀書的時候開始，就是相信那一套的啊！歐巴馬更是「好人來的」。反而林鄭月娥（按：特首參選人）可能會比鄭俊華更差，因為她將繼承梁振英的大方針，而這據說就是北京阻礙「民主」、阻礙「社會政策民生」的惡政。
這種指鹿為馬、畫餅充飢的，充滿反共反中親帝偏見的「左翼思想」，連改良主義也不如。事實上，正如這位「左翼」學者所承認的一樣，川普的本土保護主義政策，相當一部分就來自美國民主黨的「左翼」：振興實業、創造就業，「反對中國傾銷」、「反對廉價勞工搶飯碗」。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要讓資本家願意回流美國投資實業，就必須讓他獲利：減稅、減薪、限制勞工權益、極力妖魔化中國和拉丁美洲諸國，是這種政策的必經之路。
歸根究底，這樣子的所謂「左翼」，不過是右翼民粹的「政治正確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