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異議》（Dissent）雜誌2013年冬季號。作者Sarah Jaffe特別著重於描述美國的女性主義菁英份子如何和基層勞動婦女之間分道揚鑣，甚至在一些議題上有所衝突。她採用了「涓滴女性主義」（Trickle-Down Feminism ）1的說法指稱前者。認為必須讓女性主義的運動方向和關注目標，重新回到大部分女性日復一日真實處在的勞動環境中。
近來台灣發生資方違法大量資遣的立益紡織關廠案，受影響的109位勞工中，絕大部分是女性，同時日前發起絕食行動的也是3名女性工人。而在上個月，部份社福團體召開要求鬆綁《勞基法》工時限制的記者會上，我們也看到婦女團體代表試圖改惡照顧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而這些照顧工作者大部分均為女性勞工。確實這些事件通常不會被視為是性別運動的範疇或守備範圍，勞動議題、工會組織等等，似乎自然而然地就該是「勞工團體」的事，而和性別運動無關。因此，本文所批判的現象，或許不僅止於美國，對台灣的社會運動而言，應該也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只要稍微讀一讀那些知名的女性主義報章，就會發現「玻璃天花板」2的議題如何吸引了比起其他議題更多的注意。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女性主義作家歡慶臉書總裁謝里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成就，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升遷歡呼，因為雅虎首席執行官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 Mayer）拒絕自稱為女性主義者而咬碎一口銀牙。或如安妮瑪麗‧斯勞（Anne-Marie Slaughter）在《大西洋》（Atlantic）個人專欄中所言：無論任何（事實上，僅止於白種、小康、受過教育的）婦女都能「擁有一切」。
當在我們在討論世界上一些幸運女性奮鬥史的同時，大多數婦女被拒於高牆之外。根據薩格特‧施里弗國家扶貧法中心（Sargent Shriver National Center on Poverty Law）的統計，婦女佔全國勞動人口的一半不到，但在領取最低薪資的勞動人口中卻佔了60％，在「小費工作者（tipped worker，指服務生等「有小費的工作者」，根據聯邦法，其基本時薪為2.13美元，遠低於無小費工作者的7.25。根據各州法律，實際基本時薪可能更高。）」中佔了73％。95％的紐約家務工是女性，如零售、食品業和看護等以女性為主的勞動部門是新興經濟領域中增長最快的，但即使在這些行業中，婦女的收入仍然較低：女性餐飲業從業者的收入僅有男性從業者的83%。
大部分婦女將時間精力投入於上述場所，而非Google公司總部。而這也正是女性主義者應該要投入時間精力的地方。
孰輕孰重顯而易見，家務勞工、看護、護士及其他以女性為主的工作場域或工作持續被忽視、幾乎不受法律保護也相當不穩定。去工會化現象造成了大約88％的美國工人未加入工會，這也將使我們面對的狀況惡化。
然而，考察大多數主流女性主義者的論述，似乎經濟狀況從沒有改變，或這沒什麼值得以性別角度考察之處。威斯康辛州和俄亥俄州基於「要求工會權利」發起的抗爭震驚全國，化為追求經濟正義的行動走向世界各地的公園和街頭，對此，就我所見，女性主義作家們像是無所謂的一起聳了聳肩。正如勞里‧皮尼（Laurie Penny）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所寫的：「當我們全都在擔心玻璃天花板的問題時，還有數百萬婦女待在地下室中──而那裡正在淹水。」
隨著製造業快速衰退、建設停滯，低薪服務業是金融危機後新經濟的復甦基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開始時，經濟學家希瑟‧布西（Heather Boushey）在《板岩》（Slate）指出，製造、建築業以及金融服務和其他商業領域流失了整整一半的工作機會，如同漢娜‧羅辛（Hanna Rosin）的暢銷書名：《男人的結束》，她宣稱這是一場「男人的衰退（Mancession / He-cession，源自經濟衰退（recession）一字，指對男人的影響大於女人的經濟蕭條）」。但正如其他人指出的，事實上婦女在漫長的經濟衰退中才是最大的輸家，經濟衰退不僅直接衝擊了以婦女為主的公部門工作，且由於來自男性求職者的競爭壓力，她們往往退出原以女性為主的專業領域。根據婦女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的調查，在公共部門流失的工作職位中，大約60％由婦女擔任，而在經濟衰退期間，只有12%的失業婦女能重回職場，男子重回職場的比例則為63％。
在持續增長之經濟部門的總勞動人口中，婦女或許佔比極高，但這些經濟部門所支付的工資皆極為低廉。公部門被裁撤的工作特別對女性影響重大，女性失業率接近8％（有色人種的女性受到最大的打擊）。那些有工會組織的好工作（union job）消失了，由沃爾瑪（Walmart）的最低工資取而代之──甚至在零售業中，女性薪資還只有男性的九成。
全國家務勞動者聯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執行董事蒲艾真（Ai-Jen Poo）表示：「所有的工作都是性別化的，而經濟體系據此給予各個工作不同的評價。」作為一位亞洲移民婦女家暴庇護所的志工，她以女性主義組織勞工。蒲艾真解釋，自己意識到一旦婦女有了經濟機會，便能夠打破家暴的循環，她以犀利精闢的性別分析，爭取對工人（主要是婦女）的尊重和更好的待遇，希望能「使從事其他一切工作成為可能」。
「年復一年，社會逐漸貶低了這項工作的價值，」她指出清潔、照顧、烹飪和其他家務勞動很大程度上在公眾視野中被隱藏，「我們認為此現象和『誰做這些工作』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論點是除了粉領工作以外所有「就業鬥爭」的根本問題，所謂的「女性工作」永遠受困於某些關於「女性氣質」的刻板印象。破除「女性工作」的偏見，正破除了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所譴責之「女性神秘」的一種形式，但這項工作仍待持續努力。蒲艾真指出，長期以來專屬於家務勞動和服務業的特徵─低薪、不穩定、缺乏培訓、缺乏升遷可能─如今逐漸成為全美勞工（而不僅止於女性）的職場現狀。當我們專注於爭取社會頂端的平權時，反而錯過了現實，歷史學家伯特尼‧莫頓（Bethany Moreton）指出：「（真實發生的狀況）不是『哇，女人都成了律師！』，而是男人都成為臨時雇員。」
雇主不僅支付女性較低薪資，他們還期待女性提供特別的、性別化的工作技能和服務品質。莫頓（Moreton）在《為上帝和沃爾瑪服務》（To Serve God and WalMart）一書中，詳細說明了零售業巨頭如何剝削美國南部基督教白人婦女：由於這是她們首度外出進行支薪工作，所以她們願意接受極低的薪水，又因這些婦女在「替別人服務」的傳統中成長，也使其能忍受低薪工作，且難以看見發生在眼前的性別歧視，直到其中一部分歧視者遭到起訴。
由於中間階層的弱化或消失，經濟底層婦女的狀況對每個人都有影響。以「照顧女性」為名支付給女性勞工的薪資越來越低，且現在越來越多經濟部門充斥這樣的低薪工作，決定了越來越多勞工的生活。當增長最快的就業領域是低薪服務業時，這絕不能稱作女性的勝利，可儘管如此，蒲艾真指出，這是個重塑我們對服務工作評價的機會，使其不再那麼不穩定、為從業者創造真正的保障。換句話說，不只是空洞的高喊「男人的結束」，而是要給予女性工作真正的價值。
當然，一種從「權利」出發的說法會認為，女性從事低薪工作是其自由選擇的結果，因為她們較喜歡與「照護」有關的工作，或希望有更多的空閒時間與孩子相處。彭博社專欄作家拉梅什‧龐納魯（Ramesh Ponnuru）寫道：「沒理由認為兩性（在職涯選擇上）平均而言會有相同的偏好──比如兼顧職場和雙親身份，或者有同等比例的人想當圖書館員和卡車司機。」並以此說明人們不應該「期待」薪資差距消失。但是，當某個工作幾十年來已被定位為專屬女性（或者男性）的職業，女性會做出怎樣的職業「選擇」，難道還需要贅述嗎？當這些專業領域的勞工為了得到尊重而聯手抗爭時，許多專家並不認為她們的戰鬥與女性主義相關、是女性主義能發揮作用的場域。
舉例而言，芝加哥的老師在九月份發動罷工，芝加哥教師工會（Chicago Teachers Union ，CTU）87％的成員是女性，領導者為卡倫‧路易斯（Karen Lewis），在達特茅斯（Dartmouth），她是班上唯一的非裔女性。著名的自由派男性作家們迅速地與民主黨籍的市長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一起對抗工會，以反工會的修辭高唱公職人員薪水過高的論調，誇大其辭的程度與威斯康辛州長史考特‧沃克（Scott Walker）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在《紐約時報》網站上以學生做為藉口，稱罷工教師的訴求（但他並沒有正確列出那些訴求）「荒謬無理」，並呼籲減少他們的工作保障。女性主義和教育作家達娜‧戈德斯坦（Dana Goldstein）在個人部落格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教師工會的女性主義歷史，解釋了國家決定聘請女性教師的原因：當國家開始提供公共學校時，由於女性勞工比較便宜，是以聘請女性為教師。而政治人物和公共知識分子透過將婦女描繪成天生的照護者、道德天使，來遮掩這項決定的真正原因。
當老師們走上街頭，這個以女性為主的職業便被妖魔化了（而這情形且還在繼續，在我寫下這篇文章時，反教師工會的電影《永不放棄》（Won’t Back Down）正在戲院上映）。兩個主要政黨均以標準化的考核機制與降低就業保障的形式，支持減薪及「責任制」。儘管81％的小學和中學教師是女性，女性主義者們當時沒有任何公開的聲援行動，著名的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家格洛麗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確實表達了對罷工的認同，同時自視為工會婦女聯盟（Coalition of Labor Union Women）的聯合創始人，但知名的女性主義者們的部落格只留下很少，或根本沒有文章關於這起罷工。
9月30日，加利福尼亞州長傑里‧布朗（Jerry Brown）否決了一項歷史性的法案，這是繼紐約州後的第二個賦予家務勞工和其他多數工人相似工作保障的法案。家務工作長期以來一直是女性主義分析並致力組織的工作場域，甚至直到如今─2012年（即本文寫作前年）便已被民主黨政治人物在募款郵件中塑造為「女性戰爭」年，一個民主黨出身的州長仍否決了對大多數女性勞工的保護措施。「以提供24小時護理的服務人員來說，她們關於加班費、休息和用餐時間的要求，會對身障或老年人及其家人造成多大的經濟和人際影響？」就在布朗盛讚家務工作者「高尚的付出」後，他如此表示。「過去幾年中，為了照顧親人，造成人們多少財務負擔和額外支出？」
布朗言下之意，似乎是家務工不如人們所關心的對象那麼重要。對這樣的說法，女性主義者應該耳熟能詳。
關於家務勞動的鬥爭史相當豐富，6、70年代，家務勞動有償化（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的議題浮上檯面，女性集體要求家務勞動被承認為一份工作，塞爾瑪‧詹姆斯（Selma James）認為：「在為了使家務工作有償化而組織的鬥爭中，我們要求視『在家中進行的工作』同於其他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作，是『被迫工作』而非『為愛工作』─因為我們同其他工人一樣，一旦停下手來，我們和我們的孩子便會餓死。」
參與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的女性明確表示，她們希望這個行動某種程度上也能作為拒絕這項工作的策略。她們認為，「要求工資」正是對於將家務勞動視為女性「天職」的拒絕。全國家務工人聯盟（The 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NDWA）的目的並不是要終結家庭工作，而是要求一視同仁的標準和更好的工資，其成員表示自己所做的「工作」與其他任何「工作」一樣有價值，而非將替人收拾善後視為（主要是有色或者移民）女性的天職。
雖然像詹姆斯這樣的女性正致力於爭取家務勞動被承認為一份工作，但主流女性主義運動則想盡辦法將家務勞動的地位擺在「職涯選擇」的後排。正如芭芭拉‧埃倫瑞希（Barbara Ehrenreich）在《全球女性》（Global Woman）中所指出的，第二波女性主義代表人物貝蒂‧弗麗丹（Betty Friedan）「嚴正反對社會竟指派受過教育的婦女去從事一份在她看來根本是打雜的工作，認為這類工作遠低於『具有平均或正常智力女性的能力』，她（貝蒂‧弗麗丹）並根據出處不明的文獻指出家務勞動『特別適合愚蠢的女孩』。」
勞工運動的基本守則之一：一切工作都值得尊重，沒有任何糟糕工作，只有糟糕的勞動條件。埃倫賴希（Ehrenreich）指出，家務勞動之所以有辱人格，不是因為屬於它體力勞動（如弗麗丹的論點），而是「因為它被鑲嵌於有辱人格的關係之中，故不可避免地強化了這層關係。另一個人不得不處理的混亂─散落的襪子、噴上浴室鏡子的牙膏、宵夜過後待洗的碗盤─以更沉默且親密的形式持續在關係中發酵。」（雖然埃倫賴希在本文中認為人們應該自行完成自己的家務勞動，但她一直是NDWA相當突出的女性主義支持者之一。）
埃倫賴希寫到，國家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推動將家務勞工納入公平勞動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的保障範圍，但在某種程度上，之所以必須給予家務工作者酬勞，似乎是為了讓其他女性可以從事更具自我實現意義的工作。另外，儘管他們努力爭取遠離那些髒襪子、碗盤，並且將從事家務清潔工作的女性納入勞動保障的權利，他們看起來仍把家務工作視為女性的專長領域。
埃倫賴希表示，家務勞動的鬥爭尚未結束的部分原因，在於使這議題懸而未決的人們，主要屬於富裕的職業階級，比如作家、權威人物、政治人物和教授，他們佔據了輿論菁英中的大部分。「好比大清早就從家中逃離的忙碌職業婦女。」家務工作在其視野中銷聲匿跡。
此一階級造成並維持了「專業的女性主義者」和「在勞動問題上尋求工會組織（而非女性主義）的女性」二者間的分裂。沒有任何一個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人不對同工同酬的議題高談闊論，但我們看不到任何解決方法。允許勞工討論薪水以發現其落差的《薪資公平法》（Paycheck Fairness Act）被捧為性別薪資差距的部份解決方案，但好比「工人應該組成工會，為了更好的薪資條件進行集體談判」等手段，似乎已從選項中被排除。
由於僅關注同工同酬，我們將焦點擺在個別女性與男性的薪資比例上，且預設雙方皆為白領工作者，在其工作場域中，薪資談判以個別而非集體的方式進行。畢生致力於組織勞工的運動者及猶太服務團體依佛達（Avodah）的負責者瑪麗蓮‧斯內德曼（Marilyn Sneiderman）指出，這是一種有如替一位律師尋求合夥人的個人鬥爭。但對於一個女服務員、一個警衛、一個飯店清潔人員而言，期待更好的工作並非透過升遷。相反的，關鍵在於推動有薪病假、勞動安全、加薪─而要達到這些目標，就必須透過組織你的同事進行集體談判才行。
從頗具煽動性的組織者「母親」──瑪麗‧哈里斯‧瓊斯（Mary Harris Jones），到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和艾瑪‧高德（Emma Goldman）等無政府主義者，哪裡有勞工運動，哪裡就有婦女。蒲艾真指出，美國家務工人第一次罷工紀錄是在1881年。這些婦女不得不以社會運動為自己的空間奮戰。國家勞工學院（National Labor College）院長丹尼爾‧卡茨（Daniel Katz）指出，在1909年紐約市著名的服裝工人罷工中，兩萬名婦女上街抗議工廠的勞動條件，她們不僅與老闆抗爭：「這些女人起身反抗服裝店，但同時也在對抗男性。她們要求能夠平等參與工會。」
同時，一樣身為服裝業工人的大量外籍勞動力也正在為他們的權利而戰，另一方面，婦女爭取選舉權的運動全面展開。選舉權運動的參與者多屬中產階級，與該時期大量進步改革運動關係密切，他們試圖去「提升」窮人；卡茨指出，他們認為這是一場雙面戰爭，一面反對強大的對手，一面反對「窮人的文化」。窮人需要被拯救，換句話說，就是他們的意見不值得理會。
當服裝工人站在罷工糾察線之內，多數男性工會成員並不與之同在，但一些選舉權運動的支持者加入了她們，包括許多著名且富裕的女性，如南希‧阿斯特（Nancy Astor）和阿爾瓦‧范德比爾特‧貝爾蒙特（Alva Vanderbilt Belmont）。卡茨指出，這些女性的出身往往比工廠老闆更加富裕，且經常是移民。儘管許多年過去了，勞工階級婦女仍擔憂工會組織被中產階級和富有的婦女掌握。
多蘿西‧蘇‧科比（Dorothy Sue Cobble）（其著作《其他婦女運動》（The Women Womens Movement）著眼於「工人女性主義者」在婦女選舉權議題和第二波女性主義崛起期間，致力於勞動領域的努力）認為，我們若不去考量階級的因素，便不能理解「平權女性主義者」與通過勞工運動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之間的對立。
如今，女性主義運動的狀況仍沒有太大不同。那些廣為人知的面孔大多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她們是書籍和專欄作家，以及單一焦點（譯按：此處諷刺許多女性主義者僅關注上層階級問題，如玻璃天花板等）組織的執行董事。
然而，今天的女性主義領袖對問題的全貌有更多了解（或說應該有更多了解），計劃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的負責人塞西爾‧理查茲（Cecile Richards）在服務於「管家的正義（Justice for Janitors）」期間開始她作為組織者的生涯。1990年代革命性的勞工運動，使管理階層和世界認識到「清潔工」的尊嚴和人性，不僅是作為「家」務，而且是在「產業」層級上。多數的管家都是女性，且大多是有色女性，其中又多為移民。
但女性與勞工的分歧依然存在。今年，由於國家橄欖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在集體談判中無法和裁判工會就勞動條件達成協議，聯盟因此將裁判工會停工（lock out）時，便利用「女人與勞工」的分裂，首次錄用一名女性為替補裁判。女性主義者因此雀躍，勞工則為此呻吟。或許有些人會被我們這沮喪且忿忿不平的舉動激怒。我們也想為女性權益做出貢獻，只是我們已學到了這困難的一課：不是所有「婦女的第一步」都是進步的。無論是市議會發言人克里斯汀‧奎因（Christine Quinn）在紐約市反對有薪病假法案也好，還是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 Mayer）掌握了雅虎也好，或者香農‧伊斯丁（Shannon Eastin）在裁判工會被停工期間，以較低的薪資擔任橄欖球比賽的裁判工作也好，我們必須認識到，許多「女人的第一步」其實是「勞工的退一步」，而許多勞工同時也是女性。
所以直到現在為止，有太多女性主義者將「拯救」性工作者視為一個合宜的女性主義行動，卻不願與罷工的老師、護士或飯店清潔人員一起站在糾察線之後。當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被指控強暴了飯店清潔人員納菲薩托‧迪亞洛（Nafissatou Diallo）時，女性主義者們為之聲援。但即使凱悅酒店的工作人員也參與了全國性的抵制活動，卻未能使人們更加支持酒店員工的工會組織─儘管正是工會大力支持迪亞洛，並保護像她這樣的員工免於被解僱的風險，而有機會揭露犯罪事件。相反的，它導致女性主義者們在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取代施特勞斯-卡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位時歡欣鼓舞。
只要女性主義者仍著眼於「平等」而讚揚女性「榮升」會議室的事蹟，卻不質疑會議室裡發生的情況，我們離真正的解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今年七月份，一批女性運動者、社區領袖、組織工作者、零售業和餐廳工作人員以及記者們，聚集在紐約市政廳講台上談論有薪病假的議題。
關於該議題另有個小插曲，女性主義靈魂人物格洛麗亞‧史坦能當天一早便在《紐約時報》網頁上挺身支持有薪病假法案，並敦促市議會發言人克里斯汀‧奎因─一位希望成為紐約市第一位女市長的出櫃女同志─允許該法案逕付投票。
毫無疑問的，在競選期間奎因十分需要像史坦能這樣有力的女性主義支持者，但史坦能、蒲艾真以及其他約二百名具影響力的女性，也已連署表示對奎因的支持與否，取決於她在有薪病假法案逕付表決時能否投下贊成票。只要女性在家庭中仍然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填補了城市中多數低薪工人的社會福利缺口，這便仍是女性主義鬥爭的議題，而不能為「打破女性擔任市長的玻璃天花板」的訴求所掩蓋。
這一集體、公開的運動，促使奎因挺身為所有女性（而不僅止於富有女性）發聲，這是一個罕見的、以女性主義領袖身分爭取勞工權益的案例。雖然該法案爭議不斷，相關新聞發布時，奎因仍堅持其贊成立場。有薪病假倡議是個充滿希望的徵兆，象徵著「女性主義」或許是時候重新考慮自己在工人運動中的位置了。而這正是「涓滴女性主義」絕不會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