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訪談了一位退休的伊拉克空軍部隊官員，問了他好比「你對於1990年代美國定期轟炸伊拉克有什麼感受」等問題。我開玩笑的說，似乎每當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發了脾氣，就想去炸伊拉克。那個長期於軍中（由他所鄙視的政治領袖所領導）服務的傑出男士笑了笑，輕聲說：「一但我們的領導者說了什麼威脅美國的話，便會被視為反恐行動的目標，可當美國空投炸彈的時候，全世界甚至不會皺一下眉頭。」
對我而言，這是一句直觀的描述。
當我在觀賞北韓慶祝金日成誕辰的遊行時，我一直在思考這句話。透過北韓電視台轉播的場面看起來極其盛大，廣闊的金日成廣場上充滿了士兵，大量北韓的武裝從其領導人面前遊行而過。推特（Twitter）的業餘武器專家說著「那是海底導彈」、「那是洲際導彈」。這場表演令人相當吃驚，且在觀看過程中，可以明確感覺到到西方媒體對「北韓將要發動襲擊」的恐懼。北韓觀察家對此打起十二萬分精神，根據螢幕上的畫面提出莫名其妙的理論：他們認為這正展現了北韓好戰的性格。
「流氓國家」——近如伊拉克，遠如北韓——總是在威脅世界的秩序，而在那些「流氓國家」裡，總是由一個獨裁者向這頭怪獸發號施令。如同海珊一樣，那可笑的外貌是金正恩的偽裝，這些傢伙品味低下：海珊那俗氣的迪斯可風小鬍子以及不合時宜的軍裝、金正恩的新浪潮（New Wave）髮型和不協調的笑容。他們是威脅的來源，他們對暴力的渴望，只能由民主的美國來壓抑——藉著制裁這些國家直到他們餓死，或者派出大量戰艦在其海域逡巡，迫使他們投降。但美國本身不是威脅，美國的種種作為，僅是為了確保那些真正的威脅——以前是伊拉克，現在是北韓——不敢輕舉妄動。
換句話說，罪魁禍首永遠是「東方的暴君」。
健忘是美式思考的特徵，如今，他們對自身的戰爭歷史普遍無知。為什麼北韓覺得受到美國威脅？這問題聽起來似乎有點奇怪。再容我不合時的提起一個事實，1950年代美國針對北韓的都市、城鎮甚至農場和水壩進行了慘無人道的轟炸。從數據上來看，美國對北韓空投了63.5萬噸的炸藥，其中包含32,557噸的凝固汽油彈（燒夷彈）——這基本上是一種化學武器，反觀二戰期間，美國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的投彈量也只有50.3萬噸。這也就是說，美國在聲名狼藉的「有限戰爭（譯按：杜魯門對韓戰之描述）」中對北韓投放的炸彈量，甚至超過二戰期間處於全面交戰狀態下的日本。三百萬韓國人死於這場戰爭，其中多數是北韓人。
北韓從未攻擊過美國
韓戰與北韓研究的權威之一，哥倫比亞大學的查爾斯·阿姆斯壯（Charles Armstrong）教授撰文指出，美國對朝鮮的轟炸「比起任何其他單一因素，都更明顯造成了北韓人的集體焦慮以及對外患的恐懼，在戰爭結束之後，這樣的心理狀態還會持續很久。」事實上，直到如今，這份焦慮和恐懼都還在作用。人們很容易將北韓對國際的態度視為政府洗腦的結果，但任何人只要正視當代北韓史和50年代美國轟炸北韓所造成的破壞，就會知道所謂的「洗腦」不只發生在北韓，同時也發生在美國。
想像一下，北韓必定已經聽說美國的另一戰鬥群——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及其聯合艦隊——正在前往日本海與日方軍艦會合，也必然已聽說美國總統唐納·川普（King Donald Trump）表示金正恩「必須（gotta）謹言慎行」。川普這個說法的威脅之意，全包含在「必須（gotta）」這個口語用法裡頭，透過這句厲聲咆哮，川普暗示北韓若不乖乖聽話，卡爾·文森號上的巡弋飛彈和炸彈之母（編按：Mother of All Bombs, 為高殺傷力的大型空爆炸彈）都已準備就緒。
無怪乎北韓副外長韓成烈（Han Song-ryol）會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一旦美國侵犯北韓主權，便會造成「全面戰爭」。更令人心驚的是，他說：「如果美國正在策劃針對我方的軍事行動，我們將以自己的行事風格和手段使用核武先發制人。」從北韓歷史看來，與其說這些言論是威脅要發動戰爭，反而更像是基於防衛目的的聲明。北韓人可不笨，在看到北非的利比亞放棄了核彈計劃之後面臨的危機，他們很清楚核武是保護北韓的盾牌，他們想盡可能將北韓「持有核武」的消息攤在陽光底下。他們很清楚一旦真的兵戎相見，北韓便將應聲而碎，但他們同樣清楚，核武是自己唯一的依靠。
基於某種可預測的規律，「壞的永遠是壞的，好的永遠是好的」的想法一再重現。「流氓國家」永遠是壞的，這不證自明，至於他們若「殺害本國國民」，就顯得更惡劣了——這是用於衡量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標準。使阿薩德政權變得更不可容忍的原因就在於（權威人士在美國的媒體和政治階層中宣傳）他「殺害本國公民」。發生在伊德利卜（Idlib）南部的化武攻擊便是其偽善的最新明證。對於媒體和西方政治階層來說，不需要任何調查，因為顯然只有阿薩德本人能授權這樣的軍事行動。事件的腳本無須任何解釋，只消成串的聯想：化武攻擊、兒童和阿薩德，而不需要更多細節。
當一行正在離開阿勒坡（Aleppo）城外被圍困的富阿（Al-Foua）和凱夫拉雅（Kfraya）鎮的車隊遭到「反叛分子」轟炸，並造成至少126人死亡（其中包括約80名兒童）之後，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因為這起攻擊平民的事件並非阿薩德指使，而是向來被視為正義之師的「反叛份子」。另外，當美方軍機星期一在敘利亞東部迪爾扎佐爾（Deir az-Zor）附近的阿布凱馬勒（al-Bukamal）村進行轟炸時，三戶民房因此夷為平地，且有六個家庭（包括其中的兒童成員）喪生，人們對此卻未置一詞。沒有哭泣和擁抱，聯合國安理會沒有發出任何譴責聲明，沒有社群網站的標籤（hashtag）聲援，也沒有媒體發起向美國究責的運動。伊凡卡·川普沒有急著將死去孩童的照片拿給她父親，喚醒他（那鮮少露面）的良知。 美國至少在這一個案件中是罪證確鑿的兇手，然而，這些悲劇面對的是廣大而漫長的沉默。
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在美國各地旅行，談論我的著作：《國家之死與阿拉伯革命的未來》（The Death of the N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Arab Revolution），在每一場座談會中，都有人誠懇而發自內心地問道：「我們能為敘利亞做些什麼？」對我來說，這個提問似乎意味著美國從未對敘利亞做任何事，且在這些衝突中，美國可以採取某些有益事態發展的作為。事實上，這恐怕是相當大的誤會。美國早已是這齣悲劇的演員之一，而悲劇的源頭則往往是由華盛頓的威脅所引起，上至北韓下至伊朗等國的焦慮不安。美國為了其中巨大的利潤，一直出售軍火給劍拔弩張的各方，讓他們用更強大的火力，激起彼此的敵意。另外也很少人注意到，美國已轟炸了敘利亞近八千次，造成無數平民傷亡。所謂「清白」、「無辜」的表象，正是掩蓋其中種種利益交換的最佳途徑，改變這種態度，也許是邁向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步，抗議美國的作為——而非不作為——或許更有助於反戰運動的推行。
全美人民都該好好想一想那位前伊拉克官員所說的話。至少好好想想他所提出的問題：誰才是世界真正的威脅？又為什麼該國的戰爭行為，卻從不會被認為是地球所面臨的最大危機？我們很容易將「別人」視作問題的根源，「流氓國家」幾乎是在基因遺傳學的層次上，就被認定為不穩定且危險，但人們往往卻很難接受美國對北韓的暴力史，以及美國在西亞地區別有目的的擴張勢力，正是造成全球性戰亂動盪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