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一 從台資與台商「登陸」歷史思索兩岸服貿協議

責任主編：孫窮理

只要討論到台灣與中國「經貿交流」，來自台灣資本家（台商）與其投入中國的資本（台資），過去20年來在台灣與中國兩地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毫無疑問扮演著不容忽視的決定性地位。

但真正弔詭的是，面對台商╱台資時，我們卻反而在現下統獨光譜兩端的論述中發現，對待實際上作為台（灣）資（本）人格化的台商，無論是肯定西進得以「促進兩岸經貿整合、有利於民族統一事業」，進而選擇樂觀其成、甚至認為是大勢所趨的正面態度[1]，抑或是反對「西進」（常輔以南進或根留台灣、吸引台商回流等主張），認為台資與台商的前進中國，將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傷害台灣經濟自主性的態度；台商╱台資卻同樣諷刺地成了光譜兩端者競相爭取的對象。

這種看似坐落於光譜的兩端，但本質上卻相去不遠的出發點，同樣關鍵性地決定了如何看待、評估兩岸之間的「經貿交流」、「經濟整合」；或者更明確地說，「自由經濟」進程。然而我們認為，無論上述任何一種現下主流態度，真正共同點，都在於忽視甚至根本無視於兩岸工人階級在進一步資本交流與經貿整合下的處境與命運。簡單來說，兩種對台資與台商的立場發展出來的論述，關照資本競合、流動乃至於佈局或獲利成了主旋律，兩岸工人階級非但不具主體性，更根本喪失了話語權，換句話說，上述兩種立場雙雙建基在資本、而非工人立場出發的政治╱經濟盤算。

台資與台商：中國資本主義化道路上的先鋒隊

也因此，我們認為，從左翼與工人階級為出發點對兩岸經貿整合、ECFA乃至於服務貿易協定種種議題的思考，就不能不同時嚴肅地看待台資與台商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20年間對兩岸工人階級處境與命運所帶來了關鍵量變與質變。

我們可以試圖從以下幾個面向觀察台資與台商在推動中國邁向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上扮演的角色；無論是在中國資本主義初期資本形成過程的「貢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力的引進、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與中國地方腐敗官僚層建立共生關係並強化地方官僚層意識形態上的右傾，在打造新一代中國工人的資本主義心靈等，中國在過去二十年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上的幾乎每一步重要轉變，台資與台商均佔有其難以忽略的地位。

台資對中國資本形成過程的吃重角色

就在鄧小平在1978年掌權；中國共產黨並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戰略決策後，一舉翻轉了毛時代以來閉鎖於「一國社會主義」內的計畫經濟制度，開啟了中國至今仍持續進行，長達35年的經濟開放腳步。

而約莫就在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末期的同一時間，台灣島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則逐漸走入成熟階段，20年來以利用自農村游離出的大量廉價勞動力所支撐起的加工出口區與外銷為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開始面臨所有發展近成熟資本主義國家都必然面對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事實上，因常處軍事戒嚴狀態，蔣氏軍政權高度壓制了任何足以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的團結組織存在，合理推測尚且延緩了台灣資本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速度），同時期島內經濟結構在80年代起服務業佔GDP比重首度超過了製造業，台灣的製造業開始在80年代起展開資本外移的腳步。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則首次成了台灣製造業資本對外尋求更廉價勞動力肥沃的投資新天地。

一些研究者認為，早至80年代初，兩岸尚未有官方正式認可合法的經貿互動前，台灣的資本就已經開始透過第三地（香港、新加坡或美國）與外國人合作名義進入中國投資。不過真正第一波台灣資本較有規模進入中國，則是在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台商才開始大量湧入大陸設廠投資。中國看似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對台商產生了莫大的拉力，另一方面，解嚴前後因國民黨對台灣社會管制一度鬆動所產生的政治機會，台灣工人運動與環保運動等各種社會力開始蜂起，各類涉及工資鬥爭的勞資戰役在全島延燒串聯，台灣工人階級初步覺醒進一步壓低了台灣資本家的利潤率，無形中亦扮演了台資與台商西進的推力。1988年末，王永慶等台灣資本家則直接在各大平面媒體刊載聲明，抨擊勞工運動、環保運動造成台灣社會混亂，同時揚言將採取「投資罷工」手段因應。一拉一推的加乘效果之下，經濟逐步開放的中國成了台資最佳的投資新天堂。

雖然此後1989年所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曾短暫對來自台資與台商前進中國的決定造成一定衝擊，台灣與全球各地資本因對六四後中國仍否持續維持經濟開革開放之大方向產生疑慮，而紛採觀望態度，然而這個短暫的觀望，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更重要的是明確提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新目標後，台資對中國的投資不斷擴張的趨勢從此確立。

從經濟部核准的台商赴大陸投資金額統計可以看出，台資赴中國投資的金額從1991年時的1.7億美元開始穩定成長，1995年首次成長突破10億美元，而在進入民進黨執政時期的2002年，則再一次倍增、跳躍性地成長到單年投資金額超過67億美元，此後一路成長至2008年突破百億美元。至今年5月份，台資在中國的投資金額已經累積達到1291.5億美元（約相當於3兆8745億新台幣）。

而一般來說，為了規避經濟部投審會的審查，不少台商的資金是透過第三地等方式轉進中國，因此經濟部所掌握的赴中國投資金額數字合理將低於實際數字。若從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數字來看，台商在中國投入的資本佔中國全體FDI（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比例最高時約超過5%，為中國前五大資本輸入國。然而2008年時國內一份研究曾推估[2]，若同時考量到台資從第三地轉進中國的資金，台資佔中國FDI的比重將提高至逾14%，在所有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資本當中，僅次於香港而居次位。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來自台灣資本家的資本，在中國改革開放邁向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與來自香港之資本，共同扮演中國經濟市場資本形成過程中最為關鍵的角色！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引進

上述輸入中國的龐大台資是如何在中國運作的呢？又或者說，這些資本對中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真正扮演的角色為何呢？最重要當屬透過引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大量雇用中國新一代工人階級而將資本主義引進了中國。簡單來說，包含台資在內的外國直接投資，透過設廠、雇工、管理等實作，將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以雇傭勞動為核心的生產關係帶進了「社會主義」中國。

從總體雇用人數來看，經過20年的兩岸「經貿交流」，台資企業在中國究竟雇用了多少工人？台灣與中國兩地政府沒有相關的官方統計數據，不過根據一份研究以多種模式推估，至2008年為止，台資企業在中國一共雇用了1,300萬至1,500萬的工人，約佔中國當年勞動就業人口7.75億人接近2%。從另一個更顯著的角度來看，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數字，外資企業在中國雇用的總勞動力大約是4,500萬工人，換句話說，台資企業在中國僱用的工人足足佔了全體外資企業雇工近三分一，說台資企業身為中國最重要的外資雇主並不為過。

我們當然不可能閉著眼睛否認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進程當中，自始自終仍扮演著最為關鍵的所謂經濟發展戰略制定與宏觀經濟調控背後看得見的那隻手，但我們同樣不可能將台資╱台商（或外資╱外商）視為僅僅只是缺乏主體性、純然被動的天真配角。台資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下的資本無異，存在就是為了實現自我增值的職能，今天無論投入台灣、東南亞抑或是中國，設廠、投資、雇用工人，核心目的就是投入生產；獲取剩餘勞動價值並實現資本的自我增值的目標。台資與台商在中國所引進的新的生產關係，實際上則是複製了過去二三十年在台灣運作的模式。

台資工廠內生產線上的勞動過程與其中所普遍存在的軍事化管理手法，透過學者陳佩華（Anita Chan）等人研究中呈現出的，是常態性的長時間超時工作、充滿著各種扣薪、罰款的工作規則，以及完全無視於工人人格與隱私的各種高壓監視，各種軍隊中規訓操練士兵的模式被直接移植進了生產關係的管理之內。台商面對採訪時，甚至曾毫不避諱表示，為了管理方便，公司召募台籍幹部會優先挑選具軍事訓練背景者。陳佩華以宛如初期資本主義發展翻版來形容這些台資企業內的雇傭生產關係。

我們從另一份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前，針對台資企業的抗議行動中，整理出90年代台資企業高壓管理與「職災輸出」頻傳的表現，可以同時想像台資企業對中國新興工人階級的「貢獻」。（見表一）

這些台商企業對中國工人施行的軍事化管理手法，對台灣的工人階級來說一點都不新鮮，不過是台資企業在台灣工廠內過往二、三十年的生產關係翻版。不過，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新一代自農村游離出來的廣大農民工而言，卻是頭一次遭遇，台資與台商的影響，就在於漸進式地將這種雇傭生產關係普遍導入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只不過，畢竟中國仍舊是一個經過社會主義革命洗禮的國家，即便農民工並非中國共產黨傳統意義底下被標榜為國家主人翁的（國企老）工人階級，他們卻是1949年以來中國第一批真正逐漸發展成為除出賣自己勞動力換取生活資料以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中國工人在面對與適應新的雇傭生產關係上，較經過國民黨軍事政權長期壓制馴化後的台灣工人階級，顯然還是有著一定程度上差異，新興工人在集體行動的形成過程上，整個社會仍舊殘存在著可資利用的豐富左翼歷史資源與意識形態武器。

因此，農民工的戰鬥性依舊時有所聞，特別是在高壓管理且高勞動強度的台資企業內。只是，面對缺乏進一步組織化與激進化發展與串聯可能性的中國工人階級，其戰鬥性被國家機器與黨侷限在廠場內，台資企業則報以各種威逼、分化等資本主義勞動體制內慣常壓制勞資間鬥爭時的手法，成功地予以回應並一次又一次瓦解工人的抗爭，馴化工人的戰鬥性。借用國內學者王宏仁說法，台商透過這些生產關係與管理手段，將所謂「資本主義精神」帶進了資本主義發展後進國中國[3]。

台灣官方陸委會在1992年所出版的一本名為〈台商赴大陸投資失敗案例之研究〉裡，生動地描述了一家在廣州從事製鞋業的台商所遭遇到的勞資「困境」以及台資企業「成功」的因應之道：

這些在台灣看起來，再熟悉不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雇傭勞動體制，與中國政府法治抑或人治，與中國共產黨仍否依舊實際掌握國家重要經濟活動的關係極為有限，而扎扎實實是由台資與台商所一手帶進向資本主義經濟轉變中的中國。如果從上述的出發點來看，台灣工人階級的命運，正恰恰因著台資與台商的「西進」中國，而與中國的工人階級建立起了理應密切而休戚與共的有機連帶關係。

與腐敗官僚層共生 分食農民工勞動的血與肉

一些為台商抱屈的聲音曾如是論述：因中國至今仍不是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因中國「極權」體制的不民主、不自由，連帶影響了台商與台資企業對待工人與經營企業的態度，或云台商投資面對的往往是人治更勝於法治的環境，投資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對台資企業的營運影響至為關鍵。學者吳介民甚至是以受害者的角度看待台商與台資[4]：

退一萬步想，我們暫且先不談將台資企業與台商視為受害者來理解是如何昧於事實而荒謬，然而我們確實也可看見，台商與台資在中國多年來的運作，與中國地方政府與黨官僚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台商在地方的投資與商業行為確實沒有完全主導性而須仰賴其與地方層層政府之間經營的「關係」好壞而定。然而，重點在於；一來，資本流動至全世界各地投資的行為，本來就不可能不受到當地政府的影響，這本非中國所特有的狀態。其次，中國各層級政府與黨官僚與台商以及台資之間的互動關係亦非單向，中國改革開放後各層級政府與黨機器層出不窮腐敗的官僚層，資本引入的變項，正是加深並惡化這樣腐敗與貪腐的共生關係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共產黨腐敗官僚層滋生的溫床不在他處，恰恰寄寓於上述所提到改革開放後資本的引入與一步步邁向資本主義化道路上。眾多研究都曾描述台資與台商是如何在地方，與中國腐敗的官僚層結合成為利益共生的聯盟，如何將中國一步一步推向資本主義化的道路，如何聯手壓制中國工人的戰鬥性，如何共同分食中國工人階級勞動成果的血與肉。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腐敗的官僚層，則因與台資、港資或逐漸成熟壯大的中國私人資建立了緊密的共生關係，在物質基礎轉變決定意識形態轉變下，右傾越來越不可能走「回頭路」，並可預期將持續扮演著推動中國進一步資本主義化、鼓吹全面「自由化」與「私有化」的幕後主力。

從製造業到服務業: 以美容、美髮業為例

回到《服務業貿易協議》裡討論焦點的服務業，事實上，在《服貿協議》簽訂前，許多沒有受到限制的台灣服務業資本，早已繼製造業資本後，一波波前進西進前往中國投資。時間點上恰與中國希望從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結構，逐步調高內需市場的比重的政策規劃相符。換句話說，在台資╱台商登陸20年資本主義化的中國製造業產生深遠的影響後，台資╱台商亦開始進軍中國新興的服務業市場。

以此次《服貿協議》簽訂後，被一度質疑為中資進入後將導致「洗頭洗髮兼洗腦」的美容美髮業為例，台資╱台商在7、8年前早已登陸，這幾年間，我們看到的是，台商╱台資再一次將台灣美容、美髮業慣常以軍事化管理對待、規訓員工的模式引進中國，以及鼓吹一套台灣美容美髮界普遍以剝削名為建教合作生或實習生的廉價勞動力所建立起的勞動力徵補系統。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已經開始學習台灣直接與職業學校建立產學合作的模式，將台灣美容美髮業整套剝削勞工的制度移植到中國。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台灣服務業資本進入中國在先，同樣已經逐漸產生並扮演與製造與製造業資本類似的示範與「技術提升」效果。

而在美容、美髮外，被認為是此次服貿協議台灣最大的受益產業──金融服務業，日後進入中國，也應被視為中國官僚層希望透過台資金融業在中國的實驗性運作，預先小規模實驗與規劃中國下一波金融自由化與私有化的計畫。簡單來說，就如同改革開放以來被引入投資在製造業的台資一樣，服務業所引進的台資╱台商，恐將再一次將扮演著推動中國資本主義道路「改革」的先鋒角色。

小結：亟需來自兩岸工人階級為出發看待「經貿整合」

為什麼在討論服業務貿易協議的系列論述中，我們需要一篇討論台資╱台商在中國邁向資本主義化的歷史所扮演的角色呢？因為，我們認為，唯有從與資本對立的工人階級的角度來檢視來自台灣資本在中國的流動與擴張，才能夠正確看待台資╱台商對兩岸工人同時間的影響，唯有正確認識台資╱台商對中國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影響，才能夠翻轉當前主流統獨陣營均以台商╱台資（而非兩岸工人）馬首是瞻的頭腳顛倒認識論，進而看見資本在兩岸間流動對兩岸工人階級命運與未來的高度關聯性，而致力於嘗試摸索出真正以兩岸工人利益為優先的共同政治、經濟主張，並追求最終建立全世界工人連帶的視野與契機。

當然，我們也體認到，在統獨陣營與兩岸主要政黨所各自設定的語境與框架下，這樣的聲音短時間勢必只能是相對微弱的呼喊，但我們相信，站在左翼與工人階級的立場，唯有透過如此的思考進路，才是兩岸工人階級真正的出路，我們也願意相信，當前兩岸經濟與政治上各自缺乏來自雙方工人階級參與的所謂整合，終將會因為與工人階級利益上的衝突逐漸擴大與明顯，為真正來自全體工人階級的統合與奮鬥，開創出一個有利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