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反對港府修訂《逃犯條例》，香港人近日接連走上街頭抗爭，9日和16日的遊行有超過百萬名群眾參與，終於逼使港府宣布停止修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更在昨日（6/18）出面向市民道歉，但仍未聲言撤回法案，運動持續延燒。
這場「反送中」運動引起世界矚目，台灣也有民間團體號召萬人集會聲援，但究竟香港人為何如此憤怒？除了反對《逃犯條例》，香港人還有哪些不滿？相較於過去香港的社會運動，這次反送中運動有什麼特殊之處？
苦勞網專訪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請他談談這場香港回歸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羅：《逃犯條例》的修訂引起大的爭議，一是因為修訂內容危及了香港與中國大陸「兩制」之間在法治層面上的區隔，把很多人都暴露在有可能被引渡回大陸接受審判的危險；二是整個推出修例的過程中，特首及政府官員處理事情的態度極為傲慢，對專業法律團體的意見置若罔聞，建制派也粗暴地踐踏立法會審議程序，盡顯威權主義統治的色彩；三是特首聲稱為解決陳同佳案而要倉卒修例，卻完全不理會不少其他人提出也能解決此個案的方法，令人對她失去信任，認定修例另有目的，中共官方機構介入更加深人們的疑慮。
羅：上述問題觸發了過去五年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已死，踏進威權年代的那種強烈焦慮。2017年出任特首的林鄭並沒有兌現修補社會撕裂的承諾，兩年來施政建樹寥寥。反而積極配合中央剝奪議員及參選者資格，對雨傘運動參與者「秋後算帳」，亦不理會反對，強行通過高鐵「一地兩檢」方案，以及匆匆要一個花費千億的「人工島」計劃上馬等。林鄭在這幾個問題上都累積著社會強烈的不滿，這些民怨在反送中運動中大爆發。
羅：雨傘運動以來，在反港獨的強制措施打壓下，反對派陣營整體被邊緣化。反對運動低沉，陣營內派別對抗和競爭在過去兩年大大減弱。泛民本身有不少改變，原有的本土派各派分裂則非常嚴重，過去一些言論領袖人物影響力大不如前，另一些則在獄中或流亡在外。不過，雖然本土派欠缺領袖，但「香港人」意識卻愈來愈強烈，不過「本土」的內涵卻不斷在改變。新的泛民派與廣義的本土派分歧較前收窄了很多。
羅：這些運動都有大量的年青人參與，連貫的是對現存香港政治體制的憤怒和失望，但每個運動採取的手段和方式都不一樣。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中出現強烈的世代衝突，以及和平抗爭與勇武抗爭手法之間的爭持。但在反送中運動中，泛民的議會內鬥爭表現進取，六．一二包圍立法會的街頭抗爭中也與青年示威者同行，出現新的鬆散結盟。佔領道路的激進青年向泛民議員鼓掌的場面出現。而無論是溫和派與激進派中，大多數人都重視議會內行動、和平抗爭行動、及激進街頭行動者「三位一體」式的互補和默契。
羅：其實香港無論是普選政治權利的爭取，還是本土身分認同方面的捍衛，都是貧窮懸殊、地產霸權等問題的集中表現方式，因為官商勾結的政權結構正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而這個結構背後就是中共的治港政策，目的是不外乎是維持、吸納、改造過去的殖民體制以為己所用，向商界及財團輸送利益，以交換忠誠。所以普選等政治權利的爭取，其實是階級對抗所折射的一種表達形式。
青年的本土主義涉及身分認同問題，則是對中共操控香港，蠶蝕高度自治，削弱本土文化的反彈。不過，青年人本土認同的飆升背後其實是世代之間的衝突。而所謂「世代」之間的衝突也折射著「機會結構」的不平等，亦即（上一代）「既得利益」者與（今一代）「年青貧窮」者之間的衝突。
羅：「中國」對香港人來說是一個龐大而籠罩一切的存在，支配生活上愈來愈多的層面，其實談不上只是一個「因素」。台灣大體都會感受到這股巨大力量的某種「威脅」，或者可以用「命運共同體」一詞來表達同一種焦慮。
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國沒有提出以「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但最近也坦白了，在這一意義上台灣和香港之間的確面對共同的挑戰。但其實香港青年對台灣的了解未必很深入，反之亦然。我想在互相分享大家的焦慮以外，其實更應深入了解對方真實在地的實況和背後的歷史脈絡。我想香港青年在更多了解台灣後，或者會更明白所謂「中國」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