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電影《小丑》最近在戲院熱映，片中主角亞瑟的精神疾病，和他所處的社會的關係，也引起許多討論。時報出版社近日推出英國學者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的《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一書，弗格森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角度探討精神疾病的社會成因，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對人們造成的壓力是精神痛苦的重要因素。
本文為《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對弗格森的訪談，談論他的新書及主要論點，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2017年11月號第429期，本書中譯本也收錄了這篇訪談，苦勞網獲授權全文刊出。
弗：我認為唯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們精神痛苦的程度全面大幅上升，最明顯原因應該是失業、工作能力評估和無論如何得回去工作、不能再依靠福利救濟的壓力。
所以，不只是在英國，在其他國家例如希臘，我們看到憂鬱症和焦慮症大大增加，還有自殺也是。其他的群體也受到影響，例如高度焦慮和憂鬱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尤其是年輕女性，這可能與在社群媒體上的比較心態有部分關係。但在勞工當中，包括窮人、低收入工人，患上焦慮症和憂鬱症的人數同樣在增加，有的人負債、有的人工作不穩定。
這是相當普遍的。我在本書提出，關鍵因素在於新自由主義社會的生活壓力，不論是勞動強度增加、負債或懲罰性地停止失業救助（benefit sanction，編注：失業者不參與工作面試或就業輔導，救助金就會停止）。
弗：寫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是要挑戰一種醫學模式，在此觀念下，無論是被標籤為憂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或其他哪種精神疾病，這些精神痛苦與人們生活中發生、社會中發生的事情無關。在此特定模式下，精神痛苦都被當成個人問題。
本書的出發點是要挑戰上述觀點，並且說明，目前社會的精神痛苦程度升高，最有關係的因素是資本主義對人們生活造成的壓力。
另外兩個因素也很重要。一個是最近的知識辯論，各方對心理健康和精神痛苦的理解不同，這些討論出現在倫敦的「馬克思主義節」（Marxism Festival）和《社會主義評論》。辯論的主題涵蓋佛洛伊德、神經科學等等。我嘗試處理其中一些問題。
第二個因素令心理健康議題在近年浮上檯面，那是「障礙人士反刪除預算」（Disabled People Against Cuts）組織的成果。在社會危機下也有正面發展，許多經常飽受精神痛苦或有類似問題的人挺身團結起來，去挑戰產生這類問題的種種因素。
弗：這個模式主導時間超過150年。首要受意識型態所影響，它將精神痛苦的原因侷限於個人內在，以非常省事的方式解釋問題。也就是說，問題出在我們的大腦或道德缺失。毫不奇怪，它製造汙名，令到正飽受精神痛苦的人們覺得某程度上他們失敗了，或被標籤為失敗。
其次，還有一個主要因素是這個想法：有一種疾病，便有一種治療劑，藥丸或其他藥物可以解決問題。不令人意外的是，儘管有很多證據證明治療劑沒有真正發揮作用，但製藥業仍是全球第二獲利最多的產業。
弗：當時主導的解釋模式來自於宗教。精神痛苦被認為是受到上帝懲罰或魔鬼附身。但除了宗教模式的解釋外，同時還有一種唯物觀點的解釋，也就是從人的身體內部尋找原因。
例如有一些學說是從體液解釋病因，認為精神受損乃身體內部的液體失去平衡所致。這個模式一直到十九世紀都還具有影響力。我在書中提到，電影《瘋狂喬治王》精確呈現了此療法。
但是，我在書中有強調，尤其在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時期，如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或者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可以看到更為進步的解釋湧現，人們開始從生活事件來尋找造成精神壓力的原因。
弗：馬克思主義方法有三個元素。首先是以唯物主義來解釋問題。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不是建立於首先滿足人類生理或情緒需求，而是由積累資產的需求所推動。這意味著人類的需求，無論是情緒、性還是其他方面都被壓抑、扭曲或異化。從這個出發點才能真正理解心理健康。
第二個是歷史性的解釋，藉此我們便能理解，為何一些心理健康觀念在某些年代會有主導性，並掌控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個人生平的細節。
有人評論說，我們真正應該要問的問題不是「你好嗎」而是「你怎麼了」。換句話說，人們生活中的事件，尤其是早年的生活，形成他們體驗這個世界的方式（雖然那不是單一的因素）。
第三個是辯證方法。這裡有兩個面向，在個人層面上，思覺失調症患者最常見的症狀之一便是對於幻聽到的聲音作出反應，包括害怕、嘗試回應等等。這些反應方式往往被當成他們自身的症狀。
所以，人們首先要主動尋求理解自身的情緒和感受，也要嘗試處理它們。本書的主要論點是：我們集體的心理健康取決於階級鬥爭的程度。
如果人們沒有集體抵抗，就更會將感受到的痛苦和壓力融入內心。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集體抵抗和反擊現行體制，就有助於促成心理健康。
弗：是的，這段話說得極好，它從許多方面總結了我們現在的處境。要改善我們的心理健康，我們能做的最重要行動就是集體反擊。這與我書中談到的全面異化問題有關，因為許多精神痛苦都涉及到無力感。當人們感覺、理解自己才是主動者且力量來自內在，就能對心理健康產生非常正面的效果。
弗：絕對是的，這個療法要是有幫助就好了，但認知行為療法基本上是改變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變世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特徵是，它能夠吸納原本進步的概念，並加以改造，好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例如目前在心理健康領域最具有影響力的「復原」概念。它的積極意義在於，人們不要一輩子都活在心裡不健康之中；但它的消極面在於，把「好起來」的義務都放在個人身上。
弗：佛洛伊德本身不是一個革命者，但在他思想裡有非常激進的元素。他認為，社會對人的壓抑和扭曲，不只在性慾，還包括其他的基本需求，於是產生了他所謂的神經官能症。
從精神分析的傳統來看，大部分觀念都非常保守，傾向把精神痛苦當成個人問題。但我在書中據理說明，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圈子一直試圖從佛洛伊德的思想中心探索激進的元素。
弗：是的，尤其是在革命時期，如1920年代初的俄國。在研究寫作本書時，我最著迷的事情之一，便是發現在那個年代的俄國，精神分析的地位幾乎得到官方認可。佛洛伊德的書籍是由蘇維埃政府的出版社發行的。他得到了托洛茨基、拉狄克、維果茨基（Lev Vygotsky）等人的關鍵支持。
在同一時期的德國，許多參與精神分析的人，包括許多女性精神分析學者，都被佛洛伊德思想所吸引，認為當中潛藏許多激進元素。但精神分析在1930、1940年代輸入美國後有了轉變，離激進思想越來越遠，反而成為官方的意識型態。
弗：我認為連恩是一個非常有趣、矛盾的人物。他最初的貢獻是挑戰當時正在使用的、更為野蠻的精神疾病療法，例如腦白質切除術（切開腦部）、常見的電痙攣療法等等。
我認為連恩是被壓迫者的權利保衛者，因為他強調，我們需要聆聽那些被標籤為精神疾病患者的心聲，諸如思覺失調症。他們的行為和反應不僅僅是生理的化學反應，而且實際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有關。
連恩那時受盡批評，因為他指責家庭和父母造成思覺失調症。我認為這有點不公平，但他在這個問題上有點模稜兩可。
他非常投入這個時期的新左派運動，1960年代末也在倫敦組織了一個大型的會議。遺憾的是，他在1970年代之後，在知識上的貢獻大大減弱了，個人酗酒問題越來越嚴重。
但連恩在六○年代提出的中心思想還是很重要。他認為精神痛苦有其含義，而發掘的方式便是聆聽精神痛苦病患者的心聲。現時大量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連恩的觀點。人們的生活經歷包括受虐的經歷，都與精神痛苦有很強的關聯。
弗：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有趣的時期，事實上，這些新運動出發點在於，更多患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將不會住在醫院，而是在「在社區裡」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
人們之所以現在「在社區裡」，實際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比起在精神病院更容易被組織起來。由於心理健康問題如此普遍，許多人也在挑戰它的汙名化問題，所以在今日更容易進行組織工作。
毋庸置疑，緊縮政策令心理健康運動更加激進、規模也更大，服務使用者現時在「障礙人士反對刪掉援助」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內部都非常活躍。
這些運動有一些特徵是全新的，但我認為有趣的是它們也往回觸及到自己的歷史。從積極面來看，在現在所謂的「瘋癲研究」中，人們回顧了1960年代甚至更早的抗爭歷程，他們正在找尋像連恩這類人，查看他們的思想如何用於今天的脈絡。
我認為將來會有更多的辯論，去討論身分政治否為推動這個運動的最佳方式。在我看來，今日人們普遍經歷過精神痛苦，有助於扭轉精神疾病的汙名，一個具廣泛基礎而強大的運動便可能建立起來。
過去一年來，全國各地紛紛展開運動，反對社區心理健康服務設施被關閉。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者和各領域的運動者都非常緊密地合作。
在「社會工作行動網絡」和「心理學者反對緊縮」等組織中，我們可見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者、心理學者和其他人非常密切地合作，挑戰緊縮政策。
弗：我想本書中所指出的中心點是，精神痛苦的根源不在於某個特定政策或意識型態，而是根源於資本主義社會，它剝奪我們對生活的各種掌控權，否定我們的最基本需求，無法以有創造性的方式看待事物。
所以，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不管是勞動強度增加、年輕學生的競爭壓力加大、老年人在日益個人化的社會中更加孤獨，所有面向帶我們回到了一個老問題，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其動力來自於累積資產的需求，而不是社會和情感需求。
因此，真正能解決心理健康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以滿足人類需求來創造一個社會，而不是為了累積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