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維波：進步價值與政治正確——在台灣

當代世界的強勢話語一方面宣稱價值的多元主義，另方面則又標榜政治正確的進步價值，這兩方面顯然存在張力或甚至矛盾，因為：如果進步價值只是多元中的一元，那麼就不可能是政治正確的，既然「正確」就沒有真正多元主義的餘地。「多元」與「進步正確」的張力矛盾因而帶來許多爭議。本文將只集中探討「進步價值與政治正確」在台灣的爭議現象。本文最終認為「政治正確的進步價值」勢必要多元化，且放在大國文明的競逐與和平共處（modus vivendi）中來看待。

進步概念的演變

何謂進步？西方教科書會認為進步或者進步價值建立在理性上，一種是外在世界的理性化，像利用科學來改造自然和社會制度，增加效率和精確控制等；另一種則是人自身的理性化，由此擺脫非理性因素的影響而達成人的自主。自主的人都是平等的，平等關係又由法律地位的平等擴大到政治、性別等等領域。於是像這樣世界與個人的不斷理性化，被稱為「進步」。

「進步」基本上是西方現代的觀點與產物，是現代制度的自我辯護，西方現代制度的正當性來自於進步。當然，西方現代與它的進步觀從誕生之日就受到很多批判，無論是傳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後現代的，後殖民的等等，從晚近的學術趨勢來看，中國與其他文明的現代道路和歷史經驗正形成新的非西方中心觀點，對西方現代進步加以修正、改造或揚棄。

西方內部自身也一直對現代進步有所批評，像「反核」所蘊涵的價值並不單純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理性進步，而是包含理性反思自身之後產生的風險意識。同時，理性反思也不是個人自我的獨白，而是不同主體之間的辯論，整個社會在這些辯論中的集體學習，才構成所謂「進步」。這是現在比較流行的一種西方進步觀。

進步在台灣的非理性

即使我們不從中國觀點，而從上面的西方進步觀來看台灣大談進步價值的「同溫層」，就可以發現其實台灣自命進步者多數只是仿冒進步而已。

首先因為西方的「進步」與其對立的「保守」本來只是兩種解釋世界的理論。各有所見也各有短長，都有其西方中心的偏見，但是現在「進步」卻變成區分身分的標誌，自我感覺高人一等，同時是用以貶低對手的口號，而不是論理學習的過程；例如「進步方」不知道也不探討反同性婚姻的合理性，或者反動物保護、反選舉式民主、報復正義…所蘊涵的合理性，因而終究未能反思自身進步的合理性，缺乏進步所需的理性學習。

其次，在作為當前「公共領域」的社交媒體上或者社會運動中，「進步價值」 所模仿沿襲的言行模式是台灣的選舉模式，標榜進步價值的方式就像政客的口號宣傳手法，而且進步議題的操作是「選舉化」的，除了謾罵抹黑謠言攻擊之外，還要採取檢舉封鎖壓制與群毆造勢等手段，其實和進步所需的理性對話沒有關係。所謂進步方與不進步方並沒有區別。

這是台灣公共領域趨向且融入選舉式民主的表現（「選舉民主」最終以投票為民主，不同於菁英民主、人民民主等其他民主形式），結果則會是選舉民主與公共領域雙雙失靈。

西方進步已抵達終點的悖論

當然，失靈的原因並非都源自台灣本身的作為，也有外在因素，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過去冷戰結構與地緣政治給予了台灣躋身西方「現代進步」的機會條件，西方資源的逐步漸次擴散輸入台灣，最終創造出更多擁抱西方進步價值的一代人，進步價值的階級資源分布也因而具有代溝差距的形式，所謂「長輩」與「年輕人」的差異。但是冷戰與大陸改革開放給予台灣的機會條件在目前世界權力結構變化下能維持多久，猶未可知。

目前可知的是，在西方與台灣原本「進步永無止境」的想像卻被「進步已抵歷史終點」所取代——例如選舉民主是至高絕對的價值——「歷史終點」的意思就是此刻「我們進步人士」已經預見未來歷史，我們此刻的進步信仰就是真理、就是正確，進步價值不可能幡然改變——這原本是冷戰勝利者的自滿，如今卻變得越來越脆弱，表現為激進憤怒情緒高昂，還會出現「亡國感」，例如美國的亡國感是被中國大陸超越的恐懼。

現在全球「民主陣營」內普遍­出現的憤怒與喧囂形成了各國內保守派政客對進步價值的攻擊，但是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還無法改變大學學院的進步價值取向，好萊塢向外輸出的意識形態還不會有太大改變，因此預期政治正確爭議還會繼續下去。

進步與進步價值為何忽然抵達終點？恐怕意在封閉世界進一步變化的其他可能——不同的現代道路與價值體系。然而，現在所謂的進步與進步價值是否可能在未來反而變成落後與守舊的？這難道不是「進步」的本意嗎——就是一切進步都會變成不進步？更有甚者，此刻被認為落後與守舊的，在返本開新後卻又變成是未來進步的方向？後者這種週期往復的進步觀不同於西方的線性累進進步觀，有助於我們擺脫仿冒進步者的歷史短視與偏執。

美國政治正確的緣起

進步價值經常連結政治正確的爭議。我想先從政治正確的概念在西方形成的社會脈絡談起。

關於政治正確的源起，大約1980到1990年代初在美國校園有些激進學生認為日常的某些習慣用語或俚語本身有歧視意味，所以倡議用新的名詞取代，類似後來中國人開始用殘疾或殘障取代「殘廢」，一些保守主義者認為這種倡議等於言論檢查，這與蘇聯的政治管制言論一樣，因而嘲諷新的用詞是要求「政治正確」，這個名詞由此流行。

美國保守派曾意在譏諷地列出當時很多帶有實驗倡議性質的新舊用語對比，有的倡議後來變成通用新名詞，有的倡議則確實會讓人覺得荒謬可笑。不過偶爾也有左傾師生用「政治正確」這個詞來自嘲，所以這個詞本身的意含取向就有點不確定，有時可以做為中性描述詞，但也常常是個負面的貶義詞。

不過在美國，用語的政治正確要求其實早出現在1970年代，那時支持婦女解放的人就有改變語言用詞的倡議，例如不應該再用像「pricks」，「chicks」等粗俗語言來稱呼男女；黑人民權運動興起後也有類似呼籲，因為在種族歧視嚴重的美國，侮辱有色人種或波蘭人、猶太人等等的用語也是常聽到的。但是這些用語改變倡議在1970年代仍較有針對性，並沒有廣泛攻擊更多的日常語言。

在語言的政治正確這個問題上，有兩個角度可供思考，第一，像「queer」原本是美國社會對同性戀的侮辱性稱呼，卻被激進派化用為自稱，以有別於自由派所採取的主流運動路線。這說明語意使用有變化的可能，因此語詞的道德性質不是絕對的。就連「政治正確」這個詞究竟是正面還是反面評價都不確切。第二，如果偏執於語言的廣泛改稱（例如使用 ta 來代表第三人稱）、堅持語言的「正確純淨」，就像禁止髒話一樣，使得像笑話與調侃（兩者經常運用政治不正確字詞）等發抒社會壓力與感受集體情緒的功能都會受到壓抑。明代流行的「人妖」或「妖」一詞至今仍在東北等地圈子使用，有別於大陸語境裡中產階級彆扭的「跨性別」舶來用法，具有多重複雜意義與功能。

以上這兩個角度間接地說明了不能採取絕對的態度看待政治正確，而且不應廣泛擴張到公私各個領域，否則不利於社會團結。

課堂裡的政治正確

美國政治正確（所謂PC）還涉及了彼時美國的文化戰爭與身分認同政治的興起，並與加拿大與澳大利亞的文化多元主義發展互相影響，另外還有大學通識是否只閱讀西方傳統經典的問題。不過以上這些爭議沒辦法在本文討論，因為涉及美國的歷史與傳統，也和美國內政外交與社會運動有關。

至於現在美國校園的政治正確爭議狀態還在發展中（例如美國學生反對Milo Yiannopoulos進入校園演講1），難以斷言。新聞裡會聽到保守派批評美國高校政治正確的情況是：保守派老師難被聘任與發表，保守派學生難以進入博士班，直男學生會面臨敵意教育環境，受到女性主義師生的攻擊等等。不過在我過去的印象裡，由於自由主義是穩固的主流意識形態，有點保守氣息的自由派美國教師自詡的專業品格不會在課堂上強勢鼓吹其現實政治立場或政黨表態。這和港台一些表態政治正確教師還是有所不同的（例如使反進步價值學生處於敵意學習環境中）。

至於社會思潮像女性主義與同性戀課題，如果課程內容包含不同流派的理論交鋒就仍是知識性的。當然如果性／別學術的範式定型或創新耗盡，那就有淪為教條化的危機。

總之，如果大學課堂與論文內容不外乎反父權、反資本、反國家、反權力…而沒有意外或創新，從標題就能預測內容與結論，那是學術人的悲哀，學習者的不幸。

一言以蔽之，追求創新的大學課堂應該不屑政治正確的套路。

因勢因利而轉的政治正確

如前所述，美國的政治正確爭議是美國的歷史經驗、知識範式、宗教與傳統價值，還有現代價值交鋒的產物。至於台灣的「政治正確」現象只是表層地沿用了美國所傳播的價值與知識範式，雖然解嚴後台灣大學知識生產的專業化與待遇均有所增長，但是畢竟台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上均處於附庸地位，難以獨立產生自身價值與知識範式的資源與條件。即使在中國大陸，九〇年代開始揚棄精神西化後，仍在摸索地建構人文社會各學科的中國學派、中國模式等新範式。

台灣的「政治正確」或許自以為早已掌握歷史進步的方向真理，就如前面說過的「自以為已經看到『歷史終點』的自滿」，然而即便表現出黨同伐異的狂熱，恐怕也因為沒有歷史與傳統的支撐而缺乏一貫原則，因勢因利而轉。例如現在壓制與定性紅色媒體、籌議法律來辨識查處中共代理人，對統一言行採取社會排斥與法律威脅等等，顯然背反「自由民主」的進步價值，卻不見標榜政治正確群體的制止。如果現在台灣和大陸處於戰爭狀態，恐怕會和過去國民黨戒嚴政權的白色恐怖作為如出一轍，轉型正義並沒有引為鑑誡的功能。

當政治正確遭遇挑戰

當某種進步價值成為政治正確後會有言論自由的爭議，是因為有相當人口公然不認同這些進步價值。限制或懲罰這些不認同者的言論（例如懲罰課堂上政治不正確的發言），會產生言論自由的爭議，畢竟言論自由在名義上也是一種政治正確。當某種政治正確能有效壓抑異議因而在公共領域穩固確立後，也會容忍少數反對者的言論自由，反對者會避免被社會排斥而保持沈默，否則會被當作非愚即妄。

但是如果政治正確所代表的普世價值，在全球多地都受到質疑，也在西方內部引發爭議，那意味著原本穩固的政治正確開始發生變化。

當今世界政治正確的穩固程度，和過去殖民主義時代一樣，都是依靠著西方軍事、政治、經濟實力之盛衰，畢竟沒有以全球為範圍的帝國主義，就沒有普世價值的傳播。雖然現在的意識形態與文化生產（西方的互聯網媒體、西方的國際新聞媒體、好萊塢、大學與理論知識）比過去西方傳教形態更有力量，但是晚近像伊斯蘭復興、中國崛起、白人人口與勞動力減縮下的移民現象，間接地促成西方保守派更傾向「文明衝突」，進而轉向「排中全球化」的戰略。保守派向來批評校園流行的（反對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政治正確，但是當保守派愈發地重新拾起冷戰修辭（如反極權）是否能團結自由派並形成對西方現代進步價值的共識，仍有待觀察。

結論：進步價值與政治正確的未來

最後關於進步價值與政治正確，我有兩點觀察可做為總結。首先我們可以認定：目前流行的政治正確是不甚正確的。因為這些流行的政治正確幾乎都源自西方現代個人自由主義的主流價值，建立在西方中心的世界歷史書寫以及社會建構上，均有其侷限和偏見——無論是自由、平等、民主等等政治價值，或者像隱私、反性騷擾、同性戀等議題，其目前流行的表述與實踐都有修正餘地。說到底，進步價值不是普世性的，因為像「新石器時代人類（或漢朝人）因為缺乏性別平等觀念而不夠進步」這種歷史穿越以及社會穿越的判斷，我們甚至覺得不是對或錯，而是無意義。我們可以說：特定社會的政治正確總是在特定歷史形態與時段脈絡裡才能有意義地評估判斷其價值——如果所謂「進步價值」或「政治正確」在那個歷史社會環境中造成的後果是撕裂等等惡果，那麼就不可能是什麼「正確價值」。

其次，政治正確如果離異了自身社會的傳統與歷史，卻接受源自他國歷史與傳統的空降進步價值，那麼當然容易造成自身社會的衝突。在今日，除了某些附庸社會外，許多後殖民社會已不再盲目西化，但是西方大國卻仍強加普世價值於世界，以達成其戰略與支配目的，成為當前世界的騷亂原因之一。

不過和平共處與全球經濟顯然也需要大國之間能彼此妥協認同的價值，可以說世界需要多組普世價值的競逐與交疊共識，包括中國在內的前現代諸文明帝國過去便提供了競逐的多組普世價值的資源，可以重新校正世界所需的進步觀與價值。

• 1.【編按】米羅·雅諾波魯斯（Milo Yiannopoulos）是美國右翼網站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的編輯，旗幟鮮明且經常發表驚世駭俗的言論。本身是一名出櫃男同志，但也公開批評女性主義、穆斯林與同志平權運動。2017年，柏克萊共和黨學生會邀請雅諾波魯斯到校園演講，引發普遍偏自由派的柏克萊學生反彈，發動抗議最終迫使雅諾波魯斯取消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