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資本積累與開放的邏輯

責任主編：王顥中

馬克思曾經說：「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切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1]在馬克思看來，評價自由貿易，並不需要討論自由貿易給工人階級帶來了多少經濟利益。自由貿易賦予資本克服空間障礙的權力，使資本能夠跨地域剝削勞動力；另一方面，自由貿易剝奪了工人階級利用「資本必須束縛在一定地域」的弱點而進行抗爭的權力。進一步，自由貿易引起工人階級的內部矛盾，彷彿失業是工人之間的競爭所導致的，而不是資本權力擴張的結果。

權力的喪失，無法用任何經濟利益進行補償，這對於任何階級都是一樣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不應因為中國大陸的讓利政策，而模糊了自由貿易對兩岸工人階級權力的影響，所以關鍵的問題是兩岸工人階級面對資本權力的增強而應該採取怎樣的策略。兩岸工人階級策略的選擇有必要對中國大陸的資本行為──尤其是資本積累和開放──進行分析。這篇文章嘗試從這一角度提供一些初步的分析。我試圖回答三個問題：（一）中國大陸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是怎樣的；（二）中國大陸為何以開放為名不斷推進貿易、投資和金融的自由化；（三）對兩岸工人階級的策略來說，中國大陸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和開放的深化有哪些因素值得考慮。在以下的三個部分中，我將依次回答這些問題。

（一）中國大陸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

如果我們以實行改革開放為歷史起點，那麼中國大陸的資本積累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70年代末開始到90年代初結束。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中國已經具備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並初步形成了一套建立在工人參與為基礎上的工廠管理方式。這種管理方式強調通過工人對管理的參與感（參與管理從而「當家做主」）和對生產的認同感（生產的發展是為了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來增強勞動積極性，而避免採用獎金等物質手段刺激工人勞動。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和對文革大批判的開始，工人的政治權力被削弱、工廠管理從由下而上的參與式管理轉向由上而下的等級式管理。原有管理方式不存在了，物質刺激披上了「按勞分配」的外衣，成為維持生產的必要手段。

物質刺激對於一般資本主義企業來說並不鮮見，然而與資本主義企業相比，80年代中國大陸處在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工廠雖然廣泛實行物質刺激，卻沒有資本家「解僱工人」的棒子與之相配合。這種只有獎勵而沒有懲罰的管理體製，造成了資本積累的困難：工人要求物質獎勵，工資總量就要保持增長，利潤總量就會受到威脅。工資和利潤之間的緊張關係迫使企業保持積累的高速度。在國家逐漸放鬆價格的過程中，企業高漲的積累需求推動了價格的上漲，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80年代末社會矛盾的激化。經過蘇東劇變和中國大陸連續幾年的經濟蕭條，國家在90年代初強行刺激經濟增長，結果與80年代末一樣導致了通貨膨脹。沒有對工人階級揮舞「失業」棒子的權力，資本積累就會陷入一輪又一輪的通貨膨脹之中。

80年代物質刺激的氾濫，給社會主義工廠帶來了資本主義的因素，90年代初的一系列改革則標誌著中國大陸的資本積累具備了資本主義的性質。從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資本積累進入第二個階段，國家開始減少對農民工進城打工的限制，農民工成為城市工人潛在的競爭者，並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成為工人階級的最大組成部分，徹底改變了工人階級的構成和面貌。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一場以私有化為目標的改革在短短幾年內迫使至少3千萬工人下崗失業（【編註】「下崗」指的是在中國大陸國有企業中失去工作的工人，工人仍屬於該單位，但沒有工資，實際上等同於失業）。這場改革達成了三個目的：第一、國有企業工人構成急劇變化，具有社會主義工廠經歷的工人在比重上大幅減少，而改革開放以後參加工作的工人在比重上相應增加；第二、大量工人下崗失業迅速形成了產業後備軍，伴隨進城農民工數量的增加，工人階級被迫屈服於資本的「失業」棒子；第三、從直接賤賣國有資產，到管理層「空手套白狼」收購國有企業，再到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國有企業成為中國大陸新興資本家的提款機，成為資本原始積累的工具。

第三個階段從21世紀初開始直到現在。上一階段的改革壓制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產業後備軍；現在這個階段，資本積累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私有化後僅存的國企和90年代以來興起的私有企業在用工制度和管理方式上逐漸趨同。勞務派遣、短期合同和超時勞動成為國企和私企的通行做法。工人階級力量的削弱導致收入分配日益傾向於資本。從「圖一」可以看出，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勞動份額在1995年到2007年呈現持續性的下降，反映出私有化、產業後備軍的形成與工人階級內部競爭的加劇，對整個工人階級的沉痛打擊。

勞動份額的下降意味著資本取得了更多的利潤，資本積累的能力也得以增強。同時，利潤總量的增長還給資本帶來了更高的利潤率，因此資本積累的意願也日趨高漲。從「圖二」可以看出，無論是整個工業部門還是國有工業部門，利潤率從70年代末開始趨於下降。雖然利潤率在90年代初期有所回升，但此後繼續下降至1998年私有化改革和下崗失業最為嚴重的時候。此後利潤率則一路高歌，到2008年之前一直保持增長，這與同一時期勞動份額的下降有著明顯的對照。

在資本的威壓之下，工人鬥爭雖在持續但卻陷入低潮。工人工資趕不上物價（特別是房價）的上漲，實際上無法滿足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無法維持生存成為工人面臨的現實矛盾。因此，工人不得不通過兩條途徑維持生存：一是借助農村低廉的生活成本，讓老人、孩子等非主要勞動力留在農村生活，整個家庭承受骨肉分離之苦；二是超時勞動，通過比較高的加班工資來彌補收入不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在200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民工每週的平均工作時間高達58.4小時，以法定工作44小時計算，加班時間高達全部勞動時間的四分之一！[3]資本家很清楚工人要依靠加班來維持生存，所以故意壓低正常工資，迫使工人自願加班。同時，資本家還把加班機會作為手中的權力，用以對工人進行獎勵和懲罰。在工資達不到勞動力再生產需要的情況下，資本家的權力得到進一步增強。

2007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對於中國大陸的資本積累來說或許是個轉折點。全球經濟下滑抑制了對中國大陸出口的需要。經濟增長在2008到2009年放緩，利潤率下跌，間接導致勞動份額在長時期下滑後出現反彈。面對經濟增長放緩，國家實施了四萬億人民幣的大規模刺激計畫，促使利潤率在2010到2011年恢復增長，並使勞動份額出現回落。然而， 2012年經濟增長再次放緩，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緊張關係凸顯出來。簡單比較經濟增長率和工人平均工資的增長率，就能看出這種緊張關係：與2011年17.8%的（名義）經濟增長率相比，2012年的增長率只有9.7%，但是2012年工人平均工資仍然保持了2011年以來17%的增長率，而利潤率則明顯下降。

資本積累轉折點的出現，既有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因素、又是工人鬥爭的結果。2009年通鋼工人反對國企私有化的鬥爭，和2010年佛山本田工人抗議工資過低的罷工，將工人鬥爭推向了一個小高潮。工人鬥爭是階級矛盾長期發展的結果，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又惡化了階級矛盾。以通鋼為例，通鋼在2005年引入私人資本「建龍」，此後「建龍」實際控制了通鋼的管理和決策。危機發生之後，「建龍」見利潤下滑於是退出通鋼，而在國家刺激計畫出台之後，「建龍」來了個回馬槍，重新控制通鋼。於是，長期忍受私人資本壓榨的工人們站出來舉行罷工，打出了「『建龍』滾出通鋼，某某幹部滾出吉林省」的口號，並打死了「建龍」派給通鋼的老闆。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工人鬥爭是如何內嵌在危機和經濟刺激計畫的環境中的。

另根據《中國工人運動觀察報告》，2011到2012年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中，有約五分之一與危機發生之後，工廠的搬遷、關閉所引發的經濟補償爭議有關，另有五分之一與要求增加工資有關，還有六分之一與工廠拖欠工資有關[5]。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工人運動為何在危機之後出現小高潮。

簡單回顧中國大陸資本積累的歷史脈絡，可以看到這種資本的快速積累依賴於第二階段的結構性改革。這場改革沉痛打擊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但是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發生之後，改革的「遺產」已經消耗殆盡，於是亟需一場新的結構性改革來挽救瀕臨困境的資本積累。與第二階段的改革相比，新的改革可謂捉襟見肘。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已經頻臨極限，繼續打壓工人階級將會引發強烈抵抗。最近，國家準備以養老金不足為由，準備延長職工退休年齡。這一方案引發大量批判和討論，結果該方案雖呼之欲出但時至今日仍沒有正式公佈。這或許就是繼續打壓工人階級將會受到的阻力，新的改革或許只能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農村土地私有化，以此促使社會財富的集中；二是進一步對外開放，促進貿易、投資和金融的自由化。

（二）「開放」的邏輯

中國大陸為什麼要「開放」？「開放」為何與「改革」相提並論？在資本積累的不同歷史階段，開放的角色也在發生變化。在「改革」旗幟下的「開放」並非一般意義的開放，在「改革」發生前，中國大陸就曾大規模地引進技術設備，難道那不是開放嗎？「改革」旗幟下的「開放」不僅是引進技術，還要引進所謂「先進的管理經驗」，特別重視「開放」對改造生產管理方式的作用。在「改革」者看來，外來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等同於「先進經驗」，而社會主義的管理方式成了落後經驗。

以吸引外資為形式的「開放」，起到了促進社會主義工廠中生產關係改造的作用。90年代末，「開放」更具體化為加入世貿組織（WTO）這一目標。入世談判被渲染成為一場為了重回世界大家庭而進行的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加入WTO的願望，反過來成為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企業效率的理由，而擺脫「富餘」勞動力、實行產權制度改革則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途徑，所以加入WTO又為同一時期國企私有化改革和工人的下崗失業提供了合法性。這一時期，「開放」對改造生產關係的作用超出了「開放」本身的經濟效果。在加入WTO之時，中國大陸已經有了一支龐大的工人隊伍，他們由於受到失業的威脅而不得不服從於資本家的指揮。

中國大陸在加入WTO之後深刻影響了全球化的結構。中國大陸不僅有廉價的勞動力，而且工人接受過良好的基礎教育和技術培訓。中國大陸有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資本家可以就近找到零部件的生產者。中國大陸在私有化改革之後仍然保留了控制能源、原材料等關鍵行業的國有部門，這個部門與以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部門一起形成了支持大規模投資的制度，因而總體經濟比較穩定，不容易出現劇烈波動。這些因素是其它外向型經濟所無法全部具備的。因此，中國大陸成為了貿易全球化的樞紐，一端連接著作為原材料或中間產品生產者的發展中國家，另一端連接著作為出口市場的發達國家。

即使完成了生產關係的改造並成為全球化樞紐，中國大陸仍然是「開放」的堅定支持者。此時，「開放」的邏輯發生了變化。現在「開放」的必要性在於資本積累的矛盾需要通過進一步融入全球化來緩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給中國大陸的資本積累造成困難。在外部條件的催化下，內部矛盾惡化並威脅著當前資本積累模式的可持續性。進一步在貿易、投資和金融方面實行對外開放，不僅是為了應對危機之後全球資本競爭加劇的局面而做出的反應，而且是主動給資本家開闢市場並創造出新的營利機會。可見，「開放」的邏輯的這種變化只是形式上的，其服從於資本積累需要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三）兩岸工人階級的策略

資本是自由貿易的堅定信仰者，在這個意義上，大陸和台灣的資本已經超越了政治隔閡。作為工人階級（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工人階級），支不支持兩岸貿易的自由化，變成了是支持資本的這一派還是那一派，從而退化成一場沒有民主實質的投票。如果貿易自由化是資本積累緩解自身矛盾的必要條件，那麼貿易自由化就遲早要發生；而為了讓它早日實現，資本會拿出優厚的條件以博取其他階級的支持。但是，正如本文一開始所引用馬克思的話所說，貿易自由化對工人階級權力的不利影響，無法用任何經濟利益進行補償。

兩岸工人階級所要應對的，不是「要不要支持貿易自由化」、「要不要支持某種形式的貿易自由化」，或者「要不要支持和某個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因為任何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貿易自由化都對工人階級不利。兩岸工人階級所要應對的，首先是貿易自由化的不利影響，進而是如何增強兩岸工人階級的權力。貿易自由化有其兩面性，它促使不同地域的工人之間進行競爭相互壓價；但也在工人之間建立起階級聯繫，為共同抵抗創造條件。這一點在跨國資本將生產過程佈局在不同地域的情況下更為明顯。一個工廠的罷工或許能使整個生產過程癱瘓，而如果跨國資本在不同地域留有預備工廠，那麼工人的相互支持就至關重要。

工人集體行動在當前中國大陸資本積累遭遇困境的情況下頻繁出現，過低的工資和超長的勞動時間，使大陸工人掙扎在生存線上。農民工的第二代從學校畢業後直接進入工廠勞動，過低的工資使他們難以在城市定居，未來對他們來說十分渺茫。與此同時，產業後備軍出現萎縮，勞動年齡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現下降。嚴重的剝削、不確定的未來，以及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使得工人集體行動往往一觸即發。由於工人鬥爭的高漲，長期依賴剝削廉價勞動力的資本積累方式就會步入危機。

資本積累的危機趨勢將持續存在。儘管國家會通過新一輪的改革（比如土地私有化）以及對外開放（比如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來延緩危機的爆發，但是如果不拋棄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那麼危機趨勢就會繼續存在，並遲早以劇烈的形式爆發。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岸工人階級的團結就大有可為。工人階級可以利用資本分工體系在不同地域的工人之間建立起聯繫，交流生存狀況、工作條件和鬥爭經驗，在集體行動時爭取實現聯合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