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服務業無產階級正在全球擴散

近幾十年來，隨著資訊技術、工業自動化和其他創新的擴展，屢見「後工業服務型社會」即將來臨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在後工業服務型社會，早期存在的無產階級實際上將會消失。然而，即使粗略概觀當代全球勞動市場的現實，也顯示這種不實的說法是錯誤的。在高科技領域出現受過教育的受薪工人的新階級，端賴受雇於諸種行業部門卻越來越不為人所見的工人；這些行業的範圍，從呼叫中心、電話市場到旅館飯店，從清潔公司到零售業、速食店以及照護服務。這些職業的大多數，以這樣那樣的方式，都是不穩定的：季節性、兼職、臨時工、非正式或自雇自營，極少甚至沒有保障和任何福利。

典型的例子是零時契約（zero-hour contract）：盛行於英國和其他地區的一種違悖常理的雇傭形式。它雖然沒有固定的工時或工班，零時契約的受雇工仍舊必須不斷地受他的老闆擺布，隨時等待來電，一旦他們接收到呼叫，他們得到的工薪也僅只是實際工作的時段，而整天、整周、整月耗在等候的時間卻不被計算在內。資訊科技公司特別喜歡採用這種勞動完全彈性化的辦法，可以輕輕鬆鬆地立馬讓工人不斷被剝削，並且讓不穩定的制度更加正常化，將工人棄置在永遠缺乏保護的狀態。

優步（Uber）是另外一個例子。那些被公司認為是獨立自主而非正式員工的契約工司機，必須提供自己的車輛並且支付所有──包括汽車修護、維修、保險還有燃料的開銷。Uber的App實際上是全球私人企業，假借獨立自主以及共同創業之名的面紗，掩飾其奴役工資勞動者的事實，在司機從勞務中創造出的剩餘價值裡佔據最大的份額。

在義大利還可以看到另外一種扭曲的勞動剝削形式，那就是最近被引進的一種臨時性、間歇性工作的怪異形式，所謂的「以折價兌換券為基準」（voucher-based）的工作。這種形式，按理支付給工人的折價兌換券價值要符合確實工作的時間。然而，不固定性不僅只是這種勞動形式的問題。雖然，依法兌換券必須支付最低的時薪，但靠著極陰狠卑鄙的詭計，契約工卻要主動提供一定比例的加班時數，而且時薪比法定的還低。這制度使得不固定和剝削的程度遠過於臨時性與間歇性的工作本身，因此遭義大利工會拒絕，政府也被迫擱置實施。

這些非正式、兼職 、短期、獨立自主、臨時、間歇性等新形式工作的擴散，導致一個新勞動範疇：「無保障的不穩定工作者」（precariat）的出現。

自認為「無保障的不穩定工作者」一員的運動在歐洲迅速地拓展開來，尤其在義大利、西班牙、英國、法國還有葡萄牙。當這個運動在傳統工會的架構中奮力尋找空間時，他們也在與傳統工會並肩奮鬥中獨立自主地發展。義大利米蘭（Milan）為保衛岌岌可危的勞工（包括移民工）而戰鬥的運動「San Precario」（「無保障的不穩定工作者」保護神）以及在拿波里（Naples）表現壯觀的由朝不保夕（precarious）的工人和反叛青年組成的「衝擊城市工人」運動團體（the Clash City Workers movement）是開創性的例子。

所以，所謂「勞動的優步化」（uberization of labor）──冷血企業家藉由上述各種不確定的形式，目的在創造更多利潤，不斷讓資本增殖的犯罪手法，已經擴展到全球。另外，愈來愈多工作在網路上完成的事實，使得工作與休閒幾乎無法區隔，受雇者日益需要全天候的待命，隨時提供勞務。全球勞動大眾的工作未來，顯然是彈性雇用的一種，因為沒有事先設定的工作日，沒有清楚界劃的工作空間，沒有固定的工資，沒有事前規定的活動內容，沒有權利，沒有保障或沒有工會的代表。這制度本身的目標是彈性變動的，明天的目標總是改變，而且總是必須比前一天要達到的目標更高。

最重要的社會與政治的後果是，烏蘇拉‧胡斯（Ursula Huws）說過的「網路無產者」（cybertariat）或魯伊·布拉加（Ruy Braga）與我所謂的「資訊無產者」（infoproletariat）的增長。無論它的名稱為何，這個新制度的出現，卻設下了一道難題──究竟服務部門的工人應該被視為新興的中產階級？或新服務業無產階級？又或者該被視為結合兩者於一身的新階級──「瀕危階級」的一部分？

中產階級，瀕危階級，或無產階級？

在呼叫中心、旅館、超級市場、連鎖速食店、大賣場等場所，服務部門的工人日漸從中產階級典型的智力勞動中區隔出來，並且愈來愈近似於所謂的服務業新無產階級。如果較為傳統部門的中產階級（醫師、律師還有其他的自由業），是由他們參與生產的模式所界定，當今受薪的中產階級正持續經歷更為明顯的無產化過程，他們的範圍，目前已遠超過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1974年的著作《勞動與壟斷資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中的先驅性論述。

由於典型結構的變動，中產階級也可以透過他們的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象徵（symbolical value）、消費選擇被界定。因此，中產階級較高層的部門，藉由它們表達的價值和較低階的部門相區別，暗示了他們與佔有者階級的等同。同樣有代表性意義的是，中產階級較低階的部門，有鑒於相近似的物質生活水準，更多的傾向於和工人階級認同。

正是基於這個理由，中產階級的意識經常呈現的是它並非一個「階級的意識」。在某些情況它接近佔有階級，正如表現在中上階層的經理、管理人員、工程師、醫師、律師等人身上的那樣。但是其餘的人，特別是處於中產階級較貧困部門的那些人，生活與勞動條件卻完全接近工人階級。結果，這些更無產階級化的中產階級成員，尤其是服務部門的受雇者，直接或間接的，逐漸被捲入資本增殖的過程（process of valorization of capital）。在行銷、零售、食品服務……等等行業的受薪工人，發覺他們正快速地墜入全球不斷擴張的新無產階級的境域。

這種觀察的結果，既不能支持把這類工人劃歸為中產階級一部分的論述，也不能支持把它們等同於新階級，亦即「瀕危階級」的說法。這個新服務業無產階級，勞動的時間更長，勞動節奏更緊張，高頻率的輪班，工資縮減，身陷在不斷增加的危險，惡劣的健康以及最少保護規則的處境中。當今，這些新服務業無產階級是全世界許多社會鬥爭、示威遊行、罷工的主角。

此前的研究已經明白揭示，自從當前資本的結構性危機出現，明顯加速了勞動的不穩定化。促使非正式、外包部門大量出現於今可謂已達超級強度的勞動剝削，另外，遍及國際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性，不僅發生在地球的南方，也擴展到北方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除了顛覆現存的勞動結構，這「勞動不穩定化的」過程也被各個國家與社區的社會組織撕裂（torn）。2011年3月葡萄牙鬥爭世代（struggling generation）的不滿，最終爆發成為公眾的抗議，便是典型的例子。數以千計的示威群眾，其中有青年、移民、朝不保夕的工人、失業者、婦女與男人皆挺身而出，湧上街頭，成為「不穩定但不屈服」（Precarious Inflexives）運動的一份子。它們的宣言說：

我們是工作與生活都不穩定的一群，我們沒有或者只有短期工作契約，我們是電話中心的工人，實習生，失業的人，移民，臨時工，學徒工……我們沒有出現在統計數字，我們不能請假，不能有小孩，不能生病，更不用說有罷工的權利。彈性安全（flexicurity）？彈性（flexi）是對我們說的，安全（security）是屬於老闆的。我們被遮蔽，但我們不沉默……採用與老闆們攻擊我們同樣的手段，我們回擊並重建戰鬥！最終我們的人數會大大的超過它們。不穩定，是的，但不屈服！

2011年，西班牙爆發了憤怒運動（The movement of indignados），當時年輕人展開了對應高失業率以及生活完全缺乏保障的抗議。年輕的一代了解到，無論他們是否擁有大學程度，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將來註定要失業，即使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在不穩定的工作中掙扎苦幹。同一年，英格蘭在一位黑人男性馬克·達根（Mark Duggan）被員警射殺後，發生了暴動。窮人、黑人移民和失業的年輕人短短幾天內，就在全國的好幾個城鎮展開了反叛，這是英格蘭以及聯合王國某些區域，自抗議人頭稅後，首次重大的社會起義行動，加速了柴契爾政府（Margaret Thatcher）的倒台。也是在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的抗議者，奮起拒斥金融資本的獨霸利益及它們造成的不平等飆升、失業、不穩定勞動的蔓延……等邪惡的結果。所有這惡果，對女性、移民、黑人、拉丁裔工人的打擊最為沉重！

2011年5月1日在義大利米蘭爆發的運動，誕生了San Precario：一種包括工人、青年、移民…等不同性質民眾（否則就只被單一聲調佔據）的運動。與此同時，其他的工人團體，除上述提及的衝擊城市工人組合之外，代表更弱勢、更不穩定無產階級部分的新工會組織也已經建立起來。其中包括義大利主要工會組織之一的「義大利勞動聯盟」（Confederazione Generale Italiana del Lavoro）的分支機構──「基地團結聯盟」（Confederazione Unitaria di Base）和新近成立的「NIdiL」（新工作認同New Working Identity的縮寫）。

這種發展態勢，激起了以英國經濟學家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為主的，關於出現這種新工人階級隊伍的爭論。史坦丁主張：這個瀕危階級是獨立的階級，和在工業革命時期塑造並且在泰勒主義－福特主義（Taylorist-Fordist）期間僵固化的勞動階級不同，應該分別對待。史坦丁說：這個瀕危階級是一種新的、沒有組織的階級，意識形態散亂，很容易被諸如新法西斯運動之類的民粹主義所蠱惑。

史坦丁的描述，雖然抓住了新服務業無產階級的某種特徵。但是卻依然落入將這個新無產階級歸類為瀕危階級，在本質上不同於工人階級的窠臼。我的論述朝著和他對反的方向展開。與新階級的論旨相反，我認為這個依靠自己勞動維生的階級（class-that-lives-on-its-labor）的新形態，應該包含個別的部門，儘管乍看之下它們的性質顯得很不一致。事實上，工人階級的確總是被性別、年齡、種族、國籍、移居地、技術……等等內在的差異分割開來。

因此，就所有的異質性、差別性、零碎性而言，服務業無產階級是工人階級獨特的部分。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更多不穩定的社會成員，包括青年、移民、有色人種…都認清了他們在這個新無產階級部分中的位置，以及他們生來就處在權力喪失殆盡的惡兆之下。最終導致他們必須用各種戰鬥的方式奪回他們的權利。與此同時，那些承襲了工會、福利國家餘緒，比較傳統部門的工人階級也認識到，他們必須為了保有自己的權利而戰，並且從和不穩定工人同樣惡化的狀況中，保衛自己的勞動條件。依靠本身勞動維生的階級所面臨的命運兩端，無可避免的緊密相連在一起。資本的邏輯以很多方式呈現，但保留著基本的一致性。基於這個緣故，勞動世界的兩端，彼此必須建立交互支持並且有機的連結，否則就會遭受更大的潰敗。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指出的，不穩定化（precarization）自資本主義工資勞動肇建伊始即同時產生。當工人出賣勞動力得到的卻只是他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剩餘價值的成果被資本透過各種日趨擴大的，包括增加勞動強度、延長工作日、限縮工人權利等等資本主義的內在機制剝奪。因此，導源於階級之間的鬥爭而產生的無產階級的不穩定性，最終是擴大或縮小，取決於資本剝削的強度與工人階級的鬥爭與反叛力道的對比。如同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述，勞動剝削的形式不斷改變，並且被相對剩餘人口的擴大而強化。因為資本可以運用這些剩餘的勞動力增大、增強剝削的層面，最終造成工人階級不穩定性的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設的流動、潛在、停滯的相對剩餘人口，在當代資本主義有了新的維度（new dimensions）。它透過移動勞動力在全球範圍大量的擴張與流通展現出來，大幅增加了剝削的強度與不穩定性的機制。

這一切都促使早已被各種分支機構、不同部門，尤其是被地球南北之間的國際分工割裂開來的工人階級本身進一步的碎片化（fragment）。恩格斯在19世紀中期英國無產階級身上辨識出來的這種內部分化，當我們考察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不同的剝削率，可以見到是更為加大了。

最終的結果，端賴工人階級的抵抗、組織和回擊的能耐。如果這些處在分裂為中心與外圍兩極的國家的工人階級，有計劃地建立團結的連帶以及共有的階級意識，並且，如果他們可以在日常的戰鬥中團結，就有可能建構更為強大，更為優秀的組織，以反抗資本的邏輯。就這方面而言，服務業新無產階級的角色最具有標誌性。將這些工人階級中最快速增長的部分，整併為更大的階級隊伍，並且加入鬥爭的行列，對21世紀工人階級整體的命運有決定性的作用。

在資本主義的外圍

有鑒於國際勞動分工不規則的混合性質，在結論部分有必要提示，在界定服務業無產階級時，還需經一些說明。需要說明的一個重點涉及全球南北方之間的歧異。在資本主義體系外圍的國家，無產階級自始就一直承受著工作朝不保夕的重壓。由於過去被殖民的歷史，巴西還有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當代無產階級，全數是在廢除奴隸制之後才興起的，結果，不穩定的就業總是常態而非例外。

此外，南方國家從來就沒有發展出「工人貴族」（即：有較高的技術、收入高、大部分參加工會的工人階層），它的無產階級總是普遍處在不穩定的工作狀況，是以勞動階級內部的差異從未像北方國家那樣明顯。反之，在北方國家確實曾發展出工人貴族，他們的後代就是今天福利國家的承受人。因此，近來無保障工作者的發展，在北方國家的無產階級中就造成了內部的差異分化，而在南方國家則沒有類似的情況。因此，對一個「新階級」的出現的爭論，應用到南方國家時，就會引起某種的混淆。

是故，以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情況，在經驗上認定服務業無產階級為整體工人階級的一極是說得通的。但是在外圍國家的情況卻有所不同，因為無保障的不穩定工作從一開始就是外圍國家無產階級定義的特點，即使它也可能有新的表達方式。無論說他們是無保障的工人階級，或說他們是服務業新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也好，他們包含了多種多樣不同身分的工人（性別、種族、國籍），但都處於沒有穩定工作和缺乏權利的同一狀況。

勞動強度的增大；權利的侵蝕；超級的勞動剝削；非正式雇傭的擴大；生產率目標不斷增加的重壓；老闆、統合協調者、監管人員的專制管理；薪資的下墜；工時的時斷時續；騷擾、疾病和死亡的普遍盛行。這一切都指出劇烈的無產化過程的出現，以及一個新的服務業無產階級的興起，這個新的服務業無產階級正在全球擴散，不斷使工人階級的形態更為多樣，入數更為擴大。如果這一切顯示了勞動的新形態，我們也應該同時認識到已出現了新形態的工人階級的組織、展現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