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徐沛然
1993年‧夏
台南一戶家庭工廠三樓傳來的裁縫車「噠噠噠噠…」的聲響，淹沒在車水馬龍的四線道。就在馬路邊的一排五層樓房舍，中間的二戶是一家成衣工廠。工廠主人一家住在五樓；主管一樓進出貨的是工廠老闆與一名僱請的司機，在二樓打版與裁剪的是裁剪師與樣板師；老闆娘還是小姐時也兼做裁剪，1993年她已經是兩個國中孩子的媽了，除了張羅一家幾口吃飯，她也負責管帳跟品管。雖然廠內、家內的最大權利仍握在老頭家娘手中，但權利重心已經慢慢移轉了。
工廠三樓到四樓是這家成衣工廠的重心，那是由一群歐巴桑、女人與少女組成20多名的裁縫車隊；女人每日伴隨著裁縫車與七點五十準時打開的「拉哩歐（RADIO）」廣播網，低頭踏著裁縫車、考客車、推熨斗、揮剪刀，偶爾幾句不連接的笑鬧聲，也很快的隨著十一點開始的「吳樂天俱樂部」廣播劇，陸續安靜下來。
那一年夏天，我到姊姊工作的工廠，要幹麼已經忘記了，但是卻記得那幅停格的景象，那在夏日陽光下不斷跑動的縫紉車下的衣領，記得姊姊在五點下班後要趕六點半去上夜校的課，記得成長在90年代的「我們（WOMAN）」—這群孜孜不倦的女工的薪水要貼補家用，要給兄弟姊妹、給自己唸書用。
1991年在政府推動傳統產業政策，並且逐漸從上游工廠影響到中下游家庭成衣廠之前，90年代投身在成衣、紡織產業中的女工，還能有一點點賸餘，存下來的薪水除了貼補家用，還有機會就讀補校。隨著《促產條例》的推進，到1998年左右，我那投身在台南成衣工廠、家庭紡織、裁剪與樣板師的至親、親密的朋友與她們的家人（主要是女性成員），都被迫陸續離開這個產業。
姑且不論為紡織業作出無可比擬貢獻的女性勞動者之後轉業的困難，台灣紡織業在2000年左右幾乎完全從台灣離開，剩下零星的代工，也已經脫離了那撐起一整個世代經濟的盛況，成為官員口中的「夕陽產業」。
為所謂「夕陽產業」付出的勞工到底獲得了什麼？一句「台灣經濟起飛幕後推手」的口號就可以作出歷史詮釋嗎？還是，隨著夕陽落下，投入這個產業的千萬名勞工的青春年華也都將只剩下一抹餘暉，漸漸淡去？
1970年‧冬
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成為南韓最高領導人。在他奪取權力之後的四年，一名渴望上學，卻因為貧窮必須投入勞動市場的少年，開始了他在街頭求生的生活。因為出身微寒，遭到「富有的人」所領導的社會冷酷的拒絕，這位工人在各種流浪、乞討、打工的生活中，反覆思索教育的意義與作為一名窮人的悲哀。
他多次懷抱著終將脫離如地獄般貧窮生活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他奮力不懈；然而，整個受到資本家、獨裁政權所掌握的南韓社會，則一次又一次的將任何一名懷抱著理想的工人推到更接近地獄的深淵中。而當這名工人又從懸崖底部慢慢爬上來時，名為「現實」的殺手又再一次將他推下去。
作為一名工人的全泰壹，在他短暫的生命中不斷反覆的和貧窮生活奮戰著。為了至少能活者，他甚至將隨他離家的妹妹拋棄在孤兒院前，只求妹妹能因此被收容，然後有飯吃、不必受凍；而他則繼續在街頭賣傘、擦鞋、賣報，睡在紙箱搭成的「窩」，在寒風中一次又一次的想著：只要努力一定可以脫離這樣的生活。
1965年終於獲得一份全職工作的全泰壹似乎離他期望脫離貧窮的生活又更進一步，因為他終於可能獲得一技之長，成為一名專業的裁剪工人。但是1965年南韓的紡織業無疑是真實地獄的另一種寫照：十來坪大的地擠著四、五十名女工與縫紉機，粉塵、幽暗的燈光，與為了能夠容納更多工人而硬是從天花板再隔出一層的低矮的空間，使女工們的肺、眼睛、骨骼都受到傷害；一天十八個小時的勞動、只能上兩次廁所、永遠吃不飽飯的低薪資，使女工被迫注射與服用雇主提供藥物，好讓她們能抵禦身體的病痛、睡眠不足，以便能繼續工作，好保有這份「職業」。
這是名為成衣工廠的地獄，是成衣廠工人的地獄。
從街頭到工廠，工人全泰壹所接近的並非更有保障的經濟生活，眼前的景象，是十來歲女工被勞動折磨而痀僂的身影，這使他再一次體認到身為一名工人被當作機器來使用的現實；為了能使所有的工人都獲得人道待遇，他寄情於《勞動基準法》，他相信一但工人獲得政府的協助，工人的生活一定可以好轉，於是全泰壹組織工人請願、在集權政治對民聲音的壓制氣氛中展開抗爭，終於他獲得了一家新聞報社報導了工人悲慘的處境，也獲得政府機構的「關注」。
無疑的，政府官員的「關注」不過是想收買工人領導者，好讓工人停止請願，瓦解抗爭的手段。明白政府官員的目的之後，全泰壹終於知道，政府與資本家不過是一丘之貉，除非有人犧牲，除非有人以更激烈的手段進行抗爭，不然整個國家、社會是不會對這群工人的處境嚴正以待。全泰壹各訴他的工人姊妹、兄弟，他決定要燒毀代表保護工人、但實際上卻更像是一部諷刺劇的《勞動基準法》。
1970年11月12日，在結束一場示威之後，全泰壹要求朋友為他點燃一根火柴。不久，他隨著手上的《勞動基準法》焚燒了起來，他衝出街道，喊出作為一名工人最卑微的訴求：要求勞基法的保障！人不是機器！把我們當人看待…！
全泰壹的死亡，並不只是一名工人死去這樣簡單，他組織工人，述說法令的保障與規定，他發動請願、罷工，最後用他的生命作出最沉痛的抗議與對命運最後的掙扎。因為不願意對命運低頭，於是他奮鬥，以自焚作為最後抗爭手段，這無疑是這一整個世代的悲劇。
2013年‧冬
全泰壹只活了22個年頭。他曾經懷抱著希望，最後將希望的火種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助燃劑，沉重的焚燒起來。一名工人的死帶動了南韓勞工運動，這是獻身最激烈的手段—以死明志。接續在全泰壹死後的勞工運動，是終結工人如地獄般生活最重要的過程，那是工人自己從地底深淵爬起來的過程，這才是勞工運動獲得成果的過程。
台灣從1980年起各地發生的罷工行動，使勞工運動邁開腳步往前推進，然而1990年郝柏村上台後，為工運投入的工人與知識份子扣上了「工運流氓」的大帽子，並且採取（透過資本家）解雇與起訴的手段，清除工運份子。同年3月，接續工人運動的腳步，學生發動三月學運，群集在「中正廟」前抗爭。三月學運與在稍早的勞工抗爭終於推動了台灣社會民主的大門，即便只是一個細縫，卻是1945年以來，台灣社會各界人士以自己的生命，努力換取的。
1990年到2000年以來，社會運動各個領域都奮力的為台灣社會的進步累積得來不易的成果，這是由每一個投入在社會運動領域中的每一個人為下一代所積攢的，建立在逝去的生命、坐牢與被暴力對待、犧牲家庭與自己之上的果實，現今是我們這一代人在享受。
運動積攢下來的果實滋味很好呀，因為我們不必費盡心力就摘取的到。但是富不過三代，金山銀山總得坐吃山空，我們無法在吃盡前一代人攢下的成果後只抹抹嘴說「好吃」，然後坐等著自己在吃完成果後的恐怖社會再一次到來。
於是，全泰壹焚燒的身影在書本鉛字中幻化成一幅預言書，那是我們丟棄武器很久，卻已經不得不作戰的社會狀態已經臨在眼前，我們卻來不及知覺、反應，終將又被那控制社會的，一腳踢進苦難的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