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孫窮理
309反核遊行在凝聚了相當高的人氣之後，對於運動的內在精神與操作方式也開始引來質疑，特別是市民化、中產階級化與庸俗化的批判（請見趙剛老師的「309反核遊行所見所思》」、「誰的現實？關於反核遊行的回應與再反思」）。趙剛老師認為當反核遊行的主要觀照（特別是趙老師當天看見的），被限縮在「核災」與「人」，的面向，無疑是對台灣左翼理論的折傷。這些質疑都將再更豐富這場運動，就像孫窮理在早前就已有「反核，不要再有下一個法魯加」、中山大學社會所王宏仁寫的《核電生死簿：苦難的分佈》，以及長時間關注同志與弱勢者議題的貴史：「從人身、末日到階級問題──311核災中的災民／勞工」，都已從階級的角度，來伸展反核的論述，趙老師說他要與「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階級意識「破爛同行」，其實沒有這麼孤單。我更相信當趙剛老師願意投入運動之中、將自己關心的議題與之接軌，除了看見不足以外，也願意補其不足，趙剛老師能貢獻的絕對不只破爛。
遺憾地說，庸俗與「公民」的不醒覺恐怕都是真的。在庸俗與不醒覺之中，也的確帶有愚鈍的殘酷。然而我以為，社會改革之難，難在既不能忘記人受侷限、又不能忘記人帶有能動性，所以哪怕是如塵螨那樣令左翼知識份子嚴重過敏的中產階級，也不能輕易撇棄之。趙剛老師認為核四使國土覆滅的危機遠低於陳水扁腐敗造成的危機，我無法同感，這也是我為什麼認為核能問題可以、也必須是一個（哪怕會無可避免地中產階級化）的公民運動的主因。
如果對於核能歷史有基本認識，大概多少聽過茲威騰村，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成功地以直接民意拒絕了核電的案例。關於茲威騰村核電公投案，簡單翻譯事件始末在此（「相關連結」），另也可閱讀林鈺雄教授所撰：「核電公投的豬羊變色」。
1978年，奧地利第一座核電廠，在多瑙河畔的一個小鎮上正式完工，距離首都維也納不到40公里。奧國既定的能源政策，要在10年內興建包括茲威騰核一廠在內共3座核電廠，早在幾年前開始受到國內反核聲浪的衝擊，至茲威騰核一廠即將試運轉的前夕，9個母親到當時總理克萊斯基的住宅前進行絕食抗議，達到了反核行動的巔峰。執政的社民黨為了平息爭議，拋出全國性公投，一方面卸除政治責任，一方面也是自信於公投的結果將有利於核能。事實證明他們失算了，在運動能量全面集結的情況下，反核勢力以不到百分之一的差距險勝，奧地利從此成為無核國度。鄰國嘲笑他們蓋了史上最貴的「核能博物館」，不到一年，三浬島事件發生，這座最貴的搏物館，也成為人類史上最安全的核電廠──因為它一分鐘都沒有運轉過。
蓋不蓋核四、未來使用核能與否，是公共政策議題。而核災所帶來的全方面毀滅（特別是在台灣這樣一個地狹人稠的小島上），以及廢核所產生的普遍性代價，使得這個公共議題比起其他的公共議題，在本質上帶有更強的公民化（或說是市民化）的傾向。它幾乎是本能地敦促共同體內的公民（一個異質程度非常高的集合）去表態、採取立場。在世界各地，有反核運動的地方，它經常地長成一個「公民運動」，不是全世界的運動者都自我限縮、故意把議題做小，或為了衝運動人數而避而不談更深層的結構問題；在反核運動裡，簡單的數據呈現，往往就會使來自不同階層、不同需求與不同理由的支持者大量湧入，這些異質者與他們所攜帶的異質性，在此處衝擊、碰撞，他們在其他議題上可能是相悖甚至完全敵對的立場，卻有在此處融合的需求。為什麼？正是因為多數的人可以快速地掌握到，核安危機的確具有普遍性存在。而這樣的現象，對於本來習慣了一套運動工具的反抗者來說，就像是身體接觸到高度過敏原入侵，自然會起很嚴重的反應。
那麼，我們要問：在已知流俗也許在所難免的情況下，為了不折傷左翼理論，我們該怎麼做？把這些對階級、對結構認知能力不夠強，只不過是貪生怕死的人趕出去嗎？
還是，像那些在反核運動中已經擇定了自己的角色的左翼參與者，不糾結於是不是每一個反核的人都「均質」地夠左（這個問題到底有什麼意義？如果台灣夠左還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嗎？），而是實實在在地踏入運動之中做論述的接軌，實實在在的從內部去深化、去提問？
幾乎每一個不同的關懷面向，都有了走進這場運動裡扮演一個角色的可能。農業、生態，性別，甚至動物保護，何況階級。我不明白趙剛老師為什麼只看見中產階級的部份，也不明白有實際參與「公民運動」的趙剛老師怎麼會不知道人上了街很常看起來都是「中產階級」的樣子，也許卻根本不是。
我曾有機會在非營利組織的募款部門工作，這份工作常常要面對一些相對醜惡的事實。我想大概沒有比廣告、行銷這件事更需要市民化與庸俗化的行業了，而再也沒有比做公益廣告更需要「抗過敏」的體質。我想起主管前輩如何提醒著我們要堅強。如果不把服務對象的痛苦、有待解決的問題深深銘刻在腦中，是無法同時懷抱著解決問題的信念、同時又與平庸為伍的，我忍不住想，那才是真的是一段「破爛同行」的日子。我以為：擁抱平民、忍耐庸俗，同時在其中追求議題深化的可能，這才是這一波的反核運動裡，具有批判精神的運動者真正的挑戰。
說到頭來，若是核能不廢，而悲劇真的發生，到時候又是哪一群底層人民在承受這個後果？
也許是我比較悲觀，我總覺得一個社會一次能解決一個問題，就已經很了不起了。要經過多長時間的教育、多少悲劇累積能量，人類才有力氣從這一步往下一步移動一點點？還不提因為各種荒謬的因素，我們偶爾還退走一大步。追求包山包海、畢其功於一役的社會改革也許只有拿起武器革命，全部推倒再重建吧。「一次解決一個問題」，也並不就是趙剛老師說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管募款或是社會運動，立足點決定合宜的短期目標該設在何處，既不會一蹴可及，更不可能期待一次到位，我們出發的地方在哪裡？台灣現在是一個有著什麼樣對話條件的社會？這件事情，長時間關心公眾政策與議題的朋友們應該都很清楚。而當一個社會的公民還沒有普遍而深厚的公民素養時，面對這種千軍萬馬的過敏原，我們依然沒有揚棄公民政治的本錢。當奧地利人深刻覺悟於串連之必要，最終都不過以小於百分之一的差距打贏那場仗，我不知道如果台灣將不夠「合格」的公民都排除在運動之外，我們還能期待什麼。
然後我想再簡單地談談「支持的理由」。
我必須承認，跟我大多數長時間投入社會運動的朋友們相比，我不夠左。在各方面的身份都不夠正確。對我來說，就算有一個人，一個中產階級的愛狗人士，他只是因為某天看了太田康介「依然等待的動物們：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警戒區紀實2」而為了他家養的紅貴賓走上街頭反核，這樣的理由都沒有任何的「不正確」。
庸俗嗎？或許。矯情？可能也有一點，畢竟這人看到路邊的流浪狗在受苦，多半也是無感而過。但就是這些那些平凡的憂慮，淺薄的愛，瑣碎的牽掛與計較，繫我們於現世、於土地。一個老百姓怕死沒有什麼不對，一個平凡人眷戀他的小日子也沒有什麼不對，即使這其中藏著壓迫的結構，這些人的恐懼和眷戀都不是錯的，否則所謂左派的關懷，還能關懷到什麼樣冰冷的處境？我們當然希望最終不再有壓迫的本源隱藏於庸俗日常之中，當然希望人人關心自身處境的同時，也有能力看見更弱者的處境，但是真正需要拔除、批判的，並不是人對自己淺薄的愛，而是不願去關切他人的麻木與「不動」。
說到底，要怎樣的深思，才算深思？要深思到什麼程度，才不叫盲從？
要具有怎樣的資格，反省到多麼透徹，我才能說，我反核，是想清楚了，不是跟隨流行？反思與行動是兩個不同的層次，且可同行而不悖。在思想上我們應追求深化再深化，並給予群眾大量、不間斷的刺激，但在行動門檻上卻應該要把參與的門檻降到最低，任何一種參與的理由都不應有貴賤之別。
現在沒有人還記得，當年那9個在奧地利總理官邸前絕食的母親來自哪個階層、又是基於什麼理由挺身而出；也不能說在那之後的35年裡，奧地利的階級問題（以及各種問題）是不是得到改善亦或更加惡化，只可以確定這麼一件事：核能的確從奧地利消失了。如果這個答案對你來說有任何意義的話，那或許就是值得忍耐「庸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