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美國調查新聞網站《攔截》(The Intercept)5月1日刊登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訪談,由資深記者傑瑞米・斯卡希爾(Jeremy Scahill)和穆爾塔扎・侯賽因(Murtaza Hussain)共同主持。
近期在法國客座的巴特勒,3月3日剛剛在一場龐坦市的圓桌會議上,與法國政治學家弗朗索瓦絲・韋爾熱(Francoise Vergès)、法國猶太和平聯盟(UJFP)副主席米歇爾・西博尼(Michèle Sibony)、作家奧利維爾・馬布夫(Olivier Marbouf)等人,共同討論「反猶太復國主義與反猶太主義」這個主題,由於巴特勒堅持將哈瑪斯10月7日的行動定義為「抵抗運動」,後續引發歐洲與以色列輿論一連串的激烈爭議。
在《攔截》這篇訪談當中,巴特勒解釋了自己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不僅重申自己為何將哈馬斯的行動定位為「抵抗運動」的緣由,並且回應了近期美國校園廣泛聲援巴勒斯坦運動並遭警方打壓等相關話題。原文標題為"Judith Butler Will Not Co-Sign Israel's Alibi for Genocide",《苦勞網》將訪談摘譯後分為三篇刊出。
- 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不等於威脅猶太學生的安全
- 主張解放巴勒斯坦,不等於主張驅逐猶太人
- 為什麼哈瑪斯的行動是一場「抵抗運動」?
去年10月7日暴力事件的激烈程度,讓人們以一種極端情緒化的方式選邊站,而不太願意接受某些觀點。人們沒有時間或耐心閱讀或聆聽某個複雜的觀點,而我是一個會用複雜語句說話的人,我會提出一個主張,然後對它進行限定,接著再將它放置於上下文中解釋。這個過程涉及到好幾個環節。作為一名教師,我有時間這麼做。然而作為一名公眾人物,我仍在學習,因為我並非總是有餘裕這麼做。
在龐坦,我被問及的問題是:哈瑪斯是不是一個恐怖組織,以及我是否認為有可能區分哈瑪斯的行動,與反猶太主義攻擊之間的差別。
在那種情境下,我清楚表明我自己作為一名猶太人,對於10月7日感到非常痛苦,也寫下關於這件事情的文章,許多我的左翼朋友對於我書寫這件事感到非常憤怒。我本該將這種情緒埋藏在心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猶太人喪生的悲痛往往都以人性化與紀念的方式來表現,但是當巴勒斯坦人死亡卻未被如此對待。
我們只需看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Le Monde,法國發行量第二大的全國性報紙)就可以發現這種懸殊的不平等。
但這確實是我的感受。事實上,我在10月7日曾撰文反對哈瑪斯,我希望它作為一種運動能夠就此消失。接著我開始進一步思考,然後我看到以色列對於加薩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滅絕行為,我認為我們必須就「巴勒斯坦人民」(而非哈瑪斯)展開討論,因為受害者不只是投票給哈瑪斯或是積極參與哈瑪斯的人。在殺害人民之前,以色列並沒有詢問他們「你投給誰?」或者「你對哈瑪斯有何感受?」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知,殺戮是大規模且不加區別的,對象包括兒童、老年人、救援工作者。
我確實認為,當時站出來反對種族滅絕是更重要的,並且稱呼它為「種族滅絕」。我研究並閱讀了一些資料,搞清楚種族滅絕的定義,以及有哪些法學家同意。如今我們知道至少有數百名甚至是上千名專家同意正在發生的事情屬於種族滅絕。國際法院(ICJ)也表示有理由相信這是種族滅絕。然而,我希望他們能更堅定地表態。
當我抵達龐坦時,人們詢問我關於哈瑪斯的問題——我仍然不喜歡哈瑪斯。我不支持哈瑪斯。我從未讚揚或為哈瑪斯的軍事策略感到高興。我曾經寫過許多有關非暴力的文章,並經常假設人們知道我實際上是致力於以非暴力手段推翻不公正政權的。這是我所教授也是我所信仰的,也是我花費許多篇幅書寫的內容。
所以我並不是在美化哈瑪斯,但我想說他們的出現並非毫無來由。哈瑪斯是《奧斯陸協議》後出現的一個重要政治組織。《奧斯陸協議》最終被證明是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巨大背叛。原本承諾的政治權力移轉不僅並未發生,還導致更多土地被佔領,被賦予的權利也減少了,大多數巴勒斯坦人民都視之為一次重大的背叛。
於是哈瑪斯出現在我們所知的巴勒斯坦政治中。巴勒斯坦政治裡存在著幾個政黨,包括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彼此間關係複雜,另外還有我十分感興趣的巴勒斯坦國家統一黨(Palestinian National Unity Party)。這可能是我目前最關注的事情。
簡而言之,我認為重點不應把哈瑪斯在10月7日犯下的暴行視為是隨機的暴行,儘管它確實是暴行。這個行為是恐怖的,我已多次譴責,並將繼續譴責,但它們並非無故出現。
我們可以花時間去理解是什麼驅使人們這樣做嗎?這些行為發生的原因是什麼?他們生活在怎麼樣的條件下?他們又是在反對什麼條件?我們能否討論那些透過軍事手段反對這些條件的人,以及那些透過其他方式反對這些條件的人嗎?僅僅只是嘗試理解。
但在某些情況下,試圖理解這些事情就表示你支持它。或者,如果你不馬上稱之為「恐怖主義」,那就表示你接受它。但事實並非如此。世界上有許多令人無法接受的人權罪行,其中許多是由國家所為。但我們不會將所有人權罪行都稱之為「恐怖主義」。
我試圖把這個問題置於脈絡當中。我試圖理解為什麼人們會受到激勵並拿起武器,參與武裝鬥爭。現在在法國的問題是:如果你說「抵抗運動」(resistance movement),你指的就是「法國反法西斯抵抗運動」(résistance)。如果你說「法國反法西斯抵抗運動」,你就是在説自納粹統治中解放,以及法國抵抗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勝利。
所以「抵抗運動」總是被理想化。討論「抵抗運動」時,你想到的是那種理想化的情況。你想要參與其中、成為那段歷史的一部份、講述那段故事,並且給予讚揚。因此,如果稱之為「抵抗運動」,就等於為它喝采。我覺得自己很愚蠢,因為我對法語以及法國文化有足夠的理解,應該要知道無法在不召喚其特殊歷史遺產的情況下使用「抵抗運動」這個詞。
人們立即認為:如果我將這種暴力抵抗稱之為「抵抗運動」——儘管在我已表達「反對其策略」的情況下——就意味我鼓勵、贊同這樣的行為。
我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這麼做。但我對人民為什麼拿起武器感興趣,也對他們何時放下武器感興趣。那麼,我們何不想想愛爾蘭共和軍或是發生在其他地方的暴力衝突,當合法的政治談判看似可行時,各個團體將同意放下武器?我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因為我對非暴力的解決方式感興趣。但我們也必須了解人們為什麼拿起武器。
我也想要區分「反對佔領/反對以色列圍困加薩」以及「反猶太主義」之間的差別。是的,部分哈瑪斯成員曾發表了可怕的反猶太主義言論。當然,我們必須反對所有可怕的、明顯是反猶太主義的言論。其中沒有模糊地帶。
但是若聲稱他們爭取正義、自由或平等的鬥爭,核心只是反猶太主義,或者主要是反猶太主義,就是假設如果他們被其他群體殖民會更快樂。他們反對被猶太人殖民,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這並非事實。
他們反對的是殖民統治。如果反殖民或是反佔領言論被誤解為反猶太主義,那麼我們就需要加以區辨。我們需要在大學校園裡進行這種區辨。如有必要,我們也需要與巴勒斯坦盟友們一起進行這種區辨,但是以我的經驗,這種情況非常罕見。
無論如何,我被誤解成支持哈瑪斯,但並非如此。我拒絕稱它為「恐怖組織」,因為一旦將它歸類為「恐怖組織」,那麼它們的行為只會被當成隨機暴力,這麼做合理化了消滅它的行動。
如果哈瑪斯只是恐怖組織,而不是一個嘗試達成某種政治目標的軍事組織(順帶一提,其他人也嘗試透過非軍事手段達成相同的政治目標),那麼種族滅絕的理由就存在了。因為如果加薩所有人都是恐怖份子或是恐怖份子的支持者,那麼整個人口就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此時以色列與許多美國支持者便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消滅這些人。
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批判性地思考何時以及如何稱呼一群人為恐怖份子。現在有一位法學家,正在捍衛人民在巴勒斯坦議題上的言論自由,她被稱為恐怖主義的支持者,並且正在接受法律調查。因此,在我們任意使用「恐怖主義」這個詞之前——我相信這個詞有其正確的使用方式,甚至我們可以將哈瑪斯的某些行為描述為恐怖主義——我們也應該討論以色列是否符合國家恐怖主義的定義。那麼我們什麼時候要討論這個問題呢?
我認為恐怖主義一詞不僅侷限於非國家行為者。有許多通過恐嚇與恐怖主義行事的國家也符合這個定義。但是,對許多人而言,或者至少在媒體上,我看起來似乎自相矛盾,因為我曾批評哈瑪斯,現在卻在稱讚甚至是認同它。但是這並非事實。我仍譴責他們的策略。
我對於他們為什麼在《奧斯陸協議》後選擇拿起武器感興趣。我想知道如何令他們放下武器。我支持什麼?我支持有意義且具備實質內容的政治談判,這個談判將為巴勒斯坦帶來非暴力的未來。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理解,因為此刻即便是一個微小的詞語,都能污名化一個人。
例如,「喔,你說了那句話」,或是「你沒說那句話」,人們都可能就此認定那就是你的為人、你的位置、你的立場。「你支持哈瑪斯」,或是在我早年也曾聽聞有人說「你支持以色列」。人們急著下定論,只看到字詞的字面,就嘗試用它來定義、批評他人,而不願意進一步傾聽、閱讀,並且把字詞放在脈絡中理解。我真心希望在校園與其他地方出現更緩慢、更細緻的教育工作,這樣我們的報導與發言才能盡可能地準確與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