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韋綸
近年政府高舉專業主義與管理主義的大旗，要求教保人員專業資格的提升和管控，這樣的做法，常被學界視為高品質幼教環境的保證。然而，這樣的思考，根本忽略了教保人員所處的惡劣職場環境，以及矛盾的幼教法對於教保人員勞動權益所產生的箝制。追求高學歷或更多證照的錯誤思維當道，不但無法保證幼教品質，更無法改善教保人員在自由市場剝削下的低薪結構。
教保人員經過專業訓練所取得的資格，是針對教保從業人員「職業資格」上的認定，而具有教保相關資格的人員，不論是領公家或園方（資方）的薪水，身分都是受雇者（勞工），所以教育專業資格高低與受雇者身分，是共存而不相互牴觸的。
目前台灣對於教保人員的資格要求，從以往高職幼保科，至現在大專院校的幼教／保系，未來還預計要求教保服務人員花更多時間，修習幼教教育學程，以取得「教師資格」。不過，當教保服務人員不斷地被要求藉由學歷、資格認證來提升自我專業形象的同時，卻也體認到自己勞動條件──高工時、低薪資、低福利──難以改變的事實。收入和付出的勞力不對等，導致幼教現場人員流動率高，無法留任優質人力以及招聘合格教保服務人員不易的現象。
這也在說明一個事實：高學歷並不會讓教保人員長期留在幼教教育現場，因為真正的問題在於台灣整體幼教環境自由市場化，以利潤為主要導向，這也就導致教保服務人員長期以來平均薪資低、社會地位不高、工作自主性低，以及福利待遇偏低等結構性限制，這些結構性限制，不會因為教保人員的教育專業形象的提升而能獲得改善。
就像這幾年來，台灣整體醫療環境轉變為以商業化，利益導向為主的經營模式，限縮醫護人力、超時工作、過勞等等低落的勞動條件成了基層醫護人員的工作常態，基層醫護人員並未因其專業形象而獲得倖免，影響所及當然是醫療品質的惡化，當醫護人員得不到勞動安全時，病人的安全一定是堪慮。
相同的，高品質的幼托環境，也非單靠要求教保人員付出高品質的幼教專業就能達成。教保的工作現場，是一個勞心又勞力的職場，大部分教保人員除照顧幼童和教學外，也需兼顧許多行政與活動業務，同時還要面對長期以來惡劣的勞動環境，在如此被壓迫與剝削的高情緒狀態都已經喘不過氣了，即便擁有一身高品質的專業也難以發揮，其兒童照顧的品質當然令人擔憂。
幼托工作條件，看似為個人問題，其實背後影響最深的就是兒童照顧的品質和權益。筆者認為，只琢磨於專業與管理主義的本位思考，只是在當前惡劣的教保勞動條件上，不斷加重現場教保服務人員個人額外的負擔，並不會直接改善教保工作者的勞動環境，更不可能達到所謂高品質的幼教環境，因為這是整個制度面環環相扣的問題，無法扭轉持續商品化的幼教環境，沒有良善、合理的勞動結構，只是要求教保服務人員需具有高品質的教育專業，又需具有犧牲奉獻的情懷，一切以小孩為主，這些要求往往只是偽善，只會進一步壓迫與剝削教保服務人員，當然更不用說得到實質的工作尊嚴。
就如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克魯曼（Paul Krugman）在其〈Degrees and Dollars〉的文章所言，「如果我們想創造一個繁榮廣泛共享的社會，教育並不是答案；我們必須直接著手打造這種社會，必須重振勞工過去30年來逐漸失去的集體談判權，以使一般勞工與超級明星得以享有爭取良好待遇的談判權力。我們不能為了追求目標而只是讓勞工接受大學教育，它已經不保證可以獲得那種可能消失或不提供中產階級薪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