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韋綸
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的山區，稱為Cordillera（譯為「科地埃拉」或「科地耶拉」）。1980年，菲律賓前獨裁者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推動由世界銀行資助的奇歌河流域（Chico）水力發電水庫建造計畫，引起當地原住民族的反對與抗爭。
4月24日當天，備受敬重的抗爭運動領袖─Ama Macliing Dulag和Pedro Dungoc遭軍方暗殺，Macliing Dulag因此身亡。此事促成了科地埃拉地區人民的抗爭意志，強化了他們的團結，為捍衛原住民族的土地和資源，以及爭取民族自決而努力。
自1981年起，科地埃拉開始追悼烈士Macliing Dulag，1984年科地埃拉人民聯盟（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簡稱CPA）成立，隨著運動的擴散，1985年開始被稱為「科地埃拉日」，象徵科地埃拉不同原住民族群間，跨區域、全國性及國際性的團結活動。
2014科地埃拉日第一天，群眾參與非常踴躍。（攝影：宋聖君）
每年科地埃拉日的參與人數約3千到4千5百人，已成為科地埃拉地區原住民團體與支持者之間規模最大的年度政治團結集會。兩天活動的內容通常包括：影響原住民的重要議題的工作坊；關於區域性與國家性處境與挑戰的報告；捍衛原住民權益和人權的抗爭經驗與教訓；以及以不同文化形式展現各部落和部門的議題；向科地埃拉殉難者致敬；和許許多多原住民集體的舞蹈、傳統的敲鑼（gong）、吟唱。每年的活動在節慶的氣氛中，仍然保有政治而多樣豐富的色彩，並且激勵人心。
今年是第30屆科地埃拉日，每年來參加的我，看到菲律賓群眾運動日益堅實，除了每次都有新的學習收穫，也可以透過分析，瞭解他們的運動條件、反觀台灣社運的問題，並且重新回頭省思自己與組織的困境。
今年台灣發生幾個熱門議題，我看到很多抱持著熱血的知識青年投入。然而在整體社運環境及條件的不成熟、知識份子往往受到主流學術訓練及其意識型態影響，特別是在原住民論述跟運動之間，以及人類學、民族學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產生問題。加上台灣的政黨政治意識型態的影響，阻礙了知識青年成為批判知識份子，更不用說讓知識份子長期蹲點形成群眾運動的過程。
若把運動視為一條戰線，打仗需要不斷地補充新血。特別在一場長期戰役中，若永遠都是知識份子站在最前線，這場仗絕對撐不了多久。因為我們一死就全盤皆輸，更何況知識份子的位置是可以有退路的。要怎麼讓戰線永遠都有人，而且每個人都能平等的討論戰略？要做到的是：必須讓戰場主力回歸群眾，而這也是批判知識份子在當代被賦予的任務。
基層婦女也積極地參與討論，發表意見。（攝影：宋聖君）4月24日，我參加科地埃拉日其中一場討論原住民自治的工作坊，每個參與的地區及國家代表都分享該地對原住民土地及自治的狀況。其中CPA的分享令我印象深刻，他們對真正自治的概念是與基層運動融合在一起。在台灣的原住民自治討論中，往往是一種由上而下式（甚至官方推動）討論，著墨在「我們」要怎樣的政治體制？原住民菁英常常抱持這種看法，想像一種很實體的自治政府。
但CPA的立場是：科地埃拉原住民的自治，是透過行動來反對任何不尊重他們對傳統領域、土地、自然資源及部落權利的任何行為。而真正的自治，是只有群眾組織夠強大才能達到的狀態。我聽完之後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對他們來說，自治不是一種確實的實體狀態或存在，自治是一種通過行動不斷界定並組織人民的「過程」。聽到這點真的令我汗顏，也讓我都不知道要怎麼分享台灣的狀況。
這次科地埃拉日參與者超過3千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來自於鄰近主辦部落的基層群眾，他們為了支持在地部落行動，反對當地採礦及能源開發政策而來。當我們在工作坊討論時，有非常多部落的阿媽跟婦女，他們本來是在旁邊負責廚房的煮餐，但聽到議題的討論後，自發性地也參與進來。不論是討論採礦、能源開發或是農業自由化，或是全球化的議題，她們都熱烈地參與，提供意見。而知識份子在其中的角色，是讓參與者能夠聽懂這些好像只會在學術討論出現的語彙，並讓他們能用自己的經驗來對話。
群眾的力量與組織如此強大，因此我絕對相信CPA總有一天能達到自治的目標。而我們還需要花多少年才能有這樣的運動累積？我相信知識份子在菲律賓群眾運動有一定的重要性，因為帶領工作坊討論的人，一部分是所謂的知識份子，但在討論的過程，基層積極參與的程度不亞於知識份子，甚至學習的態度遠超過他們。
在這次參與科地埃拉日之後，我一直反思自己所處的知識份子位置，也再度認知到台灣社運許多不足之處。當然我們不會這麼快被打敗，但是必須要有人提出，將失敗的經驗透過運動上的實踐比較與分析。才能成為我們繼續往前進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