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作者：吳永毅5月18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等團體，舉辦「工運組織者失語年代的告白」論壇，以吳永毅新近出版的《左工二流誌：組織生活的出櫃書寫》一書為本，邀請社會學者、以及作者的運動同志，就書中內容提出分析與回饋。
《左工二流誌：組織生活的出櫃書寫》（文後簡稱《左工》）一書，為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助理教授吳永毅，改寫其博士論文而出版。吳永毅自1980年代末起，長期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以及勞工運動，擔任重要核心幹部。吳永毅在書中，除了以自傳書寫方式紀錄自己生命經驗與社會運動糾纏的過程，更揭露了自己在參與運動組織過程中，個體與集體間的張力、掙扎與衝突。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謝國雄表示，個體與集體間的關係，是一直以來學術研究的主題之一。但《左工》一書的貢獻在於，提出「組織者也需要被組織」的說法，同時也讓讀者一窺組織者的集體生活面貌。他表示，書中提到楊照曾表示在參與運動中面臨「個體消失的焦慮」。但吳永毅也舉出勞工透過抗爭，改造自我認同，重新創造自己，釋放自己可能性來回應。同時，書中也花費不少篇幅探究知識份子在運動中扮演角色的問題。謝國雄認為，本書以自傳的方式撰寫，不同於傳統的學術研究，因此難以評論。但書中提供豐富的內容與材料，是未來研究台灣近代工人運動，勢必無法跳過一本重要著作。
也許是《左工》一書高度爭議性使然，論壇現場來了許多聽眾。（攝影：徐沛然）
身為吳永毅於《左工》書中所記載的「團體內衝突當事人」，又身兼吳永毅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等多重角色，輔仁大學心理系教授夏林清回顧，自己在1986年至1990年間，和鄭村棋共同成立工作室，開始投入社運，並自行動科學與心理學中發展出在地的運動理論。而後工作室在1990年代發展成「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2000年之後則遭遇瓶頸，經過內部討論，採取「立地解散，重構關聯」的策略，試圖在運動和政治上突圍。
夏林清表示，大家共同身為左翼一份子，彼此的想像、路徑以及理論有所不同，但都是同志。面對台灣歷史上左翼矛盾時，不應理解為人際衝突，也不是上演一齣去歷史與社會脈絡的「反權威」戲碼。
但夏林清指出，《左工》一書，為吳永毅個人的敘事版本，除了一些事件細節對不上之外，她不認為自己和書中所呈現的是同一人，書中人物間的關係也和自己的認知有出入。夏林清表示，透過回溯，將各種矛盾與衝突取消差異，整合成首尾一致的故事，將會付出額外的代價，以及公布後會引發政治效應。她強調，自己認同將運動中生產的知識公共討論，但公開出版不必然是促進公共性的方法。同時，將組織內部矛盾外部化，也可能是一種內部鬥爭的手法。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信行則表示，這時代的運動既講求民主平等，又要求對團體忠誠奉獻，當中的矛盾需要處理哲學上的倫理問題，但台灣很少人做這方面的研究或生產。
他也指出，社會運動所依據的各種知識思想背景，除了形成行動綱領外，也有相應的包袱需要承擔。鄭村棋、夏林清當年從行動科學與某種進步心理學發展出來的組織結構、工作方法、以及對待成員的方式，是珍貴的本土經驗，但也都需要再耙梳整理，認真面對其效應，才有辦法順利突圍。
對於各種意見，《左工》作者吳永毅認為，過往社運的知識，常常是依附於組織的社會關係，只有當組織內部無法處理的時候，才會「溢出來」。然而，這些組織工作的方法很重要，不希望社運工作者只能接觸到僅停留在低層次技術面的操作手冊。因此才會想要透過這樣的方式分享，讓工作室的內部「被迫被看見」。
雖然表示寫作的動機並非「純內鬥」，但吳永毅也坦承，《左工》一書後半段揭露組織內部衝突的部分，是一種「公報私仇」，僅僅為個人版本的歷史陳述。吳永毅強調，對於全書記載上不夠詳盡、有錯誤缺漏，或是各種後續效應，得由自己概括承受。
「被觀看不是問題，問題是被怎樣觀看。」夏林清表示。她認為，運動過程中都會有運動傷痕，各種情緒也需要被治療。雖然運動者承擔巨大的壓力與磨練，但每一代處理情感、情緒的方式不同。而吳永毅選擇以公開揭露的方式處理，「可能要繞路」，她說。
自嘲是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前史中的出土文物，丘延亮認為自己跟吳永毅「真的不是同志，頂多是朋友」。而能夠當朋友，是因為吳永毅「也蠻唐吉訶德」的。對於生命中的各種重要決定，他認為，可能就是一種生命美學的抉擇。丘延亮並肯定吳永毅的文筆優美，鼓勵他可以寫作長篇小說，以文學的滲透力發揮影響。屆時，「我們都是他的小說材料」。丘延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