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非暴力抗爭」

責任主編：王顥中

在現代社會中，如果國家是暴力唯一的合法行使者（君不見，就在幾年間，老師、家長，正迅速地被剝奪在其職權範圍內行使暴力的資格？而其過程，不正是透過國家暴力的手段──立法──來達成？），這即是說，如果國家暴力是唯一的合法暴力，而法本身，總是需要國家暴力來維持，法才能稱之為法；那麼，非暴力抗爭，所要對抗的，正是「國家─法─暴力」三者緊密結合的樞紐，以創造出一種不法（a-legal）狀態，一種使國家法律秩序懸置（suspended）的狀態（a non-state）。

從這一點出發，則，一般所理解的那種「和平、理性、守法、有秩序、定點集會、準時解散......」的非暴力，恰好是違反非暴力抗爭原則的。因為，它不僅僅是積極臣服於國家暴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就是國家暴力的一種展現、瀰漫、表達，或者說，就是國家暴力的完成。

一方面，非暴力抗爭不是一種守法的意見表達：合法的（legal），如前所述，就是對暴力的肯認，本身就是暴力秩序的展現，是暴力的完成。因此，非暴力抗爭不是一種合法狀態，不是自我縮限在合法範圍內的意見表達活動。同時，在另一方面，非暴力抗爭也不能簡單地被視為一種非法（illegal）的抗爭：它在承認暴力秩序的合法性（legality）時，又同時否定了法律秩序的正當性（legitimacy）。在不直接以暴力手段，即，不直接以非法手段對國家暴力進行挑戰時，非暴力抗爭的策略（tacit）在於與既定的暴力秩序對峙、拉扯，使既定的法律秩序暫時失效。就這個角度來說，非暴力抗爭也是一種非非法（non-illegal）的狀態。因此，就上述這兩方面來說，非暴力抗爭的領域所在，既非合法狀態，也非非法狀態，而是創造出一種特殊的不法（a-legal）狀態，一種使法律秩序懸置的狀態；或者說，一種非國家／狀態（a non-State），即，生命意志真正的展現與表達，也就是人性本身的顯露（humanity as such）。

絕食，正是理解上述命題的一個好例子。除了絕食抗爭之外，示威遊行、不合作、怠工、罷工、佔領官署與公共空間、臥軌、癱瘓交通、干擾捷運......等等非暴力抗爭，都是以集體的身體與意志，對國家暴力所鞏固的秩序常規進行挑戰，是對各種國家暴力的展現與完成的拒絕。因此，非暴力抗爭中的和平主義（pacifism），是對國家暴力的積極拒斥，而不可被理解為「暴力已完成的平靜」（the pacified）；同時，非暴力（non-violence），也不可被理解為不激烈、溫馴、有禮貌（tamed）。

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中提醒我們：「受壓迫者的傳統教導我們，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緊急狀態』並非什麼例外，而是一種常規。」這種成為常規的例外狀態，在現代國家中，最顯著的表現正是無處不在警察權力（policing power，如今已充斥於網路空間，限制言論自由並製造恐懼）。就國家與暴力之間的關係，班雅明在〈暴力的批判〉中將暴力區分成「立法暴力」（law-making violence）與「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前者最極端的例子乃是革命暴力，透過革命推翻既有政權，創立新的法律秩序；後者則是鞏固既定法律秩序的鎮壓暴力。然而，班雅明提醒我們，警察權力是一種特殊的國家暴力，它同時具備了前述兩種特徵：警察暴力是一種護法暴力，表現在其對於法律秩序維護的鎮壓暴力上；它同時也是一種立法暴力，尤其是在面對國家所宣稱的「緊急狀態」時（如佔領行政院，甚至是網友在臉書發表關於干擾捷運的言論），警察寬鬆的「裁量權」與處置暴力，往往超出了國家以法律形式所予以授權的範圍。

面對這種已經成為常規的緊急狀態，非暴力抗爭，既不使自己成為另一種立法暴力，也不訴求護法暴力的保護或仲裁；既不在守法的界域內活動，也不把自身表達為一種非法的暴力行動。非暴力抗爭，所對準的正是「國家─法─暴力」三者之間緊密結合的樞紐──而，警察權力（police power）與治安秩序（policing order），正是此樞紐的重要環節。以集體的身體力量和生命意志與國家暴力對峙、拉扯，非暴力抗爭不僅要讓隱藏於常規生活秩序之下的國家暴力現身，也是對各種國家暴力的積極拒絕，以創造出一種讓國家法律秩序暫時失效並懸置的狀態。

這種特殊的法懸置狀態，正是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中所說的，「真正的緊急狀態」（a real state of emergency）。而，也正如這位早逝的哲人在這篇遺稿中所叮囑的：在與法西斯進行對抗的鬥爭中，創造出這種真正的緊急狀態，正是「我們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