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逸婷
今天的座談拉出了一個運動的時間軸：
這個時間軸的回溯，有別於近年來大家通常較多看到的運動發展史：
其實，過去在「社運圈」語境中，對於這個以環繞著「中國因素」話語及問題意識回溯式建構起的運動回顧，總是帶著批判與懷疑。若要談「學運」，學運的定義約莫就是以「學生」身分作為其中或主要參與主體的社會運動。此時，「樂生」大概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經常被提出來，另外還有中科、國光石化、士林王家、華光社區、反核、苑裡反風機、大埔…等等，經常也會在此被提及，用以懷疑「史」的回溯考察怎可跳過、不將之列於其中。
當然，每一種歷史回溯、歷史建構或者歷史詮釋（所謂史觀），背後都有特定的意識型態或者所服務的政治需要，這是很難避免的，人們如何看待歷史，選擇凸顯以哪些歷史經驗作為詮釋的材料，也反映了他們對眼下事物優先性排序的抉擇。
比較簡化地講，台派學生把近年「學運史」的歷史還原為「野草莓─反媒體壟斷─反服貿」其實是有道理的，或者至少，是合乎邏輯的，因為這三個運動恰好形成一個封閉迴路，使這個迴路可以保持完整暢通的，則是「中國因素」。這裡不只是說，這些運動都被動涉及或應用了「中國因素」這樣一個概念，而是說，這些運動在實踐跟操作的過程中，其實也建構起了「中國因素」的現實效果，與它的重要性。
那麼，我經常感到困惑的是，如果我們對於這樣的歷史回溯有所不滿，它應該是反映著我們有著不同的政治目標，對於運動的優先或者發展有著不同的政治性想像，因此才會推導出不同的排列組合，那麼，我們對於這些歷史敘事（野草莓─反媒體壟斷─反服貿）的批判，難道只是去說，應該把樂生、中科、國光石化、士林王家、華光社區、反核、苑裡反風機、大埔…給「附掛」上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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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也同今天座談的安排有點關係，以「黨外─野百合─樂生─新農運」作為歷史中的幾個節點並串起另一道迴路，串起這迴路的要素是什麼？它與「野草莓─反媒體壟斷─反服貿」的回溯有什麼不同？如何不同？
「民主化」約莫是一個關鍵，也就是說，這些運動都可以被擺放到台灣民主化進程的任一時間切面，如在「前民主化─民主化─民主化後」等不同階段中，分別找到一個安放的位置。這讓我聯想起一個經驗，2008年政黨二度輪替之後，蕭新煌等人弄「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論壇[2]，後來還出了書。我自己是在2005、2006年左右加入樂生運動，恰好就是民進黨執政時期，在2008年政黨二度輪替的時候聽到有一群人說要「再出發」時的感受是很突兀的，如果在扁八年時期運動不曾停下來的話，哪裡有「再出發」的問題呢？
我自己的政治啟蒙在樂生[3]，參與樂生運動的人，經常會說自己是被樂生（院民）組織，而不是組織者，當然，這句話有時難免必須要打折地閱讀，它有時候也是組織者迴避責任的一個推托之詞。但它也有一定的現實性，也就是說，在民進黨執政時代，樂生所打開的一組運動的語意場，特別是關乎「非藍非綠」的選項，其實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經驗，但不見得是因為參與者有著同樣高度的政治自覺，而是，在所謂政黨輪替便是完成了「民主化」的政治話語洪流中，樂生議題與抗爭的切實存在、藍綠都不討好（無法被民主轉型給解決），本身就質疑了這樣的民主化的敘事。
這也是「樂生世代」（我對這個詞抱持懷疑，後詳[4]）幸運之處，因為我們其實多半無需通過嚴格的政治辯論啟蒙乃至於人際上的糾葛撕裂，也就自然地走上了「非藍非綠」這樣一個社運正確的路線，事實上是因為當時根本沒有綠可以依靠，這樣的一個缺乏深刻辯論的「自然而然」，以今天回頭看的後見之明，是有它的代價的。如果政治路線的選擇不是深思熟慮的，而是現實條件下的被動反應，那麼現實的改變就考驗了政治路線可否維持，或者「路線」是否當真存在。
講遠一點，這裡的「政治路線」還包含家庭政治的，或者與「公」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私」關係的政治，特別是我自己後來關注的性權與家庭政治。當「樂生模式」的原形被凝固化為一種守護家園的模式，在當時，例如2007年的415在台北舉辦的遊行，也透過媒體召喚了部分都市中產階級的家園情感。我這裡並非聲稱家園都是同質的，但恰好就是因為家園的異質性，才凸顯了論述接縫的齬齟。樂生恰好是一個無關乎私有產權的「共生」社群，但它的「原形」卻能在後來持續被轉譯為守護世代傳承祖產、父慈子孝的意向，並且這個意向還有著與社區乃至於社會關係脫離的個人主義傾向（我家就是要在這住三輩子！）。
這些課題在過去因為樂生「完美受害人」形象而缺乏嚴肅面對，錯過了許多啟蒙與深刻認識的機會。我們今天在許多運動裡，都還未結清這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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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再談回吳永毅這本書。
私以為這本書其實還需要一個前傳，但我當然不是說這是吳永毅的責任。例如說我們看魔戒吧，魔戒三部曲，記載了中土世界的一場場征戰，哈比人呀、精靈呀、侏儒呀、半獸人呀（歡迎按吳永毅的書對號入座）驚心動魄地鬥志鬥勇，但三本魔戒之前還有一本《哈比人歷險記》，被稱為魔戒前傳，後面主線故事的所有劇情發展，包含人物跟人物間的合縱連橫，乃至於整體世界觀等等，幾大局勢版塊的形成，其實都已經在前傳給定了前提（魔戒之誘人、為什麼要爭奪魔戒…等）。
那麼，吳永毅所揭示的「第二代海歸左派」的「前傳」是什麼呢？它構成了什麼今天台灣談論「左翼」的前提跟框架？我認為這是吳永毅在書中沒有提及，當成隱藏前提的東西。
我想接著上一次，也就是這本書在5月18日第一場座談時，夏林清在這同一個場地的發言來講話，她說：
這裡當然不是一個與夏林清對話的適當場合，但為何提及？因為這似乎恰好也同時是本書的一個知識前提，也就是所謂美國海歸左派，或說當時左翼知識分子如何回台介入社會的一個起點。
而這也決定了，為什麼今天出版的這本書所打開的「左翼對話」空間當中，似乎沒有本土左派的位置與發言，例如白色恐怖受難者互助會等等。我還記得，今年初交大辦「獄中大學」座談[5]時，五零與七零年代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就坐在這同一個場地上，那麼，怎麼是「一整代的人都死掉了」呢？說這話的人，是否本身才是在為他們掘墓呢？
這大概還是得回到蔡建仁，或者所謂「海歸左派」究竟是在什麼基礎或者背景動力等預設中產生的。上一個場次，鄭鴻生提到「不統不獨」其實不是個真的路線，而只是策略問題，多半講的是同一件事。
那麼，我這裡的好奇就是，所謂「第二代海歸左派」的隔絕於左翼的傳承與歷史，這件事情，到底是一個客觀現象，還是主觀意願？是沒得繼承（前輩都死光了），還是拒絕繼承（現在流行說的所謂「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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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裡也是一個時間觀──「時間尺度」的問題。「樂生世代」是否成一世代，世代與否，並不是一個蘿蔔（抗爭）一個坑的套用，例如王家世代、華光世代、中科世代…這樣下去就世代個沒完了。而是，「世代」之所以為「世代」，必須有什麼關鍵性或者內涵的差異，無論是之於歷史中的角色，或者因應現實政治的位置等等。按照陳映真[6]，台灣左翼歷史分兩個世代：
（一）二零、三零年日據時代，連結日共與中共資源的台共，比如接受日共領導的農民組合。
（二）1946年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地下黨），1949光復後，後來有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鎮壓。
那麼，或許我們可以再加上第三個世代：
（三）隔絕於歷史上的前兩者，但又自覺於某種「左翼熱情」（夏林清語）；而在知識上其實接受一種歷史已然終結的時間觀（卡維波語）。
假使如此，今日場中很多的不同「世代」，或許其實就根本是同一「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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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的「隔絕」，可以是鉅觀的，例如我自己在看《左工》同時看的是陳明忠回憶錄[7]，裡面講到工黨分裂的歷史，包含蔡建仁、鄭村棋當時的角色與動作等等。但除了涉及一個黨派分裂的鉅觀問題外，它也可以非常微觀，我舉個或許不太恰當的例子，例如說，我自己過去也有過幾次經驗跟所謂的「老左派」吵架鬥嘴，特別是當酷兒呀、性權呀等等的諸如此類，被簡單歸類到一種不切實際之「後現代」、「後結構」等而拋諸腦後的時候；不難想像，酷兒在對抗這些老左派的時候，其實是有很方法的，我總可以很快丟出一連串的術語或概念，來證明他（們）的反動保守與視野之狹隘，而我或許也在這過程中感受到一點我的青春睿智吧。
然而，我卻也忽然驚覺，這是否顯示我與我的批評對象，其實一樣都有一定程度的封閉性，也就是雙方的知識訓練、養成、經驗、關懷，就存在著上面所談的「隔絕」，是大的歷史結構與集體的「隔絕」被內化到主體之中的另一種「隔絕」，因而彼此無法相互轉化成為資源，老左永遠是老左，新左是新左，酷兒是酷兒，水火不容。
這樣的一種隔絕，肯定是彼此都必須付出相應代價的。只談政治經濟而沒有性別與性的視野的老左派，不必多說，早已呈現出諸多侷限，在很多新生的社會矛盾中根本無力介入；但是酷兒如果沒有聯繫上左翼的本土與世界歷史，而只是不斷召喚一種非歷史的主體，例如在學運場合周邊吹吹假陽具[8]，扮演一個──性權的──激進側翼，那便是酷兒的功能與任務了嗎？這樣的運動還能成就什麼事呢？
以上，是我閱讀吳永毅這本書並參照著最近對運動的思考所提出的感想與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