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能源，誰的安全？

責任主編：孫窮理

國民黨宣示「核四封存」，許多分析指出，在政治及工程的考量下，透過公投重啟核四運轉的可能性並不高，核四廠存廢固然重要，但整個社會更需要的是對能源政策的全盤檢討，並進一步反省支撐起各種能源政策的發展想像。僅因核四廠不安全而反核，就看不見核廢料決策過程中風險分配及弱弱相殘的發展陰影，也無能對能源及發展決策背後的政經結構提出批判，進而提出能滿足社會福祉及環境保護的綠色願景。

能源從不僅是能源，要使用哪些能源、如何使用能源與一國的發展路徑、產業結構息息相關，也因而必然牽涉到自然資源及環境將如何被看待使用。而這些問題與解答都需要公眾更進一步地參與重構，否則不管存在多少對於綠色經濟的美好期待，官方想像永遠只會連結到綠能經濟去，自己持續承擔生產太陽能板過程中的污染，但卻將社會及環境面的效益都出口去，賺到了產值，賠上的卻是更大的外部成本。

要錢還是要命：能源論述的虛假框架

能源安全是另一個需要挑戰的概念，與談核四工程安全（safety）不同，能源安全（security）看重的是一國如何確保能源供應及能源價格的穩定。雖然此一概念並不存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義，但對於能源安全的主流看法大致聚焦在穩定（供應）、（經濟）效率、以及環境影響三個面向。去年行政院長江宜樺在面對反核運動高漲時，指出在下列五個前提下可將核四交付公投：如果民眾願意承擔重大投資的損失、電價上漲、限電危機、衝擊經濟成長並放棄低碳家園的理想。這五個前提即可看成是官方對於台灣能源安全的主要想像，據此官方宣稱，核電因為便宜、燃料體積小、發電過程又不排放二氧化碳，因而能確保臺灣的能源安全及經濟成長。

此類論調其實一點都不新穎，官方在面對反核運動數十年挑戰的過程中，持續使用能源安全／經濟成長的複合論述，反擊民間主要針對核能安全的批評，也形塑臺灣核能相關論辯中「要錢還是要命」的虛假對抗框架。綠盟在第二份核電解密報告（相關連結）中，針對官方此類經濟恐嚇術提出許多回應，此處暫不贅言。然而運動過程中，需要拆解的除了核電的經濟理性外，還有能源安全，此一看似較無問題的概念。

核四宣佈停工封存前，官方的能源政策幾乎全以讓核四續建運轉為目標，也因此核四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皆被不合理地放大，這也難怪許多民眾會高估核電在臺灣能源供應及整體供電上的比例。官方自己也清楚，真的要談臺灣的能源安全，如何降低進口能源，尤其是化石燃料的依存度，降低能源供應的集中度，才是首要重點。

而這除了多元化進口能源管道外，調整能源供應的結構，增加自主再生能源的佔比，並同時納入需求端的管理，除了均衡區域供需、強化尖峰負載管理等措施外，在「以需訂供」的思維上，減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並且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使用能源及電力。無論有無核四爭議，這些都是提升臺灣能源安全的重要措施，卻很遺憾地也在核四爭議中消失在公共議題中。

思維移轉：從國家戰略到生活世界

「能源安全」的思考常與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戰略，而非人民的生活所需產生連結，圖為英國蘇格蘭的Chapelcross核電廠，這是英國最早的幾座，也是蘇格蘭地區的第一座核電廠，它的功能為為英國的核子武器工業提供鈽燃料，同時也加入英國的電網，提供電力。（圖片來源，文／責任主編孫窮理）

兩位研究能源政策的英國學者Jim Watson與Alister Scott，針對英國新建核電廠是否能保障英國能源安全此一問題，指出能源安全的考量必須考量下列四種威脅：化石燃料的稀缺以及外部干擾（像是國際能源市場突然波動）、基礎建設投資的不足、科技或基礎設施的失敗（電廠或電網意外，核災，極端氣候對不同電廠的影響等）、以及人為活動干擾（罷工、恐怖攻擊）等威脅。與傳統多強調國外因素對一國能源安全之影響，他們列出的後三個威脅都來自國內[1]。

他們指出，新建核電廠能部分減少上述四種威脅，但皆須考量核電廠的諸多成本，而且在許多範疇中，核電廠也成為新的安全隱憂。英國若要具體提升能源安全，則在新建核電廠外，還有許多該做的投資：包括在擴大能源多元供應的基礎上，提升基礎設施、發展分散式能源結構、投入技術研發等[2]，並且在外交及社會政策上都須相應調整，但英國的新建核電廠也可能排擠其他有助提升能源安全措施的投資。兩位學者的分析指出對於能源安全須有更全面多元的認識，遠超過單一電廠計畫的考量。

另一位英國學者 Felix Ciuta進一步挑戰傳統附屬在國家戰略下的能源安全討論，質疑能源在何種情形下成為一（傳統）安全議題。傳統對能源安全的論述，反映出現實主義地緣政治的戰爭邏輯：國家為求生存必須爭奪能資源，衝突，甚至戰爭將無可避免。然而，除了與國家安全高度連結的生存考量外，能源也是社會是否能順暢運作的關鍵，因此社會諸多面向及社會目標因而也必須納入考慮，生命週期各個階段的能源議題以及越形多元的行動者，都參與到這個複雜的過程中。

Ciuta指出，現代性風險社會的特質，讓我們得以從整體及反思的視角重新理解能源安全，正因能源對生活各個面向都有深刻影響，因此對能源及能源安全的認識，也必須自地緣政治考量的國家層次解放，能源影響所有事情，所有事情也影響能源。在擴大對於安全想像的同時，對於能源的認識與討論也應該擴張到生活各層面中。[3]

盤點能源政策

概念的釐清有其學術上的需求，一如冷戰後，各種新興安全概念對傳統國家安全的批判，人類安全、環境安全、氣候安全都逐漸進入公共領域中。然而與此同時，對於能源安全的認識卻少有更深刻的反思，維持穩定的能源供應，是為了哪些產業呢？而特定發展路徑所形塑的產業結構，又會對能源供需帶來何種影響？經濟成長的果實以及特定產業及能源結構的風險，是如何分配到不同階層、地區的民眾中？考慮能源之經濟可負擔性時，不同能源類型的外部成本可曾納入考量，又如何被分配？不同能源的風險以及社會及環境效益又如何被看待？當極端氣候逐漸成為常態，何種能源結構才更能適應各種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對於現在的生活方式，以及未來社會各層次的發展，一般民眾又能提供多少參與與想像？能源價格逐步高漲的背景下，如何透過社會政策的安排減少能源貧困（energy poverty）的出現？

再繼續問下去，提出能源安全時，即意涵著能源不安全的存在，但一如其他新興安全議題一般，這時候我們總能，也應該問著：這些不安全是怎麼來的？是哪些人、何種使用能源的方式，導致我們必須面臨能源安全（可能同時包括環境安全及氣候安全）受威脅的困境？重新追求鞏固安全的同時，難道不應該先從源頭清理結構成因嗎？歸根究柢，一如許多需要更進一步討論的概念，被官方視為理所當然的核電與台灣能源安全間的關係，還有太多必須質問梳理的面向：究竟是誰的能源？誰的安全？核四停工封存後，對於既有能源政策的盤點，過去發展途徑帶來的正反效益，正是需要全盤反省的時候，而對於未來路徑的想像與鬥爭才正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