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韋綸
最近在南部社福圈發生一起非營利組織與離職社工員的勞資糾紛，長期戮力於服務地方弱勢精障家庭的高雄某協會，被離職社工員控訴強迫回捐薪資，每月達6000元之譜，甚至在已離職後仍不斷催討繳回，又以績效不佳為由，任意砍減專案已核定的年終獎金。主管更直接至離職員工的新工作單位騷擾，造成當事人極大的心理及生活壓力。
坦白說，浮報專案人事費用後，再以捐款方式回補於組織，是社福圈人盡皆知的不言之密，這次有社工員不願再忍受而正面控訴，並不令人意外。令人驚訝的倒是該單位的主管公開於報紙投書、官方臉書的回應，不但全然站在替自己機構抱屈、迴避問題癥結──究竟有無浮報人事費用、強迫回捐薪資等情事？甚至直指：「社工都有自主性，勞動條件不合意絕對可以有所選擇」、「再比較一般勞動市場，要領三萬二的薪資需要有多少本事？」（摘錄自該協會官方臉書執行長發言，亦刊載於7月22日自由時報論壇）
拿員工自主性來說嘴，這是無視於勞資雙方權力不對等的鐵則，一如對瀕臨過勞的勞工說：「你有選擇！你可以選擇不加班！」試問當不加班的後果就是被變相的減薪甚至失去工作、不同意回捐薪資的結果就是成為漂流社工，這「自主性」的意義到底在哪裡？而所謂「要領三萬二的薪資需要有多少本事」，更是直接對著離職（以及無數目前正在被迫回捐薪資的）社工員說：你（們）不配領這到這個數。
多傷人的話，出自一個多年來耕耘弱勢關懷的非營利組織執行長之口。我們都知道台灣的社工案量與服務人數皆非常沉重，政府所無力救助的角落、破損的福利網，這些工作者犧牲自己的物質需求、家庭生活來奔走修補。看到如此的回應，真想問一句：那麼在這些打著培力、關懷、存好心做好事的組織管理者眼中，社工員、社工的工作、服務個案的價值，到底值什麼價？社工也是人，也有生存於世的普通煩憂，人生的困頓都無從迴避。一個大學剛畢業的社工，月薪兩萬出頭，被浮報至三萬，工作內容可能包含24小時on-call的照護個案和危及自身安全的上山下海解決問題；社工是助人工作者，還是組織補充財源的可拋棄式電池？養越多，省越多，每月額外的進帳之外，專案還有人做。誰在意他們的死活？對有些單位來說，「雇用年輕的社工員，是在給他們累積經驗與資歷的機會，是在『培力』」，無視於彼此勞務與財貨交換的本質，只強調自己一片佛心。
非營利組織運作不易，尤其是中小型、地方型的社福團體，缺乏穩定的募款機制，靠著接案勉力維生，這都是真實、無從迴避的現況。就讓我們這樣說吧：若非身在其中的工作者，清楚知道非營利組織的限制，不會願意「共體時艱」，忍受低薪與高工作量，讓這畸形的所謂「歷史共業」持續存在了這麼多年。然而，工作者可選擇吞忍回捐的陋習，組織管理者卻沒有立場將此對上的浮報、對下的壓榨合理化至此，──試問，為什麼整個非營利組織結構性的困境，可理所當然地由第一線的工作者、社工員來承擔？
在這起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非營利組織的管理階層思維，以及當勞資爭議發生時的反應、回應，其實和一般人們所謂的無良企業主並沒有二致。社工的工作內容有其專業性，社工員以外的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在我的經驗中，更多是被艱難的環境訓練得從文宣、美工、募款、企劃到會計皆無一不能，這些人為什麼選擇留在這個領域耕耘？他們的選擇是否值得更合理的對待？他們多數從事關懷人與社會正義的工作，但卻很有可能自身落陷於失安的處境，這種違背常識與邏輯的狀況同樣也是普遍現況。直覺性地、最簡便地去壓榨與消耗這些工作者的能量、熱情，這是越來越多的非營利組織勞資爭議中，漸次浮現的癥結：為什麼在私人企業中，透過壓縮人事費用來追求利益與企業生存，會受到近乎共識性的抨擊，但置換於非營利組織，眾人皆曰：必要之惡？
多數非營利組織的財源，在承接政府專案之外，就是仰賴對於組織核心價值與服務對象有認同感的捐款者。非營利組織按照章程與社團／財團法人相關規定，必須定期公告財報，但能看得懂財報的捐款人，還未必看得懂箇中蹊蹺。有些朋友已開始倡議非營利組織財報透明化與「可被公眾理解」的監督機制，（令人遺憾地）這會比起訴諸於道德更有實際的約束力。我也想提出，何不把包含薪資、福利等勞動條件、職場友善度與人員流動率等也量化為一套標準，同樣公告給捐款人參考，畢竟，沒有人希望自己的愛心反支持了惡待工作者的組織。如果暫時不能解決所謂結構性的問題，最少從讓結構中的人們有所警惕開始，阻斷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