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放加薩（眾）」為綱領的酷兒政治與文化研究分析

責任主編：王顥中

目今的加薩走廊死傷慘重，以色列軍國機器以不成比例的屠殺轟炸洗劫，造就迄今近兩千名死者。然而，本身犯下「反人類罪」與戰犯位置，不少錫安原教派與以色列右派政客紛紛以「驚人」的政治不正確言論攻佔國際媒體。在這陣子，以Ayelet Shaked這名極右派政黨「猶太家義黨」 （The Jewish Home）的角頭份子（此人同時是「人權律師」與國會議員）的言論為最，甚至讓一般人士與普遍西方民主自由意識形態都難以消受。

承載著累世淤積的累世猶太優選使徒論為背書，此君幾乎興高采烈地呼籲：「（這些巴勒斯坦人）必須悉數死滅，他們的房屋都必須被殲滅摧毀，纔不會再孳生出更多的恐怖份子......他們（全體巴勒斯坦人）都是我們（全體猶太人）的敵人，我們必須親手誅殺滅絕他們，這樣的誅殺包括（該死的巴勒斯坦抵抗軍的）母親們！」[1]

此番不只一般冒犯性的煽動「種族屠宰」（genocide）召喚，就連去政治性的「一般人」也難以吞嚥。可惜的是，網路上反擊Ayelet Shaked的普遍說法，僅止於自我圈禁在道德進步主義的沾沾自喜與廉價人道反問，例如「你自己也是個人母（或女人），怎可如此喪心病狂？」，或者擠出一些非常典型制式的性別種族侮辱性言語；更甚者，這些針對以色列惡劣政客言論（近乎失語的）憤怒，卻也呼應了她的說法甚至似乎是可行的、有效益的、彷彿若真正在技術面辦得到將所有生物面的巴勒斯坦人（與其母親們）剷除清理，巴勒斯坦集體性（物質面、文化面、性與情慾面等等）就必然灰飛煙滅，永世不得超生。如此的說法與其回應，在發言者各自舉旗且自以為「敵對」（antagonistic）的地基上，其實都在服膺並侍奉某種想像：民族（或性別、族裔、階級、物種）都是固化的生物基因傳承物，只要這個民族的「生物載體」（biological vessels）滅亡殆盡到幾乎不復存，歷史與象徵界（the Symbolic Order）便再無任何書冊頁面屬於此族群。

反婚家酷兒如何翻譯殺戮言說

然而，對於我們（酷兒魍魎／反婚家國族召安者／情色左派／不服從資本主義與帝國霸權者等等）來說，上述的滅種呼籲與謾罵回擊，卻必須被超越與跨界地翻譯，使我們的戰鬥與理論能夠逾越婚家國僕所戮力維護的私有資產制：其私有性必須基進地包括國族身份、種族主體性、生物性別與其角色扮演、核心家庭血緣宰制結構。在某種最惡劣猙獰的腳本（worst case scenario）之內，即便擁有「純粹」生物基因的巴勒斯坦人被血腥帝國機器與極右派血緣宣導者大量殘殺，使其難以形成為「民族」或「國家」的地步，那麼，就讓全世界的基進色情左派群起反抗以色列（與背後美帝）的種種意識形態洗腦與政治宣成，讓所有的基進主體都在各自差異的位置性支持或成為「非家國」層面的巴勒斯坦不服從主體、色情難民與苦勞人民。就讓我們以自身的肉體、色慾、反生殖政治信念，鬥爭國家機器與帝國宰制但去除民族血統仇恨迷思的種種論證與實踐，持續摧毀破解Ayelet Shaked一廂情願的妄想！

目前甚囂塵上的林林總總猶太血脈神聖論，以及類似以色列前總理後裔吉拉德‧沙龍（Gilad Sharon）投書中的仇恨言論（「加薩人民不是無辜的，因為他們選了哈瑪斯。加薩人並非戰俘；他們是在自由意志下選擇，所以必須接受這樣的結果。……輾平加薩，將加薩送回中世紀，他們必須死......」云云），莫不視加薩人如螻蟻草芥。然而，反過來說，此類言說與其政客載體的身體力行，卻是以「奇幻」且非常具備一致性的條理，證成了錫安特選假說的不可能「原真」，與民族主義被內部怪物所取消的「自作自受」。倘若仇恨某民族不可能因此證成滅種屠殺的絲毫合理性，即是再厭惡以色列軍國機器，我們也不「反猶太」[2]。如是，「民族建國」與「血脈原論」並不足以支持以色列（或任何地區任何族裔）以殺戮特定族裔的手段，攻佔三千年前此群體前代居住過的地域，進行所謂的「建國」與「占領」。同樣地，這不可能合理化以色列軍國機器無恥褫奪巴勒斯坦（土地上存在的所有）居民棲息地，更要進一步認識到所謂的「以巴衝突」絕非對等的二造勢力，以色列背後充斥著各種齷齪繁複的帝國貪婪協助與生死治理，而此協同治理機器當今面對的是國際連線的左翼不服從「複數眾」[3]。

既然以色列做得到如此張狂無忌憚，逕自上演帝國之眼／僕的沸騰滅族薩德數字秀（the Sadistic Shoah celebration by number porn），如此，帶出一個不忍卒睹的等式：對於暴虐與屠戮，前受害者轉化成的加害者並不會比任何「既成」的加害者更有「同感心」，進而，對於受到美帝重用且喪心病狂的以色列「國─族排他主義」而言，任何在加薩的屠殺與「滅族」都有其正當性，甚至藉由此「清洗」而取得集體（無）意識的歡狂。從1948年迄今的加薩史，不但說明了民族主義的虛幻，更讓我們理解錫安主義的恐怖特質：套用乏味單調的生物二分／生殖政治內核所運作的伊甸開天闢地與「被挑選使徒」之神話敘事，聲張著唯獨神聖的猶太血族值得被保存，甚至容許軍國政體以「自衛」之名成就反種族抵抗者的集體殲滅。此類作為，確實充滿「神人同一論」，就如同猶太原教徒所信仰的那個集各種排外與形塑他者為樂，驕狂無知的「唯一神雅威」。

良婦人道話語的再批判

接下來，我必須清楚鄭重地反駁「常態西方女性主義視角譴責哈瑪斯」的操作手法與「充當第一世界使者」的良婦自大論。

（一）對於性與性別的壓制，絕對需要以最高強度來破解與鬥爭。而且，我並不贊成所謂的「抗爭有先後或迫切與否的次序」，也就是說，視野狹隘的左翼論調常常認為性與性別次於（或甚至被包納收編於）「純」的「階級鬥爭」或更「普遍」的民族國家議題。這些說法缺乏能力與洞見，去將情慾與性別的戰鬥視為歷史唯物論之內同等重要的議題。

（二）基進的性／別與情慾解放意識形態，並不該認為哈瑪斯政權對待非常規「性／別主體」的倒退政策與法規是所謂「巴勒斯坦人自家的事」，這完全違背了最基本的國際主義左翼性／別的介入與主張。然而，我同樣反感於第一世界良婦女性主義以不屑巴勒斯坦人民自身動能的救世主姿態，對於巴勒斯坦種種的性／性別少數（sexual/gender minority）提出的「呵護救援論」。此論調，說穿了就是把這些人形塑為新自由主義與新道德主義所拿來使用的「櫥窗展示」，將其調控後稱之為「性／別自主」，並限制在所謂「良好公民」的邊界中不得踰越。也就是說，這些「第三世界罔兩」甭想當一個外於純良性別政治意識形態所不核可的各類怪胎、罔兩、酷兒，更別說是經營良婦女性主義與第一世界同志正典所無法想像的種種生命軌跡。

再者，我更不贊同且必須持續反駁的是，某些拒絕支持巴勒斯坦者總是（充滿無知且驕傲地）宣稱，因為哈瑪斯政權「壓迫性少數」，所以性權與性別研究／實踐者無須對以色列與第一世界壓迫巴勒斯坦提出譴責！這個說法可以藉由以下反問來獲得否證：我們從不會因為在台灣的生命治理「壓迫性少數」，就放棄了支援台灣對內與對外的許多鬥爭與抗爭，難道不是嗎？不家庭的毀廢酷兒，也不會由於主流同運這幾年全面聚焦於同婚政治，就棄守江山般地丟出：「我不要再當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而是批判性地持續辯論與強烈地提出自身的政治綱領。

（三）國際左翼酷兒強調的是去本質化的聲援，必要時，更進一步地自我（暫時或長久地）identify自身為「罔兩的─非血統的─加薩人」。但是，我們有義務徹底拒絕目前主流檯面上的人道哭號論，尤其是將「女性與孩童」固化為永恆犧牲受難者，除了販賣他們「可憐的受難」並化為自我滿足的普世人權呼籲，這些說法與操作不僅毫無意願與能力去肯認他們／我們各種抗爭中複雜的主體性，更是將這些位置持續成為「除了受難死者與可憐蟲之外，沒啥別的可能性」的一次元扁平再現！！

然而，像是Ahmed Yousef在"Hamas Does Not Oppress Women"這篇文章中的辯護手法，顯然仍套用了某種「在地主義」與「宗教內部治理」之聖潔不可侵犯，佐以「女性不可以讓男人服侍頭髮『並未違反普世人權』」等荒腔走板說詞，同樣服從且沿用了第一世界的偽論（例如奉《兩公約》或「普世人權」為神諭！）這樣的性別治理，是我們應該以同等的高度與強度來反對並與之戰鬥。

在這個一個名為「列寧學」部落格中，作者具備清晰的視野與充足的文化研究分析能力。以下這篇〈再度掀起的以色列與聯合國之戰〉（Israel and the UN again），精彩的文眼在於論及「錫安復興／遴選主義」（Zionism）的彌賽亞狂迷情意結／意底牢結，是如何從「特選的倖存者」思維，無縫接軌地演化到國家─國族機器的殺戮大暴走：

對我而言，這個議題沈重地觸及班雅明主義（Benjamin-ism）被卑鄙現實所荒唐「應用」，1942年死於納粹壓迫的班雅明本人念茲在茲的「未來如何可能償贖過去」（how the future redeems the past）[4]，如今擁有寒意凜然的兩股雙螺旋軸，其中一端是「列寧學」在上述文章所論：經由巴勒斯坦集體的受難，「不等價」地代償被德國／納粹與整體白種人宰制慘死的猶太人。另一端的「死屍城牆柱」，同等的重要且殘忍，觸及了民族／血脈狂熱主義不可等閒小看、但絕不僅止於庸俗民族主義學者以為的「民族整體論」。亦即，未來（此時）張狂血洗加薩走廊的錫安殺戮機器，將20世紀被視為牲祭（反諷且精巧地，死法類似如今近兩千加薩居民）的集中營猶太死者，視為「整體彌賽亞」的末端與大腸，可供截取修飾剝削的紋路，時而用於文宣戰，時而培養國家恐怖主義，時而生殖出恐怕是只能砍掉不重練的「士兵／國民」。在這個等式之內，這些死於納粹宰殺鍋爐的犧牲者，只能是「原料與幹細胞」，她們被自身的民族極端屬性印證了「種族屠殺」竟是合理的，遭致歷史的棄置，更遑論回復其複雜的主體性與集體記憶。原先班雅明寄望「被未來所贖回的無意義屈辱生死」，恐怕只能無時間性（a-temporal）地維持其無意義與其屈辱。死於奧許維茲集中營的猶太人，對於現在叫囂著「殺光巴勒斯坦人！」的「同胞」而言，他們只是滋養如今這個化身為「恐怖怪嬰」（l'enfant diabolique）之錫安優越論的電池／類子宮培養皿／回收物。

如今的現狀，不但完全褻瀆了班雅明設想的反直線時間與反「勝者歷史」的「救贖」可能性，更是極盡猥褻地將猶太「商賈主義」的「血肉斤兩論」演變到最「形上」的操作。如此，「錫安復興／遴選主義」同時是納粹時期猶太人犧牲者、當今所有視野清明的猶太後裔、近六十年來被糟蹋殆盡的巴勒斯坦眾生，以及國際連線左翼性／別情慾政治異議者的「共通之敵」。這個巨型怪嬰／機體儼然類似於走到演化死胡同的物種原型，必須在斷絕集體大動脈（美帝供應武器與政客支持）的情況下，斷送所有的軍武並（若有可能）使其明白，這個世界唾棄錫安優選主義，但並不反「猶太人」。短期內，對以色列進行「杯葛、撤資、制裁」（BDS）可能是某些左翼主體認為有效的選項，目前我並不反對這個操作，但我們最終的目標，應該設定於解體這個「無國界之國／族」（連同普遍的資本主義帝國機器與所有壓迫）的膨脹妄想，與其無限擴張野望的「超越性欲力」（transcendental libi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