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徐沛然
痛罵桃園客運司機的「洋男」Jason今天（8/8）下午3點在派出所前公開道歉，道歉內容主要是自己中文不好以致溝通困難，於是藉由發脾氣來傳達意思、已經深刻反省並表示高度歉意。
他的說詞挺合理、態度很有誠意，道歉後也與當事桃客司機陳金積相擁和解。但是，恕我們無法接受他的道歉，理由是，我們當真不解他究竟為何必須向我們道歉。當事司機要提告、要洋男向自己道歉，甚至主張洋男必須給「全體桃客司機」一個交代，這都還說得過去。但究竟為何要他向「全體國人」道歉？大眾的「關心」，合理範圍頂多只限於「洋男」是否妥當地對「司機」表達了歉意，但憑什麼因為「大眾都很關心此事」，所以「大眾」就必須「被道歉」？
對我們而言，「拒絕私下道歉、要求公開道歉」這件事情，從頭到尾就是民粹暴力，是媒體與（太過）熱心的大眾所共同設下的戲臺，逼著兩造當事人在鎂光燈前上演一齣和解劇碼。大眾的「熱心」，說到底，並非真正在意「司機」是否在此事件中得到合理待遇，當然更不可能對於這起「準工傷」事件背後集體司機（全體桃客司機）的勞動條件有任何關注，而只是為了服務自己的義憤衝動，滿足糾眾討伐「惡人」的歡快感，這種義憤衝動，同「洋男」在車上所表現的暴力衝動，又有多大差別呢？
「我」拒絕Jason的道歉。（非當事Jason；圖片來源：Bloody Disgusting）延著上述，第二個值得考察的焦點，則是民粹義憤衝動的指向，特別聚焦於Jason的「洋人」身分。先是網民迅速對當事人起底，挖出他的身家背景，發現是「台裔美籍」後又稱其為「假洋男」，輿論在這個過程中迅速轉向「抵禦外侮」的集體情感，明星主播蕭彤雯po文指外國人也會為他（Jason）感到丟臉，網民更毫不吝嗇地對這「（假）洋男」祭出一句句的「滾出台灣」。一時之間，台灣人太善良、老外太惡霸的印象遍佈媒體，至於所謂「台灣人」口角衝突惡霸的情事其實也在媒體上天天播送的事實則可以拋諸腦後。
我們認為，拒絕接受自己被Jason道歉的抵抗政治，在當前充斥著激昂民粹正義與不對等爭鬥棋盤的時空格局當中，特別重要。尤需思考的是，任何一個持有中華民國身份證的人，無論提出任何再不受歡迎的主張，似乎也得被認可享有基本權利；然而，一個長期居住在台灣，卻非身份證持有者的人，是否就在這個「對全體國人道歉」的虛構方程式中，被順暢無礙地排除了？任何不合格的「仿」台灣人，包含外勞、外配、外籍生、長期在台居住者、甚至無國籍者，是否能夠在「莫以我之名」（Not in My Name）的主張當中，反過來取回一點「住民」本身的「自決」？
更進一步，透過這等操作的複雜化，也呼應了「我」總是並非純粹的族群／性別／物種之「被給予身份」（given identity），而是透過「不要」某種彷彿天生自然的「質素／被施予特質」來加以構成。擴大來說，台灣人如何如何、同志如何如何、陰柔／陽剛／不男不女者如何如何，甚或猶太人如何如何……這些彷若先驗性存在的「身分」範疇被強加於我們身上，其實是主體性生成的阻礙而非助力，「我」反而是透過在對這些外加之物嚴正拒絕的過程中，才得以形塑。
正好比所有在名義上與實質上反對錫安主義（Zionism，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也都該有拒絕「以我之名」來抵制以色列屠殺迫害巴勒斯坦人的主張權。此等塑造的過程，總是崎嶇不平、扞格矛盾，再怎麼說都不可能是均勻地「台灣2千3百萬人」所共有共治的。因此，拒絕Jason的道歉，也就是拒絕那個作為內外區辨界線的公民身分隔膜，抵禦那個太過理所應當該要「被道歉」之「全體國人」的集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