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許越如(南方國際編譯團隊成員)
責任主編:徐沛然
本文原載於網路媒體《Tom Dispatch》,原文標題為(The Real Story Behind the ‘Invasion’ of the Children)作者艾維雅‧喬姆斯基(Aviva Chomsky)為美國知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之女,她回顧了「人道主義立場」以及「美國人民優先」這兩派的說法。更犀利地指出這兩者看似對立的言論,不僅沒有幫助人民看到移民問題的核心,同時也使得共和黨、民主黨兩黨,無需為長年以來惡劣的中美洲政策負責。
不論你認為這是諷刺還是場噩夢,但原先中美洲兒童穿越美墨邊境的「危機」 歷時數月狂熱和憤怒辯論後,現在已從新聞上退燒。雖說至今已累積大量的新聞報導及相關討論,但隨著「危機」與憤怒的解除、大家也逐漸轉移關注的焦點(儘管孩童仍持續湧入美國)。令人感到奇怪又難過的是──在這個事件背後,真正重要的因素或脈絡卻從未被正視或釐清。
自2014年六月下旬,成千上萬名拉美孩童不顧一切進入美國的浪潮,成為新聞焦點。隨著聳人聽聞的故事而來的,是一次次眾人情緒高漲又狂熱的示威和反示威遊行;然而,這樣的辯論也不全然只停留在南部邊境,舉例來說,在我的故鄉麻州省,省長德瓦爾‧派屈克( Deval Patrick)就曾經轉變為某種人道主義姿態,含淚表示願意收留部分偷渡孩童。此舉雖得到自由派大大的認可與讚許,卻也引來反移民抗議份子嚴正的抗議。同時,在波士頓北部的另外一座城市林恩市( Lynn)市長,回應了邊境的國族主義者,宣布她的城市拒絕更多的移民者。幾個月累積下來的情緒、黨派之爭或是政治鬥爭,都已經轉移此事件最該注意的焦點。這是一個令人無奈卻又常見的現象:在這些新聞的背後,總隱藏著許多未被發掘的故事。
根據美國勞工新聞記者大衛‧培根的報導,這些邊境孩童的故事是藉由反移民組織在媒體首度曝光,首先是在德州的激進右翼媒體《布賴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 Network)。該新聞網報導集中在美國總統歐巴馬未能有效控制邊境一事上,影射歐巴馬這樣膽怯的姿態是為了通過 <兒童入境暫緩返遣程序> 法案,進而給予一些無證青年暫時的合法地位,同時也為了推動國會中自由派所主張的「全面的移民改革」。按照該新聞網的邏輯之下,那些中美洲的兒童理所當然成了「入侵」美國的威脅。
事實上,這波偷渡潮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布賴巴特新聞網》只不過是將這件長期爭議變成一種「危機」來操弄政治,而各大媒體、政治人物或組織便都在政治光譜的兩極上鉤了。
《布賴巴特新聞網》甚至自豪的聲稱是他們德州分社的社長布蘭登‧達比(Brandon Darby)「點燃了這股全國風暴」,因為他發布了一組組空間狹窄、人滿為患,用來拘留偷渡孩童設施的獨家照片。雖然達比並未說明他是如何得到這些「聯邦政府內部的照片」,然而他解釋了《布賴巴特新聞網》宣稱中美洲孩童「入侵」美國的說法,他們認為:「這些孩童知道他們不會被拒於門外,且能夠在此取得他們所需。」換句話說,這是民主黨人、自由主義者與歐巴馬共同犯下的大錯。共和黨和民粹主義回歸的舞台已經準備好了。
立場親歐巴馬的德瓦爾‧派屈克(Deval Patrick)與一些促進移民權利組織則採取煽情的本土敘事,派屈克認為 「出自於人道主義,我們必須想點辦法,找出一個能夠幫助這些偷渡難民的方法」,並且主張這並不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更應該是「國家的愛與信念」的問題。
然而,麻州的共和黨政治人物,如林恩市市長朱蒂斯‧甘迺迪‧芙蘭根(Judith Kennedy Flanagan),就抱怨這些違法移民者帶給他們社區的影響,並將政府的公共財政問題轉為仇外的機會。芙蘭根說:「現在我們的學校系統跟醫療衛生部門已經無法負荷這些非法移民,市政財務的預算本來就相當緊縮,無法再調整教育經費,更收容不下這些新入學學生的註冊支出」。麻州發言人馬克‧龍巴度(Mark Lombardo)也同意芙蘭根的說法,「我們真的無法負擔,我們甚至連本州的孩童都無法顧好了,居住在這裡的退伍軍人與家庭也都正在為麻州的財務困境共同奮鬥。我們一定得將美國家庭排在首位。」
7月26日,上百名抗議者在波士頓公園示威,要求政府必須「讓美國人民優先於違法移民者之前」。許多評論者指出,對於那些富裕的自由派來說,要將這些孩童強送進貧窮社區當然不成問題,但誰又要來處理國內貧窮、街友與退伍軍人無法得到醫療照護的困難?在上述問題層出不窮時,為什麼政府還要將資源轉移到這些中美洲的孩童身上呢? (共和黨這種建立在種族、身分的論述,就像是回到尼克森總統時代,但的確吸引了許多白人藍領階層的支持)
到底是哪個中美洲?
一邊是充滿道德、人道主義式的搶救孩童呼籲,另一邊是強調貧困城市和美國人需求,這兩種看似衝突的敘述,其實正好能互補。他們都為維護政黨利益而玩起了受害者的遊戲。基本的問題:「共和黨人或是民主黨人,誰在捍衛最貧困的受害者方面,獲得了更多的分數?」兩方皆以人道主義至上的立場自居,卻都刻意迴避其背後的政治經濟問題。幾十年下來,他們一面為邊境的移民議題悲嘆,另一方面共同製造更多的問題。
不幸的是,許多自由主義者及促進移民權利組織,並沒有提出超越人道主義的分析,並且支持民主黨。像麻州移民難民倡議聯盟(Massachusetts Immigrant and Refugee Advocacy Coalition)用盡苦心向大眾倡議「我們為正義發聲,並且關心所有有需要的孩子們!」,卻仍無法發揮多大的影響力。除了「為所有孩子站起來」的訴求之外,該聯盟於8月7日重回波士頓公園遊行的目的,似乎也只為支持派屈克有意在麻州創建臨時拘留中心的提案。甚可惜的是,透過持續散播《布賴巴特新聞網》戲劇性的照片,並採用右派的基本敘事邏輯,自由派錯過了超越枯燥辯論、並探究更有結構性、更有意義的問題的機會。
事實上,這幾個月來被稱為「危機」的根本不是什麼「新」聞,而對於拘留孩童安置地點的「激辯」也不是關鍵,因為中美洲青少孩童跨越美墨邊境的數量自 2000年起便持續穩定上升。自二十一世紀起,在邊境所逮捕的未成年人數,從一年幾千人開始增加,但2011年為止每年平均是6,000至8,000人, 2012年該年為13,625 人以及2013年的 24,668人。2014年2月發表的一篇研究甚至預估今年將會有高達 60,000兒童被逮捕。因此美國的拘留設施變得擁擠不堪也是可預期的。在此看來,只要有人持續關注這樣的問題,就算他不是專家,也會發現達比在六月發布的獨家內幕照片根本不是一樁秘辛。
當今美國偷渡問題其實不難掌握,主要有三個原因讓這些中美洲年輕人冒生命危險跨越邊境:一、他們在原本的國家缺少機會。二、他們必須逃離暴力。以及最後一點:有更多人是為了與已經逃到美國的父母親或家人團圓。雖然新聞上概括性稱呼這些違法移民是「中美洲的孩童」,但實際上,大部分被拘留的人只來自中美六國的其中三個國家:瓜地馬拉(Guatemala)、薩爾瓦多(El Salvador)和洪都拉斯(Honduras),幾乎沒有來自貝里斯(Belize)、尼加拉瓜(Nicaragua)或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的非法移民。此一現象對於還記得八零年代的人應該並不意外,當時大批的美軍軍事「援助」進到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三國,在當地創造一個極度不平等的惡劣環境,其種下的惡果至今仍未了結。
美國在九零年代經歷一連串的修法與法院判決後,判予自中美洲跨越邊境的未成年人特別待遇。他們不必像墨西哥孩童(有著和中美洲孩童幾乎相同的數量和原因)立即被遣返,而是被轉移至有容納個人設施的難民安置辦公室(Office of Refugee Resettlemen, ORR)(而非像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的拘留中心),並為他們當中可以被釋放的人提供服務,以查詢家人的去向。從那時起,一連串冗長的聽證程序開始,為的是審查拘留人身分是否每個細節都符合移民救濟。若無法符合條件,他們將被驅逐出境。這些「獨身」孩童在越境時多半沒有雙親或是法定監護人的陪同,但大部分的人都有親屬在美國本地等著與他們重逢。
德瓦爾‧派屈克與朱蒂斯‧芙蘭根在這事件上顯然是在各說各話,因為兩人關注移民程序的焦點並不同。派屈克提議要在州內設立一處由聯邦政府補助的拘留所,可以讓尚在難民安置程序中的孩童們暫時居住,這樣的「解決之道」是相對粗糙的「人道主義」。而芙蘭根與反移民示威者們則擔憂,像林恩這樣本來就入不敷出的城市,竟然還要接收上百名非法登陸的瓜地馬拉孩童,可能還要將他們釋放、與家人同住。很多網路上的批評者指出,非法移民家庭大多生活在如林恩那樣的貧窮城市地區,當地政府本身就資金嚴重不足。換句話說,這些城市是最不具備財力提供如教育這樣的義務服務,但這卻正是新移民者最需要的。
為什麼孩童們會非法湧入美國 ?
真正的危機到底為何? 問題要如何才能解決?
就讓我們來談談真正的危機是什麼吧!首先,美國的政策直接導致了今日在瓜地馬拉、薩瓦爾多與洪都拉斯的多重危機。華盛頓政府在1954年精心策畫,推翻瓜地馬拉改革派的民選總統賈格布‧阿本斯(Jacobo Arbenz),並扶植一連串野蠻專制的軍事政權,殘暴地鎮壓推動社會變革的農民與民眾運動,甚至以自由貿易之名強加對外國投資者有利的經濟政策,被證明是導致瓜地馬拉鄉村與城市貧窮的主因。
由於美國在瓜地馬拉和薩爾瓦多所發動的骯髒戰爭,大多數農民的社區被焦土政策所蹂躪並受到右翼游擊隊掠奪,難民們在1980年代起開始湧進美國。洪都拉斯則是在2009年,由美國支持的軍事政變,推翻了該國的民選左派總統之後,難民潮才開始湧現。如今越過邊境的孩童往往是最早一代難民的兒女或是孫輩,他們正逃離戰爭或是掠奪過後所遺留下來的暴力肆虐與經濟破壞。也就是說,幾十年來共和黨和民主黨同樣熱中推動的政策,正導致了目前的「危機」。
其次,美國對非法勞工的巨大需求,使得父母們離開子女來到美國,從事如打掃房院、洗碗、生產與加工食品的工作。而他們的低工資勞動維持了美國的經濟。一代又一代,這個國家的移民政策一直視墨西哥和中美洲為「工人」,卻未賦予他們應有的法律保障和人權。但工人也是人,人會有孩子。換句話說,目前的危機部分源自於,我們的經濟依賴這些人提供廉價勞動力,但他們被迫與子女分隔兩地。而當他們想要與家人團聚時,我們卻又感到恐懼或擔憂。
最後,當聯邦政府寄望地方社區跟學校系統要容納更多越境的青少年時,他們也必須提供更多援助,因為許多接收移民者的地區確實面臨著危機。如果這些兒童因為聯邦法律和聯邦機構,被大量分配到已經資金已經匱乏的社區及學校,那聯邦政府也應該確保該社區有能力為移民兒童提供服務。與其每年為簽署拘留、驅逐文件和進一步將邊界軍事化而花費數十億美元,政府更應該直接利用那些資金來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
因此,移民權益組織應更積極的批判兩黨的中美洲政策(包括奧巴馬總統的自由貿易議程),及其經濟和移民政策(將移工罪犯化),以及兩方是如何以憐憫青少年移民與抱怨本國窮人乏困的爭論,來使自己置身事外。
我在這裡所說的顯然不是一般民眾會聽到的故事,因為檯面上的政客、媒體跟各種組織不過是在裝腔作勢。那些採取「人道主義」立場的;和那些強調「危機」的;試圖減少政府提供給青少年救濟的;以及那些抗議社區可能會發生像林恩社區般潛在影響的說詞,很遺憾都並不完整。我們正處在一系列完全真實的危局當中,然而這卻不是對立兩造所談論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