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最低工資向來是爭議性十足的政策議題，經常陷入正反雙方各執一詞的僵局。在歐洲國家方面，雖然多數都擁有制度性的最低工資，卻由於絕對貧窮人數比例隨著經濟發展過程日益降低，以及集體協商取代了最低工資的重要性，早期最低工資僅止於紙上談兵，並未在實務上獲得重視。然而，近年來最低工資政策又重新排上許多歐洲國家的政策議程，開啟一連串重訪最低工資政策的復興過程。英國曾經於1980年代保守黨執政期間廢除工業最低工資體系，而在1999年重新採用全國法定最低工資；愛爾蘭也隨後在隔年跟進；同時，德國傳統上最低工資是產業別集體協商來決定（無一般性拘束力），在經歷長期論辯利弊得失之後，將於2015年實施全國最低工資；不僅如此，部分南、東歐國家亦於金融危機發生之際大幅度地調升最低工資水準，作為維持基層勞工購買力與總體經濟需求的政策工具。因此，有論者樂觀地認為最低工資的擴張發展，似乎是意味著對八零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逆轉，但實際上在最低工資成長的背後交織著不同脈絡因素互動的結果，反而可能是符合資本競爭邏輯與勞動市場去管制化下的產物。
歐洲整合下的資本與勞工流動
首先，歐洲最低工資的路徑走向受到歐盟（EU）重整擴大納入中東歐國家，強化彼此之間在資本與勞工流動的影響，包括大量低薪移工和社會傾銷的風險，因而訂有全國最低工資的國家譬如英國與愛爾蘭，在2004年開放來自於中東歐的移工，最低工資的角色開始受到重視，可以發揮保障本國勞工與外籍移工勞動條件的作用。然而，對於缺少全國性法定最低工資的國家，例如瑞典或目前的德國以及芬蘭、丹麥與挪威等北歐國家，傳統集體協商體系隨著經濟社會變遷而遭逢困難。以德國為例，低薪勞工超過半數集中於較少團體協約涵蓋的行業如飯店旅館、餐廳或清潔等，本國與外國移工之間就容易形成替代關係，以致於促使近來最低工資重獲關注。
相對的，經濟發展相較遲晚的中東歐國家，最低工資則反倒是作為防止本國勞工外移的政策手段，波蘭醫療人員代表就曾經呼籲政府調高最低工資額度，避免國內醫護人員外流到其他歐盟國家找尋薪資條件更佳的工作機會。此外，還有許多中東歐國家不斷調整最低工資的原因，是由於企業為規避社會保險成本，以最低級距的最低工資納保，致使政府透過調整最低工資水準以趨近實際的工資。
勞動市場去管制與彈性化
從1980年代以降，隨著經濟整合趨勢與全球市場競爭加劇與政策導向的驅使下，向來視為高度管制的歐洲勞動市場，被診斷為是阻礙經濟成長的「歐洲僵化症」（Eurosclerosis），因而在許多政策制度著手進行一系列的鬆綁，導致資本家更為容易操作多面向的彈性化措施，加上產業轉型、服務業興起對於勞動彈性化而言都是推波助瀾的力量。因此，九零年代過後，歐洲勞動市場的圖像出現大規模的轉變，定期契約、勞動派遣或部分工時等非典型就業型態，成為眾多求職者的就業選項。
一般而言，非典型就業與低薪、缺乏保障有極大的關連性。德國在2002年後推動一連串的「哈茨改革」（Hartz reforms），強調勞動市場的自由化方向，造成低薪勞工大量成長，而其他歐洲國家也有相類似的情況。從而，最低工資對於非典型就業者而言代表著重要的工資保障機制，尤其在歐盟將「彈性安全」（flexicurity）當作歐洲各國勞動市場改革的最高指導原則之際，最低工資逐漸取得不可忽略的地位。
工會集體議價力量的沒落
資本流動、勞工移動以及非典型就業型態的出現，加上無論是移工或低薪勞工多數都集中在缺乏工會組織與集體協商的產業部門就業，形成現行工業關係體系的難題。換句話說，傳統上工會皆將組織工作的重心放在以製造業男性工人為主的全時工作者，一旦資本家藉由運用非典型工人或外籍移工，勞動市場彈性化下即可削弱工會議價的力量；而同時在許多國家的經驗也可以看出，工會在產業轉型後組織服務業勞工的進展並不順利，進而迫使工會改變最低工資的立場。
例如德國的工會，最初是站在反對全國性最低工資的立場，因為可能因而拉低勞資協商的工資率，進而降低勞工加入工會的誘因；然而，近年來受到低薪的負面影響之故，工會開始轉向支持法定最低工資，而原先也持反對立場的資本家，特別是來自飽受低薪與社會傾銷影響的產業，轉而支持政府訂立最低工資。
薪資滑落與工作貧窮
最低工資行情看漲的另一原因，是由於多數歐洲的薪資普遍停滯甚至下滑的趨勢，工作貧窮的現象也日漸嚴重。根據統計，歐盟27個會員國平均薪資占GDP的比例，從1995年的59.6%下滑至57.1%，薪資增升亦遠不如經濟成長幅度。此外，工作貧窮與低薪收入勞工的人數增加趨勢，引起多數歐洲政府開始推行最低工資的興趣，藉此作為解決低薪、貧窮，甚是改善所得分配或提升整體薪資水準的對策。
總的來說，2000年之後歐洲國家掀起一波最低工資的復興運動，雖然各國有著多元的理由，不同的時空背景也會造成差異，但整體而言最低工資的擴張趨勢與歐洲國家的經濟整合有著緊密的連動關係，主要是避免流動過程所帶來的副作用，又或者只是在經濟危機時期扮演救援投手的角色。再者，最低工資的發展其實是反映出過去勞動市場政策偏向自由化，並且對應著工會集體力量的衰落，勞資雙方權力光譜的失衡，勞工地位節節敗退的結果，被迫選擇在「底線」進行攻防，這些現象正是我們在觀察歐洲國家最低工資擴張趨勢時不能遺漏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