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對：莊雅涵（巴黎第四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那些肯定比其他人還「知道」的人跟我們說了這是怎麼回事。他們說這是針對「言論自由」的「極端野蠻」行為，並要求國家團結和以信心保護共和國。後來，一個共識在政治世界（和媒體）內出現：在這個悲劇事件前，總統的態度一直是模範。而各政黨別無選擇，只能去適應總統所展現的「全國團結」修辭。 所謂的「人民」成為一個統一的聲音在街上大喊：「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誰還敢反對這種大規模的共同體與自由的「法國精神」？
雖然我一開始也被災難性事件引發的情感所影響，但「震憾」的官方反應，立即讓我想起了「大災難」的由來。再次，有用的「野蠻人」身影被召喚，以重新印證法蘭西共和國的「文明的」本質。我們被告知，必須將其解釋為對普遍「言論自由」的攻擊，所以也是對抗所謂的「西方價值」。共和國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必須由它的人民守護，無論它和它的機構是否成為直接攻擊的目標。
共享的情感痛楚在傳譯的過程中，被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國家將會發現自己有能力以重新提振其權威來「抵消」威脅的來源。
在我的這篇文章中，通過這些事件的一個更大的語境，我想對《查理周刊》攻擊事件的各界反應，提出一些問題。特別是那些把重點放在必須捍衛「言論自由」所造成的問題。在我看來，他們往往傾向迴避他們獨佔了對「查理」的虛假認同問題。然而，誰是這個我們被要求去認同的「查理」？
1月8日，一位民眾在巴黎的共和廣場手舉「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標語。（影像來源：在「我是查理」這句宣句中，「我」是指誰？《 查理週刊 》如何能夠變成共和國全體（『國家團結』）的象徵？這份週刊的問世是源於一股違抗政治體制（第五共和）之囿限的企圖。它的「精神之父」《 切腹週刊 》（Hara-kiri hebdo, 1960）已經與共和國的審查機構對歭過（該刊多次遭到查禁，例如在戴高樂將軍過世之時）。《 切腹：愚蠢又惡毒的媒體 》。副標即為之定調：我們應該對這樣的愚蠢一笑置之，並且在幽默中表現出一種不守紀律、一種對於「正統思想」和文明的不屈服，簡言之，也就是不順從共和國道德傳統裡的基督根源。
《 查理週刊 》第一次見於世人是在1970年。它的起名《 查理 》是參自查理．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和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對於政府審查的抵抗確立了該刊物的基調。它的認同形構於所謂「法國的」集體想像的內部，其中嘲諷與政治漫畫扮演一種制度性的角色。（如同一股抗衡勢力）。在最近的事件中，人們總會提起法國大革命，好似欲號召一場新的《 聯盟日 》（Fête de la Fédération, 1970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的紀念日）。在攻擊行動後的週末，我們實是擊了一場群眾熱潮（大約四百萬人走上街頭），「倖存者們」也繼續在下一個週三出刊。這顯然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見證了單一週刊擁有如此爆炸性的銷量：從一週賣出五萬份，暴漲為三百萬份的銷量。命運的嘲弄，使查理搖身一變成了共和國的象徵：人民與其想像的共同體共融為一，彷彿基督徒通過團契融入基督精神一般。那些從未讀過查理週刊，或甚至永遠不會再讀這份週刊的人們，自清晨五點就蜂擁至報攤搶購。出於愛國心理，我們訂閱，我們動員，為了讓這份週刊不會倒閉，為了讓恐怖份子站不住腳，即便我們一點兒也不對它的內容感興趣。我們怎麼能不是查理呢 ?
在這股集體狂熱的現象中，令我們困擾的是隨之而來的遺忘。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種「人民」與其自身和解的期望（『什麼都可以被原諒』）。然而，我們也可以從中讀到一種否認的持續性：拒絕聽到反對查理週刊內容的聲音。如今，批評查理週刊變成很複雜的一件事，我們會很快的被指控為「為恐怖主義辯解」。
Kouachi和Amedy Coulibaly兄弟所犯下的兇行真正的訊息可能只有一個：他們無法在公共辯論領域中挑戰查理週報言論的事實。我們很快的將事件的「發起人」視為罪犯。我們追溯他們的過去，他們的「出身」，他們接受聖戰訓練的過程。我們將他們視作個別案例，而接下來關乎的只是如何更有效的偵查， 如何找出聖戰士的網絡，並且如何盡早的將他們識別出來，即使在獄中也是… 如此一來，我們只關注安全的結果，而沒有去打擊「疾病」的根源，即：這個法國社會，以及我們訴求保衛的共和國，究竟是如何透過各種排斥的機制而持續造就出這樣的個人。
從挑戰國家權力到與國家共謀
在這個共和國體制自身特有的排斥過程中，查理周刊負有一部份的責任，這並不是說這些受害者是活該的。我們應該了解的是，這家媒體如何不知不覺的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也就是與它們一開始企圖挑戰的權力站到了同一邊。自從2006年，這家媒體和其他刊行嘲諷先知穆罕默德的出版商都接受了警察的保護。從這個觀點看來，我們就應該很清楚的體認到，它們對於審查的抵抗，以及眾所周知的言論自由權，都不再和當年問世之時的情況相同了。我們並不想因此便說查理週刊變成了一家政府媒體，但我們試圖了解的是，為什麼在將槍口對準查理週刊的同時，這些「恐怖份子」也觸犯了法國國家機器和其「人民」。
在我們看來，嘲諷穆斯林先知的漫畫所造成的問題似乎不能簡化至是否有褻瀆宗教的權利，是否可以描繪先知，或簡言之，那著名的言論自由的問題。嘲諷漫畫是一系列我們可以連結至「後九一一時代」的「事端」脈絡中的一部分。正是在此脈絡中浮現出了爭議的界線以及政治問題。總括的說：查理週刊是否沒有遵循「西方勢力」在「文明國家」與「野蠻國家」之間所劃下的那條界線呢 ?
在它太簡易的以「粗繩子」將先知的形象與恐怖份子的殘酷綁繫起來的同時，這家媒體難道不也加入了世人醜化穆斯林的陣營 ? 我們不認為查理週刊是「恐伊斯蘭」的，它也大概不是種族主義份子。在《 世界報 》（Le Monde, 20/11/2013）刊登的社論中，Charb（查理週刊的主編）和Fabrice Nicolino（記者）為自己辯護而寫道：
「我們幾近羞愧的提醒大家，普世的反種族主義和對於平等的熱情一直都是，且永遠將是，查理週刊的基本信條。」
反種族主義 / 平等，反法西斯主義 / 自由，這是查理週刊聲明的價值。我們不再質疑這些言論的真誠；反之，它們似乎歡迎任何擁有相同熱情的人加入辯論。正是因此，我們必須向這些「新查理」提出疑問，這一大群，具名或不具名，聲稱「我是查理」的人。
去脈絡的捍衛世俗化說詞
這次槍擊案中的倖存者在最近期的查理週刊裡無條件地肯定了這一立場。沒有「我是查理，但……」，也沒有「我支持世俗化（laïcité），但……」。查理週刊在槍殺事件發生之前就捍衛的立場在事件之後更加鞏固。一種道德權威被樹立起來：它體現在一九零五年投票通過的政教分離法案上，以作為保證信仰自由之政治契約的象徵。（另一事例是南特敕令的簽署，而隨後它的撤銷也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歷史觀點。）在我們看來，查理周刊所造成的問題之一似乎也是該報將這條法令上綱至絕對原則的作法。
法國有一項頗為重要的反教權主義之傳統，我們可以將查理週刊放入其中來討論。這項傳統建立在所有意圖限縮天主教會權力的政治抗爭中，並與無政府主義的「不要上帝，也不要主子」關係曖昧。從這個觀點看來，反對教會，以及反對所有宗教，兩者具備了同一個政治根源。簡言之，嘲笑神父，這意謂了擺脫宗教勢力所強加的心靈控制。
所有的宗教，如果它們意圖影響個人政治生活的取向，我們都能透過相同的方式─嘲笑他們的象徵人物─來嘲笑這些宗教。宗教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就我們看來，正是在這個標準上，查理週刊對於伊斯蘭激進派的抨擊變成了問題。除了「文明的衝擊」這一命題外，我們還能將「穆斯林的愚昧」此一批判附加於哪一個論題之下呢？
不論如何，這個連結是存在的。誠然，查理週刊的漫畫可以用奚落和嘲諷的手法來處理西方霸權所建構的恐怖分子角色；如此一來，這些漫畫就不是在嚴肅看待由所謂的「文明世界」所形塑出的恐怖分子形象。很顯然的，這些漫畫所表現出的是對於宗教勢力的不安，但也正是因此，在法國的背景環境下，針對穆斯林宗教所提出的評論便顯得政治空洞。法國境內並沒有制度化的穆斯林宗教，諸如《 法國的伊斯蘭 》（l’Islam de France）這種組織並不是以形成穆斯林政治團體為目的而出現的，也不是為了從共和國的架構中脫離出來；然而，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區的天主教會卻始終接受政府的資助。
查理事件召喚了一大群高喊「我是查理」的法國民眾，然而如不能審慎思考這些問題，後續政治效應將有利於極右派的崛起。（影像來源：簡言之，要說這是伊斯蘭的政治組織入侵還差得遠了，反倒是我們可以清楚的觀察到穆斯林人口在政治範疇中的代表性不足，在經濟和媒體範疇中也是。如果真有言論自由的問題，也不是在查理週報這一邊，而是被共和國所「排除」者；或者是說，這家媒體在我們看來並沒有讓這些「無聲者」的聲音被聽見。
在參與打擊「一幫激進分子」的同時，查理週刊也強化了文明國家的對外政策，以及維繫這一政策的文化階序（現代性）。我們不能將穆斯林宗教的嘲諷漫畫單純視為一種反宗教立場的表達。這些漫畫生成於一種承襲於法國殖民歷史、乃至於更廣泛的「西方」版本歷史的國家殖民主義而調節的架構。來自穆斯林文化傳統，或者是信仰穆斯林宗教的法國人，有很大部分與於法國的殖民歷史相關。而今，他們也還承受著殖民政權所建立起來的分化 、分類與分級（社會和文化層面）系統。將穆斯林宗教勢力所造成的危險和二十世紀初的教會勢力相提並論，這種作法顯然是一種明確的混淆，或僅僅是知識上的怠惰。
所謂言論自由的不對等
在大環境對於種族言論採取自由放任態度，以及因社會對待伊斯蘭要比對待其他宗教嚴苛而衍生的不平（或武斷的譴責）的觀感中，這問題更加重要。一則影射支持攻擊查理行動的道德價值的糟糕玩笑，（例如：脫口秀演員Dieudonné之言論），會被視為犯罪，然而一則糟糕的針對穆罕默德的玩笑話卻是娛樂的，卻被視為言論自由的象徵，或甚至是伏爾泰般的叛逆精神。根據這些諷刺漫畫作者的觀點，這些揶揄不應該被詮釋為教唆仇恨，而應該被視為愛的載體。
那些看待諷刺漫畫如侮辱的人一點兒也不了解，查理週刊是在喚起他們的智慧，喚起他們自我解嘲的能力，以及喚起他們的思想自由。但是，如果這些畫作並不引我發笑，如果這種假侵犯的行徑只是令人想起在法國社會中日常存在的歧視，如果我從政治觀點來看，這種玩笑話更加有利於極右派，而非該週刊明確歸屬的所謂「左派」思維，那麼我是否就是愚蠢的人，或說是「精神伊斯蘭化」的受害者 ? 我是否就放棄了面對宗教論述的反抗姿態 ? 我的天呀，我是否就變成了一個單純的相對論者，背離了基於啟蒙普世精神的政治戰役 ?
反之，令我們不安的，是源自於一特定脈絡而形成的平等與自由之論述成為規範被加諸於世人。這一點，正是「我是查理」這句以言論自由之名在世界各地宣示的口號顯得曖昧不明之處。「查理」這個名字不再只是代表一個實體，一份刊物和它的編輯信念，因為它嵌入了一個認同歸屬的邏輯，在這一邏輯的開放表象背後，遭到遮蔽的是這個號召神聖共同體而產生的排斥面向。我們不會說「我不是查理」；我們只希望強調那些在高呼「我是查理」的同時，也接受如此立場之可能理由的聲音。
在「知識份子」們隱約傳達「人口大置換 」（Grand remplacement）的狂妄論題（如評論家Zemmour的《 法國的自殺 》一書，和小說家Houellebecq 的《 臣服 》一書），以及排外反移民社會運動（如德國的反伊斯蘭組織Pegida）逐漸贏得支持響應的此刻（Grand remplacement），這種批判的工作顯得更為必要。正因如此，我們應該謹慎面對查理週刊背後的同盟。如果這次人民團結起來的運動值得寄望，那麼它也同樣地給我們帶來了擔憂，擔憂隨之而來的是閉關自守，而非開啟認同轉變的進程。眼見查理週刊無意重新討論其「價值」，我們看不見這一進程發生的徵兆。
據此看來，如今的危險在於災難會自我重現。一切如常，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正如法國總統Hollande所言，日子必須繼續過下去。這是大特價的時節，去消費吧，去購物和花錢吧，為了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