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第二間退場的私立永達技術學院，至今已停招近三年。按教育部規定，要是退場學校轉型未成功，三年大限一到，校產應立即歸公。高教工會今日（6/22）卻踢爆，教育部處心積慮為永達開脫，原本將在今（2017）年8月到期的三年大限，再度被展延三年，痛批宛如高教「亞洲水泥案」。

高教工會曾於今年5月初，也就是永達退場三年大限的前百日召開記者會，強烈要求教育部應妥善處理永達退場案，不該再放任永達的十億校產繼續握在董事會手中。教育部後來卻對媒體宣稱，基於〈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簡稱停辦辦法）第34條規定，高教工會計算期限有錯誤，2020年1月才是真正的大限。

然而，回顧過去三年的新聞報導，包含前技職司司長李彥儀、前技職司副司長王明源都宣稱「若在2017年8月前，永達轉型計畫仍未通過，校產就應清算，優先償還離退教職員欠薪，剩餘部分則歸公」。

那為什麼可以延後三年呢？原來，教育部在今年1月已經秘密修過〈停辦辦法〉，使得永達校產充公大限得以再延3年。記者會上，高教工會直批該次修法並不透明、並未召集利害關係人討論或公開審議，與母法《私校法》、相關法規〈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下稱實施原則）相抵觸，且僅適用於永達一所學校，根本就是「永達條款」。

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表示，私立學校的校產並非個人所有，而是來自公共捐贈、學生學雜費，以及教育部的教育補助款。她強調，教育部從2014年起已經給永達三年的機會，這三年間永達校務空轉，重新恢復辦學無望，校產又燒掉了四億元。

教育部在年初增修了「永達條款」、為永達案「展延三年」，但對外卻聲稱是「讓規定變得更加嚴格」。陳書涵強調，此舉宛如近日引發社會譁然的「亞洲水泥案」。

前永達技術學院教師代表賴福林控訴，教育部此舉是背棄行政機關最基礎的誠信原則，蔡英文政府更是碰到財團就轉彎的政府。對永達董事會的處理方式，賴福林嚴厲批評：「辦到倒閉就是無能，踐踏學生就是無德，欠老師錢就是不義，把持校產就是不仁！」永達在第二次轉型計畫書裡提到「老師已順利轉業成功，學生也全數轉學」，賴福林則直指「這根本就是謊言」，實情是「老師立即失業，學生被迫輟學！」

長期關注南鐵東移等土地議題的台科大教師陳致曉，則對永達和教育部的意圖提出解釋。他指出，永達停辦後掏空的資產包含土地，以低廉價格自台糖收購土地，而台糖的土地又是在國民政府來臺後自老百姓徵收而來，最終應該還是屬於公共的資產。陳致曉強調永達土地的公共性，更進一步懷疑永達之所以要退場，不是因為經營不下去，而是因為「土地炒作的價值遠大於辦學」。

對於高教工會的質疑，教育部派出技職司專門委員張嘉育出面回應。對於高教工會「偷改法規」與「展延永達歸公大限」的指摘，張嘉育一方面重複「修訂後的〈停辦辦法〉只會更嚴格」，又認為「〈停辦辦法〉的法律位階高於〈實施原則〉」。這些說法也隨即被在場群眾批評是「專委不懂教育法規」。陳書涵則認為，若當初教育部已向社會大眾公開承諾停辦轉型期間為三年，就不該任意更動。

對於高教工會提出前技職司長官的對外公開說法，張嘉育表示，當初教育部在原先的〈停辦辦法〉中以「提出申請的日期」為計算3年期限的基準，但為避免校方可以透過一再提出申請，造成計算週期歸零，遂於今年1月將「提出申請日」改為「轉型完成日」；又因為不溯及既往原則，故再給予校方三年寬限期。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對此表示，〈停辦辦法〉和〈實施原則〉沒有競合關係，〈實施原則〉是對《私校法》所謂「停辦期限屆滿」的規範，不應該被〈停辦辦法〉的效力給蓋過。

張嘉育要求群眾保持理性，但對於群眾的逼問，無法完全回答，只好離去。賴福林表示，張嘉育曾在永達停辦舉行的學生說明會上，面對學生的不滿與質疑拍桌大罵，已經是永達一案的「老對手」了。陳政亮重申，永達一案是全國高教公共性的指標個案，未來工會也將持續追蹤教育部對永達處置的動向。

韓國民事法院6月16日一審判決元太集團在韓投資的Hydis面板廠解僱無效，資方必須支付58名關廠勞工自被解雇日開始起算至今的薪資，共計新台幣8,000萬元，台灣聲援Hydis工人連線今天（6/23）上午赴元太母公司永豐餘總部前抗議，日前永豐金控董事長何壽川因超貸案遭聲押，勞團痛批何壽川「只顧洗錢，不顧勞工」，要求永豐餘撤回關廠解雇，並呼籲移民署撤銷對Hydis韓國工人的國境管制。

韓國工人抗爭逾兩年 終獲一審勝訴

Hydis關廠爭議發生在2015年初，元太科技董事會以虧損為由逕自通過決議，陸續關閉所有Hydis在韓生產線，僅保留Hydis專利技術授權獲得權利金的業務，韓國工人持續抗爭，要求恢復生產線保障工作權，並數度組織團隊跨海來台向握有實質決策權的母公司永豐餘集團表達訴求。

在南韓《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1項中，明文規定了以經營上的理由解僱的限制：「雇主非有經營上的急迫必要性，不得以經營上理由解僱勞工。」而根據2017年6月16日韓國民事法院的一審判決，便認定Hydis的關廠解雇不具備韓國法律規範之「經營上的急迫必要性」、沒有做到「迴避解雇之努力」，且沒有「與工會進行誠信協商」，因此屬於違法解雇，必須返還工作權並償還過往薪資。

日前何壽川則因為超貸新台幣50億元被收押禁見，韓國法院判決Hydis社方必須償還支付的薪資30億韓元，換算下來是新台幣8,000萬，兩者相較，生產線上勞工拚上生命抗爭所追討的，還不及資本家透過親信放貸所能獲利的九牛一毛。

然而在得知判決結果後，元太公司也立刻向法院提起上訴，對此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惠認為，法院判決中已經清楚顯示Hydis勞工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呼籲永豐餘回頭是岸，「如果還要臉，就應該撤回上訴。」

移民署列黑名單 韓國工人全遭境管

韓國法院判決Hydis勞工勝訴，也深刻凸顯出台灣移民署的荒謬。

從2015年關廠消息釋出起，Hydis工人便數度組織來台抗爭，期間發生Hydis工會前任會長裴宰炯自殺身亡的事件，Hydis工人於是在何壽川住家旁搭設裴宰炯的靈堂並展開絕食，當時裴宰炯的遺孀也來台希望求見何壽川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在絕食第六天（2015/6/9）晚間，北市出動大批警力，將韓國工人全數強制帶離送往位於三峽的外國人收容所並驅逐出境。後續，這些韓國工人都成了黑名單，再也無法踏進台灣。

台灣人權促進會辦公室主任顏思妤表示，Hydis工會組織部長魏炯福曾嘗試進入台灣尋求勞資爭議協商，卻被原機遣返，移民署現場丟出一張內政部通知單，表示移民署是根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8條第1項第13款禁止工會人員入境。顏思妤批評，這個條文就是一個「保護傘條款」，任何「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者，都可以禁止入國，至於認定的原則跟條件，移民署可以擴大解釋也可以限縮解釋。

在移民署的入出國及移民案件審查會中，將Hydis工人列為入境黑名單，是依據《禁止外國人入國作業規定》。該作業規定正面列舉了禁止入國的諸項條件，例如涉及刑案、人口販運、組織販毒、偽造證件，如果在境內違反《社維法》遭驅逐出境，也規定了禁止入國兩年。然而，在Hydis工人被驅逐出境後，十日內勞團就透過律師提出異議，隨後台北地方法院便撤銷了《社維法》的處分。因此，移民署後續在答辯時，便採用作業規定的第5點第1項第8款：「其他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禁止入國二年至五年；情節嚴重，得禁止入國至十年。」顏思妤表示，這裡的「其他」，同樣沒有明確標準，外國人只要做任何當局看不順眼的事，都可以用這個條款把人拒於門外，「這也是一個保護傘條款」。

目前韓國法院雖判決Hydis工人勝訴，但社方提起上訴後，未來還要經過二、三審，工會推估到三審定讞大概還需要5到7年的時間，Hydis工人台韓兩地組織抗爭才終於堅持到一審勝訴，但移民署一個作業規定就可以讓工人十年內不得來台，顏思妤痛批，永豐餘作為跨國資本，前科累累、在韓惡性關廠解雇，闖了禍就回家當「媽寶」，在台灣的保護傘下被保護，質疑「台灣政府為何要行使國家最高主權的國境管制，來保護這樣的企業？」

RCA案從2004年開始進行訴訟，529名「一軍」會員到2015年才獲得法院的一審判決勝訴，進入二審至今又過了兩年，二審判決結果即將在7月底結辯，然而4月底，高等法院卻駁回RCA員工關懷協會1,147名的「二軍」向地方法院提告時聲請的「訴訟救助」，義務律師團已經提出抗告到最高法院，今天（6/23）工傷協會與關懷協會一同到法院前召開記者會，呼籲台灣最高法院考量《職災勞工保護法》第32條做出對職災工人有利的裁定。

在高等法院駁回的裁定文中，引用了80年前、1937年的一個判例，認為訴訟救助的聲請應該由聲請人提出證據，如果沒有提出證據讓法院相信聲請人提出救助原因的真實性時，則應駁回。在此案中，裁定文提到，由於RCA關懷協會並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說明為何會員（選定人）沒有能力籌措每人43,000、總額高達近5,000萬元的裁判費，更強調這筆費用「並非鉅額」，因而駁回聲請。工傷協會成員劉念雲表示，RCA案「一軍」的訴訟救助當時獲得法院的准予，「二軍」卻遭駁回，集體訴訟的案例是到了近15年才開始出現，高等法院卻拿80年前的一則判例就駁回聲請，直呼「完全不懂意義何在」、「脫離現實」。

不僅如此，高等法院的裁定文中也隻字未提《職災勞工保護法》對於職災工人提起民事訴訟時的保護條款，在該法第32條提到「因職業災害所提民事訴訟，法院應依職業災害勞工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救助。」除非是「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工傷協會表示，根據2015年RCA一審的判決勝訴結果，顯示RCA會員因接觸有機溶劑而受損害，不僅具備《職保法》要求的職業災害勞工身份，勝訴的結果也表明會員並非「無勝訴之望」，質疑「難道高等法院看不懂《職保法》？」

義務律師薛煒育表示，目前針對高等法院的裁定駁回，義務律師團於5月已經提出再抗告狀，期待最高法院能夠看見這些年老的職災工人打集體訴訟，領著老人年金過生活，43,000對很多人而言是一筆大數字，更會對訴訟造成阻礙，工傷協會則呼籲最高法院作出對工人有利的裁定，莫讓高額裁判費成為工傷訴訟的絆腳石。

「罷工一周年，過勞沒有變！」華航空服員去年（2016）6月不堪休息時間不足發起罷工，但不久後即傳出工會和資方達成的協約紛紛跳票，台鐵、客運駕駛也接連爆出超時過勞以致猝死的新聞，今日（6/23）空服員職業工會偕同台鐵產業工會等運輸業工會至交通部抗議，怒批交通部一年來漠視勞工過勞甚至打壓抗爭，揚言交通部若再不改革將聯合陸海空運輸業展開大罷工。

空服員、台鐵員工、客運駕駛齊爭取休息時間

今日運輸業工會大團結，包括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長榮航空企業工會、台鐵產業工會、北捷駕駛產業工會、台汽客運產業工會等，動員上百位勞工至交通運輸業主管機關交通部前抗議，要求交通部改善各行各業運輸業超時工作、以致危及乘客安全的處境。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理事林馨怡表示，華航空服員宣布罷工至今一周年，當初喊出「為休息時間而戰」的訴求，今日卻因華航協議的七項訴求跳票、空服員仍在飛過勞航班，而必須繼續抗爭。華航空服員朱良駿指出，華航台北飛紐約四天班，空服員值勤時間大於休息時間，造成員工嚴重過勞，但即使華航違反民航法規，交通部民航局卻規定只要提報就不罰，質疑交通部任由雇主逃避責任，危害飛航安全。

長榮航空企業工會理事長廖以勤也說，長榮台北飛東京、台北飛北京、台北飛柬埔寨等航班，平常空服員要值勤11小時，異常狀況時更達到15小時，強調這樣的過勞班表讓空服員極度疲憊，而休息時間不足也連帶影響緊急事故發生時空服員協助乘客逃生的能力，交通部卻漠視不管，「非常可惡」。

台鐵產業工會理事長王傑則表示，台鐵員工目前的班表仍是全年無休、沒有完整一曆日的休息時間，即使員工發起春節依法休假行動，但血汗輪班制度仍未獲改善，參與休假的會員甚至遭台鐵局祭出曠職處分。王傑痛批，交通部和台鐵局一再對外聲稱和工會協商多次，實則只和「不做事」的企業工會協商，半年來談出的班表既不合理、人力也未補足，他要求交通部和產業工會進行實質協商，否則將展開陸海空大罷工。

此外，北捷駕駛產業工會也質疑北捷沒有安排足夠的休息時間，駕駛員每次表訂休息時間僅有16分鐘、吃飯僅有35分鐘，長期作息不正常，呼籲北捷重視駕駛員過勞的問題。台汽客運產業工會也批評交通部「手握方向盤才算工時」、桃園客運「輪子在走才算工時」的說法，強調客運司機普遍超時工作達到每日16小時，政府不應再自居中間人，放任資方剝削壓榨勞工，「如果再發生一次蝶戀花事件，誰負擔得起？」

運輸業工會：不排除陸海空聯合大罷工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理事長趙剛指出，交通部不但放任華航耍賴跳票、台鐵全年無休的輪班、北捷高強度班表、客運業吃駕駛豆腐的工時計算方式，甚至還在日前函請勞動部建立「罷工預告制度」，要求工會提前預告罷工的日期、地點、人數，讓資方能事先防範，赤裸裸地打壓工會罷工的權利，質疑「交通部有過反省檢討嗎？」

工會要求，交通部民航局應修改「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保障員工完整的休息時間；台鐵局則應加強增補人力，增加曆日休息，根本改善輪班制；交通部也應要求北捷公司增加員工休息時間，並將客運業駕駛未行車的等候時間視同工時，並修改「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之2，降低單日駕車時間10小時之規定。

對於工會的抗議，交通部今派出的三位官員都不願正面回應訴求，引發在場勞工強烈不滿，他們隨後將象徵勞工血汗、裝滿紅漆的水球砸向交通部，要求交通部立即面對和處理全台運輸業過勞的問題，並嗆聲不排除發動「陸海空大罷工」。這場從去年開啟的「休息時間的戰爭」，至今仍在繼續。

為抗議經濟部通過亞泥新城山礦場採礦權的20年展限許可，包含地球公民基金會、反亞泥還我土地自救會等20多個民間團體，今日（6/25）號召上千人走上街頭，從行政院一路遊行到總統府，要求蔡政府撤銷經濟部違法通過的展限許可，並進行礦業改革。

亞泥採礦爭議延燒多月，環團發起撤銷亞泥礦權展限的連署目前已突破21萬人，昨日（6/24）金曲獎頒獎典禮更有多名藝人亮出「撤銷亞泥」的標語表達訴求。今日環團則發起「看見亞泥，搶救太魯閣」大遊行，包含花蓮新城山礦區旁的十多位太魯閣族富世村民和上千名民眾一同遊行至總統府，呼籲蔡政府撤銷亞泥展限許可，保護台灣山林。

今日到場聲援的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表示，亞泥新城山採礦區是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亞泥採礦需取得當地部落知情同意，而2015年原民會也曾發公文給總統府，指出亞泥展限需取得原民的諮商同意，但後來政務委員開會後竟決定，展限不用經過原民同意，他痛批政務委員將《原基法》踩在腳下，犧牲原住民的權益。

此外，林淑芬還提到，前幾天立院召開《礦業法》修法公聽會，經濟部礦務局邀請礦業協進會的學者專家與會，對立委如何修法下指導棋，礦務局還委託礦業協進會理事長蔡穗做環評，甚至礦務局很多官員都是礦業協進會的理監事，質疑經濟部的政策和審理「產官學攪和在一起」，企圖護航礦業業主，「非常不正常」。

地球公民基金會國土山林組專員潘正正也批評，經濟部通過亞泥展限已明顯違反《原基法》21條，甚至也不符《礦業法》和《地質法》，經濟部日前卻說亞泥案「查無不法」，根本是藐視國會，產官學聯合起來圖利財團、欺壓良民。他呼籲蔡政府正視21萬人連署的聲音，立即撤銷亞泥展限，此外，也要求立院盡速排審修改《礦業法》。

居住在亞泥花蓮新城山礦區旁的富世村民、亞泥新竹關西礦場旁的居民，今天也都北上參與遊行，對於亞泥持續違法挖礦、威脅當地原住民生命安全、以及破壞山林環境，表達強烈憂慮和抗議。富世村的太魯閣族人田明正表示，亞泥挖到山都裂了，現在又要進入颱風季節，讓他感到很害怕。

遊行隊伍先在行政院前施放彩色煙霧，模擬亞泥礦場挖山製造的煙塵，接著沿路呼喊口號「撤銷亞泥，礦業改革」，下午4點多時遊行至凱道，遊行參與者在總統府前排出「台灣」圖像，呼籲蔡政府「看見台灣」，維護原住民使用土地的權益和台灣的山林環境。

繼去（2016）年底四所大學社團公布「大學周邊薪資地圖」調查結果，揭露四校周邊商家68%違反《勞基法》，要求勞動部專案勞檢後，隨著暑假的打工旺季接近，今日（6/26）十所大學聯合公布第二波「打工地圖」調查結果，在561間學生常前往打工的商家中，竟有高達八成違反《勞基法》，包括未提繳勞退、未投保勞保、國定假日未給雙倍薪等等，學生團體呼籲勞動部勿怠忽職守，應持續勞檢並在校內推動勞動教育。

中正周邊商家違法率高達100%

台大、政大、輔大、中央、東海、靜宜、中正、中山等全台十所大學社團，通過對打工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蒐集彙整了大學周邊商家的勞動條件，今天聯合公布第二波「打工地圖」調查結果，指出561間受調查的商家中，有449間商家、高達80%違反《勞基法》，情形相當嚴重。

台灣工人先鋒協會理事吳昭儒表示，本次調查顯示各大學周邊商家有八成違法，之所以比第一波調查結果68%還要高，是由於參與團體和調查樣本皆增加，而這樣的違法比率其實更接近實際狀況。

台大濁水溪社成員賴宥表示，在台大學生本次調查的47間周邊商家中，僅有6間符合《勞基法》，違法比率高達87%，其中有6間給薪未達基本工資，19間國定假日無雙倍薪資，16間未投勞保，17間未給加班費。他指出，台大位於台北市大安區，已是資源最集中的地區，卻仍存在高度違法、青年打工族備受剝削的狀況，質疑政府並未盡到監督雇主的責任。

賴宥表示，相比於一般勞工，青年打工族這樣的非典型勞動者，由於缺乏工會保障，更易受到勞資不平等的結構制約，希望調查結果可以讓更多學生了解自身勞動權益，善用勞檢制度檢舉不法商家，並呼籲各地勞工局應適時介入。此外，他也呼籲青年打工族團結起來組織工會，提升和雇主的議價能力。

在十所大學中，中正大學周邊商家違法情形以100%居冠，39個受調查商家全數違法，以未投就業保險、未提撥勞退最為普遍。中正學生會代表陳冠霖表示，由於中正大學位於嘉義縣，而嘉義縣只有社會局，沒有勞工局，基本上也沒有勞動檢查，導致違法情形特別嚴重。他指出，不僅中正周邊商家違法，校內的兩間商家也違法，其中一間在試用期間僅給時薪100元，且薪資女低於男，違法狀況「相當誇張」，呼籲中正校方重視學生勞動權益。

學團：勞動部應主動勞檢 勿怠忽職守

本次調查結果也顯示，政大、東海、中山這三所曾參與第一波調查的學校，周邊商家較上次違法比率皆有些微下降，吳昭儒認為，這顯示去年底調查結果公布後，各縣市勞工局進行專案勞檢有發揮成效，他要求政府投入更多勞檢人力，並盡速推動在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實施勞動教育，建立學生的勞動意識。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督導吳政哲也認為，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曾提出要「讓青年更好」的政策，但學團的調查結果顯示，許多青年打工族連最低工資也拿不到，質疑勞動部怠忽職守，呼籲政府不要再仰賴學生調查，而應主動進行勞檢，保障青年打工族權益。

颱風季節將至，但仍有許多勞工放不到颱風假，需冒著強勁風雨出勤。台灣專櫃暨銷售人員產業工會等勞團今日（6/28）來到勞動部抗議，直指現行颱風天停班規定僅適用公務員，包含百貨公司專櫃人員、大賣場銷售人員等行業勞工都被迫在颱風天冒生命危險出勤，呼籲勞動部盡速將「防災假」入法，保障廣大勞工的安全。

颱風天各行業出勤 意外職災頻傳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長周于萱表示，現行颱風假是由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但只適用公務員，勞工遇颱風時依據的法規，僅有《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其中雖載明勞工因天災而未能出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宜不扣發工資」，但因勞雇關係不對等，對雇主實際上並無約束力，許多行業勞工，包括百貨公司櫃姐、媒體人員、大賣場員工、醫護人員因無法和資方對等談判，往往被迫冒生命危險在風雨中出勤。

據專櫃暨銷售人員產業工會調查，過去兩年颱風侵台期間，每次均有高達七成的櫃哥和櫃姐被要求出勤，去年（2016）尼伯特颱風來襲，遠東旗下的SOGO和大遠百更要求95%以上的櫃哥櫃姐出勤。資深櫃姐董仲珍表示，百貨專櫃人員颱風天上班與否，都是依樓管的單方面通知，即使上班時風雨很大，許多交通工具停駛，仍需自己想辦法到公司。她提到，去年某個颱風來襲，風雨大到必須自己叫計程車和家人接送回家，對於颱風天仍要出勤感到「非常辛苦和委屈」。

勞工在颱風天冒險上班，也導致職災意外頻傳，例如2015年蘇迪勒颱風襲台，台北新光三越一名櫃姐下班時遭掉落樹幹砸中頭部，顱內出血而住進加護病房；2008年薔蜜颱風侵襲時，台中一名在全家便利商店工作的19歲青年，在凌晨下班騎車返家途中，也遭強風吹落的電纜線勾勒頸部身亡。周于萱批評，服務業老闆為了賺錢，不惜以員工的安全和性命為代價，而勞動部一直拖延不願將「防災假」立法，從去年9月前勞動部長郭芳煜說要研議，到現在仍沒影子，質疑「氣象局已經預估今年有三到五個颱風，勞工要如何防災？」

現行法規形同具文 勞團要求「防災假」立法

除了專櫃人員，擔任護理師的北市聯醫企業工會總幹事張喬瑜也表示，醫護人員沒有颱風假的假別，颱風天仍必須出勤，且資方常用「請假病人會出狀況」，將照顧病人的道德壓力施加在醫護人員身上，卻不願負起指揮調度人力的管理責任。她還說，醫護人員颱風天若不出勤，醫院表面上不扣薪，但會扣時數，「欠醫院八小時，下個月上班得補回來」。

家樂福工會理事長籃世華也表示，家樂福資方為了業績成長，颱風來襲時不管風雨多大，都要求員工出勤，雖然《天然災害給付要點》說「宜不扣發工資」，但家樂福規定不出勤就不計薪，資方根本未遵守法規。他認為颱風天讓想賺錢的公司發了颱風財，各行各業員工卻被迫出勤，十分不公平，呼籲勞動部加速立法保障勞工。

針對勞團抗議，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科長茆昔文出面回應時表示，關於「防災假」修法，因涉及各行業性質、民生服務不同，仍需蒐集意見和開會研商，若資方違法要求勞工出勤可向勞動局申訴，目前立院也有立委提案將防災假納入《勞基法》，他們尊重立委的提案。

然而周于萱駁斥，現行法規對資方毫無強制力，冗長的申訴程序也只能爭回勞工一點點的權益，現在已逼近颱風季節，勞動部不應只是被動旁觀立委提案，而應主動支持修法，規定勞工因天災停止上班，雇主不得扣發薪資，災害期間出勤之勞工，雇主也應給付雙倍工資，才能有效保障勞工權益。

各大學紛紛進入期末考週，105學年也即將畫下句點；然而，在炎熱的暑假到來以前，各校卻傳出有大量不具本職的兼任教師遭不續聘。包含淡江、世新、交大等學校的師生，今日（6/29）再度與高教工會一同前往教育部抗議，他們直指教育部公布的〈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完全無法確保兼任教師的權益，反而導致兼任教師「屍橫遍野」，並重申教育部應將全體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保障教師工作權與學生受教權。

自今年（2017）5月教育部公告〈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下稱聘任辦法）之後，兼任教師納入《勞動基準法》的議題就被暫時擱置。但是，各大學仍以「課程調整」、「人事成本」為由，一方面不續聘不具本職的兼任教師，讓兼任教師失業；另一方面，老師失業的同時，學校也刪減了大量的通識與共同必修課程，將開課責任轉嫁到專任教師身上，其結果是不分專任兼任教師，也不分老師或學生，通通都蒙受其害。

繼日前交大、世新、淡江師生在校內展開抗議行動後，高教工會今日再度提出了輔仁大學與國立體育大學的兼任教師遭不續聘個案，要教育部正視〈聘任辦法〉公布後的衝擊，而非消極地等待個案發生，或以漫無止盡的公文來往為由，宣稱「問題已經解決」。

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指出，〈聘任辦法〉最重大的缺陷，在於沒有「聘任保障」與「罰則」。她表示，若沒有不續聘要件與聘任程序的保障，其他如工資、工時，或者休息日的保障，也就都沒有意義；而沒有罰則，也意味著〈聘任辦法〉對學校而言不痛不癢，就算不遵守也行，根本沒有強制力。

數名兼任教師在教育部前透過行動劇，表達〈聘任辦法〉的兩項重大缺陷，他們用「免洗筷」象徵學校隨時可以拋棄的兼任教師，並將其用力插向自己的心臟位置，表達學校濫用不續聘處分，讓他們只有死路一條。陳書涵痛批，「要是有老師出來爭取工作權益，那麼學校大不了就不續聘他們就行了。缺乏聘任保障，讓這份條文根本是廢紙一張！」高教工會要求教育部召開座談會，積極解決兼任教師個案的申訴，並強調讓兼任教師全面納入《勞基法》才是正道。

出面回應陳情的高教司科長吳志偉表示，未來一個月內將邀集高教工會與各校遭不續聘處分的兼任教師，直接和教育部高層進行申訴；但他也表示，教育部至今還在研議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的措施，此話一出造成群眾鼓譟。陳書涵強調，日前的研商會議上，勞動部和與會專家學者皆不反對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只有教育部和各大學代表反對，呼籲教育部勿再放任各大學惡待兼任教師，做各校解聘教師的幫兇。

今日（7/1）慰安婦紀念館「阿嬤家」舉辦座談，邀請韓國慰安婦倖存者李容洙、台灣慰安婦對日訴訟義務律師團團長莊國明到場與談，李容洙除了訴說被強徵為日軍慰安婦和投入慰安婦人權運動的生命歷程，也向今年（2017）4月逝世的台籍慰安婦陳蓮花阿嬤致哀，呼籲日本政府向僅存的慰安婦誠懇道歉。

李容洙：我是歷史證人，慰安婦問題須得到解決

現年90歲的李容洙生於韓國大邱，二戰期間被日軍強徵為慰安婦，送到台灣新竹的慰安所，直到二戰結束後才得以返鄉。她在1992年公開慰安婦身分，此後積極投入慰安婦人權運動，來往韓國、日本、中國、美國等地參與各項慰安婦倡議活動，成為韓國慰安婦人權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容洙表示，她15歲時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日軍強制拉去當慰安婦，來到台灣新竹的慰安所後淪為日軍的性奴隸，在受害的日子裡她因拒絕進入日軍的房間，而遭到刀刑和電擊虐待。李容洙含淚說，這段身為慰安婦的經歷令她感到很痛苦、悲傷，卻從未得到日本政府誠懇的道歉，她強調「我是歷史的證人，我要活到200歲，一定要等到日本道歉。」

台灣慰安婦對日訴訟義務律師團團長莊國明表示，他在1997年結識李容洙阿嬤，當年日本政府以逃避國家賠償責任的方式，透過律師事務所向慰安婦發放「國民基金」，遭各國慰安婦團體抨擊和抵制，台灣方面也由作家李敖和婦女救援基金會合作募款資助台籍慰安婦，李容洙在當年首次訪台，聲援李敖發起的「義助慰安婦」義賣活動。莊國明說，後來他又在2000年民間舉辦的東京大審遇到李容洙，認為李容洙是一個充滿勇氣和智慧的奶奶，對她感到相當欽佩。

李容洙對曾一同參與慰安婦人權運動的蓮花阿嬤的逝世，感到十分不捨，她說，去年她才見過蓮花阿嬤，今年她卻去世了，隨後她站起來為蓮花阿嬤默哀，並表示慰安婦的歷史問題必須盡快解決，「這是為了過世的阿嬤說的」。

台韓同反對「日韓協議」 要求日本真誠道歉

2015年12月28日，日韓雙方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日本政府撥款10億日圓設立韓國慰安婦支援基金，並稱慰安婦問題將因此達至「最終的、不可逆的解決」，隨即引起韓國慰安婦團體和聲援民眾強烈批判和抵制，李容洙即是反對「日韓協議」的慰安婦代表。

李容洙指出，2015年日韓政府達成的協議，韓國慰安婦受害者並未參與協商，也沒有對此承認和蓋章，韓國人都不能接受這個協議。當時做成協議的韓國前總統朴槿惠，已經被捕入獄，新總統文在寅也表示不承認這個協議，有意與日本重啟談判，李容洙期盼韓國新政府「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莊國明認為，韓國人之所以不接受日韓協議，是因為韓國政府犯下五個重大錯誤，首先是沒有獲得慰安婦受害者和團體的授權，就片面協商並達成「不可逆」的協議結果，難怪慰安婦阿嬤不領情。其次是慰安婦支持團體都清楚，日韓協議背後是美國為了地緣政治的利益而推動，作為日本右翼代表的安倍政府，是為了國家利益才簽約，並非真心想面對慰安婦問題。

日韓協議的第三個問題則在於協議內容，莊國明強調，慰安婦阿嬤爭的不是錢，而是尊嚴，所以慰安婦協議不應只有賠償金，還應包括在歷史教科書中記載慰安婦的史實，但日本政府不但未能做到，還不斷在教科書中扭曲、抹殺這段歷史。再者，莊國明認為，協議也應對加害者追究責任、進行懲罰，才能彰顯正義。最後，日本政府隱匿很多和二戰及慰安婦相關的重要文獻，也有義務揭露。

莊國明批評，協議未達到上述這些慰安婦團體追求的目標，日本政府還說這是不可逆的終局、要求韓國移走慰安婦銅像，「不如不要這樣的補償」。莊國明呼籲日本學習德國處理二戰的方式，勇於面對歷史並履行應負的責任，才會成為受人尊敬的國家。李容洙也對日本政府喊話，「如果害怕慰安婦少女像愈來愈多的話，真誠道歉就可以啦！」

在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協議後，各國政府無不以嘲笑的態度坐看好戲，未來幾十年內，美國在處理環境危機時可悲的傲慢、無知和愚蠢，將持續惡化。關於失控的全球暖化，科學界對其危險性從未有精確的認知，但相當比例的美國人已放棄了他們的責任：向政府施壓，使其對這個重大議題做出行動。儘管已有充分證據表明氣候變遷將引發重大危機，但我們對這一顯見的威脅毫無反應，而川普的行動，則將進一步加劇未來幾十年內碳排放增長的問題。

隨著美國退出巴黎協議，他們在「對抗氣候變遷」方面的微小承諾已不復存。美國右翼分子將因此振奮不已，因為他們長期擁抱一種偏執的陰謀論，將環保主義者視為一群深受科學家所騙的、危言聳聽的傢伙，試圖藉此吸引注意力並向大眾募款。而部分左翼人士的態度則較為溫和而樂觀，甚至恭喜川普扯下了「美國承諾致力於解決全球暖化失控問題」這塊虛情假意的遮羞布。

但是，對我們這些已預見了未來數十年內，那與氣候變遷相關的種種危機的人而言，是時候發覺事態的每下愈況了。巴黎協議至少替環境運動人士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框架，可據以施壓政府官員減低碳排放增長，並有效避免溫室氣體排放量進一步上升。但如今美國退出巴黎協議，在任性的無視氣候變遷、科學文盲，且決心重振沉寂了一段時日的煤礦業的川普治理下，環運人士要達成種種訴求的機會渺茫。

我無意浪漫化巴黎協議。這是個以2030年為期、以「達成特定碳排放量目標」為核心的短程計畫，且即使實現了這一目標，也只能降低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非減少二氧化碳總量。為了確保本世紀末時，相較前工業化時期，能將全球平均氣溫的升幅控制在兩度以內（此為巴黎協議的最終目標），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在2070年至2100年間下降至零，這種激進的減排行動，最遲須於2030年前展開。儘管如此，為了避免氣候變遷造成最嚴重的影響，並在接下來幾十年內，使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趨於緩和，巴黎協議仍屬必要的第一步。

誰該為如今這災難性的情況負起最終責任？答案恐怕不只一個。石化工業顯然是主要禍首，諸如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等公司早已知曉──如同他們自己早在1970年代末所做的科學研究表明的那樣──全球暖化是非常真實的威脅。而重要的調查報告揭露了這些公司致力推廣某些頗有瑕疵的、誤導性的「垃圾科學（junk science）」，試圖推卸人類對全球暖化的責任。討論這類事件的作品多不勝數，包括詹姆斯‧霍根（James Hoggan）的《掩蓋氣候真相：暖化否定論者的聖戰》（“Climate Cover-Up: The Crusade to Deny Global Warming”）、羅斯‧格布斯潘（Ross Gelbspan）的《「熱身」：氣候危機、遮掩粉飾與解決之道》（“The Heat is On: Climate Crisis, the Cover-Up, the prescription”）以及娜歐密‧歐蕾斯柯斯（Naomi Oreskes）和艾瑞克‧康威（Erik Conway）合著的《販賣懷疑的人：從吸菸、DDT到全球暖化，一小群科學家如何掩蓋一切真相》（“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如同上述著作清楚呈現的，種種誤導性的研究說服公眾輕忽氣候變遷議題，並擔心政府用以處理氣候變遷的措施對經濟和就業造成負面影響。化石燃料業巨頭、公關公司和科學家不需要說服大眾「全球暖化是騙人的」，他們只需要使人們懷疑這「是否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從而阻止批判性公共意識進一步茁壯，以及任何真正的公民改革運動。至今為止，他們都非常成功地達到了目的。

鴕鳥心態的共和黨，口惠不實的民主黨

在小布希和川普的領導下的共和黨，一直是世界安全之敵。在小布希任內，他首次聲稱全球暖化是「幻想」。稍後其執政團隊雖然低調地承認了全球暖化的真實性，但表示當務之急是讓人們「適應」一個暖化的星球，而不是解決暖化本身。在這種「適應說」的主導下，小布希政府放棄履行1997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該議定書的目標，是在2010年前降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5%。這份協議甚至算不上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開始，但至少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尤其相較於美國國內而言）。

至於民主黨和歐巴馬方面，他們在對應氣候變遷上所取得的「進步」多是泡影。雖然歐巴馬承認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是「惡劣的」，但在第一個任期內，這並非他優先考慮的事項之一，他既未引領任何環境運動，也沒有提出相關立法，以減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假如歐巴馬真的希望做些什麼來對應對氣候變遷，那麼他早該在2009年初任職的第一天就宣布展開行動，或許在川普的決定變成全球熱門話題之前，許多重要措施便得以落實。《平價醫保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又稱「奧巴馬健保」）的經驗告訴我們，一旦某個政策步上軌道，共和黨人就更難以阻撓或終止它，若此前氣候變遷相關法令已行之有年，川普上任後，也不至於那麼輕易將之駁回。

歐巴馬不但拒絕在任期內將二氧化碳減排問題視為首要之務，甚至鼓勵化石燃料消費的擴張，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幾年間，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增長，部分與政府鼓勵石油鑽探有關，截至2016年，歐巴馬通過美國進出口銀行撥給全球六十多個與煤礦、瓦斯和石油生產有關的化石燃料項目約340億美元，這個數字甚至遠超出對達科他輸油管（Dakota Access Pipeline，簡稱DAPL）的投資。而在歐巴馬第二任內，他延長了石油和天然氣鑽探的租賃期限，數千萬英畝的國土被開發來探勘和開採石油，申請化石燃料開採許可證的「作業時間」顯著縮短。

到頭來，真正重要的，仍在於美國是否成功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對此，我們只能說，攤在布希和歐巴馬面前的，是一連串失敗。1990年美國排放了約50億噸二氧化碳，但2000年至2010年代初期，美國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55〜60億噸。隨著2008年後經濟成長趨緩，排放量下滑到相對低點，但在歐巴馬第二任期後期迅速增加，2015年，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為66億噸，較1990年增長了三分之一。如果美國政府不痛定思痛、力挽狂瀾，那麼相關統計數字將會隨著未來幾十年的人口增長而不斷增加。歐巴馬政府對限制排放量的「承諾」並沒有被貫徹，構成他「環保人士」形象的，不過是一連串展望未來的修辭，以及未實現的減排計劃。

儘管歐巴馬政府的環保紀錄不佳，但比起川普來說，他看起來就像是個「氣候鬥士」。在歐巴馬時期，行政部門還有可能因為環保團體和環境運動者的壓力而有所行動。在川普的統治下，美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碳污染源繼續對氣候問題視而不見。美國環保署現在由史考特‧普魯特（Scott Pruitt）這個暖化懷疑論者領導，而他曾與化石燃料工業站在同一陣線，對抗國家關於潔淨飲用水和火力發電廠的監管法規。至於川普本人，則誇下海口要讓煤礦業「重返榮耀」──儘管過去十年來，由於水力壓裂法（fracking，開採頁岩油的方式）的出現以及天然氣消費的增加，全球的煤炭消費量下降了近25％。川普放棄履行巴黎協議，代表至少在未來四年內，除非美國政府親自推出二氧化碳減排政策，否則全世界對抗氣候變遷的議程不得不緩上一緩。

抱怨歐巴馬和川普是公眾發洩對政府的不信任的最快方法。人們很容易可以看出歐巴馬所謂「解決氣候變化」的雷聲大雨點小，而川普對於人類存續的威脅也應受譴責──由於氣候變遷威脅著許多物種的生存，這將使我們進入一個越來越危險的、不可知的未來。這或許會讓美國人感到不悅，但考量到大眾本身就是使氣候變遷問題未能解決的主因之一，我們很難避談美國人在這場全球危機中的角色。藉著默許石化燃料工業對環境造成種種災難性的破壞，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人拒絕將氣候變遷當一回事。這點在川普勝選並拒絕履行巴黎協議之後──此二者都取得了多數人積極或被動地同意──更讓人難以否定。

美國民眾的「氣候冷感」

證據顯示，大眾關於氣候變遷的部分輿論令人鼓舞，但另一部分則使人惱怒。比較正面的部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美國人認識到這個問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民調指出，認為「全球暖化正產生嚴重影響」的美國人從2009年的43%攀升至2016年的56%，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則發現，2009年認為「存在有力證據表明全球氣溫正在升高」的美國人約57％，至 2014年已增長到72％。但另一方面，2016年由彭博社（Bloomberg）所做的調查中，僅有46%的美國人認為氣候變遷對世界構成「嚴重威脅」，同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只有27％的美國人覺得「幾乎所有的氣候科學家都認為人類要為氣候變遷負上最大的責任」──儘管大多數氣候學家都已做出這樣的結論。同調查中另一項發現是，只有48％的美國人願意承認氣候變遷導因於人類的活動。

當一半以上的民眾都拒絕承認問題的存在，要解決問題就成了一件棘手的事，而當近一半的選民對全球變暖不以為意，並自豪於自身的科學文盲和愚昧，要求政府解決氣候問題的政治壓力將大為削弱。可悲的是，這面對般光景，我們別無他法：美國人選出了一個「環境瘋子」總統，他如今正唯恐不及的強化著未來數十年內，我們所將面臨的環境問題的危險程度。

比起承認氣候變遷的嚴重性，多數美國人更傾向於全然無視，根據2014年到2017年的蓋洛普（Gallup）民調，只有1至4%的美國人認為「污染」或「環境」是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人們眼中的首要問題，往往是對日常生活影響較直接的問題，例如醫療、工作和經濟，恐怖主義的威脅也普遍被認為是美國的首要問題。即便只有少數美國人曾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美國媒體與政界仍持續聚焦於此，給予有關報導相當版面，這表示人們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注意力將被分散，美國人面對環境問題短視近利的觀點，認為國家無須優先處理氣候變遷議題。

大眾對環境議題的無知建立在許多因素上。首先，政黨和意識形態的雙重阻力削弱了人們訴求改革的壓力。保守的共和黨支持者對科學的蔑視、對科學家的不信任以及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盲信，使其對我們如今面臨的氣候危機一無所知。美國在此深受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這類可笑的政治宣傳家所害，其政治話術對人們的弱智化起到關鍵作用。

自私的美國大眾仍待覺醒

其次，氣候變遷的威脅性尚未完全體現，你很難輕而易舉的向那些不特別關注世界新聞、政治或任何要事的大眾說明氣候變遷的影響。或許當美國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等作物連續多年顆粒無收，威脅到糧食供應並產生飢荒的危險之後，美國人就會開始把氣候變遷當一回事了，但直到災難發生前，人們不太可能對此有所警覺。

最後，美國人是相當自私的一群人，習於「自我中心」、「消費中心」的文化，追求即時滿足、便利性和享樂主義，一面享受化石燃料消費帶來的短暫利益，美國正同時將應對氣候變遷的責任推給其他國家。

美國人的自私在引發全球暖化一事上的作用無庸置疑，已有相當證據說明了這點。例如皮尤研究中心在2015年底的調查中發現，各國的碳污染程度與大眾對氣候變遷的關注程度直接相關。造成最多污染的國家最不在乎他們的所作所為，諸如布吉納法索、肯尼亞、尼日利亞和加納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幾乎為零的國家，比起美國、澳洲和俄羅斯等危害最甚者，對氣候變遷問題的關注程度高出約25％。平均而言，相較於那些人均碳排放量極少、甚至接近於零的國家，高污染排放國對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程度大概低了20%左右。

俗諺說：需求是改變之母。不幸的是，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的需求，似乎只能仰賴全球暖化迅速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而產生，也就是說，這份威脅必須持續加劇，直到美國大眾願意解決問題。唐納‧川普的勝選，正說明了大眾壓根不願意正視這個問題。美國人何時會從「氣候冷感」中清醒？恐怕還有待觀察。

文／張宗坤（苦勞網特約記者）

今年夏天的台北還有什麼新鮮事嗎？《台北物語》爆紅大賣，草東拿了金曲獎……文化生活反映出我們這一世代的心靈特徵，展現對既有美學的反抗與顛覆。然而，以我這個大學剛畢業的學生來說，主流媒體以及整個社會，已經急忙把世代的標籤貼到我們身上：有些人從年輕人的心態出發，說我們是「草莓族」，一碰就爛；也有人說我們是「厭世代」，面對殘破的工作環境只能心生厭棄。

急於貼年輕人標籤的焦慮，不只發生在台灣。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Marci Alboher的作品《不能只打一份工》（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強調在這個自由的時代裡，身兼多職、保有多重身份的「斜槓青年」已成為一種生活的態度。Alboher沒說的是，因為國際分工而造就的勞動彈性化、勞動非典化，固然創造出自由的斜槓青年，但也創造了日本的「飛特族」、大陸的「新工人」，以及台灣大量低薪高工時的「非典勞動者」。

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了每一個人的生活。面對全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跨國的佔領運動興起，同時也擴及到了亞洲，例如2011年香港第一次的「佔領中環」。在這全球運動再度風起雲湧的21世紀，關注國際社會運動的新左翼學者，開始嘗試為這些與傳統工人階級性質不同的反抗者與行動者「命名」。

這些新左翼為當前世界尋找新的政治主體的動機，根植於後冷戰的世界局勢。八零年代後期的「蘇東波」，東歐、蘇聯與中國的國家政策大幅度轉向，西方新自由主義宣告社會主義的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不再可能，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口號「我們沒有替代方案」（There is No Alternative）成為共識，新自由主義在全球以政治哲學與經濟發展的形式，大規模擴張和部署。

隨著20世紀革命的成果被資本主義體系認定終結，西方新左翼陷入了挫折之中。一方面，眼見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問題，讓他們原先信仰的社會主義信條，無法再匯集到「以革命反對資本主義」的旗幟之下；同時，他們還得面對第三世界人民反抗運動的異質經驗，以及西方內部多元文化主義與新社會運動論的挑戰。在這些力量的衝擊之下，過去被當成社會前進主引擎的工運，日漸失去獨一無二的地位；環境運動、性別運動、族群運動等社運，形成具體而有影響力的社會實踐，影響政府部門的決策，也挑戰社會既存的秩序。

團結的客觀條件在改變，而這樣的改變也迫使西方新左翼尋找新的政治主體。他們的關切，仍是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下要怎麼「團結」、該如何「反抗」。但為了跟20世紀的革命左翼有所區隔，他們可能認為人民已不存在，而只有去中心、無組織的「諸眾」（例如Negri和Hardt）；或者強調「人民」的社會建構性質，認為「民粹主義」是唯一的政治邏輯（例如Laclau和Mouffe）；也有人將過去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重新理解為持續建構、沒有內在認同的「非主體」（例如Balibar）。各式各樣花俏的標籤，就此被西方的新左翼學者大量生產出來。

新左翼學者跟主流媒體對新世代的命名，目的並不相同。前者是為了尋找團結的可能，而後者可能是大人在指責青年的虛無感、厭世感，或者為政府尋找合理有效的青年政策（例如就業政策、彌補學用落差、提供育兒津貼與社會住宅等等）。在這個目的的差別上，我們雖不一定認同新左翼的分析，卻可以同情他們的尷尬處境；而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很有可能就是我們一直以來的老問題。

在台灣，我們同樣觀察到西方新左翼面對的現象：各個社運部門的往來與結盟，具有高度的策略性與臨時性，在某些議題與資源分配上也喬不攏、發生爭執；社運領袖被收編進入政府更是常有之事，社運也抱持著「這樣也能做點好事」的心態，接受國家機器的「善意」，而失卻了「自主」。

作為（社運）媒體的記者，我們的報導不只是處理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矛盾張力，我們同時也思考：在社運分眾分化、公民社會持續多元化的年代裡，如何在日漸疏離的不同運動之間，搭起認識、溝通與協商的平台，並將問題進一步放入具體的脈絡和歷史思考，從經驗裡記取教訓。

這幾個月來，我們與新國際合辦「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探討各種本土和跨國的議題，討論工運與環運團結的可能，思索第三世界國家（如古巴、巴勒斯坦等）與台灣的關聯，也追問在同婚釋憲案通過後，既存的婚家體制內在的缺陷與排除；苦勞網的南方國際編譯團隊，則引介了敘利亞戰爭、法國選舉與圭亞那問題、中東媒體鬥爭、倫敦恐攻、巴黎氣候協議等議題。

發展出積極對話的論壇形式，並持續從事國際新聞的編譯，都是為了回頭與台灣社會、台灣社運對話。我們仍然有著「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的自詡，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就是現下流行的「新媒體」。畢竟，新媒體並不直接等於是進步的媒體；所謂的進步，可能到頭來就是現在被貶抑的「舊」理論、「舊」實踐，而我們所面對的社會矛盾，也往往是長年未解的「舊」的問題。

因此，我對苦勞網的期許，與其說是「新」，不如說是更「舊」的：面對不斷變遷的世界，我們將持續探究台灣社會的基本問題，做出踏實的報導和深入的評論，指出曾有過的與即將到來的改變和團結的可能。我們仍然抱持堅定的信仰，我們始終懷揣不變的初衷。

•    定時定額捐款

　　　線上信用卡
　　　非線上信用卡 （郵局帳號或信用卡紙本授權書 doc | pdf）

•    單筆捐款

　　　線上信用卡
　　　ATM 轉帳（虛擬帳戶）
　　　超商代碼繳費（iBon、FamiPort 等）
　　　銀行匯款或郵政劃撥捐款
　　　郵局帳號或信用卡紙本授權書（doc | pdf）

新北市政府接連爆發多起涉嫌貪瀆的土地開發案，塭仔圳反迫遷連線、三峽麥仔園反徵收自救會今日（7/5）來到新北市政府前抗議，呼籲檢調徹查建商行賄新北市官員的塭仔圳市地重劃案，並要求新北市長朱立倫負起政治責任，在檢方提出明確事證後開除收賄官員，並停止在塭仔圳、三峽麥仔園推行迫遷人民的都市計畫案。

廉政署2014年接獲檢舉，指出建商晶鑽建設為開發塭仔圳等地區土地，行賄雙北官員。今年（2017）2月，廉政署人員前往新北市地政局副局長王聖文住處搜索，結果王聖文在辦案人員離去後跳樓自殺身亡，並留下遺書稱「保證沒有拿錢」，但有媒體報導王聖文親屬帳戶已被清查出收賄證據。

塭仔圳反迫遷連線代表吳俊奇表示，晶鑽建設直接介入的就是塭仔圳重劃案。反迫遷團體已再三指出，新北市府許多開發案背後有民代、地方人士、建商在背後操盤，如今爆出晶鑽建設負責人李嘉詳行賄官員的弊案，證明新北市的土地開發存在嚴重的官商勾結問題，他們希望地檢署可以徹查到底，還給居民公道。

此外，新北市府近期也爆出新北市多名官員及議員涉嫌收受遠雄集團賄賂，涉入土城海山煤礦開發案、新莊新亞電器工區變更住宅案，引發北檢大動作對新北市府發動搜索調查。吳俊奇批評，新北市長朱立倫的部屬出包連連，其市政領導能力令人懷疑；他也指出，新北市新莊副都心重劃七年，空屋率高達76%，並不缺房屋，新北市府卻打算在塭仔圳蓋200多公頃的住商大樓，迫遷當地數以千計的居民，他質疑這樣的都市計畫案只為炒房，罔顧居民的居住權益。

同樣到新北市府抗議的三峽麥仔園反徵收自救會成員劉秉峰則表示，麥仔園的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的興建，但當地居民普遍反對設置三鶯捷運LB05站，擔憂未來可能因此遭徵收土地。他表示，三鶯線不在人口密集的老街設站，反而選擇人口僅1,700多人的麥仔園農業區，更在未告知居民的情況下動工，讓人質疑新北市府設站是為了土地徵收的利益，根本是「假捷運，真炒地！」

反迫遷團體呼籲新北市長朱立倫對這些弊案負起整飭的責任，一旦檢方提出事證就應立即開除收賄的官員，同時也應停止目前有爭議的開發案，包含塭仔圳重劃案、三峽麥仔園徵收案，重新規劃符合在地居民需求的都市計畫。他們並嗆聲若朱立倫若不回應他們的訴求，將「如影隨形、抗爭到底」。

今年（2017）7月1日屆臨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香港特區政府為此舉辦了一系列慶祝活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6月29日抵達香港，慶賀「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並稱將「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而在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盛大慶祝的同時，香港的泛民主派也上街抗議，批評中央政府頻頻干預香港事務，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

自1997年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回歸中國至今，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能否維持，一直是香港人關注的核心議題，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普選」制度，也成為香港人廣泛的政治呼聲。201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普選辦法，決議特首候選人需經提委會篩選產生，引發港人抨擊「小圈子選舉」，隨後演變成數十萬香港人佔領街頭、耗時79日的「雨傘運動」，運動最終雖告失敗，但至今餘波未息。2015年底爆發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店長遭中共跨境逮捕的事件，再度激起港人對「一國兩制」、言論及出版自由遭侵蝕的擔憂。

香港回歸20年來，港人除了不滿政治參與度不足、公民權利限縮，在經濟民生方面，也面臨貧富懸殊、住房擁擠等問題。據港府最新公布的資料，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去年升至0.539，創下45年來新高。此外，香港房價也居高不下，據統計，香港私人住宅房價在2015年達歷史新高，港島15坪的私人住宅平均售價為港幣859萬元（約台幣3436萬元），同時間卻有近20萬香港人蝸居在狹小的「劏房」，忍受惡劣的居住環境。

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後，香港人也十分關切如何維護自身的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並因此衍生出對香港城市地景逐漸「大陸化」的焦慮，和對大陸遊客和大陸新移民湧入香港的排斥感，甚至形成極端排外的政治勢力，如訴諸「香港民族自決」、「勇武抗爭」的「本土派」，和懷念英國殖民統治、擎著「港英旗」上街遊行的「歸英派」等等。在社會經濟矛盾加深、卻無權參與政治改革的情況下，排斥一切和「中國」、「中共」有關的人事物，成為部分港人的情緒出口。

然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及文化主體性，是否非得透過反中、反共、或者美化英國殖民才能成立？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是否就代表「民主」的實現？香港回歸20年來累積的社會經濟矛盾，如地產霸權、貧富不均等問題，究竟是源於中央政府干預，還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倘若「一國兩制」的初衷，正是要維持香港殖民地時期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那麼是否是時候檢討和評估「一國兩制」的功與過？香港社會的矛盾處境和港人的抗爭運動，又能帶給台灣什麼啟示？

苦勞網和新國際本月舉辦的「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將邀請香港、台灣學者一同探討香港回歸20年的種種議題，不僅回顧香港回歸前後的來時路，也試圖思索香港未來該往何處去，歡迎各界參與！

【時間】2017年07月15日（六）14:00-17:00

【地點】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1樓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57巷11號，靠捷運大安站）

（苦勞網臉書將同步進行論壇網路直播）

【與談】

• 盧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
• 張翠容（香港獨立新聞工作者、國際時事評論員）
• 游靜（香港大學名譽教授）
• 丘延亮（中原大學原住民專班老師）

【主持 / 引言】

• 鄭亘良（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博士）
• 林深靖（新國際編輯）、鍾秀梅（成功大學台文系副教授）

【主辦單位】

《苦勞網》

長期關注台灣社會運動，以「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自許，在當前社會高度分化，抗爭者被多為個別情境所侷限區隔的情況下，期許能透過報導評論的書寫，介入議題並形成連帶。

《新國際》

思想的、戰鬥的、另類的，推動社會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發展，解釋世界，改變世界。

在七七抗戰80年後的今天，特別在世界局勢又走到危機四伏的今天，再度回顧、紀念七七，內心是複雜的。七七抗戰的歷史是偉大的，我們應該紀念，但今天的現實是嚴峻的，我們更要省思。環顧「七七」80年後今天的現實世界，日本法西斯的幽靈再度復活，台灣也淪落到精神再殖民化的境地，世界彷彿又回到了80年前七七抗戰的前夕，我們怎能不警戒？怎會不傷痛？因此，今天，台灣人更應該紀念七七。

七七抗戰是台灣解放的起點

最早淪為日帝殖民地的台灣，也是最早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地方。從反割台鬥爭到苗栗事件、西來庵事件、霧社事件，從武裝鬥爭到社會文化鬥爭，日據下台灣人民的抗日的民族鬥爭可歌可泣。在外無援助的情況下孤島抗日近40年，前仆後繼，犧牲慘烈。直到中國七七抗戰巨雷響起，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怒濤捲起，「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日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抗戰宣言，打動了全中國人民的心，也震動了抗日的台灣人民；從此祖國的抗日戰爭成了台灣抗日的民族革命的依靠，抗日的台灣青年紛紛投入中國抗戰的行列，把個人生命貢獻給「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悲願。

台灣籍知名報人、評論家李純青先生，曾在抗戰勝利40週年為文《無名英雄之碑》，紀念當年「追尋祖國三千里」，跋涉千萬險阻奔回重慶參加祖國抗戰的台灣青年吳思漢（唯，時代捉弄人，吳思漢沒死於抗戰，卻喪生於馬場町）。文中李純青簡單而全面的描述了當時台灣人參加抗戰的情況：

「抗戰期間，有不少台灣人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或參加了國民黨各種派系，或在延安，或在新四軍，還有李友邦領導一支台灣義勇隊，轉戰東南天地間。儘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那就是，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故土。他們在不同時期，抱著共同的民族仇恨，逃出台灣，在祖國大陸印下了愛國者的足跡，灑下了愛國者的熱血。」

其中，較知名的有謝南光（謝春木）、宋斐如、李友邦、李萬居等，還有千千萬萬知名或不知名的台灣青年。

72年前，也就是1945年7月，在抗日戰爭最艱苦也是勝利的黎明將來臨的時刻，李純青在重慶「台灣革命同盟會」機關報《台灣民聲報》上，寫了《由「七七」說起》，開頭便指出：「七七抗戰是中國復興的起點，也是台灣解放的起點。」

為什麼呢？接著他說：「台灣民眾為不做日本奴隸，為反抗其榨取和壓迫，曾經長期進行革命鬥爭，但如無中國七七抗戰，則其解放固邈不可期，縱使解放，也未必是歸宗中國。」

李純青明白指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如果沒有中國七七抗戰，台灣的民族解放幾乎無法期待，即便以某種方式從日本殖民統治下解放了，也未必返祖歸宗於中國。由此可知，七七抗戰對台灣的歷史命運有多大的決定性作用。

他進一步解釋道：「在由中國抗日到世界大戰的大時代中，台灣問題被解決了，並且是與中國共享勝利，獲得民族主義的解決，這一解決實與台灣人民的革命目的相符。」因此，李純青敬重地指出：「台灣人應特別紀念七七，別忘記了還有切身關係的偉大紀念日。」

保衛祖國，收復台灣

下面，我們舉李友邦的具體例子來應照李純青的說法。

七七點燃了全中國人民誓死抗戰的怒火，激起了保家衛國的怒濤。就像當時有名的抗戰詩人田間寫的長詩《給戰鬥者》，詩末有這樣撼動人心的詩句：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的骨頭說：

看，這是奴隸！

七七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促成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改變了台灣抗日民族革命的性質和方向，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原來被國民政府關押在杭州陸軍監獄長達五年的李友邦在這抗戰新形勢下被釋放出來。出獄後，李友邦先恢復了1924年在廣州組織的「台灣獨立革命黨」，在第一次黨中央會議上的發言《論台灣革命的新階段》中，他指出：

「無疑地，台灣革命必須在這次祖國抗戰勝利之後，始能成功……台灣人即中國人，台灣土地亦是中國的土地，而台灣革命，除了因為割讓之久與中國本部略有區別外，亦即中國革命，所以台灣革命必須要和中國的革命力量連在一起，才能達到最後勝利。」

顯然，這時李友邦的台灣革命論，與七七之前以台共綱領為代表的「台灣民族論」有本質上的不同和大躍升。此時，李友邦主張台灣的革命即中國的革命。

一個月後，亦即1939年2月李友邦組織了「台灣義勇隊」，在機關刊物《台灣先鋒》創刊號上著文《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表示：「台灣革命的兩面性，就是，一方面，他要獨立，同時，另一方面，他要求返歸祖國。」

此時，李友邦仍處於台灣革命的兩階段論，亦即「獨立和回歸祖國」；直到1940年6月，因為抗戰形勢的新變化，國民政府正式向台灣革命團體表明了要使「台灣復歸祖國」，「成為一省」後，「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革命一階段論才正式成為台灣革命的具體目標和行動綱領。

1941年2月10日，十數年來分散在祖國大陸各地的各種台灣革命團體共同在重慶組成了「台灣革命同盟會」，在統一的組織下，集中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推動「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總目標。

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人中有許多著名人物。譬如，在台灣20年代的抗日社會運動中，曾擔任《台灣民報》總編輯、台灣文化協會常委、台灣民眾黨政治部長的謝南光（謝春木）。他在台灣民眾黨遭日帝解散後於1931年東渡大陸，投身反帝抗日和無產階級革命洪流。先在上海組成了「華聯通訊社」，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七七抗戰後，他進入對日敵情資鬥爭前線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並在軍委會工作，1941年擔任「台灣革命同盟會」主席。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台灣抗日志士宋斐如。他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後，追隨愛國抗日名將馮玉祥並擔任其泰山讀書研究室主任，組織進步學者為馮玉祥及其部屬講授世界經濟、資本論、介紹世界法西斯形勢及日本國情。七七抗戰後，他創辦《戰時日本》期刊，深刻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真面目和本質，是當時中國各抗日機關團體參考的最重要敵情刊物。他是一位日本帝國主義的研究專家，曾經出版過《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戰時日本外交內幕》等16本專著，發表過大量日本帝國主義研究、宣傳抗戰的論文多達兩百多篇。他站在抗戰宣傳活動的第一線，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抗日理論鬥士。

抗戰勝利後，宋斐如與李純青、李萬居首先隨著長官公署的「前進指揮所」回到台灣。宋斐如擔任公署教育處副處長，並創辦《人民導報》針砭時政，不幸葬命於二二八事件。謝南光則擔任盟軍管制日本的中國代表團團員，中共建政後回國，曾擔任人大常委。

傷痛：台灣精神再殖民化的淪落

然而，七七抗戰80年後的今天，我們又面臨了日本法西斯幽靈再起，以及台灣再度淪落到精神再殖民化的危機狀況。

曾經作為中國被割讓領土的台灣，隨著七七抗戰以及台灣志士投身抗戰「保衛祖國、收復台灣」，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同時脫離了日本殖民主義軍國主義的壓迫而復歸中國。台灣人民終於得到民族革命的勝利，作為戰勝國中國國民的一員，欣喜萬分。

然而，隨著勝利而來的，卻是戰後國共內戰和美蘇冷戰的戰雲。1950年，台灣又在內戰和冷戰的雙戰結構中與中國大陸分離和對峙，在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東亞冷戰島嶼鏈鎖中，台灣與日本再度結為「自由世界」的「盟友」，重又回到與日本政治、經貿和文化的聯繫以及對日的依賴關係；在日本第一的關係中，溫存了殖民地時期的日本情結。90年代從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開始，在李登輝政權的主導和民進黨的配合下，台灣人的歷史觀和身分認同起了根本性變化。李登輝自稱「20歲之前是日本人」，大大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文明化」，並一手主導教科書和媒體，宣傳去中國化的「同心圓史觀」和肯定殖民論。再經過陳水扁變本加厲的推動和馬英九的拿香跟拜，今天，在隱性台獨蔡政權上台後，不但「去中國化」和「美化日本殖民」已成為台灣的主流意識，甚至於，日本右翼法西斯的勢力也公然登台。這種現象，不僅止於言論、輿論、學術、教育等「文化台獨」的層次，還擴大到政府的政策和預算，政府實際扮演了重要的推手，從重建和美化日式舊房舍、保存與推廣日據景觀和文物，直到各地方政府竟重新修建了象徵日本法西斯統治的日本神社，例如桃園神社、新竹神社，台東鹿野神社等等。

這些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對外侵略戰爭中，在各殖民地、佔領地所建的神社，因此又稱為「侵略神社」，是日帝侵略的象徵。日帝在殖民地台灣，在戰爭總動員時期雷厲風行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其重心，便是強制廢除台灣廟宇，禁止台灣人對神佛的傳統信仰，強迫台灣人參拜日本神社，因此，神社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在殖民地台灣進行皇民化精神改造的權力象徵。

今天，民進黨政府竟然重建日帝侵略台灣和皇民化台灣人的象徵，恬不知恥的歌頌侵略壓迫榨取台灣人的日本帝國主義。完全背棄了更污辱了日據時期千千萬萬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而流血犧牲的台灣先賢先烈。可見得，這個高喊愛台灣的政黨，其本性是殘害台灣的。

大家都知道，屏東的牡丹社事件是日本侵略台灣和亞洲的起點，也是台灣最早抗日的地方。去年底屏東縣文化處處長竟然拆除了牡丹社事件交戰地點——石門古戰場的紀念碑文，要改造成日本殖民者立下的「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名為恢復歷史原貌，實為恢復日本殖民統治的象徵。

尤為錯亂的是，2015年，在牡丹鄉距石門古戰場不遠的高士部落竟然搭建了日本神社——高士神社。這座神社是日本右翼團體李登輝之友會集資，由其會員也是神職人員佐藤興建的。2015年落成時，代表公權力的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處長和牡丹鄉鄉長竟出席祝賀。據說，這高士神社不但祭祀日本神道的天照大神，還定期舉行慰靈祭，亦即弔祭日本侵略戰爭中戰死的「英靈」，頌揚日本侵略中國亞洲和殖民台灣人民的戰爭。這種規格的神社屬於靖國神社系統，由此可見，高士神社已是「台版靖國神社」。在亞洲各國紛紛反對日本公職人員參拜靖國神社聲中，台灣竟出現了靖國神社的分身，其歷史錯亂、認同顛倒、背棄戰後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普遍價值、喪失民族尊嚴之極，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對於台灣現在這種錯亂、顛倒、喪失民族尊嚴的現實，自稱追求「新而主權獨立國家」的執政黨和蔡政府不但視而不見，還扮演了幕後推手；而媒體、學界、思想界竟然集體噤聲，無人敢說話，敢說話的人竟然受到集體的攻擊，真彷彿回到了日據末期日本法西斯恐怖統治的年代。真令人無限感慨，台灣竟已淪落到精神被日本法西斯再殖民的集體危機而不自覺，甚至走到了與千千萬萬因抗日遭屠殺的台灣祖輩歷史為敵的道路而不自知。這是今年紀念七七最感傷痛的地方。

警戒日本法西斯復活

當年被七七抗戰的中國民族解放戰爭打倒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不但未死，還在戰後美國東亞冷戰的庇護不斷滋長，今天又蠢蠢欲動。在日本右翼煽起釣魚台爭端以挑釁中國的烽火中上台的安倍政權，口喊「脫棄戰後體制」、「奪回日本」，實際上就是要否定戰後波茨坦宣言的和平體制，回到戰前的日本。五年來，他突破日本的非戰和平憲法，在「集團自衛權」的美名下使原本只可自衛的軍隊豹變成可以對外作戰的日本軍，且大肆擴軍，走上了名副其實的「戰爭國家」。同時，日本最大右翼保守勢力「日本會議」，實際控制了日本的政法、文教、媒體，在其支持下安倍以議會多數暴力通過了強化法西斯統制的「特定祕密保護法」和近日通過的「共謀罪」法，完全箝制了日本的言論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

安倍政權對內煽起日本民眾反中國的感情，對外，則追隨美國利益到處圍堵、遏制、敵對中國，從歐洲、中東、西南亞、東南亞到釣魚台和朝鮮半島。另外，他把日本軍的重心部署到其西南方的琉球群島，且向南擴大到台灣近外海的與那國島，擺明了擴大對中國的島嶼軍事封鎖，劍指著中國。最近，日本海軍又千里南下與美國在中國南海舉行軍事演習，企圖在南海興風作浪。

這使人想起了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時代，當時，日本為了解決其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刻意挑起「滿蒙危機」，鼓吹「膺懲暴支」，終於走上了侵略中國的不歸路，最後投降亡國。

曾經蒙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荼毒，曾經付出慘痛民族代價的中國人民，對於今天再度抬頭的日本右翼軍事擴張主義，寧可不有高度警戒之心？這也是今天紀念80年前的「七七」抗戰的重要現實意義。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爆出違法扣薪扣假情事，今日（7/7）數十名醫護人員到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外抗議，控訴聯醫自創違法的工時制度，將員工提前下班而剩餘的「工時」當成可累積的「負時數」，事後要求員工用加班抵銷，以規避支付加班費，導致每名醫護人員平均被「吃掉」4至5萬元加班費。

北市聯醫企業工會秘書長張喬瑜表示，北市聯醫過去常以病人少為由，要求已到醫院上班的護理師提早半天離開，俗稱「批班」，而剩餘的4小時工時，則被醫院當成是護理師積欠院方的「負時數」，記錄於系統班表內，以此要求護理人員用加班來償還，並拒絕發給加班費。

張喬瑜指出，北市勞動局這兩年針對聯醫進行勞檢，已多次認定這種「負時數」的工時制度違反《勞基法》，經工會要求改善後，院方年（2017）初終於承諾要在今年8月改變制度；但院方卻也在日前發出公告，規定員工需在7月31日前，將積欠醫院的「負時數」以無償加班、薪資返還或請特休假的方式結清。張喬瑜直批聯醫帶頭違法扣薪扣假，「非常惡劣」。

北市聯醫工會理事長蔡旻璋表示，北市聯醫去年有5億盈餘，然而同年卻有護理人員加班233小時，因「負時數」而被違法吃掉加班費達46,289元。若以全院2,000名護理人員平均被吃掉4至5萬元來計算，聯醫已積欠1億多元加班費。蔡旻璋認為，聯醫有能力也有責任返還員工的加班費，他並呼籲聯醫撤銷違法公告，停止扣薪扣假的行為。此外，他也要求聯醫在班表上明定各種假別、休息日和挪移工時，「以免班表不明，吃掉我們的特休假」。

前來聲援的北市產總理事長鄭雅慧則指出，除了北市聯醫實施這種「負時數」制度，包含運輸業（如高鐵）、量販業（如家樂福）等產業其實也存在類似「負時數」的工時制度，也就是臨時要求勞工提早下班，事後再要求加班補回，這些做法都已違法，應徹底屏除。

出面回應的北市聯醫副總院長黃遵誠則表示，過去醫療界都普遍實施「負時數」制度，可以說是歷史共業；直到去年（2016）勞檢單位加強到醫療產業輔導後，院方才決定今年8月起一切回歸《勞基法》處理，不會再要求員工「批班」和累計「負時數」。至於院方如何處理「要求員工7月底前返還過去積欠時數」的公告，黃遵誠則表示，院方已開會同意把時數結清時間延長到年底，但並未說要撤回公告。

今年（2017）是香港回歸20年。6月底，台灣《聯合報》加入紀念香港回歸的行列，推出專輯。報導一開始便以「香港變了」為主題，認為香港變得「大陸化」：

大馬路上都是陸資店招，港味小店消失；走進酒樓、茶餐廳，普通話多了，廣東話少了，桌上擺的港點，也大多是從大陸運來的機器量產品。眼睛看到的變了，耳裡聽到的也變了，嘴裡嘗到的滋味更變了。

換言之，報導認為香港的都市面貌因為大陸資本與大陸旅客而劇變，並認為這是壞的轉變。報導依據的其中一個「大陸化」指標是語言：街上說普通話的人多了，說廣東話的少了。《聯合報》的觀察與憂慮並不新鮮；近年「本土主義」在香港抬頭，有關「普通話將取代廣東話」的恐懼甚囂塵上，不少評論言之鑿鑿，認為廣東話將會在普通話的霸權之下，成為瀕危語言。

語言關乎個人與集體身分認同，是既敏感又容易牽動情緒的議題，對成長中的年青人而言尤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當時正唸中學的筆者也受到媒體影響，曾經以為1997年之後，香港人都只管學普通話，廣東話會被忽略，「香港人」身分笈笈可危，並依此想像寫了一個荒誕劇本、創造了一個「說廣東話帶普通話口音」的港人角色，在學校演出。事隔30多年，今天回想起當年的幼稚，不禁汗顏。不過，當年筆者的恐懼與幻想正好與回歸20年後的現實形成對比——事實證明，廣東話並沒有被普通話取代，在香港主流社會中仍然很強勢，仍然是日常生活裡最通用的語言。這就說明，當年筆者的恐懼純粹只是恐懼，沒有現實基礎。

可惜的是，回歸20年了，眾多媒體與意見領袖仍然停留在初中生的水平，不斷被反共與恐共的情緒帶導，以情緒化的態度來「分析」與回應回歸後的香港發展，掩蓋了真正的問題所在，也掩蓋了轉變的正面意義。

以上述的《聯合報》報導為例，專題為香港「多了普通話、少了廣東話」而納悶，然而吊詭的是，在視頻裡，接受訪問的香港人說的都是標準漢語，或報導為之納悶的普通話，而不是專題認為正受普通話壓迫的廣東話。為什麼呢？很明顯，如果香港的受訪者說廣東話，台灣大部分讀者就會聽不懂，可能連《聯合報》的記者也聽不懂。這就帶出一個現實：台灣傳媒與民眾跟香港人溝通時，需要一種共通語言，而普通話（或「國語」）就是在一國範圍內，大家都認可的共通語言。台灣傳媒與香港人溝通時用普通話，正好說明了為什麼中國作為一個國家，需要一種大家都懂的語言作為溝通媒介。

又以筆者工作的大學為例。與香港其他大學一樣，學校有來自中國各省份的同學。曾有一位來自四川的同學對我說，他是來了香港唸書，普通話才有進步，因為在四川唸中小學時，他在學校和日常生活裡說的主要是四川方言。來到香港，因為需要與本地以及其他省份的同學溝通，才多說了普通話，普通話才有進步。這個小故事告訴我們：第一，如果不能掌握普通話這個共通語言，中國人之間連溝通也有困難（如非不可能的話）；第二，大陸即使推行普通話為官方語言，也沒有排斥或取代地方語言。

再回到《聯合報》的專輯。那段描述指香港「大馬路上都是陸資店招，港味小店消失；走進酒樓、茶餐廳，普通話多了，廣東話少了」，然而它只說出了事情的一小部分。首先，即使普通話真的更普遍了，如上所述，這是國民之間增加互相交流、溝通而出現的需要，包括《聯合報》在內的台灣訪客也直接令香港街頭多了「普通話」。第二，普通話說多了，但其使用並無排斥廣東話，而是兩者並存。

香港的變：語言與市貌

不過，《聯合報》專輯倒令我想起香港正面臨的另一個市貌轉變。就在今年的「七‧一」回歸紀念日前兩星期，筆者與親戚在港島區上環一家西餐廳晚膳。親戚退休前，在上環上班多年，但那裏近年變化很大，不少舊樓宇重建成門面光鮮的甲級寫字樓或服務式住宅。又正如《聯合報》所言，小店的確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並非什麼「陸資店」，而是高級西餐廳與酒吧。套用都市研究的術語來說，上環經歷的就是所謂的「士紳化」過程，其中一個後果就是如報導所言，物業價格與租金急升。晚飯前，我想把餐廳的準確位置告訴其中一對親戚夫婦，但發覺有難度——這對夫婦，女的略懂英語，男的則完全不懂，但餐廳不僅沒有中文名字，就連所在大廈也只有英文名稱。最後，我只能把街道名稱與門牌號碼告訴他們。到達後，他們也因為看不懂大廈的英文指示，花了半天才找到餐廳。

這家餐館吃的是比利時菜，餐牌也是沒有中文，而只有英文和法文。餐廳經理是白人，只跟顧客說帶有法語口音的英語；侍應生則是深皮膚的，也是只跟顧客說英語。我們點餐後，親戚不禁問，不懂英語的話，怎麼能夠來這裡用餐？其實，類似的情況今天在中、上環很普遍。在一些餐廳店舖，不懂英語的話，是連購物用膳也沒有可能。很明顯，這些食肆店舖以西方人和本地中產階級為對象。親戚提出的問題反映，上環的市景與語言轉變是排他的，排斥與歧視大部分本地居民。

誠然，在香港這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消費場所向來都是排斥性的，排斥低下階層，這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不公平之處。然而，中、上環近年的市貌轉變更在在令人想起英殖民地時代的種族隔離。英國統治者早年在香港實施華洋分隔政策，如港島山頂區只有歐洲裔人才能居住，華人只能擠居於上環與西環一帶，環境十分惡劣。離島的長洲早年也有類似規定，長洲山頂是洋人與西洋教會的專屬地帶，中國人只能聚居於山腳。今天，長洲環境優美的山頂區到處都是教會與教會物業的踪跡，就是這段種族隔離歷史的見證物。

為使他們的種族隔離措施合理化，英國人以衛生與文明論述包裝其種族主義。中國人被指集骯髒、落後、嘈吵於一身，於是需要與英國殖民者及其他歐洲裔人分隔開來。在種族主義的層層壓迫之下，歐亞混血兒儘管地位比華人高，但同樣受到白人殖民者歧視。不過，出於管治需要，英國人扶植了一小群買辦精英，容許他們發財及擁有一些特權。在殖民地制度中，這些買辦都是二等公民，但又比絕大多數的本土居民高了一等，成為統治結構的一部分。著名買辦、歐亞混血兒何東就是顯著的例子。作為英資洋行買辦，何東游走於洋人老闆與華人社會之間，得以致富，亦成為他後來發展家族企業的基礎。他也是首個獲港英政府准許在山頂區居住的非歐裔人。

雖然買辦精英階層在殖民者眼中只是次等公民，但精英們憑中間代理人身分，在殖民地統治之中得到甜頭，加上殖民地教育，本地精英們內在認同了西方殖民觀，亦自視與西方精英看齊，並仿效西方殖民者，歧視本地與內地的貧窮同胞。香港精英這種心態，與大陸沿海大城市租界精英的心態一脈相承。列強侵華的巨大屈辱與壓迫一方面驅使千千萬萬中國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反抗，另一方面，養尊處優的沿海精英則與貧窮的同胞切割，把屈辱難以承受之重留給後者承擔，自我則認同為「跨越國籍界限」的「大都會」（cosmopolis）一員。近年一些文化研究者主張以超越國界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來理解上海、香港等沿海城市，認為這個範疇比國族更加貼切、更加「普世」。由上述觀之，世界主義並不那麼具備世界性或普世，而是含有階級性與階級歧視，排除了大部分人民。

與此相關的是，一些文化研究者用「國族」來掩蓋階級性，把資本利益說成是勞動人民的利益。羅永生在其著作《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裡，以殖民地買辦、貿易商等華人士紳、精英與殖民者共謀為證，提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對峙是「虛假」的，並由此引伸反殖民的「中國國族主義」是「受害者敘述」，其副作用是「沙文主義」。羅永生的說法正犯了漠視階級的毛病，以「國族」來混淆、掩蓋了同一國族之內的階級分野，把資本與勞動的利益捆在一起，混為一談。羅永生在書中引用許寶強的說法，指在香港割讓給英國為殖民地後，從東南亞和其他地區湧進香港的華僑勞力和資本是「極具投機性的迅猛浪潮」。這種說法完全漠視了勞動力給資本剝削的事實，而且，許羅二人以「投機性」來形容勞力，更是忽略了勞動人民的艱苦處境。（頁16-17）

如果殖民地果然存在羅永生所形容的「共謀勾結關係」，那麼必須指出的是，與殖民者勾結共謀的是買辦精英階層，兩者一起共同壓迫勞動人民。殖民者的衛生與文明論述亦被這些精英內化，通過累積文化資本（學外語、用舶來貨、消費西方文化與衛生產品）來「提高文明質素」，以示自己與「不文明」的本國貧窮同胞不一樣，高人一等。

殖民地歧視性的衛生與文明論述在「後殖民」香港得到延續與複製。殖民者貼在中國人身上的標籤——骯髒、落後、嘈吵，現在被一群「高等華人」應用到內地同胞身上。針對內地同胞的「蝗蟲論」，還有「大陸人隨地便溺」的說法，過去數年在香港甚囂塵上。與殖民地時期買辦一樣，「高等華人」不僅有能力消費各式各樣的文化衛生產品，而且會說外語，有品味，出入洋人場所。就如當年何東獲恩准在山頂興建中式大宅一樣，本地精英累積了足夠的財務資本與文化資本後，便彷彿能夠與西方白人看齊，能夠出入中、上環的高級餐廳與場所。

文化資本是本地精英賴以獲得優越感的本錢，與財務資本同樣重要。而那些渴望躋身這個階層的本土公民，非但不會批判這些場所「廣東話少了，英語多了，令本地小店消失了」，而且還會拚命學會一口流利英語，或說話中英夾雜，出入高級場所，以示自己與「說普通話」的內地人不一樣。在這些精英或希望晉身精英階層的本土公民眼中，即使內地同胞有錢消費，他們也是沒有文明教養、只會穿金戴銀的「土豪」。因此，要與「沒有文明」的「內地人」區分開來的話，「香港人」便愈要累積、愈要曬出「說英語」、「文明」等文化本錢。正因如此，「本土派」或「港獨派」其實是誤稱。他們並不真正本土，也不真正獨立，而只是反對香港回歸中國，轉而把希望寄託於英美等西方國家，希望香港永遠是西方的附庸。「本土派」或「港獨派」經常揮動象徵港英殖民統治的「龍獅旗」，就是明證。

回歸後的新買辦階層

如上所述，香港精英與準精英通過攀附殖民者、內化殖民者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來晉身優越階層的做法，並沒有隨著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而結束。這與香港從來沒有經歷真正意義上的解殖有關，也與回歸前後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有關。作為「全球城市」的香港，在結構上催生了一個新階層，性質上與買辦階層極其相似。他們是跨國公司區域總部高級行政人員、律師、投資銀行家、傳媒行政編採人員、教育工作者、高級管理顧問，雖然並不真正擁有生產資料，但他們是一個超國家、抽象的跨國統治集團成員，擁有實質權力，指揮跨國資本的流動與分配，也在意識形態上配合資本的掠奪與游走。

某些研究全球化的學者以「跨國資產階級」來指涉這個新興買辦階層。所謂「跨國」，指的就是這個階層的精英跟西方及其他國家的精英基於利益、意識形態上的吻合，他們之間的共同之處，比他們與本國低下階層的共同之處更多。

1997年香港結束殖民地統治，但回歸前後正值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全速發展期，香港成為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殖民地的買辦階層「順利過渡」為回歸後的跨國資產階層，指揮與促進跨國資本的累積與流動。而且，由於金融資本主義以美國為首，買辦階層也由昔日以親英人士為主，發展成現在以親美人士為主。殖民地時期，由於英國要保障自身的利益，英國或「英聯邦」大學以外的海外大學學歷不獲港英政府正式承認。因此，家長往往不願意送子女到美國升讀大學，唯恐花了一大筆錢，回港後子女的學歷卻不被認可。這個情況隨著英國結束在港的殖民統治與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轉變。受美國或美式教育的精英熟悉金融資本主義的語言與運作規則，組成了跨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些精英在英殖民制度下未必能夠脫頴而出，一些甚至是本地菁英教育制度中的失敗者。但在美國受教育後，適逢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抬頭，香港進入全球資本主義中心，他們的美國學歷與經驗，讓他們順利成為跨國統治集團的一員。這個經歷讓他們真心相信美國制度是自由的、開放的，也更為優越。

可以說，港英殖民時期，英國殖民者姿態高高在上，沒有多少個本地華人幻想自己可以躋身擁有特權的買辦階層。但隨著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年代的經濟發展，本地中產階層逐漸形成、膨脹，生活質素與經濟實力上升，到了九○年代進入全球資本主義年代，伴隨著美國文化與制度的「自由開放」形象，更多本地人看到躋身跨國資產階層這個現代買辦階層的希望。此外，由於「民族主義」成為了污名，現代買辦獲得實利之餘，不再背負道德重擔，甚至更以推動「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之名，理直氣壯地反對中國，同時為美國為首的金融資本主義在全球各地攫取利益鳴鑼開路。

2014年的雨傘運動正是全球資本主義躁動的表現。運動以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為訴求，促使在「兩制」下作為金融資本主義中心、但憲制上屬於一國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政治制度上全面配合國際金融資本的推進（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占中三子」本身就是跨國資產階層的代表：一個是法律系教授，一個是社會學教授，一個是基督教會牧師。

在當今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期，這些以「普世價值」之名宣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更為優越的跨國資產階層，與上世紀初以「衛生現代性」之名宣示西方制度優越的沿海精英互相呼應。兩者俱自視與本國同胞不一樣，自認為已躋身全球跨國精英之列，騎在勞動人民頭上。只是，在西方「政治正確」的薰陶之下，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跨國資產階層不會口出惡言。「支那」、「蝗蟲」等赤裸裸的歧視性言論便由雨傘運動直接催生的「本土派」代言。然而實際上，無論是跨國資產階級精英，還是渴望有一天晉身這個階層的「本土派」都擔當著代理人的角色，在各地掃除尚未全面納入資本主義制度的「污垢」障礙，積極推動全球資本主義進程。

貧富懸殊是全球化的結構性問題

2016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539，創45年來新高，反映貧富收入差距十分嚴重。研究全球化的社會學者早已指出，「全球城市」是一個勞動密集的結構模式，需要大量勞動力支持其運作。這些金融中心城市的貧富懸殊擴大，並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現象。最直接的原因是，有品味的跨國資產階級不會滿足於由機器大量生產出來的消費品，而是渴求「手工」、「有機」的精緻製品，凡此種種都需要工人之手；中、上環的高級餐廳與食品店需要大量服務員貼身侍候，滿足高級顧客各類刁鑽的要求；港島核心商業區的高檔辦公室與商場需要大量清潔工把地方打掃得一塵不染、閃閃生輝。在老牌英資財團太古集團擁有的金鐘太古廣場，不時會見到身穿中式「馬姐」衫褲制服的女清潔工，手挽著籐籃到處檢視地方的清潔度，「主僕」形象甚具殖民地色彩。遇到地上哪怕是一點污跡，這些清潔工便伏在白色雲石地板上用力擦。雨傘運動期間，占領者以他們打掃了金鐘的「五星級公厠」為榮。不過，占領文宣沒有提到的是，當時占領者更多使用離占領區不遠的太古廣場六星級商場的六星級廁所。也因此，廁所清潔工在雨傘運動期間工作量大增，往往到午夜時分仍然忙個不停。為雨傘運動善後的，還有替占領者清理牆上無數單張的清潔工。

清潔工、服務員等低薪勞動階層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更多是大陸新移民，也有英語能力較高的南亞裔居民。由此可見，貧富懸殊不斷擴大是全球金融中心的結構性問題：一端是極高收入的金融、地產、法律界，另一端是低薪的勞動階層。

一些人批評，兩年前的雨傘運動只爭取「真普選」，並無把貧富懸殊提上議程。這個批評原則上沒有錯，但就等於批評資本家只顧賺錢一樣，幾乎是說了等於沒說。如上所述，貧富懸殊不斷擴大是金融中心的結構性問題，必然出現。既然雨傘運動的「真議程」是在跨國資產階級的領導下，推動金融資本主義的擴大與深化，又怎能期待運動提出消滅這個進程必會造成的貧富懸殊？

地理研究學者也指出，在全球城市出現的士紳化過程是以新形態出現的白人殖民主義。香港中、上環、金鐘等核心商業區的高級住宅與商店不再如上世紀初的殖民統治者那樣，以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排拒中國人，而改以英語與其他歐洲語言來區分非我族類。能夠在這些新殖民地帶出入的華人不僅要具備消費力，還要說英語，並認同西方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

正視回歸的意義

傳媒與學術界不少人把回歸20年來香港發生的所有問題都歸咎到回歸與中央頭上，彷彿一切的錯都是回歸的錯。他們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上述的《聯合報》專題就指出，「香港和許多先進國家一樣，正面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瓶頸，包括貧富差距加大、人口老化、年輕人低薪與社會階級流動減緩」。然而，在冷戰思維與反共意識形態主導下，這些「意見領袖」還是會放大與誇大「中國因素」的影響，把20年來的問題有意無意表述為「回歸後出現」，把時間上的吻合與因果關係混為一談，甚至不惜扭曲事實，把中國資本說成是即將「買下全世界」的新金融霸權。

要真正面對香港的問題，必須清楚辨析問題的根源。我在這篇文章嘗試指出的是，香港現正面臨的問題源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結構矛盾，亦有歷史原因；把問題一股腦兒推到中國或中資頭上並不公平，也與事實不符。尤有甚者，最積極反中反共的跨國資產階級本身就是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推手，也就是貧富懸殊等問題的根源。

香港回歸中國，結束了英國在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香港人不再是二等或三等公民、在自己的地方受盡歧視。1997年7月1日是光榮的歷史時刻，值得全國上下慶祝與驕傲。當然，香港與內地經過長年分隔，由制度以至文化等許多方面都存在差異，時會產生隔閡與矛盾。但小矛盾不應掩蓋回歸的正面意義，也不應擴大或誇大為主要結構矛盾。

更重要的是，香港回歸的是社會主義祖國，有著可歌可泣的反抗帝國資本主義歷史，並艱難地走出了一條屬於中國人民的路。至今，中國在某程度上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運作（可以不如此嗎？），但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中國仍然保持快速的生產性投資增長，以及在世界經濟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對的非金融化（參考盧荻〈中國面對「新帝國主義」〉）。在流行文化層面，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得以在國內大熱，反映了社會主義理想與實踐在普羅群眾之中，仍然找到極大共鳴。換言之，社會主義祖國為活在資本主義香港下的人民提供了一個大後盾，讓我們繼續思考與實踐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遠雄弊案連環爆，松菸護樹團體今天（7/10）上午再赴內政部，批評台建中心與營建署包庇大巨蛋防災審查，要求內政部撤銷目前已核准的評定書與認可通知書，並全面徹查公務機關中護航大巨蛋的「內鬼」，將相關人等調離現職。

松菸公園催生聯盟召集人游藝表示，公民團體已經揭露大巨蛋弊案多年，柯市府2015年安檢大巨蛋時就證明有重大工安疑慮，後來陸續公布的資料也證明台建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與營建署涉嫌包庇護航。

游藝說，2011年台建中心在防災審查會後短短兩個工作天內就核發了評定書，而內政部更在評定書核發當天就立刻核發了認可通知書，「竟然可以在一天之內跑完所有公文流程，整個過程都讓人匪夷所思」。游藝表示，後來廉政署查出趙藤雄行賄葉世文，目前已被判刑，而葉世文在營建署長任內的主任秘書洪嘉宏，也傳收受遠雄賄賂，現在正被起訴調查中，「這些營建署裡面亂七八糟、勾結建商的人，內政部一一揪出來了沒？」他呼籲內政部撤銷或廢止目前已核准的評定書與認可通知書，並全面徹查遠雄在公務機關裡的「門神」。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律師蔡雅瀅表示，根據《行政程序法》第117條，「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大巨蛋是由台建中心作防災審議評定，再交由內政部核發認可通知，如今台建中心前執行者許銘文涉嫌圖利，而大巨蛋的歷次審查環環相扣，都是在許銘文任內進行審查，因此原處分單位內政部應該依職權撤銷認可通知，並且主動展開調查。蔡雅瀅強調，就算內政部不願在判決確定前撤銷認可通知，至少應該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3條，先行廢止有重大疑義的認可處分，重新審查。

護樹團體在內政部前列出台建中心董事會名單，並點名董事王榮進與高文婷兩人，過去都曾在北市府任內經手大巨蛋建管業務，應該要迴避調離大巨蛋相關業務。游藝表示，現任營建署副署長王榮進，2011年時曾任北市建管處處長；而高文婷在北市府任內曾是大巨蛋籌備處、建管處主秘，在郝龍斌卸任前，還升她到北市建管處處長，「大巨蛋從一開始就不按圖施工，就是高文婷長期縱容的。」

游藝痛批，當時在北市府護航大巨蛋的高官，現在很多都進到內政部裡，甚至本身同時也是台建中心的董事。游藝呼籲內政部長葉俊榮應親自下令徹查，從葉世文的人馬，到隨著王榮進、高文婷從北市府轉調營建署，以及任職北市府期間曾經手大巨蛋業務的官員，未來都應該迴避大巨蛋相關業務。

林奕含事件引發社會對於性侵害要如何定罪的諸多討論，學者、婦女團體與移民團體今天（7/11）召開記者會針對家事移工遭遇的性騷擾與性侵害狀況提出意見，婦團認為家事移工對台灣的文化、語言不熟悉、身負高額仲介費，以賺錢為主要考量...，種種原因使其處於不安全的性別環境中，是遭受性騷與性侵的高危險群，遭到性侵時卻又最可能選擇隱忍。因此，婦團要求法務部與司法院針對移工性侵案件的起訴率、定罪率進行調查與分析，了解起訴率為何偏低，並要求透過培訓提升司法人員的性別意識，全面檢討與移工相關的案件中所提供的通譯，保障移工的脆弱處境。

記者會上，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提出了一項統計，以2014年到2015年間外勞庇護所內的20件性別暴力（包含性騷擾及性侵害）案件為例，當事人提出告訴者有15件，然而經檢察官偵查後起訴者僅2件，起訴率為13.3%，遠低於同年間全國妨害性自主罪的起訴率43.96%。

究其原因，紀惠容以不起訴書的內容為例，一份不起訴書中提到

「倘遭性侵理應立即報案，或向證人求助，以保全相關證據...以避免再次受害。」「倘若遭性侵...衡諸常情，A女應會避免再與被告同處一室，反而繼續居留...，與常情不符。」

紀惠容指出，檢方認為移工應主動報案並提供積極證據，卻未考慮被害人面對的特殊處境，例如「經濟壓力」、「封閉環境」、「對台灣司法的不信任與不理解」等因素可能影響被害人的選擇，使其無法主動報案。不僅如此，針對另一份不起訴書上提到「...沒有其他證人或事物證...」的說法，紀惠容則認為這是司法人員忽略了性侵案件的「密室特質」，在私領域中發生的犯罪很難有證人，同時，司法人員也看不見被害人的「脆弱處境」使他對於事後保留證據的知能不足。綜上所述，紀惠容認為，司法人員隱含一種對於「完美性侵被害人」的想像與迷思，卻忽略移工的脆弱處境和移工與雇主間的「權勢關係」。

這個權勢關係的法源依據是《刑法》第228條的權勢性交罪，條文提到「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透過這個法條，勵馨基金會強調，在這種權勢關係中，權勢低者考量雙方關係，往往無法清楚地拒絕，因此認為「權勢性交便等同於性侵害」。（關於勵馨基金會對於權勢性交的定義，可以參考這篇新聞稿）

而政大法律系教授王曉丹則以「不存在的受害人」來描述司法系統對被害人的定義，常常是漠視熟識者強暴中的「權力與控制」關係、對女人帶有「性／性慾」的錯誤假設、只有「理想的被害人」可以成為被害人，因而導致性侵案件的加害人難以被定罪。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李佳玟提到，被害人面臨性侵時可能出現的反應包含逃跑、打鬥抵抗、僵直、癱軟，甚至是與侵害者為朋友，因此，被害人即便沒有逃跑或者抵抗，他提出的性侵指控也不一定「不合常理」，李佳玟認為，司法人員有義務積極釐清、調查可以佐證被害人提出的指控的補強證據，來減少性侵害的犯罪黑數，並給予移工足夠的司法保障。

綜合學者與婦團的批評，立委尤美女表示，1999年的《刑法》修正，將妨害風化罪章改為妨害性自主，顯示保障法益不再是社會善良風俗，而是「個人性自主權」，並且將強姦罪修正為「強制性交罪」，其中條文構成要件的「致使不能抗拒」刪除，改訂「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式」，來將強制性交罪的成罪重點放在「違反被害人意願」上，便是為了改變傳統社會要求女性應該奮力抵抗、力保貞操的價值觀。然而，尤美女批評，檢視近年來的判決書則發現，法官、檢察官仍然有「性侵迷思」、甚至是「性別盲」，使得偵審淪為再度檢討被害人的過程。

因此，尤美女在記者會上對法務部和司法院提出幾點建議，分別是要求檢視移工的性侵案件，釐清是否起訴率偏低以及原因為何、對司法人員進行教育培訓，增加性別意識使其可以理解移工的處境、通盤檢討通譯問題，不應由立場偏頗的仲介擔任通譯人員，以保障移工權益。

雪山隧道開通之後，宜蘭成為熱門的旅遊勝地。近來蔚為時尚的宜蘭玩法，是到當地品嘗一碗限量的日式拉麵，驅車前往礁溪「櫻花陵園」的「渭水之丘」，坐在高處平台尖端上，拍攝一張雙腳懸空照。至於為何在宜蘭流行起「日式」拉麵，「渭水之丘」的「渭水」所指為何，並不在遊客關心的範圍之內。

6月底趁著到訪宜蘭之際，前往渭水之丘一探究竟。這一座位於櫻花陵園最高處的綠園，可以眺望蘭陽平原與龜山島，是蔣渭水先生的長眠之處，2015年從台北六張犁墓區移靈回到故鄉宜蘭。環顧四周，沒有任何刻有「蔣渭水」字樣的碑牌，據悉此作法是蔣家後代與設計者黃聲遠建築師商議之後的決定，以「呼應過去蔣渭水提倡自由、平等，為弱勢者發聲的精神」。

向內走去，一端的矮石牆上鑲刻有體現蔣渭水「上醫醫國」精神的〈臨床講義〉，這篇文章是蔣渭水主治醫師為日據時期名為「台灣島」的病人做出的診斷。令人驚訝的是，在病人基本資料「原籍」的部分，蔣渭水的原文「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等十個字，竟被一連十個○給取代。

被日人抹除的台灣「原籍」

〈臨床講義〉原發表於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第一號改訂版，蔣渭水時任《會報》編輯暨發行人。1931年蔣渭水因病逝世，該文收錄於當年由原台灣民眾黨幹部黃師樵編纂的《蔣渭水遺集》；台灣光復後的1950年，為紀念蔣渭水逝世20周年，蔣渭水的同志白成枝等人決定再編纂一本《蔣渭水遺集》。筆者手邊收藏有1950年版的《蔣渭水遺集》，根據書末〈編後感言〉的說法，1931年版的《蔣渭水遺集》，「不幸被日帝禁止發刊，並沒收遺稿及全數製本，因此全台同胞所期望的遺集，竟成泡影」。另按黃師樵的回憶，1931年版《蔣渭水遺集》不只被日殖當局查封，「連活字版都拆了」，只流出了兩本，其中一本後來被已故旅日台灣史專家戴國煇購得收藏。

編有《蔣渭水全集》的王曉波教授，收藏有戴國煇教授當年購得1931年版《蔣渭水遺集》的影印版。經筆者向其求證，1931年版《蔣渭水遺集》所收錄的〈臨床講義〉，「原籍」部分即由十個○所取代；1950年版《蔣渭水遺集》是在1931年版的基礎上編成，所以「原籍」仍然是十個○。但是，原為日文撰寫而成的〈臨床講義〉後來由蔣渭水的媳婦傅力力翻譯為中文，中文版的「原籍」已根據原文復原為「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也交代了被塗銷的原文即「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1

原文「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被改為十個○，是當年日本殖民統治審查之後改動的結果。蔣渭水之孫蔣朝根也證實，1931年版《蔣渭水遺集》「有多篇的字句或段落，被填滿○○、╳╳或△△代替；如〈獄中賦〉只剩標題；〈獄歌行〉則闕漏；〈民眾黨的綱領及政策〉標題與條文全被刪除」，都是日殖當局新聞檢查之後的「成果」。2

蔣渭水的民族意識，早就為日殖當局所忌。因此在〈臨床講義〉出版時，刻意以○塗銷「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等字樣，顯然是在「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下「必要」的獨裁決斷。在日殖當局的眼中，蔣渭水是「祖國派」的代表人物，《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即記載：「其中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囑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必定能夠收回台灣。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之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常時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動民族的自負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辭，行動常有過激之虞。……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

蔣渭水的民族意識與抵抗精神

為日殖當局所警惕的蔣渭水民族意識，在他的多篇文稿中俯拾即是。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一文，蔣渭水開篇即強調：「因為現在所謂的台灣人，是○○民族，同時也是日本國民」。1924年在「治警事件」法庭辯論上，蔣渭水如此回應日本檢察官三好一八：「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國民，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據此推測，前文被日殖當局所塗銷的○○二字，原文應為「中華」。目前流傳下來蔣渭水所作的兩首古體詩，其中一首《嘆神州》：「莽莽神州幾陸沉，藩籬已削更相侵。強鄰蠶食肇黃禍，碧血橫流滄海深。」其中「強鄰蠶食肇黃禍」，表達蔣渭水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不滿；而首句「莽莽神州幾陸沉」更展現他對帝國主義踐踏下的中國的感嘆與不捨之情。

與此同時，孫中山革命思想與實踐對於蔣渭水的影響，更屢見於他在《台灣民報》發表的文章之中。例如，1929年蔣渭水在《台灣民報》連載四十期〈中國國民黨之歷史〉長文。台灣民眾黨成立之初，黨旗並非流傳至今的「三星旗」，而是蔣渭水設計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上青、下紅、中白日）。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1931年台灣民眾黨遭日本殖民政府強制解散，其理由之一就是：「（民眾黨）製作類似中華民國國旗之青天白日旗為黨旗，一度被禁止後又再製作類似的黨旗，以滿足思慕中華民國之念等。逐漸呈現出露骨的民族主義運動來反抗我民族。」

由此可知，〈臨床講義〉文中「原籍」的十個○，一方面體現了日本殖民統治者在台灣施行嚴格的思想管控，另一方面暫且不論蔣渭水使用「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的歷史用意（1885年台灣正式建省，不再隸屬福建省管轄），則展現了蔣渭水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以及同化政策下的抵抗。蔣渭水在日據時期被稱為「台灣第一反」，其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不屈的反抗與抵抗精神，應是今人紀念、尊敬蔣渭水最大的意義所在。

還原〈臨床講義〉的真實全貌

既然〈臨床講義〉中文版早已將「原籍」的十個○還原為「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渭水之丘」的主管機關宜蘭縣政府何以與日本殖民政府立場一致，仍然以塗銷的方式隱沒蔣渭水的原意，令人費解。宜蘭縣被視為黨外時期以來的「民主聖地」，而備受綠營推崇的林義雄先生在宜蘭設立了慈林教育基金會，廣為蒐集日據時期以降台灣社會運動的相關史料，成為研究重鎮之一。2015年蔣渭水移靈回宜蘭時，縣長林聰賢表示：「蔣渭水喚起台灣自覺文化，對抗不公不義，是社會運動與白色力量的展現。」那麼為了彰顯出身於宜蘭的蔣渭水對於台灣社會變革運動的重要性與地位，宜蘭縣政府更應該重視蔣渭水以民族意識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精神，還原刻在「渭水之丘」上〈臨床講義〉的真實全貌。

今日台灣「自我殖民」與「再殖民化」等力量不斷勃興，在抗拒國民黨及其建構出的虛幻中國意象的同時，卻不斷召喚「親日戀殖」的想像，以現代性的迷思掩飾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人民在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戒嚴時期，國民黨在言論思想上的檢查與管控令人不齒，黨外雜誌遂發展出「開天窗」的方式做為無聲的抗議。國民黨箝制言論思想的手法，與日本殖民統治如出一轍，然而，若為了反對國民黨，而選擇美化日本殖民統治，難道不是對日據時代以來投入反殖運動的台灣先輩的無情嘲諷嗎？

藍綠政治人物都相當敬重蔣渭水，尤其熱衷引用他的名言「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但都不約而同地抽空歷史脈絡，使之淪為空洞的動員口號，甚至被扭曲嫁接為台灣新興國族想像的號召。這句話源於蔣渭水發表在1927年1月2日《台灣民報》上的文章〈今年之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文中蔣渭水透露這句口號是受馬克思「萬國勞動者須要團結！」的影響，以及1924年國民黨一大之後「以最大多數的農工階級為基礎」的轉變，從而鼓勵台灣同胞團結起來，戮力於台灣解放運動。一旦避談蔣渭水畢生抵抗的對象是日本殖民統治，無疑只是在滿足當代「普世價值」的需求，蔣渭水等反殖先行者仍被他們的後代拒於門外。

蔣渭水在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左右路線上有其曖昧性，但他的民族意識與抵抗精神卻難以被否定。今年是台灣民眾黨建黨90周年，最好的紀念方式就是讓蔣渭水從日人刻意抹除的○○桎梏之中解放出來，讓他所關心的「台灣患者」的後代在使用蔣渭水十元硬幣、經過蔣渭水高速公路（國道五號）、到渭水之丘拍照留念時，都能體會蔣渭水遺留給這座島嶼的理想與信念。

• 1.順帶一提，傅力力是蔣渭水三子蔣時欽的妻子，兩人在二二八事件後離開台灣轉赴北京；蔣時欽是中共黨員，傅力力則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盟員。
• 2.參見：蔣朝根，〈文學的蔣渭水，革命的蔣渭水──《蔣渭水全集》補遺〉，載於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下冊。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進行的軍事佔領至今已長達50年，人權團體指出，過去50年來，以色列佔領了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透過軍事控制、歧視性制度與系統性的惡待來剝奪巴勒斯坦人的權益。近日，知名英國樂團電台司令（Radiohead）主唱湯姆·約克（Thom York）因為明確表態不會為了支持BDS運動1取消在以色列的演出，而引發巴勒斯坦運動團體的抗議。

本（7）月即將前往以色列特拉維夫（Tel Aviv）進行演出的Radiohead，日前在蘇格蘭GLASGOW音樂會進行樂團表演時，在場有支持巴勒斯坦BDS運動的民眾揮舞巴勒斯坦旗幟，向Radiohead表達取消在特拉維夫演出行程的訴求，現場卻遭約克比中指回應，學術與文化抵制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運動團體（Palestinian Campaign for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Boycott of Israel）對此認為，約克的態度就如同典型的「殖民者」般，不僅與壓迫者站在一起，更對巴勒斯坦人以辱罵回應。

實際上，早在6月初，約克就在接受《滾石》雜誌採訪時提到他對BDS運動的態度，當時他受到了來自BDS運動支持者之一、Pink Floyd樂隊創始人羅傑·沃特斯（Roger Waters）的質疑。在4月份的時候，沃特斯與其他幾位知名文化人一同簽署了一份呼籲Radiohead不要去以色列演出的請願書，後續在洛杉磯希臘劇院的演出上，更有民眾舉出寫有「電台司令支持以色列種族隔離制度」的橫幅表達抗議。在接受《滾石》採訪時約克提到，BDS運動裡有許多他欽佩的人，例如英國獨立電影導演肯·洛區（Ken Loach），但他強調，「我絕對不會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做。」此外，他也認為這些人不但不私下跟他討論，卻直接在公眾場合裡對他們「開砲」（throw shit at us），他沒有辦法理解，為何在以色列進行一場演出或者去大學裡演講，會成為問題。

約克也以團中吉他手強尼·格林伍德替自己辯護，說到格林伍德的妻子是一位阿拉伯猶太人，他有巴勒斯坦也有以色列的友人，並強調「想像一下那些對我們揮舞巴勒斯坦旗幟，說『你什麼都不懂』的行為，對強尼有多冒犯！」總而言之，約克不滿這些BDS運動者和文化人對他們的種種質疑「態度」，「都經過了這麼多年，這些我所尊崇的藝術家竟然覺得我們沒有能力自己做出道德選擇？」

在GLASGOW音樂會上，約克對揮舞巴勒斯坦旗幟的民眾比出中指，肯·洛區在《獨立報》發文表示，巴勒斯坦的許多組織都呼籲人們加入文化抵制的行動，以及無論如何「至少不要暗中破壞他們終止——以色列滿50年的軍事佔領、對其土地的殖民、以及影響巴人日常生活的系統性種族隔離——的抗爭行動」。洛區對於約克提到眾人只會向他們「開砲」的說法，是忽略了巴人如何失去原本居住的土地、在種族隔離的道路上逃難、並在以色列的檢查點與路障區受盡羞辱。所以，洛區強調，巴勒斯坦運動者也清楚知道當有人越過了他們的糾察線時，就是在協助「漂白」（whitewashing）以色列持續忽視《國際法》與聯合國決議、使惡行得以繼續的行為。

巴勒斯坦運動團體：文化與壓迫政治不能切割

由於Radiohead向來聞名於他們的政治參與，洛區因此更認為約克不應該在以巴問題上「去政治化」，他提到，支持廢除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倡議者Desmond Tutu曾經說過「在重大的不正義事件中，沒有客觀中立的態度。」以此要求Radiohead表態：到底要跟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站在一起？

而約克則在昨天（7/12）於推特上回應洛區，強調不會取消演出，因為「在某個國家演出不代表認可他們的政府」，下方則有巴勒斯坦團體留言提醒「文化不能與壓迫政治切割，難道你會在南非進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時候去演出嗎？」，而不僅如此，巴勒斯坦團體提到，擔心約克的行為將「暗中破壞抵制行動」的說法也並非空穴來風，約克對巴勒斯坦運動者比出中指的畫面及其所代表的意涵，獲得許多親以色列媒體的大力支持，並表示「Radiohead的表演讓觀眾如癡如醉，我們期待下週當他們在以色列以及一群更懂得欣賞的群眾前演出時，也是同樣地精彩。」

其他更詳細的有關2014年加薩屠殺以及以色列爭議的文章，請見以下多篇文章：

【2014加薩屠殺】

• 系列一 〈賊喊捉賊：以色列占領軍的「自衛權」〉
• 系列二 〈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基本認識〉
• 系列三 〈關於2014年加薩屠殺的基本認識〉
• 系列四 〈從美國密蘇里州的「黑白衝突」談巴勒斯坦的占領問題〉
• 系列五 〈紐約時報如何為加薩屠殺粉飾太平〉

【2016莎拉·舒蔓來台】

• 莎拉·舒蔓呼籲抵制以色列 反對用同志人權粉飾軍事佔領
• 帝國共謀下的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 學者：支持抵制運動 但要正視其限制
• 與莎拉·舒蔓對話 帝國輸出與台灣晉升慾望

【苦勞報導】

• 「恐伊斯蘭」給誰帶來好處？拆穿帝國主義的粉紅伎倆
• 神力女超人遭控為錫安主義者

【公共論壇】

• 談Mohammed Omer所著2014年以色列攻擊加薩記實

• 1. BDS運動全名是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意為針對以色列軍事佔領巴勒斯坦的行為，進行全面的抵制、撤資、與制裁行動，直到以色列停止對巴人的種族隔離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