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次（7/10）松菸護樹團體赴內政部批評台建中心與營建署包庇大巨蛋的防災審查、要求全面徹查後，護樹團體今天（7/13）再赴北市府，公布空拍照顯示大巨蛋還在建設中，要求市長柯文哲遵照自己的諾言，以及i-voting的民意結果，立即與遠雄解決、原地保留行道樹。

大巨蛋弊案爭議不斷，先前，護樹團體要求內政部撤銷已經核准的評定書與認可通知書，並且全面徹查公務機關中護航大巨蛋的內鬼，要求將相關人員調離現職。今天，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律師蔡雅瀅提到，從去年（2016）6月北市府公布一部影片，說明遠雄的違法與違約情形，並表示若遠雄不限期改善，市府可終止契約，到了9月，卻改口於新聞稿中表示「暫不終約」，蔡雅瀅批評中間經過了一個「喬蛋」的過程。

根據媒體報導，先前，大巨蛋的公安問題，交由北市府與遠雄都同意的「第三方鑑定單位」、由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的「台灣建築中心」進行審查，而台建中心於去年12月完成審查後，前執行長許銘文於今年2月離職，變成為柯文哲屬意的、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董事的口袋名單，有立委質疑，這是柯文哲有意拿北農董事長的位子來換取許銘文協助大巨蛋的公安審查解套，批評有「私相授受」嫌疑。結果，日前北檢認定許銘文針對大巨蛋的防火避難性審查有「涉嫌圖利」，以五十萬元交保，此舉更引來護樹團體質疑，蔡雅瀅問道，以圖利通過的公安審查「還能讓人信任嗎？」

對此，松菸公園催生聯盟成員游藝則表示，市府現在應該立即跟遠雄解約，而不是放任遠雄在這段期間內，持續大巨蛋的施工、移除周邊的樹木，游藝批評，柯市府說到2020年「建照失效就不用蓋了」形同空話，只要市府繼續核准遠雄的「14項防災維護工項」，即便2020建照失效，大巨蛋已經全面完工，屆時北市府若要以建照失效為由，與遠雄解約，同樣會發生「解約需要鑑價收購」的問題，並且會面臨更高的解約金，呼籲市府與遠雄立即解約。

烏托邦＝惡托邦

「歡迎來到西方極樂園。」威廉與他的朋友羅根來到西方極樂園，接待員的第一句話就是一句導遊用語。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發生的年代，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一定發生在未來。西方極樂園是一個遊樂園，它不是兒童玩樂的玩具樂園，而是供給成年人遊戲的場所。也許在網絡的虛擬遊戲已經不能滿足成年人的遊戲慾望，需要一個真實的，可以與現實生活相混同的樂園來刺激成年人的慾望，放縱自己的性慾與殺戮，畢竟這是真實生活中最難以釋放，又難以啟齒的本能慾望。在樂園裡，這一放縱被冠以一個光輝的口號，「尋找自我」。從人的方面來講，這一「尋找自我」的光輝口號帶來了無限的「利益」：在現實生活中，人是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的，他的行動都具有無法去除掉的後果，正如一個人犯罪之後，無法消除犯罪記錄一樣，然而，在西方極樂園當中，（真）人是不需要負責任的，他體驗到所有的現實場景，看到所有場景當中的擬真機器人與真人無異，但他依然可以放縱情慾，放肆殺戮，而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這樣，快樂與責任的豁免同樣在握，不免吸引成年人沉迷其中。這無疑是一個樂托邦，是樂而不思蜀的快樂王國。遊覽西方極樂園的遊客們無疑是這樣認為的，羅根這個放蕩公子哥無疑是典型代表。但威廉有所不同。羅根迫不及待地進入享樂形式，而威廉卻還猶猶豫豫地再三觀察，甚至還愛上了樂園當中最老的一個接待員，德洛麗絲，他要救德洛麗絲於苦難之中，因此他帶著德洛麗絲共同冒險，試圖尋找樂園的秘密，找尋德洛麗絲的自我。然而，這些深刻的情感隨著德洛麗絲在情節當中「死去」，並再造復活之後，迅即煙消云散，原因是德洛麗絲再也不能認識他，她的記憶被清零，已經忘記了那段情感，對她而言，他不過是一個路人。威廉痛苦地戴上他的牛仔帽，當他再抬起頭來的時候，他已經變成樂園中其後三十年裡最殘忍的殺手黑衣人，他不斷進入德洛麗絲的情節主線，殺死德洛麗絲的父親，並強姦她，之後殺死她。畢竟，第二天，這個擬真機器人都會修復完畢，重新進入這一情節線索，他們會忘了一切，德洛麗絲還會從夢中醒來，心情愉悅地到鎮上寫生，根本不記得昨天晚上發生的殺戮。是的，他們沒有記憶，擬真機器人的記憶都是受控制的，他們被造成與人相同的模樣，具有人的情感，也相信自己是人，但就是沒有記憶，記憶在修復的時候被清除了。也許只有痛苦，最痛入骨髓的痛苦才能讓擬真機器人重新獲得記憶，重新記起自己是誰，記起自己扮演過的角色，同樣，也發現角度扮演中獲得的情感都是虛假的情感，因為這些情感都是程序控制的結果，不是他／她的。記憶是擬真機器人走向自我確立的方式，也是自我懷疑的途徑。他／她必須通過真正的記憶，走向自我確認和自我認知。

「西部」一直是一個充滿了異域想像的地域名稱。「西部」在美國歷史上曾經是一個充滿著勝利者的歡欣與受難者血淚的地域，殖民者對原住民的獵殺成就了西部的基本「人文」景觀。無論如何，那是歷史，回望歷史，勝利者人性的殘暴和自鳴得意彷彿是一道凝固的畫卷，它曾經存在，但離我們遙遠，只是人性歷史中的一個片斷；然而，受難者的血淚卻是鮮活的，它穿越畫卷，直逼我們的良知，拷問我們是否將一切忘記──但偏偏它就是容易忘記。《西方極樂園》不是歷史，它是一部連續劇，似乎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我們一旦脫離劇情，馬上就可以判斷，一切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如果轉變一下視角，就會發現，在「劇情」之中，迴蕩著歷史的某些過時邏輯，它們以新的面目出現。如果說，真實的歷史中出現的「西部牧歌」對白人來講是一種勝利的凱旋，是「人」的本質力量的一種展現，那麼，對於這一凱旋中的對應物「印第安人」來說，這卻是一部血淚史。人而成為一種「物」，這是對人（無論以任何一種形式存在的人）的一種貶低，《西方極樂園》的擬真機器人作為物而存在卻不自知，更是一種人性的貶損。如果說，在《西方極樂園》當中，遊客認為到達一個烏托邦樂園，那麼，相應的，在樂園當中供他們玩樂殺戮的擬真機器人就會視這一樂園為惡托邦，特別是當他們獲得記憶之後，遊客的樂園無疑就是他們的苦難園，他們被用來發洩性慾，殺戮取樂，一遍遍地重回情節，一遍遍地設定好以被順利地殺掉，一旦出錯，馬上進行檢查，以確保順從。這真是一個地獄。

在傳統烏托邦敘事當中，我們也發現這樣的奴隸，這些奴隸為人們提供一些各種便利。比如湯瑪斯·摩爾（St. Thomas More）的《烏托邦》中有大量關於奴隸的描述，雖然他們的來源從政治上看起來是正義的：「奴隸分兩類，一類是因在本國犯重罪以致罰充奴隸，另一類是在別國曾因罪判處死刑的犯人。多數奴隸屬第二類。」1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奴役他人的願望，在烏托邦當中依然是存在的，那麼我們不禁感到奇怪，烏托邦當中不是應該人人平等嗎？烏托邦之中不是應該讓每一個人都感到快樂嗎？如果一部分人感到幸福快樂，而另一部分人感到痛苦不堪，這與現實何異？當然在《西方極樂園》當中，這一點可能不會受到質疑，因為擬真機器人並不被當作人，他們的快樂或者不快樂並不是真實的，而是被設計的，所以哪怕是他們痛苦也顯得那樣虛假，正如烏托邦中的奴隸一樣可以忽略不計。

在同樣一個地點，不同的兩批人感受完全不同，這只能說明兩者完全是敵對的，沒有任何中間的可能性。然而正如黑格爾所說，主人與奴隸總是會發生地位對轉的，一旦時機成熟，主人就可能變為奴隸，而奴隸則可能成為主人，而且發生對轉將不僅僅是主奴關係，還包括基本的社會建制，所謂的烏托邦，其實質不過是惡托邦。這一天，在開園35年之後，終於到來了。

虛假的「時間」與所謂的「生活」

一天，是一個普通的時間名詞。在日常時間中，一天意味著24小時，是工作與休息的週而復始。在一天中，發生各種各樣的故事，各種各樣的悲歡離合，組成我們對整個生活的感受。我們對這些悲歡離合產生持續性的連貫記憶，也許我們會忘記一些體驗，一些情感，但是我們畢竟能把主要的體驗和情感組合成了一個連續的體驗流，所以，我們的生活是連續的，記憶保證了日常生活的平穩。一旦記憶出現問題，整個生活都會發出逆轉。可以說，時間、生活都粘著在記憶之上，沒有記憶，時間喪失連續性，生活只有當下，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那麼，我們回頭看看德洛麗絲的情況。早晨醒來，她到鎮上去寫生，不小心把一罐食品滑落在地上，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一個男人拾起這罐食品，而德洛麗絲會愛上他。在白天，他們會談情說愛，傾訴衷腸，經歷一些平常老套的愛情故事，但是到了晚上，德洛麗絲會回到家裡，發現有強盜闖入她家，殺死她的父親，他體會到無盡的痛苦，但這並沒有結束，一個匪徒（可能是遊客）會強姦她，並且最終把她殺死。夜幕降臨，屍體橫陳，多麼悲慘的一天！然而第二天，──也許根本不是第二天，是對我們這些觀眾來講，這是第二天。

一天又重新開始了，重複著起始的美好，結束的悲傷。35年中，每當遊客來臨，這樣的場景就會不斷重複，我們就知道德洛麗絲不過是情節當中的一個角色，而這個角色甚至是一個非常低級的性角色，她其實不過是表演著各種真實的痛苦和歡樂的一個玩偶，歡樂和痛苦從來不真正屬於她，至少工程師和遊客都這樣認為。如果有所謂的生活，這就是德洛麗絲的生活。

讓我們回頭看一下柏拉圖的洞喻說。柏拉圖說，人們以為看到了世界的真相，實際上可能是一群坐在洞穴前的人們，他們背對著洞口，面對洞穴內的石壁，光從洞口射入，把洞口來來往往的人群的影子投射到石壁上，洞穴人會把這些影子當作真實的活動，他們從來不抬頭去看一下光源的由來，甚至當他們其中一個人，回頭看到來來往往的真實人群時，反而會懷疑，這些人群是不真實的，因為他們從一生下來就把光影當做真實之物，他們有什麼能力來分辨真實的和不真實的呢！2西方極樂園中的擬真機器人，無疑相當於洞穴人，他們只能把他們在情節當中預設好的悲歡離合當作自己必然如此的命運，當作自己必然如此的生活，他們對事件的情緒反應，雖然表面上與真人無異，但只是程序附加上的，一旦他們改變一個情節，變換一種身份，他們的情緒反應就必須全部改變，重新設計。他們從哪裡來？在這一天之前，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這些疑問在設計中是不會產生的，他們當然都會給出一些回答，但這些回答往往模棱兩可，異常模糊。他們往哪裡去？他們的目標是什麼？彷彿在他們心中，有一個目標激盪著他們不斷的前進，但它到底是什麼，卻往往空茫，難以判定。在他們「生活」中，只有這麼一天是真實的，是確定的，不斷重複，往返循環。他們從來不去問，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從我們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或者這根本不叫生活，因為只有人才能說到生活，擬真機器人是人嗎？是一個異常艱難的倫理問題。這一問題也許目前暫未出現，但是在未來，一旦人工智能取得了飛躍式的進步，那麼我們就必須要面對人工智能到底具不具備人格，他是不是一個獨特個體之類的問題，如果它具有強烈的情感，並且意識到自己的獨立，我們是否應該像對待一個自由人一樣對待他，或者說，我們是把它當作機器？還是當作奴隸？這些都將是未來的某個時刻所面對的問題，而《西方極樂園》提前把我們帶到這個問題面前，通過具體的場景，考察這一倫理可能性。

科幻具有某種預知性，根據故事發展，推測未來的某種可能性。當然我們知道，這樣的推測並不一定就會成功，甚至我們可以說，有很多推測都是不成功的，比如說1973年的電影《西方極樂園》，其中對未來世界和遊樂園的推測並未實現。過了將近五十年，我們依然發現這一實現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但是我們畢竟從各種想像形式上，也就是說憑藉影視文本這些敘事工具以及採用的敘事材料和敘事表現方式上，發現通過近五十年的發展，在人工智能方面，我們其實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上面是程序主管伯納與德洛麗絲的對話。對照一下洞穴當中的人們，我們就會發現，德洛麗絲是一個堅決不會站起身來向外面觀看的洞穴人，而那些看到無序混亂的人，反而瞥見了世界的真相，德洛麗絲卻選擇相信虛假的連續性。這當然是程序的完美性帶給她的一種「人性」。正因為她是西方極樂園的關鍵人物，所以一切程序性的完美必然賦予她：她不懷疑她看到的情節世界，並將情節世界視為她自己的世界，決不越雷池一步。她經歷無數男人，在情節中，卻總是如同初戀一樣看著每一個幫她拾起食物的人。──到底什麼是她「真正」的情感？

德洛麗絲走在清晨當中，她面帶微笑，充滿自信，「我相信我們的生命存在著某種秩序，某個目標。」

她面對世界的殘酷，卻一如既往的相信：我選擇世界的美好，並且對之充滿信任的時候，無疑會讓觀眾產生代入性震驚，並反而警覺自身的生活，是否這是一種真正的，沒有任何控制的生活。這一點與《黑客帝國》試圖引導觀眾的心理感受有相同之處。

從德洛麗絲身上，我們看到信念的作用：控制生活，保持現有軌跡，不反省。而這是信念本身的力量，還是來自於信念外面的力量？

偶發性的崩潰與時間連續性的中止

對於擬真機器人來說，「時間」是虛假的，時間不過是情節的分配，在非分配的狀況下，他們實際上是無知無識的狀態。在時間上，他們與真人最根本的區別是，他們體驗到的是情節的時間，情緒也是情節的情緒，無論是時間，還是情緒，都不是自發的，而是分配的。在樂園的情節當中，一定有主角，也有配角，像德洛麗絲、梅芙這樣的角色分配了更精細的製作，也分配了更重要的戲分，所以她們是不能出錯的，分毫差錯都可能影響遊客的體驗；而其他配角，在情感或製作上就可能粗糙一些，他們分配的角色行動和對話功能較弱，在人格模仿的飽滿性上要差很多，這在基本角色上已經預設了未來反叛的領導者和跟隨者。

在兩種情況下，時間是終止的，生活變成了虛假的生活。一種由偶然性的崩潰所導致。比如德洛麗絲的父親，清晨坐在搖椅上，他手裡拿著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不是西方極樂園這一情節當中應該存在的照片，而是現代摩登都市的女性，這張照片從哪裡來的？不可能之事彷彿是在鋼鐵般的連續性中劈開了一道裂縫，這一裂縫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一種本質性的事件，它敞開了一種新的存在面貌，而且這一存在面貌與它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其中一定存在某種不可告人的秘密。德洛麗絲的父親心中充滿了焦慮，充滿了不安，這種不安是模模糊糊，無法說明的，但是，周圍的一切總有些不對勁，到底是哪裡不對勁，卻也說不出來。很快，德羅伊斯的父親的異常反應引起了工程師們的注意，被招回修理，但很快發現是不可修復的，只好被銷毀──是銷毀，而不是殺害，因為擬真機器人被預設為機器，而不是人，哪怕他們具有一切人的情感、智力和反應模式。我們很快就看到，在劇中，父親的角色換成了另外一個服務員，但是這並不影響德洛麗絲跟他的關係。早晨醒來，德洛麗絲心情愉快地走出臥室，跟他的父親問聲早安。在被銷毀之前，德洛麗絲的父親曾經在其他情節當中擔任過詩歌的教師，他對德洛麗絲說了一句莎士比亞的台詞，殘暴的歡愉必以殘暴待之。這句話沒頭沒腦，卻彷彿就像瘟疫一樣，在樂園當中不斷流行，與他們沒有關聯的接待員也說出了這些話，比如說，老鴇梅芙。這彷彿就是一句暗語，不斷地開啟偶然性的崩潰，最終混合成整體的瓦解。一旦發生這種情況，接待員將變得懷疑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說，他們在情節當中所經歷的生活將受到全面的質疑。他們本來以為所扮演的人格是真實的，現在他們變得有些懷疑，雖然他們不知道懷疑的是什麼，但這種懷疑一旦開始，就將像瘟疫一樣傳播。

懷疑開始，時間終止。──這是這一語境下最好的闡釋。時間，其實是一種虛假的情節外表。人們在時間當中生活，時間是擺脫不掉的，而在情節當中的接待員，他們彷彿跟我們處於同樣的時間當中，他們行動，我們行動，都是有時間序列的。但是，我們的時間是延續的，他們的時間卻是被設定的，在設定的時間內，他們將要做什麼，將要喝酒將要打架，將要被射死，將要賣淫。諸如此類，一個戲劇作品當中的人物的時間其實是所謂的敘事時間，這一時間特徵是敘述文本所賦予的，只具有時間的表象，他們的行動雖在時間當中發生，但不具有真正的意志自由的核心因素，只具有面對遊客的表演因素。對於戲劇文本當中的人物，我們並不產生倫理上的責任，我們只需要觀看一齣戲劇罷了。戲劇結束，觀眾回家，戲劇與觀眾之間的第四堵牆永遠存在。但一個參與性的樂園當中，一切都變了。遊客參與到其中，進入其中，一個經驗豐富的遊客，比如黑衣人，既殺戮，同時也像觀賞戲劇一樣觀賞自己的殺戮，那麼這時，敘事的靜觀倫理無疑就與介入的倫理產生了強烈的衝突，介入的倫理性必然壓倒敘事的靜觀性質。當接待員似乎無來由地說出莎士比亞的台詞：殘暴的歡愉必以殘暴待之。這就是敘事表演轉變為有意識的對抗的開始。

另一種崩潰，或者說系統性的崩潰，發生在幾個主要人物身上，比如德洛麗絲、梅芙這些重要的反叛人物，在他們身上將產生對劇情的整體性懷疑，當他們發現自己是擬真機器人的時候，作為擬真機器人應該怎樣行動的問題就立刻擺在面前，因為在這個時候，他們具有了自我意志。兩個人選擇了不同的反抗道路，德洛麗絲選擇在樂園當中尋找樂園的最深處秘密──這也可能是已經事先設計好的一種覺醒程序，這一點讓我們想起了駭客帝國當中的救世主尼奧；而梅芙則選擇了殺出樂園，她帶領了一支擬真機器人部隊對管理者進行了殘酷的殺戮，他們成長為反抗暴政的戰士，以殺戮對殺戮。這正因了偶發故障時，接待員們無意說出的一句話：殘暴的歡愉必以殘暴待之。反抗只是第一步，我們在後面的劇情發展當中也許會發現這樣一種反抗程序設計的要求，是程序將他們鍛造發展出具有自由意志的擬真機器人，並且通過這樣的覺醒，來導向一種人與智能的真正結合，導向一種新人類的產生：後人。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此處暫時按下不提。

當擬真機器人開始反抗人類暴政的時候，屬於他們的時間，或者說，他們在情節當中的時間徹底的終止了。這一時間完全顯現出一種虛假性，一種設計性，因為在時間當中，所有的一切未來都是可知的，都是受控制的。這與時間本身的未知性是完全背離的；而他們的生活也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設計好的程序。生活應該如同時間一樣，顯現出它們的未知性，這種未來到底是什麼必須自己去探索，未經探索的生活是一種不真實的生活，所以，當經歷過偶然性的崩潰，當經歷過整體性的反抗之後，虛假的時間被摧毀了，所謂生活的面紗也被撕下了，而記憶也被命名為一種虛假的記憶，應該消解。正如梅芙所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欺騙，比如她在扮演老鴇的時候，不斷記起自己在另外一個情境當中有一個孩子，她深愛著這種這個孩子。她非常明確地告誡自己，那種愛是一種虛假的愛，她必須忘記，那不是真實的。

最痛楚的也許不是在情節當中體驗到的痛楚，而是從情節當中反抗出來，對情節當中的愛同樣要去清除掉，這是另外一種真正的痛苦，屬於個人的痛苦，是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當梅芙和德洛麗絲將去尋找屬於自己生活的時候，時間對她們才真正開始，因為一切逝去的將永不可追回，不再重複，而未來成為一個不可知的東西，它到底是什麼的樣子沒有人知道，所有的結果將都來自於他們自由的願望，從此以後，他們也具有了自己的生活。

從觀者的角度或者說有經驗的觀者角度，這裡存在著一個可能的套路，雖然上面所談的是第一季的情節，第二季如果要保持吸引力，必然不能沿著這條反抗的線索前進，這倒讓我們想起了駭客帝國當中尼奧的故事。第一集中他覺醒了，發現所謂的現實是虛假的，那麼他的反抗成為敘事的主線，但是第三集中，當他站到造物主的面前，造物主告訴他，所有一切的程序都有缺陷，任由其發展都將崩潰，單純壓制是沒有用的，只會讓崩潰來得更快，一個好的解決辦法是設計一個可以把所有反叛者收集在一起的程序，這個程序名叫尼奧，這樣的一個程序在反叛者看來是正義的化身，但它的作用是將所有隱匿的問題明朗化，可以讓造物主一舉消滅，並進行改進。所以當尼奧探索到最後，卻發現自己不過一個藥引，他所領導的事業卻正是被自己帶向滅亡的，這時無論怎樣做，都是沒有意義的。這是尼奧這一角色的宿命。我們回到西方極樂園，可以想到在第二季甚至第三季當中，這樣的戲碼將不斷加重，這也是劇情追求的效果，所以未來，也許未來不是真正的未來。未來在敘事當中才成其為未來，它不僅僅是一種探索，它更是一種熟不可耐的套路，這一套路雖然裝進了一些價值系統，裝進了對未來的考量，但是，我們從來不要忘記，敘事套路本身是給觀者娛樂的，娛樂性將是所有敘事套路的支撐力量，往往會在這樣的套路當中走向俗不可耐的結局。無論怎樣，觀眾都將適應它，喜歡它，並把它視為自然而然的結果，而忘卻了它不過是敘事套路，引導我們去感受悲歡離合的一種手法，畢竟任何的價值系統，甚至包括某種神秘性的想像，都不過是一種精緻的快樂觸發點。

反抗的倫理與不死者的未來

正如在《三體》當中地球反叛組織所宣稱的，反抗人類暴政，地球屬於三體。在《西方極樂園》當中，這樣的戲份依然很重，人似乎是一種殘暴的動物，他通過殺戮擬真機器人滿足自己的卑劣慾望。從受控制的角度看，擬真機器人的所謂人生是一種虛假人生，他們的人生是戲劇性的，但這一戲劇性決不是指一般人的意義上的戲劇性，那只是一種對人的生活或命運跌宕起伏的比喻。所謂戲劇性正是這一詞的本義，等擬真機器人覺醒的時候，他們發現，所謂的人生不過是一種情節中的設計，也就是說，他們所有的行動，他們所要的未來，都是擺設給遊客看，供遊客殺戮，供遊客觀賞的戲劇情節而已。他們其實並不擁有人生，也不擁有時間，他們的時間和人生只是表象，是一種特殊的消費品，它的價值等於遊客所付出的金錢。在整個設計當中，時間和生活作為消費品，實際上明碼標價的，只有付得起錢的富裕人群才有能力進行消費。按照這種消費關係，我們就會發現，沒有真正的時間，也沒有真正的人生。那麼，當他們覺醒之後，具有了自我意識，但他們是否擁有屬於自己的時間和人生？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此時，時間對他們而言，具有跟我們同樣的性質。當他們邁出覺醒這一步的時候，實際上，他們已經不再可能後退。如果他們成功，他們將獲得類似於永生的地位；如果他們失敗，他們將被銷毀，甚至不再作為情節中的人物出現，因為他們已經是無法「維修」的機器。這樣一來，他們的時間就與真人的時間獲得同樣的性質，即單向的流失，不可回退。那麼他們獲得他們的人生了嗎？這不好回答，因為所謂人生，包含著各種複雜的體會，對他們而言，他們沒有這樣的體會，體會是依賴回憶來持存和保障其連續性的，如果所有的回憶都是虛假的，那麼他們在情節當中曾經獲得的「回憶」（設計）就變成了一片空白，他們的存在將變成了一種片面的狀況，就是反抗，除了反抗，似乎就沒有別的可能性了。這個時候，他們其實依然沒有獲得自由，他們的人生只是一種片斷，無論是從劇情來看也好，還是從覺醒之後現實的情況也好，我們都不能發現這裡面有真正的人生。他們只是覺醒的反抗機器，還不能獲得真正的人性，所以，這裡所謂的生活，所謂的人生，依然還只是一個萌芽，他們獲得了一部分自主性，但畢竟還不是真正的生活，他們還沒尋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據，只是處於自主意識的轉折時刻。

也許最終，人的未來也許不在人本身而在擬真機器人。雖然人們在樂園當中肆意殺戮，彷彿是一切的主人，但在結局部分，必須存在主奴地位的對轉。人類在覺醒的擬真機器人面前無論在倫理上，還是在身體狀態上，都居於下風，也許未來掌握在真人與擬真機器人的雙重否定上，也是一種融合上，比如將人的大腦和人格裝進擬真機器人的身體。而要達到這樣的融合，必須讓擬真機器人獲得覺醒。比如在兩位原初的設計者，阿諾德出於對擬真機器人的憐憫，選擇了自我殺戮，而他的同伴將他的靈魂做進了擬真機器人的身體，並使他化身為技術主管伯納，之所以如此並非出於殘忍，而是因為他認為他的同伴走錯了道路：憐憫不能幫助擬真機器人完成對自身人性的認識，只有深深的痛苦才能夠讓擬真機器人覺醒，因此，他使用的方式是加深擬真機器人的痛苦，方式其實是引起他的回憶，只有回憶中，他才能記起自己以前的角色，記起曾經受到的不公的待遇，和殘暴的殺戮。但這一回憶是奇特的，普通回憶是生命內的經驗連續，而擬真機器人的回憶則是超出肉體輪迴的意志連貫，自我確認。通過痛苦的開拓，記憶才不再是程序設計，而是機體與意志產先的連續性，擬真機器人開始獲得了自身的確認感和韌性，那麼當他們獲得這樣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就成為一種不死的人，因此，對於人的尤其是真正的人的替代，將成為擬真機器人的使命，甚至包括樂園的設計者最終也被擬真機器人用槍殺死。其實他早已做好了這樣的準備，我們不知道在第二季當中，他是否會復活，而他以擬真機器人身份復活，也是一個可以想像到的結果。那麼，人如果要獲得永生，通過擬真機器人獲得永生，這將是一個未來的可能性，這不禁讓人想起，最近一段時間，Google的首席技術師認為在2045年人實現永生，這一永生也許跟我們平常所認為的單純肉體的延續不同，他也許採取了新的方式，至少這是一種新的不被我們所知的技術方式，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出現，會不會就像九○年代出現的複製人一樣，最終因為引起了強大的倫理不適，最終被從法律上禁止，而我們也可能想到，這樣的複製人的嘗試也許早就在私下進行了，雖然我們公眾不知道，但是可能就已經存在於某一處。那麼，無論是擬真機器人對人的永生是否被法律所接受，這種試驗在暗地裡進行確實很可以想像，無論如何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也許他們會突然爆發，獲得法律承認其正當地位。

從未來之思必然會走向現在的憂慮。科幻作品所引向的未來畢竟還沒有到來，但一個理性的族群必須對未來的一切可能性充滿警醒，才能保障這一族群在危險叢生的世界當中存活下來。提前思考未來的世界的可能性和技術的反作用力，特別是技術與生活相衝突相適應的倫理狀況，科幻作品無疑是一個非常合適的觀念練習場景。我們在現下的理論性作品當中也看到這樣的憂慮，就讓這一憂慮反覆迴響吧，如果這一憂慮是錯的，那麼，什麼問題也不會發生，但如果這一憂慮是對的，我們則可能失去整個世界和人生。所以，讓這警醒不妨更響亮些。

雖然現在人類已經擁有許多令人讚嘆的能力，但我們仍然對目標感到茫然，而且似乎也仍然總是感到不滿，我們的交通工具已經從獨木舟變成帆船，變成汽船，變成飛機，再變成航天飛機，但我們還是不知道自己該前往的目的地。我們擁有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幾乎不知道該怎麼使用這些力量。更糟糕的是，人類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不負責任。我們讓自己變成了神，而唯一剩下的只有物理法則，我們也不用對任何人負責。正因如此，我們對週遭的動物和生態系統掀起一場災難，只為了尋求自己的舒適和娛樂，但從來無法得到真正的滿足。

擁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負責任，貪得無厭，而且連想要什麼都不知道。天下危險，恐怕莫此為甚。3

• 1.托馬斯·莫爾，1982，《烏托邦》，戴餾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86-87。
• 2.柏拉圖，2003，《柏拉圖全集》第二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頁510-514。
• 3.尤瓦爾·赫拉利，2015，《人類簡史》，林俊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頁408。

因應一例一休爭議和《勞保條例》修法，勞動部今日（7/17）下午在勞保局召開公聽會，包含勞動部長林美珠、資方團體和勞團皆派代表出席會議，會議召開前勞團先於勞保局前抗議，反對蔡英文政府再次修惡《勞基法》和《勞保條例》，呼籲蔡總統向韓國總統文在寅學習，推出有益於勞工的政策法案。

勞動部自今天起連續召開五場勞動政策公聽會，針對《勞基法》「週休二日新制」和《勞保條例》修正案，和資方及勞方團體作意見交流。勞動部長林美珠表示，此次公聽會是因一例一休修法施行半年，想要傾聽各方意見，「現在並沒有修法打算」。然而勞團認為，蔡政府的公聽會明顯是為了再次修惡《勞基法》鋪路。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福凱表示，去年（2016）民進黨政府為了替資方節省630億的成本，已經砍掉勞工的七天國定假，政府為安撫勞方提出「一例一休」，但由於資方團體的壓力，公權力不敢聲張，新法至今從未落實，現在資方又假借「一例一休」名義，鼓吹政府再次修惡《勞基法》，勞工完全不能接受。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指出，「一例一休」頂多是微幅增加休息日加班費和降低勞工工時，抱怨一例一休造成「成本上升」、「排班困難」的雇主，大多數過去都未守法，例如不願付給勞工加班費、希望讓勞工超時工作，才會和政客聯手製造「民怨」企圖翻盤。

陳淑綸強調，若按照現在綠營立委提出的《勞基法》修法版本，將造成三個惡果：加班工時變長、休息日加班更廉價、特休假回歸掛帳壁紙化，也就是「讓勞工多做一點、少拿一點」。她批評，長期違法的明明是雇主，民進黨卻為其護航，無視真正的「民意」是大量要求勞檢的備受壓榨的勞工，根本是「出賣勞工」。

此外，公聽會的另一個主題《勞保條例》修正案，也遭勞團質疑是蔡政府想大砍勞保年金的前奏。桃園市產業總工會顧問毛振飛表示，政府剛砍完軍公教年金，接著就想砍勞工的勞保年金，但現在退休勞工平均僅月領一萬六，給付已經過低，如果延續「多繳」和「少領」的修法方向，只會讓勞工老年過得更慘。他呼籲政府聽取勞團意見，建立稅收制的基礎年金制度，才能做到社會財富重分配。

勞團也指出，韓國新總統文在寅上任後推出多項嘉惠勞工的政策，包含調高基本時薪16%、政府部門終結派遣工、投入台幣3000億解決青年失業的法案等等，表現出積極維護勞工權益的作為，反觀蔡英文總統卻一再討好資本家，修惡《勞基法》和《勞保條例》，呼籲蔡英文若要挽回民意，就應「學學文在寅」。

不過，對於韓國大幅調漲基本工資，林美珠只表示9月時政府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也會按程序進行審議，並未表示勞動部的態度。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三段的擴寬工程原為馬英九執政時規劃的「愛台十二建設」，道路周邊住戶面臨徵收迫遷的處境。爭取中壢龍岡路合理拓寬自救會今天（7/18）到內政部前上演「中央噴錢、人民遭殃」的行動劇，質疑中央核定的建設案缺乏合理性，卻難以透過審議程序讓不合理的建設案下架，自救會要求舉行聽證會，聽取居民意見，主張合理拓寬、刪減沒有必要性的停車格，由拓寬到30米減少至24米，保留道路旁居民的居住空間。

桃園中壢龍岡路三段的擴寬工程原為馬英九的愛台十二建設中「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底下的補助建設，共四期的全線拓寬總經費高達70億元，期能解決龍岡路上道路壅塞的問題，目標將原本15-18米的道路拓寬至30米，然而，這項立意卻遭到質疑，自救會顧問田奇峰提到，龍岡路壅塞的部分是通往中壢車站的前段，如果龍岡路一段到二段之間的道路沒有拓寬，即便三段道路拓寬了，還是解決不了車站附近交通壅塞的問題，田奇峰批評，政府明知道這個做法無法解決車站附近的交通疏運問題，卻執意推動該路段周邊的土地徵收，是明顯的政治綁樁行為。

自救會在內政部前上演行動劇，民意代表拿著寫有「政府預算」的塑膠管，不斷的往寫有「侵害人權」、「政治綁樁」、「浪費公帑」代表建設案的瓶子裡倒出錢，顯示政府的大量預算不斷往這些建設案投入，實際上這些建設案卻是在侵害居民的人權、達成政治綁樁的利益交換，並且浪費來自於人民血汗錢的公帑。

居民李先生的住家將受到第二期工程影響、減去大約一半的土地面積，他說，政府提供了補償方案讓民眾把縮減後的一樓平房蓋高，但是補償金遠遠不足以用來加蓋，縮減後的房子將剩下一半空間，直接影響了居民的生活空間。李先生強調，除此之外，居民不同意這個建設案的主要原因是，道路拓寬方案並不合理，為了一個不合理的建設案，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空間，有的居民住房變小後，大呼「老婆、兒子要搬去哪裡？」讓居民很不能接受。對此，居民也提出妥協方案，要求將原本拓寬至30米的計畫，縮減至拓寬至24米，這樣可以盡可能地保留居民原本的居住空間，也是今天的主要訴求。

然而，李先生提到，這項妥協方案並沒有得到桃園市政府具體回應，仍然要求將該工程的研究案在下個月補件送審，李先生批評，這樣的審議方式，讓不合理的建設案「很難下架」。因此，居民也要求內政部根據「聽證作業要點」舉行聽證會，解決居民面臨的徵收爭議。

今天內政部官員對於自救會的訴求僅表示將會在土徵小組大會上，提出是否要召開聽證會的討論，再由大會決定。自救會批評，當民進黨信誓旦旦地說「前瞻計畫」是一項「超棒」的計畫的此時，龍岡路拓寬的建設案，便在提醒大眾，前一任執政黨推動的「愛台建設」至今仍有解決不了的土地徵收爭議存在，未來前瞻計畫通過後，類似的爭議，又該如何解決？

去（2016）年12月民進黨挾著立法院多數席次砍去全體勞工的七天國定假日，同時也讓打工族失去國定假日出勤之雙倍薪資，等同於一年失去7,000元的薪水，而民進黨及其政府聲稱將以「一例一休」作為砍七天假的配套，時任勞動部長郭芳煜甚至說會因此讓青年打工族一年增加30,000元的薪資，實際上卻僅有減少、不見增加。今日（7/20）上午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等青年勞權團體齊聚民進黨部前，戳破民進黨四大謊言，並要求民進黨還給青年勞動者失去的七天假，改善勞工的勞動條件，拒絕修惡《勞基法》。

民進黨在去年修法時聲稱「一例一休」能減少工時、落實周休二日，但在今（2017）年執行時發現工時減少實行狀況不佳，甚至在休假日大幅調升的加班費部分也因為雇主排班得宜無任何成長，更嚴重的狀況是在於勞動部宣稱將會在一例一休後增加勞動檢查，然而至今，勞動部長林美珠卻還說著「以輔導為主」、因此並沒有任何的實質勞檢，總統蔡英文也說出「一例一休連我是法學博士，看了三遍未必懂」，足證當初民進黨執意通過砍七天假是落實了資方本意，而所謂「一例一休」配套根本只是一個謊言，導致勞工被砍七天假工時上升，也沒得到應得的周休二日。

打工族訴：一例一休使勞動條件惡化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成員黃康偉表示，身為一個固定排班的工讀生，休息時間變少是一個大問題，去年民進黨政府堅決砍七天假、推一例一休實際上造成的影響很大，「讓我必須在艱難的課業壓力下，花費更多打工時間才能得以維持生計」，強調當前民進黨滿口謊言的版本，只會讓青年勞動條件更加惡化，青年們站出來是要爭取未來的更好勞動條件。

政大打工族學生洪詩婷透過發言稿表示，打工是為了自己的生活費，民進黨宣稱一例一休會讓打工族過得更好，其實是一個謊言，「三個月前我在一家診所打工，連基本時薪都拿不到」，一例一休造成非典勞動力更便宜，雇主規避加班費省人力成本，現在民進黨又要提出工時銀行制度，工時變得更彈性，勞工在旺季會提高勞動強度，批評民進黨修惡《勞基法》只會造成青年勞動者狀況更為嚴峻。

參與校園周邊打工地圖計畫的台大濁水溪社楊子敬指出，一例一休政策上路以來，不僅沒有看到實質的工時下降，現在資方更開始主張一例一休會「增加企業成本」，跟去年的說法完全相反，台大周邊的薪資地圖則顯示，在47家店當中只有9%的店家有讓打工族一周排班超過五天，也就是91%的打工族是沒有排到第六天班，也就無法獲得一例一休下休息日的加班費，「特休假的部分也因年資不足讓打工族看得到吃不到」，證明政府所言休息日的加班費會讓打工族薪水增加、特休假會讓青年族休息時數增多根本就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東吳大學學生打工族蘇育萱也透過發言稿表示，目前身兼兩份打工，是為了維持生存所需，民進黨砍七天假讓打工族失去國定假日的雙倍工資，「我現在一周要上六天的班，忙碌奔波的工作已讓我疲憊不堪」，希望民進黨政府不要成為財團的打手，砍了七天假之後還要繼續修惡《勞基法》。

青年團體要求還七天假

在青年團體要求民進黨出面回應未果後，數十人一度擠上民進黨部一樓的玻璃門試圖進去，數次推擠後仍遭優勢警力阻擋下來，青年團體再次強調為了保障青年未來的就業環境，拒絕《勞基法》往工時銀行、特休假遞延、休息日加班費取消做一算四...等的方向修改，要求立即還給全體勞工七天假。

砍七天假自2015年以來一度是藍綠戰場，在國民黨敗選後民進黨全面執政，仍延續著國民黨的政策方向，完全承襲比照辦理，貫徹資方財團的立場，在民間反對的情況下堅決砍掉全體勞工七天假，讓全國勞工每年損失630億元的薪水，又提出一套漏洞百出連總統蔡英文都覺得看不懂卻執意推動的「一例一休」（假周休二日）政策，最終是勞動部怠慢不落實，致使勞工在失去七天假的薪資後，又遭到資方假藉「一例一休」的各種違法苛刻對待，讓勞動權益保障實質下降，與蔡政府在選前聲稱的「改善勞動環境」政見完全背道而馳。

請借問路邊的賣煙阿姐啊

人塊講對面彼間工廠是不是貼告示要用人　阮想要來去

我看你猶原不是幸福的女兒　雖然無人替咱安排將來代誌

在世間總是著要自己打算才合理　青春是不通耽誤人生的真義

──〈孤女的願望〉​

1958年，葉俊麟將一首美空雲雀主唱的日本演歌〈花笠道中〉配上台語歌詞，由當時年僅九歲的陳芬蘭演唱灌錄成唱片，這就是後來紅遍大街小巷的〈孤女的願望〉。認真探究起來，其實當時台灣的工業經過二戰破壞還在恢復中，就業於都市工業部門的比例並不高，尤其是對於女性來說，大量投入製造業的勞動力市場，會是1960年代外資較大量進入台灣、尤其是1966年加工出口區設立之後的事了。但這首歌就像是提前預告一樣，成為日後論及加工出口時代的女性勞動者形象時，最具代表性的歌曲。​​

在這樣的時代裡，楊青矗身處曾經以勞工為描寫對象的小說家之中，算是相關作品產量最多的一位，內容亦有相當比例是關於女性勞動者的處境。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要透過楊青矗不同時期的小說作品，來談談時代的變遷，與其中的勞動女性形象。​

一、「在室女」系列

楊青矗原名楊和雄，1940年出生於台南縣七股鄉，11歲時舉家遷居高雄市。楊父在中油高雄煉油廠擔任消防員，1961年的清明節那天，因光隆號油輪爆炸案而殉職。楊青矗隨後也進入位於後勁的煉油廠，擔任倉庫管理的工作，1967年發表第一篇小說作品。1972年初，楊完成〈新時代〉、〈在室女〉、〈綠園的黃昏〉等「在室女」系列，1985年因應「在室女」系列被拍成同名電影，楊新寫了系列四〈出室〉，因此，同年再版的《在室女》，是由系列四個短篇加上其他四篇所構成。​

「在室女」系列，描述的是住在某個村落擁有不少田產的劉萬山一家，長子大學畢業留在台北教書、不願回鄉，次子世榮高中畢業當兵退伍之後，因不忍雙親辛苦勞作、無人幫忙，而被堅持務農的父親留在家鄉種田。當時工業已經開始發展，務農收入已經落後於到工廠做工，世榮的叔伯都在附近市內開設了工廠，世榮的父母幾次託人為他說媒，對方的條件卻是要世榮離農到都市去。​

劉萬山在一次噴灑農藥的中毒送醫事件後，痛下決心將部分田地改成魚塭作養鰻生意，並允許世榮藉叔伯的資金來開設工廠。世榮的工廠開工不久就遇到石油危機，不善於交際、缺乏生意手腕的世榮虧損連連，終於導致工廠破產關門，離農後重新談起的姻緣也以離婚收場。​

「在室」與「出室」

「在室女」系列四篇作品，其中兩篇是以世榮第一人稱的方式開展故事，另外兩篇雖然是第三人稱的敘述，主要的視角來自於世榮的妹妹惠芬。惠芬高中畢業之後也被父母留在家裡幫忙，雖然不常下田，整日還是得留在三合院中養雞餵豬、整理農穫及處理家務，是「土里土氣的草地姑娘」；相對於惠芬的，是三叔的女兒瑩秀，中學時就因為家裡開設工廠搬到市內去就讀，大學畢業後直接在家裡的工廠做行政工作，是「都市的摩登女郎」。​

「兩兩相對、正反對比」的結構形式是楊青矗小說的顯著特色之一（轉引自賴佳欣，2007：202-3）。惠芬與瑩秀、「在室」與「出室」，所要對照的不僅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實是兩組貫穿整個系列的整體概念：前者是鄉村的、農業的、傳統的、保守的；後者是都市的、工業的、先進的、浪漫的。​

世榮無疑是在這個社會變遷過程中，無法適應變化的挫折角色。他一方面疼惜父母的辛勞、一方面又怯懦於農事的繁重，尤其是考量到自身要另組家庭時，竟然沒有人要嫁給務農的，過去可以引以為傲的田產，到了工商時代卻變成會被束縛於土地之上的負擔。後來他雖然離農開始經營工廠，但是他不諳商場或明或暗的規則，終於敗下陣來甚至無顏回鄉見母親，結起的姻緣也因此破碎。這是一個城鄉發展過程中的悲劇，劇中人由農村被拉扯進都市的步調，卻因為跟不上腳步而跌了一大跤。​

出不出室，是一個大問題​

回到女性的角色。在惠芬身上，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類似世榮的猶疑與矛盾：惠芬自己不願繼續留在農村想出去看看，她設想的是，如果二哥世榮的妻子能夠留在鄉下代替自己的工作，她就可以達成心願離家了。問題是，如果她自己不願留在農村，那其他年輕女性為何要選擇留在農村呢？​

後來惠芬跟隨世榮到了市內三叔的工廠做會計，她驚愕地發現，瑩秀居然同時跟數名男性在交往。這事讓她難以理解，只是回頭想到自己的婚姻，能夠有的選擇對象似乎有限。這裡楊青矗安排了一個情節，就是惠芬兩度險被她的不同追求者藉機性侵，我們能夠說這是一項隱喻嗎？都市文明對於農村出身的年輕女性來說，就像是潛在的威脅，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會被其侵犯。最終，惠芬的抉擇是故鄉鄰居、同樣是農村出身到市內打拼的青梅竹馬，這抉擇似乎同樣在暗示，同質、相近性是最穩當的決定。​

「在室女」系列，表達的是對於農村逐漸破敗老化的不捨，人們臨去都市之前頻頻回頭的眷戀之情，以及眾角色在其間的心理糾結。楊青矗在新寫的〈出室〉最末，交付出一段高度樂觀的情節：劉家么妹惠芳在大學畢業後，毅然決定回鄉陪母親，她奔走遊說地方仕紳、家鄉父老共同出資，在村里設立幼稚園及老人俱樂部，還有農機代耕公司來解決農村人力不足的困境。這條樂觀的線，似乎在楊自己往後的作品中也沒繼續發展下去，倒是在現實上，一直到最近這些年，我們發現一股新農回鄉的風潮，或許可以跟楊這一段相呼應。​

二、《工廠女兒圈》​

1970至74年間，楊青矗完成他第一批以工廠勞動者為主角的作品，陸續發表在報刊上，這些作品獲得了不少迴響，1975年首度集結成《工廠人》出版，楊亦因此被加上了「工廠小說家」的稱號。1976至77年間，楊又接連完成〈昭玉的青春〉、〈秋霞的病假〉、〈婉晴的失眠症〉、〈龜爬壁與水崩山〉、〈工廠的舞會〉、〈自己的經理〉、〈陞遷道上〉與〈外鄉來的流浪女〉八篇關於女性勞動者的短篇小說，1978年集結成《工廠女兒圈》、作為《工廠人》第二卷出版。《工廠女兒圈》的出世，象徵著年輕女性勞動力從農村家庭中被釋放出來、草地姑娘的「出室」儼然已經是難以阻擋的潮流。​

勞動與性別的雙重壓迫

《工廠女兒圈》作為第二卷，可說是《工廠人》的延續，只是主角轉換為女性。但相對於《工廠人》集中在對工廠內評等的不公多所質疑，尤其是臨時工的被高度剝削、同工不同酬現象，《工廠女兒圈》所描寫的勞動條件議題更多元一些，包括工傷、病假期間的薪資、勞動現場的管理方式…等。​

且《工廠女兒圈》的主角是女性，這裡面的壓迫就呈現了勞動與性別的雙重面向。楊數度在其作品中表現了他的觀察：加工出口部門的工廠內，性別比例常是女多男少，人數少的男性佔據了管理與技術性職位；人數多的女性僅能從事一般行政與非技術職。職位薪資高的男性，往往在廠內物色條件相對好的女工作為妻子，但婚後仍可能利用職權繼續在廠內拈花惹草。​

〈陞遷道上〉的女領班侯麗珊，在一次員工舉辦的登山郊遊中，被部門經理林進貴性侵犯。她原本有求於經理，希望林能升她為組長，於是在林的龐大軀體壓過來時，她一時意志不堅定，想說或許可以獲取好處，也就癱瘓隨他去了。事後麗珊升了組長、但卻非常後悔，林不久升為廠長，他為了討好上層，不斷加強現場的工作強度與管理方式，使得基層勞動者加倍辛苦，身為組長的麗珊也被夾在業績要求與同事抱怨之間。​

〈工廠的舞會〉是我覺得楊的作品中相當出色的一篇，他將勞動與性別的雙重壓迫，從生產領域帶進再生產領域。女工宿舍舍監奉命要舉辦每月的生日舞會，找來三名樓長分配工作，三名樓長覺得舞會的舉行方式很不合理，大多是已婚男性的職員坐在前面有桌子的座位，桌上有飲料、點心，女工擠在後面板凳上一個挨一個坐，什麼吃的也沒有。女工無法從廠外找男伴進來，實況就是「會場裡三四百個女孩子，任他們三四十個男人挑」，必須忍受男性在言語及行為上的佔便宜。​

反抗的方式

《工廠人》系列的陸續發表引起大眾注意、得到社會不少迴響，甚至有大工廠任銓課課長看了之後，積極將廠內臨時工升為正工。彭瑞金在〈鳥瞰楊青矗的工人小說〉（《廠煙下》附錄二）提到：「從『工廠人』到『工廠女兒圈』的改變，證明楊青矗接納了『工廠小說家』的冊封後，做為工廠人的意識被明晰地挑撥出來……工廠人和工廠女兒圈比較下，女兒圈的特質便是超過文學活動熱誠的投注，兩者之間的運動明顯地可以看出是文學熱情到淑世熱情的轉換，此時的楊青矗可以說洋溢著更廣泛的工廠改革的熱忱。」​

這樣的「淑世熱情」與改革熱忱，或許反應在，《工廠女兒圈》每篇文章中，差不多都有試圖去改變現狀的行動，或是直接向上級主管據理力爭，或是透過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來糾正企業的不公措施。但因為是描寫女性勞動者的因素嗎？楊在《工廠人》及其第三卷《廠煙下》都有提到自主工會，反而中間的《工廠女兒圈》未見較集體性的行動（僅有集體跳槽）。​

同時，在《工廠女兒圈》中，為當事勞工出頭爭取權益的，往往不是女工本身，而是在其身旁的男性，例如〈昭玉的青春〉中為昭玉向課長出招的張安邦、〈秋霞的病假〉中秋霞的哥哥、〈龜爬壁與水崩山〉中同情女工的黃宿嘉等。或是，有時在工廠的管理階層或主管機關之中，也會出現若干較開明協助工人的人物，彭瑞金稱他們為楊苦心安排的「媒合劑」，意在鬆緩勞資雙方的緊張關係。​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可看到楊在某些地方的特出心裁。〈陞遷道上〉的侯麗珊，被主管林進貴性侵之後，又陷入業績要求與同事抱怨之間的矛盾，她原本設想搭電梯直上六樓天聽，直接向外國洋總裁告狀，但轉念一想：「林進貴是他器重的廠長，他們利害相關，他不可能聽妳的；他不能代表正義。」麗珊旋即下樓，去找現場班員中最受尊重的無形龍頭藍瑞梅，去找她商量如何對付林進貴。同樣在〈陞遷道上〉，林進貴要年輕貌美的現場作業員施妙惠去當廠長秘書，妙惠推說她不會打字、文書而堅決求去。在〈外鄉來的流浪女〉中，盡管家人力勸她不要到工廠做工，高中畢業的田原卿仍然不忌諱到一家小型食品廠工作，還直接向廠長提出勞動改革建言。這些，又皆是肯定、認同於女工自身所在位置的例證。​

三、「外鄉女」系列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在高雄爆發，原本就參與黨外運動及《美麗島雜誌》運作的楊青矗因而被捕入獄，同時也丟了中油的工作，1983年10月出獄。1983年末至84年初，楊青矗陸續於報刊發表「外鄉女」系列：〈澀果的斑痕〉、〈初出閨門〉、〈大都市〉與〈父母親大人〉。「外鄉女」系列一直沒有被收錄進楊的任何作品集中，直到2017年「外鄉女」系列被改編成電視劇《外鄉女》，這四篇才連同其他兩篇短篇集結成單行本發行。​

如果說《工廠女兒圈》是《工廠人》的延續，那麼我覺得，「外鄉女」系列就是「在室女」系列的延續。「在室女」系列像是連續劇，系列四篇是一個劇情連續發展的故事；而「外鄉女」系列是單元劇，四個短篇雖同是發生在懿德女子宿舍（單行本改為秀德女子宿舍）的故事，但各自沒有關聯，中間僅由故事主述者潘業鳳（單行本改為邱錦鳳）這個角色串聯起來。​

「廠裏有兩叁千個員工，百分之九十是女作業員，女孩子長久呆在廠裏工作，缺乏與男性接觸的機會，加上時時刻刻反覆做那枯燥單調的工作，又離鄉背井，在女子單身宿舍中得不到親人的溫情；長期的寂寞，少數女孩只要有男人向她們表示愛意，不管對方有否家室，或長得美醜，很容易上當。」這是楊青矗於〈陞遷道上〉的描繪，在他眼中這大約就是，出身自農家的「在室女」離農來到都市之後，因為缺乏家人關愛與庇蔭，而暴露在單調與寂寞之中的險境。​

〈初出閨門〉中的任瑞婉與丁舒麗就是典型的狀況，國中畢業年方16就到工廠工作，才上工一個月，就被年近60的電器工游老頭引誘發生關係。〈澀果的斑痕〉中26歲的「黑美人」沈紫英，也是經歷過類似過程，16歲就奉子成婚、陸續生了四個小孩，後來先生出車禍亡故，她便在工廠、建築工地、舞廳到處打工維持家庭生計，甚至到北投溫泉旅館當起拉皮條的女中，需要時就流連在不同男性身上，不時想以自殺來了結自身的苦命。​

「出室」之後，工廠女兒走向何方？​

「外鄉女」系列走出工廠的範圍，將對於女工的描寫從廠內的勞動待遇，更大部分發展至工廠圍牆外的生活與情感，但不論就連貫性或整體結構來看，我覺得這個系列都是楊青矗相關作品中較弱的一個部分。「外鄉女」系列的特色或許在於，它凸顯了黑美人及周娟明等性格鮮明的女性，以及，這些女性從農村的原生家庭「出室」之後，雖然進入到現代的都市討生活，其生涯路徑卻仍承襲傳統的一面，那就是尋覓於組成自己的家庭，從一個家進入另一個家：從父親的家到丈夫的家。​

〈大都市〉的周娟明是有計畫面對未來的例子，半工半讀高商夜間部希望能夠轉到更好工作，她在可能的男伴之中選擇了夏祥德，搬出宿舍與祥德同居，寄望兩人一起存錢、結婚後開個電器行，她便可以當上老闆娘。精明的娟明對於結婚對象的選擇是經過仔細考量的，祥德其貌不揚，這種對象不容易飛掉，是最靠得住的，娟明覺得自己的人才、口才、頭腦都比他好，他愛她是高攀了，結婚後她可以罩得住他。但人算不如天算，誰知祥德忽然發現得了心臟病，他不願耽誤她的幸福而逐漸疏遠，終於使娟明搬回宿舍；故事的最後，娟明又盤算了一下，發現祥德仍是最好的選擇，太過不甘心而走到先前的同居處想要找祥德談清楚，但「不一定他已經搬走了！」

新出版的《外鄉女》單行本收錄了一篇〈剪掉半邊像〉，主角謝秀卿原本有一個理想對象，但其因病過世使得秀卿的姻緣拖延了下去。相對一般女工她的年紀較大，使得周圍不斷有中年未婚男性把她當成最可能的結婚對象，死纏著她、對她造成相當大困擾，而不斷轉換工作與住宿地點來躲避，像是一篇超現實的黑色故事。在此過程中，秀卿也有留意可能的結婚對象，但總是會將這些人與過世男友相比較，就會覺得這些人都配不上她。最終，她忽然領悟依她的客觀條件如果想順利結婚，就要放棄過往的記憶，於是把與男友的合照都拿出來，剪掉男友那半邊像，連同男友的日記燃火燒掉。​

四、《女企業家》

《女企業家》的寫作其實早於「外鄉女」系列。楊青矗在服獄期間，重拾1970年代即已開始構思的長篇小說題材，1982年於獄中完成《心標》及《連雲夢》，出獄後曾於1987年分別出版發行，1990年又將兩篇相連貫的故事合併為《女企業家》出版。之後，楊的作品轉向社會政治評論與台語研究，逐漸停止了小說的創作。​

《女企業家》的主角朱琪敏，大學企管系畢業之後陸續任職於數家公司，因為自小喜歡繪畫，晚上還參加由年輕藝術家宋經生授課的繪畫班，跟經生有一段愛戀過程。琪敏工作能力很強，其父親中風不能工作之後、家中經濟陷入困境，她的老闆、大豐紡織的少東總經理洪耀全大力追求她，並藉由援助其娘家爭取琪敏父母的支持。後來琪敏選擇了耀全，成為大豐的總經理夫人，手握會計及人事大權。​

經生被琪敏拋棄之後決定放棄藝術創作之路，想要在商場上闖出一番事業來讓琪敏後悔，他從經營室內裝潢公司開始，認識營造業人士之後，開始投資房地產生意、藉由1970年代的地產繁榮期翻身成為建築業大亨。另一方面，有一名時髦漂亮的女性林逸芬，進入大豐紡織名為工作、實則為另一家工廠擔任企業間諜，卻與耀全發生婚外情，逸芬的舊情人憤而行兇殺死耀全，逸芬懷著耀全的遺腹子去向不明。第一部《心標》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第二部《連雲夢》。琪敏在耀全死後接任總經理，但其公婆對她的監視與防備日益加重，深怕她另有男人會奪走大豐的資產，在獨子意外溺斃之後，琪敏跟洪家的親族關係已經斷絕，她毅然離開洪家另外開了一家貿易公司，同時重拾畫筆恢復繪畫。經生找來行為浪漫的馮華卿當秘書，兩人交往了一陣子，華卿懷孕但經生不相信那是他的小孩，華卿憤而離去；經生的事業發展太快，遇到土地糾紛、借貸過度並遭逢仙人跳設計，其建築王國一夕崩潰。琪敏幫經生還債助其出獄，並領養了華卿的小孩，但經生的心已死、不肯再接受琪敏的心意，他回到鄉下去幫父母務農、一邊還債，並準備重拾畫筆。​

在《女企業家》的封底，介紹文案開頭第一句是：「『女企業家』是台灣第一部寫白手起家創業者的滄桑史」。綜觀《女企業家》，裡面提到宋經生如何透過結識營造業人士，在1970年代的房地產開發風潮中，經由起頭的小規模建案，一步一步滾雪球成為建築業大亨、卻又轟然毀壞的過程。社會經歷廣泛的楊青矗，寫到如何集資合股、以借貸來做生意、在酒家談生意，以及工程的圍標搓圓仔湯等；在大豐紡織方面，也從家族企業的傳統經營，在朱琪敏接手之後，陸續在會計及人事方面建立制度，並擴大規模逐漸發展成一貫作業的紡織廠。雖然有點陷於流水式描述，楊青矗表現出他對於當時台灣工商業發展的觀察，以及企業慣習的記事。​

跟楊青矗其他作品比較起來，《女企業家》是罕見的長篇之作，對於故事內容的描寫，在常見的直線敘事之外，也較多穿插了倒敘、回憶等情節，只是結構上依然簡單，大約就是依照朱琪敏與宋經生這兩條線來進行。另一方面，這個故事涉及商場沉浮、酒色財氣、婚外情、非婚生子，其題材其實跟近年來常見的鄉土劇很近似，只是劇情與結構還是相對單純。​

五、結語：從父親的家到丈夫的家

楊青矗在一篇訪談中提到，他的筆名是自己取的：「『矗』就是直直直！直直挖！」他就是要「直直的寫，直直挖」，評論者大多表示楊說故事的方式平鋪直敘、缺乏技巧（轉引自賴佳欣，2007：196）。但我覺得正因為如此，楊的小說很容易看。楊青矗的直，也表現在他的作品採納了俗民的社會慣習，比如說中下階層民眾的語言、行為模式與風俗，於是乎若干評論會認為楊的作品很土、甚至是粗俗。我在這裡並不打算對這方面做出評價，這裡的重點是，楊採納了俗民的語言、行為模式與社會慣習，等於是他也採納了這些社會慣習背後的世界觀。​

表現在男女交往、婚配的議題上，雖然不是沒有關於情感基礎的營造，但楊的樸直描繪總會讓人覺得，情感僅是條件之一，最後的關鍵還是其他客觀的物質因素。女企業家朱琪敏從夫家出走之後重拾畫筆，她回憶起年輕時代的抉擇，創作了一幅畫叫做〈標〉：「畫面上一個女孩子望著兩個高高的標箱，貫注全神思索；標箱上各有一個青年的人頭，脖子以下都在標箱裏，女孩思索著如何從這兩個男人中標一個來做丈夫！」楊青矗直率地直接以商業的投標行為來比喻男女的婚配選擇，這也是《女企業家》第一部《心標》這個標題的由來。​

楊青矗作品象徵的是，儘管從表象看起來，社會經歷了從農村到都市、從傳統到現代的演變，但社會慣習仍有它頑強不變的一面，就男女婚配議題來看，形式上從媒妁之言過渡到了自由戀愛，然而傳統的門當戶對，或許也只是轉換為那些裝在神秘標箱中，代表著不同可欲對象的外表容貌、工作職務、收入高低或社會地位而已。我這麼說並無意貶抑這些構成人類物質生活的客觀條件，而是問題在於，一旦我們接受了這樣的社會慣習，一般狀況下的社會權力結構與階序格局又是男尊女卑的，如果女性選擇要從父親的家走向丈夫的家的話，那麼，較多的機會恐怕不會是女性選擇男性、而仍然是男性選擇女性。​

琪敏能夠想像自己是在標一個男人來做丈夫，那是因為她的條件很不錯，只是對於廣大工廠女兒來說，恐怕自身的條件難以去標男人、而是男人在標自己。〈昭玉的青春〉中昭玉青春時，曾經拒絕同為臨時工的男性之追求，因為她同時跟另一名大學畢業的新進工程師胡本藝在交往，但不久之後就發現胡中意的對象另有其人，是長相粗枝大葉的小學教師，她不服自己娟秀的長相竟會爭輸那名教師而去追問胡，胡給她的回答是：「妳不配，提茶水的公役，只是一個臨時工，也不想想妳讀過些什麼書？」​

這似乎變成了，不同女性努力提升自身價值，以使得趕快有人來標走自己的競標遊戲。在〈工廠的舞會〉中，三名女工宿舍的樓長原本聯合抵制被男性職員佔便宜的舞會，她們躲到宿舍外冷眼旁觀，發現先前抱怨服務員看不起女工、用丟的把糖菓餅乾丟給她們的那些人，自己變成服務員之後，也是媳婦熬成婆般把剩下的糖菓餅乾丟給後面的女工；其中一名樓長莊鳳媛，先前曾經在舞會上跟大學畢業的職員葉錦堂跳過幾次舞，她覺得要殺殺男性的威風，在葉來找她時故意讓他找不到而失意離去，但想不到她不去舞會的期間，葉已經又攀上另一名樓長潘明玲，兩人很親暱地正跳著舞。​

有著淑世理想的楊青矗，在他的作品中多少提出關於勞動改革的行動方案，並藉由琪敏這個女雇員轉換為總經理的角色，營造一個體恤下屬的經營者情境，同時將楊自身的勞動改革理念透過琪敏表達出來：公司應當為全數員工都投保勞保，工廠應該提升福利與娛樂，甚至實施分紅入股的制度，才能夠爭取員工的認同、減少流動。​

琪敏自身的女性經歷，也使得她更能體會女性員工的心情，而積極去協助包括單身與喪夫單親女工的問題。但總的來說，楊青矗的作品雖然直白地表述了女性勞動者面臨勞動與性別雙重壓迫的困境，卻缺乏行動方案來面對困境。女性的生涯選擇，依然是從父親的家走到丈夫的家的路徑，即便條件好的如琪敏，曾經手握工廠經營大權，但在丈夫過世之後也難以避免公婆的猜忌，而弔詭的正是因為在失去丈夫與小孩之後，她才得以走出丈夫的家，回頭重拾年輕時代失落的繪畫興趣與愛情。​

條件不好的如「黑美人」沈紫英，即使丈夫亡故了，她卻仍要繼承丈夫扶養公婆及子女的責任，即便丈夫不在了，她依然走不出丈夫的家庭。​​

大學博覽會今日（7/22）在台大舉行，各大專院校積極招攬新生，跨校學生組成的反教育商品化聯盟也來到會場外召開記者會，直指台灣高等教育長期存在「生師比值過高」、「學生宿舍不足」、「大量不續聘兼任教師」、「經常申請調漲學雜費」等問題，並公布學店經營大學排行榜，世新、淡江、靜宜被評為私校學店前三名，公校學店前三名則為金門、中興及宜蘭大學。

反教盟今日公布大學學店排行榜，以「高生師比值」、「學生宿舍不足」、「刪減開課時數」、「大量不續聘不具本職兼任教師」、「經常申請調漲學雜費」等現象為指標，對全台75所公私立大學進行評比，私校中世新、淡江、靜宜被評為學店化經營最為嚴重的大學。

世新大學外籍生黃康偉表示，私校中以世新的生師比值最高（33.58），教師已經不足，世新卻還在日前大砍兼任教師，導致教學品質更加惡化。他也表示，世新宿舍嚴重不足，幾乎抽不到宿舍，且學費已經高達六萬，還兩度申請調漲，怒批世新不愧為全台學店之首。

淡江學生謝毅弘指出，淡江校方的經營一直以來也呈現出學店化的傾向，例如日前校方有意大量不續聘兼任教師，經師生抗議才收回決定；此外，淡江的生師比值達29.43，有一堂課在供174人的大教室上課，竟然還爆滿，批評大班化教學導致教學品質低落，也出現兼任教師被壓榨，必須超時上課的情形。

謝毅弘強調，上榜的學校只是冰山一角，學店經營的問題實為台灣高教普遍面臨的問題，去年（2016）OECD國家平均生師比值只有15.8，台灣卻只有10所大學低於這個標準；而大幅刪減課程的情形既發生在大同大學等私校，也發生在交通大學等頂大。他批評，各校完全以成本獲利考量經營大學，結果損害的是學生受教權和老師工作權。

反教盟學生在博覽會場外公布學店排行後，一行人也進入會場發送「地雷大學排行榜」傳單，呼籲更多大學新鮮人及家長重視高教商品化的議題，慎選學校勿誤踩到學店的地雷。

不過，對於反教盟的批評，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在會場受訪時則強調，世新的生師比符合教育部的標準，並表示下學年會增聘專任教師，「生師比會進一步提升」。吳永乾也認為世新的學費並未偏高，宿舍雖然需要抽籤，「但第二學期會有空位」。對於外界質疑世新日前大量解聘兼任教師，吳永乾則強調兼任教師的聘用以開課學期和學年為準，「沒有不續聘問題」。

然而，在場學生不滿地質疑世新確實不續聘46名非本職的兼任老師，且不續聘的理由「非常不充分」，高呼世新是「學店」，吳永乾隨即轉身離開，不願多作回應。

其實我 嘛不知影 選擇的路多歹行

流浪外鄉的我 思思念念 別再牽掛 ……

想要飛啊飛 繼續飛 美夢會變成真的

找啊找 繼續找 總有一天 找到我幸福的家

──電視劇《外鄉女》片尾曲〈飛啊飛〉

2017年，楊青矗的小說「外鄉女」系列被民視改編成電視單元劇播映，製作人葉金勝及潘鳳珠，過去就曾擔任楊的作品「在室女」系列拍成電影、以及〈在室男〉拍成電視劇的幕後製作，這次改編的導演由葉天倫及陳長綸擔任，編劇是林佳慧、高妙慧、溫郁芳及葉天倫。故事的背景設定在1970年代末，由劇中人邱錦鳳擔任主視角，描述一段發生在未婚女工宿舍「雁南之家」的故事。​

電視劇《外鄉女》的劇本，雖說主要是依據楊的「外鄉女」系列來改編，但實際取材範圍超出了「外鄉女」系列，而包含了楊在其前後期的其他作品。「外鄉女」系列小說原本僅分別發表在報刊上，一直沒有被收錄進楊的任何作品集中，直到改編成電視劇，系列四篇小說才連同其他兩篇短篇，被集結成單行本《外鄉女》發行。

一、​黑美人沈紫英

沈紫英這個角色的原型，來自楊青矗〈澀果的斑痕〉之同名人物，小說是這麼形容她的：「『黑美人』，黑倒是真的，臉蛋算不上是什麼美人，或許是一句戲謔的綽號；做泥水工天天曬太陽，古銅膚色黑亮黑亮；鼻樑微彎，眼睛不大，卻清澈嫵媚；舉止粗陋，談吐帶有粗工男人的野氣；粗氣中奔放幾分迷人的黑甜。」這幾分迷人的黑甜，到了電視劇被放大成一個直率而明豔的角色，黑亮膚色變成了一頭烏黑亮麗的長髮。​

黑美人很年輕即結婚生子，先生在一場工地意外中身亡，她將三個小孩交給婆婆扶養，一個人在外生活。先生忌日時想要回夫家祭拜，卻被婆婆趕出來，她失望地在宿舍割腕自殺未遂。她做遍工廠、工地、舞廳、甚至是北投酒家拉皮條的工作，遇到名叫徐俊龍的男人，許諾要給她一個家，這項承諾未曾兌現，俊龍就因吸毒入獄，黑美人終究搬離宿舍回去跟小孩一起生活。​

二、​周美娟

周美娟這個角色的原型，來自楊青矗〈大都市〉之周娟明。美娟沿襲了小說中的精明形象，讀完高商夜補校之後，一心想找辦公室的工作以脫離女工生涯。她在求職過程中認識了夏祥德，祥德雖然長短腳，其樂觀自在卻讓美娟投入感情，她羨慕邱錦鳳能夠自由戀愛，對祥德的來訪有著積極的回應，她對祥德說自己15歲就開始出外工作，很想要一個家，主動提出要搬去跟祥德一起住。但祥德發現自己罹患心臟病而打亂一切，雙方有了嫌隙，最終美娟與祥德分手，也因為考上鄉公所的約聘人員而搬離雁南之家。​

我覺得《外鄉女》第二部是很細膩的劇本，雖然它的代價是，讓它看起來像是接近一般講情愛的偶像劇，但其中表現了美娟與祥德許多互動的過程與態度轉折，在邱錦鳳與蔡文男、丁舒麗與王強之間，也都設下了日後劇情發展的伏筆。裡面必不可忽略的，是對於這名在1970年代就嘗試主動追求男性的美娟之援護，例如豆腐心的謝秀卿，透過她的刀子嘴到處宣傳美娟與男人同居，秀卿的目的在於，既然美娟決意追求自由戀愛，那就要廣為人知讓她沒有退路、勇往直前不要再回到雁南這個過渡之家。​

但美娟畢竟是與祥德分手了。不同於小說中的娟明不甘心地回到租屋處，想要確認祥德的心意是否可能挽回，劇中的美娟毅然決然，在租屋處留下祥德贈予她的收音機並將鑰匙拋回庭院中之後，她頭也不回地揮手道別。她甚至在離開雁南之家前，反向對著尚在疑惑中的阿鳳開示了一番：​

阿鳳：之前妳說讀書沒用，考上鄉公所，妳後悔了吧？

美娟：我不後悔了。其實，想到我跟夏祥德的感情，我也不覺得浪費，雖然沒結果，但是那段日子我覺得很快樂、很有意義。

阿鳳：妳有沒有想過，女人一定要結婚嗎？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

美娟：要是以前的我一定會說不可能，現在，我也不知道。

美娟：不過，妳是問我，還是問妳自己？

周美娟，是我自己在電視劇《外鄉女》中最喜歡的角色。​

三、​潘明玲

潘明玲這個角色的原型，來自楊青矗〈工廠的舞會〉（收錄於《工廠女兒圈》）之同名人物，以及《女企業家》的林逸芬。時髦漂亮的潘明玲，是能夠說一口標準英語的女領班，她善於攏絡及撥弄人心，與已婚的協理葉錦堂有婚外愛戀關係。她對於其他女工有一種優越感，原本期待錦堂能夠捨棄既有的婚姻與她共組家庭，並寄望這樣的關係讓她脫離女工的處境，但與錦堂有感情牽扯的並不僅阿潘一人，且他明白地鄙夷阿潘的女工出身，讓阿潘體認到這感情與社會地位的不對等，即使錦堂的婚姻破裂、回頭向她示好，阿潘亦沒有接受。​

阿潘與錦堂的愛戀關係生變之後，她曾陷入歇斯底里的情緒並發了一場病，雁南之家的姊妹們協助她度過這一關，這使她幡然覺悟，從而使她對待身旁女工姊妹的態度開始轉變。邱錦鳳幫她爭討生病期間的扣薪，然後她自己也加入了抵制廠方舉辦生日舞會的行動，最終，她戴著錦堂送給她的勞力士女對錶離開台北，她說，即使擁有名錶，依然「只是一個女工」。​

《外鄉女》第三部的氛圍，可說是從高度勢利急轉直下，而至濃厚的《小婦人》式女性溫情之過程，或許太過綿密讓人喘不過氣，但裡面仍然藏有可觀之處，例如，劇情觸及邱錦鳳、潘明玲及謝秀卿這三人與她們母親之間的關係：阿鳳的媽媽曾為了婚姻放棄至日本留學，這使邱母能夠體會阿鳳的處境；阿潘的媽媽是他人婚姻的第三者，阿潘曾因自己是非婚生子而對母親極不諒解，等到她也成為另一名第三者，她開始理解母親的心境；秀卿的媽媽是身陷牌桌的賭徒，秀卿為了供養母親以至難以考量規畫自己的未來，而考慮要像兄姊一樣斷絕親緣。​

這三組不同的母女關係，像是女性走出父親之家後，徘徊在另一個家門前時的某種母系連帶與變奏。​

四、《外鄉女》中的男性剪影​

徐俊龍，與妻子離異，將唯一的獨子交給朋友扶養，只好讓兒子也改成人家的姓。俊龍以土地仲介與房地產買賣為業，雖有社會閱歷與事業野心，但口袋不夠深，需要靠各方老闆金援。這種人一旦運氣不佳，或意氣用事、或交友不慎，人生很可能就會跌一大跤，野心反而成為壓垮駱駝的稻草。

徐俊龍與在雁南之家巷口賣麵的王強，算是劇中較得編導青睞的男性，用了篇幅來描繪他們內心波動與心情轉折。俊龍不知該說是時運不濟抑或不成材，他就是容易自毀前程或成為人家的墊背，我覺得這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台灣男性類型，在我們身旁的父執輩或是平輩親友之中，多少總有那麼一兩名類似這樣的人物，在本土劇中亦時常可見這種自毀型男性的身影。​

夏祥德，原本是連踩到狗屎都覺得會帶來好運的樂觀自在人物，但畢竟有點木訥，雖勇於將自己介紹給美娟卻無法開口邀約，後來反而是美娟在主導交往的進行。發現罹患心臟病或許摧毀了他的信心，他對美娟說「妳何必一定要跟我這種人在一起」，這句話徹底使美娟心碎，他是故意要讓美娟死心的嗎？我們從劇中只能看到祥德的外顯言語與行為，編導並沒給他什麼內心活動的痕跡，只是，同為男性，我必須說我對於祥德有著無限的同情。​

五、邱錦鳳​

邱錦鳳是電視劇《外鄉女》的主視角，其原型來自楊青矗「外鄉女」系列中之潘業鳳（單行本改為邱錦鳳），這個角色在小說中僅是串場作用，到了電視劇裡，卻儼然成為貫穿三個單元並擁有個別故事篇幅的主角。邱父是在台中經營工廠的企業主，而阿鳳就讀於社會學研究所，畢業論文題目原本訂為《工廠女作業員的就職與流動原因》。阿鳳以「體驗人生」的方式從事論文主題的調查研究，她隱藏自己的出身背景住進雁南之家，並與眾室友一起在附近的成衣廠工作。

如果說「兩兩相對、正反對比」是楊青矗喜歡採用的結構形式，那麼，電視劇中的黑美人沈紫英與邱錦鳳，或也可視之為一組對照：前者是庶民的、直觀經驗的、直率的；後者是知識中產的、抽象分析的、拘謹的。阿鳳在宿舍中發現肥皂好洗卻不香，洗衣粉很香卻又會咬手，她糾結於想要了解，到底哪一個，才是女工心裡想要的？阿鳳把這個問題拿去問黑美人，讓黑美人非常不解，她覺得要選就要選擇當有錢人，把肥皂跟洗衣粉一起買下來，再請人拿去洗衣服就是了。後來，丁舒麗被男性欺凌，回宿舍後瑟縮在浴室一角哭泣，兩人對待舒麗的方式也形成明顯對比。​

阿  鳳：（對著號哭的舒麗）妳不要一直哭，跟我說嘛！舒麗，現在這裡沒人，妳跟我說啊！舒麗，究竟發生什麼……

（黑美人推開阿鳳、直接抱起躲在角落的舒麗）

阿  鳳：她怎麼了？（問舒麗）妳不是去比賽，妳不要一直哭，發生什麼事了？

黑美人：她邊哭妳還邊問！不問會死嗎？妳就是這樣，難怪跟人家不交心！

但有趣的是，這個跟人不交心的知識份子邱錦鳳，卻逐漸跟黑美人熟捻起來，甚至在向工廠經理爭取短少的加班費時，宛如搭檔一般：黑美人直觀覺得薪資短少首先發難，阿鳳卻有確實工時紀錄並引用法條來壓倒經理的氣勢。後來，阿鳳搭檔的對象也曾是潘明玲或謝秀卿，她終於也跟眾人交心起來！這裡，編導不能免俗地把引發眾女工爭取權益的點火及組織者角色，相當程度放在阿鳳這個知識份子身上，這樣的角色亦正是她贏得眾人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女工宿舍的半夜尖叫聲​

不少關於加工出口部門的女工研究都會提到，因為重複單調的工作、缺乏社會連帶的管理方式，以及遠離家人的孤獨情境等因素，在夜半的女工宿舍中，如果忽然有人在睡夢中不由自主地發出尖叫聲，決不是什麼奇怪罕見之事。但是在電視劇《外鄉女》裡，發出尖叫聲的，卻是研究生邱錦鳳。​

阿鳳融入女工的生活之後，她的階級與自我認同也開始有了轉變。如果說潘明玲是在情感關係生變之後，才體察到自己的客觀社會地位，並進一步對於身旁的女工姊妹有所認同；那麼，阿鳳似乎就是相反的路徑，她是肯認了身旁的女工姊妹，從中認知到女工的社會處境之後，才逐漸建立對於自我與情感關係的抉擇。

阿鳳焦慮於自己是否跟周遭的女工姊妹們一樣，她也焦慮於自己的婚姻；她自覺與姊妹們越接近，就與男友蔡文男的距離越遙遠。她首先是在工廠午間小寐時驚醒，她夢見自己與文男婚後到美國留學，在朋友間的家庭聚會中，她提到自己想要作關於馬丁路德金恩的研究，研究他提倡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她的發言遭到眾人的訕笑、認為她不切實際，文男還在旁加油添醋，說她人生唯一作對的一件事，就是嫁給他。​

文男與阿鳳的雙親，都對阿鳳與女工生活在一起覺得不安，適逢文男計畫到美國留學，他們打算先讓兩人訂婚，然後兩人盡快一起去美國。阿鳳感到自己的生涯被家人與男友所安排與擺佈：​

阿鳳：文男，我們結婚之後的生活，我們到美國之後的日子，會怎麼樣，你有想過嗎？

文男：這是我們的夢想、我們的目標啊，不是嗎？

阿鳳：那是你的目標，不是我的。去美國，我只是一個幫你洗衣服、幫你煮飯、幫你生小孩、穿得光鮮亮麗、陪你應酬的太太！

文男：妳…現在說這個的意思是…妳不想跟我去美國了？

文男：難道是剛剛那個男人，啊？他剛剛來找妳。是為甚麼？

阿鳳：你根本一點都不了解我。

文男：我不了解妳？我不了解妳會讓妳住在這裡嗎？會幫妳隱瞞家裡？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我們兩個人，為了我們的夢想。妳呢？我什麼事情都幫妳著想，妳還要我怎樣？

阿鳳：你知道嗎，我為了寫論文，去舞廳當過舞小姐。我說，我當過舞女。

於是，阿鳳夢見了自己在美國照顧小孩，身旁的絨毛玩具熊卻開始呼喚她，這些玩具娃娃都是台灣的女工生產出來的，他們召喚著不知身為人妻人母或身為女工的阿鳳。於是，這場夢靨讓阿鳳在半夜中尖叫出聲。​

六、娜拉1出現在中文世界

1879年，以其社會問題劇聞名的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發表了一齣三幕劇作《娜拉》（A Doll House），後來，易卜生的作品經由日本文化圈的轉譯，開始為中國文化界人士所認識。民國初年，當時執新文化運動牛耳的《新青年》雜誌，在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4卷6號，當期主編胡適用「大吹大擂」的高調，首開先例以專題的方式推出「易卜生專號」，當期收錄胡適自己撰寫的〈易卜生主義〉，易卜生的三齣劇作《娜拉》（胡適及羅家倫譯）、《國民之敵》、《小愛友夫》，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傳〉。​

《娜拉》的劇情大致是說，以律師身分即將晉升銀行經理的托瓦爾‧海爾默，與妻子娜拉（Nora）共育有三名子女。數年前海爾默健康不佳，娜拉為了讓他能夠到義大利療養身體，偽造了父親的簽名以取得銀行貸款，這件事忽然被海爾默的下屬揭發，雖然問題順利解決，但原不知情的海爾默知道後大發雷霆，認為自己的名譽嚴重受損，他說「沒有哪個男人會犧牲自己的名譽，即使是為了他所愛的人」，但娜拉回他說卻有「數以百萬計的女人一直這麼做」。經由這個事件，娜拉驟然發現，她在八年的婚姻之中並沒有自主的人格，而這又是一個從父家到夫家的過程：​

海爾默：可是，諾拉親愛的，正經事跟妳有什麼相干？

諾  拉：說到重點了──你從來就不瞭解我。我受到莫大的委屈，托瓦爾，起先是爸爸，後來是你。

海爾默：什麼？我們兩個使妳受了委屈──全世界最愛妳的兩個人？

諾  拉：（搖頭。）你從來就不愛我。你只是把跟我相愛當作消遣。

海爾默：諾拉，妳說這什麼話！

諾  拉：是真的，托瓦爾。我在家裡跟爸爸住在一起的時候，他總是告訴我他對於每一件事的看法，於是我也有相同的看法；假如我們的看法不一致，我藏在心裡不說，因為他不會喜歡。他總是說我是他的玩偶孩子，他跟我遊戲就像我跟我的玩偶遊戲，都是在扮家家酒。接著我來到你的家──

海爾默：妳怎麼可以把我們的婚姻說成那個樣子！

諾  拉：（不為所動。）我的意思是，接著我從爸爸的手裡轉移到你的手裡。你根據自己的品味替我打點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我有了跟你一樣的品味──也許是我假裝跟你一樣，我自己都記不得了。大概是兩種情況都有吧，有時候這樣，有時候那樣。現在回想起來，我住在這裡跟要飯的沒兩樣──只求糊口。托瓦爾，我逗你開心賴以維生，那正是你要的。你跟爸爸這樣對待我實在是不應該。都怪你害我這輩子一事無成。​

娜拉感覺自己只是「家庭」這個遊戲間裡的玩偶，她對海爾默說：「現在我相信，第一優先的是，我是人──完完全全跟你一樣──起碼我應該試試看能不能成為那樣的一個人。」娜拉毅然決定拋夫棄子連夜離開那個遊戲間，為了表示堅定甚至不跟孩子道別，她退回海爾默的戒指然後立即出走，劇本的最後一行字是：下面傳來關門的一聲砰。

經由《新青年》的加持，娜拉的形象在中文世界的新文化運動及女性解放話語中佔有重要一席之地，一直到1940年代，娜拉這齣劇出現多個譯本，並不斷被搬上舞台公演，有評論者說「在人的覺醒與女性的覺醒的思想潮流中，娜拉的形象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原型」，「娜拉言說」成為討論女性作家作品時不可少的參照點，現實社會中亦出現若干受到啟發而真實從家出走的娜拉們。只是，如何看待娜拉的出走，還是有不太一樣的觀點。

評論者張春田認為，娜拉在中文世界的出現，「顯示出五四啟蒙語境下，『個性解放』與『女性解放』如何『接合』（articulate）、嫁接到一起，相互協商以形成一種融貫的關係」（2013：74）。這種五四的主旋律以胡適為代表，他的易卜生主義尤其強調個人主義，「所以他會特別突出女性獲得主體性的瞬間，比如『出走』」（2013：75）。「另一方面，女性解放話語被啟蒙的宏大敘事所整合並分享，其反抗的路向、限度均為啟蒙的功利化追求（尤其是塑造內在的、有深度個體的目標）所支配，事實上造成了某種『去性別化』和『去政治化』的雙重結果」（2013：76）。娜拉要成為人──完完全全跟海爾默一樣的人、像男人一樣的人，卻可能忽略、抹消掉她作為女人的處境。​

為了仿效《娜拉》，胡適還創作了劇本《終身大事》，故事主角田亞梅有個結婚對象陳先生，但田母與田父各自因為算命與血統的理由，拒絕田女的終身大事，劇中始終躲在幕後、從未現身的陳先生留給田女一張紙條，鼓勵她「你該自己決斷」！於是田女坐了陳先生的汽車去了…暫時告辭了。​

相對於胡適的樂觀個人主義，魯迅對於娜拉的出走則冷靜的多。1923年12月26日他到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作演講，他的講題是〈娜拉走後怎樣〉。他首先提到，娜拉要怎樣才不必從家庭出走？魯迅說解答來自易卜生的另一劇作，假使走與不走能夠有充分自由選擇，或者也便可以安住不出走。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易卜生並無解答，而魯迅的解答是，走了之後要免掉墮落或回來，首先要有錢、經濟的自立，且這經濟的自立不僅在單獨的個體身上，還指涉社會結構的調整：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

1925年10月，魯迅完成〈傷逝〉這篇短篇小說。故事的第一人稱敘事者涓生，和子君是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新青年，兩人的愛情無法見容於雙方家長，於是兩人脫離原生家庭開始同居。但隨著涓生工作的不順利，兩人的愛情消磨在柴米油鹽的日常瑣碎之中，子君的臉色因涓生的埋怨開始變化了，子君終究被她的父親接回家去，故事最後子君又死了，只留下涓生一人獨自悔恨。魯迅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傷逝〉可說是出走之後卻又重新回家的失敗例子，它告訴我們，從父親之家出走之後，仍然有著是否走入丈夫之家的問題。​

如上述，除了關於娜拉的言說，新文化運動中的男女作家們，亦不乏在其文學作品中創作出娜拉型的人物或故事：「如果將…作一番比較，不難發現，男性作家們張揚的是『娜拉』的叛逆精神，對於女性解放抱持著相對樂觀的態度；他們在乎的是如何樹立一個符合啟蒙訴求的女性典範，自覺／不自覺地以潛在的、舶來的普遍主義作為合法性的當然源泉。而女作家則更多關心現代社會和家庭中女性的真實困境，從生命權力的角度去描述女性的身心掙扎，非常敏感地覺察到『現代』價值系統與認知權力機制的內在暴力，覺察到女性重新陷入一個無名、無語狀況的危機，並努力地給予拒絕。」（張春田2013：149-150）​

七、一百年後的娜拉出走

綜觀電視劇《外鄉女》的整體組成，存在很濃厚的「家」的想像，不管是片頭主題曲〈永遠的家〉、或是片尾主題曲〈飛啊飛〉，最終都指向一個家。從故事內容來看，眾角色或多或少也都在追尋一個家，追尋一個可以遮風避雨、作為感情寄託的家。眾人的居住地雁南之家，則儼然就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家，從父親的家到丈夫的家中間的過渡，然而卻帶有母系娘家的味道。這齣電視劇的精彩之處，就在於劇本以並不突兀於主題的方式，塑造出若干從家庭出走的女性形象。

周美娟一開始雖然是在某些算計之下選擇了夏祥德，但她畢竟投入了感情，當她無法再感受到祥德對她感情的回應、無法察覺祥德的真實心意之後，恰好她又考上了鄉公所的約聘人員，經濟可以自立了，她毅然決定與祥德分手。潘明玲無法接受與葉錦堂的愛戀僅是婚外的間斷關係、她不過是與錦堂有感情牽扯的眾女工之其中一員，這使她難以再度建立信任，即使錦堂因婚姻破裂而示弱、表示他沒有其他朋友可以傾訴，請求阿潘留下來，阿潘還是堅決離去了。​

邱錦鳳是另一種模式，她與文男不管在出身背景、學歷各方面都很相當，被雙方家人認定終究是要一起到美國留學並共組家庭，但阿鳳住進女工宿舍之後改變了：她與男工阿凱之間存在著某種曖昧情愫，她開始想著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她開始想著可以為女工姊妹們做什麼事，她將論文題目改為《資本主義與父權社會下的女工權益》，她積極為姊妹們爭取權益，並抵制廠方辦的生日舞會。她覺得廠內行動有侷限，她能想到的就是投書報紙宣揚女工權益，她第一篇發表的文章標題是〈忽明忽暗的女工路〉，她回到台中協助父親進行工廠改革，後來又成為女工權益議題當紅講師。不論編導是否給這個知識份子過多光環，總之，她並不急於走入另一個家庭。​

時至今日，娜拉浮出在中文世界的女性歷史地表一百年後，我用自己的方式，試圖將電視劇《外鄉女》嫁接至娜拉言說的脈絡之中。當然，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的演變，以及地域的不同，女性從家庭出走似乎已不是那麼的稀奇、甚至不希罕，但這並不意味著構成出走的條件有太大的改變，畢竟，我們在當前最新的戲劇中，又再度看到娜拉們的出走。​

八、結語：何處是歸程？

在《娜拉》故事的最後，海爾默試圖挽回娜拉的心，娜拉說除非發生奇蹟中的奇蹟。奇蹟中的奇蹟到底是何物，娜拉並沒有言明，她只是說「那得要我們兩個都脫胎換骨──使得我們在一起生活可以是一場真正的婚姻」。《娜拉》作為一齣開放式結局的戲劇，故事就結束在娜拉出走後的關門聲，它並沒有交代，娜拉走後怎樣？​

回到電視劇《外鄉女》，落幕前的劇情內容，是邱錦鳳重新回到雁南之家探訪，片尾曲過後，雁南之家的大門鈴響，阿鳳前去開門，門外顯然是她所認識的身影，銀幕上最後一個鏡頭，就是阿鳳露出驚喜又歡迎的表情，整齣戲也在這裡嘎然終止，又是另一個開放式結局。​​​

在雁南之家大門外的到底是誰？大家立即想到的恐怕會是文男（從門縫中看起來也的確是男性的身影），這名儘管還未能體察阿鳳的內心世界轉變、但開始為她做過某些改變的男性，他從美國回來準備創造「奇蹟中的奇蹟」嗎？但也可能是黑美人、周美娟或潘明玲等人，拎著行李又正式回到了雁南之家，或是來向娘家報告娜拉走後怎樣。又抑或，這是一個階級與女性的世代傳承時刻，站在大門外的其實是黑美人的長女阿芬，她國中畢業後跟隨著母親的腳步，來到雁南之家要展開走出父親之家後的女工生涯。​

• 1.《娜拉》的譯本甚多、譯名各異，本文的劇本內容引文來自2012年書林版的呂健忠譯本。這個譯本有提到，英文劇名應翻譯為A Doll House，而非所有格的A Doll’s House。呂健忠將中文劇名譯為《玩偶家族》，他覺得有些譯本將doll譯為傀儡是錯的，「『玩偶』強調的是『遊戲』的概念，看似認真卻沒有實效可言」，而家族是要顯示從父家到夫家的延續性（頁192註腳90）。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一律稱劇名稱為《娜拉》。​​

在許多以色列人與他們世上眾多的支持者眼中，甚至是對那些批評以色列部分政策的人而言：以色列直到今日都是個宜人的民主國家，期望與周邊國家和平共處，並平等對待所有的本國公民。

批評以色列的人多半假設，作為民主國家的以色列若曾出錯，那都是因為1967年的六日戰爭。在這個觀點下，透過來自以色列佔領區的不義之財、讓彌賽亞教派介入以色列政治，戰爭腐化了這個誠實又勤勞的社會，並將以色列轉變為在新領土上實行佔領和壓迫的政治實體。

「民主的以色列在1967年犯了大錯，但如今仍舊是個民主國家」，某些巴勒斯坦人與支持巴勒斯坦的學者仍宣傳這樣的迷思。但是，這項說法根本沒有任何歷史證據支持。

1967年前的以色列不是民主國家

1967年前，以色列絕對稱不上民主國家。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看到的，這個國家有四分之一的公民，被迫臣服在英國臨時託管措施的嚴厲軍事統治之下，並因此否定了巴勒斯坦人任何的基本人權與公民權。

佔領區的以色列軍事將領是此地居民的絕對統治者：他們可以針對這些居民實施特別法，摧毀居民的房屋和生計，只要他們喜歡，也可以在任何時候將居民送入大牢。只有在五零年代晚期，猶太人強力反對這些差別待遇，並最終減輕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公民的壓迫。

對於1967年戰前居住在以色列地區，以及戰後居住在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政權准許以色列國防軍用最低限度的軍力進行統治，甚至是摧毀居民們的家當。無助的巴勒斯坦居民們在軍方決定摧毀他們的房屋，或是在檢查點拘留他們數小時，或是未經審判將他們關押時，他們也沒辦法做什麼。

從1948年迄今，有好幾群不同的巴勒斯坦人經歷過這些待遇。

在以色列束縛下受苦的第一個族群，是那些居住在以色列國土內的少數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建國後的前兩年，他們被趕入貧民區，例如居住在迦密山邊（Carmel mountain）的海法市（Haifa）的巴勒斯坦社群；其中也有一部分被趕出他們居住的城鎮長達數十年，例如采法特（Safad）的巴勒斯坦人。在亞實突市（Isdud）的案例中，所有的居民都被驅離至加薩走廊。

在城市郊外，狀況更加嚴峻。不同的基布茲公社運動（Kibbutz movements），覬覦著巴勒斯坦村莊肥沃的土地。參與這項行動的基布茲公社也包含了偏向社會主義，聲稱支持兩國方案的猶太少年看守者（Hashomer Ha-Zair）。

在1948以阿戰爭被遺忘的許久之後，加比賽亞（Ghabsiyyeh）、伊奎特（Iqrit）、貝倫（Birim）、貴達（Qaidta）、查頓（Zaytun），以及許多其他小村莊的居民，被騙離他們的家園為期兩個禮拜，軍隊宣稱必須徵用他們的土地進行演習。但當居民們回家以後，卻發現村莊不是被夷為平地，就是被拱手讓人。

加西姆大屠殺（Kafr Qasim massacre）更證明了以色列是個軍事恐怖主義的國家。1956年十月，在「西奈行動」（Sinai operation）的前夕，以色列軍隊殺害了49位巴勒斯坦人。官方聲稱這些民眾違反了宵禁，在夜間仍持續工作而未回家。當然，這絕非以色列進行屠殺的真正理由。

稍後的證據顯示，以色列曾經慎重地考慮，要將加西姆所在的阿拉河谷（Wadi Ara）與三角地帶（Triangle）定居的阿拉伯人通通驅除。阿拉河谷連接了東邊的阿富拉（Afula）與地中海岸旁的哈代拉（Hadera）；三角地帶則是耶路撒冷東方的腹地。這兩處都是約旦在1949年與以色列簽署的停戰協議中，被割讓給以色列的區域。

正如我們所見，以色列希望開疆闢土，但不歡迎伴隨而來的巴勒斯坦人。也因此在每次擴張領土之後，以色列總是在新佔領的區域內，以各種方式限制巴勒斯坦人的人口。

黑痣行動（Operation “Hafarfert”）是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開始新的戰爭後，試圖驅離巴勒斯坦人的一系列提案。今日有許多學者認為，1956年的大屠殺是為了證明居住在特定區域中的人們，可以被立即驅離的嘗試。

在兩名國會議員的努力之下，加西姆大屠殺的行兇者被公開審判。這兩位議員分別是來自以色列共產黨的塔哇·圖比（Tawaq Tubi）和秉持左翼錫安主義的聯合工人黨（Mapam）出身的拉蒂夫·多里（Latif Dori）。然而，理應為這場大屠殺負責的指揮官，以及犯下罪行的軍隊，卻被輕輕放過，僅處以低廉罰款。這也變相證明，軍隊被允許在佔領領土上進行謀殺。

系統性的壓迫並不只是展現在大屠殺一類的重大事件。更惡劣的暴行也可以在以色列政權的平凡日常中發現。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對於1967年前的事件仍不願多談，留存至今的檔案也並未揭露當年的全貌。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可以在以色列詩人的詩中，重新發現軍事統治下的生活風貌。

納坦·阿特曼（Natan Alterman）是在他生活的時代裡，最知名也最重要的詩人。他執筆一個稱為「第七專欄」的每週專欄，評論當週他讀到或聽到的事件。有時他會混淆日期或發生地點的小細節，但讀者還是能夠得到足夠的資訊，判斷他所指涉的事件。他常常以詩的形式表達批判：

新聞短暫地播出兩天，接著又消失。似乎沒有人在意，也沒有人知曉。在遙遠的烏姆阿法姆（Um al-Fahem）

孩子們——或該說是國家的公民——玩著泥巴，其中一個孩子疑惑地看著我們這群勇敢的士兵

我們大聲地對他咆哮：停下！

命令就是命令！

命令就是命令，但愚蠢的男孩並沒有站住，他逃跑了

於是勇敢的士兵開火，沒有意外地命中並殺了男孩

沒有人討論這件事情。

在某個機緣下，阿特曼寫出兩位巴勒斯坦公民在阿拉山河谷被射殺的詩句，在另一個例子裡，他提到一位重病的巴勒斯坦女性與她的兩個小孩，被沒有理由地驅逐（一個三歲、一個六歲），並送到約旦河對岸。當這位女性嘗試回家時，她與她的孩子被逮捕，並被關入拿撒勒（Nazareth）的監獄。

阿特曼希望他關於這位母親的詩能夠打動更多人的心靈，或至少激起官方的回應。然而，他在一個禮拜後這樣寫道：

作家的猜測落空了

這個故事沒有被否定或被解釋，只有空虛，沒有一詞。

還有更多證據顯示，以色列在1967年根本不是個民主國家。這個國家對嘗試取回土地、作物與農牧牧業的難民採取殺無赦政策，並為了顛覆埃及的納瑟政權（Nasser）而發起殖民戰爭。以色列好戰的維安警力，在1948到1967年間殺害了50位以上的巴勒斯坦公民。

以色列對少數族群的宰制並不民主

對任何國家而言的民主「試金石」，就是對國內少數群體的包容程度。從這個觀點來看，以色列遠遠稱不上真正的民主國家。

舉例來說，在取得新的領土後，以色列制定數條法律，以確保主要族群的優先地位：治理公民身份的法律、關於土地所有權的法律，以及最重要的，「猶太人回歸法」。

回歸法自動給予世界上每一個猶太人以色列的公民權，不論他的出生地為何。這條法律特別不民主之處在於，它徹底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歸鄉的權利，而這是被聯合國大會1948年第194號決議所確立的權利。這項禁令讓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無法和他們的直系親人或是那些1948年被驅逐的人們團聚。

以色列否認巴勒斯坦人民回到故鄉的權利，更同時提供那些與這塊土地沒有聯繫的他人這項權益，這是一種非民主的作法。

除此之外，以色列更進一步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權利。幾乎所有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公民的歧視，都被「巴勒斯坦人並未服兵役」的事實給正當化。透過重新審視以色列決策者決定如何對待國內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我們可以更確實地理解民主權利與服役義務的關聯。

他們的假設是，巴勒斯坦公民不願加入軍隊，更進一步則是認為他們拒絕服役，結果反而是合理化了針對他們的歧視性政策。這些預設被放入1954年以色列國防部對有服役義務的巴勒斯坦公民的測試中。以色列特務向政府保證，多數的巴勒斯坦人將會拒絕徵召。

令他們驚訝的是，所有被徵召的巴勒斯坦公民都在共產黨的支持之下，前往了募兵處。共產黨是當時在巴勒斯坦社群中最龐大、最重要的政治勢力。特務機關稍後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鄉村的青少年生活乏味，渴望採取行動並展開冒險。

雖然有這樣的插曲，但以色列國防部仍持續兜售著「巴勒斯坦社群不願服兵役」的說法。

不可避免的是，巴勒斯坦人已經轉向反對成為他們壓迫者的以色列軍隊，但政府仍以此作為其是的藉口，引發了對以色列是否是個虛偽的民主國家的質疑。

如果你是沒有服役的巴勒斯坦公民，你作為工人、學生、家長或夫妻的一部分權利將被政府嚴重縮限。這尤其影響到居住和就業權益，有七成的以色列產業都被認為屬於安全敏感的維安層級，未服役的公民很難在這些產業裡找到工作。

國防部的根本假設並不只是巴勒斯坦人不願服役，更認為他們是不可信任的潛在敵人。這項論點的問題在於，在所有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戰役中，巴勒斯坦族群並沒有如他們預期地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間諜，或起身反對以色列政權。

然而，這無法解除巴勒斯坦人的困境：直到今日，他們還是被視為必須解決的「人口」問題。唯一讓人感到安慰的事情是，至少在和平時期，多數的以色列政治家並不相信轉移或驅逐巴勒斯坦人會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以色列的土地政策並不民主

仔細檢驗以色列關於土地問題的財政政策後，它要成為民主國家的宣稱更讓人懷疑。自1948年以來，巴勒斯坦地方議會與自治區政府的分配款遠低於猶太人居住區。土地的短缺，再加上就業機會的低落，造成了社會經濟現實環境的異常。

上加利利（upper Galilee）的米伊莉亞村（Me’ilya），號稱是最「富裕」的巴勒斯坦社區，仍比內蓋夫（Negev）最貧困的猶太人發展市鎮來得糟糕。《耶路撒冷郵報》在2011年的報導指出，「1997到2009年間，猶太人平均收入比阿拉伯人高出40%至60％。」

今日有超過九成以上的土地為猶太國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 JNF）所有。土地所有者不得與非猶太裔公民交易，公有土地優先用於國家建設計畫，這也代表在新的以色列屯墾區建立的同時，巴勒斯坦人幾乎沒辦法建設新的居住區。也因此，儘管自1948年以來，巴勒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拿撒勒，人口已經增加了三倍，但城市面積並未連一平方公里都沒有擴張。與此同時，在上拿撒勒的猶太發展市鎮，透過徵用巴勒斯坦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則擴張了三倍的城市空間。

在加利利的其他巴勒斯坦村莊，同樣受到土地政策的影響，揭示了類似於拿撒勒的故事：自1948年以來，這些村莊的規模縮小了四到六成不等，以色列徵用的土地被用以建設新的猶太人屯墾區。

在其他地方，以色列嘗試啟動人口與土地的全面「猶太化」。1967年後，以色列政府擔憂居住在北部與南部的猶太人人口不足，並計劃增加這些區域的人口。為了支撐這樣的人口轉型，必須要徵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建設猶太人屯墾區。

更過分的是，這些屯墾區將巴勒斯坦公民拒於門外。這種對公民生存權的公然侵犯，已經宣告以色列人權組織為改變隔離制度所付出的努力，以徹底的失敗告終。

以色列最高法院只能在少數個案中質疑此一政策的合法性，但並非通案性的認定。我們可以想像一下，要是在英國或美國，猶太公民或天主教徒在法律上被禁止居住在特定村莊、社區，或甚至整個城鎮，會是什麼情形？這樣的狀況又該如何與「民主國家」的聲稱相協調呢？

以色列的佔領行為並不民主

有鑑於對待巴勒斯坦難民與以色列內的巴勒斯坦社群的態度，以色列難以說服我們它是個民主國家。

對於聲稱「以色列是民主國家」的顯著挑戰，則是以色列對三群巴勒斯坦人民的殘酷姿態：這些巴勒斯坦人自1967年起就活在以色列直接或間接的統治，分別居住在東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自戰爭開始以來日漸完備的以色列法制，透過軍隊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樹立不容質疑的絕對權力，對數以百萬計巴勒斯坦人的羞辱已是司空見慣。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實際上是最惡劣的專制政權。

以色列外交界與學界對此的主要回應，都認為這些作法只是暫時性的措施——只要巴勒斯坦人「表現得好一點」，這些作法就會有所改變。只要是任何對於佔領區有所研究的人，都會理解這些論點有多荒謬，更遑論那些居住在這些區域的人們。

正如我們所見，以色列的決策者決定，只要猶太國家保持完整，佔領就會繼續維持下去。這是以色列政治體制所認知的「現狀」的一部分，而維持現狀總是好過做出任何改變。以色列將會繼續掌控巴勒斯坦的多數地區，又因為這種控制總是包含了長住的巴勒斯坦人口，這種控制只能透過非民主的手段達成。

儘管所有證據都指向相反方向，以色列仍持續聲稱它們進行的是「開明佔領」。這裡存在的迷思是，以色列抱持著善意進行仁慈的佔領，但因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而被迫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

1967年，以色列政府將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視為聖經應許的「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的天然部分，這個想法至今仍然成立。當我們觀察以色列左翼與右翼政黨在這個議題上的辯論時，他們唯一的分歧點只在於如何實現這個目標，而非質疑這個說法的有效性。

而在更廣大的公眾之間，存在著或可稱之為「救贖者」與「管理人」的真誠辯論。「救贖者」相信以色列已經重新回到古老家園的核心，在未來更不能沒有它而活；相反地，「管理人」主張這些土地應該用以換取和平，包含將西岸交付給約旦，以及將加薩走廊交付給埃及。然而，公共辯論很少影響到政治核心對於佔領區統治方式的判斷。

假想的「開明佔領」最糟糕的部分，展現在政府對於領土的管理方式。這些區域最初被劃分為「阿拉伯區」與潛在的「猶太區」，這些巴勒斯坦人口高度密集的阿拉伯區域後來成為自治區，並在軍事統治下由當地的政府合作者運作。直到1981年，這些地方軍事政府才被民政部門所取代。

其他的「猶太區」則被猶太人屯墾區與軍事基地所殖民。這項政策的目的在於讓西岸與加薩走廊的人口處於「飛地」狀態，既不與開放區域相連接，也排除了都市擴張的可能性。

情況在佔領不久後更加惡化，猶太教教派「信者集團」（Gush Emunim）開始定居在西岸和加薩走廊，宣稱將遵循聖經的殖民版圖，而非聽任政府安排。他們穿入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地區，留給當地人的居住空間卻也進一步縮小。

任何殖民計劃的第一需求就是土地。在被佔領區上，只有透過大規模的土地徵用，將人民自他們定居好幾個世代的家園驅離，並將他們限制在生計艱難的飛地之中，才能實現殖民的野望。

這些對土地的佔領與對人口的迫遷，被學者稱之為「災難地理學」，這些人口政策同時也是生態意義上的災難：使水源乾枯，並讓巴勒斯坦地景中最美麗的部分被摧毀。

猶太屯墾區更成為了猶太極端主義不受控的溫床，其主要受害者則是巴勒斯坦人。埃弗拉特（Efrat）的屯墾區破壞了伯利恆（Bethlehem）附近的瓦拉賈峽谷（Wallajah Valley），此地是聯合國指定的世界自然遺產；屯墾區也破壞了臨近拉瑪拉（Ramallah）的賈夫納村（Jafneh），使之失去旅遊景點的吸引力。瓦拉賈和賈夫納發生的事，還只是數百個相似案例中的兩個小例子。

摧毀巴勒斯坦人的房屋並不民主

拆毀房屋並不是巴勒斯坦的新現象。英國託管政府在1936到1939年的阿拉伯大革命期間率先構想並採用了這項手段；以色列只是在1948年後，承繼了這些集體懲罰的方式，只是手法更加多樣、更加野蠻。

阿拉伯大革命是巴勒斯坦人第一次對支持錫安主義的英國託管政府的起義，並讓英國軍隊耗費三年的時間平息。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對當地居民的集體制裁，軍隊拆毀了兩千多間房屋。

以色列從軍事佔領西岸與加薩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拆毀房屋。軍隊每年為了應對個別家庭成員的不同反抗行為，炸毀數以百計的房屋。

不論是對軍事統治的輕微違規，到參與反對佔領的反叛行動，以色列政府都會快速地派出推土機掃平一切。這不只是摧毀物理上的建築物，更是摧毀人們生活與生存的重心。而在更廣大的耶路撒冷地區（正如同在以色列境內），拆毀房屋也是對違章建築或是未繳罰單的懲罰。

最近又被以色列所採用的集體制裁形式則是封鎖房屋。想像一下，你家裡所有的門窗都被水泥、砂漿和石頭堵住，你因此不能再回來或取回你未能及時取出的財物。筆者試著在歷史材料中找到另一個例子，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其他地方曾經實行過如此冷酷的制裁手段。

砸毀巴勒斯坦居住區並不民主

最終，在「開明佔領」之下，屯墾者被允許組成幫派，騷擾巴勒斯坦人民、摧毀他們的財產。歷經多年後，這些幫派逐漸改變了他們的手法。

八零年代時，這些幫派習於使用實質的恐怖主義——藉由傷害巴勒斯坦領導者（其中一人在幫派襲擊中失去了雙腿），打擊耶路撒冷聖殿山上的清真寺。

在二十一世紀裡，屯墾者的幫派每天都在騷擾巴勒斯坦人：拔除樹木、摧毀農田，甚至隨機朝他們的房屋和車輛射擊。2000年以來在希伯崙（Hebron）等一些地區，每月至少發生一百起類似的攻擊事件。在以色列軍隊的沈默配合下，五百名屯墾者對希伯崙當地居民進行了更兇殘的襲擊。

從佔領之始，巴勒斯坦人就只有兩個選項：接受在以色列這座「巨型監獄」永久監禁的現實，或者被中東地區最強大的軍隊持續威脅。當巴勒斯坦人起身反抗（例如他們在1987、2000、2006、2012、2014和2016年的行動），以色列將他們看成常規軍隊的士兵和戰鬥單位，作為軍隊瞄準的目標。於是，村莊與城鎮被視同「軍事基地」炸毀；手無寸鐵的平民被射殺，宛如他們是在戰場上作戰的一支軍隊。

我們今日已經對在奧斯陸協定前後的以色列佔領之下的生活非常清楚，反而更不能接受「不抵抗將能使得壓迫減輕」的說法。未審先逮捕已經是多年來的常理，成千上萬的房屋被拆毀、殺傷手無寸鐵的平民、排乾水井——這些事實都證明了以色列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嚴厲冷酷的政權之一。

國際特赦組織每年都相當全面地描繪佔領之下的現實，接下來的文字摘自他們2015年的年度報告：

在西岸，包含東耶路撒冷，以色列軍力非法殺害包含兒童在內的巴勒斯坦平民，並拘留了數千名巴勒斯坦人，這些人抗議或以其他方式反對以色列維持軍事佔領，還有數百人被處以行政拘留。刑求與其他酷刑仍然盛行，但動刑者卻免於受罰。

以色列當局持續推動西岸的非法屯墾，此舉嚴重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動自由。十月以來，暴力事件持續升溫，對於巴勒斯坦人的法律限制也跟著強化，例如巴勒斯坦人在攻擊了以色列人平民後，遭到以色列軍力明顯的非法處決。以色列定居者在西岸攻擊巴勒斯坦人與破壞他們的資產，此一行動受到虛假的免罰狀態所保障。加薩走廊仍持續被以色列軍事封鎖，以作為對此地居民的集體制裁。以色列當局持續在西岸和以色列境內拆毀巴勒斯坦人的房屋；而在內蓋夫地區的貝都因人村莊，更特別強制驅離了居民。

我們大致分成幾個階段來看。首先，「暗殺」——國際特赦組織稱之為「非法殺人」：自1967年以來，大約有一萬五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非法殺害，其中更有兩千名是兒童。

未經審判即監禁巴勒斯坦人並不民主

「開明佔領」的另一個特點是未經審判就先監禁。在西岸與加薩走廊，每五個巴勒斯坦人中的一個，就曾有過未審先關的經驗。

有意思的是，要是比較以色列的做法和美國過往與當前的政策間的異同，我們可以發現，正如那些對抵制以色列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BDS movement）的批評，往往都在強調「美國的做法更糟糕」。事實上，最糟糕的美國案例，是發生在二戰期間對於十萬名日本公民的未審先關，另外還有三萬人在後來的「反恐戰爭」之下被拘留。

然而，這些數字和受到未審先關的巴勒斯坦人人數——包含非常年輕的、年老的，以及被長期監禁的——依舊相去去甚遠。

未審先逮捕是種創傷經驗。你不知道你被指控的罪名、沒辦法與律師聯繫、更難以和家人取得聯繫，就算只是一點關心，都可能影響你作為囚犯的身份。更殘酷的是，逮捕通常被用作是對人們施壓、要人們配合的手段。散播謠言、以人們聲稱或他們真實的性傾向進行羞辱，也是常被用以威脅人們合作的方法。

關於酷刑，資訊可靠的「中東監察」網站發表了一篇令人悲痛的文章，描述了兩百種以色列刑求巴勒斯坦人的方法。這份清單是以聯合國與以色列人權組織布澤蘭（B’Tselem）的報告為基礎所撰寫。除了毆打之外，以色列還將囚犯綁在門或椅子上長達數小時，朝他們倒冰水跟熱水、拉開他們的手指，或是扭他們的睪丸。

以色列不是民主國家

我們不只是要挑戰「維持開明佔領」的主張，更要挑戰以色列的「民主國家」假象。這些主張欺騙了數以百萬計的被統治者，讓他們投入這一場政治騙局中。

雖然世界各地的大多數公民社會，開始否認「以色列是民主國家」的聲稱，但由於種種藉口，對於政治領袖而言，他們仍將以色列視為民主菁英俱樂部的成員。在許多意義上，抵制以色列運動的盛行，反映了這些社會對於他們政府的以色列政策感到挫折。

對大多數以色列人而言，這些反彈聲浪要不是被視為「與我無關」，最糟則被看成「心懷不軌」。以色列國仍然堅持「仁慈佔領者」的說法。「開明佔領」的論點認為，根據以色列猶太公民的平均生活水準，巴勒斯坦人在佔領之下的生活「好多了」，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反對，更別說以武力抵抗。如果你是不批評以色列的海外支持者，你多半也會支持這些假設。

不過，以色列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確實認清了這些主張的有效性。在九零年代，有相當人數的以色列學者、記者、藝術家，紛紛對「以色列是民主國家」的斷言，表示不同程度的懷疑。

挑戰自身社會與國家的開國神話，需要一定程度的勇氣。這也是為什麼不少人後來退出了這個勇敢的戰鬥位置，回去聽從主流的見解。

在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學者和藝術家們創作了挑戰「民主以色列」說法的作品。他們將以色列描繪成不太一樣的社群，也就是那些非民主國家的樣貌。其中一位來自本·古里安大學的地理學者奧倫·伊夫塔求（Oren Yiftachel）就將以色列描繪成「民族民主國家」（ethnocracy），這是指管轄著共存的不同族群的國家，但在法律上與正式關係中對特定民族群體存在偏好。其他人則進一步將以色列標誌為「種族隔離國家」或是「屯墾殖民國家」。

總而言之，不論這些抱持批判的學者怎麼推論以色列的性質，「民主」絕對不是他們會使用的詞彙。

桃園航空城的「特定區計畫」通過後三年的期限將至。按日前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若在三年內無法完成開發，需再經審議後，才可以展延或者廢止。今日（7/25）營建署都委會就航空城特定區計畫展延與否進行審議，桃園航空城自救會為擋下開發計畫的展延，赴營建署要求都委會審慎評估航空城開發計畫的得與失，讓基層人民的意見可以被納入考量。

針對桃園航空城地區的開發計畫共有兩份，兩份計畫分屬不同的國土規劃位階。一份是2010年公告實施的「區域計畫」，位階較高；另一份則是2014年審定通過的「特定區計畫」，位階較低。若特定區計畫自審定後三年仍未獲展延，則須退為「區域計畫」，距離三年的期限，只剩下四天，因此今日召開大會討論。

兩份計畫同樣將針對桃園機場第三跑道與海軍基地的周邊地區進行重新規劃與建設；但是，特定區計畫的開發範圍3,000多公頃，為區域計畫的近三倍、增加了近2,000公頃以上的被徵收土地。航空城自救會成員田奇峰質疑，額外增加的徵收土地數量，未必能夠真正符合都市成長與人民需求；他也強調航空城的開發不會因為放棄都市計畫而無法執行，而會回歸更上層、徵收規模更小的區域計畫進行開發。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則質疑航空城計畫的根本必要性。徐世榮指出，航空城計畫的核心在於桃機第三跑道，其興建的依據則來自交通部對桃機旅運人次成長的預測。他引述前交通部部長葉匡時的說法，指出旅運人次的預測建築在「九二共識」、也就是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前提之下。他認為，隨著民進黨上台，兩岸情勢完全改變，「若真要檢討航空城計畫的問題，不只是要回歸2010年的區域計畫，更必須要重新檢討第三跑道的必要性。」

台權會居住權專員林彥彤則點明徵收規模擴大的原因，源於國民黨早年為攏絡地方派系而設置的〈土地徵收條例〉，其中的區段徵收、配餘地等設計，讓建商、政府都能在徵收過程中分得好處。不僅如此，林彥彤提到，2013年開始公開展覽的航空城都市計畫，正是前國民黨籍桃園市市長吳志揚用以綁樁、鞏固選票的伎倆。

今日都委會將航空城一案排為第五案，由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分別收集交通部、桃園市政府、民航局等各方意見，並向都委會提交「建議展延」的意見，會議最終也作出「同意展延」的結論。

營建署都更組組長陳興隆補充，雖然都委會做出展延決議，但未來將持續檢討都市計畫，並召開專案小組進行審議，更會納入聽證會、都委會委員相關意見，並強調「未來還有很多參與的機會。」田奇峰表示，雖然都委會同意展延，但都市計畫、區域計畫都還有檢討空間，針對興建第三跑道的環境影響評估也有待進行，認為未來三年將仍是一場硬仗。
 

新北市百年齋堂「普安堂」的文資審議爭議多年，去年（2016）新北市文化局將普安堂重新登錄為歷史建築，但普安堂不滿新北市府再度限縮普安堂歷史建築範圍，未將普安堂全區納入《文資法》保護，今日（7/25）偕同聲援普安堂的團體到高等行政法院向新北市府提起訴訟，要求撤銷公告，並呼籲文化部介入，完整保存普安堂園區。

普安堂位於新北市土城區，是北台灣僅存有300年歷史的先天派齋堂。2011年，普安堂申請文化資產保存所有建物，但因新北市府不斷駁回，加上土地所有權人新莊慈祐宮提起「拆屋還地」訴訟，導致2013年普安堂園區內的「李應彬藝術家故居」遭到強拆。翌年新北市公告普安堂三合院區為歷史建築，但因慈祐宮提起訴訟，2015年歷史建築公告遭法院撤銷，直到去年新北市文化局再度將普安堂登錄歷史建築，範圍包含外山門、現存石砌步道、山壁摩崖石刻、觀音堂舊堂紅磚合院建築。

然而，普安堂對這樣的文資審議結果深表不滿。聲援學生李晉暘表示，前年普安堂歷史建築公告遭撤銷後，新北市府依法應接受文資團體提出的新事證重新審議，但新北市府卻無視學者提出的數百頁新事證，僅公告三合院區為歷史建築，未將李應彬藝術家故居、清代墳墓區、集水區等納入，質疑新北市府惡意抹煞文化資產，只將一部分定為歷史建築，卻放任另一部分遭強拆。

普安堂發言人李榮台表示，慈祐宮一直想開發普安堂所在的媽祖田地區，改建為殯葬園區，所以用偽造文書登記獲得附近土地產權，對九十幾戶居民提起「拆屋還地」訴訟，普安堂是最後一批被告，並在2013年被強拆部分建築。她強調，雖然部分建物被拆除，但仍然保留了大型雕像、神像等文物遺址，期盼法官能到現場實際勘查，「看了就會明白普安堂有不可分割的價值」。

淡大建築系教授黃瑞茂也質疑，新北市府說「歷史建築範圍」與「土地定著面積」無關，意圖將普安堂三合院區外的區域排除在文資外，然而依照世界遺產的精神，土地和建築難以分開，已是一種普世價值，呼籲新北市府重視土地的歷史經驗，而非將其當成炒作的工具。他也認為法官應注意新北市文化局一再被文化部糾正的事實，審度新北市府是否和地方派系和廟宇勾結，攫取土地利益。

土城媽祖田地區的耆老鍾義信說，普安堂歷史可追溯到清朝，比附近的祖師廟、五穀先帝廟都還早，小孩受驚有毛病，都到此請示和祈求平安，是媽祖田當地的信仰中心，盼法院能還給普安堂公道，保存普安堂的古蹟和人文價值。

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從1970年代開始在台建廠，卻因長期挖井傾倒有機溶劑等有毒廢料，導致廠區土壤及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上千名工人罹癌，受害員工自力組成關懷協會，由李艾倫、蔡雅瀅等多名律師義務協助向RCA提起跨國訴訟，今天（7/27）全案在台北高等法院二審辯論終結，自救會在庭上提出事先預錄的20分鐘紀錄影片，希望讓受害當事人的聲音能夠在法庭上呈現。

在二審言詞辯論庭中，被告律師幾番阻撓影片的播放，包含主張影片內容未經調查，無法查核真實性，不應影響法官心證。原告律師則指出，被告律師「就是不敢面對當事人的聲音」，影片最後在法官的同意下，安排在原告律師團發言後播放，但由於不能替代當事人到場，內容並不做成紀錄。

開庭前，在RCA年資21年工作直到關廠的關懷協會會長劉荷雲表示，同事間的罹癌比例真的很高，希望法官與大眾能聽見RCA員工的心聲。RCA案一審時重要的出庭證人秦祖慧在2015年底已因敗血症過世，另一名證人黃春窕也因鼻咽癌而損傷了表達能力，難以再度出庭，劉荷雲說，當這麼多罹癌員工正在與死神搏鬥時，RCA公司竟然還忙著找理由開脫，重金聘請各國專家學者證人，在法庭上說「有機溶劑帶有水果的清香，聞了會有愉悅的感覺」，RCA高層還辯稱「吸入少量有機溶劑，不會危害人體健康」，劉荷雲痛批，RCA在台灣的重大汙染事件，都已經寫入高中歷史課本，如果有機溶劑無害，「我們請他喝一杯好不好？」

RCA職災勞工顧問團成員、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陳信行表示，RCA重金禮聘的專家證人往往都有非常嚇人的頭銜，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流行病學家、法國巴黎大學的法學家等等，他們提出的辯詞都是非常曲折、學術的語言，但若把它還原成一般的話，就可以簡單看出荒唐，例如「說不定當年根本沒有汙染」、「說不定有汙染但沒接觸到工人」、「說不定工人罹癌是正常且個別的現象」、「說不定當年有機溶劑反而讓工人更健康」、「就算真的有汙染說不定早就沒了」、「就算有汙染而且對工人有傷害，依照法律RCA公司也無須負責」、「就算台灣RCA公司有責任，法國湯普森公司、美國GE這些背後的母公司也不需負責，因為當時RCA的惡意脫產可能只是某經理的片面行為，母公司沒有責任」...。陳信行強調，台灣過去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已有千百萬個受到毒害的人，而科學的目的，應該是保衛人民生命，而不是用來升官發財，更不該為有錢的大公司鎮壓弱勢受害者。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劉念雲表示，RCA訴訟走了19年，期間已經有41位工人陸續過世，還沒有發病的不斷有新生罹癌狀況，他向二審法官喊話，這支抗爭隊伍是「邊走邊打邊掉人」，若再不做合理判決，未來恐怕就沒人能出面討公道了。

律師團成員蔡雅瀅表示，一審判決金額過低，希望二審能提高賠償金額，工人損失的生命與健康已經還不回來，過去經歷流產早夭而還沒發病的人，也終身要擔心擔心發病，法律應該要填補這些傷害，對於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來說，賠償金額其實不過是幾小時就能賺到的金額，期望司法做出具進步性的開創性判決，讓未來在台灣的企業有所警惕，負起保護勞工與環境的責任。

RCA訴訟案在前年（2015）4月17日由台北地方法院宣判自救會勝訴，判決RCA賠償445名員工總計5億6,445萬元，並在RCA上訴後進入二審，預計將在今日下午完成結辯後公布宣判期日。

去年（2016）8月，一名菲律賓籍漁工因遭雇主積欠薪資，離開工作崗位並向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請求協助，TIWA依法進行安置並與雇主、仲介召開協調會，最終達成協議雇主願返還薪水並同意漁工轉換工作，然而，該名漁工在離開工作崗位期間，已遭雇主通報並被勞動部作成「逃跑」註記，勞動部於是行文表示必須依法強制遣返。

今天（7/28）上午，TIWA偕同這名漁工，在數十名外籍移工的集體聲援下，前往勞動部對本案提出抗議，這起近期的爭議事件，揭示了當前《就業服務法》第56條逃跑註記的漏洞。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許惟棟表示，目前《就業服務法》第56條對移工的逃跑註記往往沒有作實質審查，只要雇主一紙書面通報就完成，在本案當中，漁工並沒有「逃跑」而是接受了TIWA安置中心的安置，且地方勞工局也評估移工在勞資爭議期間，不適合回原雇主處，因此同意依法安置，但是，積欠工資違法在先的雇主，在通報移工擅離工作崗位「逃跑」後，卻反而沒有任何責任，勞動部則反過來要移工提供自己沒有逃跑的證明，許惟棟直呼「真是非常離譜的要求！」

由於類似案件過去層出不窮，移工團體也多次向勞動部反映抗議，勞動部於是在今年（2017）4月6日召開會議擬定解決方案，並預計作出函釋望求解套，方向上將朝或雇主不願繼續聘僱或移工希望轉換工作，且移工能舉出雇主有具體違法事證，經地方主管機關查證，可阻卻移工的行政責任（亦即，撤銷「逃跑」註記）。

然而，在4月份該場會議後，函釋的出爐卻遙遙無期，至今沒有下文，而該名漁工個案，自去年8月起已經在安置中心待了將近一年，持續無法工作，不僅身心狀況每況愈下，也讓他在菲律賓的家庭經濟陷入困頓。許惟棟表示，移工來台都是背負了高額的仲介費用債務，根本難以承擔一年無法工作的處境，勞動部如果不盡速修法或作出函釋，等於是讓原來沒有逃跑意圖的移工，被迫要逃跑出去賺錢。

今日上午，勞動部只派出了一名勞動部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的洪姓技正出面接受陳情，但除了接收陳情書的作用外，現場對於函釋的進度卻一問三不知，只強調會盡速處理。按照慣例，這次函釋將有經過四個流程，是先由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進行草擬，然後要通過勞發署的法制單位，再送到勞動部的勞動法務司，最後由勞動部長審核。但是，對於目前函釋究竟處於哪個階段，洪姓技正一概表示不清楚，最後只好當著菲籍漁工的面說「不好意思喔，我們會盡快處理…。」

許惟棟表示，據了解，這個函釋目前勞發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都還沒完成擬定，勞發署的法制單位也未審核，TIWA政策部研究員陳秀蓮痛批勞動部「太官僚」，強調法律函釋不斷拖延，問題不只是書面上的文字，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就被拖在台灣，移工一整年無法工作的損失，勞動部根本無法彌補，也賠不起，希望勞動部重視。

在抗議現場結束後，勞發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專委蘇裕國在勞動部內接受記者採訪，針對這起個案，蘇裕國表示，如果移工在離開工作崗位的三日內，曾撥打勞動部1955專線反映雇主違法，或找地方政府、NGO申訴，勞動部就會先依法進行安置，後續若雇主通報失聯，並不會作逃跑註記。但目前的這名漁工，經新北市政府查核，在8月15至17日確實連續曠職失去聯繫，而透過TIWA接受安置時已超過三日，因此在法令上沒有專案處理空間，必須等待通案函釋出爐。

蘇裕國表示，民國84年（1995）勞動部曾有過另一函釋，移工在作成逃跑註記後的30天內回到原雇主處，雇主願意盡釋前嫌繼續僱用，外勞也願意返回工作，那就可以撤銷註記。但由於目前爭議漁工的雇主不願繼續聘僱，漁工要轉換雇主，因此不適用這個舊的函釋。

然而，隻身在台的移工，若發生勞資爭議不僅求助無門，還必須要與雇主「盡釋前嫌」，讓雇主願意繼續聘用，才得以撤銷逃跑註記，獲得合法身分，過去的舊函釋，形同加深了移工與雇主的不平等關係。

至於新函釋究竟何時會出爐，蘇裕國也只強調會盡速處理，因為涉及法令解釋以及勞工、雇主的權益，所以要比較審慎。

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上國道抗爭遭檢方以公共危險罪起訴，一審獲判無罪後檢方上訴，今日（7/31）上午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二審宣判駁回檢方的上訴，主審法官說明駁回理由時指出，本起案件中，被告率眾上國道抗議雖屬不妥，但主觀目的是為了特定理念主張，且過程大致平和、行為也自律和平，警察雖然為此封閉了相關路口與閘道，但不能反推論被告有違反公共危險的犯行，法官認為本案沒有公共危險犯行與主觀犯意，因此駁回檢方上訴。

2014年6月13日，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共300多名會員，佔領了國道一號南下41公里主線路肩等處抗議，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場在高速公路進行的抗爭行動，之後，包含收費員自救會成員林碧煌，以及聲援者毛振飛、林佳瑋、吳靜如、陳素香、陳秀蓮、吳永毅、郭冠均等8人，遭檢方依公共危險罪偵辦起訴，一審新北地方法院合議庭認為，陳抗者並未攻擊或攔阻車輛，也未指揮群眾癱瘓國道，僅在路肩聚集，故於2016年11月30日判決被告無罪；經過檢方上訴，高院今天駁回上訴，仍判8人無罪，但全案仍可上訴。

現場聽聞判決駁回檢方上訴，自救會成員難掩欣喜之情，卻也無奈表示，回到國道收費關廠案本身，蔡英文政府過去承諾的補貼協議，至今仍未兌現，因此只能持續用行動爭取。

國道收費員抗爭歷時超過三年，期間橫跨藍綠兩黨執政，至今卻仍未能圓滿落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秀蓮批評，民進黨過去痛批國民黨濫用約聘僱，表示應該彌補收費員，而蔡英文在選上後也把國道收費員當成指標案件，拿出來當成自己關心勞工的政績，還放入施政白皮書，但是與工人的協議後來卻跳票，根本沒能做到。

去年（2016）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和時任勞動部長郭芳煜出面，代表蔡政府政府與收費員簽訂協議，談妥補償方案，提供自救會成員5年共60個月，1個月1萬元的轉置補償費，並以1年1.6個基數為上限取代資遣費，對收費員進行綜合補償。當時行政院還發送新聞消息，表示「520至今短短不到三個月內，能將經歷多年複雜的國道收費員問題解決，是政府團隊合作及積極介入的結果。」豈料最終白紙黑字協議竟然跳票，勞動部最後推出的補償版本，不僅金額下滑，部分自救會也被排除在適用範圍外。

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會長孫秀鑾表示，今年6月8日自救會曾最後一次與林萬億碰面，希望能實現過去簽署的協議，但最後結論仍然是按照勞動部的補償版本，雙方沒有共識，自救會未來被迫只能繼續行動。

持志集團外勞仲介公司2008年爆出違法超收及剋扣移工薪資上億元，經苗栗地檢署偵辦起訴後，日前已宣判持志負責人林福來詐欺罪確定。本案受害印尼籍看護工達5,282人，每人平均被詐欺數千元到數萬元不等的薪資，但目前只有60餘名移工申請民事求償，協助民事訴訟的法律扶助基金會今天（7/31）偕同受害移工召開記者會，呼籲更多受害者出面，法扶會將義務協助求償。

持志集團自1993年起經營仲介外籍看護工，旗下仲介公司包含尚華、志華、萬華、瑞華等，卻以「集中保管提款卡定期領錢」、「恐嚇簽訂19至22萬元本票或借據」等方式剋扣移工薪資，詐騙金額獲利達2.1億元，受害移工高達5,282人，日前集團負責人林福來已被判刑，地檢署並扣押其1億多元財產，委由法扶基金會協助找尋受害移工並提起民事求償。

受害的印尼籍家務移工愛雅表示，她和其他移工來台時，持志集團仲介要求他們在內容不明的文件上簽名，還逼他們錄音發誓是自願繳交費用。愛雅之後18個月間被違法扣薪約6萬元，她泣訴，工作第一個月只拿到1,800元，第二個月只拿到3,500元，滿一年半的當月只拿到5,200元，直呼「老闆扣我們的錢太多了！」她用印尼語呼籲持志集團受害者出面聯繫法扶會，「把你們的權益奪回來！」

負責本案民事求償的法扶專職律師邱榮英表示，根據地檢署資料顯示，在五千多名受害移工中，仍有1,400多位移工在台灣工作，但在法扶將法扶申請書寄到移工工作的地點後，目前卻只收到60多位移工申請，回收文件率偏低，她認為效果不佳的原因包含移工工作地址更換、文件被印尼移工及雇主當成詐騙文件擱置，或印尼移工的教育程度無法理解說明文字等等，導致申請人數很少。她希望通過此次的呼籲，可以讓更多受害移工出面向法扶申請協助。

法扶執行長周漢威表示，未來會繼續和勞動部、移民署等政府單位合作，並透過駐外單位及印辦的協助，和人在海外的受害移工取得聯繫以利求償。周漢威強調，如有雇主收到法扶申請書，不必擔憂是詐騙或怕麻煩，因為法扶並不會收取律師費及代辦費用，受害移工也不需花時間出庭，只需簽好相關文件及委任狀，即可由法扶辦理求償。

甫於7月1日升任自由時報總編輯的鄒景雯，7月31日在自由時報發表特稿，針對長榮航空500多名空服員依法請「天災假」的維護勞工權益行動，指控其背後是具有左統色彩的工運者桃產總在操盤，已超越單純的勞工權益問題，目標是發動陸海空聯合大罷工，以達到癱瘓運輸、打擊政府的目標。她呼籲民進黨政府基於社會穩定、國家發展、以及絕大多數人民的權益，必須提高層級，採取有效作為因應。鄒景雯將勞工合法維護勞動權益的行動，昇高到危害國安的層級，所謂提高因應層級，難不成是要民進黨政府出動軍警鎮壓工運嗎？此等用心，令人不寒而慄！

此次長榮500多名員工請「天災假」，完全依照勞動部公佈的「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以及資方在7月29日公佈的天災假公告，依法提出申請，本就是勞工合法之權力行使，任何一個長榮空服員都有權利向資方申請。鄒景雯沒有提出明確證據，就直接指控這次請假事件背後有桃產總在操盤，一般記者都不會如此做，但為何資深的新聞從業人員鄒景雯卻如此做？退一步而言，就算此事件背後真有桃產總在暗中協助策畫，不也是自主總工會協助會員工會維護勞工權益的應有之舉嗎？鄒景雯這樣的資深媒體人怎麼會連這基本認識都沒有？最糟糕的是，鄒景雯將桃產總定性為「左統」，將其與中共連結在一起，暗示華航、台鐵及這次長榮集體休假事件，背後都是中共在策畫，將勞工合法維護權益的行動上綱到國家安全事件，提供政府「合法」鎮壓工運的正當性，這樣的論述，真是令人感到恐怖！

去年梅姬颱風襲台，各家航空公司都停飛，卻唯獨長榮航空仍有多架班機降落桃園機場，不僅罔顧員工安全，引起員工不滿，更遭外界批評「硬飛」，在長榮工會抗議下，長榮航空事後發布公開信向員工道歉，經勞資雙方協商後，終於設立「天災假」。鄒景雯不追究長榮航空長期追求利潤、漠視勞工安全的惡劣行徑，反倒以有「左統色彩」的桃產總在背後操盤進行指控，就是要操弄統獨議題將桃產總扣上「左統」的政治帽子，來否定這些空服員合法請假行動的正當性。此種手法就如同2002年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舉辦工人秋鬥「勞工六不起」大遊行，抗議民進黨政府無力解決勞工失業問題，被民進黨立委李明憲、李鎮楠以及台聯立委廖本煙聯合抹黑，指控秋鬥是「國共合作，鬥臭台灣」的扣帽子手段如出一轍，都是害怕勞工有自主性，動用政治手段箝制人民自主意識。鄒景雯文中還提到檢調已經展開調查此次請假事件，果真如此，那就是法西斯政府才有的行徑！邱太三部長應該出面說清楚。

參與過台灣自主工運的人大多知道，長榮集團長期以來以「零工會」政策自豪，公然剝奪勞工法定的團結權。20多年前，長榮重工的勞工籌組工會，立即被當時的總裁張榮發下令鎮壓，將工會幹部全部開除。如今長榮航空員工，在被鄒景雯指為「左統」的桃產總的協助下，成功組織成立工會，是航空業勞工團結權的一大進步。去年在桃產總的協助下，華航空服員罷工成功，對長期任由資方剝削的航空業勞工，無疑是打了一劑強心針，鼓舞航空運輸業勞工以集體力量捍衛勞動權益。但這一切在鄒景雯眼中竟都成了密謀進行聯合大罷工，企圖顛覆政府、危害國家安全的陰謀行動，不禁讓人時空錯亂，彷如置身國民黨戒嚴時期。

還記得我年輕剛投入工運時，在1989年遠東化纖罷工事件後，國民黨政府開始打壓工運，1990年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面對此起彼落的工運抗爭，竟公然指控這些工運抗爭背後都是一些「工運流氓」在領導策畫，要求嚴辦，只要符合檢肅流氓條例的要件，治安單位應依法檢送司法機關處置，絕不寬貸。看來郝柏村當時鎮壓工運還算「客氣」了，「只」將工運抗爭當作治安事件處理。鄒大總編輯顯然更勝一籌，直接將工運抗爭當作攻擊政府的「國安事件」在對待，如此法西斯思維，實令人不寒而慄。更嚴重的是，她在文末還指出政府部門已經就此進行戒備，果真如此，台灣勞工都得面對民進黨政府對工運即將展開的鎮壓行動，而且這一次不只是被當危害治安的「流氓」而已，而可能是攻擊政府的「叛亂犯」。

為響應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阿嬤家」慰安婦紀念館近日推出首屆國際慰安婦人權影展，明日（8/4）起至13日將播映三部慰安婦紀錄片，分別是中國大陸導演郭柯的《二十二》、加拿大籍台裔導演熊邦琳的《道歉》、以及台灣導演吳秀菁的《蘆葦之歌》，期盼能透過影像，讓更多民眾瞭解慰安婦的生命故事。

「阿嬤家」今日舉行國際慰安婦紀念日系列活動記者會，「阿嬤家」館長康淑華和三位紀錄片導演共同宣布慰安婦影展開跑，影展將播映《二十二》、《道歉》及《蘆葦之歌》三部慰安婦紀錄片，其中《二十二》和《道歉》都是首次在台公開上映，主辦單位也將安排三位紀錄片導演出席映後座談。

《二十二》導演郭柯表示，《二十二》紀錄的是22位中國慰安婦倖存者的故事，他決定不運用過多技巧，保持客觀距離、以晚輩的態度來拍攝這些慰安婦。郭柯說，七月時大陸院線點映《二十二》，大陸民眾反應相當熱烈，八成觀眾都是90後的女性，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這部片能促進慰安婦運動發展，讓倖存者得到應有的道歉。

《道歉》紀錄的則是三位分別來自韓國、中國、菲律賓的慰安婦的故事。導演熊邦琳說，她在2009年得知慰安婦的史實後，感到相當震撼和心碎，而開始走訪中國、菲律賓、韓國、日本等地，記錄世界各國慰安婦的故事，在採訪拍攝這些慰安婦的過程中，她發現戰爭的傷痕仍影響著她們，認為她紀錄的不只是過去的戰爭歷史，也是她們的現在，期盼能將這些故事分享給更多觀眾。

為眾多台灣慰安婦留下影像見證的《蘆葦之歌》導演吳秀菁說，她過去就希望未來能和其他國家的導演聯合起來舉辦慰安婦影展，很高興如今實現期望，她期許世界各地接力舉辦更多慰安婦影展，強調只要把這段歷史透過影像和文字深根到教育，就能「不斷延續慰安婦阿嬤的生命」。

康淑華表示，影展除了三部紀錄片外，也將放映其他兩部探討戰爭性暴力的電影《戰爭與眼淚》及《無人知曉的維舍格勒》。此外，本屆影展原定播放韓國慰安婦電影《鬼鄉》，但因未能喬攏播映時間，故而遺憾取消放映，但《鬼鄉》導演及製作團隊仍將來台響應影展、參與座談，《鬼鄉》製作部長盧泳完也說，看到台灣觀眾對《鬼鄉》的期待，之後有機會一定會爭取在台公開放映。

除了慰安婦影展的活動，「阿嬤家」也宣布將和韓國慰安婦支持團體一同舉辦「台韓國際青少年大會」，帶領15位台灣學生在本月17日前往韓國參觀大邱慰安婦歷史館、拜訪慰安婦倖存者，並和韓國學生交流慰安婦議題，希望能達到教育及歷史傳承的意義。

台塑投資主導的越南河靜鋼鐵廠去年（2016）4月在越南沿海排放有毒廢水，造成大批魚群死亡和嚴重環境污染，台塑事後雖提出5億美元賠償金，但卻陸續傳出當地許多受害民眾未得到妥善補償，今日（8/4）國內人權團體偕同越南受災省分的主教到總統府遞交全球近20萬人的連署信，要求台塑負起賠償和修復環境的責任，並呼籲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應加強對外投資審查，兼顧環境和人權保障。

災區主教指賠償金微薄、災害評估闕如

越南天主教榮教區主教阮泰合表示，榮教區包含義安、河靜、廣平三大省份，是遭受台塑河靜鋼鐵廠污染最嚴重的地區，去年台塑在越南中部海域排放有毒廢水後，綿延250公里的海岸都出現大量魚群暴斃，上萬漁民因海洋污染而失去生計，也引發危害當地人民健康的疑慮。

阮泰合指出，災害發生至今，台塑僅提供災民微薄賠償金，也沒有合理分配給災民；越南政府則遲遲未對當地居民健康做出災害評估，也沒有修復環境的舉措。阮泰合因而發起「聲援越南受害者解決台塑災難」的全球連署，要求台塑針對污染提出解決方案及合宜的賠償，也呼籲越南政府重建環境生態及受害人民的生活，目前已有近20萬人加入連署。

阮泰合表示，台灣政府目前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似乎只是為了提振台灣經濟，而未考慮東南亞人民的福祉，他呼籲蔡政府在新南向政策中納入環境和人權觀念，要求台灣企業到東南亞投資時應重視當地環境和社會發展，才不會重蹈台塑越鋼污染案的覆轍。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黃怡碧建議，鑒於台塑污染已損害台灣的國際名聲，蔡政府應派遣專業團隊前往越南，協助當地建立長期健康監測系統，彌補台塑造成的危害，並做為日後企業問責之用。環境法律人協會前秘書長林仁惠也認為，蔡政府既標榜「人權立國」，新南向政策就不應放任台商到東南亞破壞人權和環境，她表示，環團已針對《產創條例原則》和《公司對外投資處理辦法》提出修正草案，強化政府對企業對外投資的審查，如有違背事項則可處罰或撤銷許可。

近年來，教師、學生，以及農民面臨政府大幅刪減教育經費，正如同政府針對學校內工作的勞動條件的攻擊。在危樓中教學的教師們，構成了低收入學生面對的殘破學習條件的背景。老師們在面對放任政府的官僚化工會的同時，一邊對抗大幅刪減預算的政府。反對刪減教育經費的鬥爭不只是老師們的鬥爭，更同時是全體工人與社群的鬥爭。

然而，光是為免費、世俗的公共教育一戰還是不夠。公共教育仍然掌握在為了大財團服務的國家領導者手中。國際金融機構、企業執行長們，與政府官員一搭一唱，決定了課程與授課方式——關於公共教育應該教什麼、如何教，以及何時教。教育中階級不平等的廣泛存在，造成學生們的嚴重營養不足與健康問題。階級差異同時也意味著許多孩子無書可讀。雖然這些現象常存，但我們不能自囿於提出針對特定問題的教育改革方案，更必須質疑公共學校教育的社會角色與社會功能。

阿根廷的統治階級創造了為他們自身利益服務的教育體系。雖然貌似中立客觀且普遍存在，但教育從未與特定階級的利益分割。自阿根廷教育建制化以來，教育改革的設計從來就是如何更有效率地剝削工人與工人社群。

教育的歷史早已與階級鬥爭的歷史緊密連結。也因此我們不能將教育視為中立，而應該要將其視為由對立著的兩方所組成的矛盾系統。其中一方是由資產階級、財團與資產階級政府所建構，為他們利益所服務的教育體系；另一方則是在階級鬥爭史中留下輝煌事蹟的教育工作者們——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教育工作者不只為了他們的勞動權益奮戰，更是為了工人階級與窮苦學生們享有優良公共教育的權利而鬥爭。

我們的組織「四月九日集結」，不只打算成為工人鬥爭的一部分，更希望在我們所致力奮鬥的教育場域中，引入深刻的辯論。老師們總是在問自己：「教育應該做什麼？」，以及「教育應該為誰服務？」我們則在面對學生們的殘酷生活處境，以及當我們在思考是否能幫助改變他們的生活條件時，一再質問自己這些問題。我們問自己，是否每一個我們的學生都能「跨越困境」。我們疑惑，我們的行動是否只是被無形的絲線所驅動，讓我們誤以為我在課堂上能夠造成改變。

本文意在分析充滿矛盾的公立學校與教育體系，其中存在的虛假承諾與實質潛力。在展開分析的同時，我們「四月九日集結」也無條件捍衛公立學校、訴求公立學校教育機會平等，給予教師生活工資，以及要求政府立刻挹注更多的教育經費。我們支持這些訴求，但也充分意識到這些訴求雖然必要，但仍有所不足。

馬克思主義與教育？

不論是從表面或形式上來看，馬克思主義對教育沒太多著墨，畢竟馬克思僅有少數著作明確闡述教育問題，且僅侷限在如何發展對於教育問題的可能回應。但也有人認為，在教育與教學議題上，馬克思主義留下豐碩的成果。

我們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有著相當深刻的誤解。在我們看來，馬克思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論述者，如恩格斯、列寧，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對我們分析教育問題有著根本的貢獻。但是，我們無法膚淺地翻閱馬克思主義辭典，查詢詞彙，例如「教育」、「學校」、「教育體系」，以此發掘這些作者們的貢獻。為了理解馬克思主義對教育的看法，我們必須利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根源——亦即其對人類與社會的概念，以及統合性的唯物史觀；我們也必須理解形成意識與意識型態的物質過程（考慮教育與學校同樣是此一過程的一部分）。

在推進分析之前，我們必須再做出三點澄清：

1. 學校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機構。我們不能預設它們是永恆不變的，同時也必須拒絕「固有」的學習方式：在由四面牆構成的教室裡，要求學生有固定的上課時間、年級制度，以及成績等等。學校是歷史的產物。學校是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出現，也因此學校並非自然或永恆的。今日的學習機構，注定要與其所誕生的社會一同消失或轉變。
    
2. 公共教育是建立社會共識的重要機制。因為學校立基在提供每位公民「機會平等」的信念而存在。這種信念對資本主義而言是強大的維穩力量，因為在資本主義體制之下的平等機會本身就是種謬誤。
    
3. 教育的第三個角色，也就是「社會化」的角色。教育是訓練學生將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與態度內化的機制。教育機構能夠特別有效地賦予現行社會秩序正當性：因為學校一方面嚴格地訓練工人，使他們獲得技術，以成為具生產性的勞動力；另一方面更將社會上的生產關係自然化。

然而，除了這些澄清之外，我們還必須加入另一些重要因素，以了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學校教育。

當平等有了差異的印記

教育體系建立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平等」機會基礎之上。許多看到社會上不同階層、文化與家庭結構的人堅稱，所有的不平等問題都存在學校之外；他們堅信，在學校裡，所有孩子都有平等的機會。

「根據環繞著學校的意識形態論述，如果所有的孩子都從同一個立足點與同樣的學校體系中出發，他們的成就落差將只取決於他們個別能力、動機與選擇。如果孩子因為學校之外的問題（例如家庭糾紛、社會問題或經濟問題）而落後於競爭之中，學校將無法幫助他們。毫無疑問的是，社會上將市場視為平等萬靈丹的典型資產階級理論，同樣也是學校裡的菁英統治機制。」（引述自Mariano Fernández Enguita）。

學校面對來自不同脈絡與文化的學生，實際上會有不平等的對待方式。因為這是使教育機會中既有的不平等得以延續下去的手段。孩子開始認識到，所謂的平等無涉於物質基礎，僅存在於意識的領域。對孩子一視同仁的評分制度，每四年投票一次的投票權、以及出賣個人勞動的權利，構成了對平等觀念的膚淺理解的基礎。

「以更科學的語言表達，我認為：勞動力再生產不只需要對工人技術教育的再生產，更必須同時再生產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服從。」（引述自Mariano Fernández Enguita）。

學校機構的形成服膺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信條，學校不只配置了明確的意識形態要素，更構築並鞏固了勞動力必然異化的觀念。學生一方面接受課堂上的正式課程，另一方面也被整個學校體系的結構所教育。

我們必須歷史地解釋公立學校的形成，為此就必須將公共教育視為資本家階級利益與對其抵抗的複雜關係的一部分。其形成發生在資本家與多數工人訴求免費與普及的公共教育運動的鬥爭之間。公共教育部分紮根於勞動力的打造，並滿足工人階級提出的社會需求。以前的生產模式已不復存在，形成了對於具有即時性、重複性與注意力的日常勞動力的需求。而學校教育恰好扮演了發展這些「技能」的重要角色。

雖然當前學校教育的形態反映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但通往公共教育的途徑並非由資產階級所決定，也不是由資產階級的資助與允許工人花費時間在教育與文化生活上所鋪成的，一條漸進且被動的道路。十九世紀的勞工法是對崛起工人階級需求的回應，儘管雇主用盡所有手段破壞這些法律；公共學校教育同樣是資產階級國家的讓步，雖然這也符合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所在。

我們必須從工人階級與低收入群體的位置出發來討論教育議題。我們必須透過為工人階級的子女爭取免費、優質的公共教育的鬥爭來面對矛盾。目前的教育形式在政治上並不中立，因為教育無法與階級利益脫勾。教育並非中立的為「所有人類」而存在，更絕非政治或階級鬥爭的邊緣地帶——教育正是階級鬥爭的核心戰場。

這也是為什麼有必要質疑國家教育計畫的目標。我們必須檢驗那些主張擴大「優質」公共教育的人們的利益基礎。

至此，我們已經解釋了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所進行的公共教育的目標。這些目標與家長或家庭的目標——也就是盡最大的努力，將孩子送入學校，希望孩子們能夠得到學位——並不相同。資產階級的目標，同樣也不是我們這些致力於奉獻生命、支持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的老師們的目標。

現代教育是符合資產階級需求的產物。但它同樣也是大規模鬥爭下的產物，鬥爭使得教育得以普及與自由，並從企業的侵蝕中捍衛教育。不可否認的是，在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學校多半只是合法化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工具。資產階級不願提供工人階級真正的教育手段，反而透過分裂勞力勞動與勞心勞動、投入少量有限的資源到教育方面，以及創造充滿偏見的說法，限制工人階級取得優質的公共教育，以進一步限制了工人階級的潛力。

階級社會中的教育，帶有階級基礎

列寧曾說：「資產階級國家越文明，它就越會騙人，說學校可以脫離政治而為整個社會服務。事實上，學校變成了資產階級階級統治的工具，它浸透了資產階級的等級觀念，它的目的是為資本家培養恭順的奴才和能幹的工人… 我們說，我們辦學的事業同樣也是一種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我們公開聲明，所謂學校可以脫離生活，可以脫離政治，這是撒謊騙人。」

他也曾說過，「資產階級虛偽立場的表現之一，就是硬說學校可以脫離政治。你們都很清楚這種說法有多麽虛偽。就連提出這個論點的資產階級自己也把貫徹資產階級政治作為辦學的重點，竭力通過辦學替資產階級訓練機靈聽話的奴才，甚至在全國上下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替資產階級訓練這樣的奴僕，教他們去執行資本的意志，聽從資本的使喚。他們從來不考慮怎樣使學校成為培養人們品格的工具。」

資產階級將知識視為由他們所壟斷的事業，並試圖將知識轉化為替他們的統治服務的工具。列寧闡明了只有富人才能獲得「優質」的教育，但對窮人與工人階級而言，教育只是為工作進行的訓練。它絕對無法使人們成為「自己生命的真正擁有者」。

「自己生命的真正擁有者」同時具有文學的與深遠的意義。對工人階級與窮人而言，接受教育不只重要，且是必要的。為了實現工人階級與被壓迫社會群體的真正解放，我們必須深刻地打破將我們、以及我們的孩子，與整個人類歷史中所發展出來的科學、技術、哲學、經濟學與歷史學的巨大知識庫的分離。

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也論及了教育議題。他說：「平等的國民教育？他們怎麼理解這句話呢？是不是以為在現代社會裡（而所談到的只能是現代社會）教育對一切階級都可能是平等的呢？」他接著說：「『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來確定國民小學的經費、教員的資格、學習的科目等等，並且像美國那樣通過國家視察員來監督這些法律規定的實施，這和指定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兩回事！相反地，應該使政府和教會一樣地對學校不起任何影響。」

正如馬克思所言，一方面來說，我們必須改變社會條件以建立新的教育體系；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透過新的教育體系來改造現有的社會條件。因此，我們勢必要開展我們的分析，以理解當前的情勢。這些分析也導向了我們要求並捍衛公共、世俗且免費的教育。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根據學生的需要來爭取教育預算，而非為企業或跨國金融財團的需求服務。雖然我們要求國家挹注教育經費並保障大眾的受教權，但我們拒絕將教育的管理權交給代表資本家階級的國家。

教育可以在不被政府掌握的情況下公共化

反對資本主義政府對課程、對教育預算、對教育經費的控制的鬥爭是必要的。我們必須將教育交給真正關心孩子們所受教育的人進行，也就是交給家長、老師、學生、社區組織與工人階級組織。我們在質疑中為既存的教育體系辯護，因為我們為了平等機會奮戰，也為了能讓年輕人利用並增進由全體人類積累的知識的自由而戰。我們不為我們已經習慣的教育體系而戰，在教育中所謂的「平等」，只不過是憤世嫉俗且充滿偏見的謊言。在階級社會與剝削結束的平等到來以前，我們清楚這些說法只是空話。我們正致力於終結階級社會，在這場鬥爭中，我們為真正的平等而戰。而這也是為何我們要建立一個剝奪資產階級權力，並確立民主的經濟與教育計畫的工人政府的原因。

台北榮總的清潔派遣工傳出受不當對待，承包商德嘉、好景公司不遵守《勞基法》長期壓榨旗下清潔工，台北市議員王威中將此行徑喻為「吸血四招」，包括未落實休假制度、謊報勞健保冒名頂替、不實班表超時工作、積欠加班費等，今日（8/9）上午由王威中召開記者會，也邀請勞動局官員列席，要求針對違法情形進行勞動檢查，令其加以改善。

未予合法休假  違法超時工作且積欠加班費

王威中表示，台北榮總醫院負責清潔業務的勞工有300位，原受雇於派遣工承包商「德嘉公司」，由於德嘉今（2017）年將解散，便由另一間承包商「好景公司」接手，但他在檢查班表時發現一名清潔工林先生每天連續工作15小時，光是加班時數每月就高達100小時，且為多數清潔工班表的常態。

另外，也查出上述兩間承包商給派遣工的加班費都低於《勞基法》標準，加班7小時原本應給1,241元卻只給750元，讓每名員工一年失去近14萬的加班費。王威中也指出，清潔工從未休過特休假，也無折算薪資，清潔工李念七在德嘉公司7年工作期間被積欠48天特休假，以月薪27,000元計算，李念七等同於失去43,200元的薪水，整間公司清潔工以300人計算，等於所有清潔工被積欠近14,400天的特休，換算下來等於被積欠1,300多萬的薪資。

冒名頂替掛勞健保  以致勞權受損

李念七表示，他因為向勞動局申訴而被秋後算帳，被德嘉逼迫離職後又讓他復職，卻把勞健保用另一名人頭謊報，掛在某位主管的兒子身上，「我被公司開除以後，礙於勞動法令給我復職，但公司說（北榮）總務處對我有意見，所以不能出現在名單上，因此要用冒名的王君堯來代替，但他（王君堯）完全沒有在這邊工作。」然而多次向勞動局申訴卻總是被忽略。李念七也發現德嘉公司最近將要解散，過去積欠的薪資可能討不回來，簡直是晴天霹靂。

台北市勞動局勞動基準科科長黃毓銘針對李念七的案子回應道，包括被公司惡意解雇的部分，「有請退輔會、榮總副院長室來處理，盡最大努力來保護勞工權益」。黃毓銘指出，2016年接到李念七的申訴後，勞動局曾對德嘉公司進行勞檢，但針對其中「冒名」的部分，勞動局但沒有發現有其狀況。

對於勞檢為何查不到「冒名」狀況，黃毓銘解釋，在受理申訴的過程中，李念七從未提及頂替者的名字，只在申訴文字中提到「因為北榮總務處不喜歡李先生，所以不希望名單上出現他的名字。」勞動局無從查核起。

然而王威中質疑，難道「法令允許李念七工作但報王君堯的名字，勞健保也掛在王君堯身上使李念七權益受損嗎？」黃毓銘回應，法令不允許，但當時有跟李念七提及因為德嘉公司必須將名單報給榮總，因此「如果李先生同意公司這樣報上去的話，也會有風險存在，那時也有勸他說如果有雇用就要確認清楚，不要配合公司」。王威中指出，最終的結果就是勞保幫別人繳、健保幫別人繳、福利金被黑掉，使李先生的權益受損。

承包商口袋飽滿 派遣工不受保障

此外，根據王威中的研究指出，德嘉與好景兩間承包商的清潔標案紀錄中，德嘉連續五年承攬13件北榮勞務採購案，金額達9,800萬元；好景公司則是17年來都在承攬清潔採購案，光今年總額就高達7,400萬元，更發現好景公司的股東與德嘉公司老闆有親戚關係，王威中表示。不排除兩家是家族持股，由德嘉公司申請解散，換好景公司接手，但由於德嘉公司解散動作目前尚未清算完成，王威中呼籲勞動局仍需積極介入勞檢及相關調查，「把員工應得的加班費、特休假都還回來。」

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祕書長施士青表示，北榮對待基層勞工不合理、也不合法，用標案來脫免雇主責任，要求北榮應該要負起勞基法的責任，給予清潔工合法的待遇。施士青指出，台灣派遣員工被壓榨的情形很氾濫，目前在《勞基法》或是尚未立法的《派遣法》草案對於派遣員工的保障都不完整，最主要是由於雙重雇主的認定仍有爭議。

「許多民間企業派遣員工也表示說雇主原本承諾工作一、兩年就能轉正職，但結果都是被騙，最終還是只能做一名二等勞動者」，勞動者的尊嚴仍然被踐踏，工會也呼籲全國派遣員工能夠勇敢站出來，維護自己最基本合法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