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天剛好人在北京，也感受到了《戰狼2》的狂潮，連隨便走在百貨商場都可以聽到路人的言談間出現這電影的話題。截至目前爲止，《戰狼2》在中國國內票房已超過33.92億元，折合新台幣大約是153億元，突破華語電影史上的最高票房紀錄。

《戰狼2》的基本劇情，起始於吳京所飾演的男主角「冷」，原來隸屬於人民解放軍特種部隊，在一個村莊被黑道村霸強佔，警方公安又怠惰遲緩無能保護人民大眾的事件中，選擇挺身而出殺了村霸（一腳踹死的…），從而被剝去軍階鋃鐺入獄。就一個英雄片劇情設計而言，前頭這樣的鋪陳自然是要賜予主角一個光明磊落的人格特質。

接著，主線劇情直接跳往非洲，在一個不知具體是非洲哪個國家的地方，設定中那兒充斥著戰亂，反政府軍和政府軍經常性對峙，而主角參與了協助中國使館撤僑，保護中資企業工廠與有關單位人員，過程中使出各種渾身解數，包含徒手接住被爆炸震碎的玻璃碎片轉身拿著碎片割敵人喉頭、徒手拾起鐵絲網擋下朝自己飛來的飛彈等等，並在最終在由中國海上軍艦對地面的砲擊護航下，成功把人員救出。

在整部作品中，並沒有清楚呈現發生地點是在非洲哪個國家與哪個區域，只是泛泛地混雜使用了許多非洲元素：多數黑人人口、混亂嘈雜的市井街道、開車路上有獅子老虎斑馬長頸鹿…，治安徹底失序且國家民族缺乏自我調節治理的能力，到處充滿反政府軍與政府軍的槍砲轟炸等等。如果說，一個多世紀以前西方列強對於中國的「東方主義」印象，是認為唯有仰賴西方的棒子（槍砲）、與胡蘿蔔（文明洗禮）才能改善中國人生活，在中國崛起的此刻，《戰狼2》所呈現的恰好是一個中國角色位置上的翻轉，中國終於可以不再是被西方所他者化與凝視的對象了，而是可以主動的起身看別人了，至於是不是能看得比過去更為清楚呢，我但願中國可以不走西方帝國主義再現的老路，然而《戰狼2》所呈現的非洲，幾乎是就是瘟疫、饑荒的同義反覆，幾乎可以說就是人間煉獄。

文化研究學者陳光興近年持續在各地引介非洲思想，對包含非洲當代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等人的作品進行譯介，他便不斷強調，我們對於非洲的理解實在太少、片面，充斥各種刻板印象，非洲早已不是貧窮蠻荒，而有高度的自身的發展，無論是各種另類的（不同於西方的）現代性特徵，或者具體的科技與建設發展。時至今日，隨著中國大幅度的在非投資，中國移居非洲人口超過百萬計，然而，正如大量西方人戴著西方眼鏡跟尺度來到中國，往往是越看越模糊；中國的崛起，如果真是文明崛起，肯定得換副眼鏡戴戴，如果還是用《戰狼2》這樣子片面與負面的形象來詮釋呈現與自己「互利互惠」的非洲合作夥伴，不僅完全無助兩地區人民的友誼，長此以往必將有負面與撕裂的效果。

英雄電影的套路與改良

很多人說《戰狼2》模仿複製了好萊塢英雄電影的套路，但是我覺得不僅如此，重點在於模仿的是很老舊的好萊塢英雄電影套路。在國家意識形態上，自然無所謂新舊，然而，西方在當代多元文化主義與政治正確的風潮下，其實任何的文化生產套路都進行了許多的自我更新與修正，好比說，雖然復仇者聯盟裡頭最重要的角色都還是白人（男性），但始終會安插些黑人在旁協力、或者也會提高女性角色比例，另外神力女超人還會找個猶太裔演員來演等等。簡言之，對照來看，在《戰狼2》中，我看到的是一個完全沒有歷經上述修正（或包裝）的純粹的英雄電影。

對男性陽剛的極端迷戀與崇拜，從電影開場沒多久的拼酒場景、沙灘上的肌肉展示，部隊梯隊相認的哥們情誼等等皆表露無遺，這還都無妨，最令人無法忍受的一幕是電影後半部份盧靖姍飾演的女主角Rachel，明明想留在戰區協助救援，卻硬是要被男主角給公主抱上直升機，這一幕讓人憤慨到不禁為緊接著反政府軍轟下直升機而暗自竊喜。

當然，我這裡不是要說西方的多元文化主義改良就足夠了，或者，也有很多人覺得好萊塢電影還不夠政治正確（女英雄、黑英雄還是太少云云）。但我不是這麼看，好萊塢電影的真正問題還是在於更多時候是用表面的多元文化主義來粉飾自身背後的國家意識形態或歷史觀，好比如何用大量戰爭電影建構人們對二戰的看法與歷史觀感等等。

所以，關鍵也不是《戰狼2》裡是不是應該多個女英雄或者黑英雄，而是，電影到底呈現了怎樣的他者，呈現了怎樣的中非關係想像——也同時，就是呈現了中國怎樣的自我想像。如果無論是中國在非投資，以及未來一帶一路的具體規劃，在外交上真是要達到「互利互惠」，那麼對於這些與他國互動交流往來的再現中，應該要把握其他地區人民的主動性、積極性，真正看到（跨國的）人民的力量，而不總是中國自己在那自說自話，逕與美國角逐扮演世界警察。

《戰狼2》​不該是主旋律電影！

現實中中國在非洲的投資，是要具體問題具體談的，不能簡單說是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複製，這點可以參看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嚴海蓉長期的研究。2015在「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會議上，非洲農業研究院的創辦人薩姆·莫約（Sam Moyo）也不斷強調中國在非投資並非再殖民，藉此駁斥西方自由派媒體膝反射式的反應，認為那不過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

然而，在政治經濟的分析上是否具有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意涵，與一個國家是否具有帝國擴張的內在慾望，實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中國的崛起，當然有潛力為世界帶來貢獻，不該一看到中國崛起、經濟起飛了，就扣它帝國主義帽子。然而，這樣的潛力要真能落實，勢必還是需要無間斷的人為的努力與（中國內、外部左翼的）堅持，而不能以為是必然如此、必然會落實，而且情勢其實還絕不容樂觀。

我認為，《戰狼2》所呈現出的文化意涵，以及它在中國大陸如此暢銷熱賣，可以說是一個深刻的警訊。不要忘記，美國作為一個美洲國家，卻在全世界佈建軍事基地，是為人所詬病的；那麼，怎麼看待中國在非洲東北吉布地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呢，它又具有什麼意涵呢？

按照《戰狼2》給的答案，中國在非的海軍，其實也與美國在外的駐軍沒什麼差異，為了保護自身在外的投資與利益，按顆按鈕便可輕易轟炸他國，介入他國事務。請注意，電影中，海軍的對陸轟炸莫名地避開了所有無辜的廠場工人與男女主角，這樣的情況當然只可能發生在童話與電影當中，現實裡的飛彈不長眼，只會是悉數炸個同歸於盡。並且，在過去美國軍事介入的每一場戰事中，我們都看到這樣的武裝外力介入所佈下的仇恨的循環。

如果，這是《戰狼2》所要告訴我們的中國崛起未來的可能發展與意涵，這完全是朝著有可能對世界帶來貢獻的反方向在走。從這個意義來講，《戰狼2》把中國描繪成這樣，根本不是什麼主旋律電影，相反，它是在黑中國！

零售業過勞死案件再添一樁！這次發生在公關手腕廣受好評的全聯福利中心。在今年（2017）的五一勞動節，全聯台中北屯二店的員工羅小姐因積勞成疾，在店內倒下，並在當月7日逝世。今日（8/13）是羅小姐的百日祭，家屬重返北屯二店，要為羅小姐招魂，並發起拒絕消費、抵制全聯的活動。

數年以前，家樂福企業工會率先打響零售業勞工集體對抗非法變形工時的第一槍。家樂福企業工會理事長藍世華表示，因為從事該工作的基層勞工多半是較弱勢的中年婦女、學生等勞動者，讓資方可以肆無忌憚地大力剝削；這也讓零售業的過勞狀況更趨嚴重，至今仍未明顯改善。

藍理事長說的並不只是家樂福的個案，更是零售業的常態。根據勞動部2015年統計，綜合商品零售業的總從業人口約有16萬人，其中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約佔五成，也就是有8萬人之多，都還身處在這樣低薪、高工時、高工時彈性的「全職計時工」狀態之中。

關於羅小姐逝世與向全聯追討公道的經過，律師柯劭臻解釋，羅小姐在今年四月底（30）先是被從乾貨部門調動到需在冷凍庫工作的生鮮部門，當日雖與主管反映不願調動，但並未被接受，當日晚上工作到深夜才回家。

在經歷不到七小時的休息後，隔日（5/1）一早，羅小姐旋即到店工作；歷經十小時的操勞，剛離開冷凍庫，羅小姐就暈眩倒地，1.5小時後才被同事發現，但已錯過就醫黃金時間。過了一週後，因腦溢血離開人世。

惡夢從這裡才開始。為了追討一份公道，羅小姐的家人向全聯索取她生前最後24小時的工作錄像，以確定工作時間，釐清公司責任。但是家屬在與資方的幾次協商中，均並未能取得錄影畫面，直到後來有全聯內部員工私下翻拍，並提供給媒體使用，才讓家屬看到羅小姐倒地、嘔吐的畫面。

家屬也發現，全聯更以假造的班表應付勞檢人員，要求員工在未下班前就預先打卡，讓出勤紀錄更不可信。不過，台中市勞工局在今年八月已經認定全聯此舉違反《勞基法》「工時應詳實記錄至分鐘」的規定，已經開罰；但本案是否符合〈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的「工作負荷」（過勞死）要件，仍有待勞動部職安署釐清。

家屬直到父親節（8/8）才將此事公諸於世，並在今日於全聯北屯二店前擺設棺木與招魂幡，物流業勞動權益自救會、家樂褔企業工會、全聯工會籌備會均前來上香致意。在群眾獻花的期間，全聯公關曾短暫出面，並向記者澄清他們並無偽造打卡記錄、也沒有不提供錄影畫面。但因為公關不願獻花，被群眾認為是「不願面對家屬」，就在簡短說明立場後，火速離去。

面對資方冷漠的態度，活動發言人曾維堂呼籲群眾，響應以不消費抵制全聯的活動。今日下午，群眾也持續步行前往全聯北屯一店，要全聯給出更明確的回應。

文／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有鑑於近日網路上一些對苦勞網的誤解與爭議，趁著此次捐款徵信的機會，綜合向讀者做一次說明。

關於社運公佈欄

首先，近日有些人質疑苦勞網何以在網站上刊登了反對同性婚姻的「下一代幸福聯盟」的新聞稿，藉此質疑苦勞網的立場是否傾向下福盟。

其實，苦勞網的工作除自產報導、評論以外，也一直是一個社會運動與NGO訊息發布的平台。不管是什麼立場、色彩的團體，只要將新聞稿或採訪通知寄到 coolloud@gmail.com我們一概都是來函照登，這些「新聞稿」，當然不能直接等同於苦勞網的立場。

舉例而言，苦勞網既全數刊登「台灣國辦公室」的新聞稿，也同時全數刊登了「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的新聞稿；全數刊登「下一代幸福聯盟」的新聞稿，也全數刊登「婚姻平權大平台」的新聞稿。

作為一個長期關心台灣社會運動的媒體，我們認為，這種長期性的資料蒐集工作，也有其必要性。

有些時候，個別團體或聯盟的成立，可能是為了特定爭議案件或者話題臨時集結而成，在打完一場仗之後，階段性使用的部落格、臉書帳號可能關閉停擺，這也導致當我們回顧社運發展的歷程時，許多資料會遺失、找不齊全。

好比在2011年時，宗教團體為了反對性平教材而臨時籌組了「真愛聯盟」，當時同志團體與性別團體為了反制並支持性平教育則籌組了「友善台灣聯盟」，我個人當時也曾參與其中。無論「真愛聯盟」或者「友善台灣聯盟」，都是特定時間與運動階段的產物，而當時這些運動的發展，也影響了後續台灣同志運動與宗教團體持續至今的辯論。苦勞網的資料庫功能，完整地收藏了不分立場派別的新聞稿，也讓關心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朋友們，能夠追蹤回顧這些運動發展的歷史軌跡。

關於開設WeChat公眾號

苦勞網去年（2016）在微信上開設了公眾號，原因是中國大陸至今的言論與網路審查制度導致無法直接連上台灣網站，過去我們在與中國大陸關注勞工、性別等議題的民間團體交流的過程中，經常接收到希望更方便看到台灣社會運動報導與訊息的意見反應。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乃至經濟崛起至今，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動，而這個變動無論正面或負面，也在在牽引著台灣社會的動向。我們認為，特別是在兩岸交流頻繁的此刻，有別於資本家、投資人，或者國共等官方所建立的交流，各種民間的、關注社會改革的進步團體、公民團體，更需要建立非官方、非黨的連繫窗口與管道，促進彼此的對話與學習。

近年來，大陸許多關注工人維權的新媒體也一一落地開花，比如關注女工權益的「尖椒部落」，從「破土」改組後持續提供各種文化評論的「土逗公社」，以及發揚左翼論述評論的「激流網」等等，這些經驗以及他們的工作成果，都需要我們持續的學習與關注。

對於中國政權性質與走向的辯論，是全世界左翼都要面臨的一個巨大課題與辯論，我們做為一個在台灣工作的小小網路媒體，並不打算蓋棺論定的提供什麼結論，然而，即便不同意中國共產黨，難道就意味著要反對中國人民嗎？批判中共國家，就意味著必須與對岸14億人口為敵嗎？──更進一步說，任何政治綱領或計畫，如果必須以仇視地球上的14億人口來建立自身的正當性，這樣的政治，有可能是倫理的嗎？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苦勞網開設公眾號，不過就是把目前我們台灣網站上的內容，轉為簡體字，方便關心台灣社會運動的中國大陸朋友能夠閱讀而已，任何明指或暗示我們開設公眾號就是拿取中共官方資金的說法，都是過度推論。否則，寫英文文章，或者任何團體用paypal收受海外捐款的，難道就是美帝國主義了嗎？

希望以上說明，能夠化解部分朋友們因為不清楚狀況而對我們產生的一些誤解。

最後，有鑑於這還是一封捐款徵信，在此還是懇切地呼籲，希望大家能捐款支持苦勞網的工作。每個月定時定額一百兩百不嫌少，五百一千不嫌多，讓我們的工作能夠有更扎實的基礎，緩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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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特別預算（106-109年度）中包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教育部對2-6歲與衛福部對0-2歲之幼兒托育皆有編列經費，但兩者規模差距懸殊，今日（8/16）上午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開記者會呼籲行政院出面協調，讓衛福部的公托名額在六年內增加21,000名，與教育部增加2-6歲的34,249名銜接，令0-6歲的公共托育能夠「無縫接軌」，青年家庭能安心生養，減緩少子化的問題。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劉毓秀指出，目前在前瞻計畫第一期（106-109年）特別預算中，針對「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分別由教育部與衛福部來規劃，教育部負責2-6歲幼兒的公共幼兒園，包含非營利幼兒園，將增辦1,247班共34,249位名額，將幼兒園公私比例提高到四比六；而衛福部負責的0-2歲幼兒部分僅增列120所共1,440位名額的迷你型社區公托家園，公私比例為一比九。兩者差距頗大，無法順利讓家長無縫接軌。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王兆慶認為，行政院應協調教育部與衛福部，拉近兩者名額差距，期許衛福部能在六年內增加21,000個對於0-2歲的公托名額，包含公共家園12,000名與公共保母9,000名，使得公私幼托的比例能夠達到四比六，而非現行的一比九，讓0-6歲幼兒的公共托育環境能夠在衛福部與教育部無縫接軌。

芝山公共家園爸爸代表陳柏謙說，去年底小孩一出生，就忙著尋找公托資源，社區公辦民營的公托機構名額僅有40名，每年7、8月進行抽籤，去登記後排到第60位，但有三倍的人要去擠，抽到機會頗低，所幸後來抽到今年新設、規模較小的公共家園。陳柏謙指出，私托每月要花25,000元，幾乎等於一個工作者的薪資，公立幼兒園每月費用14,500元，相對低廉，「現在所送去的芝山公共家園是國家資源投入，環境也比較完善」。對於父母而言，是否生小孩的考量就是出生後的托育環境與費用，國家拿出資源來投入公共化托育才能讓人無後顧之憂。

台灣勞工陣線楊書瑋表示，少子化是國安問題，政府不該把托育丟回家庭，目前0-6歲幼兒有40萬人，其中有20萬人是母親在照顧，15萬人則是由公婆照顧，僅有5萬人是進入托育體系，又有九成都在私立幼兒園。楊書瑋質疑，教育部要增加2-6歲公托名額34,249人，衛福部卻只增加0-2歲公托名額1,440人，「這是一匹馬後面拖著一頭牛」，呼籲政府不該用補貼的方式讓家長去市場裡面購買商品，而應投入公共資源協助。

婦女新知基金會覃玉蓉表示，目前長照預算有200億元，0-2歲的公共托育預算卻僅有15億元，顯示托育這塊不受重視，年輕家長十分憤怒。覃玉蓉指出，政府過去僅想要以津貼的方式補助家長，但往往幼兒園也會因政府給予的津貼而調漲學費，政府應增加公托名額，才能緩解青年家庭的低薪困境，給0-6歲家長有力的後盾。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郭明旭則提到，各地幼兒園超收問題嚴重，造成工作人員工作量大增，間接產生不當管教事件。郭明旭指出，托育商品化後只剩利潤考量，會提高工時、壓低照顧者的薪資、給予很差的福利待遇，每年全國幼保系有4000至5000人畢業，但目前卻是嚴重缺工，因其工作十年平均薪資仍僅有23k，卻要負擔龐大的情緒壓力。

針對兩年半前造成6名消防員殉職的新屋大火案，桃園地檢署近日已對桃園市消防局做出「不起訴」處分。今日（8/16）上午，消防員權益促進會協同新屋案罹難消防員家屬，直奔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批評該份不起訴處分書「根本就與桃市消防局立場一致」。消權會並要求高檢署檢察長提起告訴，讓全案進入公開透明的審理程序。

新屋大火案後的兩年後，消權會已與桃市消防局召開多次調查會議，也和桃園地檢署提起調查的要求。最終，桃園地檢署先後分別對新屋保齡球館業者、以及桃市消防局作出處分，前者起訴，後者不起訴。但在消權會眼中，該案實際上疑雲重重，地檢署說詞也前後反覆。這也是消權會再度前來高檢署的原因。消權會秘書長鄭雅菱指出，在針對消防局的不起訴處分書中，共有四大疑點。

首先，在消防基層實務工作中，「消防水帶是否飽滿」是消防員能否逃出火場的關鍵。飽滿的水帶可以在凌亂的火場中用觸覺輕易辨認，只要沿著水帶，消防員就有逃出生天的機會。新屋大火當日，因為水帶扁塌，導致除了僥倖逃出的黃鈺翔外的消防員罹難。檢察官卻認為「水帶飽滿不是逃生的唯一關鍵」，無視了第一線打火弟兄的生存，繫於水帶之上的事實。

消防員在火場內經驗了致命的「水帶扁塌」，這與火場外的「移車斷水」有關。因為指揮不當，火場外人員在不知道「火場內還有人」的前提之下，就貿然移動車輛、斷開水源，火場內的消防水帶也就因此扁塌。消權會質疑，在不起訴處分書中，檢察官刻意遺漏外場移車斷水的事實。

更重要的是，移車斷水反映的是現場指揮體系的不明確，也包含外場與內場的消息管道並沒有充分建立，在現場指揮官說要「撤退」時，無線電並沒有回應。消權會質疑此時是指揮官用錯頻道，導致消防員無法接收指令。正是因為現場指揮官並沒有辦法直接與消防員溝通聯繫，才會有移車斷水的現象發生。

最後，消權會也質疑，檢察官將消防員來不及逃生的問題，通通歸咎到「現場爆燃」的不可控制因素，並為此隱瞞了反面證據。例如，以消防員黃鈺翔脫逃的時間點來看，針對業者的起訴書中認定爆燃發生在2點55分，消防員在2點58分脫逃，顯見「在爆燃發生以後消防員還有三分鐘可能的脫逃時間」；但是，在針對消防局的不起訴書中，這項證據卻徹底消失。地檢署一改前面的說詞，認為「在爆燃發生之後，沒有任何脫逃機會」。

總結這四大疑點，消權會原先期待檢察署能夠扮演「公正第三方」的角色，為罹難的消防員討回公道。但在過程中卻反而因為偵查不公開原則，讓消權會無法取得詳細證據；最終出爐的不起訴處分書，更是再次傷了罹難者家屬的心。罹難消防員陳鳳翔的妻子緩緩表示，「女兒問我『是不是等長大以後爸爸就會回來』，我卻無法回答她的問題。」

「為新屋大火案尋求真相，不只是為6名消防員爭取物質的補償。」消權會理事長楊適瑋強調：「這一切都是為了不讓類似慘案再次發生。」

今天（8/16）捍衛家庭學生聯盟（捍家盟）與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護家盟）共同召開記者會，針對大法官釋字第748號釋憲文出爐後，可能對現有《民法》與婚姻制度造成的影響提出訴求，他們反對釋憲結果並表示將提出訴願，也反對修改既有《民法》，建議修訂「同性家屬權益保障法」，以「專法與民法並進」的方式來保障同性家屬權益，並要求「沒有家庭意識」的行政院長林全下台負責。

護家盟提訴願 法學者：司法裁判不能訴願

護家盟發言人張守一表示，憲法的精神是保障「人的權利」而非「性傾向的權利」，批評釋字748號逾越了立法權，強調護家盟現在正打算提出訴願，未來若訴願敗訴還將進行行政訴訟。然而，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廖元豪表示，行政訴願是針對行政機關所做的行政處分，向上級機關請求審查的程序。而大法官的憲法解釋，在性質上屬於司法裁判，根本不可能走訴願程序。簡言之，護家盟根本不能對釋字第748號提起訴願。

除了一條程序上明顯走不通的訴求外，護家盟還有其他訴求，張守一說，如果訴願與訴訟不成，宗教團體還將提出「專法與民法並進」的修法意見，例如在《民法》1123條中增加第四項，另立「同性家屬權益保障法」。原《民法》1123條明定雖非親屬者，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張守一建議增訂第四項「非婚姻關係下，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且同居一家之同性雙方，得互為家屬」且「不置家長」，對於家屬的形式與內容，護家盟則認為「以相關辦法予以規範，家屬雙方得另訂契約，約定雙方權利與義務」。

此外，在性別教育的部分，張守一表示將推動可以強化家庭功能、兩性差異教育（例如洪蘭翻譯的大量男女大腦差異論書籍）、家長與親子教育的「家庭教育」，透過既有的《家庭教育法》為其法源依據，與同時期通過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互別苗頭，以「兩性差異教育」取代現有的「性別平等教育」。倡議內容還包含推動孝道、傳統文化與讀經教育、倡議新倫理、人倫與立德等。

學生團體代表、捍家盟總召施俊宇則表示，同性婚姻會帶來嚴重的後果，例如家庭架構瓦解、言論自由限縮、同志人權剝奪、代理孕母推動等...，他並以支持「一夫一妻制」的言論者遭到大眾檢舉與罰款為例，認為因為支持同婚而限制言論者才是「保守」的代表。至於為何同婚會導致同志人權剝奪被剝奪，他解釋，是因為會令部分想要改變性傾向的同志的權利遭到限制（不再能接受性別迴轉治療），他強調：一夫一妻制不是保守、而是「進步」。

釋憲兩年真空期 伴侶盟主張：可直接援引婚姻章登記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曾於2014到2015年間，協助三對同性伴侶結婚登記被拒提起司法訴訟，後來因為祁家威聲請釋憲案，訴訟暫停審理，直到釋字第748號出爐，宣告現行《民法》違憲後，案件才再度重啟。8月9日，伴侶盟陪同三案中的「方敏、糖糖」案當事人開庭，伴侶盟表示，法官認定戶政事務所駁回同性結婚登記的處分，根據釋憲結果已屬違法，應該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不過，對於是否允許同性伴侶即刻登記結婚，法官的態度則仍猶疑，要求戶政機關補充意見，本案將於9月底進行言詞辯論。

伴侶盟秘書長簡至潔表示，法官對於直接讓同性伴侶登記結婚有所保留，是認為釋憲後的兩年真空期中，還沒有可參考的法源依據讓同性伴侶參照辦理。簡志潔援引748號解釋文指出，「就算不立法，兩年後都可以憑婚姻章去做登記」，意思就是同性伴侶可以「直接適用婚姻章」，而這就是既有的法源根據，因此沒有「於法無據」的問題。換句話說，伴侶盟認為同性伴侶，現在就可以適用現行的婚姻制度。

民權團​：婚姻目的是人類生生不息

同一天（8/9）在高等行政法院外，自清非宗教團體的台灣公民權團結組織（簡稱民權團）則高喊「釋憲本身即違憲」，要求將婚姻制度的修改與否回歸全民決定，雖然沒有吸引太多媒體關注，他們還是堅持喊口號直到伴侶盟離去。民權團強調自己並不反對保障同性戀者權利，然而他們認為，要為同性戀者設立新的自由與權利應屬於立法事項，質疑釋字第748號是「司法權僭越立法權，侵害台灣的權力分立原則」。

民權團認為，釋字第748號中提到「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其中顯示「婚姻章」僅是「未使」同性別者可以成立永久結合關係，但並沒有「禁止成立永久的結合關係」，頂多是「沒有規定」，既然沒有禁止，「何來的有違人民平等權？」質疑大法官的釋憲文是一個「不存在的」權利侵犯，不能被認為是「違憲」。

再者，民權團強調，婚姻是具有包括組織家庭、生養子女與對方親屬組建親屬倫理等的「國家制度」、不是「人權」、更不是「愛最大」，其中，民權團又提出，生育子女是婚姻的最大功能，可使人類生生不息。因此民權團認為，在自然生育的前提下，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結合，同性戀的結合不能等同於婚姻，批評釋字第748號是對婚姻定義的混淆。

然而，如果目的是人類的生生不息，有血緣關係，或多重伴侶、多偶的異性戀者，也符合生育條件，這樣的親密關係可以納入婚姻制度中嗎？對此，民權團認為「多偶關係」不應該被制度化，因為那是「封建時代、專制社會，例如伊斯蘭國家的產物，不夠進步！」而一夫一妻才是最進步、最符合生物事實的民主國家訴求。

弔詭的是，搬弄起「民主進步」的說詞時，民權團似乎沿襲了跟同志團體同樣的話語，一樣都崇尚「民主與進步價值」，那麼，當同志團體主張「一夫一妻」不夠民主、不夠進步，因此台灣應該要向更先進國家（如英、美、法、加等國）學習、使婚姻制度開放到非異性戀者的範疇時，民權團為什麼又不認同這套進步價值了呢？對此，民權團的詹先生回應道，先進國家做的「不見得是對的、例如美豬美牛，他們要吃、我們不一定要吃啊。」

至於有血緣關係者可否進入婚姻制度，民權團認為，任何制度都不能「無限上綱」，只要可能會對「人類延續造成傷害」的就不應該存在。對民權團而言，「一夫一妻」就是一個達到平等（非一夫多妻）、又能夠維繫人類延續考慮，是最符合台灣需求的「中庸之道」婚姻制度。

民權團反人工生育也反代理孕母

此外，民權團對於同性伴侶未來收養小孩的可能也大有意見，認為這將會侵犯孩子的權益，限制孩子在只有爸爸、只有媽媽的家庭中成長會「造成遺憾」。然而，怎麼看待單親家庭呢？民權團認為，單親的結構是「被動式的」，不是在結婚的時候就預設的，但是同性婚姻卻是透過制度來許可，因此不可相提並論。

對於同性別者生育後代的實踐，民權團更有焦慮，擔憂若制度許可同性戀者透過人工生育來繁衍後代，那麼捐精就變成「精子的商品化」、踐踏男性尊嚴；代理孕母則有「肚子商品化」的問題，詹先生甚至質疑，同運推手很多都是婦運出身，為什麼會支持女性肚子「被商品化」這種違背婦女權益的行為？

而當記者追問，難道不孕的異性戀夫妻，也不應進行人工受孕或尋找代理孕母嗎？民權團認為，那是「非不得已」，而非透過制度鼓勵。

勞動部今天（8/17）上午第三度就國道收費員關廠案召開「補貼審核小組」會議，收費員自救會一早就在勞動部外抗議，並首度公開曝光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前勞動部長郭芳煜與自救會簽署的協議內容，痛批勞動部最終擬定的補貼方案完全違背當初協議的內容，抨擊蔡英文政府「耍無賴」，昨日自救會也提起行政訴訟，控告政府違反協議承諾，強調會抗爭到底。

去年（2016）8月16日，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與時任勞動部長郭芳煜與國道收費員自救會簽署協議，一度讓外界以為這起歷時兩年多的關廠抗爭案件終於圓滿落幕，未料後續在執行階段時，卻陸續傳出協議跳票未能兌現，收費員也再披戰袍重啟抗爭。

簽署協議一年 內容全數跳票

據了解，過去林萬億、郭芳煜方面還曾對自救會下達封口令，希望協議內容不要曝光，而自救會也一直高度配合，一直到今年初勞動部召開第一次「補貼審核小組」會議，已經傳出無法完全落實協議內容時，自救會都沒有直接把協議公布出來。然而，自救會高度配合的結果，如今卻換來協議全數跳票的結果。

首先，在補貼方案執行時限方面，補貼本應於去年底前執行完畢，最遲不超過今年的1月15日，但實際上卻是到了協議簽署滿一年後都還未完整發放。

而在第一、第二項涉及補貼方案計算公式，勞動部則是完全違背協議中「一年1.6基數×平均工資×年資」的公式，而改採「個別需社會協助情事」為判斷原則，自救會顧問陳素香解釋，勞動部要求收費員提出自己需要社會協助的理由，例如是否有重大疾病、就業困難、家庭收入、撫養小孩等等，然後合計為點數，一點發放5千元。自救會顧問陳素香痛批「原來協議爭取的是收費員的年資，這是收費員本來就應得的，結果現在變成是收費員大家要來比可憐，很可憐的才能得到補貼，根本是在凌遲工人！」

過去這段期間勞動部共召開了三次「補貼審核小組」會議，前兩次分別是1月19日、3月31日，和今天這場，為了緩解外界質疑勞動部進度遲緩，在前兩次會議後，勞動部都分別向每位收費員發放了15萬元補貼，待最後試算出應補貼金額後，再從中扣除。

然而，對於最終每個人會領到多少錢，陳素香表示，直到現在大家都還不知道，因為還要審核每個人的「點數」，要看你「夠不夠可憐」，才知道能拿到多少錢。陳素香表示，按照原來的協議內容，公式清清楚楚，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平均工資和年資試算出自己該領多少錢，但現在勞動部的方案，大家根本不知道未來可能領到多少，也無從討論是否接受。

收費員自救會會長孫秀鑾表示，收費員抗爭經歷了兩任政府、三個行政院長與交通部長，最後好不容易等到林全授權林萬億跟自救會簽了協議，工人也高興地宣布抗爭成功，想不到一年後所有承諾都跳票，不僅金額七折八扣，有些人被排除在外。孫秀鑾回顧蔡英文參選時與工人團體會面，曾當面跟她說，她對不起國道收費員，讓大家抗爭這麼久，「當時聽到這句話眼淚真的差點掉下來，沒有想到現在會是這樣。」

林萬億改口簽署協議不代表政府

昨天自救會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希望確認與林萬億等簽署的協議的行政契約效力。陳素香表示，走到這個地步，真的是感到萬分無奈，勞動部如今完全不顧當時協議的內容，即便自救會不同意也要「霸王硬上」地逕自結案。

陳素香回顧當時與林萬億、郭芳煜簽署協議後，隔天林萬億就在行政院召開記者會，強調民進黨做到了過去國民黨做不到的事，讓爭議兩年多的案子圓滿落幕；而蔡英文在就職百日時，甚至把收費員案的解決當成她的第一條政績，這些政治宣傳，都讓外界以為爭議已經解決。但是如今協議全數跳票，郭芳煜又已被換掉，現任勞動部長林美珠從未對本案鬆口表態，自救會於是只能回頭去找林萬億。陳素香表示，當自救會找上林萬億後，林萬億竟然改口他當時不是代表政府，只是用個人身分跟自救會簽協議的，還說他自己「還沒有搞清楚收費員案的狀況」。

「這不是無賴嗎？怎麼會有這麼無賴的政府？」陳素香痛批，一個政務委員在總統授意下跟工人簽了協議，事後跳票竟然還改口說是用個人身分簽的，「如果是林萬億個人，他憑什麼跟工人簽6億補償方案的協議？」林萬億甚至跟自救會說，他自己沒什麼財產、兩袖清風，如果工人去提告，頂多是讓他下台，而他現在身負重任，在推年金改革，威脅如果他下台了，就不能再替勞工做事。

陳素香說，民進黨執政一年多，收費員早已看盡藍綠政客的各種嘴臉，現在既已提起訴訟，未來也還會持續抗爭，除了爭取自己權益，不接受補貼金額打折外，也是因為無法接受這個政府這麼無賴、不講誠信。

教育部本月初提出「玉山計畫」，預計從明年（2018）開始，每年投入56億元經費補助高等教育中頂尖的「玉山學者」，提高高教薪資與學術加給，但學界質疑此計畫將使資源集中在少數學術大老，加深基層學者和「玉山學者」的薪資差距，發起反對連署，今日（8/17）教育部召開「玉山計畫」諮詢會議，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代表現場更退席抗議，要求教育部撤回計畫。

教育部規劃明年推動「玉山計畫」，企圖砸重金延攬國際人才並留住國內頂尖人才，內容包括「玉山學者」、「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教授學術研究加給提高10%」三大方案，遴選出的「玉山學者」年薪可加薪最高500萬元，正教授年薪可衝上650萬；「教授」級學者更可加領學術研究費10%，等於每月增加5,445元。

然而，在教育部月初公布「玉山計畫」後，也引發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台灣社會學會等學術團體連署反對，直指其計畫草率、程序缺乏民主參與，將導致高教資源分配更不均等問題，至今已有超過346位學者加入，其中包括16位頂大教授。

今日教育部召開「玉山學者申請及審查方式」諮詢會議，邀請高教工會等團體與會，工會代表不滿教育部強推計畫有違程序正義，憤而退席抗議，並和數名學者在外召開記者會，呼籲教部撤回計畫全盤檢討。

學者批玉山計畫拉大薪資差距 猶如「血鑽石」

退席的高教工會代表、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周平表示，「玉山計畫」就像是「血鑽石」，每年或許能夠讓500名教授加薪到650萬，外表光鮮亮麗，卻無視基層的學術工作者遭到血汗剝削，缺乏勞動權益和保障的現實。周平強調，要提升台灣整體學術水準，不能單靠個別學者，應該將預算投入到調降高教生師比、改善整體勞動條件等急迫性的問題上，才有助於提升台灣的學術發展。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戴伯芬則直言，目前大學內教師的薪資差距最高已經差到七倍，少數坐領高薪的教授如同「學霸」佔據資源，另一端卻是非典雇用的專案教師和找不到工作的流浪教師，而「玉山計畫」只會惡化這樣的現象。戴伯芬認為，教育部應重視年輕學者的工作機會，「留才是留住這些人，把教育資源給他們」，否則學界將後繼無人。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黃厚銘也表示，除「玉山計畫」外，台灣學界早就存在各種獎勵研究以及為教授加薪的方案，例如政大挖角講座教授，校長可以直接為其加薪100萬，強調高教的問題不在於補助多寡，而在於教授和年輕學者的薪資差距，他呼籲教育部改善年輕學者的工作環境，而非一味獎勵「日正當中」的學者。

事實上，在教育部此次公布「玉山計畫」前，包含交通大學、輔仁大學、世新大學等各大專院校才剛剛傳出相繼大量解聘兼任教師的情事，時至今日，全台有4萬多名兼任教師仍不受《勞基法》保障，隨時都可能像「免洗筷」般被解聘；各校為了規避《教師法》，也用「專案」的方式聘用教師，全台2,000名專案教師不僅沒有專任教師的保障，也被迫做和專案無關的行政工作；另外還有近1萬名流浪博士在台找不到教職…。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王增勇表示，做學問必須有穩當的基礎，但「玉山計畫」只補助少數教授，忽略了高教的基礎建設是仰賴整體大學教師合理的待遇制度。他呼籲教育部撤回「玉山計畫」，合理運用高教預算，優先處理生師比、公私校待遇落差、年輕學者缺乏保障等問題，維護世代正義及高教永續。在場學者共同呼籲教育部撤回「玉山計畫」，若執意強推，將請立法院質詢其適法性，並審慎審查相關預算案。

勞動部今天（8/18）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邀集勞方、資方和學者三方共同討論明年（2018）的基本工資調整，歷時約七小時討論，終於確定明年度基本月薪由21,009元調高為22,000元；時薪由133元調高至140元，調整幅度約5%左右。

審議會議召開前，全國產業總工會等勞方團體先在勞動部門口高喊訴求，要求政府「大幅度調高」基本工資。勞方團體認為，基本工資應該要「照顧勞工基本生活需求」，並進一步公式化，以「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基準」乘上「1＋就業撫養比」為基礎，堅持明年度基本工資應大漲到27,711元，基本時薪則應成長至160元。

資方團體雖同意基本工資必須要有固定公式，不應因為基本工資審議而勞資對立，但認為受一例一休增加成本所致，基本工資應予以凍漲。

在審議過程中，勞資之間取得「調漲」的共識，但對於調整的「幅度」並沒有共識。會議中曾一度傳出，有資方代表建議本次審議會議應暫不做出結論，擇期再開。會議歷經四輪休息，終於在今日下午約5時，確定明年度基本月薪調漲為22,000元，基本時薪調整為140元。

工資微調 全產總：勉力接受

針對調整結果，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爵安表示，對於今日結果「勉力接受」。他提到，今天的審議過程中，勞資之間僵持不下。資方代表雖並未受訪，但據勞動部轉述，因為基本工資調漲將造成資方成本增加，有部分委員仍無法接受調漲5%的決定，最後才由政府學者第三方委員提出折衷方案，並經多數委員同意後，拍板定案僅調整5%。勞動部也強調，未來將儘快推動《最低工資法》的公聽會與立法程序。

1979年，執政的英國工黨因經濟危機而垮台，由柴契爾領導的保守黨上台，正式宣告二戰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長達三十年黃金時期的終結，以及「凱恩斯主義」與「福利共識」的瓦解，隨後挾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帶著全球集體向右轉。在野後的工黨，黨內左翼一度推選出更加左傾的Michael Foot擔任黨魁，1983年的大選，由Foot所領導的工黨，推出了擴大國有化等更具「社會主義」色彩的選舉綱領，卻在選舉中遭受到巨大挫敗，也為日後工黨全面右傾與布萊爾主義路線勝出鋪平道路。

30年過後，貫徹布萊爾路線全面右傾的工黨政權再次因經濟危機下台，2015年，代表黨內左翼路線的Jeremy Corbyn意外當選、出任黨魁。今年四月，聲勢領先的保守黨首相梅伊，為進一步擴大國會內的多數局勢，主動解散國會進行改選，打算再度重擊工黨，而Corbyn與工黨左翼則推出被媒體視為「極左」的選舉綱領。大選前，許多英國媒體紛紛將Corbyn視為當年Foot的翻版，預言工黨恐將再度遭遇史無前例慘敗。然而這次，Corbyn與工黨左翼，卻幾乎讓全世界跌破眼鏡。雖然未能一舉擊敗保守黨，但席次卻大幅增加，更讓人意外的是，選後年近古稀的Corbyn，更一舉成為英國年輕人與工人階級的新希望，多份民調顯示若再次大選，工黨將擊敗保守黨重奪政權。

歷史上工黨的兩次左轉，究竟為何有著如此截然不同的結果？而Corbyn所帶領逐步左轉的工黨，竟能獲得如此廣大年輕族群與工人階級的認同，這對當前的左翼又有什麼啟示？

【時間】2017年08月26日（六）14:00-17:00

【場地】流民棧（新北市永和區忠孝街三號，近捷運頂溪站2號出口）

【與談】

• Charlie Hor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成員，參與創辦Revolutionary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rs21））
• 蕭伶伃（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 周世瑀（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 陳柏謙（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

【主持 / 引言】

• 陳逸婷（苦勞網記者）
• 林深靖（新國際主編）

【主辦單位】

《苦勞網》

長期關注台灣社會運動，以「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自許，在當前社會高度分化，抗爭者被多為個別情境所侷限區隔的情況下，期許能透過報導評論的書寫，介入議題並形成連帶。

《新國際》

思想的、戰鬥的、另類的，推動社會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發展，解釋世界，改變世界。

基本工資審議結果今日（8/18）出爐，調漲幅度不足5%，遠低於勞團訴求的「大漲至27K」。回顧近日勞方代表和資方代表團體的爭辯，雖然雙方對於「要不要調高基本工資」意見相左，但在其他訴求上，卻有驚人的一致：出席會議的勞方和資方團體，在大方向上都同意基本工資應有「計算公式」，而不是在委員會中上演「勞資對立」的戲碼；勞資雙方也共同強調，政府應協助中小企業守法，以提高基本工資的法律遵行率。

不過，勞資雙方的一致可能只是表面的一致。資方總是用一項妥協換另一項修法，也總是「越換越多」。「一例一休」就是政府用來交換「七天假」的妥協；「基本工資」也只不過是資方用來再交換「一例一休」的政治工具而已。

經濟模型總是有誤差，全國規模的勞動成本統計很難不出問題。對資方而言，真確的數據不是重點，只要成本能減多少，就算多少。對他們來說，員工只不過是生產過程的一小顆螺絲釘，員工的生計也只是財務報表上的一小格數字。

勞方團體訴求「去政治化」

資方團體顯然認識到「政治議題總是與經濟利潤無法分離」；但勞方團體卻仍在強調「基本工資僅是為保障勞工家庭的最低生活需求」，並盡全力「避免（與資方）爭議，導致空轉內耗」，這背後的理念則是「基本工資的政治面向（勞資之間的爭議）與經濟面向（保障生活需求）必須要拆開看待」。

兩方在表面上雖然一致，但在更深刻的概念層次上，卻有著不同觀點。諷刺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方似乎比勞方更有政治經濟學的視野，而勞方卻遁入勞工的家庭與個人生活保障的議題中。政治與經濟相連結，是進入鬥爭狀態的團結勞動者的應有認識，畢竟從個人集結為集體，意識到工人集體與資本家集體間的權力關係，正是所謂的「政治化」；然而，觀察勞方提出的訴求，僅僅打算維護「勞動者生存」，甚至強調「勞資和諧」的原則，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反向的「去政治化」過程？

藉由考察領取基本工資的人數，以及台灣勞工的薪資分布，可以給予我們關於基本工資政策意涵的啟發。根據勞保局的投保級距與人數統計推算，截至今年六月，大約有283萬人是以基本工資投保，佔勞保全體被保險人的兩成八。雖然這數字有高估的風險，但我們大致可以說：全台灣至少有兩成的勞工，是以基本工資過活。

然而，換個角度思考，上面這句話也可以改寫為：全台灣至多有八成的勞工，薪資水準都在基本工資以上，基本工資政策跟他們關聯不大。雖然如此，工資與工時還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最重視也最計較的兩個數字。在七天假的工時鬥爭中，出面抗爭的勞工團體也一再強調「工資與工時的相互關係」，提供優質服務的台灣服務業部門（不論是全聯店員、打工族，或是華航空服員、HTC工程師、客運司機⋯⋯），多數屬於這種以「高工時換取高工資」的血汗行業。

除了過勞打拼、超時工作外，台灣勞工的薪資成長實在也不太漂亮。不論從整體GDP中受雇人員薪資總額的比例，或是從青年的實質起薪來看，都呈現縮減和倒退。相對於此，GDP和GDP中資本利得的比例卻節節高升，經濟成長的果實在資強勞弱的結構中，進一步被移轉到資本家手中。受基本工資所保障的兩百萬人固然重要；但薪資本來就高於基本工資的八百萬人，也應該得到可預期薪資成長的保障。

基本工資是整體勞資鬥爭的一環

解決受雇者普遍低薪的問題與基本工資調整，是工資鬥爭的兩條平行戰線，前者（至少）應該與後者同等重要。而考慮到工運逐步發展、上升的過程，或許前者比後者更為關鍵。透過工會的力量，壟斷工廠、職業甚至產業的生產力，讓資本家不得不正視勞工的訴求；普遍發生的工資鬥爭，以及受到工資鬥爭啟發的勞動者們，再經過產業工會或工會聯盟的架構進一步整合，作為爭取其他更弱勢勞動者的「基本工資」保障的基礎，也就會更有底氣。

從這個意義來看，各產業工人爭取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的日常鬥爭，正是全國性勞資鬥爭的前哨戰。從根基做起，強健台灣工會的體質與實力，一旦碰到類似去年七天假爭議的全國性工時鬥爭時，就能穩當地保住工人的休假與閒暇。

部分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工資必然將隨著經濟發展，逐漸趨於僅讓工人能維持基本生存的程度，這個被後人稱之為「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的斷言，也恰好就是今日出席審議會議的勞方團體的訴求。對經濟學者而言，經濟模型的目的在於推測未來的經濟發展，並促成更好、更多的發展可能；但對工人來說，每一份薪水，每一次上班，每一次抗議可能都是性命攸關的掙扎。

優雅的工資鐵律或許符合數學與經濟學的定律，也符合直觀上「老闆應該照顧勞工」的工作倫理。然而我們正面對持續崩壞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社會在我們心中悄悄種下「永恆不變」的印象，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工作與勞資協商，掩飾無法從內部解決的階級矛盾。只是期許基本工資更貼近工人的「生活最低需求」，恐怕無法扭轉工人被剝削的現實，我們還必須透過團結行動打破現狀，奪回屬於我們的尊嚴。

日前（8/15）13名香港反新界東北前期發展工程撥款的示威者，因衝擊立法會，本已經判處社會服務令，後經律政司上訴後，改判即時監禁8到13個月，重刑判決引來社會不滿。今天（8/20）不僅香港有許多人走上街頭抗議判決結果，台灣也有全國關廠工人連線、賤民解放區、龐克樂團和聲援者到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前表達訴求，認為判刑監禁13個月超過合理懲戒範圍，現場有樂團表演、團體針對台港的土地抗爭議題進行短講，聲援者大喊口號「歷史將宣判抗爭無罪，撤回新界東北開發案」。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今日活動主持人陳秀蓮提到，打壓異議者是不分政權的，無論中國共產黨、香港政府或台灣政府都會為了抑制人民聲音而對抗爭者進行打壓。以台灣而言，從馬政府到現在的蔡政府，對於工人抗爭的打壓向來是「毫無差異」，陳秀蓮強調，許多網民批評中國共產黨「可惡」，但他認為把問題單指向一個政權是沒有意義的，應該要看見政權打壓抗爭者的原因。

陳秀蓮說，律政司上訴的理由，是認為抗爭者沒有遵從法律要求的「和平理性地進行抗爭」，才加以重刑達到懲戒效果，他回憶關廠工人臥軌抗爭時期，工人的激烈抗爭行動同樣不受社會接受，當時有許多站在鐵軌上等車的乘客，認為工人不應該對大眾交通造成影響，而對工人大聲開罵，他認為這跟東北案的示威者被社會輿論以「不應該反對經濟發展」的說法反對抗爭行為的處境，是很類似的。然而，陳秀蓮強調，臥軌抗爭最後讓社會理解到工人權益的重要性，顯示出當時抗爭的意義。

昨天（8/19）反年改團體也在世大運會場上大動作抗議，表達反對年金改革的訴求，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於現場表示，不管人們對抗爭訴求支持與否，都不應以「顧國家的面子」為理由，來限制人民的抗爭行動，他強調，人們不應忽略「國家利益與榮耀」的說詞，最容易成為掌權者鎮壓人民抗爭的理由。洪申翰表示，香港13位示威者遭到判決即刻入監，引發許多人的情緒激昂，因此今天有數萬人走上聲援他們，顯示人們不滿香港的掌權者透過法律、警力與各種暴力的手段來鎮壓人民的抗爭空間。

聲援者指出，當權者都相當了解，即便判決重刑關押也不會影響抗爭者的意志，因此，重刑為的是達到阻嚇社會的效果，讓人民不敢出聲抵抗，他們也引用古巴革命領袖卡斯楚的話「歷史會判我們無罪」來聲援香港13位異議者，並呼籲更多人一起透過行動來支持人民抗爭的正當性。

【前略】

……對我來說，「柯賓經濟學」的問題在於，只是反對緊縮政策是不足的。柯賓若有機會實行他的顧問們促使他提倡的主要經濟政策，英國的經濟會不會得到變革，英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條件會不會因此得到不可逆轉的改善，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這正是我存疑的地方。「柯賓經濟學」的要點是：終結逃稅漏稅；通過「人民的QE（量化寬鬆）」為投資提供低息貸款；成立專門為基建工程融資的投資銀行；重新國有化鐵路網絡，恢復郵政公股控股和維持RBS（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公股控股。

伴隨著以上的經濟措施，柯賓將會通過對高收入人士和財團加稅，廢除大學學費和恢復大學生生活補助金。柯賓將會利用部分財團稅增收稅款建立「國民教育服務」，推行免費普及幼兒保育（IPPR智庫預計有關開支將達67億英鎊）。柯賓提倡每年建設24萬套住宅，終止公共房屋和房屋協會（合作社）租戶對其住宅的「購買權」，改為在私人住宅租戶實行。這項住宅建設計劃將會通過提高國債或對已經獲得規劃許可的空置土地和物業加稅獲得資金。柯賓同時打算終結國民保健服務的內部「市場」，終結公共服務的外包和代價高昂的「私人融資計劃」（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這一切對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工黨來說都是好消息。但讓我們考慮一下這些政策措施的功效，看看它們能否達標。

打擊逃稅漏稅

其一：終結逃稅漏稅。英國稅局漏收企業應繳稅款，企業雇用往往是原稅局官員的會計師實行大規模的逃稅避稅，本身就是一大醜聞。現為柯賓的主要經濟顧問，一直不懈爭取「稅務正義」的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曾經計算，每年因避稅、逃稅和漏稅而流失的稅款的總額高達1200億英鎊。工黨政府若能獲得這種額外收入，將可以徹底革新公共財政和公共服務。

我曾經報導過這種潛在的財政收入來源。但只要財團仍在私人手上，政府真的可以徵收到稅款嗎？連理查德·墨菲也認為，收回全部漏稅將會是困難重重的，最可能只能討回200億英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全國經濟社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院長喬納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指出：「任何希望通過減少逃稅漏稅為額外開支項目提供大量資金的政府，都會面對一個大窟窿。」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工黨政府不應該嘗試執行新稅法和打擊逃稅。然而，只要財團仍然是對國內外股東負有義務的私有實體，只要它們還不是公有的，它們就必定會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逃稅避稅就是最大化利潤的重要手段。事實上，各種證據顯示，如果政府沒有不斷降低財團稅（而不是柯賓那樣計劃加稅）、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財團的利潤率將會遭受重大打擊，進一步壓縮目前的投資水平。

以上的憂慮，同樣適用於取消給予財團的優惠的主張。約克大學的凱文·法恩斯沃思（Kevin Farnsworth）發現，政府每年為財團提供了930億英鎊的稅務優惠和資助——這項金額遠遠高於保守黨政府打算削減的社會福利預算。法恩斯沃思的研究表明，財團通過購買設備得到了440億英鎊的減稅，從雇用低薪工人獲得了160億的在職扣稅（working tax credits）。這些為財團而設的福利措施說明了，英國資本主義只能通過國家資助提高利潤率、提起進行生產性投資的動力。一旦取消這些優惠，難道就不會降低利潤率、進一步減少投資了嗎？屆時會不會有充足的公共投資，填補私有部門降低投資所造成的缺口？

「人民的QE」

其二：「人民的QE」。柯賓主張，從當前由英倫銀行通過發行新幣購買公私債券的QE，轉變為指示英倫銀行直接從地方政府和地域開發機構購買債券和其它資產，讓後者獲得投入住宅建設、教育和其它公共服務的資金。……

工黨右翼和主流經濟學者攻擊這項主張，指它將會推高通脹。這種攻擊是荒謬的：英國經濟才剛好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而投資率則已下降到50年來的新低。

大幅擴大生產性投資和GDP的空間是存在的。目前的通脹率是零。唯一的「通脹」反映在證券價格上面，而這是由英倫銀行為金融部門提供的QE注資所推動的。……

主流經濟學界，包括凱恩斯主義者，反對「人民的QE」的另一個論點，是它將會終結英倫銀行的「獨立」。顯然地，對他們來說，時任工黨首相布朗啟動的這種脫離政府監督的獨立，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捍衛的好東西。

這種觀點也是荒謬的。首先，「獨立的」英倫銀行並沒有促進經濟發展和防止金融崩潰的良好紀錄。英倫銀行沒有預見全球金融崩潰及隨後的大衰退。它當時驚惶失措，完全沒有整頓金融部門。英倫銀行的獨立是假的：它的真實意義在於，英倫銀行對倫敦金融城的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唯命是從，而不對政府、國會和選民負責。我們現在知道，在金融崩潰期間，英倫銀行沒有對外資擁有的匯豐銀行和巴克萊銀行強制執行資本重整和改組。英國納稅人因此不能收回搶救金融部門的全部注資。英倫銀行以倫敦金融城的利益，而不是整體經濟的利益，決定其利率和金融監督政策。英倫銀行只有（幾乎從未兌現的）目標通脹率，沒有以人民的利益制定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目標。

國家投資銀行

以上都不是「人民的QE」讓人憂慮的地方。真正的問題是，它能有效嗎？它會比傳統主流的政府發債融資手段更能提高增長、就業和收入嗎？這將取決於柯賓提倡的「國家投資銀行」（National Investment Bank）能否改變成規。「人民的QE」可以用於購買國投行債券為投資項目融資。國家投資銀行絕不是極端的事物，正如凱恩斯傳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指出的：它「既不極端，也不新穎。現在就有歐洲投資銀行、北歐投資銀行，還有其它更多的投資銀行，它們都是由國家或多個國家聯合出資，為了在資本市場借款為授權項目融資的目的而成立的。」也正如柯賓本人所指出的：「假如我在德國提出這些概念，我會被叫做令人沮喪的溫和守舊派，因為他們已經有為公共服務項目融資的國家投資銀行。」

補充一點，柯賓的國投行，將會同巴西的BNDES（國家開發銀行）十分相似。巴西國開行在大衰退期間，十分成功地降低投資項目的融資成本，使巴西獲得了急需的部分投資。事實上，在這次大衰退期間受損最少的國家，正正就是通過國有投資銀行支持基建項目，保護就業和創造投資的那些國家。儘管頻頻遭到私有和外資銀行抨擊犯規，巴西國開行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巴西的經濟蕭條因此相當輕微，這絕不是偶然的。

但是，巴西國開行的經驗也展現了各種問題。巴西國開行從國內外的私有銀行拿走了大部分的投資業務，後者因此集中在房貸和商品、金融資產投機，滋生了地產和信貸泡沫。私有銀行的龐大資產沒有投入發展經濟，因為生產性投資已經變得無利可圖。這也是柯賓國投行將會面臨的風險。當國投行投入生產性投資項目，跨國「五大銀行」將會坐視旁觀。「五大銀行」已經很少借貸給中小企業和進行投資（它們的全部資產只有3%投放在製造業）。斯基德爾斯基說「國家引領的投資計劃將會為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提供一條出路」，但如果國投行是國家投資計劃的唯一手段，這種再平衡恐怕是不會發生的。

單單通過國投行，或者再加上國有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是不可能將金融部門轉變為促進投資和就業的工具的，這豈不太明顯了嗎？接管「五大銀行」、動用其金融資源推行全國性的投資增長計劃，已經成為了當務之急。事實上，這是英國工會大會（Trades Union Congress）的正式政策主張（儘管工會領袖們無視它）。主張公有化金融部門的理據是無可爭辯的。進一步說，如果沒有確實的公共所有和監督權，柯賓是怎能實施結束銀行高管的荒唐工資和獎金的主張呢？

……我認為，假如「財團投資」的意思是依賴牟利私有企業去落實由國家投資銀行融資的項目，「財團投資」便是多餘的。以最近剛剛宣布的一項倫敦大型項目為例。倫敦的「超級下水道」將會在下年啟動。巴扎傑特隧道公司（Bazalgette Tunnel Limited）是為了組織這個項目而成立的特別用途法人。英資建築公司保富集團（Balfour Beatty）獲得了建造「超級下水道」的部分工程、價值4億1600萬英鎊的合同。保富集團是一家向股東和私人投資者負責的私有公司。但這種項目豈不應該是由公共所有和監督的實體——而不是牟利的實體——所承擔的嗎？

國民經濟制高點

任何有效的（或許極端的）經濟政策，都必須把在民主監督之下實行戰略產業（用老工黨的語言說，就是「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的公有制，作為核心的內容。「柯賓經濟學」包括了鐵路再國有化的必要措施。英國國家鐵路系統被可恥而無能地分割成多個特許經營權，成為私營壟斷行業之後，儘管票價全歐洲最高，卻仍然接受納稅人資助。私營化將英國鐵路帶回到了1830年代。

【中略】

顯然地，柯賓也在考慮恢復國家對皇家郵政的控股：現屆政府最近以可笑的低價私有化了郵政。柯賓重新國有化郵政的主張是好的，但仍然會將英國經濟的大量關鍵部門留在牟利企業的手上。我們應當重新公有化交通部門：包括在大城市被去管制化的公交車；還有所有曾經屬於公有部門的企業：英國石油，英國航空，英國電訊，英國天然氣，英國宇航；曾經公有的發電、供水系統和國家電網；勞斯萊斯，英國鋼鐵，還有英國煤炭。然後還有其它重要的、應當納入「國民經濟制高點」的戰略部門：現在多數在外資手中、利潤流向海外的大型製藥企業和汽車企業。核心全國性和地區機場的公有化，將會在確保優質服務的同時，排除噪音和污染的環境侵害。……

當然，這種綱領不只對資產階級媒體、主流經濟學界和工黨領導層來說，甚至對聯署支持柯賓經濟政策的左翼學者來說，都會是極端的。但對我來說，不採取這些措施，就不可能「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斯基德爾斯基語）。

關鍵在於投資。正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米克·伯克（Mick Burke）在其出色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資本主義部門因為投資不足，才沒有實現像樣的收入和持續的增長。……伯克指出：「人均GDP仍然低於2008年危機爆發的前夕。這是有史以來最疲弱的經濟復甦，與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長率從3%下降到2.6%。這還是2012年年底後沒有新的緊縮措施出台的時期的表現。2010年至2012年期間規模的緊縮一旦重現，我們將會預見相似的減速。」

伯克接著說：「2014年英國經濟的投資總額是2950億英鎊，同危機前的2007年的水平一樣。但［七年間的］經濟總量增加了4.2%（與人口增長同步，但沒有更多）。因此投資佔GDP的比重在下降。消費，而不是投資，在牽引著非常疲弱的增長，這是不可以持續的。」利潤率剛僅僅回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仍低於本世紀前的水平。商業投資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利潤率和投資的低迷，將會繼續導致遲緩的增長。

柯賓領導的工黨政府（在2020年？）對大多數人來說將會是前進的一步。它同樣將會是必要的，因為到那個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和英國資本主義很可能會進入了另一場嚴重的蕭條和危機。但這種前景本身表示了，「柯賓經濟學」還不夠極端、不足以逆轉英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破產。三十年來，英國工黨的領袖們，在階級鬥爭的楚河漢界，牢牢地站在了資本陣營的一岸。「柯賓經濟學」現在試圖離開資本的陣營，渡河走向工人的陣營。它因此對資本的利益來說，是實在太極端了，但對工人的利益來說，它還是過份地溫和。陷入資本主義危機的激流之中，將會是險象環生的。

消防員因為「捕蜂捉蛇」等勤務導致受傷的事件頻傳，行政院今年（2017）初拍板定案將「捕蜂捉蛇」勤務回歸農委會，但卻因中央預算編列不足，導致多個地方縣市仍決議將相關勤務交由消防單位執行。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今天（8/22）下午，直接帶著一尾蛇和蜂巢來到行政院，呼籲中央編足預算，要求農委會增加給縣市「捕蜂捉蛇」的補助經費，提高到至少八成，並要求消防署公告自明年起拒絕「捕蜂捉蛇」的勤務。

能否落實回歸 關鍵在中央補助比例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理事長楊適瑋表示，根據目前農委會提出的計畫，每年提撥1.3億預算，對地方補助最高僅三成，在農委會自己的公文書中，也明文寫了「以103年處理捕蜂捉蛇之案件總數核算前述所需經費，恐尚不足以支應107年至109年之處理經費。」楊適瑋質疑，如果農委會在預算編列時都已經知道不足，那為什麼還不編足，這樣業務怎麼可能順利回歸？

目前，包含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連江縣與嘉義市等五個地方政府，在行政院定調後，都仍決議將「捕蜂捉蛇」勤務交由消防單位執行。楊適瑋表示，農委會其它對地方的專案補助計畫至少都有超過八成，各縣市在有資金挹注後，才能執行中央交辦的事項，但「捕蜂捉蛇」全台只編列了1.3億，平均下來各縣市只能補助到三成，最低甚至只有8%，對於地方政府來講，如果補助這麼少，那不如不要領，繼續把業務交給消防單位，這樣地方一毛錢都不用出。

立委陳學聖、徐永明今日也到場聲援。陳學聖表示，行政院既然已經在政策上拍板定案，預算就應該編足，比起前瞻條例動輒幾百億，讓「捕蜂捉蛇」業務回歸農委會、保障消防員安全，只需要4.2億，立法院這邊錢不是問題，關鍵在於中央是不是繼續擺爛。徐永明則強調，捕風捉蛇不是小事，根據《動保法》也需要專業人員才能處理，消防弟兄根本都沒受過專業訓練，卻必須冒著自己的危險去處理，過去幾十年來，國家都把消防員當廉價勞工，現在業務回歸農委會，才發現一年4億都不夠，強調「要改就要盡快」。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副處長林煌喬出面接受陳情表示，目前農委會的1.3億經費計畫已經送到行政院，正在等待行政院長林全核定，預計一個月內會有結論，他會將今日消權會的意見一併上呈給院長，至於有地方政府決議仍交由消防單位辦理「捕蜂捉蛇」勤務，林煌喬則稱那是地方自治事項，中央不能干涉，對此消權會則表示無法接受。楊適瑋痛批，中央「拍板定案」要將業務回歸農委會，地方又「拍板定案」說還是交給消防單位，兩邊根本在互踢皮球！

消權會現場要求行政院簽署承諾，包含提高農委會預算補置編列至4.2億；以及消防署公告明年起拒絕「捕蜂捉蛇」勤務，但林煌喬則表示他的權限無法給予承諾，只能代為轉達。

消權會表示，行政院既然一個月內會有結論，那麼大家就等著看行政院會怎麼做結論，楊適瑋表示，今天只是客客氣氣在行政院前開記者會，如果非要消防員發動其他行動，「我們大家等著看！」

女性主義法學學者麥金儂（Catharine MacKinnon）在1987年便提出世界是由「男、女」兩個社會性別構成，而男／女間的權力不對等的「性別差異」則是這個世界的運作基礎。她透過數據顯示，性別權力關係往往表現為「男加害女」。例如85%的職場女性在工作場曾遭受過性騷擾，60到70%被殺女性是遭到其丈夫、愛人及前愛人之毒手。不僅如此，麥金儂更在意女性從事性工作的狀況，她指出美國女性有12%曾經或者正在從事賣淫（prostitution），色情與模特產業則是女性唯一（透過男性的付費）可以賺得比男性多的行業。麥金儂提出的「男加害，女受害」這樣的權力論調，在三十年後的台灣受到婦女團體與女性主義法學界的重視，在最近數起「性爭議」案件所引發有關「權勢性交」的討論中，也不難看出其深刻影響。

2017年作家林奕含自殺的事件，啟動了坊間對於「權勢性交」的討論。就法律而言，這是根據《刑法》第228條：「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是猥褻行為，則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認為，這個法條雖在，但在法律實務層面並沒有被「善加利用」。她投書媒體指出，社會應該「重新檢視所謂『雙方合意性行為』」，只要與權勢有任何關聯，「誘姦就是性侵害」，而所謂「權勢關係」則遍及師生、上司與員工、成年與未成年、名人與尋常人等等。紀也引用美國與瑞典的範例，認為美國法界對於成年／未成年、師／生關係性行為的嚴格法律規範值得台灣借鏡。

不斷擴張中的「權勢邊界」：負面表列

這套論述說起來並不新，與多年倡議「北歐模式」的婦女團體對婦女賣淫的看法如出一徹。在北歐模式當中，女性在賣淫產業中受到男性嫖客的「性別與權力宰制」，因此提倡「罰嫖不罰娼」，把嫖客變成性交易當中的加害人（罪犯），娼妓則成為受害人（合法）。北歐模式認為，這樣的懲治方式可以控制性交易的需求端，來使賣淫這個「女性為男性所宰制」的產業逐漸消失，最終達成「解放婦女」的目的。

婦團對於「權勢性交」的負面表列範圍遍及師生、上司與員工、成年與未成年等各種人際關係，不僅相當廣泛，也正在不斷擴張其適用對象。例如，在司法實務的層次宣導加強司法人員的「性別意識」，以提高移工遭性侵的起訴率；透過全面的「性別司改」來影響司法界的執法方向。負面表列的定義逐漸擴張後，「權勢性交」鋪天蓋地的涵蓋許多主體間的性行為，雙方只要有差距，都可能被納入範圍。令人不禁想問，在如今資本掛帥、中產階級逐漸消失、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的現代化社會裡，還有什麼關係能外在於這個負面表列範圍呢？ 

隨著權勢關係適用範圍的擴大，婦女團體也開始宣導「積極同意」的要求，意圖透過女性對自身身體權的「保護、小心翼翼、拒絕」，來否定「yes」以外的所有情慾互動。雖然就目前而言，司法實務上尚不能以「積極同意」與否來判斷性行為的「合法性」，但這種倡議的策略跟北歐模式很類似，都是透過將一方的行為「罪犯化」以降低需求量。未來兩人發生性行為之前，都需要將對方的「貞操」像「放在地上的私人財產、例如錢包（此比喻可以參考這篇報導裡後半篇的說法）」那樣小心視之：若是沒有經過對方同意而自行取之，便可能有「違反意願」竊取之風險。

烏托邦式的「合意性行為」：正面表列

「權勢性交」的說法，基本上否定了個人意願，只要雙方地位和條件有差距，就被視為不符性別正義原則。那麼，紀惠容所強調的「雙方合意性行為」若要正面表列起來，指的又是什麼呢？兩個年齡、財力、身家背景相當、沒有階級之分、也沒有師生關係，他們之間的性行為才會有了「合意」的基本條件嗎？這聽起來倒是有幾分傳統社會男女嫁娶要求「門當戶對」的意味。因為門當戶對，就沒有任何一方有可能對對方進行「權力不對等」的控制行為；最好這段關係還是同性戀關係，如此一來便可擺脫性別權力的不平等關係，成就「烏托邦式」的「雙方合意性行為」。

權勢性交與合意性行為聽起來在定義上很清晰，但是放在現實裡卻可能使性行為越來越難發生。先不說以後發生性行為之前還要檢視對方的各種條件背景，根本是一種缺乏誠意的表現；就算是現在非常常見的親密關係，也都可能有問題了。例如，學長與學妹間的性行為可能有年齡差的問題，本地女生與外來男生間的性行為可能有地利優勢的問題，月收入40k的男性最好不要找月收入22k的女性上床以免被控訴「權勢性交」。簡而言之，性的發生條件和規範將會越來越強，到最後恐怕只有避免性交才是最安全的出路了。

「婚內」性交：權勢還是合意？

上述權力關係，其實正是多數人組成「婚姻」後的實際狀況：年長的丈夫負責賺錢，扶養在家帶小孩的無業妻子，賺錢者掌握了家庭這個機構的發言權，成為家長兼雇主，妻子卻成了包辦家務、看丈夫臉色、向丈夫拿錢的員工。那麼婚姻中的性交，到底是「權勢」還是「合意」呢？

說穿了，婚姻其實就是「權勢性交」的實施場域，充滿著「權力不對等」。經濟差的一方，透過嫁娶經濟優勢的一方來獲得生活改善和保障，本來就是婚姻的常態，這種「階級躍升」需要被譴責為「權勢婚姻」而禁止嗎？當丈夫提出性交的要求時，妻子當然可以拒絕，但是一再拒絕之後，難道不用擔心丈夫尋芳出軌嗎？如果妻子為了避免丈夫出軌而答應，此時的 "yes" means yes嗎？更不要說，許多已發展國家的男性不被本國女性青睞，只得花錢「娶」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但是跨國妻子卻包辦了家中所有的家務與照顧工作，甚至日夜勞動幫忙經營家庭的小生意，這些男對女（以及女方家）的經濟援助，不就是受「權勢」所迫的「婚家人口販運」案例嗎？

貧窮女性例如身家普通的平面模特兒或通告藝人，透過嫁得一位年長、事業有成的男性達成「階級躍升」，此刻成了「權勢婚姻」要加以消滅，婦團的烏托邦預設了人人都應該經濟自主並且完全的「身體自主」，卻鮮少直面資本運作邏輯底下，既有的「生產關係」以及家庭中的「再生產模式」如何主宰了也侷限了所有人的「自主權」：人們的生活仰賴不斷的工作、獲得固定的月收入來支付他們的房租、學貸、食衣住行。

在這樣的社會現實裡，如果我們不去思考如何改變既有的經濟結構，也不去挑戰包裝為「性自主」的待價而沽和矯情，卻把弱勢者在現實條件中自己發展出來跨越差異鴻溝的性關係說成是「不自主」、「不平等」，甚至透過倡議與修法以罪刑化來截斷弱勢者改善自我狀態處境的有限管道，這樣的倡議，往往只能暴露出自己的保守與侷限。

這一次專題文章的發表，還是企圖開啟如何直接面對上述問題的討論，如何在既定的社會現實中，發動出實際可以解決貧窮問題的方式。例如，如何推動有酬勞的再生產勞動，達成資源的重新分配，目前我粗淺地認為，這些至少應該包含（不分家內外）如何給薪育兒、給薪長照、給薪性交、以及對前述行為除罪化（包含性交易還有通姦）…的討論。

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呂欣潔及其伴侶陳凌的同性婚姻登記訴訟案，今日（8/23）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律師團在開庭後再度重申，現有《民法》和《戶籍法》已可作為同性即刻登記結婚的法源依據，呼籲行政法院應做出判決命行政機關准許結婚登記，讓同志能即刻登記結婚。

8月9日另一對女同志伴侶敏敏、糖糖要求登記結婚案才剛開完庭，律師許秀雯表示，在敏敏、糖糖案中，法官明確公開心證，認定依據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過去拒絕同婚登記已違憲，但法官仍猶豫於能否命被告機關進行結婚登記，而今日審理呂欣潔、陳凌案的法官，也問到「判命登記」的法源依據問題。

許秀雯認為，根據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兩年內逾期未完成修法和立法，同性得依《民法》「婚姻章」規定，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可見同性結婚登記的法源依據已經存在於《民法》，只要用符合釋字第748號解釋的方式去解釋現行規定，將其解釋為「男男、女女」也可以登記，行政機關再加以配合，同性就能即刻登記結婚。

律師潘天慶也指出，同性可以立即登記結婚的法律依據已存在於《戶籍法》和《民法》當中，《戶籍法》第33條規定「結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並沒有規定結婚須一男一女，所以同性也可以做同婚登記。另外，《民法》982條規定「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也沒有提到同性不能結婚。

潘天慶認為，大法官釋字第748號已經允許同性結婚，並規定應在兩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但這「兩年」的期限拘束的是立法機關，不是行政或司法機關，他認為行政法院作為司法機關，應判行政機關准許同性結婚登記，展現司法權可以救濟和保障人民的權利。

本次申請登記結婚案的當事人呂欣潔表示，從2014年提出訴訟至今已經過了三年，這段期間面臨很多老年同志過世，希望行政法院能盡速判准同性登記結婚。呂欣潔也指出，大法官5月宣告《民法》未保障同性婚違憲以來，行政院專案小組至今只開了四次會議，遲遲未提出具體《民法》修正案，呼籲政院盡速完成修正案送交立院。此外，她也呼籲立院盡速於下會期協商，通過《民法》修正案，實現大法官揭示的平等原則和多數公民的期待。

在近年某次同志大遊行，目光逡巡著無以數計溫情款款新常態語言、婚權是（唯一）人權的大旗飄揚之餘，有個標語讓我不禁莞爾，繼而感到快慰。在遍野溫馴降伏於同志正典的愛與淚水當中，生猛不從地標舉出權力與性的「恐怖」真實：「我想幹我的教授！」在此，我所閱讀與詮釋的恐怖並非負面或否定等質地，而是直指慾望如同一盤在六合八荒無止境廝殺博奕的棋局，棋手必須面對自身與周遭瀰漫的亂迷與騷動，坦然進入戲局來經營自身的美夢與惡魘。若是拒絕凝視這番總是帶有創傷質地的操演與攻防戰役，等於將自身的主體性與反轉上下主從位置的各色花招給抵銷殆盡，讓渡給家父（母）長制的（貌似）溫柔生命管理系統。

對於「兒少」的蘊藉照拂與精細身心管控，堪稱本世紀以來主流性別治理最具代表性的偉業之一。然而，經由以下的故事與論證，我將闡述「兒童與未成年者」的創構就是對於這些類型最強大的金箍罩。反過來說，在兒童必須「無性」而且不被允許喜愛「不潔的性」的概念撲天捲地、甚囂塵上之前，許多溢出理所當然想像的踰越性情慾敘述，也就逐漸被消音於「聖／勝后」的母姊女性主義範式。在這將近二十年的細膩週延保護主義（但也高舉著自由主義標誌的「自主性」）之滋潤栽培，逐漸生養出了一大群由多元文化主義背書的、無所不用其極被特殊化的性受害者：任何攜帶配備著非常態性經驗的生命，只有一種被許可的表述方式。若是不呼天搶地使用極度懺情悔恨的姿態來自我曝露，就會被視為沒有「性別」意識，或是其性／別的實踐與思想已經侵犯到目前這個親密關係民主化的最終邊疆，必須將之抹除，甚至入罪化。

值得深思與玩味的是，許多年輕酷兒的深切痛楚、深入肌理刀刀見骨的血疤，就在於他們不同於常規所核可的性經驗，被視為「壞掉且可悲」的東西，被圈禁與養殖在這個無法不認為自己是殘弱又可憐兮兮的小東西，被巨大的「上位者」侵略性地調養為白種烏托邦女性主義小說《她鄉》（Herland）的整齊劃一去性化格式，成為連叫春都沒有能力的被馴養生物。在這篇文章，我希望以兩則田野敘述，企圖論證在「進步」尚未包抄裹脅所有性與性別罅隙之前，被視為權力下位者（如：年幼、非男性、非「師長」等）的主人翁，是如何從「上了你所慾望的上位者」，將棋局的縱橫交叉態勢拉往嬌小生嫩的幼海棠，而非那株等著被攻略征服的巍峨老梨樹。

在七月性別人權協會的論壇上，為了「破關」這個概念，我略為提及了零星皮毛的真人真事小故事。然而，有限的時間總是緻密敘述的大敵，只能含糊講個非常溫和初階的「研究生迷戀年齡大自己一倍的教授」這個慾望模型：前者將後者視為最珍貴的小客體，如同博奕與槓桿，每下一子就是與一切爭寵。在這兒，讓我用對位法來講兩個小樣本，關鍵字都是年（份）。前者是三十年，後者是十年。

距今三十年前的解嚴時刻，1987年，薔薇的花苞開出燦然血豔。在這之前，他尋覓狩獵誘捕吃乾抹淨的對象，都是棄之可惜的雞肋型同年異男。長到三十歲，來到經驗值需要突破既往現狀的臨界點，他生命最驚豔的邂逅是一組花與蛇的雙重交叉：他既是威廉布萊克筆下的Rose，也是鑽入這朵花最內裡的蟲。解嚴這一年，他開始上博士班，也開始橫徵暴斂深情款款地軟硬兼施上他的博士班指導教授。對方與他的年紀差，正是他自己當時的年紀，他30歲，他老師60歲。而現今的薔薇，就是三十年前的他的對象，承歡取悅每個血氣方剛的年輕攻略者，他是蟲質地的花，他是花模樣的蟲。

在對我敘述這則過往時，薔薇意猶未盡地舔舌，舌如蛇信，我可以設想他強而有力的雙腿是如何夾緊那個毫無活路可出的嬌弱老教授，只能委身於對方傾城滅國的隧道，在命運交叉的火熱小穴「失去」自我。我告訴他這陣子主流女性主義的詮釋權力套路，他煙燻色的睫毛如同被激怒的觸鬚，一個不被認可的年下攻略高手對於這些心甘情願被治理妥妥生命體的輕蔑與，一絲悲憐。最後，我的薔薇給予狂喊受害者身份政治的小回報，在於重述這樁雙重三十的never ending，如同經血書寫於黑絲絨的大寫真實之歌：「吾愛吾師，吾更愛幹吾師。要我做自己，我就把自己做成黑山羊之母：太古的陰性神獸，擅長操弄規矩的恆星與愛人，讓他們逐漸蘇融崩壞為黑洞。」

第二則敘述來自1997年，剛滿20歲的A與年紀小他一半的小女孩。這樁把酒聊天時不經意透漏的往事，發生在狂野燥動的世紀末，某個青少年與幼女處於事件地平線的治外法權境遇。

類似但又「背反」，二十上下的A大概就是不家庭另一篇文章的「竹科男」的踢版本。而且，當時的A絕非後來他在老青年時那種機歪跋扈擺明輕蔑整體人類還刻意要屢屢「meta異男」的嘲諷滿滿德性。當時的A頗為文青，自閉孤僻又生澀，偶而被熟女形容為「可愛踢」。要好之後，他以為與這個對象（約略比「拉非事件」時的拉非更小兩三歲）維持了細膩美好的真摯身心交換模式......（深淵傳來群魔笑聲）只可惜，到了幼女迎接高中階段或更年長時，她開始（被）「覺悟」自己的「性自主」。各方神聖勢力偕同千秋萬載的去歷史性平大軍，痛切地處罰了被誤以為張揚但非常自閉生澀的A。

這幾天我故作漫不經心詢問A，要是當時的幼女現身，無論是道歉或斥責或「要」什麼，他會作何反應。A的反應大概會讓為這個故事真摯感傷的讀者都難以反應，他挑一邊嘴角淡淡微笑說：「沒事，哥就看在隨便啥的分上啟蒙他，當時他這樣玩哥，是有代價的。來講法啊：法律條文規定，表親死活不甘我事！」

原來，幼女是A的母系表妹！當時21世紀伊始的某一年，2002年吧，家族確定債務多於財產，於是在祖代都去世後，每個人都爽快簽署了放棄繼承單。奇異的是，那個妹妹的「家長」竟和好幾家持有債權的銀行達成協議，半哄半誘地讓那個妹妹當「債權人」人頭，換取「她們這一家」（小表妹，小表妹之母與小表妹之兄）長期承租原先的透天住宅而不被驅離。好幾億的債務就這樣堆在她頭上呢！除非在她的有生之年，A在內的某些人試圖達成的共產主義理想實現，小表妹就到死也擺脫不了這筆「家族遺產」。

A的語氣並沒有絲毫幸災樂禍，但也無甚感傷。他不緊不慢，為此事下了個暫時的告終註腳：「要是小表妹當時沒把我當下三濫登徒子，我的話她如何都聽不下去，我是有不顧被她長期鄙視的恨意，有警告過的，她哪會理我。這是最後一筆善意。距今都多少年啦？剛好20年，要是她冒出來啥的，我只會告知，我對她沒任何義務。既然法律認為我就是個惡劣的變態，法律也明載著沒有任何幫表妹任何事的義務，生死隨她去，如今我們是徹底的陌生客。」

看倌們當知，十幾年前的這位妹妹，若沒有從20世紀末以來瘋狂上綱的性平「洗禮」大業，約莫是不會走到這地步。即便A竟是整個家族最在意這妹妹被剝削且為對方抱不平，盡可能提出勸告，但你曉得，異己的好意總是比不過母上兄長的諄諄剝削。

約略從本世紀以來，台灣的主流性別政治投注於性別保護主義的力道不僅強大悍然（拒絕與不同觀點博奕），同時也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與文化霸權的種種層面，積極佈署並招喚出可供採用其生命故事的受害者——當然，對於這樣的招喚，被招喚者的性與性別一定要具備許多合格的條件，最重要的，是要將「性導致的受傷」視為無比劇烈且摧毀人格的絕對災厄。現今這個「聖后性平」系統對於性受害者這個位置近乎狂迷熱愛的情緒，究竟是來自於何處的性（情慾）驅動力？符合大多數設想模本的受害者，彷彿是某種祭司（shaman）與祭品的雙重化身，既驅使群眾熱切憐憫地膜拜，又彷彿讓群眾掏出囤積在經濟壓迫層面無法抒發的情感投資，豐厚慷慨地丟擲給值得被關愛的受害者，因而雙方都自認得到無與倫比的釋放與滿足。

最後，我們必須直面看待：在台灣這二十年的性別建制系統中，這股龐大的憐愛弱者情感，無論是遭受性攻擊的人類受害者（尤其是當前的這幾位），或是被「非人」兇手所殘殺的（大家熱愛的）馴化街貓，這些死傷者帶來給我們的教誨，究竟可能會導向如何的制度與生命治理？我的初步想法是，這些死傷的例子不但拒絕讓各種位置的生命盡可能培養剽悍粗野的街頭智慧（streetwise capability），系統的裁決反而朝著類家馴與精緻嬌貴的養成步驟前進。養成最晚近現代性的人口管理術，其關鍵字就是：呵護、嬌貴、細緻經營（足以成為模範的）受害者。從這個趨勢來預估，未來不但會有許多承接這些受害身份的後繼者（而且同樣過於溫馴且拒絕「張牙舞爪」），而且即將（或已然）創造了結合新道德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與性「自主」論，也就是宛然形成的「溫良精緻受害者公民」（the docile and the delicate victim-cum-citizen）。這些形形色色、倍受呵護的溫潤軟嫩下位者，連同她們義正詞嚴的守護者，再現了無所不包的細膩性／別階序。這個階序模式一方面治理著大部分心悅誠服的新良民，更重要的功能是驅離無法從爛壞狀態力爭上游的不合格者，諸如拒絕正向的憂鬱酷兒，拒絕不BBES的性愛酷兒，拒絕一對一擁婚單偶的性／別壞分子，拒絕力爭上游的娼妓與淫行者。

私立永達技術學院停辦至今已屆滿三年，依法應進行校產清算程序，但教育部今年（2017）一月卻修法延長永達清算年限至2020年，致使十億校產遲遲未能回歸公共。今日（8/24）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偕同永達教師至台北地檢署，控告永達董事會涉嫌背信、掏空校產，並同時控告前教育部技職司長李彥儀瀆職、教育部長潘文忠涉圖利罪，縱容永達校董未來三年繼續侵吞校產。

永達技術學院2014年8月停辦，據《私校法》第72條與《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第15條規定，大專院校停辦後三年內「未能恢復辦理，或未能整頓改善」，即應進行解散清算程序。然而，教育部今年一月卻修法延長永達清算年限至2020年，遭高教工會抗議教部縱容永達校董把持校產，宛如高教版「亞泥案」。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召集人蘇子軒表示，永達的十億校產是透過學生學費、國家補助、公益捐款積累而成，具有公共性質的資產，然而過去三年，永達校董卻透過「轉型」、「變賣校產」、「停辦後浮濫支出」等方式，將校產逐漸納為私產。他指出，永達停辦後的三年間，明明已無教學研究活動，支出竟達5億元之多，淨資產更縮水2.4億元，質疑永達校董有掏空校產之嫌。

蘇子軒批評，作為主管機關的教育部，不但沒有對此詳查，反而一再放任永達校董恣意妄為，使教職員欠薪未得到償還，學生也未獲妥善安置。他點名前教育部技職司長、現任高教司長李彥儀和教育部長潘文忠，指李彥儀未在永達停辦的第一時間接管董事會，放任董事揮霍校產，涉嫌瀆職；而教育部長潘文忠則在日前修訂相關辦法，將永達清算年限再延長三年，遭控不法圖利永達校董，有利益輸送之嫌，呼籲檢調徹查。

前永達教師代表賴福林表示，永達停辦後，教育部曾發公文要求永達的學校經費優先用於教職員生相關安置和工作經費，不得償還董事會成員借款，教育部也曾承諾讓學生順利畢業，但都未做到，如今竟還延長永達清算年限，包庇永達校董的違法行為，期待司法能發揮最後的正義。

高教工會理事長劉梅君認為，永達案不只牽涉永達師生的權益，更反映教育部如何處理高教退場的學校，她警告，未來將有數十所學校退場，如果教育部都以這種方式處理，那麼將有幾千億的公共資產流到私人手裡，強調「這是大是大非、公平正義的事情」，呼籲教育部負起責任，公眾也應持續關注教育的公共資產何去何從。

知名物流業者「嘉里大榮」因為員工曾堉誠籌組工會而逕自將他解雇，勞動部今年（2017）1月裁決解雇案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資方應復職並補發放薪資，然而曾堉誠出面指控，嘉里大榮在勞動部裁決出爐後仍一再刁難，至今都不讓他順利復職，他上個月以勞動部裁決書向台中地院聲請強制執行，查封台中嘉里大榮中東所建物，今日（8/28）更偕同家屬及數名離職員工至中東所抗議，要求嘉里大榮補付積欠薪資。

去年（2016）7月嘉里大榮貨運駕駛曾堉誠在網路上號召組織工會，6天後遭公司解雇，勞動部今年1月判決嘉里大榮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公司應在7日內恢復原職，並支付解雇期間的薪水與利息。然而曾堉誠表示，他之後數度到公司要求復職皆被拒絕，後因生計需要，被迫和公司和解並簽下離職同意書，但至今自認仍是員工，要求復職，並要求嘉里大榮支付2月到8月的薪資。

然而，嘉里大榮委任律師謝文倩指出，今年2月公司已按勞動部裁決，給付曾32萬元的薪資和利息，曾堉誠也在2月20日申請自願離職，認為曾聲請強制執行已經違法，且嚴重損害公司信譽，將對曾提告反制。

對於公司的說法，曾堉誠不滿表示，公司當初不讓他復職，反而一直慫恿他和解並離職，當時為了取回公司積欠他的薪水，他只好簽下離職同意書。他也指控，嘉里大榮事後散布他「拿錢走人」的消息，已違反離職書的保密條款，他主張和解無效，目前仍是員工，因此公司必須支付2月份至今的薪資。

曾堉誠今偕同家屬和數名離職員工到原工作地點嘉里大榮中東所外抗議，並拿出自製封條，貼在公司招牌柱子上；嘉里大榮也動員廠內員工聲援自家公司，批評曾「以為抗爭就有錢拿」，高喊「嘉里大榮加油」，並上前撕下封條，現場上演「勞勞相殘」的場面。

性別平等的龜兔賽跑：比「誰最可憐」

現下普遍為人所知的性別平等意識，便是對性侵害／性騷擾等言行深惡痛絕的厭惡、乃至亟欲排除的情感，以「性」為名來伸張正義，不分男女，跨越黨派，即便是兩組看似對立的敵我陣營，援用的也只是同一組「性別平等」的性知識邏輯，來互相攻擊對方侵害或騷擾到我方。

即便邏輯相同，然，現下性騷擾／性侵害俯拾皆是，往往簡化複雜面向，使辯論侷限於正反對立，刺激人們選邊站，進而互相攻擊、互相傷害。舉例來說，在2016年年底，挺同婚的性平教育團體與反同婚宗教團體正激烈對立之時，一位暱稱四叉貓的網路名人常混入反同婚的抗爭現場中，擷取敵對陣營的影音畫面，上傳至網路上供同路友人訕笑、批評。某天，四叉貓在麥當勞偶遇敵方陣營中的其一團體，打算以「捕獲野生護家盟」的方式，將正在用餐開會、名為「滿天星」的基督教團體聚會「不小心」攝入自拍背景中。經發現後，該教會團體裡的女性成員歇斯底里地在公共場合怒吼尖叫，宣稱「被變態偷拍，覺得不舒服」、「現場有小女孩要保護」，用的便是盛行的性平反性騷話語。另一頭，四叉貓顯得一臉無辜，自述「只是路過」、「沒有偷拍」，並舉起手機錄下「被包圍」、「搶手機」的畫面，畫面裡呈現的護家家長怒吼、包圍、叫囂的模樣，四叉貓當下的處境使網友聯想起玫瑰少年葉永鋕於廁所遇害、孤立無援的模樣，許多挺同臉友紛紛表示擔憂並前往聲援。

性受害的語言可挪移使用於任何人、任何階級、任何地理時空中，當人們開始說起自己的性經驗時，那些不安、不確定、危險、不舒服、歡愉…等感受，都成了（也只能是）性騷擾／性侵害，在性平機制溫和柔軟的輔導諮商語言中：「別怕，說出來，我來保護你。」每個人──不分男女、不分異同──彷彿都是躲在牆角哭泣的小女孩。換言之，在個人經驗的層次，可以不必具備被性侵的經驗，也可跨時空、跨性別的成為性受害者，「現代人」的情感基礎之一，便是：只要有性之人，人人都是可能的性受害者。「受到性騷／性侵」的經驗是現代人共有的情感結構，成為差異主體間可以互相「溝通」的共同點，遇到與他人有所爭執的時候，已經內化性平意識的身體，採取並發動的便是受害的可憐人位置。

既同為受害的可憐人，理應能夠互相同理，以尋求一個互為共存的世界，但是在反同與挺同的對立中卻看不到這樣互相照見的對話，遲遲不見對話有所交集，究竟是為什麼？性受害的話語權凌駕了實際例子中的受騷擾女性和受侵害同志，「性別平等」四個字成為認同受害的人紛紛爭奪援引的象徵符碼，用來比賽誰最可憐，誰受害更深。

性平的「權勢」結構

有人會說，誰管他挪用了什麼，受害者爭取到資源最重要，然而，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此：性平法律／政策真的讓最可憐的人「奪權」了嗎？ 

近幾年來性侵／性騷事件的社會輿論引爆，往往藉著受害者說出口或是經由正義使者代為轉述的故事做為賣點，受害故事為人所知、被人閱讀、詮釋、認同，有人受到故事感召而有所行動（肉搜、懲兇…），有些則是一邊閱讀故事一邊灌注內心情感（憤恨、同情、心疼…），受害故事便是乘載高度文學性的「作品」，讀者一連串的閱覽行動中形成了權力分布：「弱勢」（底層）──「管理觸手」（中層）──「性平專家」（高層）。權力最底層是廣大需要被關懷的「弱勢」：女人、幼兒、老人、同志、愛滋帶原者…等，他們的人生是否獲得「救贖」取決於最高階層的性平專家學者、保護兒少的法官是否能伸出援手、釋出資源，結構的中間階層往往被稱為「第一線」，主要是一些實際接觸得到「弱勢」的學校老師、機構行政、醫師、社工…等。中間階層被認為需要具備高度的性平意識，方得以揪出有問題的性言行，但是他們的權力又基於「與弱勢族群的權力關係，上下不對等」的理由而不被直接信任，他們必須掌握事件卻又不能問太多（有調查之嫌），也不能基於社交網絡近於被害者而給予心靈支持（有不專業的輔導之嫌），不能過分干涉、重新教育、重整或陪伴被害者的受創經驗，有許多事都不能做，唯一能做的只有：無論被害者是否同意，都必須「認真看待，嚴肅處理」（如學校端的處理：逕行檢舉或通報）。中間階層被剝奪的權責往上傳到高階層人士手中，由高階層人員來調配資源、主導調查、判決、輔導與矯正教育。性平機制的權力金字塔最高層，於是擁有雙重權力，一個是來自他們自己階層本身調配得以的能動性，另一股力量則來自限制中間階層之後獲取的讓渡之力。

網路上正義鄉民的閱讀認同位置，或多或少地誠實暴露出性平情感的真正目的。鄉民從校園外部觀看校園裡發生的性平事件，不自覺地在上述性平權力金字塔的「底層─中層─上層」結構中，經歷一個把「他者」（故事）變成「我身」的閱讀過程，從「於我無關」變成「…讓我想起…的創傷經驗」的感同身受。換言之，閱讀五花八門的校園性平事件，帶給性平讀者某種程度的「精神洗滌」，藉著認同受害的弱勢位置，去感受並從中獲得自我心靈的提升，情感上完成了同情／同理他人的儀式，道德情操更顯得高尚。當情感游移在最底層與最高層之間，有時感同身受地認同受害者（如：描述類似受創經驗），有時則是認同專家、學者、法官的權力位置，急公好義地評論事件對錯、究責懲兇。其實不管認同哪一個，永遠都不會認同中間階層，對於故事裡底層位置的認同（或共鳴）最終導向「只有專家才能做出正確性平判斷」的結論，顯示認同的內核情感其實並非底層，而是權力最高位，鍵盤鄉民化身成為拯救渺小人類的變形金剛，才是此類閱讀舉動所欲產出的「力」，也是此類觀看視角的權力（甚或是暴力）最終通往之處。

原《性平法》挑戰權力不對等的精神，反打造出一個巨大的權力機器，獲取的雙重權力不僅施加在中間階層要求權力讓渡，更施加在「弱勢」階層，時時劃分「底層」為「弱勢」還是「邊緣」。「弱勢」可為政策關照，「邊緣」的偏差性則應矯正或排除，不管你是需要被排除的邊緣，或是需要被關懷的弱勢，被標記出來的「底層」都不會是奪權的主體，反而永遠成為權力治理的客體。

該死而永不死的「性交」

性平教育成為國家主力政策，影響所及，教育部舉辦無數性別平等教師培訓的研習，研習中擔任講師的看起來組成分子多元，實則背景單一，清一色深受國家女性主義與性平主流化影響的學者、（同婚）同運人士、法律專家，另還有列席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數度擔任性平調查人員的主任、輔導老師，最特別的便是中央警察大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走國家女性主義的套路去談性別意識與權力壓迫，而是從網路與新聞媒體製造社會動盪與暴力的著眼點切入，本著培育警察維護社會秩序的精神，來訓練教師成為維護性平秩序的儲備軍。

要想成為「性平專家」，便不是隨便上了誰的課，也不是隨便請哪個民間團體來上課都可以，如此用盡心思的機制，哪怕是稍微偏離了性平邏輯的正軌都不被允許，正洽是性平機制漏接校園師生的開始。某位教育部性平專家在培訓現場請在座受訓教師辨識圖片中的人際互動是否構成性騷擾，其中許多圖片全然省去互動的細節與實際脈絡，令人難以下定論。儘管辨識上有難度，講者仍清楚地宣導：「這就是性騷擾，不要懷疑」。值得讚賞的是，在另一場講授性平案例的課程中，同一位講者向受訓教師分享他擔任性平事件調查人員的種種案例，他前後不一致地透露每個事件都有各自的事件脈絡和背景，不能根據表面上的意思妄下斷論1。這位講者表面做了政令宣導，實際做的是貼近個案的細緻理解，但是，他身為專家的判斷是否能被性平機制所接納？答案是否定的，貼近個案的細緻調查往往被駁回，於是不應該成為罪犯的人，在《性平法》與性別平等教育大張旗鼓的台灣，成了眾矢之的的性罪犯。性平機制將「性」劃分出高低優劣的階序，性受害的處境堪憐而值得同情（大家競相爭奪），不幸淪為性罪犯的那一方，哪怕誅殺個千萬遍，也死不足惜。

值得欣慰的是，死上幾千遍的，沒那麼容易除盡，死不透的殘餘跌進不斷擴張的巨大黑洞裡，在性平機制眼前，時時召喚著人們前去。筆者在三天的性平培訓課程中，不只一次地從講者身上看見如此近乎著魔的表達，往往表現於他們講述親身調查過的案例，講者／調查委員對案例所投射的強烈情感，表面上是在告誡「這種性不正當」、「這種行為不平等」，充滿厭惡與拒斥，卻又熱烈地閱讀著他人的性事，代替當事人的身體、性、器官去傳達感受，在每一次重述調查報告的時刻，進入每個微小卻鮮活具體的性場景細節中，以如此代入他者的方式，「同情／同理地」體驗著「我」所沒有的異質性經驗、情感與慾望。在成堆的調查報告中，以及無數個性平培訓課程中，當事人沒有自己的聲音也失去自己的性與身體，身兼調查委員及性平課程的講者們將他者的生命、慾望、性、情感與道德全數佔為己用。既便面對每調查一次便義正嚴詞地譴責一次的大量的「不對等的不倫戀」，卻還是掩飾不了調查委員（或執著於校園性平事件的法官）慾望不倫戀的事實，每一次性平事件的爆發、檢舉、通報、調查、判決，對性平權勢階級來說都將是一次新的體驗契機。

林奕含自殺後的好幾個月，全台灣籠罩在一股厚重且令人窒息哀傷霾霧裡。我在咖啡店裡聽見一位打扮整潔的白領大叔一邊指著新聞痛罵狼師，一邊細數著自2000年以來他銘記於心的相關新聞事例，心疼地細數「受害女孩兒」的模樣，如同點算著陳列於玻璃櫥窗裡的精緻陶瓷娃娃，這樣的現象正好顯示了性平機制自體再生產了它最厭惡的非性平物種，以及最令性平信徒感到應該隔離入罪的不平等性言行，一體兩面的是，一再否定的背後透露的是極其慾望，如同坐在咖啡店裡捧著精緻的「林奕含」們細數的那位大叔，人們對非性平不倫戀的情慾渴望，沒有比此刻更強烈過。

• 1.例如在一個案例中，男老師學習任教學校的學生相處文化，感情好的男同學以互抓生殖器的方式打招呼，為傳達「與學生像朋友般親切」的訊息，這位男老師也伸手抓了男學生的生殖器，學生覺得不舒服而檢舉老師，家長並對老師提告「強制猥褻」（等同「性侵」）。講者對這個案例進行調查的時候，也覺得老師的行為有其脈絡可循，認為這個事件不是什麼罪無可赦的性暴力事件，因此在調查報告中判定該事件屬「性騷擾」，解除老師聘職以示處罰，以調查委員的角度來看，這種寫報告的方式已經算是從輕發落。然而，不幸的是，該案件走入司法程序後，性平調查報告遭法官糾正，改判該教師「強制猥褻」，有期徒刑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