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政治及媒體語境中，「新興影響精神物質1」（Novel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NPS）有時也稱作「legal highs」（合法嗨）——然而，當中許多物質不再合法，並且，在「新興影響精神物質」（下簡稱NPS）這統稱下囊括太多種類，可指稱任何仿效（或近似於）既存管禁的迷幻藥、興奮劑、鴉片類乃至大麻類藥物，因此這稱呼越沒意義了。較於2014年出現的101種新的NPS，歐洲藥物監控中心（European Drug Monitoring Center）近期卻觀測到高達602種的NPS。

「合法」的NPS會大幅湧現，是為了填補人們對在某些時刻被歷史性禁絕的藥物其藥效的需求。假如有種物質是合法的，且在功效、風險、品質以及價格上都優於非法者，我們不難想像它將廣受歡迎，甚至取代原本仿擬對象；同樣地，當搖頭丸／MDMA、大麻乃至古柯鹼等廣被熟悉與理解的藥物，難以透過合法管道取得，各式各樣有著未知風險的NPS便大量湧現。

因此，不妨把罪禁政策理解為新興毒品湧現的主要驅動力。舉個例好了，假如較不危險、也不那麼強勁的天然大麻能透過合法管道取得，那麼模仿它的藥物親戚，即合成大麻，不可能會開闢需求並進一步打入歐洲市場。50年來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禁止了某種藥物（或藥效），市場總會在利潤驅動下找到出路，開發新花樣——管它合不合法！

正如NPS的興起，乃是具時代性意義的禁令造就之偶然，禁絕單一藥品也常常帶來意外後果，尤其當人們已習慣消費某種既有物質，非法化便可能造成如下改變：在合法市場中鑿出一個需求缺口，吸引一或多種健康風險未曾評估的新興物質不斷研發而出；或者，使用者轉向曾被該藥品取代的非法物質，被迫承擔更高罪刑風險，也被迫在黑市貿易下，接觸更不安全的藥物；再或者，該物質逐漸在黑市現身，代價是交易成本增加，品質（純度與可信度）卻更為拙劣……，這一切現象，都可在西方市場面對一波波NPS浪潮時，試圖一次次絕禁的作為中，取得觀察。

如上所述，NPS帶給政策制定者莫大挑戰。市場當然不該未受管控，然而如過往所示，反毒顯然只讓情況更糟。人們曾試著禁止一切，不再一個個逐項控管2。2010年，愛爾蘭便以「地毯性禁令3」處理所有精神類物質，這讓NPS最透明的零售端消失，「藥物專賣店」（headshops）紛紛關門，然而到了當代，該國16到24歲青少年用藥人數為歐盟之冠，且一生曾經用藥者比例在2010年後增多（2011年時占全國16%，隔年即升為22%），可知市場並未消失，只是從商店轉為網購或移至街頭。另外，在波蘭，「地毯性禁令」曾讓新興毒品相關中毒事件數在短時間內下降，但三年之後的案數已逾禁令生效前水平，當地官方聲稱，此因跨國網路市場尚未阻絕之故。

因此，我們亟需在全面禁絕及毫無約束的自由市場間，找出合乎「管控市場」的折衷方案，這些方案指向在生產、販售及獲取各環節上建立監督機制，經由嚴格控管，只銷售經適當安全測試且「輕度風險」（low-risk）的藥物，此舉即紐西蘭2013年通過「影響精神藥物法案」後所行道路：透過責任法定化，促使銷售者販賣較無害藥物，且對仿單指示、盛裝方法均嚴格要求，一旦觸法，可能面臨兩年徒刑等刑責。

紐西蘭政府聲稱：「我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現況難以為繼。NPS宛如雨後春筍，總能搶先一步冒出，現行立法已無從對應，而放任新商品在成份不明、缺乏檢測合格要求下，於任何地方流通」。新立法規雖方向正確，但實際運作起來，已面臨諸多異議與技術層次上的挑戰，其中一個關鍵是，如何在不施行動物實驗下，建立判別「輕度風險」的傷害閾值（threshold）4？儘管尚未有任何NPS在該系統內限制性流通5，但它至少向我們展示「另條道路是可能的」。

• 1.【譯註】或譯新興毒品、新興精神活性物質、新興精神作用物質。
• 2.【譯註】此即「原則允許，例外否定」
• 3.【譯註】此即「例外允許」
• 4.【譯註】Threshold，譯為「閾值」，又叫「臨界值」，是指一個效應能夠產生的最低值或最高值
• 5.【譯註】法案規定，在進行「精神類產品」（psychoactive product）是否核准的實驗時，不得使用任何動物，而這在實務上，讓審核通過變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截至本文原文發表時，仍沒有任何新興物質批准通過。

今年（2017）是台北市廢除公娼令的20周年。1997年，當時擔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大力掃黃並頒布廢娼令，大稻埕和萬華的公娼共計128人組成「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展開抗爭，最後爭取到兩年「緩衝期」。2001年，公娼制度正式走入歷史，但多數公娼卻由於轉業困難只能轉為非法私娼，相較公娼時代有公權力的保護，私娼不僅要躲避警方追緝，還經常必須受迫於黑白兩道的威嚇之下，處境更加艱鉅。

20年過去，這些老公娼日益凋零，一路陪伴公娼們從團結組織抗爭到廢娼後面對生計與健康照顧的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在原公娼館「文萌樓」舉辦紀念展，以三名公娼──官秀琴、麗君、白蘭的影像與故事，道出這段背負著龐大性汙名的娼妓們，如何與體制和社會搏鬥的歷史。

影像悼念三名逝去的公娼

此次影像主要紀錄的三名公娼都已接連辭世。公娼自救會會長官秀琴，人稱官姊，在廢娼後的2006年8月在基隆投海自殺，她在爭取緩衝期的抗爭過程中，曾對主導廢娼的政客說出「阮是站在懸崖邊的女人，恁輕輕一推，就會讓阮跌落海裡。」廢娼後，社會條件極差的公娼，立刻面臨轉業困難的龐大生活壓力，果然把官姊逼上絕路。在官秀琴過世後，投資客因覬覦文萌樓的容積移轉利益，將文萌樓買下，並對日日春提起訴訟，要求還屋；文萌樓周邊又有龐大都更利益，吸引建商推動都更，2011年，當時已經被診斷出罹患乳癌的麗君搬進文萌樓，用自己的身體守護這個老娼館，直到2014年她過世前的最後一刻，都還掛心著文萌樓未來的命運。

而剛剛過世的白蘭，則是在廢娼後，因不堪生活壓力長期酗酒導致小腦萎縮，2005年癱瘓直到今年7月25日病逝文萌樓。白蘭一生坎坷，出身貧困農家，小時候就被賣到華西街當雛妓，賣身契一簽就是10年，賣身契期滿時，白蘭已經23歲，隨後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公娼牌照，成為公娼後的她，比當雛妓的時期更自由，可以自己選擇接客，不僅養活自己，還資助男友，照顧文萌樓街口的十多隻流浪貓。廢娼令頒布後，白蘭不願回去做非法私娼，向社會局申請公娼轉業貸款開檳榔攤，但因缺乏生意經驗，10個月就收攤關門，她也嘗試過到麵攤和工廠謀職，卻難以找到長期雇傭她的老闆。最後因失業困頓沮喪每天酗酒，因小腦萎縮而癱瘓直到過世。

此次展出影像作品，主要是攝影師林柏樑所記錄的末代公娼勞動場景、攝影師何經泰過去為《PLAYBOY》拍攝的「脫下公娼帽的女人」專輯，以及日日春義工陳定傑，紀錄2005年公娼白蘭陷入昏迷前後的整個過程，現場並放映導演蔡崇隆的《公娼啟示錄》等紀錄片，以及公娼抗爭時期的義工陳妍名以公娼們為題創作的「紀念北市公娼系列」藝術創作。由於投資客林麗萍已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要求驅逐日日春，日日春日前已收到法院要求自行搬遷的通知，未來待會勘程序後，下一步可能就要面臨迫遷。此次的紀念展，將自今天（9/1）開始，一直持續到日日春被強制搬遷為止，開放時間為每週二到週五 15:00至20:00，六、日 12:00至20:00。

最近幾週有很多人砲轟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竟然邀請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這個在國內以「反毒戰爭」為名屠殺上千人的領導者造訪白宮。其他猛烈的批評還包括了他對其他專制領導人的公開支持，例如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ah al-Sisi）（一週前才因為拜訪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而贏得喝采）、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自公投贏得愈發不受限制的權力後，得到川普的祝賀電話），以及同樣獲得白宮邀請的泰國總理詹歐查（Prayuth Chan-ocha）。

然而奇怪的是，批評者普遍都忘了美國幾十年來，兩黨總統對於其他專制政權更堅實而長遠的支持。這些獨裁政權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境內都有現存的美軍基地。這些基地小的像前哨基地，大的有如美國小鎮（但一點也不小）。成千上萬的美軍駐紮在這些境外基地中。

虐待、殘殺、打壓民權、系統性地壓迫女性和少數族群，還有眾多侵害人權的行為，都透露出美國官方一再地與各個反民主政權和軍政府合作，以確保美軍基地的各方渠道──從中美洲到非洲、從亞洲到中東──通暢無阻。姑且不論這陣子的白宮邀請和川普的公開讚美，七十多年來，美國為了穩住自己在這些專制政權下的基地和軍隊，投資了數百億美元。從杜魯門（Harry Truman）、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再到老布希（George W. Bush）、歐巴馬（Barack Obama），自二戰以來，不論共和黨或民主黨，都傾向維護專制國家中的美軍基地，例如西班牙的佛朗哥（Generalissimo Francisco Franco）、南韓的朴正熙（Park Chung-hee）、現任的巴林（Bahrain）國王哈麥德（King Hamad）、已連四任的吉布地（Djibouti）總統蓋雷（Ismail Omar Guelleh）。這些例子都還只是其中一部分。

這45個有美軍基地駐紮的國家中，有許多都被《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認定是完全的「獨裁政體」。美軍基地與軍隊的駐紮有效地阻擋了許多國家的民主進程，例如喀麥隆（Cameroon）、查德（Chad）、衣索比亞（Ethiopia）、約旦（Jordan）、科威特（Kuwait）、尼日（Niger）、阿曼（Oman）、卡達（Qatar）、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阿聯酋（United Arab Emirates）等國。

這種日復一日穩定支持世界各地的獨裁和專制政權的模式，對於一個被認為致力於民主的國家而言，本該是全國性的醜聞。事實上任何一位美國人，無論宗教保守派、自由派、左翼人士，只要是相信憲法和獨立宣言所擁護的民主原則，都應該感到憂心。畢竟，境外軍隊得以合理存在的其中一種常有的說法，就是美國軍隊的存在是為了保護及散播民主。

然而，在真誠地介入並鼓勵政治民主改革的同時，這些基地卻反而為各種非民主政權提供了合法性與支持，與散播民主背道而馳。例如巴林從2011年起鎮壓支持民主的示威者，然而對於這些擁有美軍基地的國家侵害人權的行為本該大力批評的人士卻鴉雀無聲，也令美國與這些政府的犯罪行為沆瀣一氣。

冷戰期間，這些非民主國家中的美軍基地通常被正當化是抵抗蘇聯「共產主義威脅」不幸但必然的後果。但奇怪的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已有二十多年，卻幾乎沒有一個美軍基地關閉。今天，一個獨裁者造訪白宮會引發眾怒，但專制國家中的這些美軍基地，卻沒有受到任何的關注。

獨裁者的好朋友

這45個非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地域，佔了目前80多個擁有美軍基地國家的半數以上，具有某種程度的代表性（通常都沒有能力要求「客人」離開）。從歷史上來看，美國自二戰後在全球，或建立或佔據，架起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網絡，而這些國家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今日，美國境內沒有一個國外的軍事基地，但美國卻在其他國家擁有約800個基地。這個數目雖然比以往少了些，但對於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國家或帝國而言，依然具有代表性。二戰至今已超過七十年，韓戰也有六十四年，根據美國五角大廈的說法，德國境內還有181個「基地位址」，日本有122個，南韓有83個。還有更多基地散佈在全球各地，從荷屬阿魯巴島（Aruba）至澳大利亞（Australia），比利時（Belgium）至保加利亞（Bulgaria），哥倫比亞（Colombia）至卡達…等等。成千上萬的美國軍人、公民及其眷屬佔據著這些軍事設施。根據我的保守估計，要維持這些境外基地和軍隊的運作，每年至少得花掉1500億美元美國納稅人的稅金，比任何一個政府部門的支出還要高，除了國防部以外。

幾十年來，華府裡的各個領導人堅稱這些境外基地致力宣揚我們的價值與民主。單就二戰後被佔領的德國、日本和義大利來看，這話某種程度上也是真的。然而，正如基地研究專家凱塞琳娜‧魯茲（Catherine Lutz）所提醒的，在往後的歷史文件也顯示出「美軍基地的成立與維護，有賴於和各專制政府之間密切合作。」

川普近來所謳歌的這些基地，其實指向更大的格局。1898年美國從西班牙手中奪得菲律賓群島後，幾乎是不間斷地運作軍事設施。1946年，美國才以繼續使用軍事設施為條件，與當地政府協議同意其獨立。

菲律賓獨立後，美國政府支持馬可仕（Marcos）的獨裁政權長達二十多年，確保能夠持續使用克拉克空軍基地（Clark Air Base）和蘇比克灣海軍基地（Subic Bay Naval Base）這兩個規模最大的境外基地。雖然1986年菲律賓人民將馬可仕逼下台，1991年迫使美軍離開，但1996年美國軍方又悄悄回到了菲律賓。隨著「軍事訪問協議」的簽訂，愈來愈多的軍事演習及訓練，美方又開始建立小型的軍事基地。顧及中國的影響力，美國這一系列鞏固基地的作為，無疑正是讓川普對杜特蒂發出白宮邀請的背後動機。即便這位菲律賓總統有諸多言行不良的紀錄，例如拿強姦開玩笑，或是說他會「非常高興殺了」幾百萬毒蟲，就像「希特勒殺了﹝六﹞百萬猶太人」那樣，「我才不管什麼人權」。

土耳其的艾爾多安總統近來愈發專制的治理，也只是歷來種種政變與非民主政權阻斷民主的又一篇章。然而，美軍基地自1943年以來即存在於土耳其，不斷地引發爭議和抗議。早在2003年小布希侵略伊拉克之前，1960至70年代就已經有第一波的抗議。而最近一次抗議則是因為美軍從這些基地向敘利亞發動攻擊。

相較之下，埃及的美軍基地雖然比較小，但埃及自1979年和以色列簽訂《大衛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後，埃及軍方就和美軍有著深厚的互利共生關係。2013年軍方發動政變，將民選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組成的政府趕下台後，保安部隊殺害了超過1,300人，逮捕超過3,500位兄弟會成員。儘管歐巴馬政府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中止了對埃及一些形式上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但根據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說法，這些侵害人權事件持續至今，且「幾乎沒有被提起」。

泰國軍方則是自1932年就發動了多達12次的軍事政變，美國也與泰國軍方有很深的關係。由於烏打拋海空軍基地（Utapao Naval Air Base）的租借協議是和泰國的獨立承包商簽訂，雙方政府都否認有任何基地租借或使用的關係。記者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寫道：「由於是Delta Golf Global作為承包商，美國軍方確實存在於此，但卻又像是不存在於此似的。畢竟泰國政府和美國空軍沒有任何關係，政府只管獨立承包商。」

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紀錄。君主政體的巴林自1949年起就有美軍在此，現在則是美國第五艦隊的駐紮地。巴林持續發生暴力鎮壓支持民主的抗議者，歐巴馬政府的批評態度卻極為溫和。人權觀察還有其他組織（甚至包括巴林國王哈麥德任命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都認為，巴林政府對於多起侵害人權的事件，包括任意逮捕抗議者、拘留期間的不人道對待、刑訊致死、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逐漸緊縮等等，應負主要責任。川普政府則是在不要求巴林改善人權紀錄的情形下，就批准對巴林的F-16戰機軍售，顯示其亟欲維護兩國的軍事聯繫。

這些在基地研究專家卡爾莫‧強森（Chalmers Johnson）的眼中，都是他稱之為美國「基地世界」（baseworld）的典型作為。政治學研究者肯特‧卡德（Kent Calder）也在研究中確認了所謂的「獨裁假設」（dictatorship hypothesis）：「美國傾向支持在自己的國家中有美國軍事基地的獨裁者﹝以及其他非民主政體﹞。」另一項大型研究也顯示專制國家作為基地的選址「一直很有吸引力」。又道：「由於選舉所帶來的不可預測性」，民主國家「在永續性和持久性上比較不吸引人。」

甚至在技術上的美國境內，也經常證明民主規則相較於在21世紀仍保留殖民主義的地方，「更沒吸引力」。波多黎各（Puerto Rico）和關島（Guam）上大量的美軍基地，顯示美國依然以程度不等的殖民治理這些地方和其他「領地」，包括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amoa）、北馬里亞納群島（Northern Mariana Islands）、美屬維京群島（U.S. Virgin Islands）等地。這些地方沒有完全的獨立，也沒有完整的民主權利，例如沒有議會席次，也沒有總統投票權。這些性質都讓他們難以被視為是美國的一州，但卻有利於軍方領導。在歐洲剩餘殖民地的這些軍事設施（至少五個）被證明相當具有吸引力，如同美國軍隊在1898年美西戰爭後，強行佔據古巴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並建立基地一樣。

支持獨裁者

美國官方希望基地能維持現狀，而獨裁統治者對於這點也非常清楚。因此，他們也藉由基地的存在從中獲利，或是鞏固其政治權力。

菲律賓的馬可仕、南韓的李承晚（Syngman Rhee），還有近期吉布地的蓋雷，都曾以美軍基地為條件要求華盛頓當局給予經濟援助，並將這些資源挹注給他們的政治盟友，以鞏固自身的權力。也有些人以這些基地來穩固國際聲望與合法地位，或是以此作為鎮壓國內政治對手的正當手段。1980年光州事件（Kwangju），南韓政府屠殺上百名（或說上千名）支持民主化的抗議人士，軍事強人全斗煥（Chun Doo-hwan）在事件後曾明言美軍基地與軍隊的存在，暗示他的背後有華府的支持。雖然其確切性到目前為止依然有爭議，然而無庸置疑的是，美國領導人經常對於這些專制政體的作為閉口不言，以免危及這些地方的軍事基地。除此之外，由於基地協議附帶的兩軍合作、軍售、訓練任務等等，這些基地的存在往往會強化該國的軍隊，而非該地的人民或機構。

同時，這些專制政體的反對人士，通常會以這些基地為由，引發國族主義式的情緒與憤怒，並抗議統治高層和美國政府。華府方面也害怕一旦該國轉向民主政治，可能必須將基地撤離，因此經常導致更進一步地支持獨裁統治者。結果可能導致反對運動和美方所支持的鎮壓行動，彼此之間陷入強度不斷升級的循環當中。

反彈效應

有些人認為這些基地在非民主國家中的存在，可以震懾一些「惡劣人士」，對「美國的利益」也有好處（主要是指企業的利益）。但支持獨裁者不僅造成該國公民的傷害，通常也造成美國公民的傷害。中東的美軍基地是個很好的例子。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伊朗革命之後，美國國防部花了幾百億美元的稅收，在中東地區建了許多軍事基地。根據前西點軍校教授布萊德利‧鮑曼（Bradley Bowman）的說法，這些基地和軍隊是「導致反美情結與激進化的主要因素」。研究也同樣指出這些基地的存在促成蓋達組織壯大。

最具災難性的是，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前哨基地，促發了整個中東地區激進的軍事行為，進而引發對歐美的恐怖攻擊。畢竟，伊斯蘭的神聖土地上的這些美軍基地和軍隊，成了蓋達組織擴大招募的主因，也是賓拉登策畫九一一恐攻的動機之一。

川普政府試圖藉由向杜特蒂示好，穩固菲律賓的軍事基地，也同樣地對待其他國家，例如巴林、埃及、土耳其和泰國的專制領導人。未來，人權的侵害可能加劇，引發更難以預料的暴行，以及「基地世界」更大的反彈。

8月31日，新竹縣一名越南籍阮姓外勞遭警方連開9槍，身中6槍後不治身亡，台灣移工聯盟等團體今日（9/4）上午到警政署召開記者會，要求警政署公布警方追捕該名外勞過程的完整影像紀錄，質疑警方用槍不符合比例原則，有執法過當之嫌。警政署國際組外事科長陳鴻堯出面接受陳情，表示全案已報請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調查，將全力配合死者家屬與越南駐台辦事處處理後續事宜，並強調警政署很重視員警的教育訓練問題，未來會加強訓練員警用槍時機。

員警開9槍致移工身亡 遭控執法過當

上周四新竹縣竹北警分局鳳岡派出所接獲民眾檢舉捉捕逃跑外勞，員警陳崇文連同兩名民防義警前往現場後和該名外勞發生衝突，民防接受媒體採訪表示，該名外勞不聽勸告還出手打傷義警，員警使用警棍和辣椒水皆無法將其制伏，後來由於外勞試圖爬進警車，員警擔心他要奪車逃逸，於是連開9槍，其中6槍直接擊中外勞導致失血過多，當天送醫不治死亡。

然而，移工團體與人權團體今天上午則在警政署前出示媒體曝光的部分現場畫面，台灣移工聯盟成員陳秀蓮指出，畫面清楚顯示該名外勞當時人已經坐倒在警車旁，雙腳失去行動能力，是用手爬進警車，而且無法確認是為了躲避警方攻擊或者奪車，陳秀蓮強調，就算要避免他奪車，開槍擊破車胎即可制止，根本沒有開槍殺人的必要性。

台灣人權促進會法務王曦表示，根據《警械使用條例》第6條：「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本案中，外勞精神狀況瀕臨崩潰，全身赤裸僅著內褲，趴在車上幾乎喪失行動力的情況下，居然連開9槍，質疑「比例原則何在？」此外王曦也質疑，民防是義工性質，非受過專業訓練正式員警，根本不該在勤務中進入激烈搏鬥場面，員警為何不能等待增援，而是帶著兩名民防上陣？王曦強調，不該把責任歸咎於單一員警，警政署應檢討員警開槍流程與員警的教育訓練養成，並通盤改善員警人力配置與不足的問題。

此外，警方在處理案件過程中清楚知道對方是越南籍移工，雖然警方強調開槍前有經過口頭警告，但陳秀蓮也表示，移工在現場面臨的是高壓緊迫的情境，其中兩名還是未著制服的民防，員警又無法以越南語和移工溝通，語言隔閡下，移工不一定能清楚理解口頭警告的意義。陳秀蓮質疑，警方面對處理越南籍移工，應該向警局尋求協助，或調派越南語翻譯，否則現場的「口頭勸說」恐只是徒具形式。

越南移工聲援 訴求平等對待

這起案件引起在台移工的一片譁然。越南籍移工阮越高表示，看到新聞後覺得很憤怒、很悲傷，他在台灣工作，也喜歡台灣，卻看到同胞被台灣警察殺死，感到很害怕。

阮越高說，移工在台灣經常沒任何理由就被警方隨便盤查，要求看居留證件，他覺得很不平等、不舒服，但都還是會配合。這次身故的移工，是「逃跑外勞」，身分不被認同，但他沒有武器，面對警方應無攻擊性，卻被開了9槍射死，「這樣侵犯人民權益的事情竟然發生在台灣！？」

阮越高表示，移工們都只是到台灣來工作，不是異類，希望在台灣能得到平等尊重，台灣政府應該好好調查案情並公布真相，給予死者家屬合理的賠償。

政策殺人：結構問題促使外勞逃跑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委黃怡碧表示，行政院上周五剛開過《兩公約》的結論意見落實會議，現場法務部次長信誓旦旦說，《兩公約》和《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都具有國內法效力，應該落實打擊一切種族歧視。

黃怡碧質疑，類似的狀況，如果當事人是台灣人、或者是白人，警方會做一樣處置嗎？黃怡碧認為，除警政署外，本案還涉及到移工政策的各個面向，為何一個來台灣求生活的移工，需要放棄安穩工作亡命天涯？如果政策開放移工自由轉換雇主，降低仲介的高額剝削，移工又無須逃跑？ 

「這已經不是第一個命喪台灣的外勞了！」陳秀蓮表示，只要上網搜尋「逃跑外勞」，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相關報導。2006年8月台中有兩名逃跑外勞為躲避警方盤查，從大街逃竄到巷內，員警開了7槍，其中一名外勞身中2槍；2016年3月逃跑外勞躲避追捕深夜在台北辛亥隧道狂奔，從背後被員警開了5槍打中臀部；今年7月有逃跑外勞為躲避追捕從3樓跳窗而下當場摔死…，「為什麼這些外勞想求活路，但最後都變成死路一條？」

陳秀蓮表示，目前私人仲介制度壟斷市場，跨海來台的移工每個人都身負高額仲介費，若合法契約到期後還不足以還債或改善家庭生活，就只能被迫逃跑。且目前《就業服務法》第53條規定限制移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導致許多移工遇到勞資爭議只能不斷忍讓，真的忍不下去了就只好逃跑。

陳秀蓮強調，就算移工逃跑，也只是違反行政法規或與雇主的民事契約，違法程度類似於「違規停車」，並沒有即刻危險，無法滿足《警察職權行使法》的臨檢盤查要件，而且查緝逃跑外勞應該是移民署的業務，不應歸於警察辦理。但是在整個台灣社會對於移工以及東南亞族群根深蒂固的歧視下，卻導致「逃跑外勞」被嚴重的汙名化，才讓他們變成罪犯，甚至提供獎金和績效給警方大力查緝追捕。

「為什麼一個手無寸鐵的移工，面對三個人的追捕，他還是拚了命也要逃？」陳秀蓮認為，希望在這起案件中大家可以看到移工政策的結構性問題，以及移工在台灣社會中面對的真實生活處境。

台北市政府擬修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將性平會中家長代表的席次從1席增加為4席，引起社會民主黨及多個民間團體不滿，今天（9/7）上午同赴台北市政府表達抗議，社民黨全國委員苗博雅表示，性平會目前席次總數23席，提高家長席次將排擠市府各局處代表席次，而性別平等為各局處聯合辦理的業務，此舉恐導致性平會運作出現缺角。

反同家長團體施壓 北市擬修訂設置要點

根據現行設置辦法，委員會由市長兼任主委、副秘書長及教育局局長兼任副主委（3席），另包含性平教育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實務工作者（11席）；各局處首長輪派（2席）；各級學校家長會與教師會代表（7席），總數23席。而北市擬修改的方向，是刪去各局處首長輪派的2席，並將各級學校家長會與教師會代表的7席提高為9席，唯家長會代表應有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各1席，等於從1席一口氣提高到4席。據了解，此次修訂起因即是來自台北市議會與反同家長團體的關切。台北市議會在審查北市教育局106年度預算時就提出附帶決議，要求市府明年（2018）3月改選性平會委員時，應有國小、國中、高中、高職各1位家長代表，北市教育局於是對性平會設置辦法進行修訂。

對此，社民黨發言人陳又新表示，增加家長席次的論述很簡單，認為家長有權決定小孩應受什麼教育，乍看言之成理，「但是難道我是家長，我就可以決定孩子數學學加減乘除就好，後面都不要學嗎？我是家長，就可以決定英文只要26個字母背完就好，可以這樣嗎？」陳又新表示，他自己也是家長，但他不認為自己有資格決定小孩應接受什麼教育，「難道性別平等不是專業嗎？如果有人覺得性別平等沒有專業，誰都可以教的話，這樣的念頭就讓我質疑，這些家長到底懂不懂性別平等教育。」

性平團體：應尊重性平委員專業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副秘書長蔡易儒質疑，性平委員中保障單家長會4席名額，無法平衡教師會、學生等其他各類別代表，「難道只需要聽家長意見嗎？教師跟學生的意見不用重視嗎？」蔡易儒說，性平政策目的在於保障性別少數在主流社會中的權益，實現性別正義，而性平會的組成就是為了要能落實這個理念，但增加家長會的席次無助於促進這個理念的實踐。

此外，北市教育局同時正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委員倫理規範暨聘（派）兼同意書」內容，未來希望各個被遴選為性平委員的人簽署承諾，並參與性平教育相關研習。「這是亡羊補牢的做法！難道性平委員素養不重要嗎？」蔡易儒對此提出批評，認為性平會委員應有專業要求，不是上任後才參加研習，市府應把重點放在委員的選任資格聘派資格，以及不適任時的退場機制，才合乎《性平法》精神。

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林秀怡也表示，部分家長站出來主張保障家長的教育權，但「他們的資格是什麼，有沒有經過審查？」林秀怡說，去年教育部公布性平會遴選委員辦法，要當性平委員都必須有「性別意識」以及「性別專業」，不能先進來再培訓，沒性別意識的沒資格擔任委員，強調中央都有嚴格規範，為何地方可以脫鉤？

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成員徐維琪以最近火熱的「北車女童全裸」話題為例，當事人父母試圖解釋現場狀況，以及尊重小孩自主意願的目的，但這些現場狀況的實際描述，還是不足以改變許多家長想法，許多滑坡理論像是：「小孩不穿衣服，長大是不是也會不穿…」的說法都出籠，「不穿就是不對」這樣的想法漫天飛舞，完全去脈絡地討論。徐維琪擔憂，未來性平會若增加家長民額，更多這種無法對話的家長進入，會讓性平教育沒有進步的機會，反而大開倒車。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教育小組種子講師劉雅芬則表示，北市府若修訂性平會組成，未來各校園性平會也可能跟進，但校園中的家長代表在處理各種同志霸凌案件時，「有辦法做好保密原則，有充分的能力了解同志學生需要跟處境嗎？能協助同志學生嗎？這都要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劉雅芬呼籲教育主管機關應堅守教育專業，不該放棄專業，任由家長想怎麼教就怎麼調整。

社民黨全國委員苗博雅表示，柯文哲表態爭取連任時強調他的核心價值就是堅守進步價值，但是他的教育局卻沒有做到，每次遇到護家盟「膝蓋就軟掉」，強調性平會屬於市長專業諮詢單位，成員必須具備專業背景，若無專業背景也必須有民意基礎，但家長代表的組成卻只鎖定少數特定家長團體，質疑「隔代教養、家境貧困的家長，有閒錢、時間參與這些高級家長會的運作嗎？」苗博雅表示，此次召開記者會就是為了「替柯文哲守護進步價值」，不要讓台北市成為全台性平教育潰堤的第一個漏洞。

今年（2017）六月底剛剛全台展店達百間的量販業龍頭家樂福，同時也是去年度被《蘋果日報》統計「全台最血汗」的公司。今日（9/7）恰逢家樂福新任全球總裁龐巴德（Alexandre Bompard）來台訪視，台灣家樂福企業工會前往總裁訪視的家樂福桃園八德店，控訴台灣分公司強迫員工血汗工作，更不尊重工會平等與資方對話的權利。

台灣量販業向來以低人力成本，從弱勢工作者身上榨取利潤而聞名，桃產總秘書長葉瑾瑜表示，《蘋果日報》2017年報導違反《勞基法》的企業排名，家樂福以違反《勞基法》36項次的次數高居榜首，違法項目除超時加班、未給加班費外，還有「未給予勞工休息時間」、「使女性夜間工作未經工會同意」等。

葉瑾瑜強調，家樂福2017年全年營收上看700億元，獲利更創下17億元歷史新高，但在利潤創紀錄同時，勞工的勞動條件卻未相應成長，因此工會要求資方必須與工會協商，分享利潤，建立固定加薪制度，給予全體勞工平等調薪。

今日也有家樂福自家員工出面，對家樂福內部的管理與薪資制度發難。家樂福工會理事長籃世華表示，無法忍受公司長期剝削員工的違法行為，作為全台最大的量販業公司，工會一直要求公司遵行法律，卻沒有得到回應，因此選在今日全球總裁訪視的時候抗爭，要讓總裁聽到台灣勞工的聲音。

家樂福樹林店工會理事長胡崎指出，台灣的董事長曾向工會保證儘速建立完整的員工加薪制度，但直到今日都還未完成，公司內部都還是按主管個人的好惡，給予個別勞工調薪，這也造成了「初入行比老年資員工更高薪」的怪象。

工會選在今日發動抗爭，原先是希望全球總裁龐巴德能夠傾聽基層員工的心聲。但是直到記者會結束，龐巴德都未現身。工會幹部便走下電梯，直奔家樂福八德店店內黏貼陳情書，以及家樂福血汗勞動的相關簡報，希望讓總裁在訪視時注意到員工「拒絕血汗」的行動。

日益膨脹的校園性平機制

作家林奕含自縊後，由於生前出版的長篇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被解讀為作者親身經歷，書中關於女主角被補教老師長年「誘姦、強暴、性虐待」之陳述，迫使人們再次思考師生間，因社會位置差異而可能造就的性暴力問題，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統稱為「權勢性交」，指的是「加害者利用自己的年長、職權、照顧身分等讓受害者與其發生性行為」，「受害者」則常常因權勢關係而被壓迫意願，「不敢反抗」，因此，「表面上貌似合意的性行為，其實屬於妨害性自主的範疇」 。以維護性自主、嚴懲「加害者」之名，民間團體及民意代表們展開一連串針對「狼師」該當何罪的訴訟攻防與法律行動。

其中之一是訴諸司法，擴張既有法律，即《刑法》第228條「權勢性交」適用性，然而在台南地檢署公告「陳O星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起訴後，這條路徑難以為繼，偵辦檢察官透過新聞稿指出陳並非學校老師，在校成績與未來升學「並無任何決定權柄」，且兩人首次性交時，林早結束補習班課程，「彼此應無任何監督權勢、服從配合之關係」。

另一則是透過修法，擴大「校園性平機制」1的適用範圍，如尤美女等立委所提《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修正案，便想讓補教師資，適用該法處理性平事件時啟動的「建立檔案及調查、通報機制與追蹤輔導、各種保護救濟措施等」種種規範；該提案目前已交付委員會審查，另個已三讀通過的《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修正案，則仿擬校園性平機制的運作邏輯，將補教師資納入「全國不適任教師通報與查詢系統」2，並要求業者應解聘、解雇「有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的教職員工。 

在相關立法工程或甫落成，或正如火如荼建置當下，讓我們先回過頭來，以政大洪燕梅案為主要討論事件，省視現有校園性平機制是如何面對並介入師生間，因身分不同、權力差距而糾結複雜的親密關係難題？在各校性別平等委員會一次次介入中，師生權力及關係如何變化？誰被懲處？誰受到保護？

自我啟動的調查小組

2011年9月，任教於政大中文系的洪教授控告校方，表示該校性別平等委員會（下稱性平會）所做決議，害她無法依年資加薪等明顯造成「言論自由、講學自由及任教權」之類非財產損失，更尤甚者，還將姓名資料、案情細節洩漏給《蘋果日報》記者丁牧群，而以名譽受損名義請求國賠一百七十萬元。記者寫了什麼？「政治大學驚爆女師生戀情糾紛」，報導如此開頭呼應〈政大師生同性戀 女教授被控性騷〉這聳動主標，接著提及某「名女學生指控與中文系副教授」相戀一年多，想分手時卻收到對方「我恨你」等恐怖訊息，「飽受煎熬」的女學生於是向校方申訴遭到性騷擾。

事實上，女學生未曾申訴。

事件起源可溯至2007年，張姓女學生在上學期選修洪開的通識課，依其自述，因對洪「充滿師長崇拜與良好印象」，而從下學期開始常常傾吐「感情、家庭等」心事，「雙方多有情感交流及互動」往來；不久，女學生更被聘為研究室助理，雖然教授表示雙方不存在「異於師生或長輩與晚輩者之關係」，學生仍堅持兩人正在交往。一年半過去，據女學生追憶，先是因「難以承受該無法公開之情感」等原由而離開研究室，之後卻「難以負荷此分離後之情感上傷痛」，遂告知家長，並「向心理諮商中心尋求專業輔導與協助」。諮商中心成員依學生陳述判斷雙方為交往關係，並知悉她被洪聘為教學助理，判定「已涉及師生間權力不對等、違反專業倫理」，因此向性平會通報。

至此，調查程序尚未啟動，因為性平會接獲通報後，還要再判斷是否受理並召集調查小組。判斷標準之一為檢舉人是否具名，然而女學生既無意願申訴，誰提申請呢？洪教授狀告政大的理由之一，即是性平會無檢舉人仍發動，屬程序違法，校方代表則回覆說該事件「具有公益性質」，因此「學校之調查權原則上不受當事人意願之拘束，學校為維護校園安全，可指定校內人員為檢舉人」；在教育部一份2014年發函中更明確指出，就算校園性平事件「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願意申請調查」，只要涉及多人受害、多人涉案、師對生等「具有公益性質」事件，性平會依職權，仍應指派檢舉人來啟動調查小組。回到洪師案，校方代表在法庭即辯陳既接獲心諮中心通報，且家長亦表明要學校處理，「如A女家長不以書面申請調查，即以性平會名義檢舉」，無違法令。

更荒謬的是，此案「被害者」不僅無意調查，甚至不認為遭到性騷擾。

沒有被害人的校園性騷擾

讓我們將時間回溯到2013年4月，洪教授為證明決議不公，乃在台北地院的法庭辯論上表示「並無發生性關係或肢體接觸，且無違反他人意願之與性有關之行為」，以此駁斥並無師生戀，遑論性騷擾，更出示學生親書「洪老師沒有對我性騷擾、威脅、利誘、恐嚇」等句為證。但洪教授敗訴了，為何法庭不採納「被害者」的書寫陳述？這便涉及對「性騷擾」的理解與界定。

台北地院法官先是以「被害者」的主觀感受為判定基準，指稱性騷擾是「撫摸頭髮或肩膀、提出要求發生性行為或服務」等種種「被害人所不喜歡而與性有關之接觸」，接著引述《性平法》所載第二條立法理由︰「性別平等教育之內涵不只是男女性別的平等對待，更是多元性別觀點的包容……」，此段話寫於2011年修法之後，修法歷史背景則是諸立委「有感於校園狼師問題的嚴重」，並且「在台中校園發生男老師性侵男學生」等非「男師 vs. 女生」的典型性暴力事件，回到本案，法官會特引述之，或許要強調性暴力也可能發生在「女師 vs. 女生」等非兩性對立的「多元性別」關係中，以間接回應「雙方均為女性」，不可能發生「師生」、「長輩與晚輩」之外關係的陳述。

接著，法官話鋒一轉，引述《校園性侵防治準則》3第七條立法理由，表示師生間「多隱含因行使專業職責所導致之權力差異」，所以教師「更應謹守專業倫理，以避免引發」性平事件爭議，何謂「專業倫理」呢？觀諸判決內容，似指師生間應迴避任何能聯想到「性」的肢體接觸，因此法官在單憑女學生口頭陳述，即判定雙方「有性意味之身體接觸」後，直指這些接觸「不論是否達到強暴脅迫之性侵害程度，仍係性騷擾定義中所謂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之言語或行為」。然而怎樣算「有性意味」呢？高等法院法官的界定較為明確，係指與「性有關之身體接觸（包括擁抱、接吻、性關係）」，顯然不以性器媾和為限的各種親密互動都在禁止之列。

綜上所述，我們能觀察到法官在界定性騷擾時，判準滑移且前後扞格，先以「被害者」的主觀感受為判定基準，後卻不考量性自主的受「侵害程度」，亦不採納「被害者」認為未遭性騷擾的「主觀感受」，僅考量雙方所處社會位置，臆測不同的人處在類似的社會位階上，必然產生一致的權力不對等問題，於是乎，兩位當事人的意願與感受被全然忽視，性平會對洪所作之不利決議，獲得再次確認。

那麼，性平會究竟做了哪些決議？

被懲罰的「狼師」們 

2009年11月10日，性平小組完成調查報告，並做出洪師應「簽具切結書，明確切結不得再干擾或接觸甲生，一個月內未簽具切結書，應予解聘」等六項決議4，決議內容不僅對教師極為不利，對張姓學生來說，恐亦難慰原本「難以負荷此分離後之情感上傷痛」；而洪面臨之行政懲處尚屬「情節輕微者」，在其他案中，不乏被「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者5，而這還僅是《性平法》所列之罰則，尚未涉及通姦、未成年性交等其他罪則。有學者便分析2006年到2009年間的48則師生戀新聞，發現其中29起 (佔61%) 的教師均官司纏身或慘遭解聘，甚至一名教師自殺。

譬如2009年間，桃園治平高中的王姓音樂女教師曾與男學生短暫交往且發生性關係，數年過去，昔日男學生另結新歡，跟楊姓女友交往，孰料，楊女得知過往戀情後，醋勁大發，要求老師離開教職，先是傳送威嚇性手機簡訊，繼而在治平官網上刊登留言，透露老師曾與「男同學發生師生不倫戀，兩人有多次性行為（在老師車上）」等情節。王不堪其擾而提告，雖然官司勝訴，楊女因恐嚇取財未遂等案由需面臨牢獄之災，但老師應該一點也不開心，因為該校性平會已受理調查她在2009年2月到8月間跟男學生之所為，並於2014年聖誕節做出「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認定，復由教評會在隔年決議不續聘等處分6。

透過上述事件，我們看到教師的情慾生活如何在多年後仍成為受人脅迫的工具，在其他案例中，甚至成為他人恐嚇取財的提款卡。譬如2006年間，成大潘姓教授為與短暫交往的張女斷絕往來，表示願給付包包，熟料張女簡訊回應「10個LV（沒有FendiChloe...，也可以！）」，教授斷然拒絕，遭拒的張女遂開始透過手機密集傳送「切掉你陰莖」、「老陰莖」、「基賣」、「老睪丸」、「老激邁」「不要臉老睪丸」等威脅及侮辱性訊息，乃至於2014年10月間「打電話或至其任教之辦公室騷擾至少7次」，透過辦公室員工傳話表示「東森新聞王先生希望能夠拜會教授」、「匯款或物品還未寄出，請教授盡快處理」，教授不堪其擾而提告，張女最終被認定觸犯《民事》侵權、《刑事》威脅等罪刑。

在法庭上，潘教授表示很怕該事件會影響教職生涯︰「一旦學校知道、媒體公開，我就會被學校師生議論紛紛，且我要升等時也會遭到質疑」，同樣地，張女也供稱因曾看過「某位立委因與女學生有不倫之戀，受到輿論批評而離開教職」的新聞消息，明確知悉自己若「透過媒體或向該大學師生指述我與潘oo有性關係及造成我身心傷害的話，可能會影響潘oo之教職」。這起事件很快被各家媒體以「教授想斷師生戀／女學生討10個LV包封口」 、「不甘被甩討10個名牌包／女學生傳簡訊恐嚇『切掉你陰莖』」 等各種聳動標題。同樣見諸媒體的，還有「師生不倫案外案 老師勒索老師」  、「（恐嚇爆料師生戀）高職生向女老師勒索15萬」 等發生在台灣各地的校園事件，不勝枚舉。

結語

在婦女運動勃發的1990年代，陸續傳出大學教師性騷擾、乃至性侵學生事件7，其中多起，當事人雖非知情同意的師生戀情，但與「陌生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被害人抵死不從」，的典型強暴敘事仍有距離，以師大國文系強暴案為例，女學生曾發表聲明，追憶「如果黎教授是一個陌生而又『兇惡』的男人，事情也許會簡單得多，然而，他在對我毛手毛腳的時候，沒有一點點像是他覺得在做壞事的樣子，甚至會問『喜不喜歡老師啊』」，但基於師長權威，以及相信憑藉自己「就能應付、逃脫」的「自負」，她除了用手阻擋、護衛衣褲外，始終未大聲叫喊，兩人相持一段時間，最終反抗不成，並非「力氣不夠，我踢他踢了非常久，他都無法得逞」，而是教授「使出一招」，假裝放棄，待學生緊張又分神時，「他突然又把我推下，強暴了我。這真是一件醜惡的強暴案，我不知道還能怎麼說」。8

或許便是因為人們有感於在師生關係中，常因類似權勢問題，而讓「知情同意」 與「典型強暴」之間充滿許多難以劃開的灰色地帶，因此在修訂《性平法》及其衍生的各行政命令規範時，才將定義「性騷擾」（及其他性平事件）、決議何時啟動校園性平機制的最主要判準，從被害人主觀意願及行為人意圖，漸漸挪移為兩造所處的客觀社會位置。譬如2011年，教育部增修《校園性侵防治準則》第七條，要求教師在教學、指導、訓練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不得「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發展「有違專業倫理」關係，如有違背可能，主動迴避與陳報學校的責任落在教師身上9；而在六年後，林奕含自縊，台北市政府發公文給各級院校，更明指「師生戀」亦屬「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10。

洪燕梅案便是這種判準挪移下的明顯例子。在該案中，我們看到女學生本因「難以負荷此分離後之情感上傷痛」，才跟心諮輔導員尋求協助，熟料在「權勢性交」視野下，被輔導人員通報，促使性平調查小組自我啟動，最後做出剝奪自由、限縮薪俸、有條件解聘之決議，這一整個從通報到決議、對簿公堂過程，未曾採納教授「無性騷擾行為之主觀感受」之說法，也不採納學生認為未被「性騷擾、威脅、利誘、恐嚇」之親筆自陳，唯一被考量的是雙方所處社會位置。

至此，我們應能斷言，在校園性平機制中貫徹僵硬的「權勢性交」論述，勢將製出一個個沒有「被害者」的校園性騷擾，如真有人在這過程中受傷，或許便是一個個被視為跨越了師生位階鴻溝的「狼師」，及其無端受罰遭脅的性與勞動自主。

• 1.在本文中，「校園性平機制」意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法原則是《性別平等教育法》） 中，規範各公私立各級學校在預防、面臨與處置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問題時，應採行的種種「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包括如何啟動與組成調查小組、如何及由誰來懲處被害人等等。
• 2.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第2屆第7次會議記錄。
• 3.全名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 4.六點決議內容如下（甲－張生、乙－洪師）：（一）乙師應對甲生書面道歉，一個月內未完成書面道歉，應予解聘。道歉內容應以對甲生發生有違專業倫理的親密關係為主；（二）乙師應簽具切結書，明確切結不得再干擾或接觸甲生，一個月內未簽具切結書，應予解聘；（三）三個月內至少接受十次諮商，並經諮商師評估有確實接受諮商並配合。未如期完成諮商，應予解聘；（四）乙師應留原俸級兩年；（五）乙師五年內不得擔任導師及論文指導老師；（六）乙師如再受相關通報經查證屬實者，應予以解聘。
• 5.《性平法》第25條。
• 6.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4年度上易字第1475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3年度自字第8號。
• 7.「依女學會1994年4月發佈資料顯示，12年間曝光案數約有17件左右。」，〈1994性騷擾近17年來 曝光17件 立委指責 未見處理〉，1994年4月21日，《聯合報》。
• 8.〈1994師大校園 強暴疑案 女學生公布"事實經過"〉。
• 9.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修正總說明。
• 10.台北市政府教育局106年5月17日北市教中字第10634977500號函。

行政院日前推出「新節電運動」三年計畫方案，預計未來三年中央將投入新台幣73億元提供各地方縣市政府推動節能，經濟部能源局也持續提供各縣市經費補助，規劃在地再生能源計畫。不過，這些能源轉型計畫是否能夠落實？由各縣市十多個NGO組成的「能源轉型推動聯盟」今天（9/7）上午召開記者會，指出台灣能源轉型面臨七大困境有待解決，並宣布將啟動全台縣市政府能源政策評比，透過民間力量促使政府落實節能和綠能發展。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吳澄澄指出，台灣能源轉型面臨七大困境，分別是：（一）中央和地方能源法規不完善；（二）能源人才與教育不足；（三）中央未做完整的能源資料庫的建置和應用；（四）地方缺乏能源專責機構；（五）民眾參與綠能發展的門檻過高、行政程序繁複；（六）住商部門節電措施不足、工業能效待提升；（七）發輸配系統未分散風險，以致815全台停電。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表示，當前能源轉型的困境，在在突顯出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中央政府雖撥下經費，但地方政府使否有能力好好運用資源，把錢用在刀口上，角色非常關鍵。他表示，像是節電、抑制尖峰等措施，都需要地方局處配合，低壓的住商用戶用電也需透過地方的經發局、民政局、環保局才能觸及管控，這考驗中央和地方的協調合作，和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主任吳心萍也認為，地方政府在能源轉型上扮演重要角色，她指出，中央培訓能源人才的課程目前以公務員為主，但實際執行的在地人員也很需要。對於想成立發展公民電廠的社區民眾，地方政府也應效法法國和澳洲，協助集資、提供平台和指引，簡化既有行政流程。在節電方面，吳心萍強調不是每個大樓都適合關冷氣，建議透過村里長辦活動、中午共餐共食，減少冷氣和烹飪能源的使用，「如果縣市政府能掌握轄內共享的空調和能源資源，各地居民也會更配合節電。」

熟悉南部能源使用狀況的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蔡卉荀表示，中南部大力推動太陽光電的發展，但較不重視節能，有的縣市設置了綠能辦公室，卻沒有節能的局處，強調各地方政府應把綠能和節能結合起來規劃，建立平台和專案辦公室，才是完整的能源政策。

台南新芽協會監事吳昀慶則指出，台南工業用電占七成，台南市政府應擬定相關轉型政策，盤點建築和都市計畫，減少耗能，而發電也可偕同公民而有更好的治理模式。他表示，荷蘭在能源政策上有長程規劃目標，預定二十年內減少能源消耗50%，反映施政藍圖很完備、各部門相互協調，呼籲台南在內的各縣市政府提出有前瞻和遠見的能源計畫。

洪申翰說，2015年能源轉型推動聯盟曾做過首次全台縣市節能政策評比，但該次評比僅針對「節能」，今年度的評比範圍更大，同時包含各縣市政府的節能和綠能政策，以及過去成果和未來規劃的評比，將特別注重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例如是否成立納入民間社會力的平台、是否推動地方能源自治條例、如何捲動民間資源讓公民參與、是否成立能源專責單位等等，希望帶給各地方政府正向壓力，促使節能的落實和綠能的發展。

洪申翰表示，這個月開始聯盟將拜訪各縣市，進行評比訪談，預計明年（2018）一月公布評比結果，屆時也將給予各縣市具體的改進建議。

新任閣揆賴清德今日（9/8）走馬上任，上午行政院舉行行政院長及部會首長交接典禮，但典禮還沒開始，全台各地反迫遷團體已齊聚場外抗議，控訴賴清德在台南市長任內積極推動南鐵東移案，罔顧程序正義，更有多位新內閣成員是迫遷案幫兇，宛如「迫遷內閣」，要求暫緩南鐵東移案和大觀社區等爭議迫遷案，否則將全面開戰。

賴清德今宣誓就職行政院長，帶領新內閣正式上任，但隨即遭遇就任後第一場抗議，反迫遷團體在行政院外高喊「劊子手組閣，新潮流迫遷」，痛批新潮流系成員賴清德帶領多位迫遷紀錄累累的官員組閣，勢將造成更多迫遷案。

反南鐵東移自救會會長陳致曉表示，賴清德任台南市長期間，曾開出45項影視和文化建設支票，但達成率極低，僅成為建商炒作房地產的題材，其推動的諸多開發案，如南鐵東移、西港外環道、西門市場等，更釀成土地掠奪和迫遷的悲劇。陳致曉以南鐵案為例，指南鐵東移地下化牽涉300多戶居民，許多住戶強烈反對，但南市府卻曲解法令拒絕辦聽證會，更將公聽會現場的異議者強制抬出會場，稱賴清德執政下的南鐵居民，「見證了台南土地程序的戒嚴」。

陳致曉更直言，「賴清德內閣是不折不扣的『迫遷內閣』」，其中不乏推動爭議迫遷案的官員，如曾任台南市政府秘書長、假稱南鐵案「依法不能辦聽證」的陳美伶現在入主國發會，留任的包括在南鐵土徵案程序完成前搶先發包動工的賀陳旦、強拆板橋大觀社區的退輔會主委李文忠、長年在幕後主導各地浮濫徵收案的政委張景森等等，憂心賴清德將複製過去在台南的執政手法，一手用媒體粉飾自己，一手壓迫迫遷人民。

大觀社區將成賴揆拆遷第一案

大觀自救會居民黃炳勛表示，去年10月退輔會和居民協商至今，只和居民開過兩次會，至今都未處理居民安置問題，4月初主委李文忠片面終止協商，並對社區已點交戶進行了兩波拆除作業，更計畫於下周一（9/11）再拆除12戶已點交戶，對剩下的25戶居民和13戶租戶步步進逼。他表示，退輔會稱已點交戶都是「自願搬遷」，但他們多半是負擔不起後續的土地使用補償金、強制執行費以及抗爭成本才被迫遷移，且強拆已點交戶房屋，將造成相鄰的兩間未點交住戶的安全疑慮，呼籲暫緩拆除，和自救會重啟協商。

此外，多個反迫遷團體也到場表達心聲。桃園航空城居民期盼能剔除徵收水尾地區的土地，縮小航空城範圍；新北市塭仔圳居民則重申新北市空屋率已過高，反對圖利建商蓋大樓，趕走當地上萬勞工和居民；新店瑠公圳居民和台中黎明幼兒園也面臨建商恐嚇和強制拆遷的危機，他們共同要求賴清德停止掠奪人民土地的政策，暫緩各地迫遷案。

反迫遷團體逐一發表完訴求後，欲將諷刺賴清德的大型匾額「功在迫遷」送進行政院，而和守候在外的大批警力發生短暫推擠，隨後抗爭者將匾額貼在行政院大門前，宣示和賴內閣「全面開戰」，並將於本月17日再度集結民進黨黨部抗議。

文／陳逸婷

致親愛的讀者：

2013年3月，我抱著對記者的憧憬與對媒體作為一個「公器」的想像進到苦勞網，在這個組織裡，工作者嘗試自行解決採訪報導時遇到的問題，我們自主管理自己的勞動狀態，主編採輪動制，由輪值主編跟記者討論跑線狀況，但是我們裡面沒有人真的很有「主編」的經驗，都是磕磕碰碰的前進著。在每週的會議上，針對過去一週的編採展開集體討論，每一天也都在摸索中度過，曾發生各種矛盾與困難，集體時而發揮作用，時而幫不上忙。索性有許多社運或者是勞工運動夥伴，在我們掌握不足的議題上適時提供諮詢與協助，很謝謝各位在報導工作上的幫忙。

就在這樣不斷的撞壁與摸索的過程中，我的記者生涯也不知不覺經過了4年半，從今年9月份開始，我很幸運地又暫時變回學生身分，暫別正職記者崗位赴香港進修，依依不捨地與苦勞網成員告別，開展人生的下一個旅程。

回顧自己過去4年半的工作，自2013年10月開始，我參與了「想像不家庭」的專題編輯與撰稿至今；2014年6月，我完成了對青年實習狀況做個案訪談的「無薪實習」專題；2015年8月，我花了許多時間撰寫〈「恐伊斯蘭」給誰帶來好處？拆穿帝國主義的粉紅伎倆〉討論帝國主義如何透過同志議題進行「粉紅清洗」；接著，到了2016年的3月8日婦女節時，我負責企劃了一期「國際勞動婦女節」專題，邀請寫手提供稿件，共同探討婦女的家務勞動狀況。

然後是同一年的5月，我產出了進入苦勞網以來花費最多時間撰寫的「兜售慾望」專題，這個專題討論性產業工作者的勞動環境與整體青年貧窮化的關聯性，專題發布後也引發了許多對於「性工作者」權益的關注，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說，這應該是近年來將這個產業從工作者現況到大環境背景分析......，交代的最為詳實的新聞專題。2017年7月，歐巴馬下台川普接任，我發佈了「當LGBT成為政治工具」系列文章，探討美國在歐巴馬執政下的LBGT政策背後更大的國際政治目的。

我的報導核心從鉅觀的國際政治、社會正義與資源分配問題，到微觀的對人物的關注，例如移工、婚姻移民、性工作者、家務工、廠工......的專訪與生命故事，對於想追的議題我向來打死不退，有一次在蓋建世大運選手村的移工召開記者會後，我好奇他們來台的居住環境，便厚著臉皮跟上他們返程的遊覽車，進了他們的移工屋，做出來當時的那篇報導。苦勞網沒有攝影記者，給了我很好的訓練機會，移工屋的報導裡面，我隻身進入，待上近6小時便蒐集到足以完成後續報導所需的採寫與攝影資料。

我記得為了完成性產業專題，在茶店前站上半天的日子，這種打死不退的固執，最終讓我在沒有社運團體協助牽線的狀況下，自行進入田野，完成了因為涉及違法風險、最有採訪困難的、對陸籍性工作者的訪談。我也記得那次，去法院旁聽完流鶯Miko的案子後，攔截到平常一定敲不到專訪的檢察官劉承武，並且問了他許多對於「性權事件」相當關鍵的法律見解，這些，都成為了日後這個產業可用以參考的重要新聞資料。

4年半的工作時間，我生產了上百篇報導，完成報導的成就感是這份工作的浪漫之處，也使我的私人生活與工作不分，即使沒有在寫報導，我也在閱讀新聞事件、累積新聞敏銳度；同時，我在勞動的過程中，不斷的學習與累積採寫技術；我的技術進一步生產成為報導，為公眾以及身為公眾一員的我所用，面向公眾的問題，也就是我的問題，這麼週而復始形成了一種很特殊的勞動迴圈，帶有濃厚「主人翁」意味的自我詮釋。這是苦勞網帶給我的，一份在當代社會很難再找到的、充分自主勞動的理想職業，這個不與自身勞動成果產生異化的勞動經驗，來自於所有成員的共同努力與媒體實踐。

可能還有一些漏網之魚，是我寫過、你看過但是我沒有提及的，如果有任何一篇是這樣，對我而言，那就非常欣慰了。謝謝讀者一路以來的陪伴，這次赴香港進修，我相信不會是我報導工作的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未來我將繼續專注發展我所關注的議題，並嘗試與苦勞網進行另種方式的合作，盼望屆時能與各位碰撞出不同的火花，靜候指教。

再次謝謝每一位讀者與捐款人，苦勞網由一群年輕的記者所組成，在這個對小眾媒體不盡友善的環境裡堅持著，也許做得並不完美，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放棄努力，也不會放棄理想，而你們的陪伴與支持，是我們最堅實的後盾。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택시운전사）8月2日在韓國上映，上映當天即刻打破韓國影史最高首映觀影人數紀錄，截至8月底，觀影人數已突破1,140萬，躋身韓國最賣座電影前十位。這部電影以1980年5月的光州民主化運動事件為背景，敘述一位平凡的計程車司機如何被捲入其中，從一個只為了女兒奮力賺錢的單親爸爸轉變成民主化運動的重要推手。影片試圖闡明歷史，但仍是「改編」：「計程車司機」的兒子於近日曝光吐露「真相」，說明父親已於1984年過世，而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也並非如影片中所呈現的，憑藉著身為記者的滿腔正義單槍匹馬闖入光州......。只是，透過電影的流暢敘事框架與濃厚的情感堆疊，「光州事件」怎麼發生的、計程車司機的真實名字究竟為何、載著外國記者的計程車如何自光州返回首爾等等，似乎已不那麼重要。

無名小人物

誠然，任何文化再現必有其侷限，但在好萊塢電影強勢當道的台灣（以及全球）電影市場中，《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所帶來的效應與感動值得一談。最令人動容的，無非是主角如何從「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體悟到「我不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當鏡頭屢屢透過計程車司機的第一人稱視角觀看光州事件，電影不只讓觀眾透過此「小人物」的眼睛了解歷史，同時也邀請觀眾認同計程車司機的觀點，就好像我們也坐在那輛計程車裡頭，參與了這個民主化運動。藉此，電影傳達出的訊息是，在這個事件中，人人都會被捲進去。透過計程車司機，觀眾也被捲入其中，跟著計程車司機——一個原本與光州無關的無名小人物——面臨隨之而來的交戰與掙扎。要回首爾嗎？要留在光州嗎？不同於好萊塢劇情片常見的「與自己對話」尋求解答，或美漫英雄片中以戲謔方式化解危機，計程車司機的個人掙扎是緊扣著社會變動的，他獲致解答的方法不是因為跟女兒說上話，而更是他被捲入其中，必須與韓國社會變動近距離斡旋的結果。

電影中的另個重要視角當然是德國記者辛茲彼得。往往不被質疑的「境外（白人）記者」的特權與正當性，在《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中有些許的轉折。電影確實凸顯了境外記者的重要性，但所呈現出的辛茲彼得並非一個無往不利記者，同時也點出了境外記者的「傳教士」性質：哪裡危險就往哪裡去，尤其是亟欲揭發威權統治的不自由。但同時，電影也在在表明，少了韓國的無名小人物，境外記者絕對無法達成任務。當觀眾跟著計程車司機離開光州而又重新返回動亂之地，我們（同計程車司機）所見的是一個頹喪、不知所措，連攝影機也拿不起的境外記者。相比之下，計程車司機的胸無大志、想多賺點錢顯得更為真實，我們能理解他每一次的「迴轉」，而這樣的真實與理解，讓計程車司機那稍微遲到的政治啟蒙與轉向，更能引發觀眾共鳴。透過計程車司機與德國記者的對照，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指出境外正義之士（傳教士或記者皆然）的天真與無能：「沒有當地的小人物，外國人哪都去不成。」如此一來，《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雖肯定境外記者的貢獻，但那貢獻畢竟只是功能性的；電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光州民主化運動從頭到尾都是「韓國」的。

不只是一國的「悲劇」

然而，影片也屢次透露韓國在全球冷戰結構中，作為一東亞主權國家的不確定性，而這不確定性與美國在東亞以及太平洋的軍事佈局與利益謀算極其相關。當某個計程車司機稱其英文不錯，因為「我曾在美軍基地附近工作」；當便衣組長大義凜然地咒罵運動學生與計程車司機為「北韓共產主義鬼子」，我們必須追問，為什麼韓國境內會有美軍基地？為什麼美軍可以自由進出東亞及太平洋？韓半島為何分成「北韓」、「南韓」？韓戰結束了嗎？為什麼南北韓至今仍然分裂？從未撤出韓國的美軍與此無關嗎？

1945年8月，日本帝國戰敗投降，美軍即刻進駐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以南，並以美國軍隊為樣板協助韓國成立「現代化軍隊」。1953年韓戰「停戰」，韓國與美國簽署「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二戰後取得全球政治、經濟霸權的美國，大力提供韓國無償軍事援助，而美軍也得以在韓國領土中設置基地（至今韓國境內仍有83個美軍基地1）。條約表示，當任一方在亞太地區受到威脅攻擊時，另方必須給予軍事協助；遠至美國的越戰，近至美國自911事件後發起的「反恐戰爭」中，韓國多次提供軍援。不像二戰戰敗的日本帝國，韓國確實擁有自己的軍隊，但「美國因素」同樣影響甚鉅：自韓戰至今，美軍仍握有韓國軍隊的指揮權，1994年底，韓國雖收回部分軍事主權，美國至今仍握有對韓軍的「戰時指揮權」2。也就是說，全斗煥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中動用韓軍鎮壓人民，在某種程度上也必須獲得美軍同意，然而，美國卻在因著平反光州事件呼聲而於1988年在韓國召開的聽證會上，多次聲稱對於全斗煥的軍事鎮壓「毫不知情」（the U.S. had no prior knowledge......）3。同時，美國卻又在同一文件中，明白表示「擔心平壤可能因為光州事件誤解南韓的情況而想借機得利，美國為了以防萬一，早在朝鮮半島部署空軍及海軍，以向北韓顯示美國保障南韓安全的決心」4。這足以說明美國的政治考量與選擇：美國是可以干預甚至阻擋全斗煥出兵鎮壓光州民眾的，但它毫無疑問地將其冷戰佈局置於優先位置，反共是第一要務，當地的動亂只要與美國無關，不牽涉到美國利益，便任其發展。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無疑不同於好萊塢普遍個人化、英雄化歷史事件的「史詩大片」，然而若不去追問影片間接或直接留下的疑點，諸如美軍基地的經濟結構、以反共主義之名行鎮壓殺人之實的冷戰因素，「光州事件」或許也只能如同美國政府在上述聽證會所稱的，僅僅是一場「悲劇」。光州民主化運動於是去了政治，少了脈絡，成了訴說國家某一段悲情歷史以及其中人性光輝的賣座故事。

本片在9月8日起也在台灣上映，雖然才剛剛上映了幾天，已有論者提及台灣人也該拍出我們自己的民主化故事，並將光州事件比擬為「韓版二二八事件」5。光州事件作為殷鑑確實不遠，《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成功也指出電影大眾文化與歷史敘事積極合作的正面關係。但光州事件的遠因，必須推至美國帝國對亞洲的野心及其在太平洋諸島上的殖民，也關係著二戰時期美帝與日帝的競逐以及二戰後美帝介入韓戰的戰略考量，如果沒能考慮日本帝國對韓半島的殖民以及朝鮮抗日運動，也就無法理解韓戰的內戰性質。然而，這些必須清理的歷史，在平反光州民主化運動與二二八事件的呼籲中卻相對少見，我們聽到的多半是「侵犯人權」、「威權統治」、「國家軍隊濫殺無辜人民」等，這些在兩起事件中都是真實且重要的，但當「人權」似乎放諸四海皆準，民主已無需被檢視而成為正確的常態，我們如何以其他語言詞彙，歷史性地敘述兩者間的相似與差異？當光州事件已被納入韓國民主化進程國族打造的常規敘事，而2月28日「和平紀念日」也已成了台灣的國定假日，我們更必須批判性地審視美國如何因為自身利益介入亞太地區而且賴著不走，同時別讓「民主」與「和平」被簡化成西方普世價值，僅僅只是國族敘事的錦上添花。

• 1.詳見David Vine（張竣昱譯），〈反民主的四十五個打手——美軍基地如何鞏固獨裁、專制及軍事統治〉。
• 2.趙楊、劉吉文、李瀟，《韓國軍隊發展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
• 3."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tatement on the Events in Kwangju, Republic of Korea, in May 1980" (June 19, 1989).
• 4.同上。英文原文：Throughout this perio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was concerned that the North might miscalculate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and warned Pyongyang against trying to exploit it. Also, as a precaution, the United States deployed air and naval units to the area to demonstrate to Nor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resolve to stand by its security commitment to the ROK.
• 5.其中兩例：東森新聞〈韓國又一神片！《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5大亮點報你知〉；Yahoo奇摩新聞〈《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背後的慘痛歷史 9張卡認識韓版228〉。

新竹縣發生越籍移工阮國非遭警方9槍擊斃的事件，今日（9/11）台灣移工聯盟等團體赴行政院，呼籲修改《就業服務法》第53條限制移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之規定，以及同法第56條授權雇主能以一紙公文片面通報移工為「逃跑外勞」。此外，移工團體在事件發生後積極與當事人家屬取得聯繫，其父親阮國同也親筆寫下六點聲明，向台灣政府與社會喊話，呼籲各界正視在台移工面臨的結構問題，並查明本案真相。

籲修法開放移工自由轉換雇主

移工團體今天在行政院前高呼「賴神逃跑當院長，移工逃跑中九槍！」針對剛剛辭去台南市長北上就任閣揆的賴清德，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惟棟表示，賴清德可以自由轉換工作，卻不會被警方追捕，然而移工卻沒辦法。目前《就服法》第53條禁止移工自由轉換工作，移工碰到惡質雇主或勞資糾紛往往只能忍氣吞聲甚至「逃跑」，他強調若非惡法的壓迫，移工來台賺錢怎麼會不想合法好好工作？

此外，根據現行《就服法》第56條，只要雇主寄去一紙公文，移工就會登記為「逃跑外勞」，但勞政主管機關卻無查核機制，導致衍生謊報狀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移民及外勞服務中心主任Grace舉例，先前一名菲律賓籍移工遭積欠薪資，後被雇主通報「逃跑」（相關報導），顯示目前法律漏洞可以讓雇主輕易謊報，後來要註銷登記，勞動部耗費了一年以上時間至今都沒有下文。移工一旦被註記為「逃跑外勞」，要再註銷就難上加難，即刻就要面臨遣返，許多移工碰到惡質雇主，有勞資爭議或被欠薪，都是因為這種不對等的條件而只能妥協退讓。

越勞父親親筆聲明 籲查明真相

台灣移工聯盟今天也在行政院前公布身故越勞的父親阮國同的六點親筆聲明，聲明內容翻譯如下：

我的兒子阮國非是在台灣工作的外勞，他在2017年8月31日被警察開了9槍，然後我的兒子死了。我是死者的父親阮國同，2017年9月5日我來到台灣處理他的後事。

1. 我要告訴台灣人以及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雖然逃跑是台灣法律不允許的，出國到台灣賺錢養家之前，外勞都要付一筆14萬的台幣當仲介費，這筆錢是每天要付利息的，我們去工作就是為了要還債，在工作過程中，我們領到薪水又要被扣仲介服務費，每個月都還會被雇主強迫存款，每個月扣保險、住宿、稅金，如果基本的薪資是20,008台幣，扣了上述幾樣費用，只剩一萬多台幣，請問，我們有什麼錢可以還債呢？我們是有知識的，我們是會計算的，這才是我們越南勞工會逃跑的原因。
2. 警察說我兒子偷車，我的兒子不會開車，沒有駕照，他們又說我兒子偷車，這不是事實。
3. 殺死我的兒子是很殘忍的一件事，父母懷了這個孩子9個月又10天，辛苦生下來撫養到18歲長大成人，他才可以自立工作。我的兒子有教養，他活得很快樂，和其他人關係良好，有助人精神，不分越南人或台灣人，但是他被台灣警察殺死，這是一件很冤枉的事，開9槍殺死我兒子是一件慘絕人寰的事，從來沒見過有人這麼做，我不禁自問，人權在哪裡？
4. 逃跑外勞的家庭幾乎都是困難的，才往外找工作賺錢還債，節儉養家，有多餘的，才能夠在將來回越南後用來照顧全家人後半輩子的生活，沒有其他目的。
5. 我用我的陳情來聲明，希望台灣領導人研究新的方法，讓台灣的外勞能夠自由轉換雇主，自由的找工作，薪資也要提高，符合生活所需，如果能夠這樣子，台灣的社會才會更進步。
6. 關於警察殺死人，我請求台灣政府查明真相，讓我兒子沉冤得雪，以上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過程中積極協助家屬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秀蓮表示，家屬來台的過程非常困難艱辛，越南辦事處也未提供任何協助，最後還是當初引進阮國非的仲介協助才讓家屬抵達台灣。

陳秀蓮說，移工團體到機場接機時，看見阮國同沒有行李箱，只搬著一個紙箱裡面裝了所有衣物就這樣到台灣，他只想知道自己的兒子到底為什麼會被槍殺。然而，在阮國同到了台灣後被安排去見不同官署，卻只是不斷被告知，「你兒子是逃跑外勞、你兒子犯法在先。」

而當阮國同提出希望可以看到事件當天的完整資訊時，警方一概表示目前已交由檢察官偵辦，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不能把資訊提供給家屬，陳秀蓮痛批，如果偵查不公開，「為何媒體會曝光部分現場畫面？那些畫面不就是警方流出的嗎？」質疑警方只流出對自己有利的特定畫面，卻對家屬說偵查不公開，讓家屬難以接受。

賴清德8日出任行政院長，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將對一例一休務實提出解決方案，「工鬥」等勞團今天（9/11）上午赴行政院，針對包含國定假日、一例一休、勞保年金、長照、國道收費員協議等五大議題提出訴求，呼籲賴清德勿偏袒資方、罔顧勞工權益，政策應朝降低工時、提高工資等方向推動。

一例一休恐修惡 國定假日法沒下文

工鬥細數過去賴清德擔任台南市長時接受議會質詢或媒體採訪的爭議發言，包含他曾說：「一例一休對台灣是太強的藥，應該要更改處方」、「勞檢會造成民怨」、「放颱風假會讓城市越來越沒競爭力」等等，桃園市產業總工會顧問毛振飛直呼，現在是七月半，對勞工來講，賴清德恐怕不是「賴神」，而是換了一個鬼！

工鬥成員陳姳臻表示，根據主計處的工時統計，去年（2016）七天假返還後勞工工時原本下降了8.5%，但政府砍掉七天假後，今年上半年下降幅度變成2%，平均只下降2小時，「對於勞工來說根本微不足道！」陳姳臻表示，對照去年跟今年狀況，國定假日有明顯降工時的效果，去年民進黨立委曾提出國定假日不該放在《勞基法施行細則》，應有更高法律位階，後續跨黨立委也曾提出《國定假日法》的立法討論，但在砍完七天假改為一例一休後，這些討論卻沒有下文。陳姳臻強調，行政院應盡速提出《國定假日法》版本送到立院審議，返還過去砍掉的七天假，而工鬥也將於本週五（9/15）在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提案連署，要求政府正式回應。

至於一例一休，過去林全曾說不會再修法，但賴清德改口若爭議無法解決就該修法，工鬥團體對此反駁，台灣在OECD國家中已經是工時排名第三，不該繼續逼迫勞工加班。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批評，資方團體不想守法，只想節省加班費、不願增聘人力，就向政府施壓，呼籲賴清德不應隨資方團體起舞。對於台北市長柯文哲近日說「你要一例一休，就永遠成不了大人物」，鄭雅慧也反嗆，勞工沒有想成為什麼大人物，只是希望成為一個人，能有一個正常人的工時。

鄭雅慧強調，勞工團體不認為一例一休這麼糟，過去會反對是因為反對政府用「砍七天假」來換一例一休，強調《勞基法》是最低保障，不應再修惡，且行政院應增訂加班換補休依比例之規定，應優於一比一，防止雇主強制勞工換休規避加班費。

年金長照承諾一一跳票

勞保年金方面，毛振飛指出，根據目前政院版的年金修正案，方向只是繳多、領少、延後給付，蔡英文答應過給工人基本保障，但現行修法方向完全避談基礎年金，勞保年金也沒有樓地板，「對全台一千多萬的工人來說，這個改革是個災難！」

根據勞保局統計，退休勞工平均年金只能領到1萬7千多元，甚至有15.5%的勞工領不足1萬。毛振飛強調，修法不該只談財政，應正視台灣存在許多年金弱勢的現象，透過稅改，從稅收來墊高整體的基礎年金。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今日也出席記者會並呼籲蔡政府勿從長照政策退位，批評選前蔡英文原提出300億「長照2.0」預算，選後立刻縮水為177.5億，且規劃以遺贈稅、菸稅等不穩定機會稅為長照財源，顯示民進黨政府根本無意建立穩定可持續的長照建設。

要求履行與國道收費員之協議

此外，前勞動部長郭芳煜和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去年8月16日曾與收費員自救會簽訂補償協議，事後協議卻大幅縮水，隨著勞動部長換人，自救會再度求助無門，林萬億甚至改口「當時只是以個人名義簽署協議」，收費員憤而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自救會強調，國道收費員案曾多次被蔡英文引為政績宣傳，政府既拿來說嘴，就不該跳票收尾，呼籲新任閣揆賴清德監督履行部會過去對收費員的承諾和協議。

立法院去年（2016）底通過《國籍法》修正案，賦予政府「終生」撤銷移民國籍的權限，導致新移民一旦被舉報為「假結婚」或「假收養」，即可能隨時喪失國籍身分，成為無國籍人球。關心移民人權的數個團體今天（9/13）宣布成立「一九盟」，要求盡速修正《國籍法》第19條「撤銷國籍」的規定，保障新移民權益。

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律白話文運動、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等團體今宣布成立「一九盟」，要求修改嚴重侵犯人權的《國籍法》第19條。根據《國籍法》第19條，即使新移民順利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若經法院判決認其為「假結婚」或「假收養」，仍可撤銷其國籍，且撤銷無期限之限制。

南洋台灣姐妹會執行秘書李佩香表示，新移民取得台灣國籍後，常因婚姻失和、配偶衝突等因素，遭利害關係人陷害舉報而被法院判決為「假結婚」，進而被內政部撤銷國籍。她舉例，有位越南配偶和她的先生婚姻關係惡化，結果先生為報復，竟舉報其配偶是「假結婚」，使越配面臨撤銷國籍的困境。

李佩香表示，新移民遭撤銷國籍的另一個狀況是申請證件和資料錯誤等瑕疵，例如過去有一位印尼移民的個案，因年齡被仲介多報了兩歲，結果受到管制，無法隨先生來台生活。李佩香強調，婚姻移民要歸化台灣國籍前，都必須放棄母國國籍，一旦台灣國籍被撤銷，將喪失一切社會福利和居留保障，原國籍又很難回復，等於逼移民變成黑戶和無國籍人球，「非常迫害移民人權！」

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王娟萍認為，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然而《國籍法》第19條去年修法後，卻使已歸化的新移民，終生必須處於擔憂被舉報為「假結婚」而遭剝奪國籍的恐懼中，對新移民在台落地生根、安身立命造成極大威脅，認為蔡英文政府既然口口聲聲高喊「人權立國」，就應盡早修改法條，方便移民融入社會。

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指出，除《國籍法》第19條的規定有違人權外，移民經內政部認定有「不良素行」，也可在五年內撤銷其國籍。對此，廖元豪質疑，本國犯罪的人並不會被吊銷身分證，為何外配會因為「素行不良」，如未繳《社維法》的罰鍰，而被吊銷身分證？他強調，若移民有違反《社維法》或《刑法》，可就該法處理，不需要撤銷其國籍，致其失去所有公民保障。

一九盟主張，《國籍法》第19條應盡速修正，明文規定已歸化之國籍不得撤銷。廖元豪也提出兩個修法方向，一是完全取消撤銷國籍的制度，移民有違法依《刑法》或其他法律處分即可；二是大幅限縮撤銷國籍的規定，如需經法院裁判，且需設定撤銷權期限，「總之不能讓移民活在喪失國籍的恐懼之中」。

越籍移工阮國非遭警開9槍擊斃事件持續延燒，阮國非的父親和妹妹今日（9/15）偕同移工團體和聲援人士至監察院陳情，要求監察院調查警方用槍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並檢討歧視性的移工制度，還給家屬公道。監察委員楊美鈴表示，監院對本案已經啟動調查，將會檢視檢方如何處理，也會調查主管機關是否有行政疏失。

8月31日發生新竹縣員警開9槍打死越南籍逃逸外勞阮國非的事件，警方聲稱阮國非涉嫌竊車，遭警方圍捕時朝員警丟擲石頭，甚至企圖搶奪警車，才連開9槍制伏，致其身中6槍不治身亡。然而，移工團體和人權團體質疑警方執法過當，強調現行法律不允許移工自由轉換雇主，才逼迫移工逃跑，而接連赴警政署和行政院抗議。

監院主動啟動調查 家屬望釐清真相

監察院本周二（9/12）宣布將對本案啟動調查，對於員警使用槍械有無逾越必要程度、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主管機關對移工之管理及逃逸外勞通報處理機制有無疏漏之處，進行探究及了解，釐清制度面與執行面所衍生之問題，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今日死者阮國非的家屬和聲援團體一同來到監察院陳情，除肯定監院主動調查，也期盼監委查明本案真相，檢討現行移工制度，還給死者公道。

死者阮國非的父親阮國同表示，他曾是越戰老兵，在戰場上敵人若逃跑，士兵是不會開槍的，質疑「我兒子當時沒拿武器，為何警方連開9槍，且集中腹部？」他也表示，該兒不會開車也沒有駕照，不可能偷車，要求查明真相。阮國同也說，警方一直堅持沒有疏失，也毫無歉意，這讓他難以接受，希望槍殺其兒子的陳姓員警可以向他道歉。

律師邱顯智指出，警方連續近距離對手無寸鐵的移工開9槍，時間長達一分鐘，多數命中胸腹要害，明顯不符比例原則，已違反《警械使用條例》第6條「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與第9條「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邱顯智說，即使是警匪槍戰，也不可能開了三槍擊中嫌犯後，還繼續對倒在路邊的嫌犯開槍，直言本案執法「非常不對」、「太超過」。

民團：盼台灣社會看見逼外勞逃跑的原因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惟棟表示，本案和台灣社會對「逃跑外勞」的污名化、罪犯化緊密關聯，案發至今已16天，但社會輿論仍一面倒支持開槍打死越勞，僅根據警方釋出的片面資訊就謾罵其「偷車」、「襲警」、「逃跑」，移工團體對此感到相當遺憾，期盼台灣社會看到逼迫移工逃跑的原因，是由於私人仲介制度的剝削，以及《就服法》53條禁止移工轉換雇主的規定。

對於監察院對本案主動提出調查，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施逸翔表示肯定，但他也呼籲監委不應只停留在追究新竹縣陳姓員警個人的責任，而應將調查方向指向制度面的問題，檢討警政體系的缺失和歧視性的移工制度，才可以真正避免類似憾事再次發生。

佛拉迪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較為世人所知的是搞革命時期的化名——列寧（Lenin）。

由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tialism）論文的出版（1917），使得列寧與20世紀初的社會主義者，如：崙道夫‧希法亭（Rudolf Hiflerding）的《金融資本》（Finance Captial）、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資本積累論》（Accumulation）、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Imperialism and Word Economy）…等，並列為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的先驅性作者之一。他們的作品都被冠以「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的稱號，一同探究20世紀早期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本文試圖從分析當代人民反抗帝國主義鬥爭的情況中提供新的資料，以及掌握自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先驅性研究以降，各種有更進一步貢獻的帝國主義理論，並從全面的、理論的及經驗的層次，分析當今帝國主義的各種工具。美國帝國主義在韓國，菲律賓，尤其是在越南，以及目前在中東的意圖，從20世紀到21世紀一直都是如此令人不安。但是它也顯露了，為甚麼過去與現下，美國在世界的行動，實際上激起全世界更多反抗它的敵人。

列寧於1917年出版的《帝國主義論》，事實上寫於1916年，也就是帝國主義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他在這本書中試圖揭示帝國主義的本質，從而揭露帝國主義的政策、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源，還有那些滑向帝國主義一邊的、社會主義領袖們的叛徒嘴臉，同時向工人指示前進的道路－推翻帝國主義。

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他也指出：「帝國主義階段是資本主義最高、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時代同時也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而這正是帝國主義的本質，以及其發展規律。

列寧定義帝國主義為「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在下這樣的定義時，列寧運用大量豐富的實際材料，使它的意義更正確、清晰明瞭。接著，他闡述了這個壟亂階段的特徵：

1. 當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極高的程度，以致於造成了「壟斷」在經濟生活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2. 銀行與工業資本的整合，創造了金融資本以及金融寡頭。
3. 有別於商品輸出的資本輸出有長足的發展。
4. 分割世界的國際壟斷資本聯盟已然形成。
5. 在帝國主義強權之間，世界已經被分割完畢。

列寧追溯帝國主義強權的發展過程，揭示了「資本輸出如何導致殖民地區域的合併，並且造成數以百萬計的殖民地人民，臣服於帝國主義的支配」。即便世界已經被帝國主義瓜分完畢，但列寧認為：「永遠也不會有讓他們（帝國主義）感到滿足的世界分割」。因為這其中有一種不平衡發展的規律，它意味著；一但有一個帝國主義強權極度擴張甚至排除他者，它們就會依據新的武力平衡原則，加速提出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因此，列寧寫道：「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無法分開的」。（列寧，1917）。

列寧接著指出，因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所有的「寄生性」被強化了。伴隨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也正在衰敗之中。帝國主義是為殖民地解放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做預備的階段。同時，列寧也指出，在帝國主義國家，由帝國主義創造的超額利潤如何被用來收買部分的工人階級，使得他們因此認為自己的利益與那些帝國主義緊緊的綁在一塊。列寧說：「這就是工人階級運動中，機會主義滋長的基礎」。歷史上，西方帝國主義曾經採取貢稅、商業帝國主義、工業、金融以及以軍事主義…的形式建造帝國。帝國主義的商業優勢是因為整併為一，製造業與金融資本的融合，從而摧毀了在地市場。列寧的論述涵蓋了壟斷及帝國主義間相互對抗的產生。

其他重要的帝國主義理論

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觀察到資本主義與其他生產模式並存，資本主義會擴展到非資本主義的四周，最終將它們吞食殆盡，證明資本主義的擴展，需要非資本主義的環境維生。

崙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資本》中，把焦點集中在「銀行」作為壟斷資本滋長的核心角色。因為對希法亭而言，銀行的主要功能是集中國內以及國際的貨幣資本。

尼古拉‧布哈林在《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發展以及他們如何改變世界經濟，描繪了一幅全面的圖像。列寧批判、整合、通俗化了這些著作，發展了一個全面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理論。

多極的帝國主義

近年則有愈來愈多，從殖民地世界－也就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分析帝國主義的作品出現。丹‧那布德里（Dan Nabudere）的《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erialism），是從被歐洲資本透過與殖民化進行原始積累，成為首級受害者之一的非洲，論述帝國主義的先驅性作品。

那布德里從中世紀商業體系經過工業革命以及金融資本開始的歷史出發，勾勒了西方經濟強權和資本主義成長，對帝國主義從重商主義時期到目前多極形式的歷史，做了大量詳細的描繪。根據那布德里的說法，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製造了逐漸展開的矛盾，而且這種矛盾會影響殖民地擴張的特性。他強調，帝國主義逐漸改變的形式，曾經是資本主義透過抑制自身危機，重新適應的必然特徵。因此，解剖當今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就顯得十分必要。

貿易和帝國主義

回顧《資本論》第二節〈工資下降到勞動價值之下〉，以及第五節〈對外貿易〉的論述，卡爾‧馬克思在這本經典著作中，將對外貿易視同帝國主義的一種工具。資本家以比在本國製造更為便宜的價格購買生活必需品。提高剩餘價值率，購買便宜的生產工具，從兩方面縮小資本的價值構成。國外貿易提高了資本利潤率。馬克思預期資本主義的擴散會導致所有地方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除非社會主義革命提前來臨。

恩格斯進一步看見，當資本擴張在他國發生，固定投資會恢復，公司為了擴展而向銀行舉債，投機的體制出現，利率開始再次攀升…等等現象。

過去半世紀間，每月評論學派（Monthly Review）的作品，著名的巴蘭（Bara 1957）、斯威齊（Sweezy 1966），以及坎普（Kemp 1967）、麥格道夫（Magdaff 1969）、法蘭克（Frank 1969）、彼德拉斯（Petras 1980）和伊曼紐（Emmanuel），在理論上和實證上對帝國主義貢獻了豐富的材料。這些作品，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開展了帝國主義根源的理論及歷史，對列寧帝國主義的基本立論做出了豐富的、明確的推進。雖然由於新材料補充的緣故，和列寧的論斷並不完全一致（Radice 1980，Brewer 1980）。他們的作品，帶領我們經過西歐伴隨著工業革命的全球擴張，目前的跨國公司，以及當今的美國帝國主義。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像列寧一樣，以寫作來進行革命實踐的嘗試。這些學者對來自於革命領袖：毛澤東（Mao Zedong）、胡志明（Ho Chi Minh）、金日成（Kim Il Sung）、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格瓦拉（Che Guevara）、阿曼多‧格里羅（Amado Guerrero，Jose Ma Sisoa的化名）所提出的帝國主義理論也有進一步的發展。

軍事主義和帝國主義

當今美國的全球帝國主義已有將近八百個（不包括秘密基地在內的）軍事基地、多邊和雙邊的聯盟、主要的國際金融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多邊的全球貿易組織（WTO）和美國的跨國銀行、投資公司，以及在北美、南美、歐洲、中東、亞太與非洲，這些覆蓋全世界的跨國公司。

美帝國主義藉助於軍事主義和國家恐怖主義，助長及支持軍事的獨裁專制，藉以支持美國的經濟擴張主義及其戰略目標。美國軍事的霸權，有長遠的歷史源流，從美國土著印地安的滅絕，到菲美戰爭期間在薩瑪島的暴行，以及鎮壓摩洛族人民的Bud Dig大屠殺，歷歷可見。

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亞洲人民與殖民主義、封建主義以及那些迎合殖民地國家恐怖主義，後殖民時期依附美國國家安全教義的統治者，有十分豐富的鬥爭經驗。歷史上，美帝國主義以及某些地方菁英的部門，曾聯手依靠國家安全法，去鎮壓人民的民族與民主想望。許多亞洲的國安法，在殖民地政權設置的初期，有一定的根源。但之後卻被不斷地推展，並被地方菁英持續採用，維護其統治。此處存在著帝國主義領導的全球化，與美國軍事主義之間，究竟有何種關係的核心問題。因為對中東軍事政治的干涉，特別是對錫安主義警察國家以色列的支持，造成的反彈，導致了2011年9月11日，對世貿中心和五角大廈的攻擊。

「九一一事件」被美帝國主義用來作為宣告所謂全球反恐戰爭的託辭，藉口擴大殘暴的國安法，採用類似愛國者法案的手段，鎮壓美國人民對民主人權的追求。「九一一事件」衝撞了美帝國主義的心臟地帶，資本主義最高象徵的大本營。美軍乃藉此尋釁，狡辯其入侵、佔領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這些富有油源國家的侵略性軍事干預行動。因此，在美帝國主義的心臟地帶，以及有強烈反帝國主義政權和人民運動的國家，針對人民及他們國家自主決定的合法要求，採取殘酷的軍事手段，就成為必然反應。

我們應該注意，在20世紀後半直到今天，美國不只借助跨國資本的霸權以及全球的軍事武力，也透過所控制的媒體展開「劃界的霸權」（hegemony of definition）。例如在反恐戰爭中，他把所有反對或批判美帝國主義全球化的都畫歸為敵人。正如冷戰時期反對人民運動，社會主義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作為，針對後冷戰時期的敵人，他持續運用劃界的霸權，將他們一律劃為「國際恐怖主義」，也不管這定義是多麼曖昧寬泛。美國運用自己製造的類似蓋達（Al Qaeda）基地組織以及「伊斯蘭國」（ISIS）的陰影，在人民之間散播恐懼，迫使他們接受或請求美軍的保護。

然而今天，美國不只是處於霸權的地位，同時也處在危機的狀態。霸權與危機兩者都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內在的特性。全球資本主義承受著合法性、生產過剩、過度擴張融合在一起的大量危機是如此劇烈，導致自由民主也深陷危機。使得即便美國最好的理論家也開始放棄新自由主義。

朝向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幻滅，包含著地方經濟在遵照IMF的處方而徹底崩潰的例證。因此，今天的帝國主義必須尋找新的敵人或威脅，以便轉移對此危機的注意力，所以帝國主義也就更需要對全球強權的侵略性主張做辯護。或者用全球反恐戰爭為旗幟，或者釀製，被正在南中國海彎起軍事臂膀（flexing its military muscle【譯按】展現軍力之意）保護能源與原材料進口的經濟巨靈－中國的威脅。

雖然如此，美國依舊是全球無可匹敵的軍事強國，在全球海域揮舞著強大的海上霸權。美國海軍是美國這個全球強國，規劃、設計、防衛、維持美帝國建構的主要器械（instrument）。美國海軍遍佈全世界的航空母艦允許他能夠攻擊地球的任一角落。他強大的海軍或海上力量是由一長鏈，後勤、維修、補給、培訓、集合待命區、戰爭物資庫存…等等的基地支撐的。

運用估計八百到一千個軍事基地，以及數十萬，像古代的羅馬軍團一般駐紮在全世界的美軍，把世界分割成十個護衛美帝國的司令部。並將所有的軍事基地置於這些全球司令部的指揮之下。

這些美國的全球司令部如下：

1. 美非司令部（U.S. African Command）－涵蓋53個非洲國家
2. 美歐司令部（U.S. European Command）－包括歐洲、前蘇聯國家、格陵蘭，部分的大西洋以及北極海。
3. 美中央司令部（U.S. Central Command）－涵蓋中東以及歐亞之間的中心地帶
4. 美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涵蓋太平洋北部、西部，南太平洋到南極洲，中國與印度
5. 美國北方司令部（U.S. Northern Command）－涵蓋美國本土、加拿大、部分北極海直至北極。
6. 美國南方司令部（U.S. Southern Command）－涵蓋加勒比海、大西洋、美國中部、南美，直至南極洲
7. 美特種軍事行動司令部（U.S. Special Command）涵蓋範圍與運作區域，壟罩全球任何美國認為需要的地方
8. 美國運輸司令部（U.S. Transport Command）－涵蓋範圍與運作區域，美國軍隊、戰爭設備所需的任何的地方。
9. 美國太空司令部（U.S. Space Command）－涵括外太空所有領域
10. 美國戰略司令部（U.S. Strategic Command）－管理全球核武力

美帝擅權專斷，指派自己為世界警察。粗暴地違背國際法、獨立國家的主權、聯合國憲章。將敵人通通貼上恐怖主義或流氓國家的標籤。如果利益吻合，他也會援引國際法攻擊其他國家。

中央情報局（CIA）因為好萊塢神話化、極度美化其包括編造杜撰在內的勳績偉業，也許是美國最知名的海外情報單位。事實上，今天有美國政府第四部門之稱的美國情報機構，共計有16個個局處與部門。CIA、國防部國防情報局、聯邦調查局（FBI）聯合特種軍事行動技術支援行動（TOSA）、美國海軍情報局、國家安全局（NSA）、國家偵查局（Reconnaissance）、北美太空防衛司令部、國家地理情資局、國家反恐中心、聯邦調查局分部、國務院情資與研究局、能源部情報支援辦公室、藥物強化管理局（DEA）財政部情報支援辦公室、國土安全部。以上的局處與部門全都在國家情報局的領導之下協同運作。

這些機構中最有權勢的是國家安全局（NSA），它雖然很低調，但是在美國的眾情報單位間卻享有最大的年度預算。NSA竊聽全世界。保護美國國家安全的資訊體系，收集、散播、截取外國的情報信號也是他的任務。NSA持有空前的，設計最精細，技術最先進的竊聽系統。通過衛星中繼站的系統，以及澳洲、紐西蘭、英國、加拿大、美國的幽靈車站，美國可以截取全世界所有的電話、傳真、email、網際網路、行動電話的通訊，竊聽系統的的神經中樞設置在馬里蘭州的米德堡（Fort Meade in Maryland）總部由NSA維持。

美國國家安全局，隱匿在各種不同的設計與計劃之下，已經發展出一個全球監控的體系。那是一個透過超級電腦運作的，強而有力的電子網絡。截取。監測、處理所有的電話、傳真、手機的訊號。1998年，歐洲國會一份題為「一項政治技術控制的評估報告」，對此條列了嚴重的關切，並建議對美國直接針對歐盟的運作加強調查。前美國CIA/NSA的技術人員，後來轉變為揭秘者的愛德華史諾登（Ed‧Snowden）揭露了美國透過代號神秘（Mystic）的最前沿監控計畫，在菲律賓、加勒比海、墨西哥、肯亞…等國，從行動電話網路，收集大數據與通訊內容，偵查資訊。美國也從行動電話、文件信息，收集個資。史諾登甚至提到在馬尼拉的大使館，美國的情報單位已經在九十個國家的大使館內佈建了監控的設備。史諾登揭露，代號稜鏡（Prism）的秘密大規模電子資料採礦計畫，已經布置妥當。展開網路資訊的收集、儲存，範圍廣達雅加達、吉隆坡、金邊、曼谷、仰光、台灣、香港、上海以及中國其他城市。

這讓我們回想起1999年的軍事互訪協定（Visting Force Agreement V.F.A）以及2014年的加強防衛合作協定（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最惠國待遇以及犯罪豁免權適用的對象，不只個別的美軍，也包括了美軍雇用的平民，還有隨從人員。而所謂美軍中的平民除了私下承包業務的商人，也包括像史諾登之類的美國國家安全局秘密技術人員。他們在克拉克、蘇比克、碧瑤灣，美國基地存在的期間，運作監控設施。

CIA被揭露的不只是海外情報部門的角色，他同時也是美國外交與軍事行動的指導。盡幹些暗殺、政治顛覆、軍事政變的勾當。1975年美國參議會由參議員法蘭客．喬琪（Frank Church）率領的CIA海外秘密行動調查報告，揭露CIA如何顛覆無數像伊朗、伊拉克、智利這樣的國家。CIA甚至插手了1913年智利的軍事政變，致使社會主義者的總統阿連得（Salavdor Allende）喪命。

CIA這類準軍事性組織以及美國特種軍事行動部隊，目前的任務是暗殺高價懸賞的恐怖主義標的。CIA也用無人駕駛的殺人機捍衛美國的利益。這種被適當的命名為「掠食者」或「收割者」的無人駕駛殺人飛機（unnamed aerial vehicle），目前由CIA管理，從維吉妮亞總部展開對標靶人物的擊殺，或者暗殺那些被指定為有致命行動的人士。殺戮的名單全世界都有，為無邊無際的攻擊進行監控，提供目標。

帝國主義的文化器械

當今，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也不應被忽視或低估。所謂軟實力（soft power）的運用經常聚焦在貿易、外國援助包括借貸在內的經濟領域，卻忽略了贏得世界心靈的區塊。透過麥當勞、LEVI'S、好萊塢、微軟以及其他商業偶像，美國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已然擄掠了世人的心靈。同時，像CNN這類的媒體，一周七天24小時不停地端出美帝國的宣傳，向全世界推銷美國的生活方式。所有這些，都強化了已經被美軍（或硬實力hard power）以及美國的跨國公司和銀行宰制的世界結構。這不僅只是關於我們飲食習慣的美國化而已。我們不應低估這種被有效啟動以及被霸權的超級強國作為一項資產來運用的軟實力。

著名的社會主義者——萊特·米勒（C. Wright Mills）曾經寫到：如今在我們的文化裝置（apparatus）裡，「文化」已經不再是人民自發的創造。取而代之的是「組織化」、「社會化」以及「政治支配」的再生產。如果社會變革最終是可能的，那麼它的鼓吹者，有義務去理解這個過程以及主流文化形式的分布狀態。這個「主流文化」最令人駭異的部分是透過藝術、知識、科學工作在其中進行的教育體制。（C. Wright Mills，1954）

依據列寧的說法，經濟制度是被資本積累驅動的。也就是被那些擁有社會生產資料，企圖利潤最大化與企業增長的少數人所驅動。資本主義這種持續不斷的驅動力，幾乎吞沒了地表上每一個國家的生活領域。當前全球經濟的狀況也促使我們反思：在立刻全球化、併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為自身延命而創造的機構之間，它的「核心動力」為何？。在學院中，我們看到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如何生產支撐資本主義體制的觀念，為資本主義提供未來的經理人才以及為現存的秩序提供合理化的論證。學院因此成為替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去管制化、私有化…進行合理化分析的意識形態大本營。只是我們在學院的意識形態的朋友、同仁，經常忘了告訴我們，彼等以商業自由為根據所開的藥方，卻是對勞動窮人的歧視與壓迫。

帝國強權最大的野心，是製造能鞏固帝國主要政策架構的下層建築，以之形塑當代的價值觀、倫理與道德。不管這些觀念有多扭曲。美國媒體的核心與構造，就是論證帝國的侵略、美國的價值，都是為了我們自身的利益。

同樣的，在意識形態的戰場上，美帝國主義在方法上，利用美國意識形態的信奉者，美帝國主義當代少數最重要的理論家，像是亨利·季辛吉（Heny Kissinger）、薩慕爾·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金尼·柯爾克派屈克（Jeanne Kirkpatrick）以及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輩的作品和訪問，力圖維護美國政策在其他國家的有效性、合法性。對美國而言，這曾經是在其心臟地帶及其他國家受其教育影響的菁英之間，率先贏得內心與靈魂的重要領域。更過份的是，美國藉由最有影響力的知識機構，例如季辛吉的哈佛國際事務中心，美國企業協會，遺產基金會，發動21世紀的「保守革命」。美國政府及公司基金，用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大力支持特定人士，審定政府收入再分配計畫，並且將保守黨右翼的國內與外交政策合理化。這些生產保守觀念的機構，藉由書籍、雜誌甚至更精巧的透過好萊塢，散播他們的「理想」。

美國最大的跨國公司和五角大廈，提供資金給美國大部分名牌大學的講座教授，支持像杭廷頓、季辛吉、福山之流的學者，兜售性質保守的思想。漠視他們的知識份子，至今猶支配著主流思想以及美國、菲律賓的學院，甚至政策制訂者的倡議和影響，對我們而言，絕對是太過簡單化了。

如何面對這種知識侵略，從而以原創、出色的作品予以回擊，對嚴肅學習的進步學者，即是功課也是挑戰。

戰爭的天價與天技

自從1945年在日本引爆兩顆原子彈，美國領導的全球武力競賽，已經為戰爭的戰鬥能力花費了無法超越的數額。今天相對於中國、蘇俄以及其他核武國家，美國的軍力仍維持領先。特別是在航空母艦、長程水面艦艇、彈道導彈、潛水艇、攻擊潛艇…等方面。依據Janes 2015年度報告指出，美國每一個海上基地11艘航母每年預估要花費130億美元。美國軍費所以如此鉅大，至少有三個理由：

第一，美國已經將外太空武裝化，甚至製造了一個美國太空司令部，在外太空或星球置放武器，攻擊敵人的衛星，監控、擾亂發自敵人衛星的訊號或用浮移電波，阻撓敵人的衛星軌道導彈。之前為了指揮（command）、控制（contral）、通訊（communication）、計算（computer）、情報（intelligence）、監控（surveillance）、偵查（reconnaissance），C4ISR的目的，美國曾經運用外太空的基的設施，把外太空軍事化。

美國的作法導致全球軍事力量，將外太空變成潛在的戰場——戰爭的第四前線。他發展了長程的跨洲際彈道導彈（ICBMs）作為彈道導彈防禦的部分（BMD），用以摧毀敵人太空基地的設備。據估計美國軍事情報對外太空的依賴佔70%至80%，通訊則高達80%。美國在外太空的武器佈建，促使中國與蘇俄聯手，推動禁止外太空武器競賽的條約，以阻止外太空的被武裝化。

第二，美國率領最先進的海狼（seawolf）和維吉尼亞（virginia）級的核子潛艇在全球海域運行。這級別的潛艇快速、低音推進，幾乎無法偵測。

第三，運用最前沿的研究以及最快速追蹤的技術，美國國防部已經發展出人工智慧的軍事運用，從無人武器系統開始，擔任指揮、控制、資訊化、情報化的戰爭方式。人工智慧的戰場，絲毫都不再只是虛構的話題。

美國在軍事技術及高科技戰爭的優勢正被經濟強大的鄰國，最主要的昰中國和蘇俄趕上。中、蘇同樣是次於美國的全球主要的武器輸出國。美國在外太空軍事武裝化的霸主地位也成為他致命弱點。舉例而言，因為中國已經發展出反衛星系統，可以打擊美國的太空體系，癱瘓他的敵人。運用電磁波武器進行「不對稱戰爭」 （Asymmetric warfare），目標在於利用美國高科技武器系統，過度依賴信息與資訊設施的脆弱性。中國的科技公司，諸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中國電子技術集團公司，複製了美國軍工複合體的模式，已經將他們最新的技術，嫁接到軍事運用上，在人工智慧（AI）和超高音速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不用多久，我們定可親睹人工智慧的戰爭。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本深具啟發意義的著作，寫成一百年之後，今天仍持續引導我們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他揭露了帝國主義的動力與動機，以及在全世界目無法紀的不曾間斷的謀殺行動，令所有關心正義、自由、人權的人為之寒徹骨髓。

列寧對理解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的觸角所做的貢獻，對掀開剝露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同樣嚴厲有效。我們如果不能從其中學取教訓，一定會繼續活在恐懼的幽靈之中。我們的年輕世代，也將再度面臨被帝國主義戰爭當作砲灰的情勢。在無限的戰爭中，如果核戰成為唯一的選擇，人類必然毀滅的結局，就不再只是想像的事了！

越南移工阮國非遭警察擊斃一事，反映出在台移工不被看成「人」的窘境。台灣移工聯盟今日（9/17）正式啟動「移工公投」，一方面要社會各界看見移工的處境，盡力促成對移工與整體勞工看法的改變；另一方面也要移工們勇敢站出來，為自己發聲，爭取表達意見、影響政策的權利。

關於在台移工過往的政治權利，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工作人員陳容柔指出，自1992年以來，迄今已有65萬以上的移工，對台灣的法規制度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表達意見、做出決定的能力。這些政治權利，一向與「公民身份」、「台灣人」綁在一起。

陳容柔也表示，該次投票雖然叫做移工公投，也就是「公民」投票，但實際上是要讓作為「非公民」的移工，也能有表達心聲的機會，並呈現出台灣移工參政權缺失的情形，引發社會大眾的討論。

對於該次公投的主題，天主教新竹教區移民及外勞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聶永莉解釋，主要討論的是移工的「勞動權益保障」，包含三道題目，分別是：要求政府保障家務移工的勞動權益；廢除仲介制度，由國對國直接聘僱；移工應有自由轉換雇主的權益。

之所以提出這些訴求，聶永莉從實務經驗解釋，在台灣的移工制度，根本形同是「奴隸制度」。一來，台灣移工不受勞動法令保障，沒有工時限制跟休假規定；二來又要移工綁在雇主身邊。要是不從，雇主或任何人甚至可以通報警方，逮捕「逃跑外勞」。此外，跨國仲介對移工收取高達8-12萬台幣的仲介費用，造成移工必須要以貸款償還，留在台灣工作期間的收入也因此大打折扣。

該次移工公投將自即日起進行至12月10日間的禮拜日，為期十三週。投票身份不限於本國人或外國人，只要是關心這項議題的人民，都有投票的權利。只要攜帶身分證或護照，就可以到全台15個投票點進行投票。投票結果預定將在12月17日的移工大遊行全數公開。

新任閣揆賴清德上任當天，隨即遭到全台各地反迫遷團體宣戰抗議。今日（9/17）下午，反南鐵東移自救會和大觀自救會再赴民進黨黨部抗議，要求「鬼王」賴清德停止各地迫遷案件，和居民舉辦聽證會或重啟協商。居民在現場舉辦普渡儀式，擺上蔡英文總統和賴清德等民進黨政治人物的肖像，並焚燒冥紙和象徵居民家園的房屋模型，呼籲迫遷惡鬼放過平民百姓。

反台南鐵路東移自救會會長陳致曉表示，賴清德出任行政院長僅十天，就出現許多造神運動，但只要檢視賴清德在台南市長任內的政策，就會發現他不是神，而是製造浮濫徵收、推動強拆迫遷的「鬼王」，南鐵東移案即凸顯出他無視土地徵收程序、縱容警察鎮壓異議者的真面目。

陳致曉說，本（9）月20日內政部將召開南鐵東移案仁德區的土徵審議會，但今年（2017）3月交通部長賀陳旦就已宣布發包動工，程序倒置「相當荒謬」，他認為內政部的行徑「是要拿南鐵居民的人頭向賴請功」。陳致曉強調，自救會當天將到內政部阻擋審議會通過，並重申南鐵居民要求依法舉行「行政聽證」的訴求。

此外，板橋大觀社區居民去年（2016）以來也頻頻遭受迫遷危機，退輔會原定本月11日將對社區已點交戶進行第三波拆除行動，經居民抗爭後才得以暫緩。然而，大觀自救會成員鄭仲皓表示，緩拆不是辦法，政府若真的有心解決爭議，就應盡快和自救會重啟協商，就是否原地續住或安置及補償居民達成共識。

反迫遷團體在民進黨部前舉行普渡儀式，在祭祀桌上擺上蔡英文、賴清德、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台中市長林佳龍、高雄市長陳菊、桃園市長鄭文燦等人的黑白照片，現場上香並焚燒冥紙，台中黎明幼兒園園長林金連則扮成超渡的法師，口中念念有辭，呼籲民進黨內的迫遷「惡鬼」不要再炒作土地、迫遷居民，應儘速解決爭議個案，讓百姓安居樂業。

桃園捷運公司員工9月13日成立桃園捷運企業工會，但近日竟傳出資方約談多位工會發起人，要求撤銷發起工會的簽名，資方也同步召開工會籌備會議，計畫另行籌組工會。桃捷企業工會今日（9/18）到勞動部前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呼籲勞動部盡速審理，工會也質疑桃市府在行政程序上刁難勞方成立工會，有配合資方打壓之嫌。

桃園捷運基層技術員、企業工會會員馮天龍表示，最初籌組工會的有30名發起人，包含高姓、陳姓、彭姓等司機員，17日開始陸陸續續被長官約談，要求放棄會員資格，並暗示自願簽退就不會受到處分，「讓人感覺被威脅、心裡發毛」。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顧問林佳瑋表示，勞方在13日率先成立企業工會後，資方也在15日召開工會籌備會議，並一一約談勸退勞方工會會員，就是想讓勞方的工會無法達到30人的成立要件，以便成立資方能掌控的工會。林佳瑋指出，桃捷公司的行徑已違反《工會法》第35條「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呼籲勞動部盡速審理桃捷公司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

批桃市府刁難勞方工會、護航資方

此外，林佳瑋也質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在勞方籌組工會的行政程序上頻頻無理刁難，有配合桃捷公司打壓勞方工會、扶植資方工會之嫌。她表示，企業工會依法成立後，14日送交申請書給桃園市勞動局，卻遭勞動局科員刁難，指工會未送交「從事本業切結書」，但僅有職業工會才需附上此切結書，企業工會只需附上勞工身分資料。

「桃市府是桃捷公司最大股東，難道是不希望勞方工會成立，而在申請文件上諸多刁難？」林佳瑋質疑，隨後資方召開工會籌備會議，陸續約談企業工會的發起人，但30位發起人名冊是工會的機密文件，資方竟能掌握並針對特定員工進行施壓，懷疑桃市府為護航資方將名冊洩漏給公司，方便資方施壓。

前來聲援桃捷工會的新海瓦斯工會顧問林子文表示，《工會法》在2011年修正後已改為報備制，且明文規定每個企業只能組一個企業工會，故勞方率先成立桃捷企業工會後，資方就不能組第二個。林子文強調，勞方工會的程序既已完備，桃市勞動局就應儘快核發證書，否則就是在「知法玩法」，違法瀆職，甚至有圖利桃捷資方之嫌。

桃捷工會在勞動部前呼籲桃園市勞動局不要護航資方，並期盼勞動部伸張正義，維護勞工組工會的權利。勞動部今日由勞動關係司工會科科長許根魁出面接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估計四個月內將有裁決結果。

台灣移工聯盟（MENT，以下稱移工聯）昨日（9/17）宣布「移工公投，政治平權」投票活動正式起跑，為期3個月。對於這個活動，網路上有一些謾罵，像是：「移工沒有公民身份，不宜參與任何政治活動、要不要直接發身分證給你們比較快？」或「公投你媽啦，沒公民權是要公投三小」等等，這些排斥拒外的反應，正好顯示台灣本地人長期對這些外來人身分界線的敏感神經，只要稍微觸及，就會大發作。

然而，從TIWA代表移工聯所發的新聞稿，或是其他媒體刊登的新聞內容，明明清楚寫道，公投是台灣人民用投票表達對政策的贊同或反對的形式，因此選擇「模擬公投」宣示移工也要用「投票行動」表達他們對公共政策的意見，並透過「票數」凸顯移工所關切的訴求：「家務勞工應有勞動法令保障、廢除仲介制度、自由轉換雇主」等。儘管移工聯一再強調，這並不是「真的」公投，此舉「並非要求移工可成為公民」，而發起「模擬公投」的目的是，只是要促進移工勞動法令的修改，移工對攸關自身權益的政策要有發言權，但網路上的批評和謾罵，卻聚焦在「移工不是公民，不能投票」。「移工變公民、要投票或公投」等這類討論，真是台灣社會的敏感神經，一不小心就踩線，似乎碰不得。

外國人有投票權，並非天方夜譚

但是，「移工要公投」、「外國人要有政治參與權」，這些討論真的完全不能談嗎？其實，參照其他國家，外國人獲有投票權、政治參與權，已早有先例，瑞典、挪威等國家早在1980年代，就開放居留滿3年的外國人，擁有地方政治權。例如2002年歐盟已公開呼籲，要讓各國移民享有政治權利，在境內居留一定期限的移民、工，就應該享有「地方政治權」，像是在羅馬等城市，居留6個月以上的外國人，就有地方政治投票權，並能選出外國人自己的代表，進入市議會監督市政；又像是鄰近的韓國，2006年起，持有永久居留證滿3年的外國人，也有地方投票權。「不是公民的外國人」享有一定的政治參與權、投票權，在其他國家早已行之有年，而台灣也能像這些國家一樣嗎？當然能，但是前提是，必須修法。而現行修法途徑來看，一是政院立委提案修法，另一則是民間通過公投案，進行修法。

但是，期待各大政黨要以「非公民的外國人有投票權」作為政黨的主要訴求，何其困難，短期之內，根本不可能；那由民間直接提公投案，並通過提案來修法，就要看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如何了，若就此次移工聯只是要舉行「移工模擬公投」的消息一出，反彈的輿論就已主張「移工非公民，沒權參與政治」，再以最近逃跑移工中九槍的事件引發的討論，因移工團體和人權組織質疑警察執法過當，不只引起大批網路民眾支持警察開槍，反對移工有權申訴，甚至連帶強力反對「移工模擬公投」。這兩個事例反映了，一旦觸動台灣社會內部極為敏感的恐外因子，民眾對事情就無法理性思辨，反射性地團結、防衛排外。儘管移工聯提出「模擬公投」只是要透過「投票活動」，讓移工們有發聲的權利，以促進移工的勞動政策的修訂等說法，不少的台灣民眾完全不理會訴求內容，一概堅決反對。若現在要從公民社會獲得支持力量，直接提出公投案，看來也是漫漫長路。不管是期待政黨列入政見，提案修法，或是由民間提出公投案，要給予「非公民的外國人要有投票或政治參與權」，勢必都是一條漫長的路。

都是漫漫長路，何不自己來場「真的」公投！

而這次移工聯主辦「模擬公投」，算是在目前的侷限裡殺出了一條出路。若從移工聯「模擬公投」記者會的臉文分享數，已有不少支持者相挺；伴著各種網路文宣及淺顯易懂的宣傳影片，就能看出這次「模擬公投」為廣邀移工、台灣公民共襄盛舉，參加門檻設置得非常低，只要能提出身分文件，就能投票。再加上投票期間將近3個月，投票地點遍及北、中、南，且還在增加中，各方面情況都頗利於「模擬公投」的進行。相信這次移工「模擬公投」應該會成功，甚至會超過移工聯原先設定的目標人數，為移工運動再往前推進。

若參與這次「模擬公投」的人數相當可觀，那麼「外國人有投票權」的訴求也算有群眾基礎，未來被政黨納為政見，或是成為立委候選人的競選政見，也不無可能。當然，距離實際修法，甚至通過，還有很長的一段路，首先是主張這些政見的政黨或是立委候選人，必須會當選，接著，他們真的會兌現政見去提案，政見不會被折衷且一字不漏地被提案，還要能被院會排上討論順序，且能被多數支持、不被保守勢力擋掉等等，整個程序完成，要歷經多少年，誰都說不準。但不走代議政治的修法程序，還有其他的途徑嗎？有沒有可以兼得並進的方法呢？

筆者在想，不論政院立委提案修法或是民間主動提公投，同樣都要歷經漫長的時間，既然這次「移工模擬公投」已經投入人力、時間，且達成目標的機率很高，何不也同時發起「移工公投弄擬成真」，來個兼得並進呢？筆者的具體建議是，在這次「移工模擬公投」的期間，把這次模擬提案的三個訴求「弄擬成真」，向那些前來投票的移工或台灣公民，說明即將提真正的公投提案，邀請支持連署，進一步組織移工、這些支持者，走入台灣社會，向台灣公民說明移工的處境、為何要提公投案來為移工爭權，積極尋求支持，達到提案門檻，甚至達到連署人數，將這次模擬公投中的三個訴求，弄成真正的公投案，以推「真公投」作為這次的行動主要目標！

若真能成案，就能搭上明年的選舉，進行移工公投案的投票階段，這將是台灣社會史無前例「為移工」爭權利的第一個公投案。當台灣社會能用公投「為移工」爭權利，那麼，下階段運動目標就是「讓移工享有公民投票權」，繼續向台灣公民爭取支持，透過提公投案、連署及投票等過程，通過「移工要有公投權」案，讓移工可以得到「真的公投權」，到了彼時，當移工能公投，那麼享有地方選舉權或參選權，應該也不遠了！

當「模擬公投」成為「真公投」，移工「已參政」

試想，光從公投的第一階段──找人支持「提案」，移工或移工權益支持者就必須到街頭上、在網路上，向有投票權的公民說明、辯論、分析利弊，遊說公民支持連署。過程中，就得直接面對台灣社會的各種同意或反對聲浪，為了希望台灣公民連署，對話跟影響是必須的。反彈之所在，就是運動動能之所在，唯有進一步的對詰，才能有機會對待差異的看法、多元的意見，這就是運動者推進社會前進與解放的資糧。同時，這樣的過程也在創造機會，培力移工面對社會、向社會說話，與當地人民對話，並且進一步學習及瞭解台灣在地的制度；運動者也可以在過程中提供適切的協助與資源，讓移工有能力與條件「進入」台灣的政治，實際參與其中。

筆者認為在這一連串實際的政治行動中，運動者也與移工互為學習，互為台灣社會創造「內、外」界線挪移的可能，並促進多方面的社會對話，也讓更多「先來」的台灣人民與「後到」的移工，相互瞭解，就在當下進行「不分國籍，人人要參政／選」的政治教育。不管公民或非公民的持居留證的勞工、配偶、傳教士等等，都在「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機制」中，實際力行民主，實際參與政治。如果這次模擬公投，同時並進推動「真公投案」，才是直接面對，並徹底解決目前體制對移工的不公，若到最後，達到提案門檻又連署成功，就能進行投票，說不定提案有可能通過，那麼移工的相關法規就真的能改變，甚至移工可以享有公投權、或是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參與權，甚至更基進點，移工可以直接參選。當移工能用自己的權力，改變有關移工的相關政策制度（廢除私人仲介、自由轉換雇主等等），他們不再是只能靠我們這些運動者或支持者，而是與我們利害與共，要「不分國籍人人參政」，一起就地戰鬥，一起改變體制，為自己爭權的夥伴。對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來說，這將會是前所未有的進步與基進，更是移工爭權運動的根本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