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發生在夏洛特鎮的白人至上主義集會及其中的致死衝突，再一次提醒了上百萬美國白人，美國的種族主義並沒有隨著2008年歐巴馬當選總統而畫下句點。此暴力事件發生後，究竟白人在「打擊白人至上主義」一事上扮演怎樣的角色，在近期引發熱議。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有色人種確實有理由質疑這些白人──這些光是要承認「種族主義確有其事」都花了相當歲月的白人──是否能夠信任，甚至能夠合作對抗種族主義者。

但所謂白人至上主義，其實不僅僅是針對有色人種的壓迫行為，而是一套龐大的社會體制。它分化社會大眾、阻礙貧民和勞動人口建立必要的力量以創造更為平等的世界。我們不能因為白人不是種族主義的受害者，就將他們劃歸白人至上主義那一側，這種說法不只有誤，還會讓白人跟這個議題脫鉤。而他們應該要和我們一同站上前線，為了種族平等而奮鬥。

白人至上主義早已令有色人種遭受美國史上各種最嚴峻的壓迫──從對美洲原住民的清洗到奴役、吉姆‧克羅法（Jim Crow laws，即種族隔離法）、大肆監禁、驅逐出境和種族間普遍的貧富差距。但美國白人大眾同樣未能倖免於建國以來便持續至今的、對於工薪階層的壓榨，且持續面臨著高自殺率、貧窮率、負債率、用藥過量率和酗酒率的威脅。雖然相較於有色人種經歷的苦難，白人的遭遇幾乎不值一提，但我們共同的願景並不僅在於消除種族主義引發的惡果，同時也要結束所有的不義與苦難。

雖然自從這個概念被提出以來，它一直都處於學術界和社會運動界的邊緣，但「種族資本主義」（racial capitalism）──由黑人基進政治理論家塞德里克‧羅賓遜（Cedric J. Robinson）於1980年代提出的術語──提供了我們一個有助於了解系統性壓迫的視角。這個概念的重點，在於將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視為封建主義的核心成分，且二者在西方文明轉型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仍不斷滲透。種族資本主義告訴我們，經濟學和種族主義不但並非各自為政，且緊密相連。資本主義蓄意透過經濟不平等和種族區隔來組織社會，與白人至上主義聯手，在壓迫多數人的同時，獨惠少數人。

在目前的社會體系中，有色人種受迫於國家暴力、貧窮和經濟機會匱乏，同時又因危及中下階層白人的地位遭到指責。

相較之下，白人被賦予各種「特權」：較多居住和就業機會、較少遭受警方和法庭暴力對待，他們獲得足夠的權利和安全感以經營自己的生活──然而，這份「特權」不過是人們應有的權利罷了。和其他許多陷於困境的美國大眾一樣，白人勞動階級的生活品質有待提升，但種族資本主義將權力集中在少數富裕白人手中。

是什麼原因促使傳統主義工人黨（Traditionalist Workers Party）、國家政策研究所（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和3K黨等團體協助組織了夏洛特鎮的白人至上主義集會？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們的支持者不同於其他白人，這些支持者又為何如此熱衷組織和創造「右翼集結（unite the right）」的力量？透過人口統計學分析這些團體的構成，可以發現不僅在種族和性別方面，甚至連階級背景上，其成員都大抵再現了法西斯主義的基本特徵：他們多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異性戀男性，遠離川普當選後被神化了的「白人勞工階層」。

儘管來自最安全且舒適的階層，可許多白人至上主義團體的成員，其實長年處於令人焦慮的階級狀態中：向上望去，是他們永遠也不可能加入的富人群體，往下一看，則是那些隨時可能後來居上，「取代」自己的貧窮階級──除了經濟上的意義外，同時也是存在感的取代。這些人唯一的立身之處，在於那些他們代代相傳並從中獲益的傳統和常規。古怪的事物、女性主義、種族平等和左翼政治被視為對其整體生活方式的威脅，在終結了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而更加平等的世界中，他們是損失最大但收穫最少的一群人。

對我們而言，問題在於該如何確實建立更為平等的社會。我們不會因為克服了種族主義便解決了資本主義，反之亦然。克服這相連壓迫體制的唯一方法，就是同時解決它們。

如此野心勃勃的計畫或許看似異想天開，但它比起當前自由主義式的反種族主義（liberal anti-racism）策略「白色盟友（white allyship）」要更為可行。「盟友指南」（Allyship guides）的概念如同「尋求盟友」網站。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運動發起之後，「反壓迫網絡（Anti-Oppression Network）」對於「盟友」的種種定義以及「安全別針收納盒（Safety Pin Box）」1組織知名度迅速竄升，然而這些指南在引導讀者承認「結構性種族主義」存在的同時，極少要求人們去挑戰那些支持種族主義的權力結構，反而著意強調白人的個人責任在於除去種族主義的惡習，以及說服他人白人至上主義確實存在。

有些堅持此「白色盟友」路線的人，認為所有的有色人種──「任何」有色的人──自然而然就是所有種族議題的權威，因此白人只需要保持靜默，乖乖跟隨他們的領導。雖然將那些最具影響力的、種族歧視的話語集中起來有其意義，但這還並不足以做為一個社會運動的基礎。透過強調「自我教育」而非「行動」，一些「白色盟友」組織進一步將人們依族群背景區隔，而非彼此融合。

據此，發展反種族主義的實踐至關重要。我們的經濟系統給予一小部分白人菁英權力和財富，而勞動階級的日常生活就此被決定。接著，種族主義的社會結構和制度教導那些被剝奪權利的白人和勞工大眾，藉著仇視不同種族背景的人，作為他們晉身資本主義社會上層階級的方式。

重要的是，理解我們的運動可以且必須擁有多樣的領袖，彼此信任，並給予對方適切的空間、尊重不同身份和受迫經驗。我們決不能將這份重擔全拋給有色人種──他們是最容易受到國家暴力、仇恨犯罪和恐嚇的人──讓他們獨自負擔領導運動的所有風險，也不該讓他們陷入自我消耗的窘境。

人們透過自我組織獲得力量。也就是說，人們通過確保彼此的利益和組織資金，提供支持這些工作所需的各種資源。那些面臨最大行動阻力的人，不該是唯一採取行動的人，我們需要盡可能多的夥伴分攤時間、精力和風險成本，公開參與反種族主義的活動，並為受壓迫者爭取權力。

種族資本主義提供的解方相對直觀：窮人和勞工將因團結一致贏得勝利，且這份凝聚力的基礎，在於明瞭對於其中每個成員的傷害，就是對於他們整體的傷害。我們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但我們都將受益於世界的改造，我們不該再認為自己只是「為其他群體而戰」──我們和他們共同進退。從壓迫者手中奪權的目標道阻且長，我們需要盡一切努力深入且彼此信任地，與其他必須現身的受壓迫團體建立關係。我們必須明確認識我們的共同利益：推翻那透過階級和種族不平等來剝削我們的制度。

對許多人來說，夏洛特鎮事件是個警訊──極右派在全球崛起不再僅是個未來的威脅。人們意識到脣亡齒寒的危險。這一刻，所有人都大受衝擊。

「蘭卡斯特挺身而出」（Lancaster Stands Up）這個應此次總統大選而生的社區組織（也是我所創建的組織），在夏洛特鎮於周六遇襲後，呼籲大眾和夏洛特鎮一致抵禦暴力手段。在以農村為主的賓夕法尼亞州中部，一個總人口數59,000人的城市，不到十二個小時便出現了超過一千名支持者。但這其中很多人問到：「我們下一步該做什麼？ 又該怎麼進一步對抗白人霸權？」

如今我可以揭曉答案，它依賴於組織工作──致力抵抗並接管那些壓迫、分裂我們並使我們陷入貧窮的機構和結構。通過移除聯邦塑像消滅種族壓迫的象徵是個好的開始，但我們也要轉而克服生活中的種族暴力和壓迫，這絕對是大多數有色人種面臨的日常。

我們可以在工作場所和社區建立體制化的機構和政治組織，以處理階級和種族議題。如全民健保、廢除監獄和免費高等教育等政策將改善人們的生活，大為減輕種族和經濟不平等現象。

我們還要推出我們的候選人來爭取權力，這些人共享我們信奉的價值，有助於實現我們追求的目標。通過選舉贏得權力，使我們能夠推動利於有色人種社群的政策。

窮人和勞工可以跨越種族的界線，一同解決根本性的問題並打贏選戰，這不僅是擺脫種族資本主義控制的方法，我們甚至能把它摧毀，並取代以適合所有人的公正和民主制度。

這項工作早已開始。「開墾費城」（Reclaim Philadelphia），一個主要致力於工人權利和累進稅制改革問題的社區組織，拜訪了六萬戶家庭，為新當選的地方檢察官賴瑞‧克拉斯納（Larry Krasner）拉票，他們承諾透過地方檢察官的權力，結束該市大量有色人種遭到浮濫下獄的問題。 進步組織「密西根連線」（Michigan United）正在為全州家庭照護服務奮鬥，同時以該運動的參政計劃，發展和支持各類選舉候選人。以上這些，不過是許多打擊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跨種族參政範例。

我們要極其認真的看待種族資本主義，並理解彼此分裂和冷眼旁觀的代價。這需要具有不同背景和經驗的工人們建立統一戰線，一往無前地化理想為現實。

• 1.譯按：此為一呼籲白人捐款支持黑人婦女的組織，其組織名稱「安全別針」的由來見此。

越南籍移工阮國非8月31日在新竹縣遭警方近距離開9槍致死，今天（9/20）上午台灣移工聯盟偕同阮國非的父親和妹妹赴總統府陳情，由於根據當天救護車上救護員表示，阮國非生前曾用越南語說了一段話，家屬希望能夠在離台前，聽到阮國非最後的遺言。

警方稱偵查不公開 家屬只能從媒體得知畫面

越籍移工阮國非遭警擊斃案近日引起廣泛爭議，移工團體和家屬不斷要求調查真相並檢討警方過失。連日陪伴協助阮國非家屬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秀蓮表示，警方以「偵查不公開」為由，拒絕提供現場影像紀錄，家屬一直到國外媒體BBC和中央社報導了救護車行車紀錄器影像，才得知現場狀況。

陳秀蓮表示，當時阮國非身中9槍，坐臥在警車旁但還有意識，現場先後有兩台救護車，但第一台救護車抵達時，員警用手勢阻止救護員上前查看阮國非的傷勢，然而現場包括員警、民防和救護員至少有6人以上，應該有足夠時間壓制並搶救的，但卻都圍繞在他2-3公尺左右的距離，最後救護車只載了鼻樑受傷的民防便離開。直到第二台救護車抵達，阮國非已躺在地上，生命跡象不明。陳秀蓮說，因為救護車行車紀錄器的時間沒有校正，所以不清楚兩台救護車抵達的時間差，但據了解約莫是8分鐘左右。

根據新竹縣消防局長孫福佑對媒體表示，消防員當天只被告知現場有員警和民防遭攻擊受傷，因此按慣例配出一台救護車，救護員到現場發現有兩名傷患才請求支援，台灣移工聯盟批評，這顯示員警在通報時根本沒有告知現場實際情況。而在第一台救護車的影像中，紀錄了阮國非坐臥在警車旁，翻身試圖鑽到車底躲避，後再試圖打開車門卻被員警以警棍撥離警車，聯盟也質疑，現場究竟是由誰指揮判斷，怎麼能讓一群人眼睜睜看著一個身中9槍的人倒臥現場流血掙扎，卻不做任何積極處置？

救護車上曾以越南語說最後遺言

陳秀蓮表示，根據救護員透露，阮國非在救護車上曾一度甦醒，並說了一段越南話，但是救護員聽不懂越南話，家屬非常希望能聽到那段阮國非最後的遺言。

阮國非的妹妹今日也在總統府前，用不熟練的中文激動表示：「我的哥哥在去醫院的路上講越南話，我跟爸爸不知道他講了什麼，你們是台灣人，讓我跟爸爸知道哥哥說什麼，我跟爸爸都不知道他說越南話說了什麼，你們可以幫我。」

陳秀蓮表示，家屬這趟來台灣什麼都沒有得到，現在最希望就是可以聽到阮國非的遺言，就算偵查不公開，能不能至少給家屬聽這段錄音？

律師邱顯智強調，所謂偵查不公開，不是對被害人不公開，事情發生後，家屬跨海來台希望瞭解案情，想知道警察為什麼會開9槍，但目前為止，連救護車影像都要透過BBC等媒體曝光才能看到，「就連刑案或警匪槍戰都不會發生警察近距離朝人對著胸腹部打9槍的狀況，警察做錯事，就應該道歉，道歉沒那麼困難。」

此外，邱顯智也批評，警方對外的說法「謊話連篇」，之前說是據報阮國非偷車行竊，但從後來的紀錄影片中可以看到，擋風玻璃、兩側玻璃都破掉，廢棄的小貨車根本已經沒辦法開；然後，警方說阮國非試圖搶警車，從畫面上卻可以看到他當時根本已經中9槍倒在警車旁，「況且他還根本不會開車！」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惟棟批評，蔡英文上台後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聲稱要促進區域交流發展合作，然而在台灣和我們共同勞動、生活的65萬東南亞移工，至今卻仍然生活在奴隸制度般的政策底下，連最基本的自由轉換雇主、勞動法令保障、不受雇主剝削等權利都缺乏。

台灣移工聯盟在府前高喊「大張旗鼓新南向，移工枉死沒真相」，最後家屬在聯盟陪同下進入總統府陳情，要求政府調查追捕阮國非當天現場有無執法過當、檢討警政系統緝查移工身分的做法及加強警政人員的種族與族群平等教育、廢除《就業服務法》第53條，開放移工自由轉換雇主，並讓家屬聽取阮國非在救護車上的遺言。

台灣生育率及女性勞動參與率長期低迷，適逢賴清德出任閣揆，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等團體今天（9/20）召開記者會，提出「公共托育經濟學」，呼籲政府擴大公共托育的供應量，透過設置「非營利幼兒園」讓家長省錢、讓教保工作者加薪，並讓幼兒有好的照顧品質，促進經濟正向循環發展。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劉毓秀表示，台灣當前面臨「勞動力匱乏」和「少子高齡化」的危機，這和台灣女性低勞動參與率、低生育率的「雙低困境」息息相關。劉毓秀指出，根據2016年調查數據，各國女性就業率和生育率呈正相關，先進國家皆能做到支持青年父母兼顧就業和育兒，台灣女性卻多在育兒後退出職場，或者乾脆選擇不生育，導致勞參率和生育率雙低，在各國中敬陪末座。

劉毓秀表示，女性勞參率和生育率持續走低，將影響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高齡化海嘯也將拖垮年輕一代的未來，強調政府建立平價優質的公共托育已刻不容緩。

估落實非營利幼兒園 年經濟效益達28億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王兆慶表示，過去政府的托育政策偏好發放「幼兒教育券」，補助私立托育，但私立托育的基本邏輯是「營利」，為獲取更多利潤，常出現苛扣幼兒食材、人力不足、違法超收等問題，私立業者也會用各種名目漲價，壓低教保人員的薪資條件，最終導致家長、幼兒、教保人員三輸。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今年（2017）針對私立幼兒園做的問卷調查就發現，平均年資十年的私立幼兒園教保員薪資只有21-24K，且日工時更高達9-10小時，勞動條件極為低薪、血汗。台灣家長教育聯盟理事長謝國清說，教保工作者薪資低，不僅相當不合理，也反映教保品質堪慮，家長無法安心。

王兆慶表示，私立幼兒園在北部的平均月費為12,000元，但由政府分攤的非營利幼兒園僅月收5,500元，與私校相比差距6,500元，對許多青年家長來說，一年可省下近8萬元，形同「實質加薪」兩個多月。此外，教保人員薪資在教育部的《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中明文規定，大學畢業起薪30-34K，年資十五年最高可達44-48K。王兆慶說，以目前公共教保人員的薪資落點35,000元來看，也形同為教保人員每月加薪1萬元。

托育盟依據教育部的「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四年計畫（106-109年）預定擴張3萬個公共托育名額，以非營利幼兒園的收費及薪資公式計算，預估3萬個青年育兒家庭，每年將因非營利幼兒園而「省錢／加薪」總計23億4千萬元。而3,400位公共托育工作人員與私幼相比，他們每年將「加薪」的總金額為4億4千2百萬元。

劉毓秀指出，政府投資這樣的公共托育，將可創造每年將近28億元的經濟效益，不僅可以讓家長、勞工、幼兒都得利，還可促進各行各業的經濟循環。她呼籲賴清德將公共托育和非營利幼兒園普及化，擴大落實到0-6歲年齡層的幼兒，發揮「正向投資兒童的社會政策」與「產業龍頭」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亞泥礦權展限爭議未休，花蓮太魯閣族人和環團今年（2017）四月向行政院提出訴願，要求撤銷亞泥礦權展延20年的行政處分，月初訴願結果出爐，政院認定核准亞泥礦權並無違反《礦業法》，駁回訴願。今日（9/21）近百名太魯閣族人及環團趕在開議前一天來到立法院外陳情，呼籲立委在11月22日亞泥礦權到期前盡速修改《礦業法》，否則族人將封山捍衛土地。

經濟部三月火速核准亞泥花蓮新城山礦場採礦權展延20年，使其可開挖至2037年11月22日，引起當地富世村太魯閣族人強烈不滿，認為經濟部作法違反《原基法》21條「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開發，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並向行政院提出撤銷亞泥展限的訴願，但日前遭行政院訴願委員會駁回。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秘書長謝孟羽表示，環團跟族人會再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亞泥展延案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展延許可。

立委高志鵬、黃國昌擔保修《礦業法》

今日環團偕同族人、立委在立院前召開記者會。本案義務律師團團長、民進黨立委高志鵬表示，行政院訴願會駁回理由是依據《礦業法》31條第1項的規定限制，認為除非有該項五款事由，否則不得駁回亞泥申請。他直言，這就是現行《礦業法》最為人詬病的「霸王條款」，讓採礦業者能永無止盡的開採下去，強調《礦業法》是本會期優先法案，將盡快修法三讀，「讓霸王條款從地球上消失」。

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對於行政院駁回訴願也表示遺憾，指《原基法》21條明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開發必須踐行「諮商同意權」，雖然這次是礦權展延，並非新礦業權申請，但無疑還是在該地開墾山林，進行資源利用，於法來講當然要取得原民諮商同意，然而，行政院卻認為在礦業權展限階段無需踐行「諮商同意權」，他從法律角度無法認同。

黃國昌強調，亞泥展延是違法的行政處分，支持律師團繼續打行政訴訟撤銷，此外，時代力量也會盡速推動《礦業法》修法，刪除「霸王條款」，並強化環評和原住民參與。

太魯閣族人宣示：11月底將封山抗議

住在亞泥礦場旁的太魯閣族人鄭文泉表示，四月以來當地族人走遍各政府部門陳情，結果最近公布的訴願結果竟然還是認定亞泥「合法」，讓族人感到相當憤怒，直呼「亞泥已經挖了43年，還要我們忍20年，可以這樣嗎？」鄭文泉說，亞泥持續炸山挖山，已造成當地60戶居民的安全威脅，常擔憂山洪暴發或地震，希望政府能正視他們的權益。

「土地是我們的，礦權是違法的，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反亞泥還我土地自救會會長田明正宣示，亞泥礦業權限將在11月22日到期，屆時《礦業法》若未完成修法，族人將於23日開始進行封山封路儀式行動，捍衛族人土地。

「一例一休」政策上路至今爭議不斷，資方團體抱怨造成「成本提高」、「排班困難」，不斷施壓蔡政府重修《勞基法》，近日更提出資方修法版本，行政院隨後也表態將修法，改惡《勞基法》似乎已勢在必行。然而，青年團體今日（9/22）公布「一例一休青年勞動調查」結果，指不但有三成的青年打工族平日領不到任何加班費，休過特休假的更不到三分之一，痛批一例一休根本從未落實！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青年團體8月25日發起「一例一休青年勞動調查」，透過問卷了解青年打工族的勞動處境，包含加班費、特休假狀況以及青年勞動者對《勞基法》修法方向的看法，直至9月19日為止，共392人參與。

青年團體今天在行政院前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指出青年打工族中約三成（33%）一週出勤超過五天，但其中僅7%的人依休息日加班費之規定拿到加班費。在平日加班費的部分，竟有29%的打工族未領到任何加班費。台大濁水溪社社員郭兆翊指出，許多雇主抱怨一例一休讓成本上漲，但調查卻顯示很多雇主根本違法未給加班費。

在特休假方面，現行《勞基法》規定工作滿六個月以上者，即給予三天特休假。但調查顯示，有54%的青年工作滿六個月，卻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休過特休假。郭兆翊表示，大部分雇主都已未依法給予勞工特休假了，若修法再讓特休假能夠遞延或改由勞資協商，將讓青年更加過勞。

八成青年反對勞基法修惡，將抗爭到底

工總為首的資方團體日前拋出《勞基法》修法版本，企圖修改的面向包含：取消「做1算4、做5算8」的加班費計算方式，加班時數採核實計算；工資高於平均薪資者取消出勤記錄限制；每月加班上限從46小時拉高到60小時；縮短連續排班工作間的休息時間；特休假改由勞資協商，不強迫當年休完及補發工資等等。

青年團體痛批，資方團體的修法其實就是要大幅改惡《勞基法》，在已經高工時的環境下放寬工時彈性化、減少加班費、惡化整體勞動條件。青年團體指出，賴清德公開支持一例一休修法，也曾聲稱勞檢會造成民怨，質疑他主導的行政院版的修法草案將配合資方改惡。

然而，青年團體的調查也顯示，近八成青年反對「工時銀行」（提高加班上限）、特休假遞延、刪除休息日加班「做1算4」等《勞基法》修法方案，更有高達86.7%青年認為當前政府政策過度傾向資方。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謝毅弘表示，民進黨政府雖然用大埔案、國道收費員案做為政績樣板，但政策方向和國民黨時期一樣都在戕害勞工權益，已經被青年看破手腳，強調行政院如果強行推動增加加班時數和減少加班費的惡法，青年將會抗爭到底，將過勞低薪的痛苦化為「拆政府」的怒火。

樂生院重建的「大平台案」8月11日突破國發會連署門檻成案，但相關單位至今仍未對方案進行重新審議，今天（9/25）上午樂生保留自救會與青年樂生聯盟甚至出面指控，樂生院方在院區內黑箱進行「假民調」，提供各種錯誤資訊誤導院民，試圖讓「大平台案」胎死腹中。

捷運新莊線在施工完成後，樂生院的「入口復原計畫」開始啟動討論，原先捷運局只規畫蓋一座陸橋了事，不僅難以復原樂生院原來的文化資產風貌，且陸橋須搭乘電梯升降，非常不符合手腳不方便，多以代步車出入的樂生院民需求，於是台大城鄉所教授劉可強的團隊與樂生保留自救會院民，透過參與式設計共同提出以鋼構平台重建樂生院入口緩坡的「大平台案」。

8月11日，「大平台案」突破了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的5,000人連署門檻並正式成案，然而樂青成員林秀芃表示，在那之後，樂生院方竟開始在院區內對院民進行口頭調查，過程中提供各種錯誤資訊，例如「大平台還是要搭電梯，蓋陸橋不用」、「陸橋只要蓋2年，大平台工期要8年」，暗示院民可能等不到大平台完工...，誘導院民同意過去捷運局提出的陸橋方案。

林秀芃強調，許多院民在還不清楚兩個方案差異時，就因為與院方的不對等關係，只能在院方人員誘導下支持了「陸橋案」，隨後在樂青成員說明兩方案差異後，院民們都認為必須在資訊完備的情況下再做一次調查；林秀芃批評衛福部用粗糙的問卷結果為「陸橋案」背書，扭曲院民的意思表示，甚至讓院民自己背黑鍋，呼籲賴清德勿輕易聽信，盡速啟動重新審議大平台案。

今日上午，樂生保留自救會與青年樂生聯盟在行政院前高喊「反對黑箱假民調、重建樂生大平台」，自救會會長藍彩雲表示，「很久之前就答應要給我們做了（指大平台案），現在都沒有做，來這裡希望跟院長拜託...。」

林秀芃表示，院民現在平均年齡超過80歲，已經在跟時間賽跑，用大平台重建樂生不僅為了樂生院民的人權，同時也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要求行政院長賴清德盡速以公開公正透明的原則重新審議「大平台」案。

針對板橋大觀社區迫遷爭議，退輔會今日（9/26）召開說明會處理，邀請內政部、新北市政府、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立委尤美女及大觀自救會居民與會，退輔會提出以「包租代管」專案的方式，放寬安置認定標準，協助大觀弱勢住戶取得租期保障及租金優惠。不過自救會質疑，退輔會在召開說明會前完全未和居民協商，且「包租代管」也有租金和租期問題，對此方案持保留態度。

大觀社區居民幾經抗爭，今日退輔會終於再度召開會議和居民協商，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表示，了解強制拆遷將造成居民流離失所，雖然現有法令缺乏相關保障，但同意政府有責任安置居民，退輔會和內政部、新北市政府商量後，認為拆遷戶只要「有一定居住事實」、「無土地和房產」，就符合安置條件；至於安置方案，由於目前沒有較適合的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方案較適合居民，也歡迎自救會提出創意性的解決方案。

然而，大觀自救會質疑退輔會未和居民協商就片面提出「包租代管」的解決方案，根本不了解居民的需求，也無視居民遭到法院強制執行拆除的命令和追討鉅額不當得利的困境。李文忠則表示自救會堅持要原地續住，難以溝通，且態度「不尊重人」，「你們都用這種態度我就不想處理」，雙方一度劍拔弩張。

不過，會議最後，退輔會和自救會仍基本同意將朝專案協商方向進行，加強居民的參與程度，新北市府也會就研議出的「包租代管」方案再和居民做後續報告，並就居民個別的產權問題和生活條件進行調查了解。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科長鄭健志表示，「包租代管」指的是政府和仲介合作，媒合民間空屋租賃給民眾，若大觀居民有意願，新北市可優先安排安置戶入住，並給予五到八折之間的租金折扣。他表示，「包租代管」方案預定11月中旬上路，但會尊重居民意願，若居民覺得租金不夠優惠或負擔不起，也可再討論更好的方案。

此外，現場有居民抗議收到15天內拆除的強制執行令，要求退輔會承諾在完成和居民的協商前不得拆除。對此，李文忠則強調，執行拆除的決定權在法院，不在退輔會，但行政上可以有延緩的彈性，「不會有15天內拆的問題」。鄭健志也說，新北市府的立場是希望和居民達成共識、擬出妥善安置方案後，再進行拆除和後續作業。

教育部、科技部近日公布將分別啟動「玉山計畫」、「哥倫布計畫」與「愛因斯坦計畫」，預計挹注數億元資金，提供優秀學者高額的長期薪資補貼。今日（27）上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前往教育部抗議，批評這些補助是「高空煙火」，無法真正改善青年學者的勞動環境。工會要求教育部政策應「向下紮根」，根本改善高教的基礎建設。

今年（2017）七月，科技部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為基礎，就人才培育議題提出「哥倫布計畫」與「愛因斯坦計畫」，預計提供近300名35歲以下青年學者，每人約500至1,000萬元的研究補助；八月初，教育部則提出玉山學者計畫，預計每年編列近60億元，經教育部遴選後，提供每位學者每年500萬元的額外收入。

在教育部推出玉山計畫後，受到各界強烈反彈。高教工會一方面發動學界連署，並在玉山學者諮詢會議上退席，批評計畫將教育資源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只會擴大高教學者薪資差距，未能改善解決整體教育與工作環境。

工會：完善高教基礎建設

對比於教育部推出的單點式補助計畫，高教工會強調要改造高教基礎建設，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表示，近十年來高教品質的滑落，可以從「生師比」與「教授結構」兩個指標看出。

從全國平均生師比來說，此項指標維持在20:1以上的高比例，以致學生受教品質低落。而在教授組成的結構方面，一方面，資歷較高的教授與副教授微幅上升，但新進的助理教授與講師卻大幅減少；二方面，年齡44歲以下的專任教師也大幅下滑。

陳政亮解讀，教育部的政策造成高教產業大門緊鎖，「年輕學者進不來」；就算是已身處高教產業內的講師與助理教授，也受到「限年升等」與「遇缺不補」的威脅，造成教學不力、就業機會減少。與此同時，教育部另一手卻施放「高空煙火」，把錢砸到少數人身上，就認為是創新。他強調，教育部最應該重視的是高教的「基礎建設」，讓整體環境能夠對年輕有學術活力的青年學者更有利。

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黃涵楡則認為，他在校內看到的專案教師「就跟苦力一樣」，不但要負擔過量雜務，更不受勞動法律的保障。他也強調不需要再增加頂尖教授的資源，教育部應該要正視普遍的高教勞動狀況。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教授周平則嘲諷地說，愛因斯坦在發現狹義相對論的時候，根本不是專任教授，所以「連愛因斯坦自己也不能申請愛因斯坦計畫！」而哥倫布發現美洲更是場對當地原住民的浩劫，使得印地安人被當成商品交易，「教育部是不是也把教授當成商品看待呢？」

記者會後，高教工會端出五盆盆栽，分別代表高教產業中被壓榨的五類勞動者：專任助理教授、專案教師、博士後研究員、兼任教師、兼任研究助理，並以「教育資源與勞動保障」的水壺澆灌。陳政亮強調，唯有完善高教產業的基礎建設，才能培育未來支撐台灣社會的人才。

《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最近發佈一則關於氣候變遷的報導嚇到了許多人，這則長達七千字的封面故事就和氣候變遷的實際狀況一樣令人沮喪。作者大衛‧華勒斯威爾斯（David Wallace-Wells）整理了多篇學術論文及氣候科學家的訪談，鉅細靡遺地揭示，冰帽融化導致疫情、空氣變得不適合呼吸，地緣政治陷入無止境的戰爭，以上這些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然而，有些氣候專家卻提出不同的看法。氣象學作者與專家艾瑞克‧霍瑟斯（Eric Holthaus）於Twitter發表一篇短文，指出該篇報導提出多項不符事實的錯誤，《大西洋》（The Atlantic）的羅賓森‧梅爾（Robinson Meyer）也詳述華勒斯威廉斯的說法與公認科學的相異之處。麥可‧曼恩（Michael Mann）等科學家則於Facebook抨擊該報導過度描繪末日說，以一些甚至連華勒斯威廉斯自己都認為不太可能發生的景象轟炸讀者。「氣候變遷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嚴肅挑戰，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曼恩也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中的文章回應道，「但不必刻意誇大，尤其當你正用毀滅和絕望在長一套令人恐懼的論述時」。

該篇報導所引發的論戰，也因此圍繞這個問題打轉：無論如何看待這篇文章，某些改變應勢在必行；但以恐懼做為動機來促使人們改變，是否有效？環境科學家瓊‧佛耶（Jon Foley）不這麼認為，他稱華勒斯威廉斯的報導「極度不負責任」。但《Vox》的大衛‧羅伯斯（David Roberts）則認為我們不該迴避恐懼，反駁道「有可能確實需要集體的恐懼與震懾來激發某些社會動力，無論如何，以『恐懼無用』作結似乎太超過了」。

在《紐約雜誌》該報導所引發的後續討論中，卻鮮少提及。這份恐懼究竟激發了人們及他們的所屬機構何種回應。

不論在氣候或其他任何議題上，我們對恐懼的反應都受到了四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制約。2001年911事件過後，小布希（George W. Bush）鼓勵不安的美國民眾：「該去迪士尼樂園了」；當經濟持續萎靡不振時，他也建議我們繼續購物。因此針對氣候危機，要是有人提出類似論調的解決辦法，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多年來，主流氣候運動者不斷提倡更換燈泡、多騎腳踏車。換句話說，綠色購物就能拯救地球。

不過，在「佔領華爾街」浪潮（Occupy Wall Street）和其他原住民運動者艱苦的奮鬥下，情況已經有了轉變，環保運動圈開始有批年輕激進的新血加入。例如為了阻擋基石XL計畫（Keystone XL）與達科他輸油管工程（Dakota Access Pipeline），而迫使施工的建設公司與銀行撤資，就明顯的以集體行動為環保主義注入了反企業精神。

然而，個人式的解決方案依然是社會主流。《紐約雜誌》刊登該篇報導後，社群媒體出現一系列新舊文章，詳細列出人們能為氣候危機做的事。其中許多新文章提到《環境研究快報》（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最新發佈的調查，該報告指出面對氣候變遷，每個人都可以實行「最有效的四件事」：不吃肉、不搭飛機、不要開車，以及少生、甚至不生小孩（這是最有用的一點）。

如果你是金字塔頂端1%，特別是0.01%的人，消費選擇的確能造成影響。「假設有個誠摯的X世代環保人士基於對碳排放量的罪惡感，取消了一趟探望祖父母的家族旅行，地球根本不會甩他」，羅伯斯寫道，「但如果是一位商業主管把每週兩次的紐約、倫敦來回航班改成每週一次，或把每週的航班改成每月一次，就會有影響。只有當所有的富裕乘客都開始並持續做出改變時，這樣的作法才會有效」。

「如果要從個人消費選擇來解決氣候變遷，最明顯直接的方法就是對富人的消費選擇課稅」，他補充「不論是現在或在可見的未來裡，碳排放量皆與財富成正比。而根據收入階級重新分配財富，或許就能減少那些僅為塑造生活風格而產生的多餘排放」。

羅伯斯以此作結：如果你不是有錢人，那麼你能為地球所做最好的事，就是集結眾人改變政策、投票給與石油產業沒關係的人，除此之外仍有許多事可做。如果能將階級政治也納入考量，才能夠真正周全地思考消費選擇與生活的方式。

要徹底瞭解，就得說明氣候危機不成比例的責任歸屬（如同大部份社會危機）。《碳巨頭報告》（Carbon Majors Report）最近發現，全球自1988年起有71%的碳排放量由100間公司所製造。71%。

這與我們熟悉的氣候變遷，似乎有所出入。過去總說暖化是文明問題、是大眾執迷消費的後果，也是集體的疏忽。因此，我們總想從個人的行動來挽回，不論是確實做好資源回收、少開車，或降低生育率。這種說法的全球化版本則展望著生產消費的大規模縮減，並在這集體的「去成長」中，透過共同的犧牲來交換更為永續的生態系統。這種「為公益而節約」的說法也獲得許多綠色左派的信任。

如《碳巨頭報告》所強調，我們之所以能在這裡，有賴於一小群極度富有的人們打下之基礎；而他們對經濟生產模式的控制，也定義了我們的工作、消費與生活。其實，世界上大多數人的消費量，都不足以對地球真正產生影響；但對那一小群真正該負起能源危機責任的人們來說，「我們都沒做到該做的」卻成為方便的推託之詞。例如氣候科學家凱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說，「當窮人的收入提升到足以使用大量能源時，低碳能源系統也早該完成轉型了」。氣候變遷已經衝擊到了許多最不需為它負責的人，而這些人們的生活標準與品質不但不該降低，反而更需要提升。

「綠色消費也許可以消除你的罪惡感，但只有大規模的運動才有力量改變氣候危機的未來」《衛報》（The Guardian）作者馬丁‧盧卡斯（Martin Lukacs）本週表示，「首先，我們必須突破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禁錮：停止個人式的思考」。

如盧卡斯所指出，面對當權者與四十年來的意識形態，想造成改變並不容易，未來的集體行動勢必得更努力。集結人們共同對氣候變遷做出回應，並讓人民的數量大到聯邦政府無法迴避，這顯然就是一項挑戰，若再考慮到領導黨派與之相悖的方針，又是一連串嚴苛考驗。畢竟縮減預算，使得政府的干預降到最低，是民主黨與共和黨一致同意的政策方向。

另外，確保政府對這項危機的回應不會令弱勢者們陷入更糟的處境，更是關鍵。

從人權與普遍福祉的角度來看，全球北方陣營（Global North）政府面對危機時的作為並沒有非常良好的紀錄。不論是創造或利用危機，政府對恐懼的應對令人極不滿意。例如911過後，小布希要美國人們外出購物來消除痛苦，幕僚成員也忙著打造「反恐戰爭」，將之操作為公民自由在紅色恐慌（Red Scare）後所受的最大侵略。或者就在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和路易斯安那州長授權黑水傭兵（Blackwater）任意對紐奧良居民開槍與監禁後，卡崔納颶風也為城市中的學校系統，做好大型替換與私有化的準備。在颶風過後的免責權狀態下，重裝警力軍事與武裝自衛隊的配置，讓黑人城市的許多地區成為非裔美國人的死亡陷阱。一位名叫保羅‧格林森（Paul Gleeson）的白人被發現於影片中向紐奧良警察炫耀道，他槍殺了38位搶劫嫌疑犯並已將屍體交給海岸防衛隊（Coast Guard）。

從911和卡崔納的案例可見，這些不成比例的偏頗力量影響了有色人種與勞工階級。他們是受自然災害衝擊最深的人，也是嘗盡失能政府之苦的人。我們該如何相信公開仇外的川普政府會有不同作為呢？以恐懼為基底的政治搭配上極右派的領導，聽來就是一場大災難的標準原料。

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社會學家丹尼爾‧科漢（Daniel Aldana Cohen）針對華勒斯威爾斯的文章回應道，「幅度過小的減碳行動，結合了不斷強化的階級、種族及性別不平等，創造了真正實際的危險——也就是生態種族主義。血淋淋的不平等，與用來延續這些不平等的子彈（可不是甲烷分子），才是會殺人的武器。」。

科漢指出，在逐漸嚴峻的社會氛圍下，只要再上升4度，看似可立即修復的技術性解決辦法（例如電影《末日列車》中噴向天空的化學藥劑），就越有可能發生。

「大家真的都低估氣候變遷的危險了嗎？對。但我們面對的最大威脅，只有失控的氣候變遷嗎？不，相較於種族、階級鬥爭以及對地球的實驗，氣候變遷的威脅太輕微了。」他繼續解釋，「基本上，真正危險的是一些帶有惡意的右派，他們使其他人們擔負了原來屬於少數富裕者的責任」。

簡而言之，為了確保下個世紀不會出現更多殘忍且軍事化的邊界及城市，除了制定排放上限以外，我們能做的還有更多。以人道方式處理氣候暖化並避免其變得更糟，勢必意味著政治經濟的大規模轉型，包括改變化石燃料的主宰及減少大量的碳排放等等。雖然社會運動可以在某些前線戰場上衝刺抵抗，但缺少國家的力量就難以真正推翻新自由主義的支配。

當然，並沒有能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但許多氣候危機的解法，都需要一個低碳排放、包含多元種族，並致力於提供所有美國人工作與基本經濟保障的民意平台。英國工黨所提出的宣言意外地獲得許多討論，其中包含將能源事業公有化以及禁止壓裂採油（fracking），但也是他們始終無法掌控國會的一大原因。這裡所要提出的應對方式與共和黨及許多環保人士的節約策略相反，而是提供充分就業計畫、將汙染者的資金重新分配給那些受汙染的社群，甚至將電力設施國有化等。當我們壓低整體排放量，那些前1%人們的生活品質或許會隨之下降，但其餘99%的人們卻能得到更好的生活。

透過恐懼來形塑氣候變遷（如華勒斯威爾斯的報導）意味著在右派陣營中作戰。然而，有鑑於所需的轉型規模之大，這條路線很可能將導致危險的挫敗。左派依然能夠靠著呈現一個公平正義世界的願景來求勝。看起來，這可能是人類所剩下的最好機會了。

2013年關廠工人躍下台北車站鐵軌抗爭的那一幕，至今都還讓人記憶猶新，當時為了抗議勞委會（現為勞動部）編列大筆預算向工人提告，關廠工人只得激烈抗爭，最終迫使政府承認錯誤，並在隔年（2014）勞動部宣布全面撤告並退回工人還款而暫告一段落。然而事隔四年，政府已由藍轉綠，今日（9/29）卻驚傳出當年參與抗爭者陸續收到交通部寄出的行政裁決書，指當年參與抗爭者違反《鐵路法》進而開罰新台幣6,000元。

關廠工人抗爭始末簡述

關廠工人抗爭的緣由，最初是九〇年代包含東菱電子、聯福製衣、福昌紡織與東洋針織等企業陸續發生惡性關廠，積欠龐大的資遣費與退休金，凸顯政府對企業監管不周，工人當時發起一連串激烈抗爭，最終迫使勞委會在1997年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辦法》與《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再就業補助》，並從就業安定基金中撥出部分經費「代位求償」支付給工人，作為資遣費與退休金。然而，事隔16年，到了2012年，勞委會竟然翻臉不認，編列大筆預算聘請律師，向當年這些工人提告，要追討回這筆錢。自此工人再度組織自救會重啟抗爭，時任勞動部長潘世偉堅拒撤告，堅持當年發放的錢為「借貸」，甚至派出就業服務站工作人員至抗爭工人家一一施壓，最終逼迫工人升高抗爭強度，不惜於2013年2月5日在台北車站展開臥軌，求見潘世偉協商。而整起案件，後來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認定當年政府提撥款項是基於「社會補償」性質，且公法上已超過五年追討時效，宣判勞委會敗訴。勞委會也在工人激烈抗爭下最終撤告。

臥軌案 2015年檢察官偵結不起訴

雖然關廠工人的激烈抗爭最終成功迫使政府認錯，但臥軌案仍遭檢方進行調查，2013年參與臥軌的吳永毅、毛振飛、林子文、黃德北等12人，當時曾被控涉嫌違反《集遊法》以及《刑法》公共危險、妨害公務等罪，所幸在台北地檢署審理後，檢察官判定臥軌工人現場是待火車停妥後才跳下軌道，不構成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的要件，在2015年3月11日便作出不起訴處分。

然而，在法院審理無罪後，近日交通部竟回頭對四年前的案件又再度開出行政裁罰的罰單。雖然行政罰的裁處權只有三年，但根據交通部行政裁決書表示，由於臥軌工人是在2015年3月11日獲得檢察官不起訴，而根據《行政罰法》第27條第3項之規定，時間依不起訴確定日起算，而臥軌工人是在2015年3月11日獲得不起訴，距今未滿3年，所以沒有超過裁處時效。

大法官5月24日做出第748號解釋，宣告現行《民法》婚姻章不允許同性婚姻違憲，應於兩年內修訂。消息一出讓不少同志誤以為立刻就能登記結婚，然而同志團體今天（9/29）上午召開記者會表示，目前戶政機關仍無法辦理同性婚姻登記手續，而行政院遲未送出政院版修法草案，呼籲立法院應在本會期，積極處理目前已經通過一讀的婚姻平權草案，並在本會期內完成三讀，及早實現婚姻平權。

同志團體：釋憲通過 處境仍未改善

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集人呂欣潔表示，婚姻平權法案已經通過一讀，5月24日又有大法官的釋憲，但同志朋友生活處境至今仍無改善，身邊很多同志每天都面臨著生死交關的困難處境，強調「這些人立刻就需要社會保障，不能再等社會共識！」

去年（2016）10月16日任教於台大外文系的法國籍教授畢安生，在相戀超過35年的同性伴侶病逝後的隔一年抑鬱墜樓身亡，呂欣潔表示，過去一年婚姻平權議題之所以能引起廣泛重視，畢安生的逝世有很大影響，同志團體預計將在今年10月16日舉辦紀念畢安生晚會，預計將有3-5萬人出席參與，共同提醒政府盡速通過同性婚姻，不要繼續拖延，「很多人已經等不到，像畢安生就等不到了。」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專案經理曹承羲表示，在近期熱線接到的諮詢電話中，曾碰到許多缺乏資源的經濟弱勢同志伴侶，其中有一對女同志伴侶，同在工廠擔任作業員，其中一人為移工，交往多年卻面臨工作年限到期將要返國，礙於彼此經濟條件未來難以相互探訪，只能被迫分離。曹承羲強調，勞動階層或缺乏支持資源的同志，急需婚姻關係作為生活安全網，他們等不了兩年，兩年後很多事情都來不及，只能坐等遺憾發生。

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胡勝翔今日也出席記者會，他的伴侶今年中被診斷出罹患罕見疾病「脊椎巨大動脈血管瘤」，因壓迫腦幹導致肢體與認知功能逐漸下降，最近半年他都在盡力照顧。

胡勝翔表示，他與他的伴侶愛情長跑十年，才在2015年舉行婚禮儀式，但是目前戶政事務所對同性的伴侶註記，仍不具法律效力，雙方仍分屬各自家庭，而台灣目前各項的社福資源都與家庭連動，兩人沒有婚姻關係的情況下，導致他們無法使用這些資源，只能自行負擔高昂的輔具費用，每個都貴的嚇死人，根本買不起，「很怕哪天我自己會帶著他一起走。」

民團呼籲本會期通過同婚修法

婦女新知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曾昭媛表示，行政院跟立法院都負有憲法義務，大法官已做成第748號解釋，行政院應盡速提出修法草案，如果行政院沒有要送，立法院應直接就目前初審通過的草案啟動黨團協商。

曾昭媛表示，在賴清德提交給立法院的施政方針口頭報告裡提到，會依照釋字第748號的意旨，保障有關同性婚姻的自由平等保護，落實婚姻平權，但他同時又提到要「凝聚最大共識、審慎研提合理可行方案」，在書面報告中則寫道，將以「對社會造成最少衝擊」及「凝聚最大共識」等原則研提可行方案。曾昭媛批評，大法官釋憲原則很清楚是針對同性可以享有婚姻自由的平等保護，並沒有提到對社會造成最小衝突，或者要待凝聚社會最大共識才修法，強調「同志已經不能再等」，呼籲立法院在本會期就通過婚姻平權草案，不要拖到明年地方選舉，徒增政治上的紛擾。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等六個教育團體今日（10/2）共同成立「教育公共化聯盟」，宣示要導正當前台灣教育走向市場化和自由化的趨勢，在立法和政策上進行遊說，力促政府落實教育公共化的目標。

全教總理事長張旭政表示，台灣的教育政策長期標榜要落實公共化，但最近幾年的教育發展卻背道而馳，從幼教、高教到實驗教育，有愈來愈走向市場化和自由化趨勢，例如公幼比例偏低、高教私校退場圖利私人、以經費為由裁併偏鄉小學校等等，他認為這是對台灣教育「嚴重的傷害」。

張旭政批評，閣揆賴清德任台南市長時，大力推動發放幼兒教育券，就是鼓勵教育市場化的典型，這樣只會放任私立業者繼續操作市場，無法讓學童的受教權獲得平等保障。他表示，主政者應將教育當成促進階級流動和社會進步的制度，成立教公盟就是為了擋住市場化趨勢，將教育拉回公共化的主軸。

幼教團體：應減津貼，普設公托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長簡瑞連也批評，政府的教育政策迷思是花大錢做現金補助，例如五歲免學費政策每年的現金津貼是公共化政策的三倍多，但結果私立業者仍有提高學費、超收幼兒、剝削教保人員等情形，照顧品質不佳，強調政府應逐年降低現金給付，提高公共化預算，普設公共托育才是根本。

靖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指出，現在很多私立補習班收托幼兒，但管理標準和課程安排都未達到讓幼兒適性發展的標準，認為政府有責任加強管理。她也質疑，政府推動的教保公共化一味要求民間承辦「非營利幼兒園」，但究竟有多少非營利組織可以承接非營利幼兒園？林月琴認為，把壓力轉嫁到非營利組織是「便宜行事」，政府應優先設置公幼，才符合各界期待。

高教團體：反對私校家族化和教育商品化

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指出，台灣大專教育中私校及其學生占據七成，但國家因長期放縱私校、資源投入不足，導致高教亂象叢生，像是私校董事會長期被特定家族掌握，成為家族生財工具，退場後教育部還協助其侵占校產；或是政經背景弱勢的學生集中在私校，因高昂學費及教育資源不足，而導致「階級逆分配」現象等等，這些問題都有待公共化解決。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代表、淡江學生謝毅弘則表示，反教盟日前依據各大學生師比值、學生宿舍不足的問題進行調查，公布「大學學店排行榜」，揭露教育商品化問題已非常嚴重。他直言，高教公共化的最大敵人是減少成本、增加獲利的營利行為，使教育的本質在大學經營者手上變調，例如通識教育本來是要培養學生多元觀念，卻變成大班化、淺碟化的教育，導致學生把通識當成廢課和營養學分。

謝毅弘表示，教育商品化的幕後推手不只是大學經營者，也和政府刪減教育經費有關，影響全體學生受教權益，呼籲各校學生和老師、教保人員團結起來，要求教育資源平等分配到每個學生上。

教公盟包含全教總、全國教保產業工會、靖娟文教基金會、高教工會、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振鐸學會等六個橫跨不同教育領域、但同樣主張教育公共化的團體。張旭政說，教公盟未來將在立法和政策上遊說立委，促使政府達到教育公共化的目標。

自去年12月通過《勞基法》修正案，一例一休新法已上路9個月，勞動部稱輔導先行，下半年度才將陸續專案勞檢，卻在新任閣揆賴清德上任後宣布將再度修改《勞基法》，朝給予資方更多彈性、協助企業減少人事成本的方向修正。此舉引發勞團強烈反彈，今日上午（10/3）工鬥及各行各業產職業工會聯合召開記者會，希望政府在修惡《勞基法》一例一休政策之前，先行歸還去年砍掉的七天國定假日，並在會後將記載勞工血汗狀況的產職業工會聯合刊物寄給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賴清德及勞動部長林美珠，呼籲蔡政府正視工人處境。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蔡英文總統認為一例一休當初修得不好，很沒有彈性且不符合資方需求，但一例一休並不是勞團要的，而是去年民進黨在資方團體壓力下，為砍掉勞工七天假做出的配套。陳柏謙指出，去年12月一例一休新法通過時，資方團體也很高興，因為砍掉七天國定假日可以年省630億人事成本，而今卻又反悔要修惡，強調民進黨要修一例一休前，先還勞工七天假，且必須朝著縮短工時、減少過勞的方向前進。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顧問鄭雅菱說明，當初一例一休的休息日目標是要以價制量來避免勞工過勞，但現在工商團體要修法往「期間內挪移加班時數」、「特休假折抵現金遞延」、「休息日加班費核實計算」，都讓原本修法美意蕩然無存。鄭雅菱指出，科技業、北捷駕駛在沒有增加人力情況下，在修法後常禁止休特休假、甚至要處分員工，而輪班制的台鐵員工、護理師也曾前往勞動部陳情卻見不到部長，另外像是責任制保全員、空服員最需要的就是國定假日，因為他們享受不到七休一、休息日加班費的好處。

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秘書長林名哲表示，許多輪班制勞工在實施一例一休後，如果要休特休假，就得自己找代班，這等同於要另外一個人要加班，但目前加班費提高的情況下，資方不願意讓員工加班，最終結果就是讓請特休的機會降低。林名哲指出，請特休機會降低並不代表一例一休是錯誤的，畢竟資方開始在意管控加班就是原本修法的本意，科技業精簡人力、勞工人數不足才是關鍵問題。同時，這次修法的方向像是工時銀行讓加班時數挪移跟一例一休沒有關係，在一例一休修法前之前最好的方式是先還勞工七天假，能真正的縮短工時。

工鬥成員毛振飛表示，今天是去年蔡英文拍板敲定一例一休的日子，工商團體目前又要求工時更彈性化，想必未來修法不會是朝向一例兩休前進，很多勞工都在傳可能會是「一例不休」，這樣的修法方向對工人很不利，不如先歸還七天假，再談修法的問題。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福凱表示，他走訪製造業為主的基層工會後，了解到在實施一例一休後勞工確實有縮減工時，有10%的公司有增加人力，加班費也有微幅上升。然而莊福凱質疑，過去「1分瑩」將一例一休法案送出委員會，如今不到一年就要修，去年工人也發起絕食，卻被民進黨漠視，批蔡英文只在意資方團體利益，不在乎勞工的權益。

工鬥提《國定假日法》爭恢復19天假

工鬥成員陳姳臻表示，9月中開始工鬥團體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行政院立即提案《國定假日法》，將國定假日恢復19天」的連署，12天內已經有近6,000人連署達到門檻，目前造訪基層勞工蒐集意見，未來也將提出工鬥版本的修正法案，會一一造訪立法院內政委員，希望能送進內政委員會被討論。

勞動部長林美珠曾說已經造訪109家工會了解意見，但今天工鬥團體、產職業工會的各產業勞工聯合指出，至少有40萬勞工在此次《勞基法》修惡後將受到衝擊，卻都不在勞動部長所造訪的名單當中，因此將把全台首份結合護理師、台鐵員工、醫師、保全、空服員、科技業員工、捷運司機、專櫃人員、郵務士和派遣工等各產業工人心聲的特刊《工呼哩哉》寄給蔡英文、賴清德、林美珠，讓他們了解勞工當前的處境，呼籲民進黨正視選前縮短工時的承諾，還給勞工七天假。

樂生保留自救會的院民與青年樂生聯盟等聲援學生今天（10/5）上午突襲新莊捷運機廠工地，要求台北市捷運局停止施作「電梯陸橋方案」，落實蔡英文政府去年（2016）由國發會主持的協調會通過的「大平台」方案，學生和院民闖入工地成功阻斷工程施作，並和現場工地主任及警察對峙了近兩小時後才結束行動，自救會呼籲蔡政府盡快和自救會協商，否則絕不會善罷干休。

樂青成員林秀芃表示，去年12月22日國發會主持跨部會協調後做出了三點決議：「捷運機廠軌道以減五軌為上限，可以再減」、「入口坡道要以院民可接受的設計為原則」、「請捷運局、捷運公司會同台大城鄉所教授劉可強團隊完成細部規劃設計」，朝執行「大平台」方案方向進行。然而，林秀芃指出，從去年底至今，自救會與劉可強皆未受邀參與協商，而他們更在上個月發現，由北市捷運局規劃的原案「電梯陸橋案」已偷偷動工，痛批蔡政府各部會根本是在欺騙院民。

林秀芃指出，捷運局正在施作的「懸空電梯陸橋案」，不僅無法復原原本的院區大門口，且院民出入都必須仰賴電梯，對手腳不便的院民來說相當不友善。反之，自救會提出的「緩坡大平台」方案，能夠較完整地恢復樂生大門口的原貌，且以緩坡設計銜接路面，院民可直接沿路而上，符合院民的需求。

林秀芃強調，重建樂生的方案應正視院民需要，而不是將院民當成二等公民對待，再次歧視院民，「樂生院民已經很久沒有採取這麼強硬的抗爭，這是逼不得已的！」現場十多名聲援學生及院民闖入工地後，在現場高喊口號並靜坐，呼籲捷運局立即停工，要求相關部會出面負責，對「大平台」案展開實質協商。

針對自救會的主張，捷運局土木第七工務所主任施勇伸當場撇清，指去年12月國發會主持的會議沒有正式會議記錄，且捷運局認為「減五軌」的方案有問題，後來曾和國發會請示是否停工，但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表示政策未改變前維持原方案，可以繼續施工。他強調，「電梯陸橋案」是衛福部委託執行的計畫，捷運局只是承辦單位，沒有權力擅自決定停工，反批自救會「搞錯抗爭對象」。

對此，林秀芃出示協調會後國發會傳送的信件，內容明文寫有「減五軌」、「入口坡道平緩」、「院民可接受之設計為原則」等共識，並且「請捷運局、捷運公司、設計單位與大平台案設計師劉可強就前項共識擬定設計規劃」，並非如施勇伸所言，沒有會議記錄。樂生自救會榮譽會長李添培批評，捷運局只會踢皮球，已經信用破產，當初說「樂生不拆，機廠沒完工，捷運不能通」，結果機廠沒完工，捷運卻通了；去年會議他在場，明明政府說要做「大平台」，現在又要欺騙院民，質疑「你說是你只是施工單位，但你難道不能體恤患者行動的難處，硬要施工，這樣對嗎？」

抗議學生和院民上午11點突襲工地後在現場靜坐，成功中斷現場施工，並在中午宣布結束行動。林秀芃表示，自救會日前於國發會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緩坡大平台案」，並獲得超過5,400位公民連署成案，下週三（10/11）政府將對此做出正式回應，她呼籲蔡政府各部會不要再互踢皮球，盡快和自救會協商「大平台」方案，否則就是欺騙社會大眾和漢生院民，將會持續發動抗爭。

由台北市勞動局主辦、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承辦的「2017勞工影展」將於月底登場，從本月27日放映至11月5日，主題為「職業演員－產業變遷中的過勞時代」，片單包括23部來自台灣、日本、美國、法國、菲律賓等8國的影像作品，並舉辦多場映後座談，期盼能提升大眾的勞工意識和對過勞狀況的關切，活動免費索票入場。

本屆影展分為五大單元，包括「職業演員‧幕前幕後」、「過勞時代‧聲影對白」、「世界劇場‧搬演人生」、「走過從前‧邊緣勞動」與「生活習作‧發聲變奏」，分別探討不同職業的勞工面臨的壓力、亞洲職場的過勞文化、消費世界的血汗產業鏈、台灣產業變遷過程中原住民和移工的處境，以及各國工會組織和勞工抗爭的影像紀錄。

影展策展人賴玫靜表示，台灣年總工時排名全球第六，反映現在是過勞時代，尤其在產業快速變遷的當下，勞工在工作上面臨更多的挑戰。她指出，在市場競爭下，勞工為求生存必須扮演好特定職業的角色，而導致過勞、低薪、責任制加班、職災甚至過勞死的威脅等等，希望透過影展精選出的3部劇情片和20部紀錄片，反映台灣和各國勞工的血汗勞動處境及改變的可能。

本屆影展的開幕片是日本導演深田志穗的《用過即丟的工人》，聚焦經濟高度發展的日本社會的勞動環境，如白領勞工的過勞狀態、失業者及高齡無家者的數量持續攀升等現狀；閉幕片則是台灣導演盧昱瑞的《水路—遠洋紀行》，他跟隨遠洋漁船來到福克蘭群島，記錄了船上漁工長達40天的討海生活，將在2017勞工影展首映。

今日（10/6）宣布勞工影展開跑的記者會上，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工人作家林立青及網路媒體主播視網膜皆到場支持，推薦大眾前來觀賞。

北市產總理事長鄭雅慧指出，「過勞」是來自日本的觀念，但現在已變成這個時代勞工的普遍遭遇，她表示，總統蔡英文曾說「要把台灣勞工從低薪過勞的邊緣拉回來」，但這不應只是口號，如果這個世代不能夠翻轉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個世代的處境會更慘。

曾擔任十多年建築監工的作家林立青則表示，相較於文字，影像是最容易引起共鳴、具有直觀和穿透力的媒介，藉由勞工影展可以讓我們理解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勞工的處境，邀請觀眾一同來觀賞，提升自己的勞權意識。

10月1日，加泰隆尼亞將舉行公投，此次公投由加泰隆尼亞政府舉辦、但遭西班牙憲法法庭勒令禁止，這是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政府之間長達五年、史無前例的衝突之頂點。

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進程始於2012年9月11日（加泰隆尼亞的民族日）1的一場大規模示威，自此運動發展為足以在每年發起大規模抗爭的政治與社會力量。右翼的中央政府對事態發展感到憂心，現正試圖以各種可能的鎮壓策略，阻止投票的發生。

明日（10月1日），對於加泰隆尼亞而言是關鍵的時刻，也是回顧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政治情勢發展軌跡、其未來可能性與侷限的恰當時機。

主流的運動

爆發於2012年的這場運動，可以歸因於三個彼此相關聯的動能。首先，許多加泰隆尼亞公民厭惡第二任（2000-2004年）阿茲納政府（José María Aznar）強勢的中央集權主義，企圖將西班牙國族主義成為貫穿其政治——文化政策的核心2。

再者，新的加泰隆尼亞自治條例（Catalan Statute of Autonomy），於2005年之際由加泰隆尼亞議會通過，卻難以獲得中央政府的首肯。當時淪為在野、政治立場保守的人民黨（Partido Popular, PP）宣稱該條例違憲，憲法法庭也宣布當中14條條文違法。追求主權的過程失敗，使許多加泰隆尼亞人深信要從西班牙內部進行改革是不可能的。

最後，西班牙的經濟危機以及之後轉向實行嚴峻的樽節政策，進一步加深與加泰隆尼亞之間的隔閡。人們越來越能意識到西班牙政治與經濟上已經失敗。中央政府企圖利用經濟危機，再度採取中央集權的盤算，包括減少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這樣的做法，進一步增加中央政府與地區行政部門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加泰隆尼亞，對於樽節政策，以及金融與政治菁英合謀現象的不滿，首先在「15M運動」3時表現出來。獨立運動未直接反對樽節，但仍能從此對於經濟現況之不滿當中獲利，而「脫離西班牙獨立」不失為一種擺脫現狀的方法。

2012年，加泰隆尼亞國民議會（Assemblea Nacional Catalana, ANC）發起一場以獨立為唯一訴求的群眾運動。此後加泰隆尼亞國民議會迅速成長，發展為一個在加泰隆尼亞各地都有分支的大規模組織，也成為運動不容置疑的領導團體。僅訴諸獨立的結果，加泰隆尼亞國民議會既未批評樽節政策，也沒有提出經濟變革的主張。相反地，主流的獨立運動圍繞在「我們，加泰隆尼亞人，必須團結，因為我們利益一致」的共同認同、以及「沒有國家，一切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這樣對於擁有屬於自己國家之渴望兩者之上進行。

左翼的支持者以階段論的觀點，即先追求獨立、再談經濟與社會政策改革，美化這場聚焦民族與國家的運動。此路線忽略了一個事實：掌握變革過程的人，將決定運動的結果。現在的妥協與不動員，將在未來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

這樣的思考，對於當前西班牙的現況而言特別重要，因為「先獨立，再談其他」的論述，與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後的民主轉型時期，左翼所接受的「先民主，再談其他社會權利」說法極為類似。這種教條其實是為自身的妥協開脫，然而讓步為左翼勢力帶來無可回復的苦果。一個重要的提醒是：任何基於共同訴求的運動，必須善用恰當的時機，但是今日喪失的成果，無人能保證第二次機會何時會再出現。獨立運動上升至民族與國家的情況，以及階段論作為運動方法，就策略而言，已產生嚴重的問題。儘管如此，獨立運動將會直接面對1978年建立的制度框架4。對於那些同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抗的人而言，這份對於運動的評估，應該成為策略性分析的起點。

運動的社會基礎

獨立運動橫跨階級與世代分際，不過主導運動的是中產階級與年輕人。大資產階級打從一開始就反對獨立進程，並且持續地企圖在暗中擾亂。傳統的工人階級，就歷史而言指的是1960年代從西班牙南部來到加泰隆尼亞的移民，參與程度相對較少。

兩個相異又相關的現象可以解釋傳統工人階級缺席的原因：加泰隆尼亞的民族問題缺乏工人的階級認同，以及勞工運動自身的破裂。加泰隆尼亞的工人對於獨立的態度仍然分歧，其中一大部分的人，並不認為獨立國家在未來可能發生。

獨立運動的其中一個矛盾是主導的政治勢力打從一開始即是加泰隆尼亞的民族主義右翼，即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Convergència Democràtica de Catalunya, CDC），歷史上，該黨代表大企業，即便後者對獨立持反對態度。不過該黨從未完全掌控運動。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在喬迪爾·布喬爾（Jordi Pujol）的領導下，於1980年掌權，終結前一階段進步思潮主導的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開始一段長時間的保守民族主義統治。

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追求加泰隆尼亞民族認同的鬥爭，與追求勞工權利的鬥爭共同合作，對抗共同敵人佛朗哥的獨裁統治。的確，工人運動——特別是當時被視為是主要非法組織、共產主義政黨「加泰隆尼亞統一社會黨」（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PSUC），其策略立基於民族與勞工之間的連結，以民族認同團結加泰隆尼亞的勞工階級，成功地說服來自西班牙的工人，接受追求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

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後的民主轉型時期，布喬爾以其溫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計畫，以及反佛朗哥的完美資歷，團結了中產階級。他為自己打造一種能平靜地進行政治變革的保證人形象，超越左翼，贏得超過二十多年的政治領導權。他與西班牙政府之間的務實關係、尋求在西班牙政治圈增加加泰隆尼亞的影響力，以及其文化民族主義，使他得以團結其中產階級社會基礎。1990年代與千禧年第一個十年，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為了在全球化經濟中改善加泰隆尼亞的處境，謀求強化加泰隆尼亞的自治，上述的漸進主義也越見堅定。當獨立運動爆發，布喬爾的繼任者、時任自治區主席的阿圖爾·馬斯（Artur Mas）別無選擇，只能領導運動。

此後，金融與商業勢力大多在政治上疏離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不過該黨仍持續代表所屬的階級利益。該黨執政的五年期間，隨著支持獨立、以加泰隆尼亞左派共和黨（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ERC）為中心的中間偏左勢力獲得支持，右翼民族主義者的人數大幅衰退。這樣的情況，迫使加泰隆尼亞民主匯合黨在2016年時，以加泰隆尼亞歐洲民主黨（Partit Demòcrata Europeu Català, PDECAT）之名重新出台。

從公投到脫西 再回到原點

打從一開始，獨立運動即爭取公投，但西班牙政府持續以制度問題，拒絕這樣的要求。中央政府全然拒絕此辯論的正當性。這反映1978年憲法頒布後，西班牙國家中央集權制與政體的本質。包括加泰隆尼亞在內的民族問題，是民主轉型時期最炙熱的議題，對於監控新憲法創立的獨裁繼承者與軍隊而言更是如此。

此一階段，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的政黨，要求在西班牙民主轉型的框架內恢復自治政府。雖然新的憲法使用「民族」（nationalities）這樣模糊的字眼，來形容加泰隆尼亞、巴斯克地區（Basque Country）、加利西亞（Galicia），以及安達盧西亞（Andalucía）的特殊性，卻沒有承認國家多民族的特性，或是組成民族的自決權。憲法第二條確立「西班牙作為不可破壞的統一國家，是所有西班牙人共同且不可分割的祖國。」

實際上，這意味重要的政治與行政地方分權，都被一個嚴格的法律框架所限制，而憲法法庭持續以一種約束的方式解讀它。2012年，加泰隆尼亞政府宣佈將舉辦獨立公投，並在2013年12月宣布將在2014年11月9日舉行。西班牙憲法法庭勒令禁止投票，加泰隆尼亞政府將公民自決重新包裝為半官方、民意諮詢性質，法律上屬於「參與過程」的活動。這樣的策略避免屈服、或者與中央政府直接衝突。西班牙政府無法阻止這樣一個支持獨立的大規模群眾活動，但是獨立運動也無法宣稱公投具有法律效力。

2014年的公投結果是含糊不清的。首先，混合的特性使公投成為一場缺乏實質政治成果的重大事件。投票顯示獨立運動獲得普遍支持，但仍缺乏壓倒性的選票多數。獨立運動輕鬆獲勝（在總投票數的230萬5,290票中，獲得181萬1,753票），但當我們考量有投票權的人數為620萬人，是總投票數的近三倍之多，這場勝利看起來就不那麼令人印象深刻了（加泰隆尼亞選舉人有520萬人，不過此次公投，十六歲以上的民眾，以及九萬名外籍居民都有投票權）。11月9日，加泰隆尼亞舉辦了一場公投，卻不具法律效力，沒有舉辦真正的公投，卻仍可宣稱已經舉辦了。因此，雖然結果毋庸置疑地取得政治與社會成功，此次投票在策略上卻是一次嚴重的錯誤，因為它將獨立運動導向一條充滿缺失的道路。

緊接著該次投票，支持獨立的勢力，決定將2015年加泰隆尼亞議會選舉，轉化為一場支持／反對獨立的公民自決。新政府成立後隨即發起18個月脫離西班牙的獨立進程。這個計畫有著難以解決的內部矛盾：獨立運動不敢違抗2014年西班牙憲法法庭對於公投的禁令，如今卻嘗試達成一個需要更多動員、並且直接與西班牙中央政府對抗的目標。早先，獨立運動（對於是否直面西班牙中央政府）才剛剛打了退堂鼓。

最終，經歷為期兩年、無法取得實質成果的迂迴，加泰隆尼亞政府與獨立運動再度回到起點：需要一場獨立公投，催化群眾對抗中央政府。10月1日是關鍵時刻。

加泰隆尼亞的左翼

巴塞隆納市長阿妲·克勞（Ada Colau）領導的加泰隆尼亞共同黨（Catalunya en Comú），持續與10月1日的投票保持距離，雖然該黨呼籲中央政府接受加泰隆尼亞舉行法定公投的訴求。克勞的政黨明確抨擊中央政府對於公投的鎮壓，但態度始終被動。

該黨決定參與10月1日的公投活動，但視該日投票僅為一場動員，而非具法律效力的公投。加泰隆隆尼亞共同黨要求一場以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政府同意為前提，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投。

這樣的立場有嚴重的問題：首先，西班牙政府持續打壓，迫使加泰隆尼亞政府無法按常規行事，西班牙政府將不會給予任何保證，更不用說（舉辦一場新的公投將會出現哪些）法律與程序上的不確定性。

其次，加泰隆尼亞共同黨似乎看不見投票結果將對隔日之後的政治情況，產生怎麼樣的影響。舉辦一場具法律效力的公投，只有在西班牙政府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之後才有可能。最後，該黨雖然決定參與公投，卻未公開呼籲大規模參與，或是鼓勵民眾投票，而是選擇維持低調。「我們可以黨」5的加泰隆尼亞分支（Podem），是該全國性政黨（Podemos）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之後擴張的結果，雖然並不屬於加泰隆尼亞共同黨，預料將在未來選舉達成某種協議。此加泰隆尼亞政黨的創黨人士們，特別是在獨立進程與民族問題兩個問題上，未能思考如何能夠融入加泰隆尼亞。

該黨中央的西班牙領導階層自從創黨以來，致力強化某種西班牙民族主義，這與加泰隆尼亞的政治現況，以及加泰隆尼亞的民族問題相衝突，因此削弱該黨在加泰隆尼亞的潛力。讓「我們可以黨」躍上西班牙政治版圖的要素，如今卻將該黨推向加泰隆尼亞的邊緣位置。

不過，「我們可以黨」最終同意支持10月1日的公投，這樣的承諾，遠非保羅·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該黨總書記）所想要的結果。事實上，「我們可以黨」的領導階層，比起該黨加泰隆尼亞的分支，與加泰隆尼亞共同黨走得更近。「我們可以黨」不認為10月1日的公投具有法律效力，並且採取反對獨立的立場，但是該黨已明快決定，與那些嘗試違抗西班牙政府意願舉辦公投的人們站在同一邊。

在此同時，獨立運動內部誕生一股反資本主義的力量，並以團結人民候選人黨（Candidatures d’Unitat Popular, CUP）為中心。

基進的獨立主義，在1980年代時，滋長於年輕人以及拒絕國會政治的左翼人士之間，並在1990年代茁壯。在社會行動運動中，基進獨立主義扮演重要角色，但直到2000年之前，當時基進左翼、支持獨立的候選人開始在地方議會贏得席次，這樣的想法在政治圈中，仍然處於邊緣的位置。2012年，團結人民候選人黨獲得3.4%的選票、共計三個議會席次，首次進軍加泰隆尼亞議會。三年後，該黨得票率增加至8.2%，並贏得十個議會席次。

過去五年，團結人民候選人黨將反對資本主義的計畫，與獨立進程的決心相結合，即便如此，該黨主要仍活動於獨立運動的框架之中，無法有策略地將自己反資本主義的立場觸及運動之外的社會層次，也無法為這場主流的獨立運動，重新訂定新的目標。在此階段，團結人民候選人黨犯下兩個重要且彼此關聯的失誤。

首先，該黨並未試圖與其他左翼團體結盟，例如「我們可以黨」與加泰隆尼亞共同黨，上述兩黨反對獨立，但是支持自決權。結盟將重新定義加泰隆尼亞左翼的勢力版圖。其次，該黨曾經支持2014年11月9日那場半官方、不具法律效力的公投，以及2015年時，將加泰隆尼亞議會選舉轉變為支持／反對獨立的公民自決，以及之後發起獨立進程的決定。

有別於「我們可以黨」的威權民粹的行事6，團結人民候選人黨以真正的人民民主方式，設法渡過因為錯誤的政治路線造成的內部困境。2016年，獨立運動重新轉向決定再度舉辦公投的過程中，該黨扮演關鍵且積極的角色。

需要的是團結而非分裂

關於獨立的爭辯，阻礙了加泰隆尼亞的左翼勢力，並在內部產生深刻的分裂。令人訝異的是，幾乎無人試圖在支持獨立以及支持自決權的兩派陣營之間，達成某種策略性的協議。結盟的基礎可能是同意建立一個加泰隆尼亞共和國與其進程，而不必然觸及這樣一個新的國家，最終走向應是如何（獨立，或者與西班牙其他地區組成聯邦）。

獨立運動也無法接合15M運動的能量。加泰隆尼亞共同黨與團結人民候選人黨未就此議題認真思考，等於作繭自縛。分裂導致的不良後果之一，即是左翼力量永久的削弱。加泰隆尼亞基進左翼的分裂，等於讓渡更多權力給中間偏左的加泰隆尼亞共和左翼黨（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ERC）與右翼勢力。

類似的失誤在西班牙不斷上演。西班牙左翼勢力從未理解加泰隆尼亞的民族問題，也無法在策略層面上，將獨立運動納入國家轉型的計畫。在西班牙歷史上的許多關鍵時刻，這樣的失敗特別明顯，包括建立於1931年4月14日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國。

加泰隆尼亞問題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建立過程的主要爭議之一。西班牙國會在1932年9月9日表決同意，通過加泰隆尼亞自治條例，但過程動盪混亂。第二共和國的憲法，要求建立「兼容村莊與地區自治」、「作為一個整體的共和國」，這樣的憲法也與加泰隆尼亞所追求的相互衝突。

正如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POUM）主要理論家華金·毛林（Joaquim Maurin）寫道：「一個不採聯邦制而訴諸整體的共和國，不過是統一的委婉說法罷了。」他的意思是，第二共和國不但無法滿足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者的訴求，未採聯邦制的共和國，也削弱自己與昔日君主制中央集權國家一刀切割的能力。

加泰隆尼亞自治的議題，在佛朗哥獨裁政權之後的民主轉型時期再度浮現。當時包括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PSOE）在內的左翼政黨，形式上支持自決權，但僅是口惠不實，包括西班牙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PCE）在內的左翼勢力，都接受了否決自決權的憲法。西班牙共產黨，以及其一九八六年成立的選舉連盟聯合左翼（Izquierda Unida, IU），抽象地支持自決權，並將自決權視為國家轉型為聯邦制的某種機制。當時的左翼似乎不認為自決權可以擴展至主張分離的權利7。聯合左翼與「我們可以黨」都呼籲舉辦舉法律效力的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企圖在西班牙境內建立一個具有優勢、新的左翼政治勢力。然而，直至西班牙國會多數支持公投之前，他們也都不願支持加泰隆尼亞政府逕行舉辦公投的企圖。

聯合左翼不支持10月1日的公投，「我們可以黨」與加泰隆尼亞共同黨持相同立場，支持但不承認這是一場真正的公投。然而加泰隆尼亞政府與西班牙中央政府之間的對抗，以及後者持續升高的鎮壓，迫使聯合左翼與「我們可以黨」譴責西班牙政府的威權行徑。西班牙左翼應該思考，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發展將對西班牙政治與社會產生何種影響？是否將削弱1978年西班牙憲法訂定後誕生的政體？或是反而強化加泰隆尼亞以外的右翼反動價值觀與政治優勢？

我們無法確切回答這個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確信左翼須在一開始就投入戰鬥，拒絕西班牙國族主義與其反動論述。左翼越是噤聲、越在加泰隆尼亞獨立此棘手議題上躡手躡腳，就越讓人民黨與其爪牙有機會利用加泰隆尼亞獨立作為喪失統治正當性的代罪羔羊。

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支持聯邦制的左翼勢力，以及加泰隆尼亞、巴斯克地區、加利西亞的獨立運動，必須訂定共同策略，拒絕1978年西班牙憲法架構下的政體與經濟菁英。複雜的中心——邊陲辯證是必須的：不從西班牙政治中心睥睨一切，也不侷限於邊陲戰鬥。不幸的是，「我們可以黨」（除了黨內反資本主義者（Anticapitalistas）一派的左翼勢力外）、聯合左翼、團結人民候選人黨，以及主流的獨立運動，似乎都對此興趣缺缺。

接下來的挑戰

要在西班牙中央政府與加泰隆尼亞政府之間的衝突之中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反動、反民主的中央政府，拒絕加泰隆尼亞的自決權，以及舉辦公投這樣一個基本的民主訴求。另一方面，這樣一個民主的訴求，傳遞了對於西班牙國家結構長久以來的不快。政府企圖鎮壓，藉此癱瘓公投，就規模與政治重要性而言，都是前所未見的。9月6日，憲法法庭宣布加泰隆尼亞議會自行通過的公投法違法，開啟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之間的法治之爭，中央與地方彼此爭奪制度的合法性。

憲法法庭決定出爐後，所有公投相關活動都被當局視為違法。西班牙警備總隊搜查印製文宣與選票所需的印刷設備，並且掃蕩數家媒體總部。

西班牙檢察總長對947名加泰隆尼亞市長中，正式表達支持籌備公投的712位市長發出傳票。9月20日，西班牙警察掃蕩加泰隆尼亞政府辦公室，逮捕14名官員。（出庭後幾天，已暫時被釋放）中央政府並凍結加泰隆尼亞政府的銀行帳號。最後，西班牙政府在9月23日宣布接管加泰隆尼亞警力。

加泰隆尼亞之外，支持公投的行動都遭鎮壓。例如一名法官禁止了一場預計在馬德里市議會外的集會（活動最後在一間私人劇院順利舉行）。

10月1日，不僅是加泰隆尼亞人上街發聲，更為一場範圍廣闊的民主鬥爭揭開序幕，這場戰爭將挑戰1978年西班牙憲法訂定的制度框架，取決於哪方獲勝，西班牙政體將因此衰弱或更為強壯。西班牙左翼必須與加泰隆尼亞人民站在同一邊，並且支持舉行公投的權利，而加泰隆尼亞左翼則肩負明確且複雜的挑戰。首先必須戰勝國家鎮壓，按照計劃舉辦公投。其次，必須盡其所能，發起最大規模的動員行動。

反對的一方不承認公投的合法性，並且呼籲杯葛。「我們可以黨」是一大例外：該黨總書記保羅·伊格萊西亞斯支持公投，一方面又宣傳反對獨立。加泰隆尼亞共同黨的領導人士已經宣布將參與公投，但是尚未透露參與的方式。支持投下「贊成」票是最好的抉擇，對於盼望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人民之間，能以聯邦方式共存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傾向聯邦制的人必須認清，要這樣做的前提是加泰隆尼亞擁有自己的主權。鬥爭的結果無法輕易獲得，但是「贊成」將是對1978年政體的重大打擊，同時釋放加泰隆尼亞的民主動能，創造更好的政治與社會制度。這正是未來的策略挑戰。

• 1.【譯註】1714年9月11日，巴塞隆納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被後來成為腓力五世的波旁王朝攻陷，加泰隆尼亞的傳統機構、法律與自治權利一併被取消。
• 2.【譯註】何塞·瑪莉亞·阿茲納是人民黨（Partido Popular, PP）榮譽主席，並在1996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西班牙首相。人民黨是西班牙保守右翼政黨，阿茲納擔任首相期間，經濟上施行私有化政策，並且追隨美國參與伊拉克戰爭，並且支持小布希的反恐戰爭。阿茲納任內積極推行西班牙語，並且主張「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奉1978年訂定的憲法做為處理西班牙境內多元民族問題的圭臬。
• 3.【譯註】「15M運動」始於2011年5月15日發生在西班牙各城市的佔領行動。運動的背景，包括當時西班牙失業率是歐元區最高的23%，以及政府在歐債危機後，持續對銀行紓困，同時刪減社會計畫。運動也觸及西班牙兩黨政治、資本主義、教育與醫療等議題。
• 4.【譯註】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的1978年，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成為國王的第三年，西班牙憲法在經歷公投，實施至今。該憲法確立西班牙作為君主立憲制，以及西班牙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國家。
• 5.【譯註】「我們可以黨」發跡於「15M運動」，由大學教授保羅·伊格萊西亞斯於2014年創立並擔任總書記，黨被認為是左翼民粹政黨。創黨後四個月，即在歐洲議會選舉囊獲五席，並在隔年西班牙大選獲得69個國會席次，躍升為西班牙第三大黨。
• 6.【譯註】本文作者曾批評，「我們可以黨」雖然誕生於草根的「15M運動」，但在伊格萊西亞斯的領導下，走向民粹路線，忽視內部民主與基層參與，組織模式採高度集中，地方支部與少數派缺乏政策決定權。
• 7.【譯註】西班牙政府與憲法法庭也以憲法未賦予以投票進行自決的權利，否認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的正當性。

1995年，鶯鎮，一個假日的午後。

那天，還只是個小孩子的我，和父母親走在熱鬧的街道上，母親一手牽著我，父親獨自走在前頭，在熙來攘往的觀光客之中穿梭漫行。

突然，父親好像看到了什麼熟人，快步走上前，見到那人時他高呼一聲：「……你怎麼在這裡！」一小段寒暄與問候之後，我和母親走上前去。

「來來來！來和大頭阿伯問好！」

面前一個高大的身影，穿著一身紅色的針織衫，花白的頭髮，臉上掛著和藹的笑容，如同那個午後的陽光。

那時候「大頭阿伯」有和我說什麼嗎？我有乖乖地和他問好嗎？轉身之後，「大頭阿伯」去了哪呢？廿多年後再重新回想，卻是全無記憶，唯一還記得的，是那張笑容……

這是我和先生相遇的時刻，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

在編輯這本悼文集的過程，不知怎麼的，我不時會想起這段過往。

但即便與先生這樣的「一面之緣」，大多數的青年人一樣，對於「陳映真」其人其事，我也是極為陌生的。對於先生最初的認識，我有幸從家父，或家父的友人，曾與先生共識的長輩們的口中，聽過關於先生的吉光片羽。

該說是一種幸運嗎？還是歷史在冥冥之中就將我們歸屬在某一個隊伍裡了？隨著年紀增長，慢慢有點自我思辨能力之後，帶著長輩的提醒（「我的弟弟康雄！有誰還沒有讀過！」），首次翻開那本靜靜放在在書架上的《我的弟弟康雄》，跟著咳著血的大寶、失意的康雄、頹喪的吳錦祥，還有那些「沒有名字的人們」，一起走進先生所關注的後街。

只是初次接觸先生的小說，面對那些抑鬱、晦澀的文字，誠實的說一句：我是看不懂的。但，雖然看不懂，隱約卻覺得，先生的文字有一種無法言說的魔力，像是憐惜，又像是同情，甚至還有在關懷之外，寄託變革的期望。

這樣的情緒，一直延伸到第二次接觸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

因為家父曾與先生共事的關係，家中自然是有《人間》雜誌的紙本。從一篇篇黑白照片裡，看到了台灣社會1980年代末的各種社會狀況：從都會的喧囂與落寞、山林河海受到破壞、社會暗角的悲慘、族群間的誤解與傷害，到全球人民的千萬面像，先生揭櫫了在經濟發展、成長、政治變化的背後，不只是在小島生活的我們所要面對的，也更需要去關注的萬事萬物。

《人間》雜誌停刊，以及先生最後一篇小說〈忠孝公園〉刊載之後，經歷近半個甲子，台灣社會的物質條件有飛躍的成長，政治上也有了顯著的變革，我輩青年人也享受著這些進步的成果，但過去先生所揭櫫的社會問題，並沒獲得太多的改變。對於先生的先行先知，我們是感佩的；但是對於台灣社會卅年以來變革的挫敗與停滯，我們是慚愧的。

回顧先生的生命史，在冷戰時期反共的白色恐怖籠罩台灣島的時代，先生於青年時期研讀左翼著作後，曾組織團體，想付諸行動，實踐變革，因而身陷囹圄；解嚴後，「台灣獨立」的呼聲高漲，力主中國統一的先生竟被視為異端份子了；而自中國大陸沿襲日本、台灣、韓國的東亞經濟模式，一意大搞高速開發，不顧自然生態與人為此所付出的重大代價，先生長期持續高呼對環境、人民的關懷的言論，在大陸竟也被不少人視為「不合時宜」了。一位終身堅持理想的變革者，其思想觀點在兩岸卻屢不為人理解，令人不勝唏噓，也映照出台灣小島在總體上思想認識的蒼白與薄弱、中國大陸在尋求富強下的喪心與躁狂。面對著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舉世動蕩不安，受先生啟蒙與影響的我，帶著先生的理想與理論，卻無法與他人言說，令人感到無力。但先生留下的文字與話語，依舊無時的在耳邊，給予我們前進的動力，成為吾輩青年的燈塔，告訴我們不要放棄、不要忘記──如同每一位受到先生影響的長輩。

很謝謝各位長輩提供了這次機會，讓我可以參與兩次先生的紀念活動工作，以及整理這本悼文集。活動的過程之中，有兩件事情讓我特別動容：第一是八十九高齡，先生的獄友的劉漢卿老先生，在講台上用平實誠懇的口吻，訴說著先生為人，以及對於青年人接續社會變革道路的期勉，看著劉先生，彷彿看到先生的身影，以及一位革命前輩對於後輩的殷切期盼；第二是南洋姊妹劇團與其他的大姊們，透過身體形象展演出社會壓迫的現實。或許工人邱惠珍的死，在台灣社會之中，只會是個短篇的、過眼雲煙的社會新聞，但是在先生的筆下與大姊們的肢體表演中，她成為對勞動現場壓迫最鋒利的控訴，更是激勵後人前進的先行者。這些，都讓我看到先生不只是在思想上，更有行動面的影響。

重新翻閱每一篇文章時，腦海裡不時跳出孔夫子的學生形容夫子的話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個如同巨人一般的身影，但，即便是如此，夫子還是「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在諸多長輩對於先生的回憶裡，我看到了這個具體的形象。

生命終有走向終點的一刻，最後的最後，先生還是不敵病魔的摧殘，離開了這個世界。追悼文章中也充滿了長輩們對於先生離去的不捨與遺憾。然而，當歷史的行列出現了缺口，做為後輩的我們，最要緊的，是盡快遞補上空缺的位置，在先生離去之後，讓這個隊伍繼續的走下去，繼續實踐先生的志業，走向「沒有哭泣、沒有咒詛、沒有呻吟、沒有苦難的世界」。（陳映真〈蘋果樹〉）

柯賓無疑是一位敦厚而忠實的改良主義者。但，也因此，他將面臨改良主義的全部問題。

2015年5月7日，在英國國會大選中面臨再次敗選的工黨，當時的工黨領導人——知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學者之子艾德‧米勒班（Ed Miliband），隔日隨即宣布負起政治責任，辭去擔任了約4年8個月的黨魁一職。

該年9月，自1983年成為國會下議院議員後，從未擔任過任何內閣（或者影子內閣）成員，被視為工黨內左派的邊緣候選人——傑若米‧柯賓（Jeremy Corbyn），在工黨黨魁選舉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當選。

隔年，僅短短9個月多月左右時間，工黨內的中、右派藉脫歐公投等議題，開始對柯賓的領導權提出挑戰，黨內影子內閣成員紛紛辭職逼宮，黨內多數國會議員支持對他發起不信任投票，黨內情勢完全不利於柯賓，然而拒絕辭職的柯賓，在2016年9月；一年內的第二次黨魁選舉中，再一次囊括了超過六成的選票，強勢擊退了競爭者歐文‧史密斯（Owen Smith）。

從最不受歡迎到離唐寧街10號一步之遙？

事實上，從柯賓當選工黨領導人的那一刻起，英國的主流媒體（尤其是右派傳媒），就毫不遮掩的攻擊柯賓明確偏左的主張與立場，不斷透過將他描述、定調為unelectable（無法選贏的）在野黨領導人。甚至將他比喻為工黨1980年代上一位試圖將黨帶往左轉的黨魁富特（Michael Foot），並以1983年富特與工黨在大選中慘敗的經驗，預言柯賓帶領下的工黨必然將在選舉中走向潰敗1。

對於工黨黨內主流的中、右派以及英國媒體，幾乎堅定不移的看法是：工黨在1994年布萊爾當選為在野黨領導人後，所逐步確定的「共識」或「真理」是，工黨只有在意識型態與政治主張上，放棄傳統偏左的「改良主義」色彩，放棄以工人階級為主要支持對象，極力往中間靠攏，將黨定位為「大眾黨」而非「工人階級政黨」，才有可能獲得執政的機會。這個所謂的黨內甚至社會的所謂「共識」，主宰、制約了工黨黨內超過20年的發展路線。

然而，這個被不斷警告牢不可破、不應該越雷池一步的「共識」，在今年6月份的英國國會大選開票後，徹底的粉碎與瓦解了。

柯賓在2015年成為工黨領導人後，不同於他的前任黨魁米勒班——對於黨內路線「左轉」顯得搖擺不定、遲疑躊躇，面對工人與學生的抗爭態度曖昧、模糊。柯賓打從一開始就高舉了左轉的大旗，他大大方方的自稱為「社會主義者」（雖然，這裡「社會主義者」的意義與內涵還是在改良主義的框架下來界定）。

舉例來說，當米勒班在2015年大選前，終於略為抱定主意、明確表態，將推動讓大學學費從9,000英鎊，較為溫和的調降為6,000英鎊時（2010年保守黨政府一次性地將大學學費自3,000英鎊巨幅調漲至9,000英鎊，而引發數十萬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大規模抗議，而事實上，將高等教育推向商品化與市場化，最劇烈的轉變其實是出現在布萊爾執政的時期）。柯賓成為黨領導人後的主張，卻是直接廢除學費，讓英國的大學回到早年免學費的傳統。

這種明確、不再是模稜兩可的「左轉」主張，事實上一直是柯賓成為國會議員以來的長期立場，這也是他過去在黨內「邊緣」的主因，但當他成為黨的領導人後，這樣的主張與立場，讓許多過去對工黨已經死心與絕望的工人與青年，開始重新對工黨產生希望，其中更有許多人開始主動參與到「支持」／「保衛」柯賓路線的運動。

大幅成長的年輕選民支持

今年4月，保守黨首相梅伊宣布解散國會、提前進行大選，梅伊與保守黨原本的算盤，是希望在脫歐公投後，操作脫歐的議題、先發制人，希望透過提前改選重挫工黨，來「確保英國擁有更穩定、更有力的政府」。然而6月份大選結果出爐後，結果卻讓保守黨以及工黨內中、右派啞口無言。

柯賓領導下的工黨，在選舉期間推出了被形容為自1983年富特以來最「左傾」的選舉政策主張宣言，除了廢除大學學費外，還包括了將推動鐵路與郵政部門重新國有化、打擊企業逃稅、取消給企業的稅賦減免等等政策主張。柯賓在選戰中結合各大小左翼組織、青年團體與草根社會運動團體2，透過大小演講、社群媒體等方式直接與民眾接觸，繞過主流媒體不友善與敵視的干擾，最終，工黨勝選的席次大幅度增加了30席（發動提前改選的保守黨反倒減少了13席），如果以總體得票率來看，柯賓帶領下的工黨拿到了超過40%的得票率，足足比2015年的大選增加了將近10%選票，這是自1974年以來工黨在大選中的第三高得票率（前兩名分別為1997年的43.2%與2001年的40.7%）3。

如果從選民支持的年齡結構來看，工黨在18-24與25-34兩個年輕的年齡層民眾當中，分別獲得了超過六成與接近六成的壓倒性支持率（相較於2015兩者皆呈現了約20％的成長），而且，根據媒體的報導，青年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更是創下新高。即便在35-44這個年齡層，工黨也拿到了獲得了超過50%的支持4。

若以選民階級與區域來看，柯賓領導的工黨，此次也拿回了許多本來就是傳統工人社區的重鎮，過去在工黨右轉時期流失的選票。

「柯賓現象」反應了什麼？

大選過後不久，柯賓竟然從主流媒體過去「最不受歡迎」與「無法選贏」的黨領導人，在最新的民調中，成了英國民眾眼中「最適合擔任首相」的政治人物。經濟學人雜誌在選後幾天的一篇評論中，下了這麼樣的一個標題：

布萊爾路線在6月8日正式終結，工黨現在是屬於柯賓（路線）了！5

2015年工黨輸掉大選時，倫敦金融時報寫的一篇題為「米勒班的左轉讓工黨輸掉選舉」的專文分析6。然而，不過事隔兩年，當下「柯賓現象」背後所反應的，其實是工人階級與青年們，這一、兩個世代的民眾，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風潮下最大的受害者，在歷經金融危機後新一輪的「樽節政策」進一步攻擊各項「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後，用清楚的行動與態度，表達出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與貧富不均的憤怒與不滿。

換言之，米勒班與工黨在2015年輸掉大選，並非如主流媒體所宣傳的太過「左傾」，而是根本不夠「左傾」。

入主唐寧街10號是當前左翼的最高目標？

這其實才是英國社會興起的「柯賓現象」背後所傳達出最寶貴而關鍵的訊息。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對新自由主義的憤怒，對走不出金融危機的不耐，讓民粹主義隱隱蠢動著，這股社會集體憤怒、失落與焦躁，需要一套分析與解釋、需要一個可以說服的計畫與方案、需要一個可以讓安置他們憤怒的政治選擇，這樣的選擇，如果左翼無法承擔，那麼，極右翼與法西斯就會趁勢而入。

對於左翼而言，或者更明確的說，對於不同於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左翼而言，「柯賓現象」終於在英國政治撐開了一些左翼發展的空間與契機，然而，「柯賓現象」同時也伴隨著危機與風險。

簡單來說，將柯賓與工黨送進唐寧街10號，會是或應該是「左翼」的最高目標嗎？對於工黨黨內目前暫時休兵、閉嘴的中、右派而言，現階段當然是開始殷切著期盼的柯賓重新帶領工黨重返「執政榮光」。但對於為數眾多過去根本放棄工黨的左翼小團體與草根社運組織，讓工黨重新入主唐寧街10號，很可能只會再一次重演過往歷史上不斷發生改良主義的各種侷限、甚至悲劇罷了。

事實上，綜觀柯賓在大選所提出來的政策主張宣言內容，一來，在社會主義左翼經濟學家的分析中7，其實非但稱不上太過激進，實際上左轉的力道恐怕都還尚嫌不足，對「戰略性事業」國有化的規模，其實並不足以撐起疲弱不振的國內投資，而更關鍵的是，即便是這樣的政策綱領，以目前工黨內仍舊是中右派當道的情勢，以目前英國具壟斷地位的跨國金融機構仍強勢主導、影響著英國的各項政策方向，以目前資本家與媒體對柯賓左傾路線不斷上升的敵意，一旦工黨與柯賓真正透過選舉重新執政，恐怕都很難讓這些目前提出來政策綱領一一落實。這其實並非只是當前英國的政治困境，坦白說，這很可能是長久以來所有改良主義者與改良主義政策的根本困境。

回顧Syriza：在希臘的崛起、困境與「背叛」

上述英國的政治困境絕非孤例，同為歐盟一員的希臘這些年來的發展，即可作為佐證，這些年來一度打著「反樽節」旗號，在希臘政治局勢中不斷擴張、捲動大規模左翼與社會運動團體支持的新興政黨Syriza（激進左翼聯盟），2015年甚至在獲得多數希臘工人與青年的支持下，成為希臘國會的第一大黨主導組閣執政。

然而，Syriza的快速崛起的過程中，為了迅速獲得最大支持、取得執政權，原先較為激進主張逐漸被更加溫和與改良者所取代。甚至在執政後，即便在公投壓倒性反對繼續接受歐盟、歐洲央行所提出對勞工與基層民眾無比嚴苛的「樽節方案」，Syriza的執政團隊依舊選擇留在歐元區，甚至以更加嚴苛的條件，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會、歐盟及歐洲央行「三駕馬車」所提出的紓困「樽節方案」，而被嚴厲批評為「出賣靈魂」8。

Syriza的困境其實與英國左翼或者全世界左翼的困境多多少少有些類似，在過去近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當道的右翼意識型態霸權之下，2008年危機後的工人階級群眾，事實上，呈現的一種意識型態近乎真空的狀態。當前對資本主義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的不滿與憤怒，多數恐怕是來自於素樸的直觀，而相對缺乏完整對左翼意識型態的整體認識與思想準備，在這樣的情況底下，Syriza或者柯賓主導下工黨，雖然短時間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這樣的社會集體需求，而成為不滿與憤怒下的新選擇，然而，一旦這樣的政治力量在掌握國家機器執政後，受限於各種隨時準備反撲的反動力量，以及改良主義本身的政治選擇，發生類似上述Syriza被視為「背叛」的重新轉向，對左翼政治與左翼力量的反挫與重創，恐怕將是更為嚴重！

怎麼辦？

那麼，倘若重新高舉「正統」或「古典」改良主義的旗幟，試圖在資本主義的代議制度中取得「執政權」，尋求推動改良主義政策，恐怕並非當前左翼運動最重要與最關鍵的目標的話，那麼，面對世界各地工人與青年在金融危機後對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不滿與憤怒時，左翼運動優先的工作與任務又會是什麼呢？

無論是在英國、希臘，或者是其他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把握住在這些因政治經濟大環境變動所極為難得開啟民眾意識轉變的契機與空間，透過對左翼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積極推介與傳播，讓更多的工人與青年，能夠清楚而正確的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剝削的本質與其內在必然且無法調和的矛盾；能夠充分意識到：當前的困境，無法靠著努力解決資本主義「內」所產生的問題來克服，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問題；能夠耐著性子理解到：要取代資本主義，不可能藉由在資本主義內取得「單一」一個國家「一時」的執政權來完成，它必然需要仰賴一個全球的、國際主義式的漫長全面性革命進程。

而這不代表左翼應該自動放棄掉日常生活各個戰場的政治或經濟鬥爭（諸如代議制度選舉或個別工會的組織工作與活動），相反地，左翼應該更積極的介入，但重點是我們需要同時賦予這些行動更深刻與更長遠的意涵。讓群眾在資本主義代議制度中看見它的侷限與反民主本質，讓工人在工作組織起來的行動中，體認必須超過資本主義僱傭制度才能達到真正的解放。使工人階級與青年的意識型態與政治認識全面提升與武裝，以作為下一波擴大左翼運動的堅固基礎，直到我們能夠真正翻轉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或許，才會是左翼在無論是英國的科賓熱、希臘的Syriza熱等現象中，真正最優先的工作與任務。

• 1.對於1983年工黨黨魁富特敗選原因的分析，有評論指出事實上富特的所謂「過度左傾」並非主因，而是受到英國與阿根廷所爆發的「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影響，可參見"1983: the biggest myth in Labour Party history"。諷刺的是，事實上，富特本身當時同樣支持英國出兵「捍衛」遠在南大西洋的福克蘭群島。
• 2.不少分析指出，科賓2015年當選為工黨黨魁不久後，以支持科賓與「左翼化」工黨為宗旨而成立的草根運動組織「Momentum」，在科賓的兩次黨魁選舉與今年的國會大選中，扮演著協助科賓獲得青年與社運組織支持的重要功能。至2017年7月，Momentum在英國各地擁有約150個地方團體（local group），會員人數超過2.7萬人。
• 3.Jeremy Corbyn just made history with the greatest increase in Labour's vote share since 1945.
• 4.Young voters, class and turnout: how Britain voted in 2017.
• 5.The Labour Party now belongs to Jeremy Corbyn.
• 6.Ed Miliband's move to the left lost Labour the election.
• 7.推薦參考Michael Roberts發表於2015年9月11日文章"Corbynomics – extreme or moderate?"。該文翻譯可見〈「柯賓經濟學」：極端的還是溫和的？〉。
• 8.可以參考Costas Lapavitsas 所寫的"One year on, Syriza has sold its soul for power"。

蔡政府宣布將再啟動《勞基法》修法，擬減少勞工休息日加班費和提高加班工時上限，引發勞團和青年團體強烈反彈，今日（10/11）青年團體搶在民進黨召開中常會前赴民進黨中央黨部抗議，重申「一例一休」新法是民進黨為砍掉勞工七天假推出的配套，實際上無縮短工時的效果，要求歸還七天國定假，並反對修惡《勞基法》，將青年的未來推入過勞深淵。

「砍假總統殃勞權，配合資方害青年！」青年團體在民進黨部前高喊口號並演出行動劇，抗議民進黨政府去年（2016）砍掉勞工七天假後，現在又要改惡《勞基法》，根本是「分兩階段剝削勞工和青年」。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謝毅弘表示，去年蔡政府配合資方砍掉勞工七天假，聲稱「一例一休」新法可以保障勞工權益、落實周休二日，然而根據主計總處最新的統計數據，今年的加班費只比去年同期（1月到7月）每月多117元，平均工時每月只少了1.6小時，根本沒辦法達成蔡英文「落實周休二日」、「縮減年總工時」的政見。

謝毅弘也批評，資方團體去年大力支持用「一例一休」交換「砍七天假」，一例一休實施後，卻不斷放話人事成本上揚，蔡政府及各地方首長也隨之起舞，唱和「一例一休造成勞資雙輸」，但根據主計總處的數據計算，一例一休多出的人事成本只不過是一年多給每位勞工1,404元而已，而每位勞工卻因七天假被砍，需每年多無償勞動56小時，顯示「出賣的是勞工的權益！」

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成員曾福全表示，砍掉七天國定假，讓青年打工族損失每年七千元的雙倍薪水，換來的「一例一休」的休息日加班費，打工族卻因常常不在第六天休息日上班，基本上是「看得到吃不到」，對青年來說是「不對等交換」，此外，他也表示，「本來這個月還有兩天國定假日可放，卻因為砍假放不到了。」

曾福全指出，現在民進黨政府擬再次修惡《勞基法》，提出提高加班工時上限、工時銀行、特休假遞延，休息日加班費核實計算等提案，然而，這些修法方向很多都跟一例一休無關，民進黨卻想以此為藉口，把《勞基法》好的地方都破壞掉，青年團體堅決反對。

去年此時，43個青年團體曾發動反對砍七天假的連署聲明，並齊聚民進黨部前抗議「一例一休、砍七天假」的《勞基法》修正案，當時時任民進黨青年發展部主任黃守達曾出面回應，但今日民進黨則無任何人出面接受陳情。青年團體痛批，民進黨選後的青年政策徹底轉彎，對青年置之不理，呼籲民進黨正視廣大勞工和青年要求歸還七天假的訴求，並撤回提高加班上限、削減加班費的《勞基法》修正案，否則將和蔡政府「沒完沒了」。

繼今年（2017）5月遠東航空爆出違法解雇17名空服員後，遠航昨日（10/11）再傳發簡訊解雇兩名空服員，然而，這兩名空服員今日赴勞動部陳情，表示自己僅是在公司公布欄張貼遠航高雄外站宿舍消防安檢未通過之公文，竟遭公司違法解雇，其中遠航企業工會理事長詹文婷更是被二度解雇，工會痛批遠航罔顧勞安、打壓工會，要求勞動部盡速裁罰，協助其復職。

昨日傍晚遠東航空公司突發簡訊解雇遠航工會理事長詹文婷及遠航空服員呂亞莉，指兩名空服員在辦公室張貼和散布「未經公司許可之文件」，破壞公司管理權之行使，經人評會處以解雇處分，即日生效。然而，遠航工會今偕空服員職業工會赴勞動部陳情，表示員工是因張貼高雄市消防局認定遠航高雄宿舍「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的公文，才遭公司違法解雇。

遠航急解雇員工 隱瞞消防安全未過事實？

遠航工會理事長詹文婷表示，遠航為節省員工宿舍成本，9月時取消外站空服員固定住的商務旅館住房，強制空服員改住遠航旗下的樺舍商旅高雄館，但該建築物多處施工中，被圍籬和鐵皮包圍，引發員工安全疑慮，9月21日員工經公司內部管道反映高雄宿舍問題，26日公司公告表示高雄宿舍「消防安檢、安全無虞」，然而工會向高雄市消防局檢舉後，消防局在29日派員檢查，後發公文指宿舍「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要求遠航限期改善。

詹文婷表示，工會有責任和義務告知會員和組員，住的宿舍是沒有經過消防安檢合格的飯店，故於10月7日將消防局公文張貼在布告欄，卻遭公司違法解雇，痛批公司漠視員工安全，試圖掩蓋自己說謊的行為，並藉此打壓工會，手段「相當惡質」。

另一名被解雇的空服員呂亞莉不滿地表示，當天她只是在門口等車，等待下班，被監視器拍到，竟遭公司一起解雇，「請公司證明我何時散發文件？」她也質疑，公司告知員工宿舍已通過消防安檢，但其實沒有通過，卻不讓員工和組員知道，質疑「航空公司不重視員工住宿安全，這是合理的嗎？」

遠航工會理事長遭二度解雇 要求勞動部表態

事實上，遠航工會理事長詹文婷此次是第二次被公司解雇。第一次解雇是5月時工會不滿公司延遲發放飛行加給及加班費，而提起勞資爭議調解，結果遠航一口氣開除包含詹文婷在內的17名工會會員，後因工會抗議而決定讓員工復職。諷刺的是，詹文婷昨日得知被解雇前幾小時，正在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和資方調解17名空服員遭資遣案，資方當面強調空服員都已回任，何必再討論此事，但當晚詹和呂卻收到公司的解雇簡訊。

遠航工會顧問林芸指出，遠航資方當天一邊開勞動部的裁決庭，一邊在公司內部開評議會做解雇決定，等裁決庭一開完，隨即寄發解雇簡訊，根本是玩兩面手法，藐視勞動部的裁決庭。林芸強調，遠航此次解雇事證明確，已違反《勞基法》第12條、《工會法》第35條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 停工、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或為其他爭議行為。」要求勞動部立即認定遠航是非法解雇。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裁決科科長章鴻年出面接下陳情書，表示將依職權視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來受理。到場聲援的空服員職業工會、長榮航空工會、新海瓦斯工會高呼「勞動部硬起來！」呼籲勞動部官員不要袒護資方，在裁決時給予公正對待，林芸也強調如果遠航沒有讓被解雇的空服員復職，一定會抗爭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