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戰結束紀念日前夕的8月13日，日本NHK電視台播出《731部隊真相──醫學菁英與人體實驗》紀錄片，震驚日本社會。因為現代日本教育、媒體刻意掩飾二戰歷史，造成新生代只知被美國兩顆原子彈轟炸「受害」，卻不曉得日本曾發動侵華戰爭，當然，「731部隊」更鮮為人知。日本是無所遁形的當事者，其國民竟如同被蒙在鼓裡，這是日本扭曲歷史的結果。

同樣的，這些年台灣在「親日」的驅動下，益發「惡日本之所惡，愛日本之所愛」，所以沒有人再注意731部隊。然而，不論討厭或喜歡日本，都應該了解731部隊，畢竟歷史還要往下走，誰願意再被「731」呢？

選址鎖定中國東北

由於一次世界大戰的交戰國使用毒氣化武，造成了117萬多人傷殘、85,000人死亡，1925年6月有37個國家在瑞士簽署《日內瓦議定書》，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以及所有類似的液體、物質或器件」以及「細菌作戰方法」；1928年2月生效；日本是簽署國之一。

然而，1930年台灣發生霧社事件時，日軍就被質疑使用毒氣彈而受到日本國內外譴責。1931年關東軍在瀋陽發動918事變，侵占中國東北，翌年3月扶植「滿洲國」建國，1933年8月日軍即在哈爾濱設立第一個細菌戰基地，1936年731部隊正式成軍，並遷至郊外20公里的背蔭河建大樓、實驗場、焚化場、專用鐵路和監獄。可見，日本在「為國家」、「為天皇陛下」的大纛下，戰爭求勝不擇手段，無視《日內瓦議定書》的存在，決心秘密研發細菌武器，而731部隊正是執行中樞。

部隊籌建者、部隊長石井四郎為京都帝國大學（京大）微生物學博士，但他更熱衷於研發細菌戰，1928-30年曾被派往南洋、歐美各國考察，1933年8月，陸軍軍醫學校撥了一棟新樓房給石井作「防疫研究所」，此處即為東京細菌戰總部。同時，石井也著手為實驗場選址，而細菌實驗絕不能用日本人做材料，因此一開始就鎖定中國東北。因為「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不敢過問日軍事務，氣候寒冷，戶外實驗場隱密度高，但最重要的是，方便就地取材拿中國人「開刀」。而且那裡鄰近與蘇聯接壤的邊境，細菌戰可彌補對蘇作戰軍力上的劣勢。

待遇優並匯集醫學菁英

731部隊是當時陸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通稱。《731部隊真相》紀錄片裡，採用了1949年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蘇聯軍事法庭所錄22小時12位隊員的口供及製作單位所收集的資料，描繪出以下實況。

日軍財政吃緊，但731部隊所獲經費寬裕甚多，1940年就有預算近1,000萬日圓（約今300億），人員薪資、待遇遠比其他部隊優渥；不單是軍人，尚有來自京大、東大等10所知名學府及研究機構醫學、藥學、理學方面的菁英，核心醫學人員、技師都被授予將、校軍銜；其中多人戰後甚至成為當年負責領域的權威。例如，石井的指導教官戶田正三，時任京大醫學院院長，協助派送研究員，爭取經費，戰後當到金澤大學校長。京大助理教授田部井和研究致死率很高的傷寒桿菌，並製作此菌炸彈，開啟大量感染實驗，後升任教授。京大講師吉村壽人負責凍傷研究，戰後亦升任教授，最後當上京都府立醫科大學校長。東京大學校長東與又郎也長期跟部隊密切聯繫。凡供應研究員、承攬研究項目的大學都曾獲得部隊提供「特別費用」，人數最多的京大，在戶田1943年的報告裡，獲得換算成今日幣值逾2億5千萬日圓。

媒體煽動憎惡抗日軍民

細菌戰實驗用人量頗大，且必須用活人；送給731部隊當實驗品的人都被稱作「馬路大」（マルタ，意指剝了樹皮的原木）。每年約600人，歷年總共有3,000以上的「馬路大」。尤其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中國軍民激烈反抗，日軍傷亡增加，日本政府和媒體刻意稱抗日的中國人為「匪賊」，在輿論上煽動、製造國民對中國人的憎惡，以支持日軍鎮壓膺懲，升高對「匪賊」的敵意。

到後來，遭日軍、特務、領事機關抓到反抗日本的中國人（含滿洲人、國軍、共黨游擊隊）、朝鮮人、蘇聯人、美國人、英國人，就當他們是「間諜」、「思想犯」、「民族主義」分子，凡認為「沒有反間利用價值」且身體健康者，不經法院審理就「特別移送」給731部隊做凍傷及細菌活人實驗，但事實上，其中很多是平民，包含女性和嬰兒。

一位北海道大學研究染色體的教授在演講中說：

「我覺得用匪賊當材料算不上是報復，…死屍絕對不能用，染色體的狀態明顯變差，…過去從來沒有人能用到這麼棒的材料。」

於是，「馬路大」有時被開腸破肚、肢解，拿出各部內臟、肢體記錄變化；有時受感染部位也會被治癒，之後繼續用來做下一項實驗，直到死亡。一旦被送進來當材料，沒有人活著出去。

活體實驗、細菌戰紀錄

紀錄片裡有關於實驗的陳述：

衛生兵：將糜爛性毒氣噴灑在活人的臉上、手腳上，再將他們移入拘留室，觀察其在人體上的變化及各人的反應。

衛生兵、田部井和的部下古都：弄來50多位中國人、滿洲人，在糖水裡加入傷寒桿菌，強制他們喝下，讓他們感染，記得那次人體實驗有12人或13人死去。

軍醫西俊英：囚室關著4、5名囚犯，在裡面散布有鼠疫細菌的跳蚤，使他們全數感染。

憲兵倉員「親眼看過凍傷人體實驗。…5位中國囚犯坐在長椅上，其中3人手指全凍黑掉了下來了，另2人指頭也凍黑只剩骨頭。

古都：在安達野外演習場，我參加過傷寒菌實驗，細菌炸彈與瀨戶物製造的大砲砲彈型號相同，細菌炸彈在空中爆炸，地面變成噴霧狀，細菌到處掉落，然後要實驗者走過那區域；或者將實驗者強行綁在木樁上，在他們的上方引爆細菌彈，讓細菌散落在他們頭上，…大部分的人都會感染，4或5人死掉」

醫學專家的天職不是要維護人的健康和救人生命嗎？而731部隊的醫學菁英卻是在用細菌、手術刀折磨活生生的人！

關於細菌戰的供述有：

旁白：1940年戰爭陷入泥沼後，731部隊終於將細菌武器用在實戰，在華中的城市3次以細菌彈轟炸。

細菌研究部長川島清：我服役期間，1941年1次、1942年1次，由731部隊派到華中的分隊對中國軍隊使用細菌武器。

旁白：為擴大使老百姓受到感染，對中國的村莊也散播了細菌。

川島清：主要使用的菌種有鼠疫菌、霍亂菌、傷寒桿菌。鼠疫菌由感染了鼠疫的跳蚤傳播，其他菌以原始型態傳播，投入水源、水井、蓄水池。

古都：在中國當地有兩個收容所，拘留了3,000多人，我們給俘虜製作饅頭，…用注射器把傷寒桿菌毒液打到裡面，送到收容所，分給被拘禁者、俘虜吃，然後將他們釋放，讓他們去傳播。

石井與美國交易躲過罪責

雖然證言已夠駭人聽聞，但在731部隊整個組織行動中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比較含蓄的部分，紀錄片其中一位協助取材人士正是壓低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的保守派歷史學者秦郁彥。其實，還有更令人髮指的事實，諸如：強暴蘇聯女性做性病變化、傳染研究，其懷孕生下的嬰兒還拿去做凍傷實驗；餓死、渴死實驗；毒氣、空氣打入血管實驗，槍彈穿透人體等等。

日本宣布投降前，731部隊似乎前幾天就接到通知，迅速湮滅證據、炸毀建築，以專用火車接運核心菁英，帶走實驗機密資料，使得菁英絕大多數都順利逃回日本，被蘇聯或國軍（後由中共接手）逮到的只是極少數幾位。剩下的「馬路大」全數滅口、燒掉，連骨頭都要撿起來埋藏好。經歷如此場景的少年班隊員三角武老先生回憶

「親眼目睹也不敢講，講了會被視為『非國民』、被殺掉，那時的氣氛就是如此，…戰爭就得這樣嗎？」

從731部隊的保密程度及石井對隊員下的「封口令」，可推敲日本最高當局和隊員都知道他們的行為是戰爭犯罪。

日本的細菌武器只用在中國戰場和對蘇聯的一次「諾門罕戰役」（1939年5-9月），打太平洋戰爭及侵略南洋時，對美、英、法、荷則不曾用過，是不是看準中國落後，不易被察覺？美歐科技水高，怕惹來細菌戰的報復？總之，731部隊在中國的行徑根本是「吃人夠夠」。

石井與美國談判，實驗所有的數據、資料交給美國，交換美方不追究罪責。美國知情，竟未知會受害國家就私下與石井交易，難道不是共犯？

日政府視而不見裝聾作啞

1980年代初，日本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出版報導文學《惡魔的飽食》，731部隊的醜行才曝光。極少數飽受良心煎熬的隊員和市民團體如「731‧揭露細菌戰部隊實態之會」頂著被打壓、被當成全民公敵的風險，出面講述這段史實。但站出來的絕大多數是當時的中低階隊員、司機、軍屬（屬於軍隊的民間人士）。高階菁英依然三緘其口，甚至運用影響力將731部隊打成禁忌話題。3,000多人的部隊，最後僅四、五十人留下記錄。而這也只是某部門人員的片段回憶，事實絕對比透露出來的龐大。

整個日本對731部隊的正式看法，迄今只存在地方法院就大陸細菌戰受害人後代控訴731部隊的判決中，承認了731部隊存在、曾造成中國人民生命損失的事實而已，還駁回了道歉和賠償的請求。

而日本政府的態度也是閃躲敷衍。731部隊儘管確實是昔日皇軍的行為，前民主黨政府卻以證據不足、調查困難為由，不予處理；現在的安倍政府同樣是將之限縮為學術討論。

戰後的日本自詡為「人權人道先進國家」，2005年12月外務省甚至設置「人權擔當大使」（2008年增為「人權人道擔當大使」），在聯合國與國際社會以指導者自居，並拿此對別國的人權人道狀態說三道四。而日本對731部隊剝奪掉3,000多位「馬路大」人權人道這段歷史的漠然，不啻印證了日本的偽善，也說明「人權人道」只不過是日本的政治工具。

賦予犧牲者新的歷史價值

還有，二戰時日本當局、媒體聯手導引輿論敵視中國的手法，至今依舊可見，由日本國民普遍對侵略戰爭、731部隊的認知貧乏，以及對中國觀感長期低迷的狀態，都可以嗅到在「言論自由」的桂冠底下，更有利於特定政治勢力與媒體操作「只讓國民知道它們想讓國民知道的資訊」（反之亦然）。

731部隊的殘酷恐怖，堪稱20世紀人類行為最黑暗的一頁。「馬路大」不能白白犧牲，我們應努力賦予其新的歷史價值。

各大學採用「一年一聘」聘用編制外職員確定違法！經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檢舉，北市勞動局啟動勞檢後，確認世新大學濫用一年一聘，違反《勞基法》「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之規定，在工會和勞動局要求下，世新已在日前將100多名編制外職員納入不定期契約保障。高教工會呼籲勞動部加強對各大學的勞檢，還給職員基本的勞動保障。

《勞基法》第9條規定，僅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才得簽訂「有期限」的定期契約（如一年一聘），只要是「繼續性工作」就應為「沒有期限」的不定期契約。

今年（2017）初高教工會檢舉世新大學濫用一年一聘，經北市勞動局認定違反《勞基法》第9條後，世新自8月開始，依法全面和校內所有編制外職員簽訂無聘約終止時間的不定期契約，新的職員招聘公告也不再以「一年為限」，改正長年的違法過失。

高教工會執行秘書陳炯廷指出，大學中絕大多數的編制外職員，包括各處室、組別、中心的辦事員、系所秘書、諮商中心導師等，都不是年度聘約到期後，校方就不再有人力需求的臨時工作，卻普遍遭到校方以「約用」或「約聘」等名義與其簽訂一年一聘的定期契約，導致全台上萬名編制外職員的工作權毫無保障。

陳炯廷表示，公立大學的編制外職員2008年開始適用《勞基法》，私校編制外職員也在2014年納入適用，編制外職員早就應受到不定期契約的保障，然而，根據高教工會近期對各大學編制外職員做的問卷調查顯示，除了世新以外，包括政大、陽明、暨南、淡江、中原、長庚、台北大學等校，仍有違法濫用「一年一聘」的情形。

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認為，世新編制外職員這次爭取到和校方全面簽訂不定期契約，可謂「遲來的正義」，但也對於包含政大在內的很多公私立學校長年未守法、濫簽一年一聘的定期契約的情形，感到相當遺憾。

編制內職員無勞基法保障 權益仍待爭取

林佳和表示，不定期契約的保障對勞工來說很重要，當校方濫用定期契約，勞動者就蒙受著不穩定的勞動關係，沒辦法對工作有長遠規劃；對校方而言，人事浮動也沒有好處，強調只要屬「繼續性工作」，就應締結不定期契約。他也提到，大學的編制內職員，目前仍不受《勞基法》保障，許多簽的是定期契約，呼籲應讓公私立大學編制內的職員，全面一體適用《勞基法》。

高教工會秘書長、世新社發所副教授陳政亮也認為，各大學校方把職員切割為「編制內」和「編制外」，但兩者從事的工作內容並無不同，令人匪夷所思，他質疑切割的目的是為方便校方控制和節省成本，但如此損害的是全體職員的勞動權益。陳政亮強調，除了勞動部外，教育部也應關切大學內的勞動條件，因為良好的工作環境，才有助提升大學的教學品質。

高教工會強調，各大學濫用「一年一聘」對勞工的工作權和勞動條件危害甚鉅，勞動部及各地方勞動機關應加強對各大學的勞檢，立即改善此缺失，並呼籲各校職員如發現任職的學校有任何違法行為，可以聯繫並加入高教工會，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

今年年初，臺灣菸酒公司因不堪連年的累賠，宣佈今年向菸農所收購的菸葉將會是最後一批；未來，所有國產的菸品將會完全使用從外國進口的原料。相關消息引起了社會輿論的關注，政府仍是強調「離菸」是既定政策，不容改變。但這個既定的政策是否有必要把這個在臺灣已發展百年的農業，以及農民的生計一併消滅，仍有值得商榷的餘地。

顯然菸農並不想成為日後在鄉土教材裡被訪談的對象而已，他們還要掙扎。10月初，就在南部二期稻作收穫，菸籽要不要下種之際，集結北上抗議。他們的訴求很簡單，就只是希望政府能夠繼續收購他們種的菸葉而已。不過，這樣卑微的訴求卻引來了農政單位農委會的強烈反擊。

就農委會的說法，要求菸農離菸是《菸害防制法》規定的既定政策，菸捐裡也有1%在協助菸農離菸；農委會農糧署主秘翁震炘更強調：國產菸葉的品種品質不佳，以往都是用來生產「新樂園」等品牌香菸，實難與國外產製的香菸競爭。農委會很忙，一下要化身公共衛生機關，為防制菸害做出貢獻；一下又要為臺灣菸酒公司幫腔，指責菸農種的菸葉「又貴又爛」，才讓公司不賺錢？農政單位扮演的政策角色錯亂莫此為甚。

請問農委會，農政單位應該依據《菸害防制法》要求菸農離菸，還是應該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1條：「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再請問農委會，菸農生產的菸葉成本高、品質差、沒有國際競爭力究竟是誰的責任？還是以過去農委會的「既定政策」──輔導轉作、休耕，敷衍了事？

事實上，臺灣菸農累積了百年以上的技術與經驗，加上緯度與氣候條件，本來極適合種植出高品質的菸葉，與臺灣氣候條件類似的古巴，不就是全世界最高品質的雪茄生產地嗎？差別就在菸種與栽種方式。若是能強化品種策略，並相對改變栽種方式，例如在春夏栽種或是二作等，這些都是農政單位可以並且應該給予農民的協助方式。

然而，菸業自始至終都是國家高度控管的產業，臺灣從日本時代開啟菸草的種植，到國民黨接收了總督府專賣局後都是如此。控管的事項從菸種選擇、栽種面積、栽種方式到最後的收購價格都是嚴格控管，農民連在植株上長出的花苞都要小心翼翼地摘除，深怕一個不小心而遭受政府的責罰。

這就解釋了為何菸農目前的訴求是希望政府能再延長收購的時間，而不是在收購價格或是尋找其他買家等事項為訴求。政府各相關單位實在不應該以「既定政策」為搪塞藉口，更不應該用「死要錢」來抹黑菸農的訴求！

以自由貿易為名的全球化浪潮，確實是世界各國政府在國際競爭上的一大挑戰，尤其是對臺灣的農業發展來說更是嚴峻的考驗。但臺灣農業在面對全球化趨勢裡，並非只有休耕、轉作，或將良田改成科學園區等幾個選項而已，而是以全球化的思維做基礎，制定出屬於臺灣農業發展的國家戰略。

可惜的是，臺灣在近幾年來的農業政策以「休閒農業」、「樂活農業」為發展目標，更加確定了莊園化、小農化的「小確幸」模式。這個發展模式並不因為新的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這當然是農政單位長期以來的怠惰，以及臺灣新政府的恥辱，因為民進黨辜負了所有勞苦農民支持者的信任與期待。

難道臺灣農業面對國際競爭只有退讓一途？仍回到菸業為例來說明，鄰國的日本就走出了一條不一樣的道路。早在1980年代，日本與臺灣一樣遭遇了來自美國以貿易自由化名義的壓力，被迫開放國內的菸品市場而結束了專賣制度。1985年，日本將原本的日本專賣公社改制為日本菸草產業株式會社，同時努力拓展本國以外的海外市場。

時隔30餘年，這家公司已是行銷120多個國家，跨足菸草、醫藥、食品等事業，年營業額達6兆日圓的全球第三大菸草集團。但在同一時間，同樣也面臨轉型壓力的臺灣，又做了哪些努力？

事實上，以當時臺灣的技術與生產條件，臺灣菸業擁有絕不輸給日本的競爭力，因為臺灣有更優越的氣候條件與熟練的栽種技術。特別是當日本的海外市場打開後，本國生產的菸葉早不敷使用，必須向外國採購以供生產，那有可能還讓農民切結「離菸」？但臺灣卻是不斷削減契作面積，並任令這些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術的菸農不斷凋零。

政府若真有企圖心，不是推動以道德為標榜的離菸政策，實際上卻等於是在滅農。

問問財政部所屬的臺灣菸酒公司，除了委託某位政黨的主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銷售長壽菸外，還開拓了那些海外市場？還是只能埋怨臺灣菸農種的菸葉「又貴又爛」，最多只能當填充性的原料，所以只能採購國外的菸葉才符合公平正義？

退一萬步說，如果臺灣的吸菸者要抽真正國產的香菸，就算裡頭只有填充性的原料是臺灣菸葉，那麼國營企業的臺灣菸酒公司就應該向臺灣菸農繼續採購；如果採購菸葉的補貼依法來自菸品健康福利捐，而菸品健康福利捐來自於所有吸菸者，那麼國營企業的臺灣菸酒公司就應該向臺灣菸農繼續採購。

因為，離菸不見得必須要滅農，臺灣的吸菸者希望臺灣的菸農繼續種下去。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今日（10/19）審查《勞基法》增訂「天災假」條文草案，藍綠立委皆提案將天災假明訂入《勞基法》，解決長期以來公務員可放颱風假、勞工卻不一定放得到的窘境，然而勞動部態度消極，強調不同行業有不同狀況，很難統一規定颱風天停止上班，遭立委和勞團砲轟罔顧勞工生命安全。

依據現行法規，颱風來臨時，公務員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停止上班；然而勞工在颱風天是否需出勤、出勤薪資如何計算等則無明文規範，僅在勞動部公布的「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中，提及勞工因天災而未能出勤，雇主「不得視為曠工」、「宜不扣發工資」，但僅有建議性質，對雇主並無強制拘束力，致使許多勞工需在颱風天冒險上班、意外頻傳。

勞團先前曾至勞動部抗議，要求勞動部盡速將「防災假」入法，保障廣大勞工的安全；蔣萬安、陳怡潔、林靜儀等6位跨黨派立委也提案增訂《勞基法》第40條之1，明訂勞工於天然災害發生時無須出勤，雇主應照給薪資；若需要天災出勤，應事前書面約定並經工會、勞資會議同意，且雇主應提供交通工具或其他保障勞工安全等措施，並加倍發給工資、補假等。

今日衛環委員會審查《勞基法》第40條之1草案，親民黨立委陳怡潔指出，長期以來，颱風假放不放，政府機構和民間企業一直是「一國兩制」，如果沒有納入《勞基法》，勞工就無法比照公務員放颱風假，如冒風雨出勤則生命安全將受威脅，放假又可能被扣發薪資，質疑為什麼「一人一款命，勞工卻得自己顧生命」。

不過，勞動部長林美珠備詢時，表示目前已經有「天然災害要點」規定勞工天災時可不出勤、「宜不扣發工資」，此外勞動部2016年公布的「工作規則參考範本」，也有提到天災時勞工無法出勤「不予扣發工資」，以及「出勤之勞工，就該段出勤時間加倍給工資」，認為不須再修法。

然而，民進黨立委楊曜指出，「要點」只是行政指導，沒有罰則和強制力，對雇主沒有拘束力，天災假涉及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立法是比較好的方向。國民黨立委蔣萬安也說，參考範本裡提到加給工資，「但沒有拘束力就是空談」。與會的專櫃暨銷售人員工會秘書廖郁雯也指出，根據工會的調查顯示，去年（2016）9月的颱風天仍有92%的專櫃人員配合百貨出勤，且有78%出勤的勞工沒有獲得任何薪資加給和津貼，顯示很多百貨老闆無視政府宣布停班，仍要求櫃姐出勤。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林佳瑋批評，勞動部根本沒有站在勞工立場思考，以為「要點」可以規範勞工颱風天出勤問題，然而她經手過許多在颱風天勉強出勤的桃園勞工的案例，包括出勤時不幸在路上發生車禍、下班後發現車子淹水泡水毀損等，「這些誰來負責？」她強調用行政指導原則來規範，非常不可行，若民進黨政府在天災假立法上躊躇不定，一味傾向資方，很快會失去勞工的支持。

儘管提案立委希望可以將法案盡快送出委員會，但林美珠仍表示，各行各業差異大，勞工安全雖重要，但須考量民生需求，很難統一規定停班，希望能廣納勞資雙方的意見，凝聚共識再通盤研議。最終委員會通過臨時動議，決議將蒐集人事行政總處、各部會、地方政府之意見，一個月內在衛環委員會召開公聽會後，再進入逐條討論。

長期經營保存前公娼館文萌樓的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今日（10/20）被強制遷出文萌樓！因文萌樓屋主提告要求日日春協會返還房屋，日日春今年（2017）5月敗訴定讞，今日法院進行強制執行，日日春工作人員將屋內公娼照片、台北市公娼戶許可證、公娼戶執業須知和門口招牌等重要文物一一卸下，上午十點完成強制點交，正式遷出文萌樓。

文萌樓位於台北市大同區，1941年即為公娼館所在，見證台北市性產業歷史，1997年台北市長陳水扁頒布廢娼令後，又成為底層公娼反廢娼運動的中心。2006年台北市文化局基於上述理由，將文萌樓指定為市定古蹟。然而，2011年3月文萌樓遭投資客林麗萍買下，旋即提告迫遷原承租戶日日春協會，民事訴訟歷時六年，日日春於今年5月敗訴定讞，今日遭法院強制執行，日日春被迫遷出文萌樓，約30名日日春工作人員和聲援民眾見證日日春卸下招牌，日日春強調文萌樓爭議不會就此結束，將持續要求文化局徵收文萌樓。

日日春協會秘書郭姵妤表示，2006年北市文化局將文萌樓指定為市定古蹟，肯定公娼運動的社會意義；文萌樓既是娼館古蹟，也是128位公娼的抗爭基地，此後日日春長年經營文萌樓，持續舉辦導覽，讓性工作者現身說法，如今卻遭投機客驅離，直言：「文萌樓變成沒有靈魂的空殼，是文化局六年來無作為的後果！」

郭姵妤說，日日春在2012年初一審敗訴時，就提出「文化局應彌補未依《文資法》行使優先承購權的行政疏失，依《文資法》徵收文萌樓」的訴求，但文化局卻不斷消極以對，放任投資客買下文萌樓後提告驅趕古蹟的文化主體。郭姵妤指控，投資客林麗萍花了330萬買下古蹟後，完全沒有負擔古蹟維護義務，只是想藉由古蹟容積移轉獲利，近期又向日日春索討174萬的鉅額「不當得利」，令他們感到相當荒謬。

「長年經營文萌樓的日日春被這樣對待，顯示徵收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郭姵妤表示，由於屋主林麗萍遲遲未提出古蹟管理維護計畫和修復再利用計畫，放任文萌樓環境破敗，遭文化局開罰後又未改善，文化局日前終於鬆口「11月仍不改善，將進行徵收」，她強調「早該這樣做！」呼籲北市文化局長鍾永豐捍衛古蹟價值，徵收文萌樓。

前來聲援的教師李文英表示，二十年前因公娼抗爭運動，認識許多公娼阿姨，才發展出具有階級意識的性別教育觀點，讓她在教學現場可以更貼近底層家長和老師。日日春被迫遷出文萌樓，讓她百感交集，強調很多學生和老師到此校外教學得到啟發，呼籲鍾永豐落實徵收文萌樓的政策，讓台北保有一個妓權運動和性別教育的重要基地。

行政院長賴清德近日在立法院表示「消防員捕蜂捉蛇是做功德」引發爭議，今天（10/24）上午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再度前往行政院，要求行政院應落實林全擔任閣揆承諾的「蜂蛇業務回歸農委會」。

根據《消防法》規定，消防員的職責為「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其中並不包含「捕蜂捉蛇」。消權會副理事長余宗翰批評，中央反覆的政策「讓基層非常火大！」他認為捕蜂捉蛇根本不是消防員本業，正因為負擔專業以外的職責，在捕蜂捉蛇的過程中，消防員屢有傷亡。根據消權會統計，在近十年內見報的消防員遭蜂蟄、蛇咬而傷亡的案例就高達22件，未見報的傷亡更可能更多。

去年（2016）八月，發生了彰化與屏東消防員因蛇咬而截肢的事件，在消權會積極爭取下終於得到林全內閣的首肯，決議將捕蜂捉蛇業務回歸農委會，並由中央每年補助1.3億元、地方籌措配合款的方式進行，三年再回歸地方自行編列預算。然而，根據消權會估算，若要確實滿足捕蜂捉蛇的業務需求，每年需要4.2億元。當前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攤的作法，將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相關報導）。

雖然林全內閣提出的回歸方案仍有不足之處，但賴清德擔任閣揆不久，竟提出「捕蜂捉蛇功德說」，甚至對媒體表示「消防員機動性高、方便出勤」，似乎傾向放棄回歸方案、讓消防員繼續負擔捕捉動物的業務。消權會理事長楊適瑋指出，賴清德上任立即推翻過去的決定，已經和其他先進國家的政策方向不同。他強調，消防員不是在做功德，也不是為了成就感，而是為了全民百姓的生命安全工作。

除中央政策風向搖擺外，地方政府對捕蜂捉蛇業務進行評估後，現在已經有超過半數以上的縣市表示經費困難、補助比例過低、維持消防執行。消權會指出，只要中央可以挹注充足經費，地方就能用委外經營的方式辦理，例如桃園縣政府委由義消執行就是最好的例子。但現在因為經費顯然不足，最好用的還是免錢的消防人力，所以才會有超過一半的縣市交由不具捕蜂捉蛇專業的消防員繼續執行。

對於今日消權會的訴求，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廖耀宗出面回應。廖耀宗先是表示「所有為民眾服務的人都是在做功德」，要消防員別把賴清德的話往心裡去，但隨後又表示「他無法得知賴清德心裡的意思」，所以也沒辦法對回歸與否給出承諾。對於中央補助款1.3億否有不足問題，廖耀宗則指出因為還會外加地方配合款，所以「總經費會超過1.3億元」，但因為地方願意追加的配合款額度無法得知，所以無法回答到底會有多少錢。針對消權會的批評，賴清德今日則回覆「如果把捕風捉蛇的業務交給農委會，他們沒有能力執行、機動性也不足」。他還以國軍不會推辭救災業務為例，暗批消防員不願接受捕蜂捉蛇的指令。

消權會也透過行動劇的演出，進一步解釋「捕蜂捉蛇業務」的危害。捕蜂捉蛇對消防員來說不但是高風險的業務，在消防員人力緊迫的狀況下，更可能造成各分隊執勤人力不足，碰上火警或重大災難將左支右絀、無法應付。會後，消防員將訴求張貼在行政院牆上，消權會指出，近年來因捕蜂捉蛇業務造成的消防員災害，政府機關必須擔起責任，因此將繼續往監察院前進，要求監察委員糾正行政院與農委會、彈劾農委會主委林聰賢。

立法院社福衛環委員會將在明日（10/25）召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草案第二次審查會議，對此，台灣移工聯盟、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等民間團體今日（10/24）上午來到立法院前表達不滿，認為政府不該撇清長照責任，讓民間保險業、金融業者投入長照市場擴大營利，使長照淪為個人、家庭的責任，希望明日審查可以退回此條例。

此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的內容，主要是限制住宿型機構都必須以法人形式登記、經營，草案訂定過程參考《公司法》設計，以營利為目的，與現行《老人福利法》第37條、《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7條的「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之規範背道而馳。在此法令制定邏輯下，捨棄原本「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之宗旨，按照公司治理模式經營，將可能讓許多保險業、金融業創造旗下的「長照公司」，完全以營利為導向來經營。

政府的長照角色在開放民間大型資本進駐長照市場後逐漸消失，當前金管會逐步鬆綁保險業資金可投入社會福利事業，已達2.2兆元，是政府所規劃長照預算177億元的12倍。民間大型保險業者很可能在此草案下，以降低成本、收取高昂保費來賺取利潤，可能造成照顧者勞動條件以及被照顧者服務品質下降。

台灣移工聯盟王基瑋表示，蔡英文政府長期忽視外籍家庭看護工血汗勞工狀況，除了不開放聘僱移工的家庭使用喘息服務，也不立法保護移工，使得家庭看護工一年365天、24小時都在勞動狀態，讓照顧者與被照顧者處於弱弱相殘的局面。王基瑋也批評，政府每次都將照顧責任丟回給家庭、移工，過去蔡英文總統曾在競選前曾承諾「開放喘息服務」、「制定家事服務法」，但至今長照2.0上路後卻仍無一做到。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陳柏謙表示，我們都有年邁的家長，很快的我們也將面臨同樣的問題，立法院將審查的《法人條例草案》，完全沒有解決當前長照困境。陳柏謙舉例，本月初在嘉義有一對久病的夫妻，丈夫不勘長期照顧而勒斃其妻，最後丈夫割腕自殺雙雙過世，這就是當前台灣缺乏長照的悲劇。最後，陳柏謙也點名，現任的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他們在資本家面前都拍胸補保證會開放長照業給金融業、保險業來分食這塊大餅。

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表示，從2013年執政時期，壽險業者就開始遊說希望能投入長照業，當時是國民黨制定的草案，而今我們抗議的卻是民進黨政府。覃玉蓉說明，壽險業進入長照並不會讓民眾獲得更好的服務，畢竟有錢人總能靠錢獲得更好的服務，但一般民眾卻不能，且壽險業的資金來自保戶，都不希望虧錢，保戶年老後住在壽險業者的長照機構，如果不幸讓業者虧錢，「那我們要讓這道德風險存在嗎？」，金融機構的錢與民眾的照顧品質勢必造成矛盾。

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莊棋銘表示，家庭常無法負擔身障者的長照責任，而聘用外籍移工全年無休的照顧，常使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產生壓力、摩擦。莊棋銘認為，必須支持外籍移工的勞動權，「當我們在爭取我們的人權，我們也不能踐踏其他人的人權」，應該把矛頭指向政府，要求政府承擔照顧責任。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簡錫堦表示，將長照商品化、營利事業化是民進黨向財團傾斜的證明，民進黨骨子裏頭就是財團政黨，完全都是在圖利財團，台灣稅收都是資本利得不課稅，造成台灣的財政困難。簡錫堦也指出，長照應該公共化，學習全民健保，以非營利的方式來推動，讓每一個人都能受到照顧，推動長照也要租稅公平，向有錢人課徵富人稅，才能解決財政問題。

記者會尾聲，現場演出行動劇，2017年的蔡總統對2015、2016年的蔡英文重重打臉。因2015、2016年的蔡英文批評國民黨長照預算嚴重不足，承諾開放喘息服務給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使用，訂定家事服務法來保障外籍移工權益，結果到2017年的蔡英文總統反而用《法人條例草案》來擴大財團營利，讓保險、金融業來投入長照市場，甚至用不公平、不穩定的菸捐來挹注長照，持續漠視外籍看護工勞動條件。

颱風假到底應不應該立法，日前在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引起朝野立委和勞動部舌戰。面對藍綠立委跨黨派提案天災假立法，勞動部長林美珠則堅稱勞工放颱風假已有相關規定，並以天災不可歸責勞資雙方、世界各國均無入法等理由，反對颱風假立法。但法律學者反駁指出，德國《民法》第615條就規範了雇主應承受停工風險，並應繼續給付工資，天災即屬「雇主應承受的停工風險」，呼籲勞動部不應拖延立法。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等勞團今日（10/24）下午舉行「颱風假要立法」座談會，邀請工會代表、學者出席討論，針對數個反對颱風假立法的意見提出反駁，並主張天災假應盡速立法。

目前反對天災假立法的意見包括：颱風天不出勤已有法規依據、勞工已有退避權、天災不可歸責勞資雙方，世界各國均無入法、各行各業差異大、勞資無共識等等。以下整理出與會學者專家的反駁。

反對意見一：颱風天不出勤已有法規依據？

勞動部長林美珠上周備詢時強調，目前已經有《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規定勞工天災時可不出勤、「宜不扣發工資」，但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邱羽凡指出，《給付要點》只是行政指導，沒有拘束力，勞工在颱風天是否出勤，實務上是交由勞資協商，但即使勞工有組織工會，要和資方協商都很困難，何況台灣的工會組織率僅有7％，天災假立法有其必要性。

反對意見二：勞工已有退避權？

《職安法》第18條規定，勞工在「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雇主不能因此解雇、調職、不給薪。

然而，邱羽凡指出，這條規定勞工必須是在「工作場所」和「執行職務時」才可退避，她質疑，若勞工在家發現出勤有危險，有沒有辦法不出勤？如果行使退避權，會不會被雇主說不符合要件？故認為應在《勞基法》中明訂勞工在天災時即使未處於工作場所，仍可行使退避權。

反對意見三：天災不可歸責勞資雙方，世界各國均無入法？

林美珠聲稱各國對颱風假皆無立法，多採行政指導。然而，邱羽凡指出，德國法有所謂的「企業危險理論」，德國《民法》第615條規範「雇主應承受停工風險，並繼續給付工資，且不得要求勞工補服勞務」。邱羽凡認為，因天災致雇主未能營業，就是雇主應承受的停工風險；雖然德國沒有明確提到風險包含颱風，但這是因為德國沒有颱風，直言「勞動部沒考察到其他國家法制很可惜，畢竟主管機關常引用德國法。」

邱羽凡表示，颱風雖不是雇主引起的，但是經營事業是由雇主經營管理，不可營運當然是雇主應承擔的風險，正由於颱風來襲不可歸責勞資雙方，導致是否給付工資產生爭議，才顯示出立法的必要性。

反對意見四：各行各業差異大，停班窒礙難行？

勞動部反對颱風假立法的另一重要理由是指各行各業差異大，天災時統一停班，恐窒礙難行。不過，現行天災假立法的六個版本也並未要求全台勞工都停班，而是提高出勤要件，如有必要出勤，需經由勞資會議同意，並給付雙倍工資。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鄭中睿指出，提案立委的版本都主張出勤需給雙倍工資，其實就是要「以價制量」，把成本拉高，讓雇主負擔；其中立委林靜儀的版本算是最嚴格的，主張透過正面表列規定指定事業才可出勤，否則一旦宣布停班則一律不得出勤。鄭中睿舉例，這些指定行業包括水、電、油、交通運輸和醫療業等等。

專櫃暨銷售人員產業工會理事董仲珍表示，百貨業勞工在颱風天經常須出勤，不但沒有雙倍薪，空櫃還要遭公司開罰數千元罰單，是非常高且不合理的罰款。漢神百貨雖在今年七月颱風來襲時一度宣佈停班，但後來基於同業壓力又開門營業，顯示立法的必要性。

長榮航空企業工會秘書鄭雅菱則說，台北捷運公司規定颱風天出勤，有雙倍薪資和補假，故員工搶著上班。但她也強調，不管颱風假當天是風和日麗或刮風下雨、是否適合出勤，勞工未出勤都不應受到質疑，因天災假的本質不是「假」，而是「預防災害的停止上班」，勞工的生命安全應是最重要的考量。

反對意見五：勞資無共識？

對於天災假立法，勞動部也宣稱「勞資無共識」，需凝聚共識再通盤研議。但鄭中睿指出，根據yes123求職網的調查顯示，有高達9成1的勞工「贊成」颱風假法制化，而表態「贊成」立法的企業，比例也達6成4，顯示勞資已有共識，「只有勞動部跟大家沒共識」。

對於有學者認為颱風假不用立法，邱羽凡也表示「很震驚」，直說「台灣常發生颱風，有比這個更需立法的草案嗎？」邱羽凡強調，颱風假是一個風險管控的立法，提供勞工為避免生命危險而不用出勤的保障，勞動部不應再推拖。

2017年勞工影展「過勞時代‧聲影對白」單元，主要探討的是日本、台灣、菲律賓的過勞現狀，其中放映的《不幹了！我開除了黑心公司》是由日本暢銷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講述一名青年面對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幾度衝動要尋死，卻沒死成後遇上疑似「亡靈」的超展開故事，結局走向了離職的「康莊大道」。

過勞人生的刻畫

電影描述主角青山隆投入工作一年半以後，上司對其工作表現不滿意，還變本加厲要求加班，導致每月加班時數長達150小時，讓他毫無生活品質可言，租屋處布滿垃圾，過得愁雲慘霧，也失去了應有的社交圈，看起來就是一敗塗地的人生，上司甚至在下班時間不斷派工作過來，最終讓隆在過勞渾噩之下欲跳軌自殺，幸得名為「山本」的男子拉一把拯救，展開了他的「劫後餘生」。

隨著山本在不經意中介入隆的生活，隆也逐漸變得不同、開朗積極。山本總是穿著一件夏威夷襯衫、短褲拖鞋，也促使隆穿著打扮更加多彩、陽光，工作也變得具有規劃跟積極性；山本的存在就像是隆的勞動再生產，藉著跟他的相處，隆在過勞之外找到一片小確幸的天空。

在面對工作的過勞以及各種被同事「衝康」的經過，隆受不了壓迫提出離職，他面對的是此後在日本社會將不容易再找到新工作，雖不至於會短期致死，但可能難以維持生計，只能在最低限度下過活。

故事線發展到後半部，山本的真實身分也逐漸明朗。被認為是已經因過勞而跳樓身亡的山本，原來是真正死者的雙胞胎弟弟，雙胞胎兄弟小時候在孤兒院長大，其過勞的哥哥就是很努力工作最終尋死，弟弟來到哥哥過勞死的城市，意外發現要自殺的隆，眼神跟他死去的哥哥很類似，所以他下定決心要拯救隆，並成功地鼓勵隆離職。之後山本回到萬那杜當數學老師，而辭職後的隆也在去過孤兒院後得知山本的真相而追尋到了萬那杜，一個有沙灘、藍天的小島，做著一個無償志工，開心地跟小朋友在海邊奔跑玩耍，電影也在歡樂中拉下帷幕。

然而，電影結局呈現的美麗小島，真的是日本社會過勞問題的解方嗎？

逃不開的真實日本社會

2015年12月，日本電通公司的員工高橋茉莉在宿舍自殺，工作剛入職短短八個月，業務量大增致使日以繼夜的工作，每個月加班時數高達105小時，最終受不了在宿舍內自殺，一年後被日本政府判定為職業災害，公司要負最大責任，引起社會開始關注過勞的議題。

多數日本勞工用來自嘲的一種說法，叫做「社畜」，指的是「會社（公司）的畜牲」。在許多日劇當中，我們都會注意到日本大學生在畢業季不斷的面試，希望能早日獲得公司正職的「內定」，沒有拿到內定的人都會被認為是失敗者，而正職的「內定」在勞動彈性化、約聘僱人員、派遣人員氾濫的日本當代社會也越來越難獲得，新鮮人為了獲得「內定」是無所不用其極。而本片的主角隆也是在這波畢業潮後終於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內定工作，儘管不是很理解自己是否喜歡這份工作，仍然完成就職成就。

企業體的黑心本質

《不幹了！我開除了黑心公司》中主角任職的黑心公司，上司對員工施加了很強烈的壓迫感，公司文化猶如軍隊紀律一般，雖是極端描繪，卻呈現出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多數企業都是「黑心」的，其黑心所在是要「創造公司極大利潤」、「降低員工人事成本」，結果就是犧牲員工，讓他們過勞、加班無加班費、責任制。

由於多數公司都想要以最低的成本賺到最多的利潤，黑心、無良的道德批判往往沒有多大作用，只因「黑心、無良」就是公司和企業的本質，資本從來不跟你談良心和道德，逐利的路上從不良善。

小說、電影解方迴避真實鬥爭

原小說作者北川惠海在自介中提及自己是一個居家派、喜愛甜食咖啡紅茶，興趣是過得幸福洋溢，喜歡小確幸的旅行；而改編自小說的電影想傳達的一個觀點，同樣也是鼓勵人偶爾可以休息一下，只是其所提出的出路，卻是離開日本社會、逍遙海外，到外地當志工。這更像是逃避，沒有面對當前的勞動條件嚴峻的現實。

北川惠海寄望以一場旅行、異地生活來自我療癒，類似當前流行的旅遊充電，離職與旅行被綁在一起，似乎藉此喘一口氣後，又能來面對兩三年的「被壓榨」。然而，多數人為生存仍必須在當前工作下掙扎，無法在現實中爭取最基本的勞動權益保障，以致常常陷入過勞的迴圈和輕生的念頭。

或許，真正的積極希望，不是躲去貌似度假勝地的海外島國呼吸喘口氣，短暫地獲得一個情緒宣洩的出口，忘卻了職場當中的憤憤不平，卻沒有改變任何職場文化。真正的積極希望該是在自己的公司當中，試著站起身子、挺直腰桿，努力和老闆討論如何遵守《勞基法》最低底線，不要違法，甚至行有餘力應該爭取更高的勞動保障，才能長久地維持勞動權益。

工鬥9月15日在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行政院立即提案《國定假日法》，將國定假日恢復19天」提案，13天內就通過5千人的附議門檻，今日（10/25）政委唐鳳邀請提案人工鬥團體與內政部、勞動部及資方團體召開協作會議，會前勞團高呼「光復過勞台灣島」，要求民進黨政府還給勞工七天假。

在協作會議召開前，工鬥及桃園市產業總工會、新竹縣產業總工會等勞團搶先於召開會議的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外舉行記者會，呼籲蔡英文政府歸還去年（2016）砍掉的七天國定假，制定《國定假日法》，實現降低勞工工時的承諾。

工鬥成員陳姳臻表示，今天是「台灣光復節」，也是其中一天被砍掉的七天假，去年的今天勞團正為捍衛七天假發起大遊行要求維持「現行123天」的年休假，各地工會成員更展開兩波絕食行動，絕食人次達到20多人，然而仍在12月不敵資方和政府聯手砍假。

陳姳臻指出，去年勞工法定工時從雙週84小時調降至單週40小時，政府在9月依法歸還勞工剩下的五天國定假日，勞工因為放了教師節（9/28）、光復節（10/25）、蔣公誕辰（10/31）、國父誕辰（11/12）及行憲紀念日（12/25），9月到12月的工時才因此下降40小時。但今年七天假被砍掉後，台灣工時不但增加，政府更想修法彈性放寬加班工時，強化資方對勞工的「經濟殖民」，呼籲制定《國定假日法》，才能「光復」已經過勞的台灣島。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顧問毛振飛指出，今天的假被砍掉，除工時增加，也讓9百萬工人出勤時損失總計90億的加班費。毛振飛批，民進黨去年砍掉七天假，塞給勞工「一例一休」，立委吳秉叡當時還放話「反對一例一休，可以不要支持民進黨」，但現在民進黨卻要修惡一例一休，根本自打嘴巴，應還給勞工被砍掉的七天假。

陳姳臻強調，恢復19天國定假日是最有效降低工時的方法，呼籲行政院盡快提出《國定假日法》的版本，工鬥也將雙管齊下，邀請關注環境、土地權益的團體一同討論有意義的國定假日，在立法院推出版本，保障勞工的休假權益。

會議中勞動部發言 遭批鬼話連篇

今日的協作會議，勞方由工鬥、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桃市產總、雲林縣產總四個單位參加，並於網路同步直播，分別由勞方報告、政府初步回應和資方發言。

內政部禮制行政科長簡鈺珒表示，目前勞工年總放假日數為116天，過去各部會曾討論要不要增加放假日，但並無共識，現在還是維持116天。簡鈺珒說，紀念日和節日訂定有其歷史背景和莊嚴意涵，放假日是全國一體適用，是否增加仍需討論。

不過，對於內政部的說法，陳姳臻指出，即使紀念日內涵不合適也不應刪假，而是應該改變假日名目，且有的紀念日像「言論自由日」也並未放假，故紀念意涵和休假權益不應混為一談；勞團主張放什麼假可以討論，但不能以此抹煞勞工的權益。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副司長黃維琛則表示，勞團引用OECD數據，試圖證明台灣工時很高，但OECD的35個國家是全世界前段班，不等於「全世界」，所以不能說台灣工時排世界前幾名。對於國定假日有雙倍薪資，黃維琛又說，國定假日勞工不一定會去加班，不一定會有勞團說的加班費。

對此，網友留言諷刺台灣不跟OECD國家比工時，難道要跟落後國家比嗎？也有網友批評勞動部官員硬扯勞工在國定假日不一定會去上班，但重要的是有無法定的加班費保障，批評勞動部「鬼話連篇」。

今天（10/25）是台灣光復節，也是被砍掉的七天假之一，很適合來檢視一下為什麼勞工團體要站出來力推《國定假日法》，訴求恢復19天國定假日。

去年（2016）台灣的年總工時來到了2,034小時的新低（儘管仍是世界第六高），有別於以往都維持在2,100小時左右，為什麼呢？我們看到勞動部的解釋是，因為法定工時由雙週84小時改為單週40小時。然而真是如此嗎？事實上，根據勞動部2015年的「職類別薪資調查」資料顯示，早有六成左右的勞工實施週休二日；換言之，法定工時下降對於實際工時的縮減，並不會造成太大之影響。

那麼去年工時縮減的真正原因為何呢？勞動部故意避而不談的是，去年恢復，從9月開始放的七天國定假日（9/28、10/25、10/31、11/12、12/25）對於下降工時的效果。根據主計總處「薪資及生產力統計」，如果觀察去年放七天假後（9-12月）的平均工時，將發現比起以往下降的幅度非常大（每月10.1小時），不僅比歷年同期的下降程度要大、也高於同年1-8月的縮減幅度。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去年年總工時之所以大幅下降，主因並不是單週40工時的實施，而是因為勞工們能夠放到七天假。

那麼，民進黨宣稱一例一休是砍去七天假後的配套，它對於縮減工時的效果又如何呢？根據最新的工時資料顯示，一例一休上路後，與去年同期（1-8月）相比，平均月工時僅下降1.4小時，一年下來僅下降16.8小時；同時，每月加班費僅增加117.6元，即每位勞工每年增加1,411.5元。由此可見，一例一休不僅無法有效降低工時、更不如工商團體所宣稱的，造成人事成本大增。而現在民進黨正醞釀要修惡《勞基法》，可以預期的是，修法後的工時縮減效果一定又要比現在的一例一休更弱。

目前我們還不知道接下來9-12月的工時數據為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砍了七天假的情況下，這四個月份的工時比起去年一定會回升，連帶地也將使年總工時回升！

數據已經說得非常明白，如果要實現蔡英文勞動政策六大主張的第一項：「年總工時下降」，方法非常簡單，就是立即歸還七天假！

全球社會在近五十年內多次變遷，轉型的腳步來得又快又猛。日本攝影師深田志穗在《用過即丟的工人》（Japan's disposable workers）的系列作品中，記錄的正是日本在轉型過程對於個人、家庭與社會的磨難。她分別拍攝了因過勞而離職或自殺的勞工（及其家屬）、陪酒女郎、工業沒落後的城市，以及居住在網咖裡的非典勞動者，製成四部系列影像。本屆勞工影展選出其中三部《過勞自殺》、《網咖難民》和《人間垃圾》播映。

影像中沒有旁白，只有被攝者一段又一段的平靜陳述。一幕幕都市的幽暗剪影與形象閃現，那幾乎就是我們工作與生活的模樣。影片緩緩道來日本勞動者無從迴避的死路——典型工作者被操到過勞，非典型工作者被社會排擠。夙夜匪懈的勞動者群像，被平靜地呼喚出來。他們說著的是他們的故事，但同時也是我們（以及整個社會）的故事。

新自由主義與工作的轉型

深田的影片以勞動者的生涯為剖面，精準點出當代社會的怪狀。而當代社會的特徵，可以從不同的社會層面來勾勒。在家庭中，對九零後的年輕人來說，我們看著父母的身影，承受父母的期望長大。父母總期待孩子能夠過上好生活。隨著孩子成長，父母期待得越來越多。希望孩子買房有車，遇到好對象，婚姻幸福美滿，讓父母含飴弄孫、頤養天年。這種壓力看似自古皆然。然而這些來自家庭內部的期待與要求，事實上與二十世紀中後期以來的全球社會轉型密切關聯。

從工作來看，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深遠影響更清晰，而且與家庭的變遷也很相關。過去的工作以「穩定」為特徵，工作時間固定、工作場所固定、不定期勞動契約、在外工作由成年男性負責。這種工作又被稱為「典型工作」（decent work），在勞動市場上屬於相對多數。1984年台灣制定的《勞動基準法》就是以「保障典型工作」為特徵，至今依然如此。

在世紀末時，與「典型工作」特徵相反的人力派遣工作、部分工時工作與定期契約工作逐漸增加，這些工作型態被統稱為「非典型工作」（nonstandard work）。相對於典型工作，這些工作有多重雇主關係（人力派遣）、工作時間不固定（部分工時工作或兼職）、工作場所不固定（電傳勞動）、定期勞動契約（臨時性工作、定期契約工作）；此外，女性也日漸撐出勞動力市場的一片天（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提升）。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進入2010年代的台灣，非典型勞動仍在持續增加中。

非典工作的增加，和家庭對孩子的期待背道而馳，也讓台灣傳統的家庭觀念無以為繼。穩定就業、收入固定，這是投資理財與結婚生子的前提。沒有安穩的工作、沒有確定的薪水，如何做出人生重大的選擇呢？除了型態上的差異外，非典型勞動的特徵可以說是非常「現代」的產物：你無法確知你的工作能不能繼續，你不知道你的未來到底在哪裡，你只知道這樣一份工作的單薄收入幾乎養不活自己。

與非典型勞動同樣重要的當代台灣工作特徵還包含了「薪資停滯」。雖然在名目薪資上來看，薪資仍在逐漸成長；但若考慮物價指數的穩定上升，勞動階級的實質購買能力，在長期上來說仍是下降。新聞常常提到「青年起薪倒退數十年」，政府機關也持續對此進行檢討，這證實了薪資的停滯最容易展現在剛剛進入職場、尚未有工作經驗的大專畢業青年身上。因此，「青年起薪倒退」實際上可以說是「薪資停滯」的總體經濟問題在青年身上的反映，兩者同樣肇因於台灣的社會結構。

粗略地說，這些現象與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分配有關。代表全台灣勞動者的受僱人員報酬總額，相對於資本家的營業盈餘總額，存在持續下降的趨勢。非典勞動的存在拉低整體工作者的平均勞動條件，也有學者指出這些非典勞動者的社會福利往往被雇主刻意忽略。非典工作型態在法律低度管制的情況下，無疑成為強化剝削的機制。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利潤分配不均的經濟結構，正是造成我們切身感受到起薪倒退、薪資停滯的元兇。

從高速發展到全民貧窮化

日本跟台灣都曾有過輝煌的年代。在面對全球經濟衰退、石油危機爆發的七零年代中，東亞地區的四個新興經濟體：新加坡、香港、台灣與南韓，經濟數據上的成績尤為出色；日本作為區域經濟的領袖，發展成果也不遑多讓。這些國家的政府善用對外貿易、放寬對企業的管制，完成經濟高速增長的成就，引起世界各國的注目。這項經濟上的成就被稱為「東亞發展模式」、「台灣奇蹟」。不少經濟學者曾熱烈討論過：到底為何東亞可以創造經濟奇蹟？

這樣的高速發展持續了近三十年以上。八零年代間，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達到11.5％，到九零年代才稍趨和緩，但在總體上來說仍維持成長；日本雖受到景氣循環影響，但在八零年代末也達到了經濟的高點，號稱「平成景氣」。

風光的八零年代過後，日本與台灣紛紛被捲進了國際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之中。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認為，日本在九零年代末期「從工業社會過渡到了後工業社會」，讓過去建立的社會安全制度瀕臨崩潰。他指出，早期的日本工業社會存在著「弱勢的一環」，由「女性、地方、中小企業等邊陲，承擔失業等社會問題，政府則提供相應的社會給付與社會保護」；與這些弱勢者對應的則是「男性勞工、大企業」等工業社會的中樞。只要中樞社會部門能夠穩定運作、持續盈利、維持僱用，弱勢的一環也能透過家庭等社會單位中介，獲得生活資源。弱勢者與中樞者之間顯然存在著經濟上的依賴關係。

而在社會面臨劇烈變動的過渡狀態時，這套體制也隨之面臨危機。伴隨日圓升值、冷戰結束，東南亞與中國釋出了大量便宜的勞動力，吸引外資投資。日本製造業紛紛外移，國內製造業就業人口減少，派遣勞動等非典型僱用也隨之擴張，終身聘僱制與年功制等中樞勞動者的勞動保障無以為繼。於是，「成為典型勞動者」成為每個人的目標，但在日本「克忠職守」的勞動意識影響下，竟種下了今日「過勞死」、「過勞自殺」的種子；若就業失敗，成為非典型勞動者，則形同被社會放逐，也被僱傭關係、家庭等一層又一層的社會安全網漏接，在這社會上無立足之地。不論典型不典型，忍不下去的人就只有孤絕的死路一條。

日本進入2010年代後，衰退仍未結束，但感受卻更加明顯。日本NHK特別採訪小組製作的「無緣社會」、「老後破產」等專題，日本社會學學者藤田孝典的著作《下流老人》和《貧困世代》，廣受台灣媒體宣傳，在大眾間熱賣。這些作品顯然碰觸到了東亞經濟環境下人民的共通處境，讓台灣與日本的觀眾們都能有所共鳴。

深田所記錄的影像，正捕捉到了當代東亞都市勞動者最切身的感受與情感狀態，這也讓台灣觀眾特別容易移情，連結自己的經驗與體會。《過勞自殺》中回憶著自殺逝世兒子、丈夫的女性，讓人想起日前過勞逝世的全聯員工的父母、以及在國道上猝逝的蝶戀花客運司機。《網咖難民》的惡夢雖然仍未在台灣全面發生，但在台灣的保全人員也說不上幸運，不但社會地位偏低，更受到「責任制」條款的影響，工時至今居高不下；在都市裡四處漫遊的遊民，也是另一種被社會生活所排除、被其他人們所無視甚至蔑視的「難民」。除了這些極端的案例外，瀰漫在整個台灣的低工資、高工時、高物價陰霾，也一定會讓多數觀眾對日本社會的慘狀感同身受。

直面持續惡化的社會現實

八零年代高度發展的經驗，在東亞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西方的政治家與經濟學者開始大力宣揚「自由市場」的好處，要第三世界國家完成經濟自由化、貿易自由化與國營企業民營化，並宣稱能夠改善國家經濟與人民生活。經過數十年，我們面臨的是貧富差距急速拉大的社會環境，工人的勞動條件越形低落，經濟卻也沒有起色。失敗的經濟發展形同作賤工人，但當初呼應經濟學家的政客卻依舊故我，而沒有檢討經濟的大輪如何輾過活生生的勞工。

台灣不論藍綠執政都說要「照顧勞工」，實際上卻都把經濟發展放在更優位的價值，國家機器對資本家也更加禮遇。這種「口惠實不至」的態度，也讓他們更近似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客。現在的蔡英文總統就曾稱崇拜前英國首相、新自由主義的旗手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我們必須認清的事實是：台灣的兩大黨中，並沒有任何一方正視僱傭關係和勞動條件持續崩壞的事實，而其並不能透過自由放任的經濟改革來加以拯救。

深田志穗的影像作品藉工人的勞動經驗和過勞心聲，尖銳地呈現出自由市場造成的苦難。除了她放在個人網站上的間接說明，她並沒有在影片中直接以旁白點出問題，也未賣弄高深的經濟或社會理論分析，而是讓影像中的勞動者身影凝鍊閱聽者的心象風景，這系列短片因而顯示出其獨特的價值。深田志穗為我們精簡地刻畫現況，剩下的問題就輪到我們回答了：現況如此，那該怎麼辦呢？

2013年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在台北車站月台臥軌抗爭，交通部時隔四年日前祭出罰單，針對十位聲援工人的抗爭者開罰。全關連今天（10/26）重返當年臥軌的台北車站第三月台，批評蔡英文政府在野時支持工人抗爭，執政後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回頭翻舊帳打壓工人，強調罰單「一毛錢都不會繳」。

交通部上月底針對2013年2月5日全關連在台北車站臥軌抗爭的十位參與者祭出行政裁罰，認定臥軌違反《鐵路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裁決每人6千元罰鍰總計共6萬元。全關連成員陳秀蓮表示，交通部這次的裁決有別於一般的罰單，不是交通警察開立的，而是由交通部長賀陳旦直接開立，而針對的對象，都是當時被政府所定義的「外力」，包含聲援工人抗爭的工運組織者、工會幹部、學者等。陳秀蓮指出，這些人在全關連抗爭結束告一段落後，後續還協助了國道收費員、空服員，以及台鐵基層員工的抗爭，這次交通部在事隔四年後開出罰單，除了是向當年關廠工人翻舊帳外，更具有警告意味，警告運動團體在蔡英文執政後要「乖乖的」，繼續抗爭就等著收不完的罰單。

陳秀蓮表示，台灣過去的經濟奇蹟是靠工人創造的，然而當年紡織廠、電子廠的員工後來卻被丟在一旁，連退休金、資遣費都要靠自己抗爭爭取，如今高齡六、七十歲，本應該要享清福，卻還要出來月台上開記者會，痛批交通部行徑「非常小人」，檢察官都不起訴結案的案子，刑事罰不到就改用行政罰來開罰，「我之前整不到你嘛，現在來整你。」

東菱電子自救會副會長陳奕安表示，四年前國民黨打壓、控告工人，當時是在野黨主席的蔡英文還公開表示支持工人，選舉時也說要照顧工人，現在法院都不起訴了，認為工人抗爭有理，但蔡英文執政後居然用這種手段來打壓工運，「逼得我們再次穿上制服，重回古戰場」，陳奕安說，權力都在他們手上，高呼當年抗爭口號：「工人沒人疼，只有自己拚。」

當年參與臥軌，此次也同遭開罰的新海瓦斯工會顧問林子文表示，第三月台是工人「流血、流汗、流淚」的地方，五年前國民黨政府編列預算控告工人，向工人討債，工人抗議馬政府，批評國民黨政府無能，並跳下軌道震驚社會，把抗爭形式拉起來，也展現決心，今天大家重返戰場，揭露蔡英文選前騙選票，選後打壓勞工，但工人不會輕易認輸，要重新開戰，打到民進黨政府下台為止。

全關連義務律師劉繼蔚表示，當年國民黨編列預算聘請律師團向工人提告，要求償還借貸，一千多件訴訟案陸續進到法院，如果沒有當年抗爭，這些工人就會被逼著要還他們根本沒有借過的借貸，事件之所以引起普遍關注，就是因為有人跳下鐵軌，告訴大家這件事情是不對的，因而喚起社會與承審法官的注意。最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2014年3月7日宣告款項屬國家補償，而且歷時這麼久，請求權早已過時效，國家不可向工人追討，勞動部於是在3月時全面撤告，這是抗爭的成果，而同年4月桃園地方法院判決更表示本案一開始就是國家失能無法照顧工人所履行的社會補償，工人從頭到尾都沒有欠國家一毛錢，

劉繼蔚強調，為什麼工人可以從「十惡不赦、欠錢不還的壞蛋」，變成「從頭到尾都沒有欠國家一毛錢」，就是透過抗爭行動爭取到的成果，證明事情不是政府胡說八道就可以定案，工人要討回應有的公道。

然而事過境遷，民進黨政府現在拿《鐵路法》的規定開罰，劉繼蔚說，《鐵路法》該條文的目的是保護民眾安全，不要誤闖橋樑隧道的鐵路軌道，2014年鐵路局針對當時有民眾闖越平交道的事件也表示從來沒有用這條開罰過，因為這條不是為了要處罰，臥軌根本不在它的處理範圍內。

劉繼蔚強調，在全關連案件中，政府做錯在先，工人用可能造成自己身體受傷害的方式糾正政府，提醒政府做錯了，政府竟然還反過來追殺替工人提出訴求的人，諷刺蔡英文此舉是在「幫馬英九平反」。

男警葉繼元因蓄留長髮遭連記18支申誡，後續考績更被打上丙等，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為此提起行政訴訟。今日（10/26）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作出判決，宣判葉繼元敗訴。警工推與人權團體、性別團體則宣示將繼續上訴。

保二總隊警員葉繼元因為蓄髮，遭到長官刁難，先是被因小事記申誡，後續更因申誡而遭免職處分。後來，免職處分雖被撤銷，但後續又被打上考績丙等，未來升遷、加薪、培訓等職工福利恐受影響。今日上午北高行正式對葉繼元申訴考績丙等一案作出判決，法官主張「只要考績處分沒有違反一般公認的社會價值秩序，行政法院就不會撤銷」，認為警察長官為維護警察威信，得享有較高的人事管理權。但委任律師郭德田指出，台灣早已立法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2015年勞動部也指出「不可因性別表現的差異做出密集大量的懲處」，他認為北高行顯然忽略了《性平法》的目的與意義。

葉繼元則從親身經驗說明，他自2008年起就一再和長官溝通，可惜效果不大。他指出，行政機關被法律賦予很高的人事管理權，大可不必理會員工的異議。他說：「經歷各種貼標籤、打壓，我的痛苦一言難盡。」對於判決敗訴，葉繼元認為，法院不該一味支持行政機關享有獨斷的人事管理權，並要法官正視公務人員的救濟困境。他也表示，未來將上訴到底。

此外，包含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台鐵產業工會、法警工會也到場聲援，要求國家進一步保障警消與公務人員的勞動權益。消權會秘書長朱智宇指出，雖然大法官曾經釋憲，但公務員與國家的特別權力關係並未被解除，日前因發起抗爭遭免職的高雄市消防員徐國堯就是一例。朱智宇還特別指出，消防員的獎懲有考績會制度，但警政機關內部沒有，造成警政長官可以透過使用內規、大量懲處達到免職的效果，未來將與警工推一同推動《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的修正。

此外，台鐵產工的秘書蕭農瑀也指出，日前台鐵依法休假後201人遭懲處，他們也在等著看北高行對葉繼元一案的判決。如今得知敗訴，正代表北高行無法確保公務人員的救濟權利，這也顯示出政府一向「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法警工會發起人簡嘉達也指出葉繼元案代表的是今日的公僕已淪為「昔日衙門的僕役」。未來法警工會也將要提起行政訴訟，爭取夜班與例假日的加班費，呼籲警消大串連，改變行政部門不合理的內規。

RCA工傷案二審判決結果今天（10/27）下午出爐，工人再度勝訴！此次判決結果較一審有三大突破，一是判涉案的美國母公司奇異（General Electric）也須負賠償責任，二是獲賠金額由新台幣5.6億元增加到7.1億，三是獲賠人數由445名員工增加到486人。RCA員工關懷協會表示判決結果雖「小有進步」，但賠償金額仍偏低，將和律師團討論是否繼續上訴。

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污染案被視為台灣史上重大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公害事件，也是台灣史上最大的工傷案。RCA在1970年代來台設廠，生產外銷全球的電器產品，吸引許多年輕勞工加入，但數年後上千名勞工卻出現不明病痛甚至罹癌死亡。1994年，RCA長期挖井傾倒有機溶劑等有毒廢料的消息曝光；2004年，529名員工向RCA及其併購商美國奇異公司、法商湯姆森公司等五家公司求償27億元。2015年，台北地方法院宣判工人勝訴，RCA須賠償445名員工總計5.6億元，並在RCA上訴後進入二審。今日高等法院再度宣判工人勝訴。

宣判後，RCA關懷協會、義務律師團、學者顧問團、工傷協會及近百名RCA工人在法院外召開記者會，高呼「再度勝訴，立即賠償！」、「政府究責，永不妥協！」呼籲RCA、奇異公司、湯姆森公司立刻賠償受害工人。

律師團肯定法官判決 惟金額仍偏低

義務律師團團長林永頌表示，這次二審判決結果有幾點進步的地方，首先是RCA前母公司、美國奇異公司一審並未判賠，但RCA關懷協會主張RCA、奇異公司、法商湯姆森都明知有污染，卻未告知員工，都應負賠償責任，這次判奇異要賠，是一個進步；另外，賠償金額從5.6億元增加到7.1億、獲賠人數由445名員工增加到486人，也是進步。但他也說，如果是在美國，「賠償金額會是台灣的百倍、千倍」。

此外，林永頌也肯定法官認為RCA等公司主張「時效已過」作為抗辯理由，是「權利濫用」；並肯定法官沒有被RCA等跨國公司請來的美國專家證人作出的不合理證詞蒙蔽，認為「賠償金額偏低，但台灣司法確實有進步」。

RCA關懷協會理事長劉荷雲眼眶含淚地說，這次判決雖「小有進步」，但高興不太起來。她想到許多RCA員工已經過世，等不到判決結果就先走了，「再多賠償金額也喚不回他們的生命和健康」。劉荷雲表示，RCA工人抗爭十九年，因為堅持和努力不懈才走到今天，不只是為自己討公道和賠償，也是為台灣社會的環境污染討公道，拒絕財團為既得利益污染台灣土地。

劉荷雲呼籲，政府應將桃園RCA廠址全區保留，回歸市民使用；並成立工傷博物館，記錄這塊土地過去曾受到的傷害。

續爭取RCA工人勞保職災給付

工傷協會專員劉念雲則指出，除了本次訴訟的這批529名員工，還有另一批1,100人的「二軍」向RCA等公司提出求償訴訟。今年12月21日將在台北地院首度開庭，呼籲社會關注。

劉念雲也表示，一審勝訴後，勞保局有給予不到一百位獲賠的員工勞保職災給付，但關懷協會一直訴求，法院既已認定RCA污染和員工疾病的關係，勞保局就應把全台8萬個RCA員工清查出來，提供勞保全面給付。至於這些員工是否要進行民事求償則是另一回事，她強調政府應負起職災照顧的責任。

2017勞工影展中有一部頗為貼近時事的紀錄片《高教犧牲品──消失的永達師生》，是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作品，本片在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上募款，獲得32人贊助65,000元資金，完成《高教犧牲品，消失的永達師生》專題報導，包含五篇文章、大事記整理，以及本紀錄片，內容盡可能的梳理永達技術學院自2008年起教職員薪水違法調降，到2013年欠薪，以及最後2014年停辦後的經過。

永達技術學院，前身為永達工專，1967年創立於屏東縣麟洛鄉，是南部學子報考五專工科的前三志願，也是無數台灣工業人才的搖籃，其後在1998年改制為技術學院，學生人數逼近萬人，直到2014年宣布停辦。

教職員被強制扣薪到欠薪

2008年永達技術學院以預算案包裹減薪案的方式，在未充分與教職員溝通之下片面違法減薪近四成，期間許多教職員抗議也都不被理睬，到後來甚至是欠薪不發，教職員上法院訴訟卻又遭教育部惡意打壓，在教育部函示下屬意切割適用本薪與加給，導致只要不動到本薪，加給部分可以任意縮減調整，造成在一審教職員敗訴。

在教育部的眼中，永達技術學院片面減薪是合法的行為，導致在永達宣布停辦後的欠薪爭議當中完全無視教職員的訴求，認為「永達跟教師之間沒有欠薪問題」，認定那是「停辦前的減薪動作，跟欠薪不同」，教育部惡例一開，恐怕各級私校都會朝著本俸不變、苛扣加給的方向前進。

永達的老師在失業之後，多數無法找到另一份穩定的教職工作，僅有兩成能繼續做教師，且此份教師工作還都是兼任教師，與過去的專任保障天差地遠，許多教師被迫提早退休，回歸吃老本的生活，教育部兩手一攤，認為轉職與教育部無關，教育部無需承擔這些教師們的失業問題。

教育部對於教師是無情無義的，具有教師身分的時候會說用《教師法》來保障權益，但關廠失業後失去《教師法》保障資格，就被教育部所忽視，教育部所看不見的是這些教師的勞動者身分，才是扣薪、欠薪背後的要素，而非僅是縮緊加給這個層次的問題。

永遠消失的永達學生

學生在一間大專院校就讀，本該在四年後畢業，順利的進入職場工作，但本紀錄片中永達的學生，卻因為永達校方自行宣布關閉，讓這群學生被迫要轉校到遙遠的地方就讀，且轉入學門與原本學系的不符合，更造成在補修課程上的課業壓力，距離與學分讓學校無故被「倒閉」的永達學生，只能成為「流浪學生」，被迫在新學校「適應、學習」。然而，教育部卻認為學生認識新環境也是不錯的機會，甚至認定轉校說不定有益於原本住在新學校附近的學生，本片中呈現的教育部面貌，盡顯官員倨傲的嘴臉。

由於距離和學分的問題，原先在屏東就近就學的學生在教育部無法妥善轉置的情況下僅能輟學，甚至有些學生連預繳的學費都無法拿回，而教育部不但漠視學生受教權，也不願對永達董事會做任何處置，顯示在永達關廠案裡，教育部僅在意退場私校的董事會利益。

高教大限？轉移公產變私產

在屏東能念的大專院校不多，是台灣高教資源分布不均的表現，而關閉一所偏鄉的大專院校，卻又符合多數人眼中「該倒閉」的印象，總認為學生招收不足即該關閉，但所謂「高教大限」並未來得如此快速，反倒是教育部的「滅校計畫」來得更快。在教育部早期規劃的退場方案中，就喊出要將大專院校從160所縮減到100所，即需要精簡掉60所，完全是以減少數字的目標來推動，而非考量實際的需求來進行調適，這導致多數「關廠」的大專院校，根本不是遇到財務困頓、經營無能要求教育部接管，而是董事會自行要求關閉，希望教育部同意，卻又不同意讓教育部接管，目的是將公共資產轉移進入私人董事會的口袋。

永達技術學院宣布關閉，但永達董事會卻仍然存在，原本該提出的三年轉型計畫無限期延長，教育部仍放任董事會名下約10億以上的資產，年年外流到私人口袋，而更荒謬的是永達董事會提出的社福轉型計畫，教育部居然認真的在與地方政府討論土地地目的轉移，好讓永達董事會能夠「轉型成功」，卻無視永達教職員在停辦前的欠薪問題，更沒想過強制永達董事會交出違法苛扣的薪資，還給這些失業的教職員工。

高教轉型的未來該考慮接管私校董事會

本片的最後，高教工會提出教育部應該考量去整頓私校董事會，因為他們掌握了教職員及師生的生殺大權，卻又不必與師生共進退，私校關閉後，董事會仍能獨立存在，甚至將公共捐資興學的資金以及學生繳納的學雜費挪為己用，操辦各種投資項目、社會企業，名目上關閉學校，實際上卻讓董事會持續獲利。

私人興學開辦教育事業本為提供公共教育服務造福人群，如今這些私校董事會的二代、三代們，心中所想的卻是積累在校產中的資金，想著祖上捐資興學的錢能不能再回到「自家口袋」。而教育部也順應著私校董事會，把教育當成一種商品看待，想著60所大專院校「退場」之後可以讓2,000多億的資金流入董事會，看能否藉此資金來「活化」高教產業，致使教育的公共性蕩然無存。

高教轉型議題牽涉複雜法令條文，本片卻能提供一條清晰的理路，讓人看見教育部在背後所操作的一切，是放任私校董事會專權，撇清政府的接管責任，讓學生、教師都被迫流浪，最終只想著要在短時間內進行一種「滅校的教育改革」，完成自行設定的精簡目標，不顧其中遭罪的師生。

本次勞工影展的選片，讓原本在大眾視野之外的永達案，能夠藉著影展的推廣，在大螢幕上播放，也使得高等教育中的「退場」議題被更多人看見。可預見的是，若教育部不改變當前的高教政策，未來被消失的大專院校將不僅僅是永達一所，這波「關廠潮」將逐漸蔓延到各個學校，到時，恐怕你我曾就讀的學校，無論是否有盈餘，都會想順著教育部的退場政策，朝著自行關閉學校的方向前進。

對私校董事會而言，變賣校產比起經營學校來得好賺，當大專院校紛紛以「創新轉型」之名驅逐教授和學生，把教育的公共事業變成私人的產業，這將會是慘烈的高等教育危機。

第15屆台灣同志遊行今天（10/28）下午在凱道登場，超過12萬名同志及聲援民眾參與，人數創下歷年紀錄。護家盟、捍家盟等保守團體則在遊行前召開記者會，抨擊同志遊行鼓吹多元情慾，並抗議當前的性平教育已淪為性解放教育和同志教育，要求教育部改善。遊行的同志團體則大力捍衛性平教育，呼籲教育部勿向保守團體低頭。

同志遊行今年主題為「澀澀性平打開開，多元教慾跟上來」，台灣同志遊行聯盟指出，《性別平等教育法》雖已實施14年，但不論在校園或社會中，性平教育的落實仍有改善空間，加上近年保守團體的打壓和阻撓，性平教育不進反退，讓許多年輕的生命無法自在、平等地被對待。遊盟盼今日遊行可以展現人的各種慾望，打開性平教育的大門，帶給社會一場多元的「性教慾」。

遊盟估計今日有約12萬人上街，超過20國的同志團體到場參與，許多人扮裝、攜標語和彩虹旗參加，氣氛宛如嘉年華會，吸引許多民眾駐足拍照。

護家盟、捍家盟批同遊是性變態、性平教育扭曲

不過，同志遊行也引發保守團體不滿。上午，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護家盟）和捍衛家庭學生聯盟（捍家盟）先行舉行記者會，痛批遊行主題和性平教育荼毒下一代價值觀。捍家盟總召施俊宇怒批，今年遊行主題充滿性暗示，已經超越性解放，達到「性變態」的層次，他認為全民應抵制這種大膽囂張的行為，更不能讓這樣的教育思想進入校園。施俊宇也呼籲轄區中正一分局的警察加強執法，如遊行有妨害風化、妨害善良風俗的行為，應立即取締與逮捕。

護家盟秘書長張守一則表示，當前的性平教育和性教育已經被同運團體滲透和扭曲，要求將「多元性別」、「性別光譜」、「恐同症」、「異性戀霸權」等觀念從教材中去除，並主張《性別平等教育法》應改為《兩性教育法》，著重情感教育及兩性差異教育。護家盟也要求同運團體全面退出性平教育委員會，並增加家長代表的名額。

同志團體：性平教育絕不能從課綱消失！

今日遊行中，性別團體和同志團體則以論述和行動反擊護家盟和捍家盟的說法。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莊淑靜表示，護家盟等團體認為「多元性別」、「性別光譜」是不當的，但性平教育並不是要把孩子教成同志，而是要讓孩子知道世界上不只男女兩性，給予孩子更多元的認識世界的方式。

對於台北市教育局近日不堪保守家長壓力，將北市性平會的家長代表從1個席次提高為4人，莊淑靜也表示「很遺憾」，她更指出，目前性別教育在課綱中是放在「附錄」的位置，很容易被表決掉，過幾天要開課審會，如果被移除，課綱中將不再有性別教育供老師教學，導致不同性別氣質和性傾向的學生更易面臨霸凌處境，強調「性平教育絕不能從課綱消失！」

今日有許多家長攜家帶眷，推著娃娃車上街力挺同志遊行，拒絕被反同「家長」代言。同志團體「婚姻平權大平台」遊行到教育部時，號召民眾將印有「我支持多元性別課綱」、「性平教育救人一命」的貼紙貼在教育部的鐵欄杆上，要求教育部秉持專業，捍衛目前的性平教育。

此外，要求蔡政府盡快落實同性婚姻也是今日遊行主要訴求之一。婚姻平權大平台指出，大法官宣告《民法》未保障同性結婚違憲後，行政院及立法院修法進度依然停滯，同志團體在立法院前拉起「拒絕等待」、「終止遺憾」的布條，邀請遊行民眾一同在布條上印出紅色手印，盼同婚盡快完成修法，減少同志的血淚。

蔡英文總統在同志遊行開始後也在臉書發文祝福，並指在大法官做出釋字第748號解釋之後，婚姻平權的方向已經確立。她承諾，執政黨將會設計出一套符合大法官釋憲精神的法律架構，但也強調有責任確保社會團結，將秉持這兩項原則繼續努力。婚姻平權大平台則回應期許蔡政府落實同志權益、實現婚姻平權。

「一例一休」確定將修法，勞動部今日（10/31）公布行政院版《勞基法》修正草案，列出五大修正重點，聲稱將「解決現行《勞基法》彈性不足的問題」，朝更彈性化方向修改，包含休息日加班費改採核實計算、放寬加班工時上限、縮短輪班休息時間、鬆綁「七休一」規定、特休假遞延，和資方團體日前提出的修法方向極為一致，勞團不滿地嗆聲此次修法「真的非常值得全國大罷工！」

勞動部今公布《勞基法》修正草案，最快11月底就會排入立法院審查。草案分成以下五大重點：一、削減休息日加班費，取消原本的「做1小時算4小時工資」，改採核實計算，去年一例一休修法時提高休息日加班費「以價制量」，遏制雇主讓勞工在休息日加班的原意就此消失。

二、提高加班時數上限，又分成甲乙兩案，甲案是每個月加班上限從46小時延長至54小時；乙案則允許以3個月為一期勻支調度加班時數，一期的加班總時數最高上限達138小時。

三、縮短輪班間隔休息時間，又分成甲乙兩案，甲案是將輪班間隔休息時間從原定的11小時降為8小時，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後，可再延長休息時間；乙案是輪班間隔休息時間維持11小時，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後，可縮短休息時間至8小時。

四、例假安排可挪移，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後，例假可在7日之週期內挪移，亦即現行的「七休一」規定（每7天中需有1天例假，不得連續工作超過6天）將名存實亡，因例假可排在兩個7天週期的首尾，導致勞工可連續工作12天。

五、特休假遞延，年度終結而未休的特休假，經勞資雙方協商可遞延至次年，經遞延但未休畢之特休假，雇主仍應發給工資。

總體來看，此次《勞基法》修正案可說是民進黨政府自毀去年強推的「一例一休」法案，進一步削減勞工加班費和提高勞工加班工時，全面改惡《勞基法》的行動。勞團和青年團體日前已多次舉行記者會抗議，反對民進黨政府再度修惡《勞基法》，並要求還給勞工七天假。

勞團批：勞基法史上最嚴重的「改惡」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批評，如果依政院版本來修正《勞基法》，幾乎可以確定這將是1984年立法以來，最嚴重、也最具毀滅性的一次「改惡」。他指出，日後所有對勞動條件的最低法律規範，將被虛妄的「勞資協商」合議所取代，而台灣勞工過勞與嚴重超時工作的現況必將更為惡化。

陳柏謙痛批，從賴清德主導《勞基法》修法顯示，對台灣勞工而言，從林全下到賴清德上，真的是名符其實的「狗去豬來」。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林佳瑋也諷刺，難怪政府要力推「罷工預告制度」，因為《勞基法》新修正草案，「真的非常值得全國大罷工！」

勞動部表示，各界對《勞基法》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可於11月7日前提供勞動部研參。不過，行政院也已放話希望年底前完成修法，或至少在本會期前通過，民進黨強推修法已成定局。

遠東航空勞資糾紛持續延燒，遠航企業工會控訴公司解僱多名工會會員，意圖消滅工會，但遠航董座張綱維前天（10/31）召開記者會重砲回擊，批工會提出團體協商要求是「少數份子耍特權」，並公開發表反工會言論。今日（11/2）下午，工會因遲遲等不到董事長對公司惡意解僱工會幹部的回應，前往公司抗議。但公司高層仍未出面，甚至動員大量員工反制。

自遠航企業工會成立以來，遠航公司就對打壓工會「不遺餘力」，先是在今年5月違法解僱17名會員，後來經北市勞動局調解、開罰後復職。但在6到10月間，公司又解僱了多名工會會員與工會理事長詹文婷，並在10月底解僱兩位副理事長。張綱維日前更親上火線表示公司根本不清楚工會已經成立，而且「要是知道是工會會員，早就會資遣」，試圖以否認工會存在，間接否認「公司不願與工會協商」的說法。

然而，工會拿出公文證明，在5月公司就曾發函向工會索取登記證明、工會章程、幹部及會員名冊，當時工會也依約提供，也要求公司應儘速與企業工會展開協商。因此張綱維所謂「不知道工會存在」的說法顯然有誤。對於工會今日的抗議，公司則動員上百名員工展開反制抗議，批評少數特權份子組成的「壞工會」在胡鬧，卻造成多數「好員工」受累。

對於解僱工會幹部的理由，公司則主張，該次受解僱的兩名工會副理事長是因工作都「確不能勝任」，因此按《勞基法》予以解僱。但今日兩位副理事長也出面喊冤。副理事長高廷萱曾榮登遠航立牌看板人物、遠航形象大使，另一位副理事長戴瑩在機上商品銷售方面也有不錯的成績。她們主張遠航在內部的人事考核制度並不透明，實際上這些解僱的動作都是衝著工會而來。高廷萱語帶哽咽地說，董事長說公司是一個大家庭，「但門根本沒開，我們怎麼進得去？」

除了要求公司高層正視工會的協商權利，工會也希望民航局能夠主持公道，並隨後前往民航局陳情。民航局標準組長林俊良出面接下陳情書，他表示民航局並不樂見遠航內部勞資衝突，並希望公司與工會進行協商。但他也強調，民航局對於會影響飛安運作的公司內部事項將會加以干預，希望遠航爭議能夠儘速落幕，讓員工和旅客都能安心。

《性別治理》1這本書想要處理的問題是：性別平等在台灣近年的建制化，與台灣引以為自豪的民主成就之間有何關連？性別平等以及其所形成的治理格局賦予了台灣民主怎樣的特質？或者簡單說，我們如何從性別的角度理解台灣的政治與社會？

台灣的性別平等建制有著高度政治化的特質，並且在歷史過程中逐漸接合台灣的民主發展、國族政治。尤其在以下三個層面表現：

第一，就台灣內部而言，性別平等的建制化過程鑲嵌在政黨政治的競逐裡，藉著滿足執政政黨對統治正當性的需求而進入體制發展，也運用資源來生產承載著國族定位慾望的知識與情感。1993年民進黨爭取入主台北市，婦女團體內部親綠學者積極動員拉票，嚴厲批判那些站定女人立場而不站政黨立場的同僚。次年陳水扁就任市長，親綠的女性學者和組織者得到機會在市政府內創建女性權益促進會，統籌各單位的性別平等規劃，並隨著陳水扁2000年當選總統進入中央政府，以性別主流化和國際公約為藍圖，打造全國規模的性平體制。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拿回政權後不願割捨性別平等的形象利益，因此延續女性權益的路線及人員，使得體制化的性別意識更穩固的崁入政府結構，為2016年以單身女性主政的蔡英文鋪好了路。現在，性別平等已成功跨越黨派政治，成為任何政黨執政都必須輸誠的道德天條，也與執政政黨攜手治理，被視為台灣民主的必要元素2。與此同時，在政府建制的支援和鼓勵下，知識學術與通俗文化領域裡同時進行著與綠色執政相互呼應的台派文化建構工程，性別正是其中重要元素3。體制的性別平等與台派文化政治之間，或者更進一步說，性別平等如何參與在台獨國家打造過程裡，台灣的性別與國族似乎有著千絲萬縷但是不容易說清楚的關係。

第二，就台灣外部而言，性別平等已經成為台灣行銷國族定位和國際地位的展示櫥窗。儘管國族定位不明，國際地位存疑，甚至經濟前景堪慮，台灣過去30年在全球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中累積的經濟榮景已經養成台灣人尊貴／嬌貴的文明氣息，以及對秩序、禮貌、委婉等富裕社會特質的堅持，這些都有利於對比快速崛起但被蔑視為財大氣粗的中國大陸，以佐證施行西方民主仍然文明優越。台灣解嚴以來蓬勃發展的性別運動更成功使得平等開明友善多元等普世進步價值（至少在話語中）被視為在地的道德高標，性別主流化引進國際公約、國際規範來改造在地的法律與行政，政府更以支援特定主流民間團體參與或甚至主辦各種國際的性別會議來增加國際可見度，強化國族自傲。過去在台灣主要被包裹在性別平等中呈現的同性戀議題，近期更以同婚立法躍起呼應美國在全球大力推動的同志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被美國《紐約時報》及英國《衛報》等國際媒體大力推崇，也再次擦亮冷戰時期曾經風光一時的「亞洲自由燈塔」形象，並以這個歷史的反共迴唱來讓台灣與中國大陸繼續拉開距離。

第三，透過司法的改造，性別治理翻新強化了女性主義「私人的就是政治的」概念的含意。現在，這個「政治的」不再只是籠統描述權力關係，而是被具體化成為需要法律處置的壓迫和傷害。任何行為話語關係甚至眼神，只要被視為沾邊「性別不平等」，就可能構成「性別暴力」，不但被描述為身心傷害或痛苦，也必然影響被害人一生，因此絕對無法容忍。在自豪的民主進步想像與現實的社會不平差距之間形成的「平等」情結，更使得任何人際差異都有可能被詮釋為「不平等」，都可能引發義憤狂飆。文明化進程裡人與人之間的分際、個人身體空間的維護，在女性主義論述的「加害─受害」權力場景和角色配置裡，大幅增加了性騷擾與性侵犯的敏感度和控訴動力。這些發展或許提供給女性捍衛自身疆域的制度性支撐，另方面卻也形成對身體互動的敏感監控與猜忌介意，以情感上的不悅、不舒服為中介，使得人際互動高度政治化。原本進入現代以後男女社交、甚至調情互動界限的鬆弛，如今又在性騷擾、性侵犯的疑雲下重返男女之大防（甚至同性之間也受到影響）──或許這也是某些倡導性騷擾、性侵犯防治者的真正目的。

在本書裡，我把近年台灣在性別方面積極法律化、建制化所形成的權力結構與伴隨的道德情感稱之為「性別治理」（gender governance），書中各篇論文則記錄了我在不同時間點對這個發展過程的觀察和分析。「治理」的概念在1990年代由聯合國、世界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等跨國機構擴散全球，以高度的理性化、文明化、現代化、法治化來重塑第三世界在地文化與法律，以配合跨國發展／多邊關係所需，重建後冷戰的世界秩序。在台灣，性別治理吸納了西方婦女運動發展出來的體制化策略，以性別平等為絕對標的，以文明進步為願景要求，以政策保障所有資源分配都優先考慮性別因素，更以司法建立綿密的保護、規範和懲罰網絡。同時，仗義的國際組織、社會團體、以及無數正義公民都望風披靡地投入這種文明進步的性別平等政局，鉅細靡遺的塑造並檢視制度及個人的實踐，以確保正確可敬的性平話語立場價值是唯一選擇，政府則以「回應民意需求」進行立法執法，以接軌國際來佐證施政有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上，性別治理有其特別聚焦的領域，那就是「性」。目前，與性相關的事件（從賣淫到性侵到家暴到性騷擾到人口販運）都已經形成了綿密的法律規範，各級單位一體實施，隨時受到監督；甚至在社交媒體這種非正式空間裡，這類事件（或只是風聲或想像）現在都只能從受害者的角度敘述，而且只能忿恨傷害、懲戒加害，任何異議立場的表述都被視為是敵意或仇恨言論，與加害者無異。在以性別平等、保護弱勢為名義的性別治理之下，性與性別議題上的單一絕對立場已然成形。

然而性別治理的行動者其實包括了極為複雜的人群，絕大部份視性別平等為工作機遇或是方便的晉身階，少部份則有各式各樣的政治動機，也因此打造著性平體制的不同面向。支撐體制運作的主要是大量湧現的所謂性平專家（主要是做性別議題的女性，也有少數男性學者）以及其他專業人士（例如企劃、社工、諮商、媒體、公關等等）。畢竟21世紀也是社運專業化、走向經營特定議題的非政府組織並調整工作方向的時刻，這種專家的大量出現不但滿足了社運「NGO化」所需4，也可以協助政府進行政策評估、提供社會服務、執行性別平等計畫、提升己身國際形象等等。政府官僚體制則需要民間專家的協助以確保方向正確，行動正當。這些都提供了大量工作機會，吸引有意或無心的人士加入性平治理的行列。

其次，也有一些早年投入特定社會事件或議題的宗教慈善團體（如勵馨、善牧），但後來那些事件議題被定調為「性別」事件議題，這些團體也因此順利戴上婦女團體的面具，將她們原本的宗教道德立場，以性別觀點的方式注入議題。在面對政府和公眾時，她們偏好呈現各種悲情慘境、風險危險，以證明自己代言的人群（不管是婦女還是兒少）因為受壓迫所以都迫切需要保護和資源；在面對大眾和媒體時，她們努力經營專業形象與政治影響力，並且用可以融入官僚體制的語言和思考方式，把運動的訴求框進法律、規章的設置和緊縮裡。

性別治理的核心當然包含那些堅信性別平等但是政治上貼近執政黨派的女性主義策士們，積極從政策面打造一個進步的「性別優先」的體制。她們不見得同意性平專家或宗教團體的某些保守立場，但是因為自己在性的議題上已經用劃分性自主與性解放來否定女性情慾解放立場5，並在臺北市廢娼時正式亮出體制內改革的路線6，與邊緣戰鬥路線分道揚鑣，這些歷史行動都昭示了主流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與保守宗教團體的反性立場其實相距不遠，因此對於後者的立法和緊縮行動也沒有動力抵抗。如今面對已經十分綿密嚴厲的性法治化及其造成的各種壓迫和冤屈，這些主流的女性主義者終究難辭其咎。

從這個簡單的描述可以看到，性別治理的承擔者雖然來自不同背景，有著不同目的，執行著不同性質的工作，然而她們大都是專業人士，因此傾向於在當代專家統治的趨勢裡專業地執行被分派的工作，而不多想整個政經體制或世界格局、專業支配、規訓與生命政治等等大問題。可是她們不同的專業分工在現代權力、現成體制及其知識話語的既有格局裡習慣性地各就其位，逐漸整合起來。另外，在具體的性／別議題上，她們接受的是同一知識範式的標準性別話語，例如揚棄傳統性別角色、擁抱現代化的性別平等教條（性別優先、婦幼受害、積極管理偏差等等），也因為這樣，她們的工作多多少少相互呼應，彼此支持，慢慢磨合，促成了性別治理的整體框架和運作，更漸次滲透社會肌理，其權力效應也越來越明顯可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女性主義在當代看似流派眾多，傾向各異，但是發揮主流作用的流派都是將「性別」當作最主要甚至最根本的社會分析範疇（即，性別優先），或者即使打著各種社會元素「交織」的旗號，也總是在實踐上突出「性別」。然而性別優先所動員的情感往往圍繞著女性與兒少的「性受害」，強調受害位置的絕對正義道德高地，以推動極端保護主義的立法或修法。近年各種性別議題都是採用這種先情感綁架再道德恐慌的策略，建構起無可否認的「例外狀態」（可以無視人權法治而採取特殊的緊急處置），以全面否定其他考量與利害，確保自身的訴求所向披靡。事實證明，在治理模式下，這套策略頗為有效。

然而這些對於「性別」的偏袒，也使得性別平等在現實裡形成了嚴重的不平等。社會正義的天平出現明顯而強勢的傾斜──而且儘管表面上是傾向弱者，實際上卻只是「代理／代言弱者」──性別治理體制自身卻全然豁免於任何制衡與監察，構成一種直接威脅到正義的的社會正義實踐。雪上加霜的是，在全球化下越來越危危欲墜多方不穩（precarity）的年代裡，嬌貴情感在性別平等所擴散的受害想像中得到了更多正義／仗義能量，來迸發歇斯底里的偏執與妒恨，對一切可能的威脅或刺激或異議或質疑，都反射式的表達強烈情緒，充分暴露台灣人一方面洋洋自得文明進步，另方面卻心虛暴怒脆弱的自滿（fragile conceit）。從私到公、從近到遠，環環共振的敏感神經與情感狀態，助長了此刻「沒有同意，就是性侵」的極端談判交易模式，不但更加稀薄化性別平等對情慾互動關係的簡單想像，這種私密關係的法理化及其擴散效應，對於腐蝕台灣民主迫切需要的內聚和諧和信任寬厚，恐怕效力不亞於藍綠惡鬥。

自命體現了性別平等基本價值（從平等到多元）的性別治理，之所以似乎令人無法抗拒、必須全面臣服遵守，倒不只是因為綿密的法律撐腰，而是因為大量的中產階級早已在台灣的政治社會現實中養成了對現代、文明、進步的渴望，也渴望晉身西方先進國的可敬優勢位階，而性別平等看來正是一個可以實現這個現代化、文明化的管道。在這種一心一意西化現代化國際化的性別治理中，大量的在地日常實踐和言行舉止被視為不符合性別平等的文明圖像，許許多多在地共生關係和存在狀態被說成是傳統的、落伍的、保守的、不公平的，是需要被嚴密監督檢視，更應該被徹底拋棄、廢止、消滅的。那些還不能割捨這些關係舉止實踐的主體，也就變成了亟需被教育、被懲治、被改造的對象。

然而，憑什麼性別平等與治理可以取消台灣民主引以為自豪的自由自主多元開明，積極打造只容許一套標準，一股權威，一個絕對正確答案的社會氛圍？憑什麼性別平等可以超越其他社會元素，竄升為公私領域規範互動和關係的絕對優先原則？憑什麼不管公私領域都要承受性別治理的嚴密檢視與置喙？憑什麼性別平等和治理可以駕馭現代文明進步的優勢，將拒絕獨尊平等公式的價值、實踐、觀點打入「傳統」「保守」「落伍」「父權」的範疇，甚至等同於「侵權」行為來處置？憑什麼性別平等和治理可以漠視具體的人及其所存在的具體生命歷史與現實、情感與考量，硬性要求他們接受像性別平等這樣文明進步的價值和實踐？文明進步本身的物質基礎又是什麼？是一定的經濟實力和富裕以及它為中產階級所帶來的選擇嗎？那麼在物質條件逐漸改變甚至稀少的世界裡，在中產階級逐漸減少而且貧窮化的社會裡，文明進步價值是否還能存續？要如何存續？

提出這些問題，當然反映了我個人的思考方向和立場。我認為，不管原初的企圖或此刻的謀略是否如此，性別治理已經在現實中明顯造成了分化人民的惡果，也正在深刻改變台灣社會的情感肌理、正義原則與後代未來。

我主張的從來不是性／別的無政府主義，而是反對嚴苛綿密的規範與法律，以及為了這種嚴苛法律化而生產的仇恨話語。目前針對人際互動的密集立法已經沒有留下多少空間讓個人可以彼此協調善意交往，反而鼓勵個體時時警戒個人權益的邊界（誰在騷擾或侵犯我或別人？誰有資格坐博愛座？），其嬌貴的神經質與妄想則不斷衍生各種心理的亞健康狀態，甚至乖張言行。早年性別運動致力對抗性污名與性恐慌，現在性污名與性恐慌卻被用來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獵巫，形成令人敢怒而不敢言、冤屈無處伸張的道德悶鍋。可恥的是，婦幼保護團體就靠著「極端保護」與「嚴重傷害」的話語，不斷餵養並升高恐懼、義憤、恐慌、仇恨、痛苦、焦慮等等情感，不斷製造並揭開傷口的瘡疤（不要懷疑！你多年前確實曾被性侵性騷擾），也在矯情的撫慰創傷中（你是倖存者，你的姓名面貌永遠打上馬賽克，傷害是終生的痛苦但是ok），不斷建構更大的個人創傷與社會創傷，以及更清楚鮮活的痛苦記憶。這一切，餵養的只是婦幼團體更多的預算與更大的權力。

我希望這本書多多少少透過追溯性別治理的形成，指出了它在台灣社會裡的效應和惡果，以及團結抵抗的急迫性。我呼籲大家趁早開始找尋不同的路向，掙脫性別治理所擁抱的西方文明標準和道德絕對主義，特別是目前中國大陸也在這條性別治理的路上快速前進，性侵性騷擾都正在形成關注熱點，我希望台灣的前車之鑑能夠提供一個警惕。我相信在以個人主義、契約交易關係為本的主體性與平等思惟之外，還有其他很不一樣的社會組織方式及文化價值體系，可以提供很不一樣的文明進步思惟供我們參考嘗試。特別是那些經歷淵遠流長的歷史考驗，曾經整合過多樣文化多元民族，實踐過寬厚理解並累積了豐富制度和論述的偉大文明，都很值得我們仔細挖掘、重新研究，並在認識和學習中重塑我們的眼界和情感。

這本書的出版要感謝中央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和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的支持，科技部人文司多年專題研究計畫的補助，以及助理宋柏霖、沈慧婷、蔡孟珊的協助。

• 1.何春蕤，《性別治理》，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7年出版。本文為本書的代序。
• 2.性別平等與台灣民主之間攜手並進的緊密關係在近年不斷被公開認肯。民進黨與亞洲推動西方民主的自由派政黨聯合組建的「亞洲自由民主聯盟」（CALD, Council of Asian Liberals and Democrats）2017年8月在台舉辦女權高峰會，蔡英文到場致詞時就說：「當我們持續努力促進性別平等，就能建立一個更民主進步的社會」。參見〈被蔡英文稱讚「民主化推手」 呂秀蓮：不敢當〉，《聯合報》2017年8月11日。
• 3.以女性文學、同志文學來建立台灣文學獨特性和獨立性的企圖已經越來越明顯。社會科學諸領域也不遑多讓的以性別視角來盛讚台灣近代歷史與社會的進步發展。
• 4.「社運NGO化」是眾多後發國家地區（從非洲到中東到拉丁美洲到亞洲）社運人士1990年代開始觀察到的現象。當時大量新的非政府組織在北半球先進國家資助下出現，針對特定議題，積極承擔公部門本應提供的社會服務，形成運動論述與實踐的去政治化、官僚化、與企業化。
• 5. 1994年女性情慾解放立場隨著我的論述浮現後，女學會正式宣佈此後的工作方向是反性侵害與性騷擾而不是性解放。參見〈女學會≠性解放〉，《聯合報》1994年9月29日17版。次年，台大女研社計畫放映A片開拓情慾對話，掀起軒然大波後由指導教授劉郁秀與張小虹率學生舉辦記者會，宣佈「身體自主不是性解放」，將色情重新定位為批判目標，而非開拓可能。參見〈六成台大女生 看過A片〉，《中國時報》1995年5月16日5版。
• 6.林芳玫，〈從邊緣戰鬥到體制內改革〉，《中國時報》副刊，1997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