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院昨日（11/22）召開《勞基法》公聽會，被批評只是過水跑跑程序，今天凌晨2點「工鬥」等勞團兵分四路，無預警在總統官邸、行政院、勞動部、經濟部等單位潑灑油漆，抗議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強推《勞基法》修法，犧牲勞工的休息與生命健康，目前多位參與潑漆的行動者遭警方逮捕，並送往泉州街派出所問訊製作筆錄。

發起突襲行動的工鬥批評，《勞基法》修法草案內容引起社會各界爭議，但在行政院長賴清德「拍板」要求下，竟兩週不到，立院就已通過一讀，並預計在今天結束委員會的審查。

勞團表示，今日凌晨突襲各單位潑灑紅漆，是為了展現台灣勞工工作「血汗遍地」，絕非如彰化縣小英後援會榮譽會長蕭明仁在公聽會上所說的：「台灣那裡有勞工過勞死？有，也是本來就有病。」

今天稍早被潑紅漆的單位，包括總統官邸、行政院、勞動部與經濟部。工鬥痛批，勞動部連續兩年硬闖修改《勞基法》，去年（2016）已砍勞工七天國定假日，今年還要縮減勞工休假與休息，竟讓「連續工作12天」的血汗勞動「就地合法」，而今次勞動部長林美珠不但一再護航修法，對勞動基準保障毫無作為，而且面對在勞動部外絕食已兩天的勞工代表也完全不聞不問，可謂冷血至極。

工鬥表示，民進黨立院黨團已放話今日將把《勞基法》修法草案送出立院衛環委員會，完全無視連日來各界質疑與勞方的抗議，台灣勞工過勞頻傳，政府沒有拿出方法積極勞檢以保障勞工，反而修法放寬工作時間、讓勞工例假能被隨意挪動、輪班休息間隔更縮短，完全是本末倒置。

突襲行動後，工鬥等勞團預告，今天上午9點起，各方勞工團體將齊聚立法院群賢樓外，抗議立法院淪為行政院與資方代表的橡皮圖章、犧牲勞工的休假與休息時間，讓「高工時，低工資」的台灣勞工困境雪上加霜。

立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與經濟委員會今日（11/23）繼續聯席審查《勞基法》，勞團一早就集結在立法院周邊抗議，向立院內開會的立委施壓，在野黨也用各種方式杯葛議事進行。外界原預料民進黨團將在逐條討論後將草案強行送出委員會交付朝野協商，力拚年底前二、三讀，但眼見議程遭在野黨透過接連的冗長發言杯葛打亂，最後民進黨召委林靜儀只好宣布會議散會。

在野黨技術延宕 逐條討論不限時

今日衛環、經濟委員會繼續聯席審查《勞基法》，上午10點程序發言階段，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發言時再度霸佔發言台約一小時，質疑《勞基法》修法草案沒有「復議期」，不符程序正義，並表示因為衛環和經濟委員會聯審、且媒體人員眾多，要求會議主席、民進黨召委林靜儀裁示更換會議空間。經過一小時僵持，最後林靜儀讓步，在11點宣布更換至紅樓101開會。

然而還沒進到逐條審查，下午處理程序提案時，又出現戲劇性發展。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提案逐條討論時，「主席不得限制立委發言和討論時間，亦不能只有第一輪發言，要讓立委充分討論法案」。民進黨在衛環、經濟委員會原享有人數優勢可輕易否決，但因許多民進黨立委未在場，立委高志鵬又因未簽到投票不算數，表決結果在野黨意外以10票（蔣萬安、李彥秀、許淑華、陳宜民、徐志榮、孔文吉、陳超明、王惠美、張麗善、徐永明），對民進黨9票（陳瑩、黃秀芳、吳玉琴、陳曼麗、邱泰源、蘇治芬、蘇震清、黃偉哲、蕭美琴）勝出，通過提案。

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隨即要求「重付表決」，但國民黨團書記長林為洲指出，根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9條，「投票或點名方法表決，非有足以明顯影響表決結果之重大瑕疵者，不得要求重付表決。」林為洲認為高志鵬沒簽到並非「重大瑕疵」，而是他個人問題。柯建銘則反駁，院會常常提出重付表決，輸了本來就可以提，朝野立委陷入爭辯僵持不下。

就在林靜儀和柯建銘商量如何是好時，林為洲帶著蔣萬安等一眾藍委突襲霸占主席台，呼籲民進黨不要輸不起「重付表決」，民進黨自知理虧，表示願撤回重付表決的提案，藍委才離開主席台。至此，逐條討論確定將不限時、也可登記二輪發言。

隨後進入逐條審查的階段，蔣萬安採取冗長發言戰術，拖延審查兩小時，國民黨也向媒體放話將輪番發言直到午夜，民進黨要在今日完成審查難度極高，林靜儀於是在五點半宣布散會。

勞團擋修法 高喊綠委「回頭是岸」

今日能成功擋下《勞基法》初審，除了在野黨的杯葛，立院外勞團的持續抗爭也居功厥偉。反對《勞基法》修惡的勞工團體昨天深夜兵分多路進行潑漆行動後，今早集結在立法院周邊，高呼「拒絕勞基法修惡，還我七天假」。除了向在立院內開會的立委喊話外，勞團也試圖進入立院內，並因此與警方發生多次衝突，但因人數不足，並未成功。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新竹縣產業總工會、勞動人權協會等勞工團體一早集結在立法院群賢樓一側，齊聲反對法案繼續通關。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林柏儀強調，早在1928年，由蔣渭水與多位工會幹部主導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就已經提出「爭取八小時工時」的訴求。林柏儀呼籲，民進黨不可繼續改惡《勞基法》，否則將讓台灣的勞動條件「倒退近一百年」。

昨日公聽會上，資方代表、彰化縣小英後援會會長蕭明仁脫口「台灣沒有過勞死，勞工都是自己有病」，引發各界批評。今日也有勞團代表痛批這些資方代表的說法。由民視製作的醫療議題偶像劇近日就有勞工在夜間通勤發生職災，更有網友指出該劇組連續四十天在晚班進行拍攝。曾在民視任職的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痛批，「民視最近就發生攝影助理過勞加班，被撞成植物人的案件，難道立委跟資方都不看報紙嗎？」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劉念雲則說，勞動部統計每十二天就有一位勞工過勞死，但在自殺門診、憂鬱症門診、心血管門診就醫的人數，也都是過勞死的潛在危險族群。劉念雲估計，每年到心血管門診就醫的人數就高達48萬人，醫療支出更高達近300億元。劉念雲認為，《勞基法》要求雇主加給的加班費，根本與解決過勞所需的健保與醫療費用不成比例。

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則強調，對同時就業的女性勞工而言，她們的工作時間還有從事家務勞動的「隱形工時」。覃玉蓉痛批，如果蔡英文政府繼續改惡《勞基法》，台灣職場對女性勞工仍存在歧視，「在家裡就過勞了，懷孕還要被雇主歧視！」

在各團體發言後，勞工團體開始繞行立法院，並在青島東路側門展開突襲，嘗試突破警察防守進入立法院。然而，因為群眾不足，行動並未成功。隨後，勞團在青島東路靜坐到中午，為了回到群賢樓一側，再度與警方發生衝突。三點左右，有數名群眾再從立院正門試圖闖入，但也被警方阻擋。

勞團持續在立院外高聲點名民進黨立委，呼籲他們「回頭是岸」。蔣萬安在逐條審查階段，一人獨在台上發言超過兩小時，勞團也在外高喊「蔣萬安，撐下去，不要打假球！」最後蔣萬安不負眾望，迫使民進黨將《勞基法》修法逼入延長賽。下周將由蔣萬安輪值衛環委員會的召委，預料他將不會排審《勞基法》，因此最快委員會審查《勞基法》的時間將延至下下周，若再加上一個月的朝野協商「冷凍期」，民進黨恐確定無法在年底通過修法。

民進黨政府擬修惡《勞基法》引發質疑，勞團今（11/27）再赴行政院抗議，痛批行政院長賴清德「強硬輾壓勞工」，不僅帶來遍地血汗、同時也無法帶動台灣經濟成長，勞團今日在政院前抗議政院漠視勞工意見，並投擲紅色水球，象徵把台灣勞工的血汗，丟還給行政院。

工鬥代表陳姳臻痛批，民進黨政府去年（2016）為通過「一例一休」修法，不顧社會反彈強勢把勞工的七天國定假日砍掉，但修法通過還不到一年，馬上又再度要啟動修法，「既然這樣，是不是應該先把七天假還回來？」

陳姳臻表示，民間已有設計「國定假日法」的提案，增列包含：2月5日「工人臥軌紀念日」、3月8日「婦女節」、4月7日「言論自由日」、4月28日「國際工傷日」、9月28日「教師節」、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12月18日「國際移工日」為國定假日，讓國定假日恢復砍假前的19天，陳姳臻強調，工人在意的是放假，至於用什麼名目放假都可以再討論。

勞團9月27日在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平台通過「恢復19天國定假日」的連署，今日已滿2個月的回應期限，然而政院截至今日仍未正面回應，面對勞團今日的陳情，行政院今日由內政衛福勞動處參議吳婉慧出面接下陳情書，但現場也只回應表示「會再研議討論」，於是引發勞團向政院怒擲象徵血汗的紅色水球。

「裁決會不公，林美珠下台！」今日（11/27）下午台鐵產業工會再赴勞動部抗議，批判勞動部的裁決制度判決不公，導致201名會員「依法休假」卻被台鐵局懲處，並反對勞動部長林美珠修惡《勞基法》，強調台鐵員工現在的輪班制「已在十八層地獄」，不能讓全台勞工的勞動條件一同沉淪。

台鐵產業工會春節發起「依法休假」行動後，台鐵局對331名會員記過懲處，工會向勞動部裁決委員會提出不當勞動行為申請案，但裁決會卻認定工會不得號召會員行使依法休假，造成201名員工仍被記過懲處。

台鐵產業工會秘書蕭農瑀指出，在2012年台勤工會的拒絕加班案中，裁決會判定公司打壓工會是不當勞動行為，當時台勤員工是在前一天送出假單，裁決會認為公司已知道工會行動，個別員工不告知休假也沒關係；然而台鐵依法休假案的判決，裁決會卻認為台鐵員工必須七天前送出假單，才可休國定假日，認為裁決會昨是今非，越來越退步。

台鐵產工彰化代表曹嘉君說，裁決書中提到「七天前送出假單，國定假日還是可以休」，然而裁決結果出爐後，員工陸續收到台鐵局記大過的懲處書，導致員工不敢送請假單；而即使七天前送請假單，因為人力沒補足，主管仍不准休，質疑裁決會根本不能保障勞工休假的權利。她也說，因為依法休假行動，台鐵員工才爭取到10月開始可以每月休兩天完整曆日，但月休兩天仍然很少，對裁決會和勞動部感到很失望。

台鐵產工：勿讓全台勞工都落到「十八層地獄」

蕭農瑀也抨擊，民進黨政府現在要將《勞基法》修成沒有「七休一」，勞工可以連續工作12天，輪班間隔縮短為8小時；然而台鐵員工在修惡前就已經連續工作14天，輪班間隔8小時！

她指出，台鐵目前仍實施「日夜休」的三班制，每天都得到車站報到，連續上班14天才有一曆日的完整休息時間；另外還有AB班，A班是早上六點到下午三點，B班是下午一點到晚上十點，B班接A班時輪班間隔休息僅8小時。

台鐵產工會員徐仲能批評，衛環委員會民進黨召委林靜儀日前表示，「輪班間隔11小時有些行業就是做不到，像是鐵路、交通運輸」，擺明針對台鐵員工，強調如果《勞基法》修惡，全台勞工將比照台鐵做這種班，「把全台勞工拉到台鐵般的地獄」，絕對無法接受這種越修越差的修法。

隨後工會演出「請美珠部長吃丙」的行動劇，抗議裁決會放任台鐵局懲處台鐵員工，並指出林美珠要修惡《勞基法》，無法保護勞工已經瀆職，並將「考績丙等」的貼紙貼在其大頭照上，要求她下台。

當立院持續推動《勞基法》修惡的議程時，勞工團體在勞動部前的絕食抗爭仍未結束。今日（11/28），又有美光晶圓科技工會、遠東航空工會到勞動部批評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不公正，並指稱有裁決委員曾暗示要工會主動撤案，有違反公正裁決義務的嫌疑。

近日，行政院長賴清德如火如荼推動《勞基法》修法，將工時等多項關鍵的勞資條件交由工會或勞資會議與雇主協商。此項法規一出，即遭工會團體與勞動法學者痛批。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幹事魏豫綾指出，這次的《勞基法》修法將重要的勞動條件都交由勞資協商，但今年已有多個工會經歷雇主在團體協商、勞資談判時，無理由甚至惡意解雇工會幹部；當工會主張這些惡意解雇有「不當勞動行為」嫌疑的時候，進行裁決的裁決委員會卻無法為勞工伸張正義。

魏豫綾質疑，如果當前的裁決制度早已無法保障勞工，為何勞動部長林美珠又相信「在《勞基法》修正後，企業能夠自律呢？」

本月中旬（11/20），科慕工會、空服員職業工會、台鐵產業工會、新海瓦斯工會都已經表示對現行裁決制度的不滿。遠東航空工會的代表說，今年五月，遠東航空針對17名工會會員的解雇案，送入裁決會後，在十月中旬召開了第一次調查會議。

然而，資方在調查會議後繼續解雇工會會員；理應調查是否有不當解雇嫌疑的裁決委員，卻也在調查會議上指出五月被解雇的勞工已全數復職，認為工會的訴求已達成，暗示要工會「撤案」。從十月底至今，遠航工會又有7名會員遭到辭退，這也讓工會對程序冗長的裁決會是否有效，感到十分質疑。

另一位站出來批評裁決制度的工會幹部，則是今年與公司進行團體協商時，遭到惡意解雇的美光工會理事長馮澤源。馮澤源指出，美光工會是在去年（2016）華亞科技被美商美光公司併購時所成立，為了保障會員的權利不因併購案打折，工會已經與公司展開談判。

馮澤源指出，雖然多次協商，但公司卻往往出爾反爾，例如對美光工會與上級工會是否能夠入廠，就往往朝令夕改，協商後再打破協商決定。到了今年十一月進行第六次協商時，公司更在會議召開前，突然解雇代表會員進行協商的理事長，並臨時更換協商地點到公司內部，讓工作證已被消磁的理事長不得其門而入。

對於美光工會、遠航工會的案例，勞動部勞動關係司裁決科科長章鴻年表示，他對裁決會的決議無法表示意見，僅收下勞團的陳情書就離開現場。為了表達持續抗爭的決心，馮澤源今日也代表美光工會，加入勞團接力絕食的行列，他表示將持續發聲，堅決反對裁決會不公以及《勞基法》修惡一案。

為宣誓反對《勞基法》修惡，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與華航、長榮等工會今天（11/28）晚間在勞動部前舉辦「航空業勞工團結晚會」，空服員工會表示，此次修法鬆綁七休一，提高加班時數上限，輪班間隔也從11小時縮短至8小時，一旦失守休法通過，形同防線潰堤，未來「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AOR）也將會連動修改，未來包含航空業在內的台灣勞工將會陷入更艱困的過勞處境。

今日晚會有數百名空服員參與，在勞動部前搭設舞台，人潮湧出人行道，不斷激昂地高喊：「空服員！團結！空服員！戰鬥！」等口號給彼此打氣。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理事長趙剛表示，行政院一意孤行推動《勞基法》修惡，而勞動部長林美珠卻完全喪失應有的立場，只說「企業會自律」，趙剛以去年（2016）華航空服員罷工後與華航簽下協議，事後資方卻反悔，甚至還不斷打壓工會幹部的狀況為例，反問林美珠「企業如果不自律，你要怎麼辦呢？」講到激動處，趙剛幾度語塞哽咽，「我們華航還是有工會的，都這樣了，那些沒有工會的勞工怎麼辦，企業如果不自律，他們怎麼辦？」

長榮航空工會理事長廖以勤表示，華航空服員罷工後，激起長榮航空2,600名空服員加入空服員職業工會，後來也成立了自己的企業工會，終於打破數十年來「長榮無工會」的神話。

廖以勤表示，長榮航空即將在明年起，將台北飛舊金山的航班，改成「3天班」，去程與回程只有間隔24小時，人到了是當地白天，睡醒了是半夜，吃不好也睡不好，痛批長榮航空多年來不知長進，勞權不斷倒退，為節省成本，外站停留時間越來越短，導致空服員休息時間嚴重不足，「我們是人不是機器，不是按一個鈕就可以關機！」

空服員工會長榮分會常務理事李瀅表示，自己有工會可以參與，已經是很幸運的了，但台灣勞工僅7%有工會，「有工會都那麼辛苦了，實在很難想像另外那93%沒有工會的勞工該怎麼辦。」

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更表示，在7%有工會的勞工當中，其中還有大半工會都是被資方控制的「閹雞工會」，剩下的那一半，就是資方極力打壓的對象。勞動部聲稱修法有「勞資協商」的把關機制，日前遠東航空解雇多位工會會員的案件，送到勞動部進行「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卻被裁決委員暗示要撤案，劉惠宗痛批「裁決制度」原來應該是替勞工維護公道的勞工法庭，如今卻效果不彰，導致政府要勞工跟資方協商，但當勞工被打壓時，卻根本沒有後盾，輕易就被解雇。劉惠宗呼籲，面對此次的修法，「大家一定要有動作，要抵抗到底！」因為在《勞基法》後，還會有「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AOR）的修法，如果《勞基法》這關沒守住，未來AOR的修惡的仗只會更艱困。

晚會上，工會成員將歌手陳綺貞《旅行的意義》改編成《過勞的意義》，現場氣氛時而激昂時而溫馨，並比照演唱會規格，眾人點亮手機的手電筒，跟著旋律與口號聲浪搖擺，最後集體燃燒火炬，訴求「點亮政府的良心」，並在現場焚燒寫有「過勞」二字的台灣。

勞團自11月20日起發動絕食行動，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從頭開始參與，至今已絕食長達整整八天，由於體力不支，最終在今天晚會宣告停止絕食，但後續仍會有空服員工會幹部，接力繼續絕食。勞團也預告，反對《勞基法》修惡的戰役，還沒有結束，將會抗爭到底。

組織工運的浪潮，正在美國境內一個最為特殊的經濟區蓬勃發展。今年7月，超過五百名在臉書矽谷總部員工餐廳工作的勞工，表決通過聯合爭取調薪、合理的工作時數和安全福利（譯按：如醫療保險等）。幾天後，特斯拉汽車（Tesla）工廠的工人向電動汽車製造商的董事會提出了訴求清單──這份清單是近期美國勞工運動界傳奇「美國汽車、航空及農業機具工作者聯盟」（United Automobile, Aerospace and Agricultural Implement Workers of America, UAW）的談判成果。 

對任何產業而言，組織工會都是一項壯舉，在矽谷，這尤其需要強大的決心與毅力。加州作為科技業的搖籃，以其反對勞權的立場臭名昭著。這段歷史可追溯回數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科技產業的創始者擁抱「烏托邦式」的未來主義精神，定位他們一手創辦的企業是「東海岸和中西部地區拒絕工會組織的先鋒」。在工會消失了的未來，他們聲稱，解除了人事成本和勞工權利相關法律的限制，科技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步。1960年代初，英特爾（Intel）公司的創辦人之一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有段著名的宣言：「確保公司內沒有任何勞工組織這件事對我們來說生死攸關。一旦像那些有工會存在的企業一樣遵行各種保護勞工的規範，我們非倒閉不可。」

在勞工與經理人之間廣為流傳這樣的訊息──工會的消失，將帶來高薪和股利。但事實上取工會而代之的，固定工時、集體談判權和優渥的收入，並沒有一體適用於所有在矽谷工作的勞工。儘管工程師、營銷人員得到可觀的薪水、員工餐廳的美食、設置在公司裡的三溫暖設備（以及公司即將提供的住所），以換取他們在馬拉松式不眠不休的工作日中的絕對奉獻，那些低薪的勞工可沒有這樣好的待遇。

在矽谷，非典型的約聘式服務業勞工比比皆是，如倉儲工人、門警、保全和接送巴士司機等等，他們在那些不直接聘用這類勞工的知名企業中工作，如谷歌、蘋果和英特爾等等。這些人通常以個別獨立的契約關係，為第三方勞務仲介機構聘僱，這些機構旨在削減勞動成本以及規避對勞工的保障。

對那些被臉書以「旗艦全方位服務計畫」聘僱的員工餐廳職員而言，這種約聘風氣引發的最大不滿在於薪資不足。衛報引述的資料顯示這些人的時薪為17.85和19.85美元，已超過了臉書明定的最低薪資（15美元），當我們不考慮地區因素的時候，這樣的薪水聽著似乎還不錯，但在各種生活所需都極其昂貴的情況下（這裡可是Uber和eBay總公司的所在地），這點薪水根本微不足道：約聘人員發現自己繳不起員工健保的保費，甚至得在車庫安身。「因為臉書進駐，消費水準飆升。有時我甚至得去申請發薪日貸款。」員工餐廳的僱員向衛報表示。

特斯拉公司的發電廠工人也遇到類似困境，特斯拉付給費利蒙（Fremont）工廠的工人每小時18美元的起薪，UWA指出這樣的薪水「遠遠低於全國汽車工人的平均薪資（25.58美元），更低於阿拉米達縣的生活工資（28.10美元）。至於加薪的方式，目前仍不清楚──或其實根本不存在。」在網路媒體Medium 2月份的一則貼文中，該工廠員工何塞‧莫蘭（Jose Moran）指出許多工人「每週工作超過40小時，其中包括強制加班」以滿足特斯拉不斷成長的生產目標。而特斯拉的總裁伊蘭‧瑪斯克（Elon Musk）也含糊地承認他的員工「工時又長，工作又辛苦。」

問題不止於此。特斯拉堅定地遵循科技業的文化，即矽谷以公司成長為最優先考量的教條，由於他們的產品不是電子數據而是實物，因此需要大量的體力勞動，工人於是面臨了從過勞暈厥到椎間盤突出不等的問題。更糟糕的是，許多人由於擔心自己被調到薪水較低的輕量工作部門而向公司隱瞞病情。（曾有一位員工透露了自己的背傷以後，時薪從22美元暴跌至10美元）。

鑒於以上的狀況，臉書和特斯拉公司新成立的藍領工會有其迫切必要性。幸好他們並不孤獨，早在2015年，一些約聘服務人員就有了更多保障：蘋果的保全獲得了正式員工的身分，而臉書、蘋果、雅虎和eBay的接送巴士司機，也在當地Teamsters工會的努力下成功組織起來。今年稍早，3,000名私人保全獲得了工會代表權，同時，矽谷的門警集體聲明了數十年來科技業的藍領員工對其代表的需求，而Uber和Lyft的司機則繼續努力組織工會。

近期的勞工運動趨勢，證明了諾伊斯信誓旦旦的見解是多麼過時而不管用，尤其是UAW打入了長期以來一直拒絕工會介入的行業，更揭示了當代矽谷藍領階層工作狀態的不穩定性。隨著科技業的資本家將更多勞動自動化、更用力的宣傳「數位世界」的未來主義──也就是日復一日的邊緣化廚師、服務業、門警、流水線工人和司機，組織工會的行動會顯得更加重要。

雖然成功組織起工會是巨大的勝利，但如果矽谷的工人階級要享受舒適而充實的生活，這場戰鬥還遠遠沒有結束。正如Uber和Lyft的啟示，組織更多人對抗富有的科技專家對勞工權利的敵意，將會在社會和經濟層面帶來更大的改變。過去幾個月裡發生的種種，已足夠讓我們對此拭目以待。

（翻譯／劉璧嘉；校訂／何春蕤）

傅柯（Michel Foucault）注意到，17世紀基督教牧世書寫「不但要求信徒對自己違法的行為表示懺悔，還必須將自己內心所有的慾望都化為言語表述」，這和18世紀法國浪蕩文學所要求的知無不言諷刺地相似1。然而隨著現代醫學、精神科學及刑事司法的發展，維多利亞社會對「將性言語化」的多方鼓勵2呈現出一個新的性話語政權，話語和沈默有了新的分佈規範：「談性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但是說的方式不一樣了，因為能說的人不一樣了。」在此，傅柯紀錄了告解／自白式話語的普及擴散，它不再侷限於社會核心的教會，而以多種形式的坦承來講述「性」的「實情」。

我認為，傅柯指出的這個「告解／自白益趨科學化」過程，與我所研究的紀錄片訪談特別相關。這些轉變過程包括：（一）「誘發講述」在臨床診斷中的規範化3：出現了各種問卷調查、問診、檢查、解讀症狀和癥兆、以及「講談療法」（talking cure）4；（二）因果預設：性被視為所有疾病和問題的危險源頭；（三）潛藏原則：認為性會透過壓抑和失憶把自己部分隱藏起來，不為被分析者和分析師所知；（四）詮釋方法：主體的敘述必須透過專家的詮釋才能解開真相；（五）告解／自白效果的醫療化5。

專業醫學知識經常以風險、衛生、疾病和法醫話語在性工作研究中起著重要的決定作用。訪談者的詢問很積極的探詢受訪者的性實情，反而「植入變態」，也就是讓性工作者的工作（「賣淫」）被看成是她們身分（「妓女」）的真相6。雖然在有關「性工作」的討論裡很難繞過「性」，但是這些紀錄片的訪談模式卻經常暗指性的真相總是被掩藏的，而且只有訪談者（也就是聽告解／自白的人）能把它們挖出來（「提問的那個人被假設本來是一無所知的」）。7

這裡的描述和同性戀出櫃的權力動態實在太相似了8。事實上，從LGBT和性工作社群共享的歷史──包括紀錄片在其編史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酷兒和性工作者在斟酌應付互動式訪談時會很類似，它們都是既牽涉到展演，也同時牽涉到展演性：出櫃既是實踐自己的身份，也是描述這個身份——這使得觀看螢幕上告解／自白場景的觀影者既是紀錄片所指涉的對象，也是告解／自白的說話主體9。

我認為，把同性戀和性工作放在一起討論是有意義的，因為兩者親密地共享著歷史、空間和社運經驗，事實上，早期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基」（gay）這個字同時指稱娼妓（gay women）以及都市風月場所中的其他居民10。魯賓（Gayle Rubin）也釐清：「雖然性工作是一種職業而性特殊口味是一種性慾偏好，但是在社會組織的層面上，兩者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娼妓和同性戀同樣屬於性犯罪人口，性活動是她們被污名化的主要依據」。11另外，史料收集者瓊安．耐澀（Joan Nestle）曾描述，在面對掃黃警察時，酷兒女性和娼妓往往共享同樣的空間與經驗：「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我在酒吧裡學習做女同性戀的時候，性工作者是我們世界的一部份，我們並肩坐在高腳吧凳上一起狂歡，一起做愛。那個時候，掃黃警察監視著我們的世界，而我們很清楚，臨檢是不會區分蕩婦和酷兒的。」12

酷兒、跨性、和性工作者對抗警察騷擾和臨檢暴力的共同歷史，在沙弗爾（Melinda Cheauvert）的《性工作者團結起來：從石牆暴動到蕩婦遊行》（Sex Workers Unite: From Stonewall to Slut Walk）以及格蘭特（Melissa Gira Grant）的《扮演婊子：性工作的工作》（Playing the Whore: The Work of Sex Work）裡得到了整理和紀錄13。她們特別突出跨性別性工作者兼STAR組織（街頭變裝行動革命者，Street Transvestite Action Revolutionaries）的創始人里維拉（Sylvia Rivera）和約翰遜（Marsha P. Johnson）在爭取酷兒、有色跨性、及性工作者有權抵抗警察例行騷擾時的重要地位。這兩位組織者的歷史觀點和運動參與史也都保存在紀錄片《圍欄以外》（Fenced Out）（2001）和《不必上心：瑪莎．約翰遜》（Pay It No Mind: Marsha P. Johnson）（2012）裡14。此外，紀錄片《尖叫皇后：康普頓餐廳暴動》（Screaming Queens: The Riot at Compton's Cafeteria）（2005）在史料影像中夾雜著參與者的個人見證，重建了跨性女、變裝皇后和性工作者抵抗警察虐待的歷史抗爭15。跨性導演兼歷史學家史塞克（Susan Stryker）也強調，口述歷史和LGBT史料是了解舊金山跨性及性工作者歷史和酷兒地理的重要資料16。事實上，《尖叫皇后：康普頓餐廳暴動》點出了一系列促成跨性女、變裝皇后和妓女趨向政治化的因素，使她們將對性小眾的歧視及性工作者的生存問題視為基本的民權議題，並對警察的壓迫騷擾予以迎頭反擊。

為了強調男性性工作者群體在康普頓餐廳暴動和石牆暴動裡的重要角色，前男性性工作者金凱德（Hawk Kinkaid）指出：「現在，很多主流同志人口都迫不及待想把愛滋年代及LGBT平權運動的抗爭『洗白』，也就是把性產業中的男性性工作者掃到陰影底下，抹殺性工作者曾是包括愛滋解放力量聯盟（ACT UP）等運動中不可或缺的成員，否認各種形式的性工作曾是紐約西村之所以能夠與世隔絕而為基佬（gay men）提供保護的重要因素」17。像金凱德這樣的作者指出了一個重要的區分：比較主流的男女同性戀政治主要聚焦於融入社會、爭取婚權及參軍權等議題；酷兒政治連線則集中於挑戰所謂「監獄－工業複合體」，這個複合體嚴重影響了酷兒人口的生存，特別是低收入的有色人種、移民、跨性女和性工作者（當然這些分類往往是重疊的）18。我認為這些邊緣人口的共同歷史經驗和交疊的公共性文化，以及在爭取認可與編史政治上所進行的諸多辯論，都為我們以及本書在考證性紀錄研究（sexography）的發展或者分析有關性工作的「真實電影」時提供了不可忽略的重要脈絡19。

我的前一本著作《含混與衣櫃》（Opacity and the Closet）已經對告解／自白式訪談的出櫃論述進行了內在批判。在本書裡，我將進一步聚焦紀錄片訪談中的性邊緣主體，探究他們如何斟酌應付這些訪談情境。這裡的「斟酌」（negotiation）是研究性工作時的關鍵字，不僅因為這個詞包含了與顧客斟酌交易或者斟酌評估風險，也因為這種主體需要時時與污名斟酌周旋（污名就是「管理敗壞的身分」）——包括與那些有著不同且可能相互衝突目的、總是提出預設既定立場問題的研究者周旋。20

以下我將從幾個方面來定義性工作論述：「誰能說性工作的話語，說話人的位置和觀點，鼓勵人們談論性工作、收集並傳播這些話語的各種機制和措施」21。這些機制的形式之一就是記錄片，而我希望顯示：把性工作紀錄片中的訪談場景「問題化」，將可展現傅柯式性佈局歷史的新維度。在我檢視的影片中，告解亭或診間沙發22等等進行告解／自白的場域，被置換成主體與鏡頭之間的空間，以及受訪者與電影製作者之間的倫理空間或互動（axiographic）空間。不過，即使在紀錄片裡，展演也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影片製作者的求知意志——也是一種權力意志——會誘導受訪主體以特定方式展演自己，這正是魯什和莫林（Rouch and Morin）的「真實電影」實驗所展現的。我則想為鏡頭裡受訪主體的告解／自白展演和反告解／自白展演（例如《巴黎在燃燒》中Venus Xtravaganza的表現）提出一套理論；我想強調，沉默和言語一樣有其功用，這種話語的省略並不必然反映了壓抑，因為沉默或「含混」也可能構成一種抗拒，以反抗醫療及法醫話語的宰制、污名化、與強制。

對那些有興趣看到女性和性少眾的個人證詞被用於政治或史料用途的人而言，傅柯對告解／自白的獨創批判可能會令人望而生畏或構成阻礙23。可是我想指出，傅柯後來在講授「仗義執言」（parrhesia）24概念的課程裡對「說真話」活動進行了新的思考，這是一個潛在的另類方案。（當然他也承認，當古希臘哲學家剛開始提出這個坦言概念時是將女性和奴隸排除在外的）25。我認為，當性工作者願意冒險批判權威（例如警察、立法者、和訴諸司法的女性主義者26）時，她們體現了當代的仗義執言範例27。無懼言論的潛力正存在於這些與妓權運動連結的自省式女性主義紀錄片中。

關於性工作的批判民族誌

除了傅柯外，我的知識來源還要感謝妓權運動的組織者與倡議者。她們努力挑戰性工作污名，干預目前流行的「人口販運」霸權論述，並積極參與有關性工作者生計和存在的無休止「辯論」。這些運動份子不僅鏗鏘有力地發聲，也主動檢視研究人員，透過跟進學習來對辯論的內涵進行反思。

我深知，使用「性工作者」、「商業性服務」這些字眼就會被視為表達了一種黨派立場：也就是說我支持性工作者對性工作除罪化的訴求，支持性工作者得到作為勞工和社會成員應有的尊重28。反過來說，如果我使用「妓女」、「被拐賣的女性」、「現代奴隸制」這些詞語，那很明顯的，我站的立場會貶低「受害者」的主體性，會把賣淫等同於本質上的虐待、剝削和作踐（常被定義為「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對男性性工作者則視而不見）29。細微的語言差別常會造成實際的影響，例如：「禁娼主義」（prohibitionism）比「廢娼主義」（abolitionism）更為精準，但是後者聽起來就比較高尚，而且不會那麼明顯的和當年失敗的禁酒運動相連或分享同一段歷史。30

性工作辯論的定調本身也造成一些虛假的二分。杜司馬（Doezema）就注意到，國際間關於性工作的辯論創造了「自由選擇」和「強迫受害」的虛假二分。在現實裡，很少有人符合任一端的描述，而且我們還需要考慮貧窮女性、性別不馴的年輕人和移工們究竟可以有多少人生選擇31。許多性工作者和性工作研究人員堅持，一個人可以支持性工作除罪化但同時反對人口販運，他們認為把性工作和人口販運混為一談，不但不利於相關人口的現實與經驗，也奪走了女人「主動同意」的能力32。不少運動人士和研究性工作、性產業、非正式部門經濟、以及移工的研究人員也針對國際法律和政策框架，指出把性工作和人口販運混為一談造成的種種問題。33

非性工作者身分的學術工作者常常號稱自己有專業知識來談性工作者的生活和勞動條件，這已經被格蘭特（Grant）徹底批判過，在此我不想重蹈覆轍。相反的，我打算呼應格蘭特的呼召來研究性工作辯論如何被中介，特別是紀錄片在此中的角色34。紀錄片導演是從什麼樣的立場來試圖說服觀眾在性工作刑事化或除罪化的辯論中站立場呢？一般來說，不在辯論中表態，往往會被視為懦弱；正如巴特（Barthes）所言，在好辯的文化裡，採取中立是「壞形象」35。可是，拒絕踩進高度道德化的辯論，以便指出其侷限或者弊端，也有幾分道理。霍朴林（David Halperin）就曾讚揚賽菊蔻（Eve Kosofsky Sedgwick）運用傅柯的方法來策略性地分析恐同話語，她鼓勵人們「暫時退出大局，以便在局外看清這個遊戲的整體規則，檢視己身所處的整個策略情況：這個遊戲是怎麼建立起來的？照誰的規劃？對誰最有利？對哪些玩家有哪些影響？」36霍朴林指出，同性戀是天生還是後天的病因學討論就只會分散注意力，讓人不再去處理當下同志公民權的問題。當年在墮胎議題上，支持胎兒生命權亦或支持女性選擇權的兩派人馬一旦聚焦辯論生命是否從受孕那一刻開始，就偏離了挺「選擇權」的運動者想要處理的女性生育權問題37。同樣的，娼妓議題也很適合用恐同論述的類比來理解：由於性工作者的聲音沒有被賦予同樣的道德權威，關於「娼妓」的抽象道德辯論常常也分散了我們在處理現今性工作者民權問題上的注意力。就像賽菊蔻的分析構成了霍朴林的模範，格蘭特對性工作「辯論」中權威話語的策略性分析也是我的模範。我們必須將廢娼主義者視為這場根本就被操控了的遊戲中的「玩家」（她們藉此可以獲得捐款和資助）38。基於這種不平等的局面，我寧可照色瑞芬（Olive Seraphim）同時向反娼和挺娼女性主義者發話的文章〈 女性主義者如何成為性工作者的同盟〉（“How to Be a Feminist Ally to Sex Workers”）的建議，將自己定位為盟友。39

由於我關注的是時代精神（ethos），對只訴求情感（pathos）保持懷疑，因此我會盡可能直接引用性工作者的話，不管是從編輯過的紀錄片裡引用，或是引用妓權運動者部落格和推特上傳播的性工作者對媒體再現的批判40。馮克（Marijke Vonk）曾針對一位荷蘭反娼紀錄片製作者寫道：「我認為梵登伯格（Jojanneke van den Berge）最大的錯誤就在於她以為性工作者會保持沉默，以至於聽到性工作者說話時，她似乎真的大吃一驚，根本無法保持冷靜。以前，你可以胡說八道，撒著各種關於紅燈區的謊，並試著替那些可憐的、無權無勢的女孩說話，那些不符合被動受害者角色的性工作者則被完全忽略。但是隨著推特和其他形式的社交媒體出現，性工作者有了一個說話可以被聽見的地方，她們的聲音還真是蠻大的！」41（我會在本書結語討論這種新的強勢介入。）

我們可以將那些賣性者的話語和俄格斯丁（Laura Agustín）所說的「社會行動者」（社工、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組織）的話語做個比較。俄格斯丁的寫作徹底刺激了我對研究人員作為社會行動者的思考，她的《邊緣性：遷移、勞動市場和救援工業》（Sex at the Margins: Migration, Labour Markets and the Rescue Industry）炸毀了幾個迷思，（一）賣性與其他工作完全不同；（二）賣性的移民都是無力的受害者；（三）眾多要拯救賣性者的人都不是出於私利（然而「那些號稱援助者的人經常一手譴責邊緣化，一手積極再生產邊緣化」）42。俄格斯丁檢視了多種互相競逐的話語，包括廢娼主義、原教旨女性主義、救援、合法化、充權、朋輩教育、和醫療化（例如愛滋病外展和「風險」話語）43，也處理了主流媒體如何過度簡化性工作者的生涯故事（「在那個名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話語中，性產業中的女性都被被迫的，而賣性的男性與跨性別的經驗則被徹底忽略44）。

我在本書中特別關注主流之外的媒體，以便部份彌補主流敘述對LGBT性工作者的忽略，也凸顯紀錄片不僅可以介入這個「道德淪亡」的領域，也可以是一種反省式的民族誌45。俄格斯丁曾就處理人類學知識生產上的道德問題提出過一個她稱之為「向上研究」（studying up）的解決方案，呼應了納德（Laura Nader）的呼籲：「去研究殖民者而不是被殖民者，研究權貴的文化而不是無權者的文化，研究富裕文話而不是貧窮文化」46，這也包括了注意並且問題化研究者本身的動機和關懷47。在此，我想把這個論點延伸去研究那些製作（和消費）性工作民族誌影片的人，並且詢問：誰在說話？向誰說話？以何權威？

在《講性／愛故事》（Telling Sexual Stories）一書中，普拉默（Ken Plummer）反省了自己所做的性多元社會學研究，並且提出一個大問題：「為什麼人們願意在訪談中提供性生活故事資料（或者說，為什麼我會想要知道？而讀者會想要讀？）」48普拉默於是提出了幾個不同的角色和活動，它們都直接相關我將要如何分析性工作民族誌電影（即「性紀錄片」）訴說性故事時的「象徵互動」：

（一）性故事的生產者：展演自己故事的敘述人。

（二）第二種生產者：以利誘、教導或強制去挖人秘辛者（the coaxers, coachers, and coercers）。這些聆聽者和發問者有著調查、訪談和審問的權力，並且在轉變其所聽聞的故事的性質上扮演重要角色（譬如在當中尋找病態或正常）。

（三）性故事的消費者、讀者和聽眾（例如喜歡看我書中提到的那些特定主題紀錄片的人 ）49

我發現普拉默這些批判問題和社會框架在思考涉及徵求性邊緣的故事的倫理問題及政治問題時尤其有用，而他對研究者求知慾的好奇也啟發了我的研究進路。

俄格斯丁提醒研究者，她所期許的商業性行為文化研究「不太可能是由學術人士向參與受訪者直接提問『你為什麼要做這一行？』（買性、賣性）」50。「當研究對象是被邊緣化、污名化、刑事化的主體時，就需要三思是否使用直問直答的方法，這不僅是因為直問可能會被視為粗魯，也因為所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有保留的」51。其他學者也注意到研究者向性工作者的提問有其侷限，譬如莎氏（Shah）就注意到關於緣起的問題（「你是怎麼開始做這行的」）「在商業性行為的研究和新聞報導中無處不在」，而這類問題使得性勞動持續被視為極端特殊52。莎氏認為我們需要解釋「娼館性工作者的研究疲勞……研究者年復一年來來去去，問的都是同樣重複的問題」，這還不包括專門研究紅燈區的研究人員和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這也是我想對抗的慣例）53。此外，威爾敦（Jo Weldon）也觀察到其脫衣舞同行和其他性工作者的研究疲勞，她們經常面對的是預設了個人被虐待史、被強迫史的整套問題，很少會被問及個人的金錢或經濟動機（這證明了在美國文化裡談錢要比談性難）。54

「提升意識」也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活動。格蘭特在接受性工作博客「奶與屌」（Tits and Sass）的博主賽門（Caty Simon）訪問時就明確地指出了問題：「『提升意識』最大的問題在於誰擁有權力和資源來主宰整個對話」55。格蘭特還討論了「難以啟齒」（unspeakable）這個虛假的修辭，她認為把高度敏感的性議題當成「沒人在談」其實是示範了傅柯所說的「說話者的利益」（speaker’s benefit）56——只在那些有能力講被壓抑的性議題的人身上才會積累真理價值57。傅柯想展示的是，壓抑只是圍繞著性議題的諸多複雜政治策略的一個而已。58

畢竟，說同志、性工作和跨代性是被壓抑或是禁忌的主題，那只說對了一半，事實上，這些議題通常也是生產力極高（而且有利可圖）的領域，是各種公共話語、政治干預、媒體瘋迷、和「眾所周知」（knowingness）的聚焦場域59。賽菊蔻和慕恩（Michael Moon）曾把「眾所周知」定義為 ：「關於同志（gay）生活、歷史、壓迫、文化和性行為的資訊存儲庫，主流文化一方面貪婪地吸取這類知識和故事，另一方面卻堅定的否認它們存在」；「眾所周知」「為那個自命極端容易被冒犯的純真大眾收藏著各種預設立場、隨時否認、不被表明的知識」60。我認為，圍繞著性工作的「眾所周知」也是如此。這種「公開的秘密」所佔據的知識論優勢，或許最適用於性工作、同性戀、和青少年的性，因為這些領域裡充斥著在「祕聞」的封印下瘋狂流傳的眾多知識和各種形式的「眾所周知」61。我研究這些主題的目的就在於以批判的酷兒角度去質問這些紀錄片採取怎樣的手法來平息（或掀起）圍繞禁忌性主題的爭議、醜聞、或聳動，我想要了解他們為什麼會堅信應該用真相的姿態來討論和呈現這些禁忌主題。

我覺得問題不僅僅是「打破沉默」和「發聲／宣示」，而必須也注意到：哪種故事才找得到聽眾？這些故事又服務了怎樣的意識形態目標？許多性工作運動份子及倡議者都注意到：廢娼人士習慣於把她們不想聽的故事（那些無法符合特定女性受害敘事的故事）視為「虛假意識」、「被洗腦」（或流行心理學所診斷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62）的證據，或者訴諸父權陰謀（「皮條客」在為他們發聲）63。但是有些時候，那些想要廢娼的人何嘗不是同樣的透過別人發聲，畢竟，哪些故事可以被聽見、可以得到媒體傳播，經常是頗具選擇性的（只有「受害」和「倖存」的故事才會被選中）。64

我對這些辯論最有興趣的就是它們階序分明的論述框架。就以一部加拿大國家電影局的早期真實電影，由克萊恩（Bonnie Klein）執導的紀錄片《無關愛情：一部關於色情的電影》（Not a Love Story: A Film About Pornography）（1981）為例65，對這部片子的批判集中在銀幕上電影製作人「走上發現色情的夜晚旅程」，以及她那曾經做過脫衣舞娘的嚮導翠思（Linda Lee Tracy）之間的操縱關係。沃梧（Thomas Waugh）就注意到兩人之間的明顯階序：「前性工作者翠思被放在再現行業的位置上，而片中的學者則在報導式訪談中演繹著分析和論證的角色」66，沃梧因此總結：「在這個過程中，女性主義的民主理想被犧牲掉了」67。還有，這部片子本身也無法規避它本來想要檢視的偷窺和色情框架，因為它自己也將驚恐與引誘混合，「在觀影的同情感受中偷渡了某種性興奮」68。這部紀錄片非常值得研究，在過去也已經被沃梧、里奇（B. Ruby Rich）、威廉斯（Linda Williams）及赫斯特（Helen Hester）等人徹底批判過69，然而片子所凸顯的問題對我的研究而言仍然很有意義，也會在接下來的章節中討論：（一）性工作者作為行業再現以及知識分子在報導式「專家」訪談中的階序分佈；（二）誰可以就性產業直接表述；（三）反色情（anti-porn）迎合了偷窺慾、色慾、以及挑逗夾雜著恐怖，結果很諷刺的生產出性工作者「被動客體」的視角。就像夏恩（Charlotte Shane）指出的：當廢娼主義者試圖詆毀既做性工作又是運動者的人時，說她們「太優勢」不能代表所有性工作者時，「那其實只是複製了自己平時快速批判並且投射到嫖客身上去的權力動態——也就是說性工作者只是商品而不是人，只是無聲的東西而不是具有回應能力的行動者70。」

溫斯頓（Brian Winston）曾經將紀錄片中一種特殊的「受害者傳統」問題化。在這個傳統中，「受害者會被視為紀錄片的中心主題」71，其中一個手法就是把「性工作中的少女和女人混為一談」而形成幼兒化（infantilization）的趨勢。屢獲殊榮的主流紀錄片《生于紅燈區：加爾各答紅燈下的孩子們》（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雖然明顯宣揚藝術充權（「有照相機的孩子們」），但是實際上卻展現了聚焦兒童的救援論述有著巨大的影響力，片子的獲獎地位也顯示在紀錄片「受害者傳統」和自命道德的廢娼主義論述中什麼樣的內容才可以被接受72。當代反對販運人口的媒體影片中，那種對兒童賣淫的可怕現象灌注強烈情感的做法，正是杜司馬所追溯的維多利亞時期禁娼主義的遺產，只不過在互聯網時代，本來流通的「白奴隸」語言已經被《販賣鄰家女孩》（Selling the Girl Next Door）這樣的節目更新了73。

想要挑戰甚至「斷電」當下「性販運」的霸權話語，就需要運動份子們發展出來的重要批判工具74，而酷兒及跨性女性主義者和妓權運動都已經展示了由理論、概念、和策略並肩集體所組成的這個工具箱可以提供許多用途75。這些理論工具包括：對享有特權的「眾所周知」、不同形式的污名化和恐懼進行批判；對酷兒「出櫃」（outness）的意義和用處提出政治分析 ；強調性行為和認同有所區分很重要；呼籲需要理解性別展演及交織性之重要性76；認識賽菊蔻「人人皆不同」的格言背後驚人的複雜性，因為人們極可能賦予同樣的性行為非常不同的意義77；理解傅柯所謂「反話語」（reverse discourse）論述策略，他認為我們不該只是對反對的話語作出內容的逆反，而應該對話語本身採取更具策略性的分析及挑戰。

然而我也很注意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的普遍主義／反普遍主義辯論，以及將這些思想運用到非西方社會時可能形成的殖民主義意涵，我將會在稍後關於印度及中國性工作的篇章裡處理這些問題78。我跟隨劉奕德的看法：問題不是「為什麼中國需要酷兒理論」，而是「為什麼酷兒理論需要中國？」79劉氏的解釋說：「能在中國脈絡裡實踐酷兒理論，這顯示批判性的注意在地知識與關切，不一定立刻導致對『酷兒』的徹底排斥；反之，它顯示『酷兒』內涵可以持續地被『中國』所包含的東西擴大、增補和修改」80。本書因此會著重探問電影誌作者們也在試圖處理的跨文化翻譯、民族誌、與自我民族誌、東方主義與「自我東方主義」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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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前的篇章中，我標示出紀錄片製作人在製作與性工作及性工作者有關的電影時，有些時刻反思不足，但是有些時刻在倫理上卻有著非常成熟的反思。我覺得我有資格說明為什麼我作為一個本身不是性工作者的酷兒理論家會被這個主題所吸引（我也很清楚研究者的規劃如果不把性工作者的需要和聲音放在優先位置所可能造成的傷害81）。我在別的文章中已經用泰勒（Fred Barney Taylor）關於狄蘭尼（Samuel R. Delany）和紐約市性的亞文化的紀錄片《博學家》（The Polymath）去呈現「紀錄片作為空間記憶」的概念（不遺忘、不失落），也指出紀錄片有潛力可以作為武器去抵抗恐同勢力對酷兒世代的撕裂，以及愛滋病和仕紳化所造成的歷史及文化集體遺忘82。同樣的，我現在這本書就像庫爾怡（Query）那樣，企圖了解酷兒和性工作者親密共享的空間及運動策略史，把紀錄片當作一種可能的文化記憶技術83。今日對「基」這個詞的使用（過去曾經指涉娼妓）是一種集體失憶，而寫這本書就是我對抗這個失憶的作為。

在當下這個歷史時刻，主流的同志（gay）、跨性別及女性主義運動都有被「體面政治」84主導的危險，因此，我和其他本書引用的作者都再度感受到我們迫切需要認識性工作者在這些運動中曾經有過的歷史角色，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體面政治」也會對性工作者社群及機構形成影響85。作為一個在媒體研究領域裡與性工作者結盟的酷兒，我經常以迪特莫爾（Melissa Hope Ditmore）的叮囑提醒自己：「前進的道路就是聆聽性工作者的話語，問她們什麼才是對她們真正有用的——無論是法制改革、學術研究、或其他方面——並且提供建議，支持性工作者的需求而不強加其他規劃。」86

本書討論過的每部影片都代表了性研究紀錄歷史上一個特定的時刻：或者是無休止地抽取性真實的自白歷史，或者是透過反思批判來抵抗這種自白技術的歷史，或者是紀錄片特色被用來服務自白或反抗自白的發展軌跡史。在討論這些影片時，我會考慮它們能夠提供多少抵抗或其他出路，來取代自白論述或者格蘭特所謂的「監禁之眼」（carceral eye）和 「對娼妓的想像」（the prostitute imaginary）。格蘭特想要做的就是：「與其凝視性工作者，倒不如轉向有關娼妓的狂想，因為這些狂想已經佔據了、迷魅了那些想要廢除、控制性工作，或從性工作獲利的人。」87

回到我在〈前言〉中提過的問題，我希望本書展現了利益和愉悅是如何交織在對性工作的影像探究中。紀錄片對知識的熱愛一向被當成是理智的、冷靜的，一旦揭開研究者觀看和聆聽主體講性時自己內心所包藏的狂想、嗜慾和慾望，紀錄片就被質疑了（也被酷兒化了）。影片製作人或許可以選擇包含或排除那些在訪談詰問中精心設計要求受訪主體揭露、公開、說明自我的「特殊安排」（bracketing），不過我希望大家記得在民族誌紀錄片《巴黎在燃燒中》中辣吻姬（Pepper LaBeija）反問製作人利文斯通（Jennie Livingston ）時的訕笑聲：「你想要我說我是誰和其他諸如此類的話，是吧？」

我選擇討論帕索里尼（Pasolini）、格羅迪亞（Grodecki）、高斯（Ghosh）、崔氏（Cui）、安諾（Anno）和庫爾怡（Query）與富爾納里（Funari）的作品，並不是因為我想要從中選出誰的電影技術最為「正確」（反正他們之間的相似性都很高），而是要讓他們的做法看起來更為怪異，更能夠開放接受批判，而不是想像每種情況的談性、性言說，都構成一種從控制和監視中得到的解放。

性工作影片代表了整體性佈局中另一圈的權力和愉悅迴路，這是我們從19世紀繼承而來的性記錄計畫，到目前還無法擺脫。然而，正是因為我希望甩掉我們想要解讀「性」這個普世祕密的強制衝動，因此我在本書中也舉出，諷刺、逃避、抵抗、仗義執言、含混、虛構化、後設化都可以作為一系列另類方案，來取代自白的話語霸權。我認為這些另類方案特別在酷兒和性工作的運動記錄片中存在。這可謂是我提供的「劇情轉折」。

• 1.【譯註】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1: 21。譯法大致採米歇爾．傅柯著，《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尚衡譯），台北：桂冠圖書，頁18（以下皆簡作「尚衡版《性意識史》」）。
• 2.【譯註】原文為polymorphous incitement to discourse，另外比較常見的譯法為「多種形式的話語煽動」或「鼓勵與性有關的話語」。
• 3.【譯註】原文為a clinical codification of the inducement to speak，另外比較常見的譯法為「『讓人開口說話』的臨床規範」或「『詢問』在臨床診斷中被系統化」。
• 4.【譯註】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師常用的技巧就是使用大量時間聆聽病人講話，被人稱為「講談療法」。
• 5.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1: 65-67。原文為the medicaliz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onfession，另外比較常見的譯法為「把坦白的效果醫療化」或「自白作用的醫學化」。
• 6.參見Lizzie Smith, "Dehumanising Sex Workers: What's 'Prostitute' Got to Do with It?" The Conversation, July 29, 2013.
• 7.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1:62.
• 8.參見Svati Shah, "Sex Work and Queer Politics in Three Acts," S&F Online 10, no. 1/2 (Fall 2011/Spring 2012).
• 9.參見Thomas Waugh, "Walking on Tippy Toes: Lesbian and Gay Liberation Documentary of the Post- Stonewall Period 1969– 84," in Between the Sheets, in the Streets: Queer, Lesbian, Gay Documentary, ed. Chris Holmlund and Cynthia Fuch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120.
• 10.參見 George Chauncey, 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 194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and Before Stonewall: The Making of a Gay and Lesbian Community, DVD, directed by Greta Schiller and Robert Rosenberg (1984; New York: First Run Features, 2004).
• 11. Gayle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1984), in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ed. Henry Abelove, Michèle Aina Barale, and David M. Halperi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8. Cf. Melissa Gira Grant, "How Sex Workers' Rights Made the Mainstream," RH Reality Check, September 11, 2015.【譯註】譯法參考了Gayle Rubin著〈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李銀河譯），北京：時事出版社，頁39。
• 12. Joan Nestle, "Lesbians and Prostitutes: A Historical Sisterhood," in Good Girls/Bad Girls: Feminists and Sex Trade Workers Face- to- Face, ed. Laurie Bell (Seattle: Seal, 1987), 132.
• 13. Melinda Chateauvert, Sex Workers Unite: From Stonewall to Slutwalk (Boston: Beacon, 2014); and Grant, Playing the Whore, 9. Cf. Mattilda Bernstein Sycamore, "'Sex Workers Unite' by Melinda Chateauvert," SFGate, January 10, 2014. Also see Kelli Anne Busey, "Arizona Transgender Woman Monica Jones on Trial for Refusing 'Project Rose,'" TransAdvocate, March 14, 2014.
• 14. Fenced Out, video, directed by FIERCE/New Neutral Zone (New York: Paper Tiger Television, 2001); Pay It No Mind: Marsha P. Johnson, video, directed by Michael Kasino and Richard Morrison (New York: Redux Pictures, 2012). Cf. The Polymath, DVD, directed by Fred Barney Taylor (2007; New York: Maestro-Media, 2008), and Nicholas de Villiers, "Documentary and the Anamnesis of Queer Space: The Polymath, or,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Samuel R. Delany, Gentleman," Jump Cut 51 (2009).
• 15. Screaming Queens: The Riot at Compton's Cafeteria, DVD, directed by Silverman and Susan Stryker (2005; San Francisco: Frameline, 2006).
• 16. Cf. Samuel R. Delany, Times Square Red, Times Square Blu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7. Ryan Shea, "Rentboy's COO Hawk Kinkaid on the Industry & More," Manhattan Digest, May 11, 2014. 也參見Hawk Kinkaid, "Interview with Melinda Chateauvert," Hook Online, March 6, 2014. Cf. Michael Warner,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 204; Nicholas de Villiers, "Queer Memoir, Queer Space," Transformations 21, no. 2 (2011): 163– 75; and Delany, Times Square Red, 147– 49.
• 18.參見Eric A. Stanley and Nat Smith, eds., Captive Genders: Trans Embodiment and the 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 (Edinburgh: AK Press, 2011).
• 19.參見Clare O'Farrell, "Key Concepts," michel- foucault.com, 2007.
• 20.參見 Carisa R. Showden and Samantha Majic, eds., Negotiating Sex Work: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olicy and Activ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4). On stigma, see Erving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 21.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1:11.【譯註】譯法參考了「尚衡版《性意識史》」，頁11。
• 22.【譯註】因為精神分析師經常安排病人——也即傅柯筆下的「告解」者——在沙發上坦白其性經驗。
• 23.參見Ann Cvetkovich, Depression: A Public Feel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4.【譯註】另外一些更常見的譯法為「直言」或「說真話」。
• 25. Michel Foucault, Fearless Speech, ed. Joseph Pearson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1); Michel Foucault, The Courage of Truth: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II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3– 1984),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26. Elizabeth Bernstein, "Militarized Humanitarianism Meets Carceral Feminism: The Politics of Sex, Rights, and Freedom in Contemporary Antitrafficking Campaigns," Signs 36, no. 1 (Autumn 2010): 45– 71. Cf. Lynne Segal and Mary McIntosh, eds., Sex Exposed: Sexuality and the Pornography Debat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7.參見 Gordon Hull, "Parrhesia (Part 1): Foucault's Parting Shot at Derrida," New APPS: Art, Politics, Philosophy, Science, February 4, 2015.
• 28.參見 Melissa Gira Grant, "Amnesty International's Long- Due Support for Sex Workers Rights," Nation, August 6, 2015. 也參見 Zack Ford, "How LGBT People Would Benefi t from the Decriminalization of Sex Work," Think Progress, July 28, 2015, and Carmen, "Amnesty International's Policy Calling for Decriminalization of Sex Work Is a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utostraddle, August 13, 2015.
• 29.參見the Coalition against Traffi cking in Women website. Also see the Polaris Project website.
• 30.參見Maggie McNeill, "A Short Glossary of Prohibitionism," The Honest Courtesan, March 28, 2011.
• 31.參見Jo Doezema, "Forced to Choose: Beyond the Voluntary v. Forced Prostitution Dichotomy," in Global Sex Workers: Rights, Resistance, and Redefinition, ed. Kamala Kempadoo and Jo Doezema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4– 50. Cf. Doezema, Sex Slaves and Discourse Masters, 1– 29.
• 32.參見Ronald Weitzer, "Sex Traffi cking and the Sex Industry: The Need for Evidence- Based Theory and Legislatio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01, no. 4 (2012): 1337– 69; Christine B. N. Chin, Cosmopolitan Sex Work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d the website of the Global Alliance against Traffi cking in Women. Also see "Why This Video Needs to Fuck Off," Crow's Head, September 1, 2013; Laura Agustín, "What Does the French Prostitution Law Mean? Denial of Consent," The Naked Anthropologist, December 4, 2013.
• 33.參見Kamala Kempadoo, Jyoti Sanghera, and Bandana Pattanaik, eds., Trafficking and Prostitution Reconsidered: New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 Sex Work, and Human Rights (Boulder, Colo.: Paradigm, 2005). 也參見Sonja Dolinsek, "Respecting the Rights of Sex Workers in Our Democratic Societies," Human Rights Europe website, February 5, 2014; Melissa Gira Grant, "The War on Sex Workers," Reason, January 21, 2013; and Ruth Jacobs, "Building Bridges: The Sex Workers' Rights and Anti- Sex Trafficking Movements," Feministing, April 4, 2014.
• 34. Grant, Playing the Whore, 35– 48. Also see Melissa Gira Grant, "Sex Work in 2013: No Debate," PostWhoreAmerica, December 31, 2013; Zoe Schlanger's interview with Grant, "Waging War on Sex Workers," Guernica, February 15, 2013; and Melissa Gira Grant, "Will Nobody Listen to the Sex Workers?" Guardian/Observer, March 15, 2014.
• 35. Barthes, The Neutral, 69– 70.
• 36. David Halperin, Saint Foucault: Towards a Gay Hag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8.
• 37. Ibid., 199n37.
• 38. Anne Elizabeth Moore, "Special Report: Money and Lies in Anti- Human Trafficking NGOs," Truthout, January 27, 2015.
• 39. Olive Seraphim, "How to Be a Feminist Ally to Sex Workers," The Life and Works of Olive Seraphim. 這個有助益的資訊包含了不同立場女性主義者就娼妓議題的的梗概: Elizabeth Bernstein, "What's Wrong with Prostitution? What's Right with Sex Work? Comparing Markets in Female Sexual Labor," Hastings Women's Law Journal 10, no. 1 (Winter 1999): 91– 117; Sarah Bromberg, "Feminist Issues in Prostitution," presented at the 199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stitution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and Bell, Reading.
• 40.參見Jennifer Moore, "NWC2013: Write- Up and Some Opinions," Uncharted Worlds, December 22, 2013.
• 41. Marijke Vonk, "Dutch Sex Workers Pissed Off," Marijke Vonk's website, January 5, 2015.
• 42. Laura María Agustín, Sex at the Margins: Migration, Labour Markets and the Rescue Industry (London: Zed Books, 2007), 5.
• 43. Cf. Ronald Weitzer, Legalizing Prostitution: From Illicit Vice to Lawful Busines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 44. Agustín, Sex at the Margins, 8. Agustín也經常批判救援工業中的「大媒體分支」on her website The Naked Anthropologist. 參見譬如, Laura Agustín, "Wannabe Special Agents Act Out Fantasies about Sex Slaves," The Naked Anthropologist, August 20, 2012.
• 45.參見Nicola J. Smith and Mary Laing, "Introduction: Working outside the (Hetero)norm?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LGBTQ) Sex Work," Sexualities 15, no. 5/6 (2012): 517– 20. Cf. Mary Laing, Katy Pilcher, and Nicola Smith, eds., Queer Sex Work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46. Laura Nader, "Up the Anthropologist — Perspectives Gained from Studying Up" (1969), in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ed. Dell Hymes (New York: Vintage, 1974), 284– 311; 289.
• 47. Agustín, Sex at the Margins, 137.
• 48. Ken Plummer,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London: Routledge, 1995), x.
• 49. Ibid., 20– 21.
• 50. Laura Agustín, "The Cultural Study of Commercial Sex," Sexualities 8, no. 5 (2005): 618– 31; 627– 28.
• 51. Ibid., 628.
• 52. Shah, Street Corner Secrets, 161.
• 53. Ibid.
• 54. Jo Weldon, "Show Me the Money: A Sex Worker Refl ects on Research into the Sex Industry," in Sex Work Matters: Exploring Money, Power, and Intimacy in the Sex Industry, ed. Melissa Hope Ditmore, Antonia Levy, and Alys Willman (London: Zed Books, 2010), 147– 54.
• 55. Caty Simon, "Activist Spotlight Interview: Melissa Gira Grant on Playing the Whore and Policing the Policers, Part Two," Tits and Sass, March 4, 2014.
• 56.【譯註】在《性意識史》頁6，尚衡譯作「聽話人的利益」，但似乎不當。
• 57.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1:6.
• 58. Foucault, Foucault Live, 375.
• 59.參見Rubin, "Thinking Sex"; Michel Foucault, Guy Hocquenghem, and Jean Danet, "The Danger of Child Sexuality," in Foucault Live, 264– 74; Mark Kerr and Kristin O'Rourke, "Sedgwick Sense and Sensibility: An Interview with Eve Kosofsky Sedgwick," 1995.
• 60. Michael Moon and Eve Kosofsky Sedgwick, "Divinity: A Dossier, a Performance Piece, a Little- Understood Emotion," in Tendencies, edited by Eve Kosofsky Sedgwick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2, 227.
• 61.參見 D. A. Miller, The Novel and the Pol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and 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Cf. Shah, Street Corner Secrets, 5, 196– 97.
• 62.參見Laura Agustín, "Psy Theories Come to Traffi cking: First Brainwashing, Now Stockholm Syndrome," The Naked Anthropologist, April 5, 2011.
• 63.參見Frédérique Delacoste and Priscilla Alexander, eds., Sex Work: Writings by Women in the Sex Industry (1987; Berkeley, Calif.: Cleis, 1998), 12– 13. Also see Frankie Mullin, "Sorry, UK Sex Work Protestors,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Pimp Lobby,'" Vice, February 12, 2015
• 64. See Bell, Reading, 130. For a more recent debate, see Equality Now's petition, "United Nations: Listen to Survivors — Don't Jeopardize Efforts to Prevent Sex Trafficking," Equality Now website. Cf. Geetanjali Misra, "A Feminist Defence of Sex Workers' Rights," Open Democracy, October 28, 2013; and Asia Pacifi c Network of Sex Workers, "Statement on Equality Now's Anti- Sex Work Campaign," APNSWwebsite, September 30, 2013.
• 65. Not a Love Story: A Film about Pornography, fi lm, directed by Bonnie Sherr Klein (Montreal: 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 1981).
• 66. Thomas Waugh, The Right to Play Oneself: Looking Back on Documentary Fil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89.
• 67. Ibid. On the fallout of the 1980s "sex wars," see Gayle Rubin, "The Feminist Sex Wars and the Myth of the Missing Middle," Susie Bright's Journal, March 13, 2013.
• 68. Hester, Beyond Explicit, 113– 17. Hester cites B. Ruby Rich, "Anti- Porn: Soft Issue, Hard World," in Sexuality: A Reader, ed. Feminist Review (London: Virago, 1987), 340– 54. Cf. Waugh, The Right to Play Oneself, 90.
• 69.參見Linda Williams, "The Ethics of Intervention: Dennis O'Rourke's The Good Woman of Bangkok," in Collecting Visible Evidence, ed. Jane Gaines and Michael Renov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176– 89. She contrasts The Good Woman of Bangkok with Klein's Not a Love Story.
• 70. Charlotte Shane, "Invisible Sex Workers," Jacobin, May 14, 2014.【譯註】廢娼主義者認為性工作運動者不夠資格代表性工作者，與此同時卻沒有想要讓性工作者說出自己的聲音，反而是透過不同手段宣稱著自己是在代表性工作者，因此是自相矛盾的。
• 71. Brian Winston, "The Tradition of the Victim in Griersonian Documentary," in 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 ed. Alan Rosenth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269– 87, 274. Cf. Nichols, Representing Reality, 91.
• 72.參見Shah, "Brothels and Big Screen Rescues."
• 73. Doezema, "Loose Women or Lost Women?"; Amber Lyon and CNN, Selling the Girl Next Door, CNN, February 5, 2011; "CNN's Amber Lyon Investigates Teen Trafficking in America," CNN, January 18, 2011; and Amber Lyon, "Selling the Girl Next Door Documentary," posted to Vimeo November 27, 2011.
• 74.參見Foucault's use of the tool- box metaphor in his 1975 interview with Le Monde, Michel Foucault, "Des supplices aux cellules," in Dits et écrits, 1954– 1988 (Paris: Gallimard, 1994), 2:716– 20. Cf. Léopold Lambert, "'I leave it to you to find your own instrument of combat': Deleuze Quotes Proust," Funambulist, September 10, 2011.
• 75.參見"Intellectuals and Power: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libcom.org, September 9, 2006.
• 76.參見Roderick A. Ferguson's discussion of the "black drag- queen prostitute" in Aberrations in Black: Toward a Queer of Color Critiqu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1– 29.
• 77.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22, 25.
• 78. Audrey Tse, "Queering Chinese Comrades! Through the Lens of Director Cui Zi'en" (honors thesis, Dietrich College, 2013), 4. On the questionable relevance of confessional discourse to Indian documentary, see Jyotsna Kapur, "Why the Personal Is Still Political — Some Lessons from Contemporary Indian Documentary," Jump Cut: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Media 46 (2003).
• 79. Petrus Liu, "Why Does Queer Theory Need China?" in "Beyond the Strai(gh)ts: Transnationalism and Queer Chinese Politics," ed. Petrus Liu and Lisa Rofel, special issue, positions 18, no. 2 (Fall 2010): 291– 320.
• 80. Ibid., 297.
• 81.參見Susan Dewey and Tiantian Zheng, eds., Ethical Research with Sex Workers: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Springer, 2013).
• 82. Nicholas de Villiers, "Documentary and the Anamnesis of Queer Space: The Polymath, or,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Samuel R. Delany, Gentleman," Jump Cut 51 (2009). The Polymath, DVD, directed by Fred Barney Taylor (2007; New York: MaestroMedia, 2008). On gentrification, see Grant, Playing the Whore, 68, and Melinda Chateauvert, Sex Workers Unite: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from Stonewall to Slutwalk (Boston: Beacon, 2014), 10– 14.
• 83. This phrase has stuck with me since the "Technologies of Memory in the Arts" conference in which I participated at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the Netherlands, May 19– 20, 2006.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of the DC Queer Studies symposium with the theme of "queer intimacies" for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out the idea of "Intimately Shared Queer and Sex Worker Histories, Spaces, and Activism" (7th Annual DC Queer Studies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April 25, 2014). Many thanks to A.Anthony for hosting the panel and prompting this refl ection.
• 84.【譯註】一個譯者認為更傳神的翻譯是乖寶寶政治。
• 85. See the roundtable "Who Gets Left Out: Respectability Politics Round Table, Part One," Tits and Sass, September 30, 2013; "Part Two," October 1, 2013.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respectability politics" debates within black feminist critiques of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black women and black women's sexuality, see Tamara Winfrey Harris, "No Disrespect," Bitch Media, May 22, 2012.
• 86. Melissa Hope Ditmore, "Conclusion: Pushing Boundaries in Sex Work Activism and Research," in Sex Work Matters: Exploring Money, Power, and Intimacy in the Sex Industry, ed. Melissa Hope Ditmore, Antonia Levy, and Alys Willman (London: Zed Books, 2010), 242.
• 87. Grant, Playing the Whore, 11, 4, 34.

全台最大外商美光晶圓科技公司日前解雇工會理事長馮澤源，遭控違法解雇打壓工會，今日（11/30）上午桃園市政府勞動局邀集勞資雙方召開調解會議，但最後調解破局，資方表示不願再進行調解。工會則強調將繼續爭取馮澤源復職，並將對公司的違法解雇向勞動部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陳彥凱表示，美光工會去年（2016）8月成立後，為爭取更好勞動條件，持續和公司召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但10月工會舉辦和友會的交流活動，公司卻以「安全」為由阻撓友會進入工會會所，隨後工會將此案送交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公司竟在11月14日與工會召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前解雇理事長，明顯是在打壓工會。

為此已絕食抗議超過40小時的美光工會理事長馮澤源說，在他被解雇的當下，公司還說「不然你去裁決、申訴、訴訟」，他質疑民進黨政府現在修《勞基法》聲稱有「勞資協商」作為把關機制，「公司這樣解雇我，勞資怎麼協商？」馮澤源同時擔心工會日後發展，希望公司可以盡快將他復職。

工會指出，美光公司已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方不得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為」之規定。桃產總理事長莊福凱也認為，資方解雇馮澤源是嚴重打壓工會，已違反《工會法》35條，痛批美光公司想藉此殺雞儆猴，盼桃園市勞動局主持公道。

陳彥凱說，現在《勞基法》修法往勞資自行協商的方向前進，但從近期昇陽光電大量解雇、普來利罷工到遠航工會遭打壓等事件，可以看出勞資力量根本不對等，呼籲勞動局發揮保護勞工的決心。不過，今天調解會議最後仍以公司不同意再度調解破局，工會對此表示將繼續抗爭，並對馮被違法解雇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

消防員持續要求「捕蜂捉蛇」業務回歸農政單位，內政部長葉俊榮上月雖承諾「兩年內可以完成蜂蛇業務回歸」，但遭消防員質疑沒有具體計畫，只是空頭支票。今日（12/1）上午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再赴行政院陳情，拿出5千多名基層消防員連署書，要求政院邀基層消防員一同開會協商，但政院官員不願鬆口，甚至脫口「消防員不是勞工，沒有勞資協商」，遭批「講幹話」。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監事張雅鈞表示，消權會10月底至行政院陳情，要求「蜂蛇業務回歸農政單位」，政院官員質疑消權會可否代表全體消防員意見，消權會於是在11月1日發起蜂蛇業務回歸農政單位的連署，短短一個月內已有5千多名基層消防員（超過外勤人員半數）以及近2千名民眾加入連署，充分表達消防員不願再捕蜂捉蛇的心聲。

張雅鈞表示，雖然今年初政院拍板捕蜂捉蛇的主管機關回歸農委會，內政部也提出2年內蜂蛇業務回歸農政單位，但因各地農政單位不願發標、開標，也沒人要承標，導致現在各縣市幾乎仍是由消防局的搶救科來做捕蜂捉蛇。他也質疑，現在是蜂蛇業務移轉的「過渡期」，但行政院日前發布的蜂蛇業務回歸六大原則，卻仍規定「民眾通報蜂蛇出沒及夜間10時後的緊急勤務，由消防單位受理執行」，要求中央明確定義何謂「緊急」。

消權會秘書長朱智宇也認為，中央關於蜂蛇業務移轉的具體計畫一直都不明確，包括各縣市如何執行、招標的進度、中央督導考核的方式在哪，是不是有輔導合格廠商、有無培育捕蜂捉蛇的專業人員，經費和人力問題都未有具體解決方案，也未採納基層消防員意見，要求開放消防員和政府部門一同協商。

對此，出面回應的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參議方德勝表示，每個縣市的蜂蛇業務回歸屬於「地方自治事項」，並認為一定會有人願意競標；農委會官員則回應，目前捕蜂捉蛇的業務尚有六縣市由消防局負責，其他縣市基本上都已回歸農政單位，強調過渡期仍需要時間，各地方縣市政府須考量人力、環境和條件，對於地方政府如何移轉沒有意見，至於何謂消防員需承擔的「緊急勤務」則答不出來。

消權會：中央不應把責任推給地方

然而，消權會質疑，中央應監督、協助各縣市政府進行移轉工作，而不是把責任都推給地方，並表示消防員的最大雇主就是行政院，既然行政院長賴清德鼓吹「勞資協商」，他們也要求和政院各部門進行具體協商，促使兩年內蜂蛇業務能全面回歸。

對此，方德勝則回以「消防員不是勞工，沒有勞資協商的問題」，基層消防員可依「正當程序」上呈意見，不願承諾協商，此話引起在場消防員不滿，痛批官員「講幹話」。朱智宇指出，政府對於公部門受僱者，包括消防員、台鐵員工都說「不是勞工」，沒有勞資協商空間，只能按程序向上呈報，直批政院做了最爛的示範，「他們就是台灣最爛的資方！」

消權會呼籲政府正視5千多名消防員連署的基層聲音，要求政院和內政部提出兩年回歸的具體計畫，提高回歸的補助比例和額度，確保空頭支票可以實現。消權會也宣示，中央既已宣布兩年內回歸，2020年1月時他們一定會來檢驗成果。

《勞基法》修法爭議持續升高，青年團體為了嘲諷行政院長賴清德連日來的「功德說」，今日（12/3）下午在行政院前舉辦「過勞大悲功德大法會」，現場豎立起「工人幸福」靈位、精心設計供桌、香火，與傳統的金童玉女，並有9位青年「落髮剃度」，集體誦唱由《勞基法》條文改寫而成的《清德老君勞基法功德經》。明日（12/4）立法院經濟與環衛委員會已排審《勞基法》，勞工團體也動員從上午9點開始在立法院群賢樓側全程盯場。

賴清德「功德說」惹眾怒

事實上，賴清德在台南市長任內便經常把「功德說」掛在嘴上，曾推動台南市民焚燒金紙減量「以功代金」、捐血寫「功德日記」等。然而，在他轉任閣揆後，卻屢用「功德說」來合理化惡劣勞動條件，例如要消防員把捕蜂捉蛇「當做功德」，照服員薪水3萬元太少也要「當做功德」...。近日《勞基法》修法政院態度強勢，賴清德幾次親上火線，卻不斷提油救火，勞工與青年團體於是怒嗆，乾脆把行政院改名作「功德院」。

從上週五（12/1）開始，便有青年與勞工團體發起「功德院正名行動」，將自製的「功德院」貼紙覆蓋於台北各公車站牌、捷運站與地標上的「行政院」字樣。今日更有青年自發組成「過勞功德會」，在行政院前布置「功德大法會」，將總統蔡英文、賴清德，以及勞動部長林美珠三人化為三尊「神」，並獻上鮮花素果、金童玉女、紙紮屋與成堆紙錢，現場還有法師及孝女白琴及誦經時搭配的電子配樂，完全符合台灣在地儀式。

頌唱《清德老君勞基法功德經》

今日「法會」上，有9位青年參與落髮，落髮後便排排坐在靈位前誦經，將《勞基法》依章節改寫成《清德老君勞基法功德經》，配合各條款內文，還附註了許多諷刺時事的金句，包含：「念經不能上九重天，過勞只能過奈何橋」、「積假出國，直達天國」、「加班，為台灣經濟做功德」、「你的功德尚未圓滿，請繼續加班」、「請表姊出席專案報告，相信癌細胞會自律」等等。現場還邀請參與民眾一同摺蓮花，「百人摺蓮花，一花一功德」，將勞工苦難「迴向」給蔡英文、賴清德、林美珠三尊「神」。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今天（12/4）聯席審查《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在野黨再度使出「拖字訣」拖延發言時間，場外勞團也強烈抗議，數次和警方發生推擠衝突。約下午4點40分，民進黨立委提案延長開會時間至晚間12點，並以優勢人數通過，意圖在今日就將《勞基法》修正條文送出委員會，交付黨團協商。

在野黨拖字訣 民進黨直接拖走

今日會議一開始，民進黨立委邱志偉就上台提案每個立委發言時間為「4+2」分鐘，國民黨立委旋即一擁而上欲佔領主席台，反對限制發言時間，但仍遭綠委表決通過，進入逐條審查。

逐條審查過程中，國民黨和時代力量立委不斷使出拖延戰術，時而佔領主席台和發言台，時而超出6分鐘發言時間。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高潞·以用、國民黨立委蔣萬安皆重演佔領發言台戲碼，但皆被民進黨立委強制拖走。

蔣萬安痛批，2014年立院逐條審查《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時，國民黨召委黃昭順也曾限制每人發言只能以一次、3分鐘為限，當時包括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在內的綠委都主張逐條審查不能限制發言次數和時間，或主席宣告截止登記，現在卻限制發言時間，完全違反自己當初的立場。

綠委林淑芬發言時也表達反對修惡《勞基法》的立場，但她發言滿6分鐘即下台。徐永明在台下批民進黨黨意凌駕民意，諷刺民進黨閹割自家立委的發言權。

下午審查《勞基法》第24條（休息日加班費改為核實計算）時，藍委質疑勞動部長林美珠沒聽見場外勞工的聲音，但綠委羅致政、邱議瑩在台下反嗆「那是勞團，不是勞工」，邱議瑩更向勞團嗆聲，酸勞團「抗議都放錄音帶」，沒有在認真抗議。

近2點，因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長時間佔據發言台，柯建銘突提案「停止討論」、透過表決將第24條通過送交黨團協商，引發藍綠立委肢體衝突，綠委黃秀芳和何欣純在拉扯中受傷，國民黨立委鄭天財更怒砸議場設備，場面混亂，但最後仍表決通過，送交黨團協商。

隨後國民黨立委李彥秀發言時，提出權宜問題「不限制發言次數」，但遭民進黨召委林靜儀決定不予處理，並經點名表決通過維持主席之裁決。至下午4點多，民進黨立委提案延長開會至晚上12點，綠委皆表贊成，打算在今日就將《勞基法》修正案送出委員會。點名表決以贊成17票，反對8票，決議會議延長至12點。

時至傍晚6點，委員會仍在逐條審查第32條（提高每月加班工時上限），還有第34條（縮短輪班間隔）、第36條（鬆綁七休一）、第38條（特休假可遞延次年）要審。

政院版《勞基法》修正草案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今天（12/4）聯席審查《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勞工團體也從上午就集結在立法院群賢樓側，對院內進行法案審查的立委們展開施壓，不斷用大聲公向立院內高喊「回頭是岸」，呼籲立院開會的委員能聽見勞工的聲音。

勞團從上午開始進行「繞行立院」的抗議行動，一邊繞行立院，一邊高喊口號持續批評民進黨此次「蠻幹」硬推修法。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表示，按照民進黨推動修法的速度，很有可能在本週就將法案送入朝野協商。新竹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詹素貞則指出，在現行法令中，工會就已經失去把關勞動條件的能力，質疑未來一旦修法通過，沒有工會的勞工將會加倍弱勢。勞動黨主席羅美文也痛批，台灣勞資爭議的特徵就在於「99.9％以上都是資方不守法！」強調，工運應該重視日據時代與解嚴後自主工運爭取8小時工時的努力，並繼續奮鬥下去。

接近中午時間，勞團三度嘗試衝進立法院，與警方發生數波衝突。在中午休息時，勞團原預定再度繞行立院，行經群賢樓時卻突襲往立院內衝，數十名工會幹部與青年學生與警方爆發推擠，後因群賢樓鐵門深鎖，在衝突後靜坐在門前的群眾，最終只好再次退回濟南路上。

下午4點40分，委員會內宣布今日會議延長到12點，勞團也在網路上再度擴大動員，呼籲大家下班後到立法院外，加強對立院的施壓。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今天（12/4）繼續聯席審查《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歷經延長開了13個小時，直到晚間10點民進黨突然提出停止討論動議，全案保留送院會提案，並以人數優勢強勢硬過提案。

勞團歷經一整天在立院場外的盯場，直到委員會表決的最後時刻都未曾鬆懈，還升級行動佔領立院前道路。天黑時間過後抗議人潮匯聚，許多下了班的勞工加入從白天開始就在立院外守候的民眾行列。而經過了白天三波的推擠衝突，警方也加重防備立院各出入口，避免群眾再度嘗試衝入立院。

大約晚間9點，勞團帶領數百名抗議民眾繞行立院，並在抵達中山南路大門前時短暫停留，朝立院內撒冥紙。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帶領民眾高呼口號，痛批民進黨「不顧勞工，血汗治國」，桃園市產業總工會榮譽理事長毛振飛更痛批民進黨：「上台後這麼愛錢，我們勞工沒有錢給他們，只能給他們死後用的錢。」在撒完冥紙後，勞團指揮車無預警宣布升高抗爭，佔領中山南路與青島東路口，此時民眾紛紛以散兵方式從中山南路快車道往路口狂奔，順利突破警方原安排的人牆。

警方在一次舉牌警告勞團佔據道路違法《集會遊行法》後，於晚間約10點開始排除群眾，現場警民爆發激烈肢體衝突，勞團帶領民眾高呼：「賴清德才是這場行動的首謀」，諷刺警方依法應逮捕賴清德。

就在警方與勞團發生衝突的同一時間，民進黨正在委員會內提案停止討論，直到晚間大約10點20分，修正案遭民進黨團強硬送交朝野協商的消息傳到立院外抗議現場後，勞團才宣布今日行動暫告一段落。

近日《勞基法》修法爭議在社會持續延燒，並且廣為人知，今天行動現場，除各工會系統組織動員的工會成員外，更有大量自發前往的散眾。勞團在現場呼籲民眾積極參加12月10日與23日分別在高雄與台北舉辦的大遊行，並在未來的一個月立院朝野協商冷凍期間，大家「一天發一則臉書動態」，告訴自己所有的朋友，民進黨如何強硬修惡《勞基法》，並約定一個月後，法案可能進入院會二三讀程序時，再度重返立院。

板橋大觀社區迫遷危機暫解！新北地方法院原定今日（12/6）上午對大觀社區進行履勘，經履勘程序後隨時可能進行強制拆除，上午8點半大觀自救會動員數十名民眾堅守，拒絕法院人員進入社區履勘，最後負責執行的民事執行處庭長張紫能出面和居民協調，決定暫緩履勘，並表示如居民下次願讓法院履勘，將盡力促成居民和退輔會等行政機關召開協商會議。

為阻擋法院人員進入大觀社區履勘，今日上午各地反迫遷團體包含黎明幼兒園保留行動、鳳山車站鐵路地下化反重劃自救會都來相挺大觀社區居民，眾人聚集在大觀路二段巷口，高喊「堅守家園，拒絕履勘！」板橋分局也動員上百警力包圍社區，因居民堅守不退，前來履勘的民事執行處庭長張紫能釋出善意，和居民就地展開協商。

張紫能表示，他體認到大觀社區的難處，也肯定自救會為了弱勢社區住戶發聲，但履勘「不是洪水猛獸」，而是為了掌握每戶的狀況，確認債權人的權利範圍，並促成債權人（退輔會板橋榮民之家）和債務人（大觀居民）之間的協調。張紫能承諾，履勘後絕不會馬上拆除，而會盡力督促債權人和居民協商，力求圓滿解決社會紛爭。

然而，在場的自救會和居民質疑，履勘是雙面刃，若在退輔會和榮家沒有提出合適的替代方案之前就完成履勘，將導致居民立即面臨強拆，要求退輔會先暫緩強制執行，和居民重啟協商。對此張紫能回應，履勘是和解方案的基礎，法院要以此為基礎才能進行協調，否則只能直接執行強制拆除。

但自救會成員鄭仲皓當場指出，根據《強制執行法》，法院也可依情況暫緩強制執行，不需等到債權人主張，呼籲張紫能暫緩執行，並且向退輔會轉達自救會要求召開「跨部會會議」的訴求。經過一小時來回溝通，張紫能最後讓步，暫緩今日的履勘程序，並表示會把居民訴求轉達給退輔會。

這本書所收集的論文大半曾發表於期刊而且仍有閱讀參考價值，已經收錄在其他（性／別研究室出版）選集的論文就不再收錄了。以下先大致介紹本書內容，然後再講講我對本書的知識生產、現代性、應用哲學等主題的反思。

我的學術生涯向來從邊緣議題或主體（死亡、用藥、性工作、跨性別、兒童青少年、性騷擾、社會排斥、性感美貌、隱私、公共「性」與色情、現代身體、現代情感與心理疾病）來闡發「現代性」（一個多樣界定且交鋒的概念場域，像現代是否即為西方現代等等），且就這些議題寫作了個別論文或書籍，並且往往從社會運動立場來進行詮釋協商──常常是不滿主流現代或翻轉其原本意圖，游移於西方現代範式的邊界。雖然這些論文多是以台灣經驗（在地知識）為對象，但是也注意到西方或美國的知識殖民問題，並思考如何擺脫台灣學術只能生產「依賴的知識」的處境，當然這是在諸多知識生產的「中國轉向」變得更普遍之前。

我在學術制度中的位置屬於哲學學科，在學術生涯的早期曾思考不同於單純加入西方哲學的知識生產，而有「哲學的在地知識生產」之可能性，例如設想「應用哲學／應用倫理學」並非哲學理論的應用，而是具有應用性格的、獨立的哲學新領域。在此，「應用」二字如同「應用文」的應用，只是意味著具有現實或實用意含；故而，應用哲學可能包含像文化研究、或者以「知識／權力」為主題的科學哲學等等（參見本書諸文）。當時跨學科風氣頗盛，不過後來全球學術則是愈趨堅守各學科的專業邊界，因而我也只能在個人範圍內書寫我的「應用哲學」。例如，我的《性工作與現代性》一書（對此書主要內容概述的演講稿現在收錄於本書中）充分利用了社會理論來闡釋哲學性觀點。同樣的，對於本書〈性工作是否為工作？〉一文問題之處理，也是分析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綜合，等等。

這本書還包含了我在1990年代初期寫作但是未發表的一篇論文，如今看來已成為頗有時代意義的「歷史文獻」，這篇論文是對台灣當時報紙的文化副刊與「進步文化人」（包括文化左翼）之文化批評同時興起的詮釋；後來隨著台灣政治轉向，副刊的文化批評沒落，但部份轉向為學院的文化研究。總之，這篇論文是檢討如今被稱為台灣「洋左」的時代影響時應當參照的文獻。

知識範式競逐與國家競爭

雖說我在寫作這些論文的時候，立意是更為普世的（例如不侷限於台灣），但是回首這些論文，不禁察覺自身所處的時代與環境對於論文生產的制約。例如我以當代「死亡」、「用藥」、「性工作」等等所展現的特色來闡釋「現代」（modernity或現代性），但是為何我的主題會選擇現代、而非傳統？雖然台灣現實趨勢主流確實是現代死亡與現代用藥，但是傳統死亡與用藥仍然存在啊。我選擇「現代」的原因其實很清楚：因為多半是保守派（傳統派）才會關注闡釋傳統，而自由派或激進派（兩者都是現代派）的學者才更關注現代，自由派展望現代的更高度發展（晚期現代或高度現代、更進一步去傳統化）與改良資本主義，激進派則設想另類的現代或者造現代的反、批判資本主義。而作為台灣學者，我的關注現代是毫不為奇的：從歷史大潮流來說，由於晚清的歷史變局，中國知識份子多傾向激進主義（激進反傳統的現代），意圖趕超西方。再者，台灣由於其殖民現代性（從日本殖民到美國「殖民」），對於現代尤其是美國現代十分欽羨慶讚，因而在台灣經濟起飛後被培養出大批美國化的「買辦學者」或「邊陲學者」協助推動台灣的現代化，或者和美國左派與激進派一樣，批判資本主義現代，追求另類現代的台灣。所謂「邊陲學者」，我在此借用著世界體系論的比喻：在西方現代知識生產的全球化趨勢下，有知識生產的中心（西方重要的大學、期刊、學會、學者、經典、經費、理論，以及英語──法語德語等則居次）與半邊陲－邊陲（非西方）的國際分工結構，這個國際分工起初是知識擴散的模式，近期轉為知識控制模式，在這些模式中扮演著協助（源起於中心的）全球知識擴散與控制之非西方學者，無論其立場是否反美、反現代化、左派等等，即是我所謂的「邊陲學者」（例如其作為促進了邊陲知識生產的專業化，包括論文書寫的規範化、防止抄襲剽竊、以學術成果決定升遷獎勵等等）。我當然也屬於其中。

對於全球知識生產的不平等國際分工，我在學術生涯剛開始的寫作就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本書中發表時間最早關於科學哲學（知識∕權力）的兩篇論文，就已經觸及（當時稱為）知識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特定範式（典範）知識乃是一種權力控制…這些觀點，並且思考如何從第三世界的在地位置進行具有抵抗西方中心意含的知識生產（「第三世界」是個沒有理論化的詞，詞的使用有些內在歷史與現實問題，在本書中與「非西方」交替使用）。但是當年只留下了問題方向，卻沒有答案線索。畢竟這是條漫長道路，而我也理解困難與問題癥結大概在什麼地方──這是我從科學哲學（包括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這門學問學到的，那就是第三世界的知識生產之資源不足或缺乏研究機會。知識生產資源或研究機會牽涉到方方面面──例如科學社會學對於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指出研究的優勢積累等因素；或者，有些非富裕國家由於菁英特權階層的離地存在，反而能夠比其他同樣非富裕國家擁有更多知識資源；或者，更日常情況的缺乏研究所需的論文書籍或經費；此外，還有關於學院制度、社會運動，主體與動力等常見問題（此處不詳論）。

但是除了社會運動與個人動力之外，在越來越明顯的國家競爭激烈的時代，我想特別指出「國家」對知識生產的關鍵影響：例如，國家（或地區）在世界體系的中心－邊陲位置、國家的綜合國力（特別是在教育與學術研究等方面的投資與規劃）、國家的知識歷史傳統（例如有的英語殖民地國家或地區更接近全球知識生產中心），國家、學院與社會運動（公民社會）的三角關係，以及國家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位置（制約了學者的國際視野、問題意識或思想格局）…在國家競爭火熱的時刻，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知識生產的資源。另方面，知識生產也構成國家所謂的軟實力。一言以蔽之，特別對像中美這類大型國家的競爭而言，知識生產既構成國家競爭的力量，也進入國家競爭。

將知識生產與競爭鬥爭相連結，不是特別新奇，階級鬥爭論或各種立場論（例如本書討論的女性主義的立場論）早有論述，上述將不同國家的知識生產本身即參與到國家競爭的說法，駁斥了「知識生產無國界」的說法，是對不提國家作用的「第三世界vs.西方」架構之修正發展。這種國家競爭以致於文明競爭對知識生產影響的自覺意識一直存在（黑格爾、京都學派、東方主義等等），近期則來自中國再度崛起對全球格局的影響，同時，中國崛起（應理解為東亞歷史道路的延續與復興，包括四小龍等現象，或更廣泛的第三世界崛起）也造成知識大陸板塊的移動（epistemological shift），易言之，中國崛起不只是全球經濟與國際關係的變動，中國崛起亦是個知識事件。這些考量造成近年知識研究的「中國轉向」（China turn）。

附帶地說，進步圈對「國家競爭」說法通常抱持反感或感到不安，或許認為國家競爭可能趨向戰爭，對於相關連的（下一節會詳談）「文明競逐」（甚或文明衝突）亦認為是假設了文化元素的超歷史存在、並以文化置換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提法。不過首先，文化與文明（包括膚色外表與語言習俗這類不易變動的歷史存在）在現代國家與資本的交織與交鋒力量下應當想像為政治與經濟力量的一部份，無所謂「文化文明還是政治經濟才是決定力量」，這是源於上層文化與下層物質界限分明的假設。其次，若因進步價值而忽視國家競爭的現實存在與作用，就無法對現實做出正確的分析。歐洲過去的國家競爭產生了現代（民族）國家與當前國際體系、以及被視為「進步」的現代政治；另方面，進入現代的國家競爭既有和平以終（如英美之間），也有戰爭收場；更不用說的是，在國家競爭動力與資本的交鋒互動中發展了巨大生產力和創新科技與殖民知識。這些歷史都要求我們對國家競爭做出現實的分析，以面對已然來臨的中美之間還有其他國家之間的連動競爭。

所有現代都是文明現代

「中國轉向」與「國家競爭」這兩個關鍵詞讓我對現代性有更進一步的想法，亦即，所有現代性都是一種文明現代性。「現代即文明現代（civilized modernity）」的一種意思當然是：所有現代都伴隨著加速顯著的文明化過程，亦即，隱沒獸性與有禮守序的共處與自恃。不過文明化不限於現代，人類很早就開始文明化過程（諾貝特．埃利亞斯），其中常有文明倒退（decivilizing）與文明化已然鞏固下的不拘小節（informalization），而現代的文明化過程與機制則形形色色──一如福柯（紀律、監視、常態化）與高夫曼（公共或互動中的技巧規矩）等所示，同時也包括性別平等或反歧視之類進步開化之政治正確。本書所闡釋的現代性基本上是這個意義的文明現代，因此在對「現代化」進行批判反思時，與左派路徑取向經常不同，因為我注意到現代化同時是文明化過程──現代即文明現代：如何處理現代化過程中被理性化與文明化所排斥隱遁的傳統或邊緣等異質元素或離心力量，這是第一個意義的文明現代之思考核心。

原本第一個意義的文明現代性，主要應用於社會內部，關連著諸如社會控制等現象，並不明顯地具有跨國或國際性格，但是近年來「文明化」又密集尖銳地成為西方國家以其進步現代性所輸出的「文明開化」，並且由於像伊斯蘭復興等政治現象，而引發文明衝突的話語；於是，第二種意義的文明現代性便成為我晚近的思考焦點，以下是我的初步思考。

「所有現代性都是文明現代性（civilizational modernity）」的另一種意思則是類似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的「多元現代（multiple modernities）」提法（但是等下會指出我與其不同之處）；此處的「文明」不是指上面那種「公眾能有禮守序的共處與自恃」的意思，而是指源起古代並延續（建構）至今、具有悠久文化、物質與傳統之龐大文明，因此這個意思的「文明現代」意指著：每一種現代都有其文明傳統或均來自某文明傳統，目前主流的或唯一的全球現代則是西方文明傳統的現代。有些進步左翼人士強調西方現代文明並非基督教文明傳統的現代，而是西方布爾喬亞（資產階級）的現代，是反對基督教傳統的現代。這樣的提法往往是為了避免伊斯蘭對現代文明的抗拒──因為若左翼說法為真，伊斯蘭接受現代文明就不意味著接受異教的傳統。事實上，左翼強調：如果克服現代文明的資本主義（源起西方資產階級），那麼現代文明就趨向更為普世或普同的，全球人民大團結地共處於現代文明。這種想法源起於馬克思思惟中的激進現代與啟蒙去宗教傳統傾向。

然而，我們很難否認西方文明對現代的支配性影響，「現代」與「西方現代」幾乎可以交替使用。我們雖然在抽象的意義上使用「現代性」一詞，彷彿能從「西方現代性」抽繹出任何現代文明都必須具備的「現代本質」，但是我認為：「現代」主要就是「西方文明的現代之歷史軌跡與現實力量」。現代即文明現代，首先是因為這是歷史事實，即，我們所辨識的「現代」於歷史上就是西方文明現代，而且（我們的）「現代」在現實中也不斷地被西方文明現代所建構。

不過，西方文明的強勢不來自其傳統文明的優越（畢竟西方文明追溯到希臘的系譜一來可疑，二來也得益於其他傳統古文明），而主要是現代的建構，包括從殖民地與東方的對立中的自我建構。因此，這個西方文明現代在各地也內涵或吸收汲取了在地的殖民化現代，這同時亦使得各地現代呈現多樣性或甚至東西文明混雜而被視為多元現代。之中尤其是日本並非正式被殖民（關於二戰後日本的美國化可參見松田武），而且很早躋身於現代國家，因此是艾森斯塔特闡釋多元現代的最佳例子。

但是我與艾森斯塔特不同的是，他將現代本身視為一種新文明，與傳統諸文明有所區分，也因而蘊涵了現代文明終究是西方文明所開展出的現代（多元的）。我則認為由於國家競爭，最終難以避免意識形態、文化、知識生產、生活風格、國際語言等等的交鋒，有時籠統地可說成「文明競逐」；簡言之，追求自主的非西方國家為了國家競爭的資源──例如，從自身的特殊性來打造自身的普世性──因而對自身文明文化的「傳統復興」勢不可免，或者說：在自身已然「現代化」的現實中建構與自身文明傳統的連續，也就是以自身傳統文明的資源來建構不同於西方的文明現代，雖然國家現實是西方文明所主導的現代且充滿異質突變與混雜傳統，但是仍要建構求索一條傳統認同之路與文明復興之路，其實也就是建構某種可辨識、可再生產的「文明差異」；而之所以回歸或復興傳統，乃是因為往往只剩「傳統」（或其他與西方現代扞格不入之處）才容易建構出文明差異。總而言之，文明競逐不是文明本質的巨大差異，而是人為的立意區分（所以包括模仿、山寨，但又建構新的形象與歷史記憶──畢竟自古以來文明就是互動的）。但是這種傳統的再創造並不是虛構傳統形式，而可以逕自視為傳統的返回，因為傳統的延續向來就是再創造，且有其實際現實的效應。

不過這返本開新的企圖時而又和普世性的追求與國家競爭的邏輯有可能的矛盾（像有時國家在特定方面必須去傳統才容易競爭，或者自身文明傳統若不夠普世便不利於競爭），異質與斷裂始終威脅著同一與連續。比起小國寡民（號稱是「民族國家的理想典型」，容易同化異族與團結內部），像中國這種廣土眾民的國家，越傾向存在著地方性與離心力，此時如何處理（隨著現代性深入所產生的各類新生）社會邊緣以進行向心團結的治理，恰恰是過去大國治理經驗中比較缺乏的知識。如果只是從「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倫理道德角度來看待，或者走西方現代式的治理道路（參考何春蕤《性別治理》），恐怕都無法解決中國文明現代（與西方文明現代競逐時）所產生的問題。

當代的文明競逐實質上即是我所謂的「（文明）現代的競逐」。「競逐的現代性」，就是非西方文明現代與西方文明現代的競逐。「競逐」（contending）的前提是已經承認先在的西方現代性之地位，承認其普世性與主導支配性，因而反照出「多元現代」的非現實或不實。競逐現代就是在一元的西方文明現代前提下，與之競逐普世現代的地位。然而也由於競逐，同時會某種程度地相對化西方現代，暗示著西方現代也不過是另一種特殊文明的現代，並且又將非西方文明自身的現代抬高到普世的位置（能與普世的西方現代競逐的地位）；由此擺脫所謂普世∕特殊的二分框架。

無論如何，如果「所有現代都是文明現代」，那麼對於現代的改良（自由主義）或造反（社會主義）、或另闢蹊徑（其他思潮）等等，在當前國家競爭的世界格局下，歸根究底也會步上不同文明現代的競逐，被西方文明現代所排斥的「不進步」、「東方專制下的野蠻」，處於被隱遁的俗民生活中之不文明或社會邊緣等等，均需要被重估，以便能開發出與西方競逐的新資源，文明傳統的資源因而重要，因此，自由派與激進派都不能忽略保守派的傳統。在目前，知識生產的中國轉向只是苗頭，有別於西方文明現代性的其他文明現代性還只是紙上談兵，對於競逐的文明現代之知識計畫，我個人尚不知道有否能力來進行（參看：甯應斌〈揚棄同性戀、返開新男色：西方現代性與中國的競逐〉）。在這本書裡所探討的現代性因而是當前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現代性，探討的來路則是台灣較為邊緣的社會運動，其邊緣性格與社會運動的角度其實很清楚地在這些文章中展現，我這些文章的知識生產不滿西方文明現代所造就的台灣現實與主流，但是它缺乏（至今依然缺乏）與西方競逐的文明現代之知識資源（例如缺乏傳統知識資源──無論是中國、印度、伊斯蘭等），它所作的是以西方文明現代的理想或另類設想來批判台灣的現實與主流，其知識生產方式也有部份不那麼合乎西方現代中心的知識範式（不過，必須講清楚的是：批判西方現實與主流的知識未必就是不合乎西方現代中心的知識範式）。從過去科學史的發展來看，新範式總是會「招降納叛」那些與舊範式不甚相合的知識，我覺得我在本書中這些邊緣與不滿的知識生產也可能整編到未來與西方文明現代競逐的新知識範式之下，這還留待日後的證明與加工生產。

用最簡單的話來表達我的想法：在本書的〈現代死亡的政治〉一文之附錄中曾出現如下的質疑：該文是否現代中心主義？是否預設了歐美現代化過程？這些質疑其實就是上述的「西方現代中心的知識範式」問題。我現在相信，只是解構與批判西方現代中心、而不建構與之競逐的知識範式，是不足的，也永遠無法真正建立非西方現代中心的知識生產，更談不上平等的知識國際分工、改變世界結構。但是範式競逐受限於知識生產的資源，首要的資源只能來自廣土眾民、悠久龐大的文明（方才具有普世性）之長遠且多樣根深傳統，其次，在國家競爭的激烈年代，資源的豐富供應則依靠國家競爭的現實動力，這便是我現在的立場。

本書的現代性思考來路

以下我想約略說明這本書諸篇文章的思考來路。

我的學術生涯多半環繞著現代性這個主題，例如《民困愁城》（與何春蕤合著）與《性工作與現代性》這兩本書，不過前者偏重「現代性難以馴服情感、獸性與風險，卻依然堅持理性化而產生的現代黑暗面」；後者則偏重「現代性動力的普遍滲透，甚至改造了最古老行業從業者的身體與靈魂」。或者換一種說法，《性工作與現代性》對於現代性的啟蒙原點（不是上帝或救世主等超越性力量創造了世界與歷史，而是人創造的，或者說，自由人的共同體終將建構自己的世界與歷史，也就是自由平等或自主個體的解放）仍認為或可終究抵達，或至少是現代政治計畫必須設定的烏托邦。但是《民困愁城》則覺得這個啟蒙原點所應許的或所認知的（常表現為強勢的社會建構論）有其限度，需要重新盤整以因應挑戰。兩本書取向的差異源於《民困愁城》主要與進步自由派對話交鋒，而《性工作與現代性》則主要與保守派和保守自由派對話交鋒。

總的來說，目前這本書傾向《性工作與現代性》的取向，但是也不時流露出指向《民困愁城》的線索──本書注意到在現代性的理想（人創造自己的世界與歷史、人的解放）追求過程中，以知識來控制自然與社會的理性化過程中，往往內涵對傳統、邊緣或不文明事物的排斥和沒入，甚至造成與現代性理想的矛盾。至於如何抵抗、順勢轉化這樣的現代形態之權力，讓那些合情或合理存在的傳統、邊緣或不文明事物在此過程中同時轉化，而不被排斥在解放事業外，以進一步實現與充實現代理想，則是本書的方向。

本書開頭討論的現代死亡與現代用藥則是從較邊緣與社會運動的角度來切入現代性，其實這也是全書各篇論文的角度。如前所述，其情感出發點是對西方文明現代所造就的台灣之「不滿」──不滿台灣的現實與主流；這和目前瀰漫在台灣的「自滿」恰成對比，例如對台灣的文明現代（民主自由等等）直追西方文明現代的自滿；但是這個自滿卻又十分脆弱，依賴著與中國大陸的文明現代一分高下。說到底，台灣的文明現代越發地「去中國化」（意味著激進地「去傳統化」），便將越發地進退失據、飄搖不穩，其自滿也將更為脆弱。我不打算詳論，以下用本書開頭的兩篇文章為例來說明激進去傳統化的後果：

本書〈現代死亡的政治〉批評了現代企圖沒入（隱藏隔離）死亡的制度與實踐，因為死亡本身可以說就是最古老的傳統，但是文章本身又往往不自覺地透露出（有時絕望、有時亢奮）抗拒傳統死亡的現代特性，但是這難道不也同時是長遠傳統的追求不朽（不死）？在現代的盡處又發現傳統，真正深入探究現代，就往往擺脫不了傳統，力圖「去傳統化」，則往往進退失據──這是我回顧此文的感觸，也是我對「傳統與現代之斷裂或連續」問題的立場。其次，本書在談〈現代用藥與身體管理〉時，大眾用藥與自我醫療的出現，看似是彰顯主體的能動，但是又其實反映了現代無法保證人造世界的安全、健康、可靠與完整周全，因此反而是主體在現代醫療風險下的自救（也是時而絕望或亢奮）。總的來說，現代若沒有定錨在自身文明傳統及其更新之上，那麼由於現代不斷吸收異質與變化的特性（常發生意料之外的後果）所導致飄搖不穩的風險，將難以有安身立命的放心情緒來應對。

或許這些現代性的矛盾困境乃來自社會學對現代性理想的轉譯，即現代性是「世界的理性化」（包括自然、傳統、自我等等的去謎魅或去蒙昧）。或有人認為，如果回歸現代性的啟蒙哲學理想──「人的自我創造、自我解放」，便能夠避免矛盾困境。不過，我認為像「人的解放」其實也是超越性的，只是這個超越不在來世彼岸（可參考本書〈現代死亡的政治〉一文結語）。「人的解放」由於取代或克服了傳統宗教等支配人類的超越性，因而潛在的又有「反超越的超越」。這種「逆天」的超越其實由來已久，在人類遠古的神話中便普遍存在，但是復活在現代性的理想中、以及其矛盾困境中。

應用哲學不是哲學的應用，而是要使哲學引領風騷

最後我要解釋本書副標題中的「應用哲學」。

本書文章使用「應用哲學」其實是表達非西方的哲學知識生產之企圖。眾所周知，由於哲學（其本質被視為等於西方哲學）被當作最普世的學問知識，因此哲學知識的生產無所謂在地本土，沒有生產地的差別；在台灣做哲學和在西方做哲學是沒有差別的，台灣哲學家被期望能解決現在西方哲學的流行問題，台灣哲學家在西方哲學主流期刊上發表文章，援引西方哲學文獻並解決西方社會之哲學問題，則在台灣被視為無上成就。這種哲學知識的離地生產狀態，現在還雪上加霜：台灣的哲學系所越來越面臨關閉的危機。

我所謂的「應用哲學」並非指著「哲學的應用」，而是哲學中獨立的新領域，正如我在本書中討論「應用倫理學」的文章主張應用倫理學並非「理論倫理學的應用」，應用倫理學本身就是獨立的領域，就像「應用文」是獨立的文類一樣。我使用「應用哲學」的用意則是希望能夠成為在地的（非西方中心的）做哲學方式。中國大陸的哲學系顯著地包含了（新舊中西）馬克思主義，許多國家的哲學系除了馬克思主義外，也包含社會理論、批判理論（包含新左派與性／別、種族等社會運動思潮）。這些都是我心目中應用哲學應該包含的內容。當然，應用哲學作為在地哲學的內容可以見仁見智、集思廣益、隨時境轉變，我在本書中使用應用哲學時的想像則是包括像文化研究這種學術界當時沒有制度歸屬的跨學科領域；重要的是應用哲學能不拘方法、不限學科地對當前學術與社會問題進行話語介入，使哲學能夠引領學術與社會的風騷。

為了選擇這本書的論文，我回首電腦中散落的檔案，發現許多未完成或仍有待最後修改的論文，但是實在不敢說何時能夠將它們完成問世，多數已經喪失研究的處境與動力。許多未完成的書寫計畫其實是因為當時缺乏更多休假寫作的時間，也就是缺乏（前面說過的）知識生產的資源，當然這方面台灣無法像西方富裕國家能給予學術豐富的支援，不過台灣已經比世界上許多國家或地區有更好的知識生產資源了。為此我感謝中央大學以及哲學研究所給予我的研究教學空間，還有國科會（科技部）多年來對我研究經費的支援，以及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部分經費的支持。至於台灣的社會運動和許多個人都直接間接地幫助了我的知識生產，這本書可為見證。

引用書目

• 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反思現代性》。曠新年、王愛松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
• 何春蕤，《性別治理》。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7。
• 松田武，《戰後美國在日本的軟實力：半永久性依存的起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 高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台北：桂冠出版社，2012。
• 甯應斌，〈揚棄同性戀、返開新男色：西方現代性與中國的競逐〉，《性／別理論與運動的台灣經驗》學術講座，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合辦，2016年8月26-27日，北京。亦發表於「浙江大學高研院駐訪學者報告會」，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2017年5月23日，杭州。
• ───，《性工作與現代性》，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2004年12月。
• 甯應斌、何春蕤，《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台灣社會研究叢刊，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出版，2012。
• 福柯，《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書店，2012。
• 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文明的進程》。北京：三聯書店，1998。

行政院會日前通過《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其中卻暗藏玄機，為經營不善之董事會開後門，可不解散繼續霸佔校產，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今天（12/8）上午赴行政院，痛批草案內容將嚴重圖利財團，要求賴清德撤回草案。

根據行政院規劃，未來私立大學學生人數未達3,000人，並且連續2年註冊率未達六成，將被要求限期改善，若無改善，3年內就需退場或轉型，而根據教育部過去統計，到112學年度為止，台灣將會減少約40所大學，高教工會據此初步估算，40所大學的總資產合計高達1,300億，這1,300億究竟是會回歸公共使用，還是被校董事會所佔據，就是此次草案重點。

《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公布時，賴清德曾聲稱能達到「退場校產歸公」的效果，「避免學校財團法人藉由轉型或退場，將原有校產挪用或變賣，圖利少數私人或團體，以確保其公共性」...，在草案第16條第3項也確實規定，私校若經解散，退場校產應歸公（捐贈「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基金」或回歸學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然而，草案卻同時又為董事會大開後門，可在3年的轉型期當中將校產五鬼搬運移入私人口袋。

例如根據草案第5條，董事會可申請改制或設立高中以下學校、第14條，可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福事業，兩者都不用經過「私校諮詢會」的徵詢程序。

此外，工會指出，根據《私校法》第25條，教育部在私校嚴重違反教育法令時，可聲請解散董事會並直接接管，但在本次草案當中，政府的責任則被弱化為「專案輔導」，工會痛批，政院提出的轉退條例草案，與《勞基法》修法一樣，都是聲稱要保護人民，但實際上卻圖利財團與資方。

今天上午，高教工會也連同已退場的永達技術學院教師代表，在行政院前手持自製「功德箱」，上頭寫明私校校產都來自「學生與家長血汗錢、政府獎補助款、政府土地廉租廉售、免稅優惠、校友與社會捐款、創辦者捐資」等「社會集體功德」，工會強調，校產是公共財，退場後應由政府接手管理，回歸公共使用，呼籲政院撤回目前的草案。

「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

鬆綁七休一的政院版《勞基法》修法草案，在民進黨人數優勢下強硬出委員會後，南部勞工今日（12/10）開響抗議第一槍，超過3萬人上街遊行，要反駁賴清德「中南部勞工都希望多加班」的說法。

遊行從下午一點在中央公園捷運站集結，全台各工會都積極動員參與。擔任總領隊的新高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林進源批評，此次修法不顧勞工生死，台灣勞工的工時已經是全世界數一數二，民進黨政府去年（2016）先是強推一例一休，砍去勞工七天假；現在七天假沒了，還要再修法，連七休一也不保，並帶領群眾高呼「反對勞基法修惡」。

遊行總指揮、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江健興也痛批，這次修法「政府全都在騙」，原本說要以價制量遏止加班，現在改為加班費核實計算。這樣一來，如果修法通過，未來台灣勞工就必須加更多的班、領更少的加班費，「台灣勞工絕對會反對到底！」

中日合成工會理事劉兆揮表示，許多南部勞工過去是民進黨的長期支持者；但在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卻背棄過去支持它的勞工，吃定大家到了選舉時，還是一定會票投民進黨。他強調，這次民進黨強硬修惡勞基法，明年的選舉一定會付出慘痛代價，「勞工不會這麼容易被你操弄！」

今日也有許多台北的工會南下聲援。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表示，過去許多在台北的抗爭，無論是去總統府、行政院，或立法院，南部的工會也都經常北上支持參與，所以這次南部辦遊行，北部的工會當然一定力挺。

鄭雅慧說，過去洪仲丘事件時，許多人都擔心自己的兄弟、另一半，在軍中會面臨一樣的待遇，所以一起站上街頭。但是這次《勞基法》修法，受影響的不只是男人，而是全台灣的每一個人，「怎麼有理由不站出來？」她也強調，「不只是勞工，如果是比較有良心的中小企業主，也應該一起出聲反對政府這樣踐踏勞工！」

下午兩點半左右，遊行隊伍抵達行政院南部辦公室，但政院祭出三層鐵架、拒馬，把人群隔離在外。桃園市產業總工會榮譽理事長毛振飛表示，在台北的抗爭場合，很少看到政府這麼大陣仗，把所有人隔開，完全無法接近，「這個政府就是不敢面對人民，他們只聽有錢人說話。」毛振飛表示，很多人苦惱，面對這樣的政府，可以怎麼辦，「就是要用突襲的！我們在台北，去官邸、去潑漆，要用突襲逼他們面對。」

遊行將「功德院」的牌坊掛在政院南辦前鐵架，並數度嘗試推翻鐵架未果，最後只好將事先準備好的水球、以及遊行一路上使用的手舉標語投擲向政院。江健興預告，23號在台北的遊行，中南部的工會也會北上，集結全台更大的力量，共同反對《勞基法》修惡。

民進黨政府近日火速推動《勞基法》修正案，今日（12/12）上午，閣揆賴清德更與工商協進會進行早餐會議，向資方邀功。但此舉也引發勞工不滿，包含工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勞工團體，也同時在舉行早餐會的花園大酒店門外丟擲饅頭，批評政府只願與資本家溝通，忽視廣大工人的聲音。

一大清早，勞團就帶著饅頭出現在酒店門前，他們點名批評本次出席的工商協進會理監事，多數都是違反《勞基法》、苛待勞工的慣犯。

丟擲的饅頭象徵的是廣大勞工的早餐。TIWA研究員陳秀蓮嚴厲批評，一般的勞工在這個時間只能匆匆帶上一顆饅頭，邊通勤工作邊啃著吃；但資本家卻可以和政府官員密會，吃上昂貴的自助式早餐，一邊繼續改惡《勞基法》。

在場內，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則與賴清德一搭一唱。林伯豐強調，他們感謝行政院與立法院為他們儘速完成《勞基法》的協商；未來在《空污法》和能源價格方面，也要請民進黨政府多多協助。而賴清德則表示，蔡英文上台後政策就以「拼經濟」為優先，未來將持續提供企業優惠稅制、鬆綁法令，希望企業主能夠擴大投資台灣，自主提高勞工起薪。

「余光中熱」

據台灣的朋友告訴我，大陸的「余光中熱」讓台灣的左翼文壇感到很吃驚，我想補充的是，「余光中熱」讓我們大陸稍有台港文學知識的學者感到慚愧！也許余光中應該與我們一道懺悔，余光中懺悔的是他隱瞞歷史，「過去反共，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李敖語），而我們應該懺悔的則是對於台港歷史及文學史的無知。

「余光中熱」誠非虛言，只列舉近年的幾件事即可明瞭其「熱度」如何：2002年9月，福建省專門舉辦「海峽詩會」——余光中詩文系列活動； 2002年10月，常州舉辦「余光中先生作品朗誦音樂會」，來自北京、上海、江蘇、台灣的藝術家、演員現場朗誦了余光中不同時期的作品，余光中先生在這裡幸福地度過了他的75歲生日； 2004年1月，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廣泛注意；2004年4月，備受海內外華語文學界矚目的第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開獎，余光中成為2003年度散文家獎得主。

近日報刊上關於他更是連篇累牘，「文化鄉愁」、「中國想像」、「文化大家的風範和氣象」之類的溢美之辭讓人頭暈目眩。今年4月21日的《新京報》上，一位元記者在其「採訪手記」中這樣寫道，「高爾基提前輩托爾斯泰『一日能與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兒』，況且曾相見並有過一夜談呢？」 他將余光中比作托爾斯泰，並為自己能見到這位大師而感到幸運萬分，這段「驚豔」之筆將大陸的「余光中神話」推到了極端。

遺憾的是，這些宣傳和吹捧說來說去不過是余光中的「鄉愁」詩歌和美文，而對余光中在台灣文學史上的作為毫無認識，因而對於余光中究竟何許人並不清楚。不過，對於普通的讀者也許不應該苛求，因為大陸對於台港文學一向隔膜，而余光中又善於順應潮流。舉例來說，在九大卷300餘萬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的確是十分乾淨和榮耀的，因為他將那些成為他的歷史污點的文章全部砍去了，這其中包括那篇最為著名的被稱為「血滴子」的反共殺人利器《狼來了》。但在行家眼裏，這種隱瞞顯然是徒勞的，每一個瞭解台灣文學史的學者都不會忘記此事，海峽兩岸任何一本台灣文學史都會記載這一樁「公案」。

鄉土文學之爭

余光中在台灣文壇上的「惡名」，開始於「唐文標事件」。70年代初，台灣文壇開始對一統台灣文壇的「橫的移植」的現代主義詩歌進行批評反省，其標誌是唐文標先生的系列批評文章，他在1972年到1973年間的《中外文學》、《龍族文學評論專號》、《文季》等刊物上先後發表了《先檢討我們自己吧！》、《什麽時代什麽地方什麽人》、《詩的沒落》等文章，批評台灣現代詩的「西化」和脫離現實的傾向。這一系列文章在文壇引起了震動，引發了關於現代詩以及現代主義的大爭論。在這場論爭中，余光中當時是維護現代詩的代表人物。關於論爭的是非本身，這裡無需加以評判。想提到的是，余光中一出手就顯示出他的不厚道。在《詩人何罪》一文中，余光中不但言過其實地將論爭對方視為「仇視文化，畏懼自由，迫害知識份子的一切獨夫和暴君」的同類；而且給對方戴上了在當時「反攻大陸」的台灣最犯政治忌諱的「左傾文藝觀」的帽子。所以就有論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如李佩玲在《余光中到底說了些什麽》一文中指出：「這樣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標（也算得上是壓迫知識份子了吧），還在嚇阻其他的人。」

但這樣的批評對於余光中沒有產生什麽效果，在70年代後期著名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余光中變本加厲地施展了他的攻擊手段，並且與國民黨官方、軍方配合申伐左翼鄉土作家。在這場鄉土文學論戰中，台灣鄉土文學受到的最大攻擊來自兩個人，一個是代表官方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另一個就是余光中。在鄉土作家看來，最為可怕的並不是彭歌強調「反共」的官方言論，而是余光中關於台灣鄉土文學「聯共」的誣告。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彭歌發表了系列官方文章，強調「愛國反共是基本的大前提」，不是「蹈入了『階級鬥爭』的歧途」。緊隨其後，余光中在8月20日《聯合報》發表了《狼來了》一文，影射台灣鄉土文學是大陸的「工農兵文藝」。他在此文開頭大量引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觀點，以此證明台灣鄉土文學的思想與前者的相類，並且說：「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接著，他從攻擊大陸的共產黨文藝統治談起，抱怨台灣的「黨治」未免過於鬆懈，對於鄉土作家過於客氣：

中共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台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 「工農兵文藝」會在台北得獎呢？正當我國（指台灣——引者注）外遭逆境的之際，竟然有人提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過巧合了。

在文章的最後，余光中將他所命名的台灣「工農兵文藝」視為洪水猛獸，喊出了「狼來了」的呼聲，並且表明了自己維護當局的「勇氣」：「不見狼來了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來了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針對文壇對於他「戴帽子」的批評，他露出了鎮壓的兇相，「問題不在於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

今天大陸的讀者，可能很難理解余光中這篇文章在當時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所起到的政治迫害作用。此文一出，引起大嘩，激起衆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王拓、尉天聰、楊青矗、黃春明等人憤起辯白，連那些與此無關、立場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紛紛撰文批評余光中的陰惡。徐復觀在《評台北 「鄉土文學」之爭》一文中尖銳指出：余光中「之所謂『狼』是指這些年輕人所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毛澤東所說的文學，這種文學是『狼』，是『共匪』。」「這位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

在鄉土文學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壓力、尉天聰差點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卻因有功而受到當局寵倖：1977年8月，由「中央文化工作會」在台北劍潭反共救國青年活動中心召開的「全國第二次文藝座談會」上，鄉土文學作家因為有「問題」而多未受到邀請，余光中卻高坐在主席台上，傾聽「黨政軍要人」做關於「堅持反共文藝立場」的報告。

陳映真事件

如果說余光中的上述「公開告密」與其政治立場有關，那麽新近披露的余光中向軍方「私下告密」的行為，則只能歸之於他的人格問題了。

據陳映真在2000年《聯合文學》9月號發表的《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一文中透露，余光中當時將陳映真文章中的引述馬克思之處一一標出，加上批註，寄給了當時「國防部總作戰部」主任王將軍，告密陳映真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在當時的台灣是「必死之罪」，因為特殊原因，陳映真後來得以僥倖躲過這場災禍。陳映真還是厚道的，幾十年來他一直沒有披露此事，只是因為余光中後來又將此件寄給了陳芳明，而陳芳明在他的文章中談到了這份材料，陳映真才在上面這篇與陳芳明的論戰文章中說破了連後者都感到吃驚的「告密事件」。為清楚起見，茲將陳映真的原文引述如下：

陳芳明在他的《鞭傷之島》一書中，收到一篇《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其中有這麽一段：

隔於苦悶與納悶的深處之際，我收到余光中寄來香港的一封長信，並附寄了幾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

事隔多年，而且因為陳芳明先披露了，我才在這裡說一說。余光中這一份精心羅織的材料，當時是直接寄給了其時權傾一時、人人聞之變色的王將軍手上，寄給陳芳明的，應是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訴我有「新馬克思主義」的危害思想，以文學評論傳播新馬思想，在當時是必死之罪。據說王將軍不很明白「新馬」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達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將軍對之執師禮甚恭的鄭學稼先生，請鄭先生鑒別。鄭先生看過資料，以為大謬，力勸王將軍千萬不能以鄉土文學興獄，甚至鼓勵王公開褒獎鄉土文學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對鄉土文學霍霍磨刀之聲，戛然而止，一場一觸即發的政治逮捕與我擦肩而過。這是鄭學稼先生親口告訴我的。

在那森嚴的時代，余光中此舉，確實是處心積慮，專心致志地不惜要將我置於死地的。

為謹慎起見，筆者專門與現在香港客座的陳映真先生取得了聯繫，陳映真不但允許我引用這些材料，而且答應如果必要的話，他可以向我出示鄭學稼先生回憶的原件。陳映真對我說：人在歷史上可能有錯，但事後應該認識到這一點，並對世人有個交待，而余光中卻從未在任何場合對他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表現有過悔過。他的做法是首先塗抹歷史，隱去這些文章，而在面對能記住歷史而又有正義感之人的公開質問時，他仍然頑固地為自己辯護。比如在最近的一個場合，一個青年責備他當年假借權力壓迫鄉土文學，他語無倫次地回答：他當年反對的不是鄉土文學，而是「工農兵文藝」，「顯見他至今絲毫不以當年借國民黨的利刃取人性命之行徑為羞惡」（陳映真）。

陳芳明何許人也？說起來也許讓人吃驚，他乃是當前台灣文化台獨的代表人物。陳芳明有一個讓中國人特別難以接受的所謂的後殖民台灣史觀，他認為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政府對於台灣的接收和統治是與日本統治者相類的「外人」對於台灣人的殖民統治，陳映真為此在《聯合文學》上撰文批評他對於社會性質認識的混亂，由此引發了與陳芳明來回數次的論爭。筆者曾撰文從西學角度批評陳芳明對於後殖民理論的誤用，並在台灣的會議上與其有過直接的交鋒，此處不贅。讓人感到好奇的是，為什麽余光中會將他的告密材料寄給陳芳明？瞭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歷史的人可能會知道，現在的文化台獨代表人物陳芳明當年卻是一個左翼青年。在鄉土文學論戰中，陳芳明因為對於余光中的《狼來了》這篇文章的氣憤而與之決裂。這一點，現在的陳芳明也供認不諱。在對於陳映真《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一文的回應文章《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聯合文學》2000年10月號）中，陳芳明對自己有如下說明： 「我與余光中的決裂，源自於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期間，他發表了一篇《狼來了》。我認為這篇短文，傷害了自由主義的精神，我無法同意他的論點。」「在那篇長文中，我對於余光中的反共立場表示不能苟同；並且由於他的反共，使我對文學感到幻滅。」

但為什麽在多年後余光中又與其言歸於好了呢？這其中的奧秘我們不得而知。陳映真說：「現在，陳芳明與當年與之『決裂』的余光中恢復舊好，也有文章相與溫存。這自然是陳芳明的自由。只是想到詩人龐德在一戰中支援、參加了納粹，戰後終其一生久不能擺脫歐西文壇批判的壓力和良心的咎責。」可與龐德相提並論的自然還有德國的海德格爾和美國的保羅·德曼，他們都因為自己歷史的劣跡而使名聲一落千丈。於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便是，為什麽余光中非但沒有受到歷史的追究，卻在大陸紅極一時，並被奉為大師和偶像呢？

余秋雨與余光中

陳映真還舉例提到了余秋雨，捲入了文革「寫作組」案的余秋雨應該對歷史有個交待，而劣跡確鑿的余光中更應該這樣。大陸文壇對於余秋雨一直追究不放，但與此同時卻對余光中大加吹捧。有趣的是，在大陸文壇一致窮追余秋雨「文革案」的時候，余光中卻出人意料地為余秋雨大抱不平，他對記者說：「我知道目前大陸對余秋雨攻擊很多。但我認為，追索過去並沒有很大的必要。」——余光中的行為一直讓人感到奇怪，現在我們終於應該明白了其中的原委：他自己的歷史原來本不乾淨。還有一件巧合的事，1999年湖南嶽麓書院舉辦著名的千年論壇，首先邀請的便是余秋雨和余光中兩人。對於兩者的表演，外界的評論明顯地擡余光中而貶余秋雨，如王開林在同時發表於《書屋》和《中華讀書報》一篇文章中，如此貶低余秋雨而吹捧余光中：「秋雨風度翩翩，身上頗有股子海派名士味，一目了然，他顯得既聰明、精明，還很高明，實屬社會活動家中那種頂尖尖的『三明治』，……余光中吐屬清雅，雍容平和，童顔鶴髮，道骨仙風，彬彬如也，謙謙如也，真學者之典範。借用余光中讚美大詩人葉芝的話說：『老得好漂亮！』」可謂一者踩在地上，一者捧在天上，如此分明的褒貶來自何處呢？

從文章中，我們知道，該文作者反感余秋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於批評者的惡劣態度，他動輒將批評者稱為「文化殺手」，王開林將此稱為余秋雨的「血滴子」。原來余秋雨也有「血滴子」之稱！但如果他知道早在20年前余光中就已鍛造出較余秋雨遠為惡毒的「血滴子」，恐怕就不會如此分明地褒貶了。

還是李敖對於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他徑直將余光中稱為「騙子」，他對余光中的詩歌水平也不買帳，他甚至說，「現在余光中跑到中國大陸又開始招搖撞騙，如果還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認為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問題。」余光中的詩歌散文的藝術性，本文暫不涉及。不過至少可以負責任地說這麽一句話，現在大陸有一批人神化余光中，是因為他們對於歷史知識有問題，至少是對台港這一塊還所知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