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子彈染紅的二十世紀，在中美建交與蘇聯瓦解等重大歷史事件之中結束。雖然和平仍未普遍降臨，但多數人們確實享受了一段還算平靜的歲月。不過，冷戰終結不只是由各國政府所促成，在國際、區域、民族國家與地方等不同的層次，還有不同的力量持續拉扯。而我們所認知的和平，就是建立在這種微妙的動態平衡之上。

後冷戰的和平，來自於不分意識形態的民族國家的相互制衡。而國際間的跨國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s）、區域內的區域整合組織，以及地方上的國際組織秘書處、分部與地方的小規模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維繫了動態的和平。

全球治理下的非政府組織角色

這些由各國政府組成、政府或黨派外圍的組織，或是外於政府的境外非政府組織，透過與政府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擔負起政府的職責——治理（governance）。也因此，這個時代被聯合國視為「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時代，其特色在於「多重行動者（multi-actor）的參與」：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CGG）曾指出，除了各國政府之外，「非政府組織、公民運動、跨國公司與全球資本市場」也都是當代重要的決策參與者和政策施行者。

雖然聯合國隱約承認了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密切關聯，但非政府組織卻還是尷尬地自居於「非政府」的名義之下。在反政府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瀰漫的時代裡，與「政府部門」扯上關係，就會被視為陰謀論或者萬惡淵藪；相對於此，「非政府」或「非營利」則具有純粹善意的、屬於全體人民的印象。這種「做善事不求回報」的積極形象，讓我們難以提出最關鍵的問題：到底這些在第三世界做的「好事」對誰有利？短期內對個別弱勢者或弱勢群體的好事，會不會在長期上來看是傷害整個社會的壞事？

有鑑於此，印度發展學者艾倫·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rivastava）所編著的《NGO與顏色革命》（Helping or Hurting）一書裡，長期關注國際非政府組織與後進國家發展的學者們，試圖闡述對「全球治理」與非政府組織更具批判性的觀點。

舉例來說，本書作者之一、俄羅斯學者安德魯‧考瑞博克（Andrew Korybko），他對這些國際組織與國際援助重新定位，將它們命名為「由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organized NGOs，GONGOs）。這樣直白的稱呼，讓我們得以將非政府組織的行動算到政府部門的治理之中，看穿「非政府」清新形象帶來的遮蔽效果。

除此之外，本書作者們從資金來源、人事安排、與政府部門或海外軍隊的合作關係、在援助地的所作所為等角度展開廣泛而仔細的考察，他們嚴厲批判國際非政府組織實際上是戰爭的打手，也是阻礙後進國發展的元兇。一言以蔽之，本書掀開了良心善行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並指出不論這些非政府組織是否帶著良善的信念，或第一線工作人員是否採取了主觀上善意的救援行動，因為它們與既有國際政治勢力糾纏不清的關係，這種善意必定別有用意。

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合作關係

除了站出立場外，本書更提供大量具體的例子，輔助我們判斷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到底為誰服務。美國政治作家韋恩‧麥德森（Wayne Madsen）描繪了八零年代到2000年間，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相互支援與掩護，以及美國國防部的「白手套」——救災與人道援助醫學中心（CDHAM，如今改制為健康科學統一服務大學的全球健康行動中心，CGHE）——與宗教慈善組織（知名的例子如世界展望會）在援助與行動上的合作關係（這些合作對象都直白地記載在CDHAM出版的《給非政府組織的戰略指導》中）。麥德森指出，CDHAM真正的目的在於「鼓吹建立民主機制和市場經濟」，「人道主義救援」只是過程中的副產品而已。

在本書之外，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學者詹姆士‧佩特拉斯（James Petras）對冷戰期間中美洲非政府組織的歷史研究，則補充了拉丁美洲發生的狀況。他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力量（例如跨國公司）造成國家經濟崩盤後，正是因為非政府組織和反共的西方強權、以及由歐美主導的世界銀行高度協作，以社會服務取代國家福利體制，用境外金援取代政府公共支出，才讓後進國無法完善基礎建設、無法培養國家所需的專業人才。佩特拉斯的研究試圖證明：持續擴張的非營利組織正是破壞後進國家發展的西方打手。

同樣親身參與過國際非政府組織，曾經擔任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AI-USA）董事的伊利諾大學國際法學者法蘭西斯‧波義耳（Francis A. Boyle），長期致力於批判猶太復國主義與以色列的他，在本書中指出：因為董事會和捐助者的親以傾向、與以色列和英國的金流關係，導致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和美國分會對五零年代以來以色列的屠殺和軍事行動無所作為，根本就是「帝國主義的工具」。

波義耳說：「國際特赦組織背後的首要動力不是人權而是政治，其次是宣傳，再次是金錢，然後是增加成員，接下來是內部勢力爭鬥。再接下來，才是對人權問題的真正關心。」這番來自長期人權工作者的第一手觀察，顯得特別具有說服力。雖然波義耳承認國際特赦組織中存在著「基層工作的好人」，但因為組織高層是「由帝國菁英組成的不斷自我延續的小圈子」，間接支持著英美和以色列的政策，這讓基層人員「忙於一些沒有意義的事，直到耗掉他們對人權事業的熱情」。

是威權遺緒還是適度管理？後進國家INGO法的兩難

今年（2017）一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中國正式生效，根據端傳媒調查，該法案主要受到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和學者「管轄單位不清」、「未定義『政治活動』」的質疑；該法案同時限制這些組織「不得在境內募資」，雖然多數境外非政府組織主要收取國外資金，但這也讓靠著境內募資壯大的國內非政府組織，成為境外非政府組織的最大競爭者。

非營利組織的持續膨脹與金流不受監管、來源不明，這是各國的普遍狀況。在其他開發中國家，對境外（勢力）代理人（foreign agent）類似的法律管制早已進行，中國並不特別；可能更令人驚訝的是，歐美等「自由國家」對非政府組織的管制，實際上比這些開發中的「後威權國家」更為嚴苛。歐洲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勞倫特·王（Laurent Wang）也指出，他認為該次的法案只是為了讓對INGO的管理有合理的法源依據。他也強調，中國並未將接受外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列為境外勢力代理人，同時也沒有限制利用外國資金的上限與可以從事的活動範圍，而上述這些條件都在美國對非政府組織的法令箝制範圍。

這也正是俄國政治評論家德米特里·拜奇（Dmitry Babich）的主要論點：他在本書中回應了多種對俄羅斯《境外代理人法》（Russian Foreign Agent Law）的誤解（多半來自西方媒體的宣傳），並強調美國的《境外代理人登記法案》（FARA）對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制更加嚴格。

依據美國國內稅收法501(c)(3)條款，美國政府為「宗教、教育、慈善、科學、文學、公共安全測試、促進業餘體育競爭和防止虐待兒童或動物」等七個類型的慈善或宗教組織提供免稅待遇，但條件是不得在美國國內參與選舉活動或進行政治遊說。雖然美國法規上對「政治行動團體」、「政治遊說與行動」的定義相較中國的規範清楚，但也因此對非營利組織的限制更為嚴苛。本書也提到，FARA這套法規也是美國過去用來解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在美辦公室、以及清查支持北愛爾蘭共和軍（IRA）的北愛爾蘭援助委員會（NORAID）的秘密武器。

根據過往的「新興民主化國家」經驗，以及近來北非和阿拉伯世界的顏色革命，本書總結認為，後進國家多數人民的不幸，幾乎可以說是西方國家一手包辦的結果。西方國家所謂的「民主化」其實是有計畫的「殖民地化」：先培植政治或軍事強人發動政變，由跨國公司與境外資本聯手促成經濟崩潰，緊接著是西方國家在軍事（各國駐外軍隊、軍事同盟）和經濟（華盛頓共識的代行者——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上的介入，最後非政府組織才伸出「援手」，幫資本家與軍隊「擦屁股」。借用台灣學者何春蕤的比喻，後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開路車，也是收尾的垃圾車」。在這層意義上，境外非政府組織只是帶著西方文明使命的「次級合夥人」，更挑明地說：它們就是帝國主義勢力的「隨軍人員」。

台灣非政府組織的在地經驗

本書批評的對象是境外非政府組織，而在中美交鋒的國際格局中，香港、台灣作為冷戰的反共最前線，與意圖前進中國的境外非政府組織，更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近日將亞洲總部設置在台北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即是一例，背後係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與中央情報局所資助。而在台灣，我們也看到在2003年由民進黨政府主導，並由外交部每年持續撥款支持的台灣民主基金會（TFD），除了專案補助「中國人權」相關的組織與活動外，資金也流向南亞、非洲等發展中國家。雖然資金規模不同，但兩個組織不只名稱相似，對外「輸出民主經驗」的目的也高度重疊。

不過，隨著國家的管制方式不同、法律規範的程度不同、抗爭的主體不同，在地的社會運動確實可能採用不同的組織形式現身，社會行動不光只是接受來自境外的援助，採取行動的組織更不只有境外非政府組織，也包含本地所滋長出來的社會力量。以台灣為例，自解嚴後的社會力爆發以來，各領域的社運團體大量形成。這些團體配合著運動的主張與訴求，以最適合抗爭者或抗爭議題的型態，拿出手邊既有的物力和人力，就地拼裝、從頭蓋起。這類的土生土長的社運團體似乎不能與境外非政府組織高度企業化、層級化的狀況相提並論。

例如，在政府引進大量跨國勞動力的年代裡，移工並沒有取得和一般台灣勞工相等的團結權。為了協助這些被法律排除在工會以外的勞工，主打移工議題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就是以非政府組織的型態出現；近年來，隨著公務人員勞動條件的惡化、權利意識的提升，無法組織工會的警察和消防員，就分別以「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的旗幟發動抗爭。以上述幾個例子來看，之所以採用「非政府組織」的形式，是因為「訴求無法在循體制內管道（例如工會）或組織架構被解決」。此外，環境運動、土地運動也相當容易受到在地文化所影響，進而發展出獨特的形式，例如九零年代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以「美濃愛鄉協進會」為基地，拓展出生態、環保、跨國婚姻、教育、文化等議題；除此之外，我們也看到社運有時會複製或挪用民間信仰的資源（例如撒冥紙、辦法會），這些例子則呈現了台灣社運的在地特色。

但除了這類在地化的抗爭之外，我們也同時發現到類似西方大型非政府組織的「體制內」模式在台灣成形。在台灣，非政府組織有幾種影響政治的方法。首先是最一般的「遊說」；再者，也可能透過參與或共同和公部門舉行會議，進行直接的交鋒或合作；而爭議最大的方式，無非就是讓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者，以行政官員或不分區立委的身份直接加入體制內運作。

再者，我們也看到相對於連結邊緣群體、挑戰社會禁忌，台灣的非政府組織越來越習於採用群眾募資、媒體宣傳等方式進行運動。群眾募資不是不求回報的小額捐款，多半會給予出資者一定的實物或折扣回饋。而媒體宣傳的比重增加，讓社運必須配合媒體的需求，產製迎合大眾口味的新聞效果，社運更開始聘僱進行立法遊說或媒體宣傳的專業人才。

不論是「加入體制內」或採用「群眾募資」、「媒體宣傳」，都暗示著一種「效益主義社運」的誕生——走最快的捷徑，做最有效率的事。在這樣「由上而下」的思維之下，也可能背離從民眾出發的理念，或是成為另一種「文化工業」。更嚴重的是，只要「體制」長存，一批又一批的社運人士入閣，下一步可能就是犯錯而黯然下台，或是成為官運亨通的組織叛徒。若彼時的社運卻無法提出懇切的反省，體制內外的區隔和社運人士的反覆穿越，也將化身為新型的維穩機制。

從戰後、解嚴到進入2010年代，台灣社運確實在發生改變，但這種改變的長期效果仍有待觀察。本書提供了對西方諸國在後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戰略部署」的經驗，或許足以給我們一點對長期展望的提示：參與運動的群眾、基層組織工作者可能帶著純粹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他們堅定的信仰足以突破任何難關，克服殘酷的現實。他們即時地在社會動盪、戰亂或貧窮中採取直接行動，撫慰了無權力者的身心靈。然而，我們必須小心翼翼繞過友善的表象，在同情之外更要進行批判的理解，看見潛藏在善意背後的政經結構，重新奪回「由下而上」、自力自強的頑抗精神。也唯有如此，才不至於讓通往真正社會變革的途徑，變成由善意鋪成的惡意之路。

中南部空污問題嚴重，今日（12/17）台中、高雄同步舉行反空污大遊行，主辦單位估計超過萬人上街，台中的環保團體喊出「台中火力發電廠立刻減煤二成，再逐年減一成」、「2018年底前各縣市前30大污染源減排二成」的訴求，高雄環團則訴求提高空污費、反對燃燒生煤，呼籲中央及地方政府不要推卸責任、開空頭支票，應立即改善空污問題，還給中南部民眾健康的呼吸環境。

台中的反空污遊行分成醫護、NGO、親子、青年師生和公民五隊，從台中市議會廣場出發，繞行惠中路、台灣大道再回到市議會廣場。許多父母攜孩子上街，北部環團也南下參與，高喊「拒絕PM2.5，節能減碳救台灣」、「還我清新好空氣」等口號，此外，國民黨、時代力量、民國黨等也都派出代表參與。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指出，台中火力發電廠是全台最大的固定污染源，每年約燒1,800萬噸生煤，燃煤空污為萬毒之首，但台中市府《管制生煤自治條例》要求台中電廠四年減四成生煤，公告近二年以來，台中電廠減少生煤使用的成效卻不彰，使中部空污未得到具體改善。環團要求，中火應在明年一月底前減煤二成，逐年減煤改燃氣，目標是2025年中火無煤。

今日台中市長林佳龍、嘉義市長涂醒哲也參與台中遊行，但遭民眾嗆聲「不要喊口號作秀」，應拿出具體方案，落實減排空污政策。林佳龍在遊行後表示，中央已允諾加速中火改換4部燃氣機組的時程，提早兩年於2023年實現。市府也鎖定排放量最大的181座重油鍋爐，補助更換燃氣鍋爐並加嚴標準，要在2019前全部更新。林佳龍也承諾再提修法，將市內全數鍋爐納管，加強控管前50大污染源。

高雄反空污遊行的五大訴求則為：（一）提高空污費；（二）國營事業中鋼、中油、台電污染實際排放量在3年內降低50%；（三）反對燃燒生煤，高雄市府應立即訂定禁燒生煤自治條例；（四）反對《空污法》、《環評法》不當修法，總量管制應以實際排放量為計算基準；（五）各級學校於空氣品質不良日，應停止上室外體育課。南部環團呼籲，行政院應立即指揮經濟部、環保署、國營事業、高市府多管齊下改善空污，還給南部民眾應有的呼吸權。

桃園市政府今日（12/18）上午在市府大廳舉行桃市績優企業卓越獎頒獎典禮，市長鄭文燦也親自出席，然而近期桃園市轄下發生多起企業打壓工會幹部事件，包含中華航空約談解雇工會幹部遭勞動部裁決已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以及外商美光集團在團體協約協商前解雇工會理事長等事件，桃園市產業總工會便率領多位工會幹部在市府前抗議，要求鄭文燦出面解決，面對勞工。下午鄭文燦出面承諾將發函給華航認列違法，但就美光的解雇案，則只願意召開協調會，目前工會仍在靜坐中。

美光鍘工會理事長 華航不甩勞動部裁決

美光晶圓科技公司為全台最大外商，今年（2017）11月14日在與工會進行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前的2小時，解雇工會理事長馮澤源，打壓工會意圖明顯，工會目前已向勞動部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至於華航方面，目前有三名工會幹部遭到非法懲處，包含華航企業工會理事張書元、朱良駿及會員代表林馨怡，三人都因為參與工會記者會，反映勞動條件問題，後續就遭公司約談，7月5日華航召開人評會決議懲處朱良駿「一大過、兩小過」，隨後工會立刻對華航的約談懲處行為，向勞動部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10月16日，裁決結果出爐，認定華航違法。然而，12月16日華航卻再度召開人評會，繼續對林馨怡、張書元二人做出懲處決定，林馨怡為「解雇」，而張書元則是「一大過、兩小過、兩申誡，調地勤」。勞動部對此公開表示，華航在裁決出爐後仍懲處工會成員，已違反《工會法》，依法可開罰3萬至30萬元。

工會要地方政府表態

華航工會理事長劉惠宗忿忿不平表示，此次資方對於工會幹部的處理，都是「重懲」，直接就是「一大過、兩小過」或者「解雇」，像是一把刀直接架在勞工脖子上，中央只是罰罰錢，哪有什麼用，「刀子劃下去，勞工脖子就斷了，像死刑一樣」，直言地方政府也應該表態，不該把責任全推到中央。

劉惠宗表示，現在桃園市府別說罰錢，連表態關心都沒有，現在的華航董事長何煖軒是鄭文燦推薦的，兩人關係良好，「只要鄭文燦講幾句話，何煖軒會不聽嗎？」劉惠宗說，工會不願臆測兩人是否對於打壓工會已有一定默契，但希望鄭文燦能盡速出面，說句公道話。

桃市產總理事長莊福凱則表示，無論華航工會、美光工會，作為都符合《工會法》，並未違法，卻遭公司打壓，鄭文燦是桃園市大家長，應該當勞工的保護傘，「不然我們選你幹嘛？」莊福凱說，勞工也是桃園市民，如今遭受不公平的打壓，遭公司解雇，對個人與家庭都是很大的影響，讓家庭受到摧殘，希望鄭文燦來幫幫工人，幫忙工人恢復原職位。

工人市府外抗議 逼出鄭文燦現身

上午鄭文燦在市府大廳出席頒獎典禮，工會則被警方團團包圍在市府門外，不斷高喊「鄭文燦出面解決！面對勞工！」鄭文燦11點站上台致詞時，場內清晰可聽見工會的口號聲，雙方相隔一門，將近只有15公尺的距離。

鄭文燦在致詞尾聲時脫稿演出稍許提及勞工議題，卻並未回應具體內容，鄭文燦表示，他相信企業要遵守法令，創造友善的互動環境，而地方政府同樣要依法行政，「企業的內涵沒辦法用簡單二分法」，希望在法令規範的情況下，讓企業照顧勞工，維持職場該有的勞動條件及工作安全品質，「這方面，桃園市政府的經發局、勞動局都是同一個政策，相信中央勞動部負責處理的業務也會是同樣的政策…」。

鄭文燦在頒獎結束離開舞台後，隨即就要去參觀得獎企業的展品，記者上前詢問鄭文燦可否回應工會訴求，鄭文燦表示，保護工會幹部是《工會法》的重要精神，主管機關則是中央的勞動部，華航必須要針對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書辦理、必須遵守裁決，而有關美光工會，桃園市勞動局已經有積極介入調解，若調解不成，未來也會協助將申訴書送到勞動部，由中央統一處理，「有些外力團體很聰明，他們也很了解狀況，都知道這是勞動部的權責。」說完這句話後，鄭文燦便快步離去。

直到頒獎典禮結束，工會仍持續在市府門口靜坐，等候鄭文燦出面。由於中午市府安排了鄭文燦與今日頒獎典禮的獲獎企業餐敘，將近下午3點，鄭文燦才步出市府大門，與工會對話，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吳嘉浤表示，工會要求鄭文燦表態認定華航違法，並就美光的事件進行調查報告，但鄭文燦現場僅承諾將發函至華航，認列其違法，對於美光的事件，則只願意繼續召開協調會。吳嘉浤表示，工會將持續靜坐直到市府確實發函給華航為止。

昨日（12/19）清晨，新黨青年委員會主席王炳忠遭調查局幹員持搜索票強行進入住處搜索，隨後被帶走偵訊。同一時間，新黨新思維中心主任侯漢廷、宣傳部副主任林明正及新聞秘書陳斯俊住處也被搜索，並同樣被帶往調查局偵訊，訊問直到深夜後，四人皆被請回。檢警抓捕王炳忠的理由是：他疑似涉入陸生周泓旭共諜案，違反《國家安全法》。

然而，王炳忠律師陳麗玲質疑王是以「證人身分」被傳喚，檢警搜索、拘提的程序卻充滿瑕疵，王炳忠被押上車時高聲抗議檢警的作法是「白色恐怖復辟」，更直接切中問題本質。要了解台灣為何再次上演戒嚴時期「抓匪諜」的場景，民進黨推動的「轉型正義」為何越轉越倒退，我們必須先對《國安法》訂立前的戒嚴歷史有基本的認識。

台灣戒嚴體制的本質

1949年5月19日，國民黨政府頒布《台灣省戒嚴令》，賦予軍事最高司令官掌管行政及司法事務的權力，嚴格管制人民出入境，限制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此外，政府也用《懲治叛亂條例》等相關法令條文對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黨外人士及無辜株連者遂行逮捕、軍法審判、關押或處決，此即「白色恐怖」。

國府在台灣實施戒嚴的背景，源自於1940年代末的「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失去民心而從大陸節節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為保政權，在台建立軍事獨裁的反共戒嚴體制；而美國在韓戰爆發後，為避免共黨勢力進一步發展到台灣，也公然將軍艦開入台灣海峽，介入中國內戰，並對國府施以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將台灣扶植為美國在東亞的反共前哨。一言以蔽之，台灣戒嚴體制的本質，就是一種「反共親美」、「維持國家和民族分裂」的安全體系。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持續38年之久的戒嚴體制終告結束。然而，國民黨同年施行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1992年更名為《國家安全法》），不但延續許多戒嚴時期的管制措施，第二條也明定「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明顯維持「反共」的基本架構，直到2011年才正式刪除此條文。

而民進黨在2000-2008年及2016年至今的兩度執政，則徹底暴露出其對過去國民黨的「反共」意識形態的全盤繼承，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反中」和「台獨」立場。從陳水扁任內推動鉅額的對美軍購案和「入聯公投」，到蔡英文否認九二共識，研擬「保防法」和「反滲透法」，加強台美軍事交流，無不顯示民進黨比國民黨更賣力地捍衛、發展「反共親美」的安全體系。

倒行逆施的民進黨

眾所周知，王炳忠等新黨青年軍的立場是「反獨促統」，調查局此次出手搜索、拘提新黨青年軍為代表的統派，指控其違反《國安法》，不得不令人感到歷史的諷刺。回顧解嚴前夕，民進黨人曾走上街頭反對制訂《國安法》，而今日高舉兩岸統一旗幟的新黨主席郁慕明，當年卻是維護國民黨政權法統的「反共愛國聯盟」的成員。

時移世易，新黨在中國崛起的今日，一反過往的反共立場，在台灣高調主張兩岸統一；而民進黨則深陷反共反中的窠臼，對內討好資本家、戕害勞工權益，對外則更加依附美日，與東亞區域和平為敵。

民進黨政府日前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聲稱要開放戒嚴時期的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平復司法不法及還原歷史真相。然而，此次王炳忠事件中，調查局疑似「共諜」就抓人的行徑，無異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再次暴露出民進黨扭曲歷史、倒行逆施，根本從未走出反共戒嚴體制的陰影。

新黨青年軍王炳忠、侯漢廷、林明正、陳斯俊等四人昨日（12/19）清晨遭檢警以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的名義，強行搜索住處後帶回偵訊。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今天發布聲明譴責「白色恐怖復辟」，痛批民進黨打著「轉型正義」的旗號，卻同時「揮舞著砍人頭的國安法」。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是在台灣解嚴當年（1987）10月成立，會員主要是過去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下遭到政治迫害的政治犯及其家屬。互助會此次聲明指出，在台灣解嚴前夕，國民黨打算以《國家安全法》取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內容換湯不換藥，當時剛成立的民進黨曾發起「解除戒嚴，反對國安法」的抗爭，可惜當年並沒有成功阻擋《國安法》制定，該法也於解嚴後生效實施。而《國安法》作為戒嚴時代的遺毒，雖然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四次條文修改，但不管如何改頭換面，仍然是懸在人民頭上的「血滴子」，然而曾經高喊「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的民進黨，如今卻成為喚醒《國安法》的始作俑者。

互助會會長蔡裕榮沉痛地表示，當他在電視上看到檢警用《國安法》逮捕人時，就想起一位客家籍的政治受難人曾這樣描述過50年代被捕時的情況：「早上天還沒亮，就有人來敲我的門，來了三個我沒見過的人，一進來就把我抓起來，拉上吉普車，一人開車，兩個人各抓一邊，把我眼睛矇起來，車子雖然轉來轉去，其實是把我送到總統府後面的警備總部。我就在那邊被關起來。」

蔡裕榮說，還有另一位本省籍、被捕時還是台大學生的老前輩也曾這樣憶及被審訊的情況：「大學剛開學沒多久，我上課沒幾次，有一天上課時，我就被捕了。我第一次被審訊的地方是在情報處。審問的人一直逼問我，參加以後是跟誰接觸。在審問過程中，我一直堅持自己沒有參加共產黨，參加的是『國際問題研究會』，是研究性質的讀書會。」

互助會強調，立法院剛剛才通過所謂《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民進黨也信誓旦旦要「清除威權象徵」、「平復司法不法」，口號言猶在耳，但最大的威權象徵、最容易製造司法不法的《國安法》，如今卻被當作「轉型正義」的護身符借屍還魂，呼籲政府停止以「反共國安」之名復辟白色恐怖。

民進黨立委邱議瑩一句「勞工抗議都是放錄音帶」爆紅，讓台灣社會捲起一股懷舊復古風潮，許多網友回憶起多年前珍藏的錄音帶，勞工團體為了替12月23日的「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暖身，今天（12/20）上午請來寶島新聲電台DJ「宜蘭」，錄製線上廣播，由勞工團體點播「過勞金曲」給蔡英文與賴清德，用歌詞意境傳達勞工心聲。

上午的記者會準時全程同步在網路電台進行直播，由電台DJ宜蘭主持，宜蘭呼應邱議瑩的名言，搞笑稱呼記者會參與者為「諸位錄音帶」，並帶領參與者高喊「反對修惡勞基法，1223站出來」，為遊行暖身，並呼籲民眾在遊行當天攜帶錄音帶作為「信物」。

今日記者會，各團體點播多首「金曲」表達台灣勞工低薪過勞的心情，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施逸翔代表點播台語老歌，由陳一郎演唱的〈擱想也是無彩工〉，施逸翔說，這首歌詞詮釋了一個滿懷希望的熱戀追求者，後來幻滅破碎的心情轉折…

「甲你相識兩三冬／每日思念你一人／無疑你變心／沙來將我放／害我為你心茫茫／癡情ㄟ我癡情ㄟ我／憨憨ㄉㄟ等著你／如今變成一場空／啊…變成一場空／擱再留戀也是無希望／擱想擱想也是無彩工」

施逸翔說，很多勞工在大選時都是看到蔡英文的六大勞動政策於是投票給蔡，想不到蔡上任才一年，還不到「兩三冬」，就把勞工當錄音帶對待。

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部主任林秀怡則點播了陳小雲的〈愛情的騙子！我問你〉。林秀怡說，蔡英文選前聲稱他能體會女性勞工的處境，承諾要加強托育跟照顧的政策，但台灣至今仍有三分之一勞工低薪過勞，一份工作根本無法養家，「勞工每天做功德」，質疑蔡英文政治誠信何在，高呼「蔡總統，不要再這樣騙女人了」。

林秀怡強調，台灣勞檢不足，很多雇主擺明違法，勞工也無可奈何，本來以為政府要積極解決，結果卻讓勞工更延長加班。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陳惠青則點播了蔡秋鳳所演唱的〈金包銀〉...

「別人的性命是框金又包銀／阮的性命不值錢」

陳惠青說，要將這首歌點給慣老闆和蔡政府。托育現在費用高，但薪資卻非常低，就像歌詞說的，讓教保人員感到「阮的性命不值錢」，而當教保人員一跟雇主爭取自己的權益時，馬上就被fire掉，業者甚至會聯合封殺有意見的教保人員，真是「阮若是加講話／唸咪就出代誌」。

陳惠青表示，20年來政府從未積極協助改善教保人員血汗的勞動處境，讓教保人員的心寒，許多現場的幼教老師只好離開職場，同時也讓剛培訓出來的幼教老師沒有勇氣投入現場工作，這些都直接影響孩子們的照顧品質。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長鄭一平則點播了黃明志所演唱〈擊敗人〉給行政院長賴清德…

「我被擊敗了／你是擊敗人／對你的期望太高／玩弄了我太傷人／又被擊敗了／ 你是最超然的擊敗人／我才剛剛交出真心／你卻扣繳我的真誠／淚流某個海洋裡翻騰」

鄭一平向賴清德嗆聲，表示勞基法從立法以來從未落實過，上任院長林全還會找勞工溝通，賴清德卻只會跟資方溝通，這不是「擊敗人」嗎？當時賴清德被認為是正義之神，想不到上台後是瘟神，讓大家都過勞。

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理事長黃宋儒則代表點播張學友的〈你好毒〉，痛批政院缺乏有說服力的修法評估報告，只會引用「高鐵阿伯」和中小企業老闆的說法背書，有如歌詞中的「你越說越離譜，我越聽越糊塗」，面對學者提出反對，行政院也充耳不聞，「打死不肯認輸，還假裝不在乎」，民進黨把勞工踩在腳下欺負，勞工只能大聲說：「每次都被欺負，小心我一定報復！」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淳淮今日則代表移工特別點播了印尼歌曲〈Bongkar〉，許淳淮解釋，Bongkar在印尼話是「解放」或「打破」的意思，這首歌是1989年印尼獨裁者蘇哈托（Soeharto）執政時期，印尼人民號召上街頭抗爭的歌曲，雖然今天的台灣好像已經很民主，可是從砍七天假到《勞基法》修惡，卻顯示權力沒有回到人民身上。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陳政亮，則點播伍佰在吳俊霖時期的〈錢的力量〉給民進黨，

「它（錢）在招手／它在誘惑／它在呼喚／它在挑逗／它送來秋波／它咬我耳朵／勇往直前／它就屬於我 我好不著急／我好不得意…從今後應該／向它看齊」

陳政亮說，伍佰的歌詞描寫的是人對錢的誘惑沒辦法抗拒，最後失去自主能力，這就是民進黨的寫照。民進黨選前號召勞工用「小豬撲滿」捐款，但選後卻完全傾向資方，給資方彈性，讓資方便宜、免費利用勞工的勞動力，背叛選舉時的立場，完全朝向財團與企業主那一邊去。

檢警動用《國安法》搜查新黨青年軍，讓新黨跳出來痛斥白色恐怖，我們認同白色恐怖的說法，並且同聲譴責今日的國家暴力。然而，如今初嘗國家暴力滋味的新黨，在高喊「白色恐怖」之時，是否應當先回頭檢討清算自身過去背靠統治者，鞏固戒嚴體制，協助國民黨政權打壓異己的歷史？

首先，新黨主席郁慕明，從70年代在美國加州留學時便參與國民黨在海外留學生系統組建的「反共愛國聯盟」，積極打壓左翼學生，郁慕明當時便公開表明，看不慣那些轉向親共的左傾學生，並經常在校園內與左派學生激烈辯論、鬥毆，被許多海外留學生視為國民黨職業學生的典型。這個「反共愛國聯盟」，也就是前總統馬英九在海外被指控是抓耙子時所參加的團體，聯盟中部分成員與國民黨駐美機構配合，羅織「海外黑名單」，後續造成上千位海外留學生無法回台。

在回台後，郁慕明也沒閒著，1979年7月台灣島內右翼「反黨外雜誌」的代表《疾風》雜誌創刊，除郁慕明外，現任新黨副主席李勝峰也都參與其中。《疾風》曾撰文痛批黨外人士為「賣國賊」，要求政府逮捕「明正典刑」。 

1979年9月8日《美麗島》雜誌在台北市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疾風》聚集群眾在會場外向黨外人士投擲石塊，甚至高喊「處死康寧祥」、「吊死黃信介」、「不消滅黨外人士不罷休」等口號。到了同年12月，當國民黨的鎮暴警察查封《美麗島》編輯部與服務處，全台風聲鶴唳時，當時的郁慕明還親率「反共愛國聯盟」成員，包車砸毀《美麗島》雜誌各地雜誌社的招牌，甘作黨國鷹犬，不落人後。

在漫長的威權年代，新黨一路人，背靠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軍警力量，劍指台灣島內一切異議言論。今日新黨遭檢警以《國安法》強行搜查帶回，初嘗國家暴力，召開記者會潸然淚下，確實令人同情，任何反對國家暴力者，也應同聲譴責白色恐怖的重現。然而，在此同時，也請新黨諸君捫心自問，在威權統治的年代，你們可曾為了被打壓的政治犯流過淚？

纏訟十多年的RCA工傷案，今年（2017）10月二審再度宣判工人勝訴，486人共獲賠7.1億，不過，在RCA工作過的8萬名員工中，仍有許多未獲賠償，其他1,142位RCA受害者另組成「二軍」，向RCA及其母公司提出訴訟，今日（12/21）一審開庭，受害員工呼籲法院沿用「一軍」勝訴見解，盡快做出判決，還給員工公道。

1千多位員工組二軍 籲法院沿用一軍見解

美國無線電公司（RCA）1970年代在台設廠，因長期挖井傾倒有機溶劑等有毒廢料，導致上千名員工飲下有毒的地下水及吸入廢氣，之後陸續罹患不明病痛及癌症。2004年，529名員工向RCA及其併購商提起訴訟，一審、二審皆判決員工勝訴。

今日RCA工傷案「二軍」求償訴訟在台北地方法院首度開庭，近百位員工先在法院外召開記者會，高呼「二軍一審開戰！」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代表賀光卍表示，本案的RCA「二軍」，有些是看到一軍判決勝訴後，才加入訴訟的員工，有些則是過去曾一起參與求償運動，但中途離開，這次再回來參與訴訟的夥伴。

RCA員工關懷協會會長劉荷雲表示，原希望「二軍」可以一起參與二審，減少受害者的訴訟時間和司法資源浪費，但遭二審法院駁回，所以只能再度提起訴訟。然而，一軍從2004年開始打了13年的訴訟，才等到二審的判決結果，現在大部分前RCA員工都年事已高，每天都有員工在凋零，唯恐更多人等不到判決結果就離世。

劉荷雲認為，既然法院在一軍的判決中已駁回RCA公司的時效抗辯，判定有接觸有害化學物就要賠償，並依「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判決RCA母公司奇異和湯姆笙都須共同付清償之責，那麼法院對於「二軍」就應沿用之前的見解，不要任由RCA拖延判決。

劉荷雲也表示，由於RCA公司不接受「一軍」的訴訟結果，目前雙方都已上訴，進入三審階段。她批評，RCA現在有做RCA廠址整治，顯示他們承認有污染，卻不承認員工因污染受害，相當可笑。

參與「二軍」的前RCA陳姓女工說，她過去在RCA宜蘭廠工作，疑因接觸過有機溶劑，導致罹患甲狀腺亢進、淋巴瘤，動過十幾次重大手術，還必須坐輪椅。另一名參與「二軍」的72歲鄭姓女工說，她曾在桃園二廠IC部門工作，也接觸過有毒溶劑，之後身體變得很不好，罹患支氣管相關疾病、子宮肌瘤和乳癌。

工傷協會和RCA員工關懷協會共同呼籲法院盡快審理及判決，讓受害員工的正義早日到來，並要求勞動部不要躲在司法訴訟後，應主動訂立專案處理，根本解決RCA工傷案。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勞動部長林美珠上午在行政院召開記者會，說明《勞基法》修正案，然而，徐國勇有幾件事情，完全是在混淆視聽，根本並非事實。

班表輪調 每周只能一次？

首先，徐國勇說，《勞基法》第34條的輪班制休息間隔從最少休息11小時，要改成8小時，這規定是只在輪班班表更換時才適用，而法律規定「每週只能更換一次」，所以影響很小。

他說：「你不可能每天換班嘛，換班一定是一個禮拜一次，或兩個禮拜一次。」有媒體也因此誤會，以為「輪班間隔休息8小時」這種「例外」，最多是「每週一次」。

但很遺憾的，關於「每週只能更換一次」的說法，不論是根據現行法，或者未來修正後的法律，都站不住腳。

原因很簡單，大家可看《勞基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的條文，現行法是：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

行政院修法版本是在第2項之後追加了：

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續八小時。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依前項但書規定變更勞工之休息時間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大家有看到玄機嗎？第一項還是一樣，「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

而關鍵就在這句「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只要勞工同意，就沒有每週只能更換一次的限制，也就是可以讓兩個工作日，班跟班之間的休息間隔，在修法後都只剩8小時休息。

舉例來說，老闆大可要求輪班制勞工預先簽下「工作班表多次變更同意書」，然後，大排早晚輪調的「花花班表」，甚至中間只需要休息8小時間隔，早班上完，再上大夜。如果沒有修法，儘管「花花班表」依然可能，但至少班跟班之間休息要有11小時，早班上完，因為不能夠只休息8小時就上大夜班，而只能夠接隔一天的早班或者小夜班，至少會有16~24小時的休息。

也因此，老闆們為何都希望這條能被修掉？答案已經非常清楚。

而這種「花花班表」輪調，現行上在許多產業常常不是每週一次，未來修法後當然更是如此。只有徐國勇不知道這個社會事實嗎？

責任制勞工 更慘！

第二、徐國勇甚至進一步說：「我這一次早班接大夜班，休息8小時，下一次就可以把8小時補回來，可以休息24小時。」

這也同樣不是事實。

這次換班表可以只休息8小時，容許早班接大夜班，那只要「勞工同意」，隔天還是可以再換班表，讓大夜接小夜，還是可以只休息8小時。他所謂「下一次就可以把8小時補回來，可以休息24小時」，前提是雇主願意這麼做，而絕非法律管制的底線。

就這點，有部分媒體同仁在記者會上詢問了。但徐國勇說，因為「一天只能最多工作12小時」，所以不可能連續兩次休息都只有8小時。

但實際上，只要是《勞基法》84-1條規範的勞工，例如簽下責任制同意書並報備的保全，就不會有一天只能工作12小時的管制，除此之外，也有各種變形工時可挪移，這種早班上完上大夜，大夜上完上小夜，法律上就是有可能！

你如果說，這些都是「例外」，然後繼續矇著眼說，「例外就是例外，不會變原則」。好啦，我們還是要問說：《勞基法》設定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勞基法》不就是要設定最低的勞動標準，讓弱勢勞工在缺乏議價能力的狀況下，不會被雇主剝削到無法生存的地步嗎？

這些可能連續工作12天、得加班到上限、日夜輪班、輪班間隔剩8小時的「例外」們，不就是《勞基法》原本要保護的對象嗎？

現在怎麼又反過來說，因為「例外」是少數，所以不用保護了呢？

而除了上述這些問題，《勞基法》修法從去年（2016）底砍七天假換一例一休（這本來就是一個圖利資方的荒謬修法），到今年連一例一休都不落實又要再大幅修正，休息日加班工時計算加權取消、特休假沒放到還可以隔一年折現，關於這些，徐國勇難道還可以再聲稱是勞工弄錯了嗎？

我們都知道，台灣勞工當前的處境，低工資、高工時，本來就已是萬分艱辛。而這是長年來資方與政權聯手壓榨勞工，所延續至今的惡果。

而這樣的惡果，不但已經容不下任何一次的《勞基法》修惡，甚至其實在工人階級自身的組織與意識沒有抬頭前，幾乎都沒有扭轉的跡象可能。

百廢待舉下，我們可能會覺得無力，但實際上也能做得非常多。拒絕並看穿一次次這樣的政客謊言，瞭解清楚勞資階級間的對立本質，並且站在我們社會廣大受雇階級的利益上採取必要的組織、論述、行動，才能從「被一再背叛」的命運走向真正能掌握自身未來的「自主」。而這絕不是該票投民進黨、國民黨或時代力量可以替代的勞工階級自身基本課題。

1223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請各界的朋友，一同站出來吧。

就是明天！醞釀多時，集結各界對《勞基法》修惡深感不滿的「我血汗過勞、你功德個屁！」大遊行即將走上街頭。勞工團體今天（12/22）上午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召開遊行前記者會，再度痛批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及勞動部長林美珠昨日為惡質修法護航的言論，並呼籲全台各地的勞工、學生、學者及社會大眾明天一同參與遊行，共同要求民進黨政府撤回如今被喻為「過勞死版」的《勞基法》修正案。

政院提油救火 遭勞團打臉

為平息《勞基法》爭議，行政院昨日再度召開記者會說明，發言人徐國勇和勞動部長林美珠針對此次修法的兩個重點──《勞基法》第34條「輪班間隔由11小時縮減為8小時」和《勞基法》第36條「鬆綁七休一」做出解釋，但隨即遭勞團批評政院「混淆視聽」，勞工怒火愈燒愈旺。

針對修法「縮短輪班間隔」，徐國勇強調這只適用輪班制，且「每週最多只能換班一次」，所以影響很小。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諷刺，大家都知道第34條適用的是輪班制勞工，「只有徐國勇不知道」，而根據現行條文，只要「經勞工同意」就沒有每週只能更換一次的限制，例如護理人員的班表，就是白班、中班、大夜三班制輪班，也有天天換班次的情形，絕非像徐說的「每週只換班一次」。

陳淑綸痛批，換班時就是生理時鐘最紊亂的時候，此次修法還縮減輪班間隔，根本是把人當成機器，助長血汗過勞。

針對鬆綁「七日需有一例假」之規定，徐國勇表示，要經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和勞動部同意，才會放寬指定行業可連續上班超過6天。林美珠也強調「七休一」是原則，開放的行業是少數例外，絕不會讓例外變成原則。

然而陳淑綸駁斥，過去勞動部的審查會議，很多學者專家都搞不清業界生態，像媒體業納入「84條之1責任制」，學者其實是贊成的，是工會出來反對才擋下，而這次修法明顯是行政院長賴清德壓著勞動部修法，勞工如何相信未來勞動部能夠為勞工權益把關？

陳淑綸也指出，政院昨天沒提到的其他三項修法內容「休息日加班費取消做一算四」、「提高單月加班上限」、「特休假遞延」，同樣都不利勞工，呼籲全台勞動者不論有無工會，明天都應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益。

中南部、東部勞工明將北上參與

今日記者會也聚集中南部和東部的工會團體，預告明天將共同團結北上遊行。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福凱表示，勞團為反對《勞基法》修惡，先前已發動絕食抗議，但民進黨政府仍視若無睹，強推增加工時，方便資本家壓榨勞工、傷害勞工身體健康的惡法，明將動員桃產總旗下的80家工會共同上街。

宜蘭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呂學民則表示，很多宜蘭勞工都只領基本工資，例如食品業、水泥業的勞工，有的做三年只領到25K的薪資，低薪迫使勞工必須日夜加班賺錢，認為政府應鼓勵調薪，而不是修法讓勞工過勞。台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曾世宏也強調，明天工會將帶頭發出南部勞工憤怒的聲音，並高呼「民進黨下台！」

青年學生痛批民進黨 將和勞工鬥陣上街

此外，青年學生同樣將加入明天的遊行行列。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長周于萱表示，根據勞動部調查，去年（2016）有75%的年輕人薪資未超過三萬，薪資漲幅跟不上物價漲幅，政府不思改善，還想修惡《勞基法》，痛批「跟這個政府已沒話好說，明天街頭見！」

今日下午，台大、政大、清大等多校的學生會也聚集在立法院群賢樓前，抗議民進黨修惡《勞基法》，並強調《勞基法》是保障勞工最基本的底線，若鬆綁「例外」，將斷送青年世代未來的勞動權益。

學生組織於群賢樓前用工地安全帽排出台灣的形狀，象徵《勞基法》修惡後，台灣將從「過勞之島」成為「過勞死之島」，呼籲全台民眾明天站出來，要求政府停止修惡《勞基法》。

「我血汗過勞、你功德個屁！」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大遊行今天（12/23）在台北登場！

遊行隊伍中午12點就準時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集合，現場很快就突破萬人，隨後持續增加。此次《勞基法》修法版本涉及鬆綁「7休1」、縮短輪班制休息時間間隔、加班費核實計算，以及增加加班時數，被喻為「過勞死版」的修正案。

遊行現場，全台各地工會、勞團以及NGO都未缺席，護理師、工程業、客運業、物流業、保全業等近日工時過勞爭議最前線的產業代表，都出席並在台上痛陳修法可能加劇台灣勞動條件惡化。此外還有許多父母攜家帶眷前來參加，強調勞動階級的家庭需要基本休息時間，才能照顧家人維持家庭生活。

此次遊行來勢洶洶，醞釀多時，北市警局昨晚起便在立法院、行政院等機關周邊部下層層拒馬，今日2點半遊行開走後，更是十分反常地派出大批警力沿途包圍勞團的指揮宣傳車，手持警械直接插在遊行隊伍當中，令許多遊行群眾感到不滿，沿路引發數波零星口角衝突。

遊行隊伍原先預計自從民進黨部出發，行經行政院右轉忠孝東路，再從公園路、青島西路繞回立法院，然而在隊伍行經行政院前忠孝東西路、中山南北路口時，卻因為大批警力佔據車道，使隊伍窒礙難行幾度引發推擠衝突，台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黃育德也痛批警方：「明明已經申請了路權，怎麼可以阻擋遊行通行？」

隨後，遊行指揮車在忠孝西路段，經過地下道後，無預警宣布隊伍掉頭，繞過地下道，走回行政院前路口，警方難以即時調度人力阻擋，遊行於是順利佔領行政院前路口，並宣布坐下。

由於現場有消息指出，行政院高層正在院內召開策略會議，現場群眾於是高喊：「不要開會了！出來面對勞工！」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行政院前的路口具有歷史性的指標意義，30年前的民主化運動，也曾經萬人佔據此處，要求改選萬年國代，然而，台灣國會全面改選至今，表面看似民主化，卻沒有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陳柏謙呼籲，今日的行動，大家要繼續推進30年前的前行者所未盡的事業，落實真正的民主，社會民主、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

賴清德執政，經常標榜是根據其「台南經驗」，近日《勞基法》修法風波爭議不斷，賴清德每遇周末便安排南下行程，也因此被譏為「一放假就回南部取暖」。雖然目前賴清德不在行政院內，不過目前遊行隊伍仍持續在行政院前路口靜坐，要求賴清德本人或政院高層出面對話。

今天的反修惡《勞基法》大遊行，下午四點行經忠孝西路時無預警折返突襲佔領行政院前路口，並在傍晚衝撞行政院後，遊行指揮系統由桃園市產業總工會代表在指揮車上喊「撤」，宣布結束今日行動，但現場多數民眾卻不願散去，反過來怒罵發號施令的工會幹部「打假球」，雙方發生口角，最後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再度站上指揮車，再度鼓舞群眾，並強調會有工會和大家一起守到底，延續抗爭強度。

目前，群眾仍聚集在中山南路右轉忠孝西路側的路口，警方一度開放車輛通行，群眾則堅持擋下車輛，要佔下路口施加壓力，並要開放車輛的警方「自己負起責任」，截至晚間八點多，群眾仍坐在路口，現場由各團體進行短講，以及〈勞動者戰歌〉等歌曲的領唱。

回顧今日狀況，從下午大約四點開始，群眾持續佔領路口近一個半小時，直到傍晚五點半，遊行指揮系統由桃產總榮譽理事長毛振飛在指揮車上呼召群眾向行政院衝撞，群眾於是數度與政院前警方發生激烈推擠衝突。

衝突過程中，現場不斷傳出推擠前排有人受傷，此時宣傳車多名工會幹部高呼「停」、「停」，要求警方後退的同時，也指示群眾向後退。時間大約六點，毛振飛再度站上指揮車，並宣告今日行動暫告一段落，強調今日的抗爭只是開始，未來立院二、三讀前還會繼續抗爭。然而，許多剛剛經歷與警方衝突的群眾，無法接受工會突然撤場的決定，紛紛高喊「我不撤」，並朝著指揮車上的毛振飛怒罵，毛振飛一度也回嗆：「來參與我們的活動，就要聽從我們的指揮。」毛振飛此話一出，更加激怒許多現場群眾，有學生便在指揮車下高喊，「我是自發來的，從來不接受你的指揮。」

記者採訪到現場一名參與的青年表示，對工會決定撤場的決定很不解，既然選擇要佔領，就應該佔到最後，「我有朋友周末到現在都還在加班，他說好下了班要前來聲援，現在他都還沒下班，竟然就要撤場？」

在現場僵持不下的情況下，高教工會研究員陳柏謙站上指揮車，表示：「大家都不滿意今天的結果，還想繼續留下來對不對，我們會陪大家到最後！」並再度鼓舞現場群眾的士氣，才稍化解現場尷尬氣氛。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吳嘉浤後來向記者表示，當時由於現場狀況混亂，遊行決策小組沒能很完整的討論，但還是做出先撤場的決定，並交由同為決策小組成員的毛振飛上車向群眾宣布。而根據遊行總指揮、台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黃育德表示，今日遊行由工會系統動員和民眾自發參與的人數比例大約是五五波，黃育德說，在佔下行政院前路口後遊行原預計撐到最後，但由於許多中南部工會傍晚紛紛搭遊覽車離去，擔憂現場人數一步步流失，於是決策系統才決定收場。

對於這樣的決策，有參與遊行的資深社運工作者批評，工會指揮系統「先喊衝又馬上喊撤」，不僅難以理解，而且彷彿把群眾當「火牛陣」，直言「那些衝撞的群眾，也是在工會的指揮下去衝撞的，怎麼可以說撤就撤？」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晚間也在臉書公開貼文呼籲：「不管人剩下多少，把群眾號召來現場，要對群眾負責。」

事實上，近年來許多投入社會運動的新世代青年，經常對過去大型NGO、工會系統的傳統倡議模式不滿，現場就有一位學生受訪時表示，台灣很多抗議、遊行活動看起來很激烈，但其實都是行禮如儀，質疑「大家都只是做做樣子上街走走，然後每次都說下次再戰，連我們都看得出這種模式了，政府怎麼會怕？」

此外，在指揮車宣布撤場時，現場部分群眾早已四散在路口各處，自行坐下圍圈自主進行各種活動，也有人買了食物與飲水打算長期抗戰。《勞基法》修法爭議連日來累積的社會聲量與憤怒，早已溢出原來工會系統所能動員的能量，此時，如何藉由這樣的社會矛盾，承接起這些憤怒的聲音，並持續累積深化有組織性的團結能量，勢必是未來社運界需面對的重要課題。

經歷稍早工會指揮系統內部衝突，在大約晚間七點半後，群眾齊聚靠攏在中山南路右轉忠孝西路側的車道上，人數大約維持在300人上下。現場秩序與行動指揮多由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的成員臨時上場擔綱，期間持續進行各團體的短講、與〈勞動者戰歌〉等歌曲的領唱。

大約晚間9點，剛剛吃完便當的警方開始動作，準備排列人牆進一步驅離群眾並清場，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李容渝成員高喊：「按照以前的經驗，現場300多人的人數，警方很快就可以全部驅離，如果如果不想被清走，大家必須立刻移動！」

接著，青年行動委員會成員便帶隊從忠孝西路往台北車站前進，並在途中隨機佔領車道與路口。此一行動顯然打亂警方陣腳，原來警方並無配置大量警力在忠孝西路台北車站側，群眾於是順利佔下忠孝西路、公園路口，而在大批手持警棍盾牌的警力趕到路口時，群眾又立刻往二二八公園方向移動，沿途持續高喊：「終止過勞，撤回修法」。

在二二八公園周邊，是距離總統府非常近的敏感地段，警方不敢大意，將每個可能通往總統府的路線巷弄皆排列人牆與拒馬封鎖，在幾個路口短暫停留後，群眾從公園路、襄陽路，左轉懷寧街，再右轉衡陽路，最後沿著衡陽路直達西門町的中華路段。

據了解，隊伍移動的過程中，路線的選擇並無事先規劃，完全是視現場狀況即時決定，也因此警方在無法預測人流方向的情況下，很難事先阻擋遊行隊伍的行徑，只能始終「慢半拍」──群眾到了哪個路口，警力才隨後而至。

這場路線未知的城市游擊，雖然參與者多非傳統工會組織動員而來，但下午發動遊行的工會幹部許多也都投身其中，除臨時擔綱起指揮帶頭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外，「工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桃市產總、高教工會）系統的工會幹部、北市產總、民陣、工傷協會等團體的幹部、成員，也都持續在現場。

截至晚間11點為止，行動仍然在繼續，目前人潮已從中華路途經市民大道，又走到中山北路口，並在台北車站四處亂竄，人潮時而匯聚、時而兵分多路，讓警方難以驅離。隨著時間越來越晚，人數反而越來越多，根據記者現場估計，晚間9點300上下的人數，已經增加到大約500-600人。

反修惡《勞基法》大遊行昨日（12/23）傍晚宣布結束後，仍有數百群眾不願散去，繼續在台北街頭「游擊」達兩小時，最後因躲避警方追截，隊伍被截成兩半，約三百人在台北車站東三門被警方圍困，並和大批警力僵持近兩小時。凌晨1點，警方以「淨化車站空間」為由強勢清場，將群眾一一帶上警備車，並丟包到關渡、內湖等地。

遊行雖在昨晚6點由部分工會系統宣布結束，但數百名群眾仍盤據中山南路和忠孝西路口不願散去，為免警方驅離，群眾在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帶領下，從9點開始展開「沒有路線、隨機應變」的遊行行動，一行人浩浩蕩蕩走入熙來攘往的車道和十字路口，行經忠孝西路、公園路、衡陽路、中華路、市民大道，穿過熱鬧的西門町商圈，創下台灣社運史上的創舉。

警方曾在10點26分舉牌警告群眾的行為涉及「公共危險」及違反《集遊法》，但群眾並未停下腳步，沿途高喊「終止過勞」口號，人數一度達到五六百人之譜。當隊伍在11點多走近台北車站時，傳出有警方追截，隊伍前後被截斷，其中約三百人轉往北車旁的人行道就地休息，但不久後即遭警方團團包圍在北車東三門外，既不讓群眾進入車站，也不讓群眾離開車站周遭的範圍。

從11點40分到將近凌晨1點，警方圍住群眾1個多小時不讓群眾離開，引發群眾強烈不滿，紛紛高喊「我要回家」。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成員李容渝質疑，在場群眾有的想要搭捷運回家，警方卻圍住群眾不讓人離開，要求和現場的指揮官對話。社運人士洪崇晏也痛批警方不當限制人身自由，並諷刺警察長時間圍住群眾「難道是政府逼他們過勞」，但警方皆不予理會。

凌晨將近1點，捷運停駛後，現場指揮官、中正一分局介壽路派出所所長蔡漢政宣布要「淨化車站空間」，開始對群眾清場，李容渝、洪崇晏等人皆被抓上警備車，警方並要求在場群眾自行上警備車，否則將一一強拉上車，隨後在凌晨1點多完成清場，結束這場由群眾創造的「反勞基法修惡」城市游擊戰。

今年是《資本論》出版150周年，明年則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在此之際，台灣出版商引進了大陸中央編譯局的經典《資本論》中文譯本，電影《馬克思：時代青年》（The Young Karl Marx）近期也在台灣公開上映。面對愈趨惡化的勞動條件與環境，重新注入馬克思的思想資源，恰逢其時。

《馬克思：時代青年》以馬克思與燕妮的「愛情」以及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友情」（或是「同志之情」）為主線，突出了他們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之間的思想鬥爭與論辯，結尾相當有力地收在《共產黨宣言》的誕生，堪稱劇情片的佳作。透過片中的線索與脈絡，觀眾得以深刻地體會馬克思和恩格斯何以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

「科學」，亦即代表著辯證性、現實性與運動性。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以及《共產黨宣言》這本小冊子至今依舊能發揮啟蒙作用的意義就在於此——這是一種認識世界、介入現實、改造社會的方法與行動綱領。而改造社會的方式，簡單來說，就是《國際歌》中那句耳熟能詳的歌詞：「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社會的進步，唯有依靠勞動者的覺醒與團結。

馬克思主義在台灣從來不是橫空出世的，反而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在反帝反殖運動風起雲湧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主事者為了團結民眾，啟蒙民眾的民族與階級意識，曾編寫過一套以閩南語誦讀的《三字集》，其中一段是：「共產黨，咱的主，為正義，的辦事……咱師祖，既逝世，是列寧，馬克斯，他傳導……」，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的思想根基。

（老農組成員伍金地背誦《三字集》的片段）

遺憾的是，這條左翼反帝傳統，經過1950年代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政治撲殺，致使在台灣有所中斷，但星星之火仍舊保留在這塊土地上。《馬克思：時代青年》的上映，以及《資本論》在台正式出版，就是一個把「祖師爺」馬克思從主導台灣意識形態的政治桎梏中，重新請進場的好時機。

《馬克思：時代青年》呈現的時代背景對觀眾來說也是相當好的參照，我們現在的勞動處境，又或是《勞基法》修惡「成真」的話，跟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時代的工人處境相比，究竟是往前走呢？還是退回到19世紀？

經歷執政者站在資方立場的不斷進逼與震撼，以及12月23日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之後思想與行動的洗禮，再透過《馬克思：時代青年》傳達的影像故事，走進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或許能為現實帶來更多的反省資源，以一個新的世界觀解釋台灣、認識中國、理解世界，進而促成社會變革。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哪裡就有馬克思！

「共同生活、共同決定！」台灣移工聯盟今日（12/27）宣布兩年一度的移工大遊行將於明年（2018）1月7日登場，本屆遊行主題為「看見非公民」，訴求開啟對67萬外籍移工這類「非公民」政治權利的討論，當天也將公布三項移工政策的模擬公投結果，呼籲政府讓移工擁有與台灣人同等的政策決定權。

移工盟在今年9月17日開辦移工政策的「模擬」公投，不分本國及外國人皆可參與，投票期間一直到12月31日為止，三項題目分別為：

1. 是否同意家庭看護工有勞動法令保障？
2. 是否同意廢除私人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引進勞工？
3. 是否同意自由轉換雇主？

今天記者會上，移工盟宣布遊行當天將會公布公投結果。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惟棟表示，這次發起公投，目的是邀請台灣民眾和非公民的移工共同對移工政策表態，同時藉此凸顯移工目前在台灣仍缺乏政治權利。

許惟棟表示，此次的三項公投題目都和移工權益密切相關，首先是家庭看護工目前仍不受勞動法令保障，只要家務工有勞動保障，就能有固定休假，不用再血汗工作；而廢除私人仲介制度，強制由政府對政府引進勞工，移工就能省下8到15萬的仲介費，也不會被仲介亂收錢；開放自由轉換雇主，移工就可以自由換老闆，不需再忍受壞老闆的剝削。

許惟棟強調，台灣低薪長工時的工廠、營造業工人、漁船上的漁工等產業中最重要的底層勞動力，都是找移工來做，長期在台工作、與台灣人共同生活的移工已高達67萬人，最長可待14年，「台灣需要這麼多非公民移工，當然需要給他們相應的政治權利！」

台灣移工聯盟代表劉曉櫻指出，移工公投目前已有多達13,000人投票，全台有20個固定投票點，但仍有很多移工無法參與投票，包含20多萬家務移工因沒有休假權利，須待在雇主家中照顧重症病人和老人，難以出來投票；外籍漁工也只有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有開一個票點，無法接觸到出海的移工，因此參與投票的大部分是藍領移工和台灣的學生。

劉曉櫻批評，勞動部長期無視移工困境，因此明年1月7日移工大遊行的起點設定在勞動部，要求勞動部正視這些問題，終點則在總統府，希望台灣民眾看見長期共同生活的「非公民」，支持移工有權參與和決定和他們自身相關的政策，一同加入遊行行列。

移工公投也獲得50個工會和NGO團體、學生團體連署聲援，台大社會系系學會、台大學生會都協助在校內設置投票點。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表示，本外勞利益一致，移工沒有缺席反《勞基法》修惡的大遊行，本勞也應該參與移工大遊行，團結相挺。

自政院提出「過勞死版」《勞基法》修正案以來，賴清德從未出面與勞工團體對話，卻經常與資方團體會面，今天（12/28）晚間「台灣88工商協進會」在台北大直舉辦成立二週年餐會，賴清德也出席餐會致詞，現場遭勞團與青年團體突襲嗆聲，高喊「反對勞基法修惡！退回惡法！」

據了解，台灣88工商協進會由台灣中部地區工商界組成，賴清德今日在致詞時，也特別吹捧彰化縣長魏明谷推動地方發展的成就，並呼籲工商界能多與魏明谷配合，促進招商引資，在賴清德說到：「蔡英文總統非常非常重視台灣經濟的發展，她特別提出三個策略...」時，立刻遭工鬥、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團體的抗議口號聲淹沒。

工鬥痛批，上週末剛剛有萬名勞工走上街頭反對政院推動的《勞基法》修正案，賴清德卻從未正面回應，但對於工商團體卻無比親近。12月12日就與工商協進會「早餐會」，今天又出席「台灣88工商協進會」的餐會，政府如此向資方傾斜，令勞工、青年無法容忍。

今日餐會現場，勞團與青年高舉布條高喊口號，要求政院撤回《勞基法》修正草案。但抗爭大約只維持1分多鐘，便遭飯店保全強行拖離，一名學生張志綸也遭飯店主管提告公然侮辱，現場遭警方帶回。

29名台中榮總派遣工今日（12/28）對前任派遣公司「萬成公司」提出告訴，控訴萬成違法解雇員工，未給予派遣工資遣費，要求給付每位員工平均3萬元、共計80萬元的資遣費，此次告訴是派遣勞工集體向派遣公司請求資遣費的首例。

台中榮民總醫院長年透過不同的派遣公司聘用基層勞務員，這些派遣工雖一直在中榮從事同樣的工作，卻因契約兩三年一聘，造成勞工年資定期歸零、沒有特休假，未能享有正職員工的勞動保障。為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去年（2016）9月底中榮派遣工成立「台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並在今年4月和中榮、現在的派遣公司「威務公司」爭取到「底薪加薪」、「年資併計」等權利。

然而，中榮派遣工出面控訴，他們的前任派遣公司「萬成公司」去年12月20日承包中榮的勞務期滿時，逕自退出中榮三百餘名派遣工的勞工保險，違法解雇員工，卻完全沒給勞工資遣費；在勞務期間，也未依法給予加班費和特休假。

在中榮從事工作17年的派遣工吳月霞不滿地表示，按照《勞基法》，正職員工被解雇應給予資遣費，他們長期從事同樣的繼續性工作，中榮卻以派遣方式規避支付資遣費，無法接受權益被漠視，所以要求萬成依法給予派遣工資遣費和去年12月20日至今年1月14日勞動契約終止日的工資。

吳月霞等29名派遣工為此曾和萬成進行勞資調解，但3月底協商破裂，派遣工會決定在今日提起訴訟，要求萬成給付每位派遣工平均3萬元，共計80萬元的加班費、特休工資和資遣費。

在中榮工作超過15年的派遣工李源盛表示，和萬成的勞資協商破裂後，深感派遣工就像「免洗筷」一樣被丟棄，現在台灣已有七、八十萬派遣工，他們站出來是希望大家正視無良老闆使用派遣方式節省成本的現象，盼法院替他們主持公道、維護他們的權益。

元旦前夕，反迫遷團體晚間突襲總統府前的元旦升旗典禮舞台潑灑紅漆，批評民進黨全面執政以來，北中南土地議題遍地烽火，全台各地都有迫遷案例。

今天（12/31）傍晚六點，包含大觀事件自救會、反南鐵東移自救會、黎明幼兒園保留行動等團體，共同發動突襲總統府前典禮舞台，一行人沿著重慶南路往總統府前，一面高喊「反迫遷」，一面朝總統府內潑灑預先準備好的紅漆。

總統府前，三個自救會也發布聲明，強調蔡英文每年元旦唱國歌時都為了該不該唱「吾黨所宗」四字而困擾，自救會於是將國歌歌詞改編成「強拆迫遷、吾黨所宗」，諷刺這樣一來，就是一首絕對適合賴清德與蔡英文政權的民進黨黨歌。

大觀自救會成員謝毅弘批評，過去在國民黨執政時期，面對大埔等強拆案，民進黨都高喊土地正義，但是在自己上任執政以後，面對弱勢者的態度與手法卻比國民黨政府更加退步與粗暴，對外號稱是「最會溝通的政府」，面對人民陳情卻只會派出大批警察來溝通，強拆人民家園，人民連家都沒了，怎麼可能「幸福共好」，根本是「共慘」！

自救會成員鄭仲皓也高喊：「來總統府潑漆，是因為政府已經把人逼到無路可走。」鄭仲皓痛批，民進黨上台後，除了修惡《勞基法》，使人民陷入更惡劣的勞動環境外，各種壓迫更是無孔不入深入到生活每一個角落，甚至讓人民連個家都沒有！鄭仲皓質疑，政黨雖然已經輪替，但台灣「到底翻轉了什麼？」人民只有在選舉投票的那一天當家做主，投完票以後，一切都都還是一樣，痛批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帶給人民的是全面的壓制和掠奪。

傍晚的行動，很短時間內便遭優勢警力壓制，總統府內的憲兵也迅速手持清潔用品，快速將地上的紅漆洗掉，並將潑漆者帶往仁愛路派出所。

今日（1/1）的元旦升旗典禮，除了官方安排的既定節目外，在凱道旁有一場另類的仿造實境升旗典禮，由勞團青年cosplay的蔡英文出席，並有正式的司儀主持儀式，現場高舉寫有蔡英文競選時期六大勞工政策的氣球，並一一踩破，諷刺蔡政權「除舊布新」，背棄當初對勞工的承諾。

清晨5點半起，反對《勞基法》修惡的勞團青年就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集合，一路朝著總統府遊行前進，在步行途中全程播放蔡英文競選時期的主題音樂。勞團安排了一名身形與身高皆與蔡英文本人相仿的學生，帶著蔡英文面具，並從頭到尾走完遊行，沿路與民眾互動，周圍學生則不時反諷地高喊：「蔡總統好棒！我們最愛過勞！勞基法修得好！」

到了凱道前，勞團重溫蔡英文在競選時期包含「縮短工時」、「增加工資」、「支持青年就業」、「保障非典勞動」、「保障過勞與職災勞工」、「支持組工會」等六大勞工政見，並將寫著政見的氣球一一踏破，高呼「除舊布新」，諷刺蔡政府執政以來，政見一項都沒落實。

總統府昨日發布「幸福共好」短片，並以此為題舉行元旦升旗音樂會，今日勞團則將之改編為「過勞共慘」，強調民進黨政府二度修法，先砍七天假，再修惡《勞基法》，人民怎麼可能「幸福共好」。

活動尾聲，主辦單位疏導參與民眾搭乘公車離開，並發放安全帽給參與民眾，諷刺宣告因近日公車司機過勞事故頻傳，但肇事原因都是因為「司機有病」，而非過勞，呼籲大眾搭乘公車可戴安全帽維繫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