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爆出積欠教職員薪資、涉嫌圖利自家公司怡盛集團，經亞太師生及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抗議後，教育部今日（2/8）下午召集亞太董事會與工會至教育部進行三方協商，會中校方在教育部要求下承諾償還積欠老師的薪水，且需針對被迫轉學的學生給予補償。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今日會議協商重點擺在「償還教師薪資」和「確保學生受教權」兩點，因亞太校方連年違法刪減教職員的學術研究費，工會主張亞太應償還全部欠薪。會中教育部要求亞太需在2月14日前償還105學年度的欠薪，至於106學年度的欠薪則需在年後償還或和教師另訂協議。

在學生受教權方面，工會指怡盛集團入主亞太後，上百位學生被迫轉學、休學，失去原科系畢業之權利，主張亞太董事會應予賠償。教育部會中也要求亞太對這些學生做出相關補償措施，包括轉學考的報名費、增加的交通和住宿費，以及學分未能抵免導致須延後畢業的損失等等，林柏儀強調會繼續追蹤校方後續如何補償。

此外，高教工會今日也提出亞太五大違法事證，指控怡盛保全集團入主亞太董事會後，屢屢將校產用於自身集團採購，違反《私校法》第81條「學校董事不得圖謀己利」及利益迴避原則，而在會議上要求教育部依法解散董事會，派任公益董事接管。

高教工會提出的五大事證，分別是：

1. 怡盛保全集團入主亞太後，將原有的警衛撤換為自家經營的「千翔保全」；
2. 董事會開會和宴請大陸商人賓客，皆指定在自家「品盛餐廳」舉辦，更以學校經費採購自營餐廳的高價養生月餅；
3. 將亞太校園場館免費出租給怡盛公司，供其辦理員工訓練；
4. 怡盛集團暨亞太董事長黃平璋使用校地私設其他營利事業；
5. 董事會私設內簽介入校務。

對此教部則表示，之後將針對工會提出的證據再做調查，今日並未處理「解散董事會」的問題。

然而，林柏儀呼籲，教育部不應以為校方發還積欠薪資就能了事，以50位亞太教師平均一學年被積欠30萬的研究費來算，亞太只需償還1千5百萬，但私校退場利益卻高達10幾億，強調教育部不應息事寧人，應立即解散違法的董事會，避免其侵吞校產，維護師生權益和社會公益。

出席協商會議的國民黨立委陳學聖也認為，亞太辦學不正，教育部應派任公益董事重新接管學校。

最近幾年，每逢台灣發生地震等災難事件，日本方面的反應便成為台灣民眾和媒體關注的焦點。

這個現象在這次花蓮震災中也不例外，當花蓮傳出嚴重災情後，許多人第一時間便把視線投向日本，PTT上馬上有鄉民翻譯日本網友的討論留言，媒體上也大量湧現日本名人和網友關注台灣的報導，諸如「『台灣加油』成推特熱門標籤 日人要捐錢報恩」、「日本美女大胃王：日本一定會幫助台灣」等等。2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親筆揮毫「台灣加油」表達慰問，以及日本救難隊抵台、蔡英文總統發文感謝並稱安倍是「真正的朋友」，更將這波「台日友好」推向高峰。

而在同一時間，台灣民眾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慰問和支援的反應，則形成極端的對比。雖然在社群媒體中，同樣可以見到許多來自一般大陸民眾的關切，但是多數台灣網友對大陸民間和官方的關注，卻表現出拒斥的態度，甚至以「支那五毛」、「支那賤畜」等仇恨字眼攻擊大陸人；在PTT一篇「花蓮大地震 日本鄉民怒吼：我們想捐錢」的熱門文章底下，則可看到「感謝日本」、「台日友好」等推文之外，夾雜不斷出現的「反觀支那」、「反觀426」、「反觀支那賤畜」等敵視言論。

在媒體報導的手法中，對待中國大陸與日本的呈現方式也非常不同。以《蘋果日報》為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比安倍晉三更早一天對台表達慰問，並表示願派遣救援隊協助救災，但蘋果卻稱中方是「擺姿態」，而對日方的援助則謂之「真感心」。

為何台灣人對於中、日兩方的援助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人說，那是因為日本是真心想要援助台灣，中國大陸則把台灣人稱作「台灣同胞」，帶有統戰的政治意圖。

然而，一旦我們把「台日友好」的情感歷史化，便不難發現，在救災過程中台日政府之間的互動往來，其實同樣深具政治意味。

殖民遺留的台日情誼

台灣人的「親日」意識，根源於戰後國民黨政權不僅沒有展開徹底的去殖民工程，甚至與日本右翼結成反共同盟，才使得日本殖民遺緒殘留至今。

然而，從台灣單向的「親日」情感態度，逐漸發展為雙邊的「台日友好」，這個過程與其說是產生自「民間」，其實更多是來自國家政權的打造；跨越兩蔣、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等藍綠政權，親日的外交態度僅有程度之別，而「台日友好」的論述成形擴散，更是源於特定政治人士和團體鼓吹的結果。

在台灣，李登輝堪稱「台日友好」論述的總設計師，提出「日本精神」、「台日命運共同體」、「日本和台灣曾經『同為一國』」等說法，2002年更在日本成立旨在促進台日政治及文化交流的「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此外，陳水扁任總統時也在民進黨中央成立「台日友好協會」，2008年前台南縣長蘇煥智亦成立「台南縣台日友好交流協會」，縣市合併後改名「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協會」，並一度由前台南市長賴清德出任理事長，大力推動紀念八田與一的各種活動。

蔡英文上台後，同樣將加強台日關係當作外交重點，並公開表示「台日友好」這四個字，現在大家都已能琅琅上口。

此次花蓮震災，總統府拒絕了大陸與其他國家方面的救災協助，卻獨獨接受日本派遣的救難隊，蔡英文也在推特上以日文感謝安倍晉三的慰問，稱這正是所謂「患難見真情」，認為日本在困難時刻提供援助，體現了台日雙方的友情與價值觀。

其實，任何國家凡願意在災難發生之時伸出援手，雪中送炭，本是值得肯定與感念的美事，日台兩地人民在危急時刻彼此互助，期間流露出的許多真摯情感也確實令人動容。然而，「台日友好」的情感結構，一方面連結了過往殖民遺緒的殘留，二方面又是當前特定政治勢力的論述建構，究竟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實則必須警覺深思。

舉例來說，「台日友好」經常成為日本右派擅長運用的政治修辭，用以推動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粉飾二戰侵略行為和對抗中國大陸的政治議程。

前幾年，台灣人熱情資助因311大地震而嚴重受創的日本災民，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員佐藤健一同樣十分感念，但他回報台灣的方式，卻是在屏東高士部落重建起二戰時期動員當地原住民為日本侵略戰爭效命的高士神社，更在日本節目上表示「希望更多人到高士神社祭拜為國家犧牲的英靈」，公然宣揚軍國主義。

而去年（2017）台南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銅像遭到斷頭後，日本李友會等右翼團體隨即發起募款修復，當時賴清德也率市府全力復原八田與一像，並舉行盛大追思會，代表台南市民對八田與一表達謝意、敬意和無限哀思，稱「日台的友誼更為堅固」。然而，日本殖民者當初建造嘉南大圳以控制水的供給，達到奴役台灣農民、掠奪台灣資源的根本目的，卻也在「台日友好」的名義下被徹底掩蓋。

此外，近期引起話題的由日本團體和台獨團體共同推動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的連署活動，實際上是由日本極右派媒體櫻花頻道主持人、「台灣研究論壇」負責人永山英樹所發起。他參與多起反中示威、主張釣魚台是日本固有領土、支持在台重建日本神社，更曾投書台媒否認慰安婦是「被迫」的，其經營的部落格更名為「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台湾は日本の生命線！）」，流露出肯定日本過去侵略和殖民統治的鮮明立場。

對許多台灣民眾來說，「台日友好」只是一種素樸的情感表達。然而，這樣的情感卻由於政治力量的操弄，而被一再動員、強化、普遍化，而在地震等等倍受矚目和同情的災難事件中，這樣的論述往往能達到最驚人的效果。稍不慎防，我們便可能為特定人士和團體利用，成為替他們的政治議程背書的棋子。

在台灣災民面對重大災難的危急時刻，面對日人的每一分援助，自然應該報以感念之情，然而，面對以「台日友好」為名所展開的各種活動，我們仍必須多加思考：為何宣揚「台日友好」的同時，卻要以「支那五毛」等仇恨字眼指向中國大陸民眾？珍惜肯定當代台日兩地民眾的情誼，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合理化日本過往的殖民統治、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和否認強徵慰安婦等罪行？當日本右翼積極透過「台日友好」等說詞，拉攏台灣去對抗中國大陸時，我們又是否認可這樣的政治企圖？

這些和「台日友好」的情感糾纏在一起的嚴肅政治問題，正考驗著我們是否能站在殖民地台灣人民的立場，反思日本殖民歷史，也考驗著我們如何看待台灣今日的處境，做出真正有益於台灣的選擇。

台灣勞工的勞動條件在民進黨政府連續修惡《勞基法》的狀況下面臨嚴峻寒冬，然而，不只是台灣，東亞各地的勞工也都處於勞動條件低落的狀態。

1月27日到29日，我應邀到韓國首爾參加由「全亞洲反對美日帝國主義侵略與宰制運動聯盟」（AWC）舉辦的第18屆國際幹事會，與會團體除了AWC在日本與韓國的委員會外，還有菲律賓新愛國陣線（BAYAN）、印度尼西亞人民鬥爭陣戰（FPR），以及台灣的勞動人權協會，會議集結了來自東亞各地的左翼力量。

AWC成立於1992年，宗旨是促進亞太地區人民和勞動階級的團結，致力串聯各地區的進步團體抵抗美日帝國主義，過去20多年來發起反對亞洲各地美軍基地、反對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反對美日軍事同盟等行動，也曾來台舉辦會議和參與反美抗爭。

在國際幹事會上，韓國、日本、菲律賓等國團體分別報告了該國在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形勢。從各國報告中可以發現，勞工受剝削和壓迫的程度加深，是一個共同趨勢。

例如，韓國團體在報告中便指出，儘管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帶有改革色彩，但韓國勞工仍面臨年總工時高居世界第二、社會貧富不均不斷擴大、高貧窮率與高自殺率、非正規雇用人數推估高達五成等問題；而日本與會團體的報告則指出，在安倍政權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下，日本有40%勞動力是非正規雇用，政府一方面調高消費稅，一方面削減社會福利，當大企業的獲利越來越多，受雇者的實質薪資卻越來越少，勞工長工時、過勞死的問題也未獲改善；菲律賓的報告也提到，杜特蒂上台後推動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獨厚富人、深化貧窮的稅改，為外資鬆綁投資公共事業的限制……等等。

與此同時，台灣勞工同樣面臨長工時、實質薪資減少、貧富不均、政府刪減年金等社福支出、為富人減稅的政策等問題，顯示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勞工的共同困境，會議上因此將「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定為主要的運動目標之一。

「反帝」：台灣缺乏的政治議程

不過，最令我感興趣的政治議程，其實不是「工人團結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類的老生常談，而是在台灣相對少見的「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目標。

由於此次會議舉辦在韓國，朝鮮半島的核危機又是目前東亞地緣政治的核心問題，朝鮮半島的局勢理所當然也成為會議焦點。AWC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三項決議案中，有兩項是針對朝鮮半島局勢做出聲明，其一為「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朝鮮半島戰爭計畫」，另一為「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人民，與川普的亞洲訪問共同進行鬥爭」。

在兩項決議中，各團體指明朝鮮半島核危機的根源，是由於美日帝國主義對北韓的戰爭挑釁，如美國總統川普頻繁與日本、韓國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安倍政權持續在國內煽動「北朝鮮威脅論」，以此為口實推進日本的軍備化等等，造成對北韓的軍事壓力。

決議也指出，不只在朝鮮半島，川普上台後，為了維持美國搖搖欲墜的世界霸權地位，也不斷強化美軍對亞太地區的控制，包括對沖繩邊野古新基地的建設，擴建日本岩國基地，在韓國強行配置薩德反導系統，以「反恐戰爭」之名加強對菲律賓的軍事介入，乃至對台灣進行軍售等等。

決議認為這些舉措都造成亞洲的緊張局勢，並提出「反對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終止美日韓軍演」、「撤回薩德設備」、「美軍撤出亞太地區」、「反對日本的軍事化和歪曲歷史」等等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訴求。會議結束後，AWC一行人也前往駐首爾的日本大使館、美國大使館抗議，身體力行反對美日帝國主義。

首爾城市中的「反殖」風景

在會議之外，此行看到許多矗立在首爾街道上的歷史性的雕像，也讓我留下深刻印象。除了一睹為爭取工人權益、在東大門平和市場自焚而死的年輕工人全泰壹的雕像，還有另外三個「反殖民」的雕像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分別是：日本大使館前的慰安婦少女像、龍山車站廣場的被日強徵勞工像以及首爾舊車站前的抗日義士姜宇奎的銅像。

2011年由韓國慰安婦團體設立於日本大使館前的慰安婦少女像，在今日已廣為人知，不僅展現出韓國舉國關注慰安婦議題的強烈意志，也成為韓國左派批判和清算日本殖民統治最著名的象徵。當我來到日本大使館前時，韓國正處於零下的嚴寒低溫，有民眾為少女像圍上厚實的保暖衣物，還有學生在少女像旁駐紮帳篷日夜守護。這個被賦予反殖民、民族主義精神的少女像，始終目光灼灼地凝視著馬路對面的日本大使館。

走出首爾地鐵的龍山站出口，則可看到一尊瘦骨嶙峋、手拿鋤頭的「被日強徵勞工像」。這尊銅像是去年（2017）韓國光復節前夕，由韓國工會全國組織「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民主勞總）等團體設置的，是為紀念日本殖民統治下被強徵到日本、庫頁島、南洋群島等地的礦場和工廠犧牲的朝鮮半島勞工，龍山站當時是被強徵的朝鮮人集結乘車的地點。此外，仁川市富平公園也有一座相同題材的被日強徵勞工像，而韓國電影《軍艦島》同樣描述了殖民地朝鮮半島勞工的悲慘處境。

在朝鮮日據時期建造的首爾舊車站門口前，則豎立了一座握有手榴彈的抗日義士姜宇奎的銅像。姜宇奎於1919年9月2日在此向朝鮮總督齋藤實投擲炸彈，但暗殺計畫以失敗告終，次年被日本殖民者處死。2011年，姜宇奎義士銅像坐落於已被改造為文化空間的首爾舊車站門口，紀念這位愛國志士的抗日義舉，雕像下刻有他的名言：「斷頭台上，猶在春風，有身無國，豈無感想」。

這三座雕像，只有慰安婦少女像原先便安排在此次的既定行程中，後兩個雕像都是位於熙來攘往的車站外相當醒目的位置，我在偶然經過時發現的。除了佩服韓國人對日本的殖民壓迫銘記不忘，不禁也令人好奇，首爾和韓國各地究竟有多少這樣的雕像？

對比韓國，台灣經歷了更長時間的日本殖民統治，但台灣光復後，在台北或台灣其他的城市中心，卻難以見到諸如莫那魯道、羅福星、余清芳和蔣渭水等抗日志士的雕像，即使有，這些雕像也往往藏身於公園一角，幾乎不會引起公眾的注意和討論，喪失雕像原應具有的歷史教育意涵。

不僅如此，全台各地還充斥著各種紀念日本殖民者的雕像、紀念碑和紀念園區，甚至出現復建日本殖民建築和神社的風潮，光是台北就有「西本願寺」、「紀州庵文學森林」、「南門町三二三」、「樂埔町」、「齊東詩舍」、「新北投火車站」等等，而總統府至今也延用日據時期的「台灣總督府」（不若韓國於上世紀拆除朝鮮總督府）......。這樣的城市空間，多少也反映出台灣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欠缺批判和反省。

這次AWC會議上通過的「2018年共同行動指針」，除了提出反對現實中的美日帝國主義的訴求，也有一點是針對日本帝國主義歷史做清算，一方面要求廢棄2015年日韓政府達成的慰安婦協議，實現日本政府對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日軍性奴隸制度受害者的正式道歉和國家賠償，一方面也支持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佔領和殖民統治的所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道歉和賠償的鬥爭。

這樣一種把「勞工運動」上升到「反帝鬥爭」，同時清算過去帝國主義殖民歷史的「去殖民化」視野，無疑是台灣的社運中相對缺少的，也是有志改變現存政經體制的台灣運動者所迫切需要學習的。當帝國主義不斷重蹈過去歷史的覆轍，透過壟斷資本和軍事部署宰制亞洲地區，甚至在朝鮮半島等區域搧風點火挑起戰爭，台灣人民的福祉之所繫，便不可能外在於亞洲人民的命運，這也正是AWC的會員團體共有的「反帝、反殖」世界觀，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勞團與社運團體串聯組成「勞權公投聯盟」，不仰賴政黨勢力，透過基層工會動員，發動《國定假日法》創制和《勞基法》複決兩項公投提案，今天（2/13）宣布突破通過第一階段門檻，下午勞團赴中選會繳交第一階段連署書，並宣布年後將啟動第二階段28萬份的連署程序。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陳素香指出，由勞團發動的《勞基法》公投提案已是第四起提案，會有這麼多公投提案，顯示民進黨修惡《勞基法》已引起全民公憤，而在此提案中，還針對前年（2016）底修法砍去的七天假，要求恢復19天國定假日，是最不同於其他公投提案之處。陳素香表示，民進黨修法在基層工會引起很大反彈，工會展開提案連署後，13天就收到3千多份連署，突破第一階段門檻。

四起勞基法公投提案 唯勞團案擬討七天假

這次勞團提出的公投案有兩項主文：

• 【主文一】您是否同意，立法院應制訂「國定假日法」，保障全國勞工及軍公教人員，每年有不少於19天之國定假日。
• 【主文二】您是否同意廢止民國107年1月31日總統令公布之「增訂勞動基準法第32條之1條文；並修正第24條、第32條、第34條、第36條至第38條及第86條條文」？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淡江大學學生謝毅弘表示，蔡英文競選時曾承諾要降工時，但是根據勞動部的統計數據，比較2016跟2017年的總工時，2016年1-11月總工時是1,857小時，2017年砍去七天假後，1-11月是1,861小時，顯示年總工時不降反升，痛批蔡英文用「看的到、吃不到」的一例一休換七天假，根本是天大騙局。

謝毅弘強調，降工時是國際趨勢，唯獨台灣政府砍勞工假日導致增加工時，學生已開始意識到自己也是工人，無論是就學時打工或者未來即將進入職場，都會面臨更嚴峻的處境，因此特別站出來，跟工會站在一起。

民進黨二修勞基法 凸顯代議制度失靈

謝毅弘指出，上一任執政的國民黨，也曾提出修法要增加勞工加班時數，民進黨上台後，不僅砍假，後來的修法，也跟國民黨一樣，調高了勞工加班時數，凸顯目前的民主代議機制已經失靈。「我們不管怎麼選，執政者都親近資方」，謝毅弘認為，此次公投，是要透過人民自主力量，回復勞動權利。

陳素香也批評，民進黨修法過程顯現掌握權力的傲慢，「像是開坦克車壓過勞工身體」，過去台灣對自己的民主體制引以為傲，民進黨也常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街頭運動起家，打拼建立了民主，「但現在我們的國會到底代表誰的利益？」

陳素香說，此次兩項公投的概念，就是要連本帶利討回過去被修惡的部分，用全民推動的方式推翻代議制修訂的《勞基法》，「台灣民主走到這個地步需要深刻檢討，接下來應該要對代議制進行改革，這次的公投就是第一步。」

公投連署 各工會積極響應

此次公投的第一階段門檻，光桃園市產業總工會便貢獻了1千多份連署書，桃產總理事長莊福凱強調，連署獲踴躍回響，顯示基層員工對兩案主文都很有感，也認識到修法真的對勞工有害。過年後，工會將展開第二階段連署，有信心透過工會與社會動員突破28萬的門檻。

二二八論述本質與現象的顛倒

由於國民黨的管控與禁錮，「二二八」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黨外」時期，才重新回到台灣社會的關注之中。一直到90年代中後期，台灣官方才有了相關的紀念儀式，二二八也伴隨著島內教科書史觀與論述的調整，成為中學台灣史教材當中必學的歷史事件。

自二二八成為島內公開討論的議題以降，台灣史學界付出了相當大的精力，整理出版各種回憶材料與官方檔案，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儘管於此，二二八在島內的主流論述，反而愈形簡單化、僵固化與圖騰化。借用專研台灣光復初期歷史的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曾健民的形容，二二八論述不斷地被「政治魔咒化」。簡而言之，二二八論述在島內藍綠格局的支配之下，成為台灣現實政治鬥爭的工具，抽空了歷史脈絡，由歷史問題轉變為十足的政治問題。1

「政治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之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由省籍概念衍生出的「唯族群衝突論」。對於民進黨或台獨派而言，「唯族群衝突論」將二二八解讀為「外省人（中國人）迫害本省人（台灣人）」；對於國民黨，以及在政治光譜上接近的其他政治勢力而言，為了反制民進黨與台獨的論述，則是將二二八解讀為「本省人（台灣人／皇民）迫害外省人」，從而發展出實質效果在為當年統治者辯護的「反民逼官論」、「民逼官反論」與「皇民造反論」等。這兩種看似截然衝突的論述，實則都將「外省人」與「本省人」總體化為兩個對立的群體，並且在不同的程度上放大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將二二八擴大解釋為中日戰爭在島內的延續，反而使得區域差異的表象，取代了屬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本質。

由查緝私煙偶發事件引起的二二八，夾雜了台灣光復前後積累下來的複雜結構，只有從中掌握具有合理性的歷史主線，才有接近真相與本質的可能。令人遺憾的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在百餘年來兩岸短暫統一的四年（1945至1949年）之間，其後兩岸又因內戰與冷戰的雙重因素再度分裂至今，走上了兩條歧異的現代化之路。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內部的討論，很容易就忽略了事件發生當時台灣人已經「重做中國人」，將二二八從近現代中國歷史與世界格局的脈絡之中抽離，成為一島史觀。相對於此，因為長期的分離與隔閡，大陸對於台灣的歷史與現實也顯得陌生，往往通過媒體傳播不自覺地戴上了島內藍綠當局的有色眼鏡看待包括二二八在內的台灣問題。

發生在光復初期的二二八，牽涉到的不只是民族歷史的中斷與接續，還包括了更高範疇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為近代中國兩岸造成的傷害與遺留的瘡疤，至今都還制約著兩岸的互動與前景。70年後，已經到了讓二二八從歷史與政治迷霧之中走出來的時刻了。

社會性質變革與國民黨掠奪

二二八發生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之後的第二年，台灣人在日據時期保有的漢人文化與民族意識，進一步取得了中國人的正式身分，這是首要理解的變革之一。不能否認的是，日據末期由於窮兵黷武的戰爭動員，確實為台灣的社會與經濟條件造成了破壞，為光復後復原工作增加了難度與阻礙。2

但是更為關鍵的社會性質變革，更必須納入考察的範圍之內。台灣繫獄最久（34年又7個月）的白色恐怖政治犯、著名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家林書揚先生曾分析，二二八前後台灣人民面對的是一個來自大陸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戰時政權」，「在一塊甫經收回的早年失土上，以勝利者意態所採行的、特殊而貪婪的接收政策的直接後果」，3因此在1947年「逼」出了二二八事件。

光復之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掠奪是不爭的事實。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1946年3月閩台通訊社編的《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中已指出台灣同胞在光復時的「百度的熱情」，不到半年的時間「已經變為冷淡如冰」，其背後的原因體現在監理政治的錯誤、軍紀官紀的腐敗、教育界的腐敗、交通行政及業務的混亂等方面。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物價飛漲，居於當時全國之冠，台灣也從產米區陷入了無米可吃的糧食恐慌之境。該《報告書》最後建議：「中央應該派調查團去調查，不應該讓官僚來激成民變」。4但未能阻止情況繼續惡化，終致隔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此外，光復之後國民黨接收了日據時期原由總督府專賣的行業，其壟斷性與統制性更甚於前，台灣人的感受如林書揚所說：「在台灣人民看來，接收日本資產，獨佔台灣經濟權益的國府資源委員會，無非是取代日本總督府的最大剝削者」。5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香港新台灣出版社發行的《新台灣叢刊》第一輯（1947年9月）中，刊載了《台灣四天地》組詩，其中之一的《陳儀四天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歡天喜地。貪污劫收，官僚發財；花天酒地。物價飛騰，搶劫殺戮；黑天暗地。陳儀垮台，貪污仍在；怨天咎地。」形象地描了當時台灣人民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中的困境。

「白薯的悲哀」

對台灣人來說，日本戰敗後與光復之初普遍仍沉浸在脫離殖民統治的興奮之情，對於祖國的認識以及未來政治上的安排與發展，還未有深刻的體察。例如親歷二二八的陳明忠先生，在其回憶錄指出戰爭末期日本敗象已露，「誰都知道日本會輸，但戰敗之後怎樣呢？不知道，沒想過……」。6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明忠的妻子馮守娥也有類似的回憶與感受：「之前曾聽到傳說日本可能會戰敗，但是完全沒想到事情會來得那麼快，所以全家都非常高興，以後不再受日本人欺負了。」7

光復之際台灣人民類似陳明忠與馮守娥的反應，就如台灣史學家戴國煇所分析的：「當時台灣老百姓的那種狂熱，裡頭並沒有任何階級性、地域族群性或其他的因素；可以說只是一種素樸的民族情感流露的中華民族主義罷！」「但與大陸隔絕有半世紀且光復不久的台籍人士，本來就對中國大陸的一切，缺少正確的認識，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8

另一方面，統治者國民黨政府則是帶著勝利者的「優越感」，面對台灣這片失而復得的領土。陳明忠回憶，當時負責接收的國民黨官員「他們認為是打了八年抗戰才能夠解放台灣，所以有一種優越感，覺得我們應該要感謝他們。」9分隔了51年之後，在國民黨官員優越感的作祟下，將復歸中國的台灣人視為受皇民教育「奴化」的群體，從而將清除「奴化」思想做為治台的重點政策。例如光復前國民政府為了接收台灣成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於1945年3月公佈《台灣接管計畫綱要》，其中包括了「廓清奴化思想」；光復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聯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與台灣省黨部，開展了「奴化」批判運動。10

當時治台官僚從上到下絕大部分是外省籍人士，台籍人士所占比例低。日據時期台人在官僚體系中被歧視與排擠的現象，並未因為光復而得到應有的改善。日本學者橫地剛就認為，國民黨在台灣發動的「奴化」批判，事實上是以「奴化」為藉口，拒絕台籍人士參與中國的政治運作。11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認為受日本皇民教育「奴化」的台灣民眾，是沒有資格與其他的中國人民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

光復後台灣流傳這樣一副對聯：「開口奴化，閉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顏事仇，竟稱獨立自主。伸手要金，縮手要銀，與民爭利，唯利是圖，也說為民服務。」12以此諷刺國民黨政府始終以「奴化」的觀點對待台灣同胞。

及至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皇民奴化」一直是國民黨掩飾其貪污腐化、治理失敗的主要藉口。事件後國民黨發表的幾份調查報告，諸如1947年3月國防部新聞局的《二．二八事件始末記》、1947年3月30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台灣省「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紀要》、1947年4月16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的《二二八調查報告及處理經過》等，都將二二八的發生歸咎於「奸黨煽動」與「皇民奴化」兩大主因。

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陳逸松，光復後曾當選台灣省國民參政員，二二八發生後不久他赴南京參加國民參政會，希望中央能為二二八事件妥為善後。據他回憶，他所面見的蔣介石、白崇禧與李宗仁等高官，都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日人煽動所致。他灰心且氣憤地認為：「我不以為然，如果這麼說，台灣人豈不都變成受人煽動的愚民了嗎？」「我看南京政府上下都以這樣的思維處理二二八事件，不肯也不敢檢討自己的失政，也沒有政治氣度道歉，才會把事情拖到今天。」13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被日本人蔑稱為「清國奴」（チャンコロ）。按戴國煇的回憶，「清國奴」還只是日本人對台灣人「最起碼的罵法」，14但已經對於殖民地台灣人的心靈留下難以撫平的創傷。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此前則在殖民地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目的在於動員台灣的「人心」，「要求殖民地人民與日本人具有同樣顏範、採取同樣行動」，將台灣人塑造為「帝國之忠良臣民」。15但在「教化」過程中，又設下了種種門檻，使台灣人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光復之後，台灣人在島內仍然面對著來自統治階級以「奴化」為名的歧視與拒斥。在祖國大陸活動的台灣人，也同樣面臨同胞的誤解與排擠。台灣著名作家鍾理和回憶了他在北平的親身經驗：「台灣人──奴才，──似乎是一樣的。幾乎無可疑義，人們都要帶著侮蔑的口吻說，那是討厭而可惡的傢伙！」「例如有一回，他們的一個孩子說要買國旗，於是就有人走來問他：『你是要買哪國的國旗？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身份的「差別化」與「特殊化」，逐漸在台灣人心理之中累積為鍾理和所形容的「白薯的悲哀」──「白薯是不會說話的，但卻有苦悶！」16

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

台灣光復以來，有了客觀上的社會性質變化，再加上經濟困頓，社會沒有出路，以及政治上的「奴化」指責與差別待遇，台灣人「白薯的悲哀」心態的出現，就說明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在主觀認知上出現了巨大的落差與悖離。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可以說是難以避免的悲劇。不過，二二八也可理解為一個尖銳的思想問題，不斷地質問著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民：經過51年的分離與隔閡，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

葉芸芸認為：「光復雖然實現了台灣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及復歸祖國的願望，但是，光復應該有的變革從未真正落實。台灣人未及整理殖民地的經驗，清理自己身上被殖民的痕跡，也沒能認識正處在大變動前夕的世界局勢，以及自己在其中可能的位置，就被倉皇驅趕著進入新的歷史篇章了。」17誠然如此，但在動盪時代之下台灣人民積極將自身放進中國現實脈動的努力與嘗試，無論成敗，都應該放在合理的歷史位置上得到評價。

以對於「批判『奴化』」的批判為例，台灣知識份子透過文學討論的形式，與省外知識份子在當時《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發起了一場論爭。其中不只探討了台灣新文學在中國新文學中的地位與性質，同時也試圖消弭省內外隔閡而造成的誤解。本省作家楊逵在這場論爭中發表了〈「台灣文學」問答〉訪談文章，特別針對了國民黨政府與部分不諳台灣情況的省外知識份子強調的「奴化教育」問題，做出了高度的概括與回應：「部份的台灣人是奴化了……但大多數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台灣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鬥爭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證……所以，輕易就說台灣人民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毒素作祟，這樣的說法沒有根據。台灣人民還沒有力量是因為被嚴密控制下，未能堅定地組織起來的緣故。」18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一個月，楊逵與外省記者王思翔合編了《文化交流》雜誌，目的就在於促進省內外文化界的交流與合作。1947年1月15日發行的第一輯，刊載了著名美術家陳庭詩（筆名「耳氏」）的漫畫《交流乎？絕流乎？》，其中的意象就是希望省內外人士能團結合作，特別以文字強調了：「咱們都是苦難的中國人！」

除了文化上的交流之外，在政治上，台灣青年學生開始關注大陸民眾的處境，並以此投入更為廣泛的實踐。1946年以來，台灣陸續組織了幾場示威遊行，例如抗議「澀谷事件」（1946年12月），以及聲援沈崇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1947年1月），後者約有萬餘人參與的隊伍中群眾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喊「美軍滾出去」等口號。19台灣民眾逐漸體認到自己的處境，與內戰深淵不斷襲來的大陸民眾是一致的，在訴求上與全中國範圍內的反內戰民主運動形成呼應。

接踵而來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的被統治階級對於矛盾激化已深的官民結構的總體回應：打倒貪官污吏，要求民主自治。「官逼民反」是較為接近事件本質，也具有常識性的判斷，其背後所富含的歷史意義不應該被事件的表層現象所掩蓋。「官逼民反論」並不否認事件初期的混亂現象，也未曾主張事件是由台共或地下黨所領導，而是承認台灣人民在其中的主動性與能動性，最終發展成為捲進無數要求民主和平的省內外人士參與的人民運動。因此，從事件的訴求與發展方向來看，二二八從來不是區域性的外省／本省之間的對立衝突，而是被統治階級對於統治階級的不滿的集中爆發，充分體現了「轉折年代」中人心向背，在客觀的態勢上成為了全國反蔣運動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確實是至今難以撫平的民族悲劇，但它卻有著刺激覺醒、啟發思想的另一面。為了爭取民主自治，同時避免內戰持續擴大波及台灣，台灣人民從原有素樸的民族情感，上升到政治意識的自覺。省外知識份子也體認到反內戰民主運動的成功，不能沒有台灣人民的參與和支持。因此，二二八事件在人民的立場上，促成了相互聲援與合作的團結局面。這是台灣人民「重做中國人」的自主性努力，也是全中國人民將台灣人民重新放回視域之中的全新發展。

許多親歷二二八的當事人回憶，事件之中本省人與外省人相互保護，視對方為同胞，避免他們受到無端迫害，這個情況在台灣從北到南都可見到。比如時為台灣新竹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及台灣學生聯盟新竹支部總負責人的曾重郎，強調了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學生與當時大陸籍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之間相互扶持的經歷，他稱之為「終生難忘的情誼」。20省外人士也積極主動投入台灣人民的抗爭運動之中，例如當時正在台灣公演話劇的歐陽予倩，見到群眾發起示威，他隨即加入群眾之中並以日語發表演說：「國民黨貪官污吏欺壓你們，你們就起來同他們鬥爭是正義的，我們不是國民黨的貪官污吏，是來演戲的，我們同你們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們的鬥爭。」21著名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是出生於重慶的黃榮燦創作於1947年，讓當時的大陸民眾充分感受到二二八之後台灣人民的真實處境；出生於廣東的木刻家荒煙，1948年完成紀念聞一多的版畫《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其創作動機正是受到前一年二二八事件的鼓舞。

在事件之中，全省各地的人民團體大量成立，一方面維持穩定，另一方面與國民黨政府持續抗爭。當時台灣民主聯盟發表的其中一份《告台灣同胞書》指出：「三天來，我們表現了無比的英雄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在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域，正和反動封建獨裁政府作殊死戰，六百萬同胞所受的痛苦與壓迫，就是少數的反動巨頭的貪污獨裁枉法橫暴所造成的」，即已將台灣問題納入中國問題的視野之中。事件之後，在大陸的台灣人團體台灣省旅平同鄉會與天津市台灣同鄉會聯合發表《二二八周年志》，內容收集了大量國內報紙的社評與知識份子的訪談，呼應台灣人民提出的訴求，也做出如下呼籲：「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台灣省是中國的，反對一切出賣台灣的陰謀，台灣與全國同胞毫無仇恨，二二八的犧牲者是建設台灣的基石！二二八是打倒陳儀及貪官污吏的義舉，不是排除外省人的暴動，我們要求實行中央諾言，實施台灣地方自治，省縣市長民選。」22相應於此，包括李濟深、郭沫若與全國學聯等民主派人士或團體，也紛紛發表文章，不僅聲援台灣人民的運動，也鼓勵兩岸人民攜手合作，反對獨裁政府、爭取民主和平。

「有了統一才能自決」

二二八事件發展至此，已經脫離了一島內部的抗爭性質，上升成為全中國人民必然共同面對的問題。台灣人民在鬥爭的過程中，也必須直面戰爭與和平、改良與革命的歧路選擇，23這是二二八事件後做為中國人的台灣人不得不回答的艱難考驗。在此情況下，二二八後期的兩條歷史主線，就是對此歧路的正面回應。第一條是，二二八事件並沒有促使「台獨」成為選項，反而是使得大部分的台灣進步青年，對國民黨代表的「白色祖國」失望、絕望，而將希望與視野轉移到了以共產黨為代表的「紅色祖國」，從而加入地下黨鬥爭。24第二條是，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台籍菁英在國民黨展開大逮捕後，逃亡到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台灣人民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

今天「台盟」在大陸一般被視為八大民主黨派的參政黨之一，但其歷史意義卻遠遠不僅於此。台盟是二二八最為直接的產物，同時也是現存歷史最久的台灣人政黨，此性質在兩岸長期遭到忽略。1947年3月20日（農曆2月2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台灣自治運動〉，站在聲援的立場上呼應了台灣人民的訴求：「我們要告訴台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台胞的英勇奮鬥，而且預祝台胞的光榮勝利。」251947年11月12日謝雪紅等人在香港正式成立的台盟（前身為「新台灣出版社」），一方面繼承了台灣人民「民主自治」的要求，26另一方面與中共以及國內民主派人士來往合作，1948年直接響應中共的「五一」號召，並在1949年北上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參與籌建民主聯合政府；10月1日代表台灣人民參加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見證新中國的誕生。27

台盟建立以後，同時反對帝國主義在台灣進行的「託管」與「獨立」宣傳，將台灣的社會變革與反蔣、反美涵蓋進中國革命的戰線之中。28就此而言，二二八之中台灣人民提出的「民主自治」，通過台盟進一步轉化並且直接內在於中國的革命進程，在新中國政權的性質上得到體現。如同林書揚所言：「血緣的、歷史的、文化的、及國際政治結構圖中的中國，在它的新的整合運動中，台灣人也應該積極地、主動地投入，擺脫『為自決而自決』的心理網罩，擴大台灣人的認同視野，將本身的主體性在更大的整合統一運動中獲得提升，既代表『台灣一地』的『主體性』，同時也代表『全中國』的『主體性』。」29這一條主張「有了統一才能自決」的路線，是二二八事件對於當前現實政治帶有啟發意義與思想高度的歷史根源。

藍綠格局制約下的台灣認識

回過頭來看二二八事件後地下黨在島內的活動與鬥爭，隨即面臨到1950年朝鮮戰爭的衝擊。美國第七艦隊藉此「進入」台灣海峽，國民黨政府重新獲得美國的支持，在島內展開了大規模的白色恐怖政治肅清，首要或唯一的對象就是認同社會主義、追求民族解放的台灣青年，致使承接自日據時期的台灣愛國左翼傳統遭到幾近覆滅的頓挫。同時導致兩岸再度分裂，在內戰與冷戰雙重掣肘的態勢下長期隔絕。做為思想問題的二二八，亦即如何再做中國人的問題，就隨之被迫中斷，退出於兩岸人民的思想視域之外。

經歷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以及戰後國民黨在台逐步走向的以美國為依歸的「新殖民體制」，日據時期以來台灣歷史所呈現出的複雜樣態全部被收攏進以「反共」為最高前提的敘事之中。國民黨在台灣雖然提倡中國民族主義，但結果就是建構出了排斥大陸與左翼的虛假中國認同。「中國」之於台灣的意義，就是從「內部的他者」不斷成為「外部的他者」。30民進黨取代國民黨成為台灣統治者之後，由於兩者共有的高度附庸屬性格，進一步將「反共」的認同上綱為「反中」的認同，實為一體之兩面。

在「反共」與「反中」的交相作用下，台灣關於歷史與現實的種種討論，幾乎只能被收納進藍綠的格局之中，凡事都被簡化為「藍vs.綠」的二元對立論述。因此「國民黨（藍）＝外省人＝統」、「民進黨（綠）＝本省人＝獨」的簡單公式雖然具有明顯且誤導的錯誤，卻以刻板印象的形式普遍存在於兩岸社會對於台灣問題的解讀之中。以二二八為例，民進黨或台獨派主張是外省人迫害本省人，國民黨與立場接近者就反過來主張是本省人迫害外省人。這種對立式的「追殺史觀」，全盤解消了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之中「重做中國人」的奮鬥，以及二二八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中的意義與定位。

當藍綠框架逐漸影響當今大陸對台灣社會的理解時，簡單地把台灣分為「親日／反日」、「台獨／反台獨」等兩種群體，那麼「白薯的悲哀」就有復發的高度危機。重新思考二二八以來的歷史轉折，事實上有助於求索當前包括大陸與台灣在內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出路，也能從兩岸的歷史資源之中，壯大、豐碩「中國」的內涵。3170年後重探二二八，無論對於大陸或是台灣，都能從中找到更具超越性、包容性的思想線索。

• 1.曾健民：〈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載於人間出版社編委會主編：《二．二八：文學和歷史》，人間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頁。
• 2.可參考時為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的回憶錄：塩見俊二原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文英堂出版社2001年版。
• 3.林書揚：《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人間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頁。
• 4.閩台通訊社編：《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1946年3月），載於王曉波編：《二二八真相》，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頁。
• 5.林書揚：《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人間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頁。
• 6.李娜整理編輯、呂正惠校訂：《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人間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頁。
• 7.許雪姬、楊麗祝訪談、吳奇浩記錄：〈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載於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4年版，第17頁。
• 8.戴國煇、葉芸芸：《愛憎二·二八》，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5、153頁。
• 9.陳福裕訪問、史學敏整理：〈對話陳明忠：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也並非皇民造反〉，《觀察者網》，2017年2月28日，http://www.guancha.cn/ChenMingZhong/2017_02_28_396327_s.shtml。
• 10.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68-269頁。
• 11.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71頁。
• 12.閩台通訊社編：《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1946年3月），載於王曉波編：《二二八真相》，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 13.曾健民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1-107頁。
• 14.戴國煇：《台灣史研究》，遠流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2頁。
• 15.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台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41-145頁。
• 16.鍾理和：〈白薯的悲哀〉，載於《原鄉人》，遠行出版社1976年版，第165-174頁。
• 17.葉芸芸：〈殖民帝國主義留下的歷史課題〉，《觀察》，第43期，2017年3月，第58頁。
• 18.楊逵：〈「台灣文學」問答〉（1948年6月25日），載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人間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頁。
• 19.曾健民：《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二二八前的台灣》，人間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403頁。
• 20.曾重郎：〈終生難忘的情誼〉，載於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編：《歷史的見證──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周年》，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87年版，第95-101頁。
• 21.吳克泰：〈歐陽予倩在台北演話劇──回憶二．二八前夕的一幕〉，轉引自卓言若：〈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寫在「二二八」七十周年之際〉，《觀察者網》，2017年2月28日，http://www.guancha.cn/ZhuoYanRuo/2017_02_28_396315_s.shtml。
• 22.《二二八周年志》，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天津市台灣同鄉會編印，1948年3月28日，第23頁。
• 23.卓言若：〈「二．二八」：改良與革命的歧路〉，《激流網》，2017年2月28日，http://jiliuwang.net/archives/49668。
• 24.林書揚：《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人間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頁；李娜整理編輯、呂正惠校訂：《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人間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頁。
• 25.吳藝煤主編：《大陸台胞與「二．二八」事件史料集》，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116頁。
• 26.二二八之中的武裝鬥爭，分別是台灣中部由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以及嘉南一帶由張志忠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兩人都是地下黨員。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最後的定名，周明（古瑞雲）有此回憶：「在四大家族的專政下，若不實行自治便無民主可言，『自治』與『民主』不可分割，而且在『二．二八』鬥爭中，為處委會『三十二條』所集中表明出來的台灣人民普通的政治訴求正是『民主自治』，遂決定命名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參見古瑞雲：《台中的風雷──跟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裡》，人間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211頁。
• 27.吳國華、吳藝煤主編：《台盟創建初期的地方組織》，台海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頁。
• 28.汪毅夫：〈天然反獨的二二八之子〉，《海峽評論》，第315期，2017年3月，第55-57頁。
• 29.林書揚：《有了統一才能自決》，人間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頁。
• 30.張鈞凱：〈對台灣而言的中國道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99期，2015年6月，第262-265頁。
• 31.相關討論可參考鄭鴻生：〈台灣人如何再作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下的身分難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2009年6月，第95-139頁；呂新雨：〈「台獨」的歷史根源：從「白團」到「台灣幫」──作為中國敘述的「台灣問題」〉，《開放時代》，2016年第6期；汪暉：〈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載於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頁；強世功：〈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文明持久戰」下的台灣問題〉，載於《立法者的法理學》，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363-385頁。

行政院日前宣布實施今年度軍公教調薪3%，但隨即傳出政策跳票！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今日（2/27）召開記者會指出，高教人員除了正教授外，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的加薪幅度皆不足3%，質疑政府「偷斤減兩」微調教育經費，造成大學中的基層教師蒙受不公待遇。

現行大專院校教師的薪給分成「本俸」和「學術研究費」兩部分，但根據高教工會調查，此次教師加薪只有本俸全面落實，在學術研究費方面，卻出現不同職級的落差，導致正教授整體加薪6.6~8.7%，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僅加薪約2.6%的情形。

政治大學勞工所教授、高教工會理事長劉梅君直言：「沒有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就是歧視」，絕對不能接受。她也表示，上次公教人員調薪已是2011年，七年間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已增加7.5%，調薪3%遠遠追不上物價水準，希望全體教師都能「加到滿」甚至超過3%，才能真正帶動民間加薪、擴大內需，活絡台灣經濟。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未受到同等加薪待遇的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達三萬人，占全台大專院校教師比例七成，他們卻遭受教育經費分配不均的不當對待，質疑政府喊出要「加薪延攬人才」，實際上卻是「偷斤減兩」，為公私立校方節省1億多元的經費支出。

林柏儀更質疑，如果連賴揆公開喊出的調薪數字都做不到，如何相信民間企業會跟進調薪？他呼籲，政院應立刻將全體大專院校教育人員都至少調薪3%，並以追上物價調幅為目標，一併調漲校內的職員、助理、工友等群體的薪資，才能擴大加薪的效應。

105學年度高教各職級專任教師人數、比例與加薪幅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整理、製表：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勞基法》新法今日（3/1）上路，新任勞動部長許銘春下午會同台北市勞動局突襲勞檢國光客運台北站，隨即查出有「駕駛連續工作超過8天」、「未依法置備出勤紀錄」兩項違法情形，稱將依法裁罰，並強調此後將嚴格執法。陪同勞檢的國光客運副董王應傑則不滿勞動部未允許客運業鬆綁七休一，當場嗆聲勞動部「出爾反爾」。

前高雄市副市長許銘春上月底從林美珠手中接下勞動部長一職，對外宣示「勞動部是勞工的護身符、不是橡皮圖章」，將嚴格把關和執法。今日《勞基法》新制實施，她也親自帶隊突襲勞動檢查國光客運公司的賞櫻行程，結果查出有國光客運駕駛連續工作逾8天，違反《勞基法》第36條；以及出勤記錄未如實記載，違反《勞基法》第30條等兩項缺失。

許銘春表示，將請北市勞動局依相關事證裁罰，並盡快進行複查，令國光客運徹底改善缺失。不過，許銘春勞檢完後也替國光客運緩頰，稱這是「小缺失而已」，並肯定國光客運的武陵賞櫻行程使用「雙駕駛」制度，認為這樣能避免疲勞駕駛，保障乘客的安全。

許銘春說，勞檢的目的不在於裁罰，而是要督促所有事業單位遵守《勞基法》對工時、工資和七休一等相關規定，並強調將持續進行勞檢，優先勞檢對象包括交通運輸業、保全服務業等涉及公共安全的行業，以及放寬七休一、加班時數上限和輪班間隔縮短的行業。

國光副董王應傑嗆：鬆綁七休一，勞動部出爾反爾

然而，陪同勞檢的國光客運副董事長王應傑不滿勞動部未允許客運業鬆綁七休一，當著許銘春的面提出鬆綁要求。他抱怨，之前客運業和前兩任勞動部長郭芳煜、林美珠都講好了，要將客運業納入排除「七休一」，讓勞工可以「連續工作12天休2天」，結果卻又突然遭到保留不能放寬，嗆聲勞動部「出爾反爾」。

對此許銘春回應，希望勞資先協商，再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審查，然後再送到勞動部來審，「有需要的話可以再依法提出申請，我們依法審查」。

勞動部目前公告適用《勞基法》第36條第4項「鬆綁七休一」的行業，包括食品及飲料製造業、燃料批發業及其他燃料零售業、石油煉製業、水電燃氣業、製造業、藥類和化妝品零售業、旅行業、預拌混凝土製造業、鋼鐵基本工業、冷凍食品製造業、製冰業、設計業等12種行業；在特殊情況下，雇主可要求勞工連上12天班。

《勞基法》第34條第2項「輪班間隔由11小時縮短為8小時」之適用行業，則僅限於台鐵、台電、台灣中油、台糖等輪班人員。

華航企業工會理事潘家洛遭華航調職案，經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會近半年審理，今日（3/2）召開最後一次詢問庭。華航企業工會偕同空服員職業工會在開庭前召開記者會，呼籲裁決會認定華航調動潘家洛屬非法的「不當勞動行為」，要求華航回復其空服員職務並補足薪資減損。裁決結果預計一個月內出爐。

潘家洛原為年資19年的華航空服員，考績年年甲等，身兼華航企業工會理事和空服員職業工會高雄辦公室主任，但去年（2017）10月突遭公司調職為地勤，理由是他違反華航「送餐時禁戴手套」的規定，以及「未依規定請假」。然而，華航工會指出，潘員是因患有慢性接觸性蕁麻疹，才依照醫師醫囑配戴手套值勤；工會也反駁公司聲稱潘「未依規定請假」，指潘員是依《勞基法》第38條爭取特休自主，於一個月前申請特休假遭拒，後經高雄市勞工局認定華航違法裁處，華航卻仍執意以此為由調職潘家洛。

今日空服員工會、長榮航空工會和旅客也出面力挺潘家洛，指出空服員佩戴手套出勤並不罕見，包括長榮、華信及許多外國航空公司都允許空服員佩戴手套值勤，對於華航稱空服員配戴手套會造成「旅客觀感不佳」，旅客詹小姐則反駁，土耳其航空的空服員收餐時也有戴手套，她反而認為這樣比較乾淨。

華航工會質疑，華航調職潘家洛的真正目的是藉此打壓工會。華航工會理事長劉惠宗表示，潘家洛是華航工會在高雄的重要幹部，兩三年來為員工爭取不少權益，是工會的領頭羊，公司自然想要打壓他。劉惠宗批華航用不正當手段整肅潘家洛，甚至違反程序將其調職，事後也完全沒有意願協商，呼籲裁決庭還他公道。

當事人潘家洛也認為，他之所以被調職，是因前年華航罷工時，他從高雄動員兩台遊覽車上台北，展現他的組織動員能力。潘家洛直指，公司將他從空服員轉調為地勤，其實就是秋後算帳，試圖對會員造成寒蟬效應；在他被「拔掉」後，無法和其他空服員接觸，許多會員斷絕組織活動，甚至有人萌生怯意想要退出工會。

「這是徹底的不當勞動行為！」工會的裁決代理律師邱顯智直言，之前開了三次調查庭，但華航始終講不清楚調職的理由，且從未有空服員因患有蕁麻疹而被調職到地勤的案例，可見這是打壓工會幹部的不當勞動行為。邱顯智也說，潘家洛遭調職後，薪資減損近兩萬，輪班工作到凌晨一點，讓他都沒時間和小孩相處。

潘家洛表示，盼裁決結果可以讓他重回空服員的職位，「被調職就像『被拔掉翅膀』，希望勞裁委員能把翅膀裝回去」。

行政院長賴清德為了解決台灣長期低迷的生育率，首先要做的就是將其所推行「私幼公共化」的「台南經驗」擴及全國，目前政策初步規劃是依據城鄉的差距，政府補助2-6歲每個幼兒2~7萬元不等就讀私幼，開放私幼自主性加入，加入的私幼須比照非營利幼兒園的收費標準，政府會再加計5%的利潤給私幼，希望透過私幼提供服務量來減輕家庭育兒的負擔，以提升生育。

私幼公共化是「假公共化」

台灣幼托環境公共量不足與分佈不均，是存在二十多年來的情況，並不是近幾年才發生的問題，直到今天民進黨政府還用「蓋公立幼兒園緩不濟急」這樣的理由，告訴人民「津貼補助」依然是政府唯一能做的最快速和最便利的措施，還真不知，這二十年來，除了砸錢將孩子和家長拋向私人服務的市場外，國家共同分擔家庭托育的積極性角色在哪？這也難怪賴揆的私幼公共化被外界譏為「假公共化」。

事實上，賴院長所提出的「私幼公共化」政策與扁政府時期的「幼兒教育券」，以及從馬政府推行至今的「五歲免學費就學補助」（公幼免學費，私幼一年3萬元補助）並沒有太大的差異，說穿了就是政府怠惰，不願去擴展公共化托育設施，實質地去解決根本問題，還是想以現金補貼來打發家長。

現金補助政策並未提升生育率

這些現金補助政策都是打著「要減輕家長育兒壓力，並提升生育率！」的大旗，很窘的是從2000年以來台灣整體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一路下滑，2008年跌至1.05，擠進聯合國最低生育之列，2010更只剩0.89，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近三年也都只在1.1徘徊，2017年台灣新生兒出生數僅193,844人，再次低於二十萬人。

再進一步檢視六都的政策效果，可明顯發現砸大錢並未推升六都的生育率，除了桃園市外，其它都是不增反減。就賴院長所引以為傲的台南經驗來看，從賴清德擔任市長開始，每年補助每位2~4歲幼兒1萬元就讀私幼，去年更增加到3萬元，但補助七年下來，台南市的生育率並不見起色，在六都中都只是與高雄市輪流敬陪末座。

【表一】

現金補助政策無法減輕家長育兒壓力

這是因為在托育服務高度仰賴市場供應的台灣社會，現金補助只能製造幼兒送托率提高的假象，但幼兒送托率提高不代表家庭的育兒成本就減低，因為，私幼業者多採營利取向，會不斷推陳出新各種名目創造利潤，津貼補助只會誘導幼托費用逐年攀高。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2016年家長支付三至六歲的私幼費用，平均每月高達10,311元，相較於2010年平均每月8,197元，近六年私幼的學費漲幅高達25.8%，政府的補助絕大部份都進入私立幼兒園業者的口袋，對於薪資停滯不前的台灣民眾，家長根本無法感受到育兒壓力的減低，當然不會有生育的意願。

現金補助政策無法提升幼兒照顧品質

托育環境高度市場化表示，高額利潤成為私幼業者競逐目標，「違法超收幼兒」和「壓低人事成本」就成為獲利最快速的方式。

2017年台北市政府1-9月抽查全市141家幼兒園進行聯合稽查，就發現「超收學生」、「師生比不足」、「師資未具教保資格」是違規的主要樣態，其中也包含像何嘉仁、蒙特梭利幼兒園、吉的堡英格幼兒園等等收費高昂的連鎖幼兒園，可見高收費不見得買的到優質的照顧品質。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2017年7月份彙整自全國教保諮詢網102至105學年度幼兒園基礎評鑑結果發現，未幫員工投保勞健保或高薪低報、未幫員工提撥6%勞退、師生比例不符、二歲至未滿三歲幼兒違法混齡，這四項也是主要違規指標。

即使通過教育部評鑑的幼兒園並不表示照顧品質就受到保障，就2016年和2017年這兩年，被檢舉嚴重超收幼兒的園所，台北市私立何嘉仁三民分校──嘉維、嘉勝兩家幼兒園、新北市私立惠文領袖幼兒園、台南市私立禾群幼兒園，以及被檢舉任用未具教保資格老師、未給予老師加班費的台南市私立朝陽幼兒園，這些都是通過教育部基礎評鑑的園所，可見，教育部這八年來想藉由補助對私幼品質的控管機制是失靈的。

私幼業者一面拿政府補助，一面違法超收幼童，同時壓榨教保服務人員的薪資待遇。長年三高（高情緒勞動、高工時、高流動率）和三低（低薪、低福利、低保障）失衡的勞動條件，再加上超量的照顧比例，導致教保服務人員壓力負荷過大，情緒不夠穩定，無法久任，流動率非常高，幼保科系畢業生外流至新加坡、馬來西亞，或不敢踏入教保職場，以致托育人力出現斷層，這都會直接影響幼兒照顧品質。

現金補助無法解決偏遠地區家庭托育的問題

私立幼兒園有一定成本與利潤考量，所以許多偏遠鄉鎮未有私立幼兒園（參見附件一），再加上公立幼兒園的設置是以學區為主，設置的區域對於部分家長並不便利，且在幼托整合的過程，許多鄰里公立托兒所被迫關閉或整併，都影響到偏遠地區托育服務量的不足和不便，這些問題不是政府加碼給予當地家長津貼補助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依據教育部全國教保資訊網的資料，從2014年教育部開始設置非營利幼兒園，至2018年2月共80園，設置最多為台北市共22所，其次是高雄市9所，再來為新北市8所，就設置的分布而言，還是以都會區為主（參見附件二）。這是因為非營利幼兒園的設置規格成本高，適合設置在都會區，再者，人口數也往往是政府資源分配考量的重點。以至於長期托育服務量不足和不便的偏鄉區域，依舊得不到改善，雖然《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條明訂，離島、偏鄉於幼兒園普及前，得採社區互助式對幼兒提供教保服務，但至今教育部並未編列任何正式預算去推動。

托育公共化需落實建構平價、普及、近便的托育環境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認為，私立幼兒園收費標準和照顧品質差異很大，齊頭式的補助無法解決托育問題，中央與地方政府不應該利用公共化口號去搶政治曝光率，不斷加碼補助，只是圖利業者的美麗包裝，不僅無助於減輕家庭育兒壓力，還持續惡化幼兒照顧品質。

幼托公共化不是政府花錢了事，而是國家使用公共的資源來協助人民托育的服務，必須以提供「實質服務」為主，逐年增加編列幼托公共化預算，持續擴充公幼、非營利幼兒園的數量，翻轉公私比失衡的現況，改變目前失靈的幼托市場，或優先推動將國教向下延伸一年，如此，政府才有可能提供足夠於一般家庭負擔得起的平價托育服務。

除此，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合作對於全國不同區域的地域特性（如，人口數，民眾收入，產業特性，村落間的距離等等）作一普查，瞭解各區域的托育需求數，依據區域的差異來設計符合不同需求的多元托育模式，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公共量分布不均的問題，達到公平、近便的目標，讓公共托育成為多數家長的權益。而不是全國一條鞭式的單一模式，或以各地人口數多寡來分配托育資源，如此只是加劇城鄉間托育資源落差更大的不公平現象。

台灣政府採用現金政策解決少子女化問題已經將近十八年，估算近八年來，各級政府已投入500億元的托育補助經費，但在幼托環境惡劣的市場條件下，效果早就呈現在節節敗退的生育率。賴院長不應該再濫用公共化口號來包裝現金補助政策，現金補助易放難收，也難以普及受惠到每個幼童。唯有真正落實建構平價、普及、近便的公共托育環境，同時，提供友善、合理勞動條件的教保環境，讓公共托育設施普及每個社區，才能真正解決托育問題，進而才能提升生育率。

〈附件一〉全國未有私立幼兒園的行政區域

資料來源:全國教保產業工會2018年2月底彙整自全國教保諮詢網

〈附件二〉全國非營利幼兒園分布

資料來源:全國教保產業工會2018年2月底彙整自全國教保諮詢網

北市性平會遴選再傳爭議，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多個性別團體今日（3/5）赴北市府抗議，控訴教育局日前公布的北市性平會遴選辦法中，竟有一項推薦資格專為「台北市家長會聯合會」量身打造，該會推薦的報名者僅需符合一項性平專業資格即可符合遴選條件，遭質疑是護航反同志的家長代表進入性平會。

台北市教育局上（2）月底公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遴選簡章」，今日開始接受外界推薦申請，預定3月20日前將召開遴選會議並選出新一屆性平委員。然而，多個性別團體和學生組織今前往北市府抗議，指簡章中的遴選資格獨厚台北市家長會聯合會，要求暫停遴選程序，刪除爭議條文，並開放學生代表進入性平會。

伴侶盟秘書長簡至潔表示，根據遴選簡章，報名者需符合七項資格中的兩項，始取得遴選資格，其中前六項均是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的專業資格，例如「曾任性平委員」、「具有二年以上性平教育授課或教學經驗者」等，然而第七項卻規定只要是「台北市家長會聯合會現任會員，並具一年以上成員身分且經家長會聯合會推薦者」即可。

簡至潔質疑，為何「台北市家長會聯合會」以外的被推薦人需要滿足兩項專業資格，家長會聯合會的推薦成員卻只要符合一項而已？她認為，這明顯是透過降低家長會聯合會推薦代表在性平專業上的門檻，護航該會成員進入性平會。

簡至潔說，性別團體之所以特別憂心家長會聯合會代表，是因該會曾推出「沒有性平意識」的委員，如前任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性平委員總召曾獻瑩，近年積極反對同性婚姻，今年更提出公投反對在國民教育階段實施同志教育，還曾說出「爸媽的角色、功能不一樣」這類帶有性別刻板印象的發言。簡至潔質疑：「這樣的人符合推薦資格嗎？可以進入性平會嗎？」

性平會家長代表擬增至4席，學生卻0席

此外，據《台北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性平會的23位性平委員中，各級學校、社教機構、家長會及教師會代表占7人，但去年（2017）即傳出，教育局擬將家長代表的席次從1席提高到4席，引發性別團體抨擊將造就家長獨大的性平會。

文化大學性別平等委員會學生代表郭稟翰表示，新公布的遴選簡章中，完全沒有學生代表的遴選機制，他對此感到很遺憾，認為教育局若重視親師「生」共學，就應在性平會中增設學生代表。他也表示反對家長團體帶著特定的宗教和政治立場深入校園，呼籲他們尊重性平專業，教育局也應說清楚性平委員的組成比例。

儘管性別團體砲聲隆隆，出面接受陳情的教育局主任秘書謝麗華僅表示，會將民團意見帶回去研議，簡章「也許還是會照原來方向去走」。

對於性別團體質疑「遴選簡章獨厚家長會聯合會」，謝麗華表示，家長會聯合會擁有的家長數量很大，所以用這個基礎來推薦，家長聯合會的成員也很多樣，「不能預設說有無性平意識或者同志意識」，強調教育局在遴選上會確保選出有性平意識的委員。

而對於「家長代表席次」是否會在7席中占據4席，謝麗華則含糊表示，學校、社教機構、教師會、家長會代表「就是共用7席」，比例多少「要看遴選委員的決定」。但教育局的新聞稿則寫道「學生家長會部分依市議會附帶決議，包含本市國小、國中、高中及高職家長聯合會各1名代表」，間接承認家長代表將占4席。

至於性平會缺乏學生代表及遴選機制，謝麗華則說，會另外邀請老師和學生列席，但列席者僅可發表意見，沒有投票表決權利。

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今天（3/7）上午召開記者會公佈「醫師職場性別友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有高達八成的女醫師與六成男醫師曾在職場上受到性騷擾，調查並指出，醫界工時過長的問題與性騷擾有緊密關聯，呼籲呼籲醫療機構應加強性騷擾申訴窗口與流程的透明性，提供匿名申訴機制，並落實醫師工時的規範。

醫勞小組費時近一年完成對600位醫師的量化問卷以及多份質性訪談，結果發現高達80%的女醫師與63%的男醫師曾遭受職場性騷擾，小組表示，台灣醫療職場性別友善程度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院內性騷擾 外科、不分科比例最高

醫勞小組執行委員魏若庭表示，根據調查結果，外科女醫師以及職級較低的實習醫師、尚未分科的住院醫師遭到性騷擾比例最高。

魏若庭認為，醫院中的性騷擾文化，經常跟醫院傳統既有的科內生態結合被合理化，例如在外科系刀房，長官常針對共事的女下屬開黃色笑話，此外，在臨床醫學教育中採取手把手的師徒制，也會增加性騷擾發生風險，由於帶有階級的上下師徒關係，性騷擾狀況經常是眾人皆知卻無人敢舉報。

台北市醫師工會理事郭伃婷表示，醫師訓練採師徒制，讓有心人很容易有機可趁，由於年輕醫師對上級多為絕對服從，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無論是有意或無意，一旦言語或肢體發生不愉快，都很難反映。

郭伃婷說，曾看過在教學過程中，男醫師直接伸手觸碰女醫學生大腿、臀部或是手臂，更嚴重的還有假借教學技術之名直接從背後熊抱女學生。而大部分學生都是忍耐，不會申訴或推開。

郭伃婷指出，有些單位甚至會刻意的投其所好，針對某些主治醫師或主任，刻意的安排女醫學生到這個團隊裡面，而做這種安排的往往就是最高層級的人，旁人也無能阻止，形同變相鼓勵，讓人心寒。

受性騷擾僅3.5%申訴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各醫院都應設置性騷擾申訴機制，然而此次調查的問卷顯示，僅有3.5%的人使用申訴管道，魏若庭直呼「低到不合常理，如果機制健全，數字不會這麼少。」

小組針對為何不申訴的原因進行調查，其中原因包含：「沒時間或心力處理」(60%)、「擔心進行申訴過程中私人資訊或事件過程不保密」(42%)、「覺得就算向該管道尋求協助也沒有用」 (50%) 、「擔心來自醫院或上級的不利處分、壓力」(33%)，另外還有12%的受訪者表示根本不知道有申訴管道。

性騷擾與高工時緊密關聯

此次調查，也特別針對醫師工時與性騷擾狀況做了交叉分析，衛福部去年（2017）公告住院醫師每週工時不得超過80小時，但目前仍有許多工時超過上限的狀況，而根據統計，每週工時超過80小時的女醫師，曾親身經歷或目擊同事遭上級或雇主性騷擾的比例，要比符合80工時標準的人來得高，說明長工時不僅對勞工身心健康有負面影響，也可能損害職場性別友善的推廣。

醫勞小組呼籲，醫療機構應加強性騷擾申訴窗口與流程的透明性，考慮開放「線上通報」等模式，降低通報性騷擾的門檻，並提供匿名申訴機制，保護通報者隱私，讓受性騷擾者，能免於被報復的恐懼勇於通報。此外，各機構性平會應設置外部專家委員，提高運作的透明度，建立申訴機制的可歸責性，改善受害者關於隱私洩漏、受到報復或申訴毫無效果的擔憂。

亞太禿鷹案持續延燒，上月教育部才和亞太董事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達成協議，要求亞太償還積欠教師的薪資並保障學生受教權，但不久即傳出協議跳票，不但教師薪資僅返還4折金額，學生的受教權益也未獲補償。今日（3/7）亞太師生和高教工會再赴教育部抗議，批教部僅對亞太開罰10萬，根本無助改善師生權益。

怡盛集團入主亞太後，遭爆積欠教師上千萬薪資和逼退數百名師生離校，經師生連番抗議後，2月8日教育部召集亞太董事會和工會協商，會中決議董事會應「於年前全數償還亞太教師105學年度欠薪」及「確保亞太學生的專業選修課程開足」，然而事後校方卻僅償還「4折」薪水，也未開足學生專業課程和補償遭強迫轉學的學生。

今日多位亞太師生再度出面控訴亞太辦學行徑惡劣，並批教育部僅對亞太開罰10萬元，卻未解散違法的董事會，形同「幫助財團殘害師生！」

原就讀亞太寵物美容系的學生張致瑄表示，她付出20幾萬元的學費，原本規畫畢業後朝寵物美容業發展，豈料二年級時突然收到校方一紙廢系通知，要求學生轉學或轉系，讓她兩年來付出的心血、時間和金錢「全都化為烏有」，最後她因經濟考量，只能無奈選擇休學，改往餐飲發展，痛批校方不負責任。

另一位原為亞太二年級學生游子逸表示，去年被校方片面告知需轉學或轉系，對於學生卻沒有任何輔導措施，根本強迫轉學，校方也拒絕負擔學生轉學的費用，轉學後房租、工讀、開銷都大受影響，痛批原本有3千名學生的學校，現在僅剩800人，學生受教權嚴重受損，卻未得到教育部的關心。

一位仍就讀亞太兒童與家庭服務系的在校生也說，一年來亞太幾乎停招所有科系，這學期全校各系應開49門專業選修課，學校卻只開了30門，侵害學生應有的上課權益，她很擔憂「這周有辦法上課，下周卻沒學分」，甚至學位不被承認，希望教育部立刻介入改善。

解散董事會？ 教育部：還需蒐集資料證據

教育部技職司專門委員柯今尉出面回應表示，對於亞太未補足教師薪資的違法行徑，教育部已依法開罰10萬元，並強調會罰到它補足為止，若3月底前亞太未改善學生的受教權益，也會依照《私校法》第55條，對其扣減獎補助、減招停招學生名額。

然而，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質疑，教育部若僅採取開罰10萬元、砍補助款和核准停招，只是變相刪減師生資源，幫助怡盛集團加速亞太退場，讓其退場後仍有轉型的利益可圖，師生權益卻依然受損。

林柏儀更進一步指出，前亞太校長高永光突然離職後，現在亞太僅有代理校長，但董事會卻遲遲不遴選校長，懷疑是想代理到退場為止。他認為亞太既已無正當辦學意願，且頻頻違法，教部即應依《私校法》第25條解散董事會，派任公益董事接管，以維護師生權益。

對此，柯今尉表示，教部不是不願意聲請解散董事會，但一旦走這個程序，就必須備齊證據，證明亞太董事會確實違反第25條的相關規定，法院才可能停止或解除學校董事長、部分或全體董事的職務，目前還在蒐集資料，也準備徵詢私校諮詢會的意見，「一旦出手就要成功」。

工會強調，既然教育部有心要朝「向法院聲請解散董事會」的方向進行，師生也非常願意提供相關事證，盼教部更主動地進行調查，而非消極地等待校方提供有利於他們的資料。亞太師生也要求教部不要用「減招停招」的作法來「懲罰師生」，而應「賠償師生，解散校董」，才能還給他們公道。

「落髮宣戰，捍衛家園！」大觀事件自救會近日收到新北地方法院二次履勘公文，要求居民回覆是否同意履勘，如不回覆則將「訂期於強制拆除期日同時履勘」。自救會認為，這形同宣告強拆已勢在必行，預計最快4月法院將執行拆除。今日（3/8）五位自救會成員在政院前剃頭落髮，宣示未來將發起更激烈的抗爭以護衛家園。

板橋大觀社區反迫遷抗爭持續一年多，4月將再度面臨強拆，居民上午集結於行政院前，落髮宣示抗爭決心。自救會成員唐佐欣表示，居民2月底收到二次履勘公文，當中提到無論住戶是否同意履勘，都將制定強制拆除期限，顯示退輔會已關閉協商大門，預計最快4月將進行強拆。

唐佐欣指出，從去年（2017）9月退輔會對居民召開說明會至今，僅提出過「包租代管」方案，但居民一再重申包租代管的租期只有二到三年，居民也負擔不起租金，並非適當的安置方案。她也強調，許多社區住戶是經濟弱勢，包括臨時工、看護工、清潔工以及沒有工作能力的榮民榮眷等等，政府一旦拆除他們的家園，將讓他們無家可歸，甚至淪落到更貧窮的處境。

大觀社區居民黃炳勛表示，上次法院庭長張紫能來履勘時曾表示自救會若同意履勘，可以促成和退輔會的協商，但居民反映希望先完成後續安置的協商，法院再做強制執行，否則強拆壓力「就像刀子一樣架在居民頭上」，張紫能當時也承諾將訴求帶回給退輔會。但至今退輔會都未出面協商，法院更在過年後發公文預告將制定強制執行日期，認為「居民已退無可退」，將抗爭到底。

今日有五位自救會成員和居民當場剃髮，包括陶建中、董信雄、林文成、鄭仲皓和林宇庭。陶建中不滿地說，他在大觀社區居住50多年，政院卻放任退輔會壓迫居民，將行政上的疏失轉嫁給居民承擔，呼籲人民用選票制裁民進黨不公不義的行為。

自救會也預告，面對將來臨的強拆，社區將在本週六（3/10）築起防禦工事，號召關心土地正義和居住人權的民眾一同前來社區，「共築對抗強拆暴政的堡壘」。

中選會今日（3/9）就兩項反同婚公投案舉行聽證會，婚姻平權大平台和伴侶盟等同志團體紛紛譴責兩項公投內容違憲和違反《公投法》規定，呼籲中選會駁回提案。但提案的安定力量聯盟和下一代幸福聯盟則在聽證會上主張提案並未違憲，並強調中選會只能形式審查，沒有實質審查之權，應盡快使其成案。

今日中選會審查兩項反同婚公投案，安定力量秘書長游信義提出「您是否同意婚姻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結合」一案，下福盟理事長曾獻瑩則提出「你是否同意在不改變婚姻定義是一男一女結合的前提下，以專法保障同性別之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一案，企圖將婚姻限定為「異性結合」，並將同性結合排除於婚姻定義之外。

在中選會審查前，同志團體已聚集會場外排隊準備進入旁聽，同時召開記者會痛批反同團體提出的這兩項公投皆違憲，要求中選會退回。伴侶盟理事暨律師潘天慶指出，大法官釋字748號所指的違憲，就是「婚姻限定為一男一女」這件事，所以不論是游信義或曾獻瑩的提案，都是在複製延續已被宣告為違憲的事項，而非創制新的立法原則；既違憲則不能交付公民投票。

伴侶盟理事長許秀雯也批評，曾獻瑩的「專法公投」不但內容違憲，主文還同時包含兩個事項，明顯牴觸《公投法》「一案一事項」原則，其所指「專法」內容亦欠明確，呼籲中選會駁回這兩個提案。

公投聽證交鋒 法務部認有違憲疑慮

今日下午兩點開始接連舉行兩場公投聽證會，游信義在會上強調，由男女締結的婚姻是國家不可或缺條件，社會的倫常道德也由婚姻支撐，國家不應破壞婚姻定義，而應立法保護。他指出，目前憲法全文沒有婚姻一詞，《民法》和大法官也沒有明文規定，故主張透過公投，讓全體公民決定婚姻定義。

安定力量和下福盟方面的律師也指出，依據《公投法》，中選會只能形式審查、協助補正程序，沒有限制人民權利的實質審查權。

然而，鑑定人中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王韻茹指出，《公投法》仍需在憲法的位階之下行使，中選會亦有遵守憲法的義務，而第一個公投主文「將婚姻限定為一男一女」，是對已被宣告違憲的內容進行公投，質疑這樣的公投還能進行嗎？

法務部代表鍾司長也認為，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在不同的分段中都提到同性結婚是基本權，婚姻已不限於一男一女，提案的確與此有所衝突。此外，憲法第78條規定司法院釋憲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和人民的效力，故公投亦不能破壞憲法的秩序，但對於中選會是否可以事先對公投提案進行合憲審查，她則持保留態度，認為這交由中選會認定。

反同婚方則強調他們的公投題目並不違憲，也並未排斥或否定同性經營永久關係的保障，只是要維持異性婚姻的系統，讓同性結合的關係有另一個系統，強調中選會應避免實質審查，阻礙直接民權的行使。

主持會議的中選會委員許惠峰則表示中選會是合議制，會謹守法律限制，同意無權力審查有無違憲，不會去剝奪國民主權。

同志團體批主席偏頗、鑑定學者歧視

對於第二案「你是否同意在不改變婚姻定義是一男一女結合的前提下，以專法保障同性別之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鑑定人王韻茹和同志團體有相同意見，認為公投主文有違反「一案一事項」的疑慮。另一位鑑定人中研院法學者廖福特也質疑，此提案的第一句前提違憲，後面訴求無效，公投並不成立。

面對學者質疑，反同方則表示願主動修改主文第一行的文字，不處理婚姻定義，並強調本案的主旨是讓同性伴侶採取婚姻以外的專法、專章、特別法的形式共同生活。

下午5點多時許惠峰宣布聽證會結束，稱中選會將依法審核，三十天內提案人可補正提案，補正完後再審，近日將公布結果。

婚姻平權大平台則在聽證會後不滿地批評，中選會不但不讓同志團體參與會議，還把12位旁聽的民眾引導到小房間看轉播，許惠峰主持時陳述的意見也有偏頗之嫌，並質疑鑑定學者政大教授許牧彥在會上語出「婚姻是異性之事，同性婚姻是邏輯矛盾的名詞，就像乾燥的水蒸氣。」等言論是歧視同志，呼籲大眾繼續關注下週三（3/14）舉行的「同志教育」公投聽證會。

亞馬遜近日在其位於西雅圖的總部的地下室，開設了一間新的零售店，激起了許多關於人類勞動遲早會被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的擴張所消滅的討論。

在這間顯然非常「前衛」的店裡，顧客們走進來、掃描他們的手機，從架子上拿起他們需要的商品，然後再走出去。但這裡卻沒有結帳出口或是收銀員。來這裡消費的顧客們，先下載了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商店中的感應器會偵測是哪些顧客，從哪個架子上拿起了哪一項商品。在消費者離開商店的一到兩分鐘內，他們的手機就會收到購物的收據。「自動化」零售業的發展，反映了其他領域的自動化：辦公室、無人駕駛汽車，社會照護服務和社會決策。

這難道意味著人類遲早會被智慧學習機器或演算法所全面取代嗎？在先前的文章中，我已經大概預測了在十年後左右的未來，會有多少工作將因機器人而消失。這個數目似乎會很龐大：消失的工作將不只是工廠中的體力勞動，更包含我們習慣稱之為白領勞動的工作，例如新聞工作者、銀行員甚至經濟學家！

技術未來學家以為機器人很快就會取代人類。但我覺得機器人在起跑以前得先學會走路——更確切的說，到目前為止，機器人與人類比起來，仍然難以跑步和抓握。這就是所謂的「莫拉維克悖論」（Moravec's paradox），意思是「對電腦來說，展現成人程度的表現，例如智力測驗或玩遊戲是相對容易的；但要使他們能具有感知或行動這類一歲小孩程度的技能，卻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引述自漢斯・莫拉維克〔Hans Moravec〕）因此，演算法可以投票決定是否投資對衝基金或銀行，但機器人卻沒辦法打網球，更不用說擊敗網球俱樂部的球員。事實上，機器人正朝向「協作式機器人（cobots）」的方向發展，也就是作為工人的延伸，在工廠中從事粗重的工作，以及在醫院和社會照護服務中進行診斷。這並不是直接地取代了工人。

主流的經濟學辯論是關於「技術」所創造的工作數量，是否能多過其所破壞的。畢竟最爭議的是，新科技可能會造成某些工作消失，但卻也製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例如十九世紀早期的手工織布機消失，伴隨而來的是紡織工廠的設立）。

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設計了一套經典的思想實驗：想像兩項商品，分別是香腸和麵包卷，合在一起就可以做成熱狗。共有1.2億名工人被分配到兩個產業中，其中6千萬人生產香腸，另外6千萬人製作麵包卷。每製作一單位的香腸和麵包卷，就需要花費兩天的時間。

現在我們假設，新技術使得烘焙坊的產量加倍。現在只需要比較少的工人來製作麵包卷，產量加倍意味著消費者可以多獲得三分之一的熱狗。最終，整體經濟市場裡有4千萬的工人製作麵包卷，另外8千萬人製作香腸。在此期間，技術的轉型可能會導致失業，特別是在新技能只限定適用於烘焙業的狀況下。但從長遠來看，相對產量的變化只是重新分配了就業，而非破壞就業。

另一個技術創新的例子，則是關於銀行櫃員和提款機的故事。後者完全取代了為特定任務而存在的人類勞動。但這是否使得銀行人力大幅減少呢？在1970年代（當美國安裝了第一台ATM時）到2010年間，銀行櫃員的人數卻增加為兩倍。每一個分行的櫃員人數減少，使得開設分行成本降低，銀行因此能夠拓展更多分行。櫃員的角色也逐漸從處理現金變成關係銀行業務（relationship banking）。

上述這些是比較樂觀的看法，但即使如此，正如馬克思對十九世紀機器崛起的看法，單一部門工作的消失以及工作在另一部門的再創造，並不是一個無縫接軌的變革過程。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所說：

被經濟學上的樂觀主義所歪曲的事實真相是：受到機器排擠的工人從工廠被拋到勞動市場，增加那裡已有的供資本隨意剝削的勞動力的數量〔⋯⋯〕機器的這種作用，在這裡被說成是對工人階級的補償，其實正相反，是對工人的極端可怕的鞭笞。在這裡只指出一點：從一個工業部門被拋出來的工人，當然可以在另一個工業部門找到職業。〔⋯⋯〕就算他們找到工作了，他們的前途也是多麽渺茫！這些因為分工而變得畸形的窮人，離開他們原來的勞動範圍就不值錢了，只能在少數低級的、因而始終是人員充斥和工資微薄的勞動部門去找出路。其次，每個工業部門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該部門用於人員的正常補充和擴充。一旦機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業部門就業的工人游離出來，這些補充人員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勞動部門來吸收，不過，原來的那些犧牲者大部分在過渡期間墮落喪亡。

機器取代勞動 更易導致資本主義危機

接著我們談談技術的盈利能力。除非機器人能夠為擁有者和投資者帶來更多的利潤，否則他們將不會被廣泛應用。然而，投入更多的機器人和相對更少的的人類勞動，將意味著每單位資本投入所創造的價值相對更低。根據馬克思的價值規律，我們知道價值（包含透過結合生產與銷售以獲取利潤）只能被人類勞動力所創造。而人類勞動力相對於應用的生產資料的減少，也將導致盈利能力的下滑。因此，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的擴張，增加了獲利危機的可能性與規模。也因此，機器越是取代勞動，資本主義生產的衰退越可能加劇。這正是資本主義的重大矛盾：透過機器完成了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卻是越降低了資本的利潤率。

主流經濟學不是否認價值規律，就是乾脆忽略它。回到1898年，新李嘉圖主義經濟學家德米特里耶夫，為了反駁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創造了一個假想性的經濟體，其中的所有勞動都由機器（機器人）完成，而不包含任何的人類勞動。他主張，縱使沒有人類勞動，但由於還是有大量剩餘價值被生產出來，所以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錯的。

但德米特里耶夫的思想實驗根本不著邊際，因為他和其他主流經濟學家一樣，根本不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的價值。用於販售的商品的價值具有雙重性：被出賣的商品或服務具有物理性的「使用價值」，但它們也同時具有必須透過販售才能實現為貨幣和利潤的「交換價值」。沒有後者，資本主義生產將不會發生。而且只有勞動力才能創造這樣的價值。若沒有人啟動機器，機器不能創造價值（利潤）。事實上，德米特里耶夫所謂的只有機器人的超級富裕經濟體將不屬於資本主義，因為那個世界並不存在屬於個別資本家的利潤。

這正是資本主義的巨大矛盾。在資本主義之下，隨著機器取代人類勞動力，就算勞動生產力提高（生產出更多的東西跟服務），利潤率還是會降低。利潤率的週期性下降將會擾亂個別資本家的生產，因為他們只雇用勞動力和使用機器來創造利潤。因此，危機將會在我們達到德米特里耶夫假想的機器人世界之前就被強化。

普遍基本服務+機器人=超級富裕社會

在機器人造成工作消失的同時，我們該怎麼辦？有一些自由派經濟學家討論課徵「機器人稅」的可能。但所有這些都將降低社會上自動化的速度——這在減少人類辛勞程度的意義上，並不算一個進步的選擇。無條件基本收入（UBI）的概念持續吸引著左派和主流經濟學家。我曾經討論過UBI的優缺點。許多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謀士們推廣UBI，對他們來說，基本收入是用來取代免費的健康、教育和合理養老金的工具。UBI也被某些人當成降低在職勞工工資的手段。對資本主義體系來說，就算只是合理程度的基本收入，都是難以負擔的。而就算透過工人鬥爭贏得了UBI的制度，但它仍不能解決誰可以擁有機器人和生產資料的問題。

在我看來，更讓人期待的替代方案應該是普遍基本服務（Universal Basic Services，UBS），也就是任何的公共財與公共服務的使用，全部免費。所謂超級富裕的社會在定義上來說，就是我們的需求不需要辛勞和剝削就能被滿足的社會，這也正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為了朝著這樣的社會過渡，應該可以從將社會必要勞動投入生產教育、保健、住房、運輸、基本食品和設備等公共社會需求開始。

畢竟，為什麼要利用資源給予每個人基本收入以購買他們的社會需求？為什麼不讓大家可以免費使用這些服務或設備呢？與其砍掉無業者從在職受薪者取得的施捨，我們更需要透過減少勞動時間以及增加（免費使用）的公共服務和公共財，以便建立工作中的團結。

當然，這需要由多數人來擁有和控制生產資料，並且規劃如何將這些資源應用於社會需要，而非為了滿足少數人的利潤。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將因此成為技術創新的一部分，使得超級富裕社會成為真正的可能。

美麗華企業工會繼1月底罷工成功後，今日（3/12）宣布在美麗華高爾夫球場旁成立工會會所，除表示將繼續爭取11名工會會員復職，也會將工會會所當成林口、淡水一帶的高爾夫球場受雇者的基地，串聯更多高爾夫球場工人，並支援勞權公投盟的《勞基法》公投連署。

數十名美麗華高爾夫球場工人今日在球場旁宣布成立工會會所，包括幸福高爾夫球場桿弟組成的佳福工會、空服員職業工會、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等工會都前來共襄盛舉，力挺美麗華工會的發展。

美麗華工會理事長黃文正表示，成立會所有三個目的，首先是公司長期不願提供工會辦公室空間，找到會所後，以後就可以順利辦理會務；第二是林口、淡水一帶有很多高爾夫球場，也有各種勞資糾紛，因此未來會所將接受附近高爾夫球場勞工的諮詢，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立高爾夫球產業工會；第三是將積極響應勞權公投盟的《勞基法》公投連署，讓會所成為林口地區的連署中心。

桃市產總秘書長葉瑾瑜表示，美麗華工會發起罷工抗爭時，曾發生資方動員球場員工造成「勞勞相爭」的場面，工會之所以成立會所，就是因工會被鎖在場務部是不樂觀的，希望更多球場內員工可以加入工會。她也指出，高爾夫產業的工會仍屬少見，若各球場勞工沒有團結起來的話，很難對抗財團資本，希望各球場都能組織企業工會，或者和美麗華工人一起組織產業工會。

此外，工會也向勞動部裁決會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要求裁決會認定美麗華解雇11名工會會員為打壓工會、解雇無效，目前裁決會已開過兩次調查庭，預計5月中旬前裁決結果將出爐。工會呼籲裁決會做出公正裁定，讓他們全數復職。

台北市性平會外聘委員遴選徵件至今天（3/12）為止，日前性別團體曾出面砲轟遴選辦法獨厚「台北市家長會聯合會」，恐產生許多反同、反性平教育的委員，北市教育局今日回應表示，遴選會議將檢視被推薦者之性平意識與專業經歷，卻再遭批遴選過程不透明，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團體上午在北市府前召開記者會高喊遴選無效，並要求教育局長曾燦金下台。

北市教育局2月底公布《台北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性平會的23位性平委員中，各級學校、社教機構、家長會及教師會代表共占7人，但由於日前北市議會曾做出附帶決議，要求北市性平委員中的「家長代表」，要包含國小、國中、高中和高職家長聯合會代表各1名，等於7席中，光家長代表就佔去4席。

伴侶盟秘書長簡至潔表示，根據《地方制度法》第41條第3項規定，市政府在執行市議會附帶決議時，仍應「參照法令辦理」，當市議會的決議，獨厚家長會聯合會時，北市府應堅守《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精神與原則，顧及性平會的專業性與委員組成比例合理性。

簡至潔指出，柯文哲1月底在歐洲議會演講時曾高舉「台北價值」，其中也包含了「性別平等」，然而此刻北市教育局的作為卻正在危害性別平等與同志人權，形同危害「台北價值」，呼籲柯文哲市長立即撤換教育局長曾燦金。

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則表示，北市府應終止遴選程序，撤換檢討簡章，如果北市府執意執行遴選程序，最終結果也應該被認定無效，「簡章怎麼可以直接載明家長代表由特定團體推派？」

馮喬蘭也批評，性平教育推動多年遭到反動團體抹黑造謠，高雄市教育局曾推出簡章澄清謠言跟事實，台中市政府在面對議會壓力，要求推出「性平教育自治條例」時，教育局長也直接表態這與中央法令牴觸，對照台北市政府卻毫無作為，破壞性別平等與民主法治的價值，因此教育局長曾燦金應該下台。

媒體業將鬆綁七休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今日（3/13）邀集廣電媒體勞資雙方研商放寬七休一，資方團體表示逢元首出訪、國際賽事、重大意外災害時皆有讓勞工「連續工作超過七天」之需求，希望NCC同意放寬七休一，但媒體工會堅決反對，強調七休一是底線，NCC不應協助資方降低勞方的勞動條件。

近日各大媒體業公會紛紛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希望政府將媒體業納入《勞基法》第36條第4項「鬆綁七休一」之適用行業。由於平面、廣電和網路媒體的主管機關不同，上週五（3/9）文化部先行針對平面媒體召開七休一放寬會議，今日則由NCC針對廣電媒體召開勞資協商會議，預計之後將陸續召開雜誌出版業和網路媒體業的會議。

今日下午廣電媒體的勞資協商會議召開前，代表勞方的公視、東森、中廣工會和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等11家工會率先在NCC門口舉行記者會，表達「嚴守七休一底線」、「勞資先簽訂團體協約」的訴求。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表示，前年（2016）衛星廣播電視商業同業公會等資方團體就曾要求前行政院長林全放寬七休一，今年《勞基法》修正案通過後，資方又再度提出放寬七休一要求，理由不外乎「元首出訪」、「奧運等國際賽事採訪」、「重大天災或突發事件」、「年節錄影存檔」有所需求，但這些理由早已被工會駁斥過，認為資方不思補足人力，反而一再想壓低成本剝削勞工，勞方相當不能接受。

東森電視工會理事長廖啟光也認為，「七天需有一天休息」是勞工的底線，一旦開放讓勞工連續上班十二天，將造成過勞問題，堅決反對媒體業放寬七休一。他也駁斥資方的說法，指總統出訪一年僅兩次、奧運則四年一次；面對重大災害，各家電視台只要有充足人力即可應付調度，不應以此為開放理由，把特例變通則。

中央廣播電台工會理事長江明聰也說，廣播業媒體條件已很低劣，面對中國大陸提高勞動條件吸引人才，政府若再放寬媒體業七休一，難道要逼勞工出走嗎？他呼籲資方在人力需求上盡到責任，不要把成本轉嫁到勞工上，造成勞工身體健康出問題。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長鄭一平表示，由於個別工會和資方談團體協約的過程遭受很大阻礙，全傳媒和11家媒體工會共同主張，多家企業工會應聯合起來和複數的資方集體談判團體協約，對於例外型態、勞動條件和配套措施達成共識，才有討論是否修正七休一的基礎。

在場媒體工會也高喊「爆肝沒有好節目，過勞沒有好新聞」，呼籲NCC召開勞資協商會議，不要幫雇主喬勞動條件，應嚴守中立立場。

會後鄭一平接受記者採訪表示，NCC認為除了資方提出的「海外採訪」需求有討論空間外，其他如「年節錄影存檔」，資方皆須做好人力調整，並無開放必要。NCC也強調是因廣電同業公會提出申請，才召開本次諮詢會議，之後還須經勞動部的勞動基準諮詢會討論，才會確認是否開放。

鄭一平認為，資方想要開放七休一例外，應先經過勞資協商程序才有正當性，而不是逕行向官方申請；政府若要開放，也應考慮個別媒體是否有違反《勞基法》的「前科」，對於常違法、勞動條件不佳的媒體，勞動部根本不應開放。

今日（3/14）中選會召開聽證會審查下一代幸福聯盟提出的「反同志教育公投」案，性別團體在場外抗議要求中選會駁回，會議中三位鑑定人和教育部也持反對提案態度，認為有違憲疑慮，中選會則表示將斟酌各方意見再做決定。

由下一代幸福聯盟理事長曾獻瑩提出的「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不應對未成年孩子實施同志教育？」公投案，今日下午中選會舉行聽證會討論。會議開始前，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等性別團體召集十多位青少年學生、教師和家長在場外反對公投案，一致批評該提案侵犯人權，也違反《憲法》保障的平等權和國際人權兩公約，強調刪除同志教育將會助長性霸凌的情形發生，呼籲中選會駁回提案。

18歲的跨性別同志高中生阿又表示，他國中時曾因頭髮剪太短，而被老師嘲笑，也曾被同學議論外表「不男不女」，這樣的經歷在青少年同志身上層出不窮，強調只有實施適當的同志教育和性別教育，才能教導師生尊重不同性別氣質的學生。

就讀成功高中二年級、代表五十多個高中社團發聲的周秉宇也說，反同志教育的公投案一旦通過，直接影響的是他們這些學生，「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教育，我們需要平等多元的性平教育」，並帶領群眾高喊「我們才是下一代，反同萌萌不要亂！」呼籲中選會應重視學生作為受教主體的聲音。

場外除性別團體外，也有支持公投提案的群眾在外守候；當性別團體發言時，他們刻意開車路過，在馬路上播放廣播干擾嗆聲，一度引發警方警戒，但雙方並未進一步衝突。

反同志教育公投 鑑定人和教部皆認不妥

聽證會上，提案人曾獻瑩表示，「反同志教育」公投案的目的不是要仇恨和歧視不同族群，而是為了保護兒少身心發展，避免未成年兒少接觸不當的同志教育。他主張，電影也有分級制度，國中小學生應接受「適齡」的性平教育，但教育部現在倡議的同志教育卻混淆孩子的性別認同和性傾向，因此希望透過公投改正。

和前兩項反同婚公投的聽證會一樣，曾獻瑩也不斷強調，公投審議會已被廢除，中選會只能形式審查，沒有實質審查權。反同方的代理律師也表示，關於本提案是否違憲，是否牴觸平等權，需要「實質審查」，超過中選會可審查的範圍，要求中選會在審查上自我節制，不要走回頭路，「鑑定人也不應成為實質審查的幫兇」。

不過，中選會邀請的三位鑑定人：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宜倩、東吳法律系副教授胡博硯和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劉靜怡，則一致指出下福盟提案有違憲疑慮，也質疑提案主文不夠明確。

陳宜倩表示，主文中所指的「國民教育」究竟是九年還是十二年國教，以及「未成年」的年齡為何都應釐清。另外，提案規定對象指的是「誰」不應對未成年孩子實施同志教育，是否包括學校教師、其他團體和家長，也有疑義。她更指出，公投需在《憲法》架構下進行，但該提案有違《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劉靜怡則主張，提案違《憲法》第7條「平等權」和第11條「表現自由」──即教師有講學自由、學生也有言論自由，且提案不符《憲法》第23條得限制自由權利的「重大公共利益」，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審查。她強調，中選會是國家機關，有守憲義務，應做最基本的審查，「這不到實質審查的地步」，故中選會可以駁回這個案子。

面對三位鑑定人的違憲質疑，出席聽證會的安定力量聯盟秘書長游信義大呼中選會邀請的鑑定人立場不公，當場質疑中選會遴選鑑定人未符合正反俱陳的原則，並呼籲中選會勿進行合憲審查。中選會則表示他們是依據專業來選鑑定人，並無預設立場，歡迎提案人推薦學者專家。

教育部代表、學生事務及特教司專委黃蘭琇表示，提案人對教育部的同志教育有誤解，以為是「同志養成教育」，但性平教育是希望培養學生尊重性別特質，肯定多元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營造無偏見和歧視的校園友善環境，以預防性霸凌的案件。她強調，目前性平教育是融入教學，不是單獨一門學科，若教學現場僅實施性平教育，沒有同志教育，實務上窒礙難行，也有違《性平法》的精神。

最後下福盟同意將「國民教育」明確限定為「6到15歲」的國中小階段，並表示主文中的「未成年」可視為贅字刪除。而被規範不能實施同志教育的主體，則限定在教育部。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今天（3/15）邀請原子能委員會就「核二廠2號機大修後機組再運轉之安全管制」做專案報告，原能會稱報告結束後，就會通知台電公司再轉。全國廢核行動平台一早便集結在立法院外抗議，要求立委嚴格把關，勿草率通過原能會報告，並呼籲民眾打電話至立委辦公室，表達反對核二廠再運轉的立場。

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執行長郭慶霖表示，日本福島核電廠原定於2011年3月26日停機除役，結果在3月11日就發生了最嚴重的第七級核災，跟1986年的車諾比核災同等級，至今都還無法收拾，每天排出萬噸受汙染的水到海裡，質疑「台灣政府難道也要在除役前承受這樣的風險嗎？」

郭慶霖表示，民進黨過去執政時就對廢核一事無成，到現在所有政策工具都沒有整理，一昧聽信政院內「擁核幫」的大放厥詞，「這次政策若沒有守住，未來在除役前發生核災，誰能擔當的起？」郭慶霖強調，民進黨打著「非核家園」旗幟贏得選民支持上台，若如今決定重啟核二廠，「非核家園將變成摧毀家園」，他代表北海岸居民，呼籲全台灣人民共同站出來反對核二廠草率再運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則呼籲民眾除全程監看今日立院的專案報告外，同時打電話給教文委員會各立委辦公室表達關切，「不管藍綠哪一黨執政，始終沒輪替的就是台電公司，台電是獨大的怪獸」，崔愫欣強調，希望今日立院不要只有政治口水，而是用專業說服社會，到底核二運轉安不安全。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今日就核二廠再運轉提出多項安全質疑：

前年（2016）5月16日，核二廠併聯前依法通過原能會審查，卻在審查後啟動35分鐘就發生意外事件，廢核平台指出，應先追究原能會事前審查作業的缺失與相關主管的失職。若未來再運轉後又發生意外，甚至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應先釐清審查人員與主管的責任。

而由於在該次意外中，發電機及汽機跳脫，反應爐仍處於運轉狀態，運轉員就手動插入控制棒將機組停機，廢核平台要求原能會說明自動控制停機及手動停機的作業程序依據。

此外，廢核平台也要求台電在申請再啟動前，應先公布上次啟動後出意外的主發電機接地保護電驛，以及差動電驛的維護保養記錄，釐清意外發生的責任。而原能會曾在核二廠機組初次臨界前大修作業品質報告書列出了多項問題缺失表，後續均處理完成，卻仍發生意外，廢核平台也認為這顯示大修品質未落實，原能會主管與審查人員監督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