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兄：

我叫吳俊宏，我和吳榮元是同案，是「成大共產黨」的一員，民國61年，我和你一起被關在新店軍法處看守所，你在11房，我在14房，和李荊蓀同房，我們曾是鄰居，但不曾謀面，實一憾事。你的傳真號碼是剛剛吳榮元告訴我的。

今晚從環球電視台聽到你在台大演講，真是精彩絕倫，大快我心。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坐了十年的政治牢，但並不因此主張台獨，而是主張統一，更贊成一國兩制。但我的這種主張，卻在當前的島內政治氣氛裡，被壓得啟不了口，只能在我們的圈子裡和一些同志相濡以沫。這次大選，你大談一國兩制，而且振振有詞，雄辯諸方，可以說替小弟抒發一口悶氣，真感激不盡。只不過對於你對一國兩制的提法，小弟稍有意見，僅提供參考。

基本上你對一國兩制的說法，是基於台獨現實不可行的考量，你認為台獨將引發戰爭，而60個打1個，台灣打不過大陸，且平白喪失父母親友的生命，故不可台獨。這種說法和時下一般統派人士的說法類似，他們也強調「台獨將導致戰爭，故不可台獨」。

這樣的說法，固然可從威嚇的效果上勸阻台獨，卻不能從道德上說服台獨傾向的台灣人民。以下我想從道德上提出個人淺見，還望指教。

我與台獨人士爭辯時常喜舉出一個例子：

封建經濟時代，佃農常被地主剝削得三餐不繼，甚至常需向地主告貸，當還不起錢時，家中兒女，常被地主抓去當長工。可悲的是，這些長工，在地主家雖當奴隸，但卻覺得待在地主家比待在他老家好，至少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雖然這些穿住的都是拾地主餘唾的東西，但日子一久，他卻逐漸地不喜歡老家了，甚至於看不起老家的窮爹娘窮兄妹，最後終至於說出：「我和你們不同家，我不是你們的親人」。

我想用以上的例子來形容今日主張台獨人士的心態，大概最恰當不過了。因為從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看來，可以說是一部與帝國主義的鬥爭史。1949年兩岸分離後，台灣被劃入美日帝國主義體系內，並伴隨著戰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而逐漸富裕起來，相反的，大陸的共產黨，在原本薄弱的基礎上，繼續與帝國主義進行艱困的冷戰熱戰，並在一系列的社會主義錯誤實踐中，導致貧窮落後，貪汙腐化，人民生活比台灣差，政治民主也不如台灣。

台灣富大陸窮，台灣好大陸差，這是兩岸的差異，對待這種差異，台灣人可以同情大陸，體諒大陸在同帝國主義鬥爭中的坎坷旅程；但台灣人也可以看不起大陸，鄙視大陸。不幸的是幾十年來台灣的政治運動，卻把台灣人民導向後者發展，時至今日，上從李登輝的言論下至一般市井小民的街談巷論，可以看出到處充滿著對大陸的不屑與鄙視，甚至敵視的心態。這種心態就如前面所舉例子中的長工一樣，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我們不是一國，而是兩國」。

至於台灣的政治運動為何會演變至此，說來話長，但它和台灣幾十年經濟發展下產生出來的一批新興中產階級有關，在這個階級所帶動的政治運動下，國際冷戰雖已結束，但兩岸關係卻更趨緊張，這實非台灣之福。解決之道，台灣必須糾正一度被扭曲的心態，改變對大陸的鄙視心理，改採對大陸同情幫助的心態，如此兩岸或可共存共榮，免去一場災難。

統獨問題，歸根到底是世界觀的問題，腦子裡盡是歐美世界觀的人，是會敵視中國的，而具有中國歷史觀的人是能夠同情體諒中國今日的貧窮落後的。

以上個人淺見，還望指正。

吳俊宏 1999. 12. 1

由勞權公投聯盟發起的廢止勞基惡法的公民投票，日前經中選會審查通過，進入第二階段連署，勞公盟今天（3/20）在行政院前召開記者會，宣示將透過工會、學生團體、NGO等各界力量，在年底前衝破30萬份的連署門檻。

勞公盟的公投案有兩項主文，分別是訂定「國定假日法」，保障勞工和軍公教人員每年國定假日不少於19天；以及廢止《勞基法》修惡的版本。兩案皆在2月14日通過第一階段連署門檻並送案，中選會於2月27日審查通過。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謝毅弘表示，民進黨上任第一年就砍去七天假，第二年又修惡《勞基法》，聯盟要號召全民的力量討回勞工權益，在年底前成案，然後跟全國性選舉併案投票。

勞公盟目前已就連署案進行責任區的劃分，全台各工會與社會團體也紛紛響應加入，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秘書長李雅菁表示，全教總已經準備印製8萬份連署書，2份公投案共計16萬份連署書，將發放到所有學校會員手中，希望所有老師、學生跟家長一同支持。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韓仕賢也強調，金融業工會已決議通過參與連署，願跟各行各業一起推動，讓執政黨知道「罔顧民意會自嘗惡果」，金融業工會將透過與客戶接觸的機會進行宣傳徵求擴大連署。

昨日時代力量和社會民主黨先後表示將放棄自己的公投提案，全力支持勞公盟的公投提案，對此謝毅弘表示樂見其成，但工會不會因此仰賴政黨，仍將通過學生團體、NGO，以及工會系統的力量衝過30萬份門檻，同時也希望時力跟社民黨拿出真正的力量共同推動。

公投提案組合 by coolloud on Scribd

交通部今日（3/21）邀集運輸業勞資雙方討論「例假七休一調整需求」，運輸業工會在入場開會前召開記者會表達強烈反對，痛批客運和貨運產業違法情形氾濫、司機過勞成災，主管機關交通部卻漠視不管，還想為違法的企業「慣犯」開解套的後門。會議上也因勞方堅拒鬆綁七休一，並未達成共識。

《勞基法》新制今年（2018）三月上路，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和勞動部通過指定的行業可鬆綁「七休一」規定，資方得在七日內挪動勞工例假，要求勞工連上12天班。目前包括水電燃氣業、製造業、旅行業等12種行業已獲勞動部通過鬆綁，媒體業和運輸業則積極表達鬆綁需求，日前NCC也邀集廣電媒體勞資雙方研商放寬七休一。

今日交通部則邀請運輸業的勞資雙方討論客運業及貨運業放寬七休一，遭工會痛批「幫違法慣犯解套」。臺灣汽車貨運暨倉儲業產業工會總幹事王浩表示，只要搜尋勞動部「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系統」內違法的貨運及物流業，即可發現過去三年超時加班的公司高達77家，國定假日和特休被吃掉的將近20家，甚至還有29家沒有置備出勤紀錄。

王浩質疑，過去三年違法公司如此之多，主管機關交通部卻不加以處理，還想讓其適用七休一例外，「這不是讓台灣勞工進入地獄嗎？」他強調，客運和貨運產業都已過勞成災，若再開放七休一，會嚴重影響司機和大眾的交通安全，開會時絕不會為交通部背書，會堅決反對鬆綁七休一。

台灣汽車客運業產業工會理事張立宗也表示，客運司機已經人手不足，很多司機因休息時間零碎，實際上班時間超過15小時，他就曾早上5點半上班，晚上12點才回到家。上班時還曾因過度疲累，在高速公路邊開車邊昏睡超過兩三百公尺，質疑一旦政府再開放讓勞工連續工作12天，「出事誰負責？」

張立宗沉重地說，過去客運業發生過很多事故，希望政府學到教訓，勿放寬七休一幫資方合法解套，否則只剩下「勞資協商」這個機制，形同放任勞工被資方要脅。他強調，「我們只要求一個駕駛和乘客安全有保障的環境。」

今日會議也因工會強烈反對鬆綁七休一，勞資並無共識。交通部路政司副司長張舜清會後接受記者採訪表示，今日會議只是蒐集意見，沒有做最後結論，之後會給勞動部什麼意見會「循程序再做處理」，未正面回應是否同意鬆綁。

對於工會批評交通部漠視運輸業違法情形，張舜清則表示，違反《勞基法》是由勞動部主管，但交通部同樣重視安全問題，後續會研議一些評鑑和配套機制，讓業者更配合工時和工資的規定。他舉例，交通部今年要求武陵農場櫻花季的客運業者須採輪替駕駛，就是為了避免駕駛過勞，「類似作法今年成效還不錯，會擴大去辦」。

嘉里大榮物流旗下的大榮貨運公司2月剛成立企業工會，不久就傳出工會會員遭公司主管關切，要求他們退出工會，甚至有工會幹部莫名遭其他員工打傷，今日（3/22）大榮汽車貨運企業工會接連到嘉里大榮總部和交通部陳情，呼籲大榮停止打壓行為，並和工會進行勞資協商。

大榮汽車貨運員工2月5日成立企業工會，希望和公司協商正常的肇事管理辦法、薪資透明化、提高底薪和改善工時過長等事項，3月13日收到桃園市勞動局寄發的立案證書，但隨即傳出遭公司關切和打壓。

大榮汽車貨運企業工會理事長陳凌德表示，工會領到證照後，主動告知公司工會成立，但公司主管卻當面要求員工退出工會，甚至撥電話給會員要求退會，造成幹部和會員極大壓力，不願參加工會活動。陳凌德說，目前已有五個以上的工會成員透露有退出幹部和會員的打算。

陳凌德也提到，在工會領到證照後，還發生有工會幹部在工作場所遭同公司的員工打傷的情事，雖不確定原因，但質疑和工會成立有關，該名幹部也表示畏懼，希望退出工會。

今日大榮工會偕同台灣汽車貨運暨倉儲業產業工會到嘉里大榮總部樓下抗議，指大榮貨運公司是嘉里大榮百分百持股的子公司，且大榮的總經理、副總經理和經理等主管皆由嘉里大榮派任，呼籲嘉里大榮注重自身聲譽，要求大榮停止打壓工會成員，並和工會進行勞資協商。

工會隨後也到運輸業的主管機關交通部遞交陳情書，希望交通部督促嘉里大榮合法經營，勿打壓工會。此外，工會昨日已向勞動部裁決會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盼裁決會做出保障工會權益的判決。

在希拉蕊的競選回憶錄《發生什麼事？》一書中，她寫道，為所有美國人提供無條件基本收入（UBI）的想法「使她著迷」。考慮到她毫無激情的競選活動，她解釋說，雖然她想在競選承諾裡納入UBI的點子，但卻「沒辦法讓收支平衡」，所以她放棄了這個主意。

她的計畫叫做「屬於美國的阿拉斯加」（Alaska for America）。這裡的阿拉斯加指的是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PF），該項計畫在1982年成立，每年都為阿拉斯加州的公民提供石油收入的年度分紅。這項想法在六零年代中期相當風行，曾經由尼克森總統在美國全國範圍內實施。美國的研究人員曾在紐澤西州進行了大規模的實驗，加拿大在七零年代中期也曾在溫尼伯市進行過研究。當時，該提案在歐洲大陸和北美曾引發激烈的辯論，但數十年過後，支持者卻緩慢且穩定地減少。保守派對九零年代福利改革下出現的「工作『福利』」（workfare）與「活化勞動市場」（activation）政策的偏好（主要是由克林頓總統主導），將基本收入變成了烏托邦式的夢想。

但UBI隨著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的關注，在過去數十年以來，此一想法獲得了新生。事實上，UBI更已經成為許多社會運動與政府的議程。對於UBI的兩位主要支持者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與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來說，「不斷增長的不平等、自動化的新浪潮，以及對生態極限更敏銳的認識結合在一起，使得UBI在世界上吸引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芬蘭的右翼政府正在測試，是否能夠用分配給所有芬蘭公民的基本收入，取代部分的失業救濟制度。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自2017年夏季開始就實施了一項大規模的實驗。在歐洲，荷蘭有最完整的UBI計畫實驗，某些市政府正在測試該計畫對受益人的影響。而在法國，不幸落選的社會黨總統候選人阿蒙（Benoît Hamon）也將基本收入列入他的關鍵施政措施中。

全球各地的政黨都在公開討論對每個公民分配無條件收入的想法。不論是政治光譜的哪一邊，都指出了不同的假設性優點：右派讚揚UBI能夠擺脫過時的國家官僚體制；左派則以為UBI能夠根絕貧窮。

某種流行的觀點是，一旦出現了「自由」且「具社會意義」的基本收入，那些還在用階級或工業革命等老套行話思考的人，將會與充分體察到「知識經濟」造成經濟與社會深刻變革的人們分道揚鑣。對後者來說，充分就業只是烏托邦式的幻想，穩定就業也只是過時的盼望，而落伍的雇傭勞動制度，例如社會安全、工會等，都已是陳腔濫調，並對社會進步與個人自由造成了阻礙。對於激進左翼「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t）1理論家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和威廉斯（Alex Williams）來說，基本收入構成了「後資本主義」的退路。而自稱為「企業家」的巴恩斯（Peter Barnes），他出版的《給所有人的自由與分紅》啟發了希拉蕊，並在書中認為UBI可以創造「更均衡的資本主義——我們可以稱之為『人人都可入股分紅』（everyone-gets-a-share）的資本主義。」

針對UBI的研究、試驗與辯論正在倍數增長，使得UBI再度成為「時機成熟」的概念。

矛盾的是，UBI似乎是種危急時刻的需求，在社會退步與緊縮的時刻揮之不去。隨著政治風向轉向右翼，社會運動處在守勢之中，UBI反而大有斬獲。社會收益越是看似高不可攀，UBI就越有道理。植物學家或許會將UBI稱之為「生物指標」：它標誌了新自由主義的進展。在新自由主義轉型後被破壞得越嚴重的地方，對基本收入的支持程度越是增加。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UBI並不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替代選項，而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投降。事實上，最普遍形式的基本收入，將會使得勞動力普遍地變得不安定，同時擴大不穩定就業的市場範圍——正如同矽谷科技業的「上師」們所希望的那樣。

左翼基本收入的不可能

UBI在經濟上是否可行，雖然基本上是個技術問題，但對於確定其政治特徵來說至關重要。這是因為UBI的效果取決於分配的金額與實施的條件。

斯尼切克和威廉斯在加速主義者的宣言〈發明未來〉中寫道：「UBI的真正意義在於它推翻了目前存在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權力不對稱。」UBI的確立將能夠使工人「選擇是否要工作⋯⋯UBI因此解除了僱傭勞動的強制性，部分地除去了勞動的商品性質，也因此轉變了勞動與資本的政治關係。」

但作者們堅稱，為了達成UBI上述的效果，它「必須提供足夠的收入來維持生活」。倘若支付金額不足使人們拒絕工作，UBI將可能降低工資，並創造更多「屎缺」。

儘管規模與實施條件非常重要，但是大量試圖建立UBI制度的文章（包含斯尼切克和威廉斯的著作）都非常少討論這套制度的具體細節。許多基本收入的好處，只有在每月提供豐厚的金額時才能達成，這代表中等或微薄金額的版本將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

斯坦丁（Guy Standing）是英國基本收入的先驅，目前則為低金額版本辯護。為了推進他的提案，斯坦丁找上工黨智庫「指南針」（Compass），後者透過數個微觀模擬實驗，以評估在英國背景下實施UBI的效果與可行性。指南針的研究表明，任何基本收入計畫都存在取代現有的、經濟資格限定的福利的風險：這種「完整計畫」的最簡單版本是，每月給予每個成人392美元（約新台幣11,450元），並廢除既存、經濟資格限定的福利制度。這項計畫產生了毀滅性的結果：兒童貧窮率將提高一成，養老金領取者和勞動人口的貧窮率也分別提高了4％和3％。

指南針同時分析了另一項「修正計畫」，即為達到工作年齡的成人提供每月基本收入284英鎊（約新台幣11,715元），另外提供給其他人較少的金額，並且在實施基本收入的同時不取代多數既存的社會計畫。然而，正如同收取稅收的情形，在計算受益人參與這些計劃的資格時，UBI將被算成收入；這種「附加」的結構使得UBI比其他方案更便宜，因為大部分的開支都包含在既有的社會支出中。但這樣一來，也將抑制窮人淨收入的成長。儘管如此，這個版本的總成本（所需要的額外稅額總和），是1,700億英鎊，或者說英國GDP的6.5％，這正是當前斯坦丁推動的版本。

儘管財政上的投入（英國GDP的6.5％，或幾乎是美國目前花在軍費上的GDP數額的兩倍）將帶來新體系的實現，但結果卻非常讓人失望。雖然兒童貧困率從16％下降到了9％，但勞動年齡的人口貧窮率卻只下降不到2％（13.9％降到12％），養老金領取者僅下降1％（14.9％降到14.1％）。組織起來的大筆資金對貧困只產生有限的作用，也並沒有給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帶來特別的好處。正如同經濟學家高夫（Ian Gough）所說，UBI的想法看似一個「強大的新稅收引擎」，卻只「推得動一台小推車」。

我們若認為任何已開發國家只需要1％的GDP就能終結貧窮，那麼此一事實將更加顯著。針對所有失業者（不論其家庭結構中的地位）發給的個人失業救濟金（金額設定在貧窮線，即每月約新台幣35,060元），不只將使所有人擺脫貧困，還會結束「工作『福利』」政策，挑戰家庭結構的規範層面，並從根本意義上改變勞動力市場。所有這些的開支，比UBI所需的經費少了約六到三十五倍的費用。

同樣的批評適用於范‧帕雷斯的中等版本。范‧帕雷斯是基本收入全球網（BIEN）的創辦人之一，該組織自八零年代中期就開始持續推動UBI。范‧帕雷斯要求應有600歐元（約新台幣21,620元）的「基本」收入。類似斯坦丁的版本，它完全沒有增加既存的社會收益。在類似比利時這樣的國家，范‧帕雷斯的計畫將造成超過GDP的6％以上的成本，但比利時已經存在高度的社會支出與福利水平——而這是一套無法增加絕大多數仰賴社會服務的人的微薄收入的系統。對一項常常被認為具有「革命性」的措施而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試行UBI的過程中，芬蘭載明其「主要目標」在於透過激勵人們「接受低薪與低生產力的工作」以便「促進就業」。

當然，我們或許可以追求一個更大方的版本，更接近反資本主義者或加速主義者的提案，就好比法國經濟學家穆立-普東（Yann Moulier-Boutang）的提議，他的版本的UBI建議每月給付每個公民1,100歐元（約新台幣39,580元），作為現有福利的外加。

在法國，這將帶來8,710億歐元的支出，佔GDP的三成五。當法國社會黨智庫讓‧若海斯基金會（Fondation Jean Jaurès）估計每月1,000歐元的UBI帶來的財務影響時，它估計UBI計畫將會用掉現存所有的社會支出，包含退休金、失業與社會援助等，更要用到國民教育與健康保險的預算。簡單來說，這個版本的UBI可能很難見到明天的陽光。

穆立-普東自己也承認這點，他寫道，儘管「還必須要製作詳盡的資產負債平衡表，⋯⋯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有的所得稅體系，只能夠為這項計畫實行的一小部分提供資金。」為了解決這項問題，穆立-普東建議透過5％的金融交易稅取代現存稅收制度（包含累進所得稅），他將此舉稱之為一種「財政革命」，將可以「減少預算赤字」，同時又「保持目前的社會水平支出，並增加871億歐元的UBI資金。」

穆立-普東神奇的計算聽起來很誘人，但金融交易稅永遠不可能收到如此大的數額。雖然金融交易的總量龐大（目前約為GDP的十倍），但這正是因為金融交易的稅率並非5％。由於金融交易通常是為了實現低達百分之零點幾的套利所進行，因此若是我們採用穆立-普東提議的單一稅率，金融交易將會停止。相較之下，「托賓稅」（Tobin tax）是目前唯一嚴肅考慮的金融交易稅，通常預計最多為0.05％至0.2％（比穆立-普東的建議小一百倍），其專門設計用於減少投機（也因此包含交易）行為。

除非減少其他事物的資金投入，否則沒有任何經濟體能夠給付慷慨的基本收入。我們要不是採用影響力高度可疑的最低限度版本，要不就得消除所有其他的社會支出，並在實際上創造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的天堂。面對這些事實，我們應該質疑UBI的合理性，正如馬丁內利（Luke Martinelli）說的那樣：「付得起的UBI是不夠的，而足夠的UBI是付不起的。」

在我們徹底改變我們的經濟前，我們不能夠在國家已經花費了一半以上的GDP的情況下，再支出一項得花費三成五GDP的措施。顯而易見的是，要建立充足水準的UBI，必須先打破資本主義的權力關係，這意味著將UBI視為社會改革的「手段」，根本是無稽之談。事實上，許多基本收入的辯詞都可以被歸類為格斯（Raymond Geuss）所稱的「非現實政治哲學」（nonrealist political philosophy）：也就是從現實世界與真實人物的完全抽象中所形成的觀點，更徹底「脫離現實政治」——就像是把羅爾斯的正義模型當作發想靈感的范．帕雷斯等人。

如果UBI開始成形，目前的權力關係將有利於那些具有經濟實力，並想透過弱化現存社會保障制度與勞動力市場管制而獲利的人。誰來決定給付的每月數額？誰來決定UBI的規則與條件？在今天的權力關係中誰會得到好處？顯然不會是工人。

工作的危機？

談到工作時，范‧帕雷斯喜歡引述醫師凱伯（Jan Pieter Kuiper）的話，後者在七零年代發起了關於荷蘭基本收入的辯論，凱伯認為：「有些我的病人是因為工作太多而生病，有另一些則是因為無法找到工作而生病。」這個矛盾貫穿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並激勵了范‧帕雷斯和他的許多追隨者。

UBI將創造一個這樣的社會：「那些工作太多的人⋯⋯將會少點工作，以免厭世、又可以喘口氣，為新工作再充電，或是照顧他們心愛的人。因此釋出的工作則可以交由別人進行。」也就是說，UBI的目的不在「減少工作，因而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工作」，這正是傳統的工人運動所爭取的，UBI反而是讓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時間選擇做多少工作，支持者將其視為獲得更和諧的工作分配的方式。這個目標看似明智，但其實也帶來了不少疑惑。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UBI可能會造成激化雇主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ottom）趨勢的風險。

今日的勞動力市場有高度分層的現象：某些人可以取得好工作，但同時另一些人則面臨嚴酷的競爭，他們只能謀得不安定、不穩定的工作。微薄或者中等的UBI（因為金額太低，人們無法拒絕工作機會）可能會使最沒有競爭條件的人陷入更加嚴峻的危險處境。正如馬丁內利所說：

這類工人沒有退場的選項，又因為他們處在相對於雇主來說的弱勢談判地位，這意味著如果其他工人因為無條件給付而願意減少他們的工資，基本收入最終可能會惡化弱勢工人的微薄工資與貧窮處境。

馬丁內利強調：「基本收入有『強化低薪問題，並補助那些慣老闆』的危險，還可能造成爛工作爆增。」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有好工作的人將可以繼續過著充實美滿的人生，再額外加上UBI的補助；與此同時，其他人卻必須要把UBI和一份或好幾份爛工作的低薪合起來才能過活。也就是說，UBI不會試圖幫助那些沒有工作的人立刻拿到一份工作，或是改善他們既有的工作。顯然，所有證據都表明這項提議只會幫倒忙：UBI就好比戰爭機器，將會造成工資降低與不穩定工作的增加。

基本收入的這一個面向並不新鮮：這也解釋了為何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為何會提出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2形式的UBI。相對於在失業問題上低估工資角色的凱因斯（John Keynes），斯蒂格勒在1946年的知名論文〈最低工資管制的經濟學〉中主張最低工資將會降低就業率。他呼籲政府應該廢除最低工資的管制，如此一來，勞動者就能夠接受不超過市場價格的工資。

斯蒂格勒的負所得稅將可以使收入成長到特定的水平，並使得工人可以接受低薪工作，卻同時能擁有在貧窮線以上的生活。事實上，這套系統保證了工人的最低收入，而不會影響到工資的價格。正如弗里曼在1956年提到的那樣，這套計畫「在通過市場運作的同時，並不會扭曲市場或阻礙其運作」，正如同當時凱因斯的計畫所做的那樣。

至今，人們仍常常在UBI的倡議者那兒看到他們用上這類新古典主義者關於就業的陳腔濫調。例如，我們只能對范‧帕雷斯和范德波特在他們最近出版的《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一書中的可疑論斷感到驚訝，像是「在薪資水準受到最低工資管制、團體談判和慷慨的就業保險的嚴密保障之下，其結果往往導致大量的職缺流失。」

我們不應該從下述前提出發，即過高的工資會擾亂經濟的最優均衡，並導致失業。這正是我們應該積極挑戰的念頭。實際上，近來的研究大大地顛覆了這些主張。與新古典主義的預測相反，稅收運作最健全的國家就業率最高，因為所得稅為社會服務提供了經費，進而促進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對婦女來說）的參與率。

誰來工作？

讓我們想像一下，或許在帳面數據上，我們可能可以建立一個夠高的UBI，並讓我們所有人都不必工作。假設我們可以擁有這種大方的基本收入，並且仍擁有強大的福利國家，這必定會顛覆目前的整個局面。然而，這個烏托邦的存在卻必須要仰賴兩個有問題的假設。

首先，UBI的烏托邦假定失業的人不想工作，或是同樣樂於接受慷慨的每月支票。但要是這是錯的呢？「我們應該減少對工作的依賴，而不是爭取就業」的說法，並沒有考慮到多數人是想要工作的。阿克曼（Seth Ackerman）也批評，這種說法認為失業者的絕望形同虛假意識，而這種虛假意識可以透過呼籲大家不工作破除。

這種說法只是對工作議題的錯誤闡釋。關於工作，更深刻的思考層次在於：工作並不只是賺錢而已。這不只是種「工作狂意識形態」（pro-work ideology），而且還是以大規模分工為基礎的社會中的客觀條件。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為集體的生產自我付出，這個社會對收入和工作有著一定的分配方式。人們顯然擔心收入的不平等，但他們不也擔心工作的不平等嗎？這正是阿克曼的看法，「只要社會再生產需要異化勞動，總會有要求每個人擔起平等工作責任的社會需求，並讓那些（不論任何理由）能工作卻不工作的人感到不安。」

這也就是為什麼普遍的工作保證以及減少工時仍是任何左派政治的最重要目標。減少全體工人的工時，不論政治上或社會上來說，都比創造更多社會分隔的失業工人群體更可取，因為後面一種狀況會對就業者造成嚴重的後果。不難想像的是，這種情形會如何在工人階級之中造成分裂——正如同過去數十年來的狀況一樣。

其次，這樣「烏托邦」式的UBI造成了關於如何分配工作的問題（也就是關於分工的問題）：我們如何在一個我們可以選擇不工作的社會中，確定工作的分配？在資本主義之下，分工以殘酷的手段固定下來，將大部分人口貶低到艱難、低薪，卻對社會具有高度價值的工作裡。相對之下，「烏托邦」式的UBI單單假設了一個從工作的需要中解放的社會，個人慾望的自發性組合將有助於社會分工的正常運轉，也就是說，個人有了全新的自由去選擇什麼是他們想做的，而這將會自動地產生完美運作的分工。不過，這個期待只是個假設且尚未被證明。

若要設想一個工作分配不再被強制決定的社會，那麼我們將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作本身。而為了讓工作變得更具有意義和吸引力，對於工作的重新思考將只會指向解放的方向。在工作具有深刻的不平等本質的社會裡（不只在工作分配，也在工作內容裡），轉變這個本質已是最基本的任務。

給錢了事，還是去商品化？

除了討論可行性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外，我們必須提出更根本的問題：35％的GDP的最好用法就是發給全體人口每人1,100歐元嗎？難道對抗資本主義的最好方式不是限制其運作的範圍嗎？與此相反，建立基本收入後，將只容許讓每個人參與在市場裡。

我們當前的經濟危機已不只是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雖然不平等最受關注，但這只是資本主義的次要特徵。資本主義最顯著（但也是最激烈）的成就之一，就是它使得市場交易成為我們獲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手段。如此一來，資本主義將金錢轉換為幾乎是唯一有效的交換媒介，並使得大多數人必須依賴資本，強化老闆與工人間根本的不對稱權力關係。這種深刻的不平等關係透過強大的經濟力量對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不只使得勞動領域的人們居於從屬地位，更將其排除在外。

在十九世紀末，左派人士非常理解這個問題。福利國家試圖限制市場與經濟力量可以運作的範圍。倘若工業化造成只有所有權人擁有充分的物權，社會安全與失業保險制度也就因此建立起來了，這也就是卡斯特（Robert Castel）所謂的「社會所有權」（social property），標誌著「國家的新功能、權利的新形式，以及財產的新概念的出現」。正如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 H. Marshall）的解釋，平等不可能「不透過限制競爭市場的自由」，或是不透過開放免於市場需要的社會化空間而實現。換句話說，對左派而言，市場擴張的經濟後果（同時也是政治的與文化的後果）絕不可能與質疑市場本身的運作邏輯分開看待。

雖然上述觀點在自七零年代早期以來受到劇烈的挫折，但卻仍提供了我們一個與當前新自由主義共識截然不同的觀點。其終極目標不在於讓競爭更加「公平」、更少「歧視」或更不受「規範」。相反地，它的目標是縮小競爭存在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自由並不代表進入市場的能力，而是減少其運作空間的能力。

希拉蕊說得對，她的確低估了「遠大理想」的力量。但這不意味著UBI就會是我們需要的遠大理想。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戰後的解放性遺產。二戰後建立的制度性工作型態並不只是穩定或緩和了資本主義。它們是真正的民主與和平的社會要素的雛形，在這樣的社會中，市場不會佔據當前其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根據過去的經驗，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柯賓（Jeremy Corbyn）近來的成功，可能代表通往社會主義政治的復興的大門正逐漸敞開。

烏托邦並非難以企及——反而比我們想得更唾手可及。

• 1.【譯註】加速主義是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一支，他們認為技術進步是推動世界發展的關鍵因素。他們批判傳統左翼對於技術發展的忽視，同時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技術進步的阻礙。他們的主要目標不在於反對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而是解放前端技術所蘊含的生產力。
• 2.【譯註】負所得稅是指對所得稅設定一定的免稅門檻，收入在免稅門檻以上必須繳稅；收入在免稅門檻以下，不但不需繳稅，還可以獲得與收入成一定比例的額外補貼。2008年馬英九曾一度提出「勞動所得退稅補貼」的政見，事實上也是由負所得稅的概念而來。

面臨迫遷的板橋大觀社區居民今日（3/24）舉行「迫遷橫行，大觀恨行」遊行，數十人從退輔會出發，途經國有財產署，一路走到行政院，抗議民進黨政府拒絕和居民協商適當的安置和補償方案，更打算在四、五月強拆大觀社區。自救會在政院前焚燒蔡英文的競選圖騰，和前來聲援的民間團體共同宣示將捍衛家園到底。

大觀自救會下午展開長達五公里的苦行抗爭，包括反台南鐵路東移自救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團體都前來聲援參與。由於遊行隊伍全程走在忠孝東路的車道上，沿途高喊「土地正義，粉碎迫遷」的口號，引起許多路人注目，警方則數度舉牌警告遊行群眾違反《集會遊行法》，揚言蒐證後提告。

遊行開始前，大觀自救會先集結於退輔會前抗議，直指大觀社區土地的經管機關退輔會是「迫遷兇手」，始終不願面對大觀社區形成的歷史脈絡和政府的政策疏失，反而在2008年逕自向居民提起拆屋還地訴訟，使他們背負數十萬乃至百萬的「不當得利」罰款和債務，後續更面臨流離失所的困境。

居民湯家梅痛訴，大觀居民動輒背負幾十萬的不當得利，叫他們這些經濟弱勢怎麼還得起？她也說，她居住的地方只是一個「狗窩」，政府卻連她的住處也要拆掉，還提不出適當的安置和補償方案，根本是逼他們無法生活下去。

大觀社區居民隨後遊行到國有財產署，自救會成員唐佐欣指出，國產署配合國民兩黨開發土地獲取利益的需求，制定《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成為製造、加速迫遷非正式住居的劊子手，政府機關由此可以透過訴訟向居民追討鉅額不當得利，如退輔會就是「依法」對大觀居民提告，導致居民陷入經濟困境。自救會痛批，國產署根本是「國恥署」；國土「活化」成為政府幫財團疏通的搖錢樹，受害的卻是原本居住在土地上的人民。

大觀居民遊行抵達政院時，政院前已布置層層拒馬蛇籠和警力，居民欲將送給政院的匾額和布條貼於政院大門，卻遭警察阻擋，而和警方發生一陣激烈的推擠衝突。最後居民和聲援團體在政院前焚燒蔡英文「點亮台灣」的競選圖騰，抗議蔡政府點燃全台的反迫遷烽火，誓將團結「粉碎迫遷」。

大觀自救會成員鄭仲皓強調，接下來的抗爭絕不會「只是燒燒小紙張而已」，如果政院、退輔會對居民訴求繼續顢頇不理，大觀社區的抗爭強度一定會更高。來聲援的反南鐵東移自救會會長陳致曉也嗆聲，「如果大觀社區被拆，所有土地運動團體都會和政府拼命到底！」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今日（3/27）審查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案和新竹公道三開闢道路徵收案，兩地居民和民間團體至內政部陳情，希望徵收能排除爭議區域，讓居民免於拆遷。不過，都委會最後仍審定通過兩案，確定都市計畫內容，未來將進入土地徵收審議程序。

內政部營建署今召開都委會大會，審查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案和新竹公道三開闢道路徵收案，當地居民和台灣人權促進會等民團在入場開會前先召開記者會，表達反對土地被徵收的心聲，並演出「土淹居民」的行動劇，抗議政府長期濫行徵收、炒作土地，壓得人民喘不過氣。

桃園航空城居民呂理坤表示，他住在位於航空城計畫區邊陲的「宏竹里、三塊厝」地區，距離跑道遙遠，去年（2017）內政部的「再公展版」計畫已將這個地區共127公頃剔除，顯示根本沒有徵收必要，但今年2月的聽證會卻又討論要納入，呼籲政府不要浮濫徵收民地，應剔除這127公頃。

同樣位於航空城邊陲，居住在水尾地區的居民戴香妹也表示，希望水尾地區能被剔除在徵收範圍外。環境法律人協會專員楊品妏指出，水尾地區不同意區段徵收的比例很高，且其本就屬於「南崁都市計畫」的範圍，即使不納入航空城範圍、不進行徵收也可獲得發展，她批評桃園市政府以水尾地區要蓋捷運站為由納入航空城，但不納入同樣也可蓋捷運站，對居民的侵害也較小。

桃園市長鄭文燦今日也親自出席都委會，他發言時表示，爭議區域還可以再做討論，但拖愈久爭議愈大，希望航空城計畫盡快定案。

此外，新竹公道三（竹光路延伸銜接至景觀大道）開闢道路徵收案也引起部分居民抗議，居民李淑芬不滿地表示，新竹市政府為了建設直線的公路，要徵收他們這些住戶的土地，但其實市府大可沿著既有的公有地來建設一條彎路，卻以交通安全為由不願捨直取彎，令她難以接受。

不過，也有新竹當地居民在會議上表示，多數當地住戶都贊成公道三的直線方案，他們的土地雖然被徵收，但認為這是「重大合理的交通建設」，也願接受市府提出的配套方案。新竹市政府都發處代表則表示，若「捨直取彎」，付出的成本將由整個社會承擔，強調直線優於彎道方案，絕對會用市價徵收，對居民做好安置和租金補貼。

今日會議在下午結束，都委會決議「新竹公道三」採直線方案通過。桃園航空城的部分，則決議剔除127公頃，維持去年的方案；水尾地區則因桃園市府在車站方面的需求，所以沒有剔除，但未來不會馬上徵收，會視實際狀況對合法建物作原地保留。

內政部營建署表示，這兩案接下來將送內政部土地徵收小組，進一步對徵收計畫進行審議。

立法院一月底通過軍公教加薪3%，除公立高教人員調薪外，私校教師也應依《教師待遇條例》同步調薪3%，然而根據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調查發現，包括輔大、世新、文化大學等10間私校仍未依法調升學術研究費，高教工會呼籲教育部盡速介入督促私校，並對違法學校開罰。

蔡英文政府宣布實施軍公教調薪3%後，高教工會針對私校是否落實調薪3%進行調查，今日（3/28）公布各私校教師回報與工會複查的調查結果，指出至少有10間私校未依法調薪，包括輔大、世新、文化、真理、大同、亞大、開南、佛光、高苑科技大學和正修科技大學等校。

高教工會秘書長、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陳政亮表示，違法的私校如世新、輔大都是招生良好、歷史悠久的學校，財務也沒問題，調薪對世新來說人事費用僅增加五百萬左右，並無困難，但董事會仍用各種理由拖延搪塞。他批評，校方拒絕調薪形同苛扣教師待遇，恰好與其「延攬人才」、「改善教學品質」的口號自相矛盾，教育部應立即去函要求這些學校依法調整。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指出，《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明文規定私校教師薪資「準用」公校，此次是《教師待遇條例》施行以來第一次調薪，政府一定要依法要求私校比照辦理，否則就是縱容私校違法侵犯六成大專教師的權益。他也認為，若教育部真的有意達到「延攬高教人才、提升青年學者待遇」的目標，落實加薪政策只是最基本的第一步。

此外，工會今也公布15間依法調升學術研究費3%的私校，其中包括東海、淡江、逢甲、靜宜、華夏科技大學等校。華夏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王順德表示，華夏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學費和教育部補助，年度收支僅能打平，但校方還是願加薪3%，質疑其他財務更佳的私校何以不能？他也提到，華夏有過半教師加入工會，能在加薪上給董事會壓力，所以學校對教師權益也較尊重。

林柏儀表示，工會將在五一勞動節前，公布第二波私立大專調薪狀況的「普查」，呼籲各私校立刻依法調整，並補足累積缺額，教育部也應依法開罰，「希望下次普查公布時不會再有私校老師成為法令的孤兒」。

3月1號開始，民進黨政府推動的《勞基法》修惡版本正式實行上路。這個號稱「過勞死版」的《勞基法》，並不能使本外資本家感到完全滿意。商總理事長賴正鎰表示工人的加班費還是太高，美國商會亦表示仍有九成會員感到《勞基法》「彈性不夠」。顯而易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島內資本家將再一次推動民進黨政府對全台工人做出攻擊，企圖進一步鬆綁勞動權益法律。工人們不能坐以待斃！

在經歷了反《勞基法》改惡抗爭的失敗後，各工會及勞工團體成立了「勞權公投聯盟」，準備收集連署發起公投，要求廢除《勞基法》改惡並討回七天假，期望能動員更多群眾組織起來，一同反擊民進黨政府將近兩年來對於工人們的打壓。這場公投有可能與今年底的大選結合起來，揭露支持《勞基法》修惡的候選人的醜惡面目。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支持公投運動，並會投入其中建設群眾運動，因為勞權公投運動可以是建立挑戰台灣資產階級政府的全國群眾鬥爭的開始。現在公投運動需要在8月之前蒐集到30萬份的公投連署書，才能成案。我們呼籲每一位讀者加入連署與鬥爭的行列，一同建立群眾性的公投運動！

群眾組織與鬥爭

社會主義者理解到，公投只是工人階級可以運用的鬥爭機會。但資產階級的選舉並非真正的民主，工人階級在當中沒有天然的優勢，必須依靠積極行動才有可能打贏這場硬仗。不僅是在公投成案前後，民進黨與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媒體在起初會極力淡化此事，邊緣化公投運動，當運動形成力量並威脅他們時，他們則會動用宣傳機器進行抹黑，以確保《勞基法》修惡不被取消。

即便公投選舉獲得勝利，民進黨政府也將可能不斷拖延落實，更甚至會暫時做出退讓，然後在運動退潮後重新推出打擊力道更大的《勞基法》修惡（資本家們的各種輿論恐嚇亦將蜂湧而出，來迫使群眾接受再一次的《勞基法》改惡）。單單憑藉公投本身是不足以挑戰民進黨政府及資產階級的反工人攻勢。工運需要更具戰鬥力的行動才能成功。

建設公投委員會

公投的票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中建設群眾運動。我們需要在各社區、學校、工廠企業，建立基層的公投委員會，將成千上萬的工人、學生組織起來，成為挑戰民進黨與資產階級的大軍。各個公投委員會可以通過選舉代表，由下而上串連為一個全國公投委員會，建設全國工人群眾鬥爭。

我們認為，勞權公投聯盟有責任在全國各地推動與協助建立群眾性的公投委員會，不僅是工會與NGO或學生社團可以參與其中，任何活躍投入工人鬥爭的個人與組織都將可以成為其中一員，民主且團結的共同建設群眾性的公投委員會。

公投委員會可以讓各勞權團體、工會、青年及工人作為討論的平台，民主決策運動的口號、策略和鬥爭手段，並組織宣傳行動、遊行集會，為公投運動造勢。公投委員會內部必須具備充分民主，讓基層參與者討論和決定鬥爭方向。這是它保有活力與爭取勝利的前提。

公投運動若要成功就需要升級鬥爭，以罷工罷課一天為開始，建設全國罷工罷課運動。而公投委員會將會是罷工罷課運動的組織平台。正如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在去年反《勞基法》改惡的鬥爭中所指出的：「現在單靠遊行、甚至是直接行動（例如衝撞官署和佔領）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和資本家作出重大的退讓，因此行動需要升級至罷工作為鬥爭手法。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在於其讓經濟得以運作的實力，而罷工可以癱瘓經濟運作，展示出社會是靠工人運作，而不是資本家，所以對資本家造成的實際威脅將比衝撞官署、佔領要大得多。」

左翼工人群眾政黨

全國公投委員會，將能成為建立一個左翼工人群眾政黨的跳板。近來關於籌組工人政黨的討論更趨公開，這是一個有助於強化工運的發展。但要建立一個獨立於藍綠之外的左翼工人群眾政黨，它的產地不會只是在辦公室的秘密討論中，或是字面擬定的綱領上，最重要的是在群眾鬥爭之中。當前公投運動正是與建立左翼工人群眾政黨連結起來的好機會。工運及社運分子可以在反《勞基法》改惡公投中面對廣大工人及青年，解釋建立一個左翼工人群眾政黨的必要性。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近兩個月持續在街上通過演說和刊物進行公開宣傳，而這是整個工運目前普遍所欠缺的活動。

即使在公投完結後，公投委員會可以轉化為工人階級的政治討論及鬥爭組織平台，持續向資產階級政府施壓。在面對下一波對勞權的攻擊時，這個平台可以運用積累起來的鬥爭經驗，再發起更有力的群眾運動。因此，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認為當前的公投運動的願景，不應僅止於「廢除勞基法改惡與討回七天假」，還要建設工人自己的黨！打倒藍綠財團專制！打倒資本主義！

教育部長潘文忠日前在立法院答詢時曾表示，3月底是教育部給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改善的最後期限，屆時若未改善將依法申請解散董事會。距離3月底只剩兩天，今天（3/29）上午，數十名亞太師生與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再赴教育部，批評教育部開給亞太的條件太過寬鬆，強調亞太師生將會抗爭到底。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批評，教育部聲稱會對亞太停招、開罰，但這根本無助改善目前亞太師生處境，「一間學校兩年間董事會不正辦學，學生在學校連餐廳都沒有，也無課可選，停招、開罰哪裡能幫到學生？」此外，教育部要求亞太將校產信託，林柏儀也批評是「打假球」，依據《私校法》第49條，私校不動產買賣本需教育部許可，要求財產信託並無實際增加亞太財產變動時的管制，教育部聲稱這是首例，其實只是模糊焦點。

亞太時尚系老師湯仁忠表示，2016年怡盛入主亞太後，1年8個月內就廢掉19個系，許多學生被迫轉學、休學或退學，「學生到底犯了什麼錯？」學生到新學校課程無法銜接，教育部也沒有協助或補償機制，學生的學習權就這樣被犧牲。

湯仁忠說，2月8日三方會談，要求亞太償還積欠老師的薪水，但亞太目前仍有39位總計1,000萬的欠薪未償還，40多位老師學分班的180萬元欠薪，以及學校職員247萬元欠薪。此外，年初因原校長高永光突然離職，校內要籌組校長遴選委員會，在3名教師代表產生後，董事會竟因不滿教師代表委員，拖延名單不予公告，並更改遴選辦法，把教師代表砍為一名，藉此「做掉」已經產生的教師代表。

原就讀亞太數位媒體系的林同學表示，因為亞太停掉數位媒體系，他被迫轉學到其他學校，學校沒有輔導轉學，還要自費參加轉學考才能轉學到他校。而且，轉學後才是惡夢開始，他原來在亞太修了80學分，到了新學校只被承認50個，許多修課時間都被浪費掉，轉到新學校後是三年級，立刻又要面臨畢業製作，原來的製作團隊被打散，可能因此無法畢業。他說，很多學生都是家境困難，甚至必須申請學貸，或者父母四處借錢才能讀書，為此只能休學先償還學貸，求助無門。

教育部技職司專委柯今尉出面回應表示，教育部要求亞太做兩項改善：償還教師欠薪、將土地校產信託，期限是3月31日，目前亞太已償還105年度的欠薪，但校產仍未信託。

柯今尉也解釋，《私校法》第49條確實已經規定私校校產買賣需教育部許可，但是，「你知道、我知道，別人不見得知道...」，柯今尉說，董事會如果是禿鷹，有可能偷偷跑去跟不知情的民眾變賣土地，簽合約拿訂金後來不能過戶，可能產生更多問題，信託直接把所有權人改為銀行，校方就不能覬覦校產，所以信託是必要手段。

對此林柏儀痛批，2月8日三方協商的結論，是要求亞太在3月以前不僅要償還105學年度的欠薪、針對106年度的減薪也要重新協商，此外，針對學生權益的受損也要提出補償方案，現在亞太只償還105年度的欠薪，對學生的補償方案也沒提出，「教育部根本是跟亞太套招！」

此外，林柏儀也表示，董事會覬覦校產根本無需變賣土地，「永達退場3年，校產資產至今已花掉3億，一個沒辦學的學校，每年行政管理費可以編列6千萬，教育部只要求財產信託，放任師生繼續受害，黃董事長（黃平璋）多開心呀！？」

林柏儀表示，亞太案是台灣青年與高教環境的試金石，許多私校都在觀望教育部將會如何處理，師生會抗爭到底，持續關切月底教育部是否會申請解散董事會，派駐公益董事。

近日頻傳托嬰中心、幼兒園虐童事件，使得家長們人心惶惶。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頭的一塊肉，看見照顧人員以如此粗暴、殘忍的手段對待毫無自我保護的孩子，相信看在每一位家長眼中都難免會有心疼和氣憤，進而擔憂自家小孩是否也會有相同的遭遇。

為了保障無法自我發聲的孩童有更完整的保護，有部分家長、民意代表與縣市首長認為，應在托嬰中心或幼兒園加裝「監視器」或「即時線上監控系統」，讓家長可以在家裡或上班時也可以隨時看見教保服務人員的照顧行為。

監視系統能解決問題嗎？幾起虐童事件都是有監視器的園所

只是，裝了監視器或即時線上監視系統就可以減少虐童事件的發生頻率嗎？事實上，最近幾次虐童事件所屬的幼托照顧機構幾乎都有裝設監視器，虐童的影像都是來自於監視器的畫面。而即時線上監視系統也是部份私立幼兒園，長期就有的裝置，如，2015年12月底發生於彰化縣私立正大幼兒園的教保員施暴事件，家長就是透過教室的遠端監控系統，看見教保員的施暴過程。

可見，監視系統的裝設似乎並未減少機構虐童案件的發生，或許我們應該要問的是，為何現場教保員明知道有這些監視系統的存在，還是發生了對於幼兒施暴的行為呢？這確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背後原因很複雜，有可能是來自於「個人因素」，如，教保員的人格特質、抗壓性、情緒管控能力、身心狀態、管教方式等等因素造成。

事發後只歸咎教保員個人，未見園方、政府之責

個人因素是每次遇到虐童事件發生最容易被歸因的部分，不論媒體、政府單位、學者專家總是聚焦在譴責、開罰當事人的失控行為，質疑其專業能力，把責任完全歸咎於當事人的「個人行為」，要求當事人離職，對當事人開罰，未來甚至要公佈姓名與吊銷資格。

這種殺雞儆猴的處理方式，最簡單、最快速可以平息眾怒，但從幼托機構虐童案件每年依舊不斷地再度發生，就可以知道如出一轍的處理模式並無減緩虐童事件發生的頻率。因為，這些事件真有這麼簡單都出自於教保人員的個人不適任？還是台灣整體的幼托環境，與政府的幼托政策存在著很多的問題，讓這樣的事件頻頻發生？

高壓力、高情緒的勞動環境與教保員的失控行為息息相關

也就是說，虐童事件可能存在的「外部因素」，往往是被社會大眾所忽略，也常常是政府不願意去面對的真正問題所在，例如，「教保人員的照顧負荷量是否合理」，相信有過照顧經驗的人都可以深刻體驗照顧是一件高壓力、高情緒的工作，在家裡光是照顧一個小孩，一天下來，父母親都會感到十分勞累。

目前法定照顧人力比，在托嬰中心每個托育人員要照顧5位嬰兒，在幼兒園每位教保員要照顧15位幼兒，這樣的法定照顧比對於照顧工作者已是相當大的負擔。然而，在高度幼托市場化的台灣，幼托機構以追求利潤為主，時常違法超收嬰幼兒，使得照顧負荷量高出法定照顧比許多。托育人員一個人照顧8-10位嬰兒，幼兒園的教保員一個帶二十多位幼兒是常見的現象，當照顧工作者如此被對待時，如何能期待不會產生失控的行為。

又如，「顧客導向的服務觀點」，在市場化講求競爭的幼托環境，顧客至上就成為服務指標，幼托機構會儘可能滿足家長所提出的需求，要求教保員延長收托時間，迎合家長對服務的期待，發展各種多樣性的課程和親子活動，使得教保員需付出更多時間、心力來設計課程、辦理活動，經營人際親師關係。這些來自外在勞心、勞力龐大壓力的累積，再加上常態性的超時工作，都可能使得教保服務人員由情緒隱忍至情緒失控，進而引爆不妥的照顧行為。

看不見政府對於制度性問題的改革魄力

這些由制度性問題所可能引起的照顧人員失控虐童問題，並不會因為處罰了教保員個人就會因而改善，而須透過中央政府去修改法令、制定政策，來嚴懲托育機構違法的行為，改善台灣高度市場化的托育環境；同時，地方政府應落實負責監督角色，加強平時突擊稽查，而不是流於形式的紙上作業，才有產生改變的可能性。

令人失望的是，托嬰中心的法定照顧比1比5，民間團體早在幾年前即建言衛福部社家署應下修，至今已開過好幾次討論會，但在托嬰業者壓力下，衛福部到現在並未有任何修法動作。而3月22日行政院通過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正草案」，對於超收幼兒、師生照顧比不符等違法行為依舊沒有提高對幼兒園的罰鍰，現行《幼照法》6千元至3萬元的罰額，與私立幼兒園超收幼兒的不當獲利相較之下根本沒有嚇阻作用1，而且還能有好幾次的限期改善，輔導再輔導，以至於超收幼兒、師生照顧比不符早已成為私立幼兒園的違法常態。

政府積極創造友善的教保環境，虐童事件自然會逐漸減少

幼兒的照顧品質優劣關乎的不只是幼托人員的專業能力、愛心、耐心，更重要的是他們在什麼樣的環境從事照顧工作，即使具有愛心、耐心的專業照顧工作者，長期被要求承載不合理的工作量，常態性的超時工作無法有充分的休息，就可能因為長時間在高壓環境工作而產生暴怒行為。

相反的，假如幼托機構可以給予幼托工作者合理的對待，足夠的人力配置，適當的工作量，成為幼托工作者的支援機制，這樣教保工作者就會有更穩定的情緒來從事教保工作。各級地方政府所應做的事，就是積極去創造如此友善的教保環境，虐童事件自然會逐漸減少，而不是每次被動等到媒體披露機構虐童事件後，才亡羊補牢。

以「做功德」的道德標準來要求照顧工作者，正暴露著政府長期漠視照顧工作者的專業與貢獻，幼托照顧工作不應僅僅被視為「愛」的延伸，而是整體社會須去正視照顧工作的血汗勞動環境與照顧品質是息息相關。監控無法解決照顧品質的低落，唯有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能友善互助，能體諒、包容彼此的處境和需求，建立起彼此尊重、信任的合作關係，這樣才能真正提升照顧品質，減低虐童事件的發生。

• 1.以2017年八月被發現超收61位學生的新北市新莊私立惠文領袖幼兒園來看，此幼兒園每位學童平均每月收費約12,000元，超收61位幼童一年即不法獲利8,784,000元，但依現行幼照法規定，新北市教育局僅能開罰9,000元，完全不成比例，根本無嚇阻作用。

明天（4/2）是台灣社工日，全台各縣市政府近日紛紛辦理各種褒揚社工的頒獎活動，然而多個社工工會今日反其道而行，舉辦「黯淡社工頒獎典禮」，揭露在風光政績背後，社福產業長年存在剝削基層勞工勞動權益的問題，工會在典禮上同步公佈針對社福產業的勞權調查，發現六都中高雄市的社工「工時最長」、「工資最低」，而台南市則是「回捐比例」最高。

社工節前夕的「黯淡社工頒獎典禮」

全台社工工會從今年（2018）3月15日起進行「台灣社會工作服務產業勞動權益調查」，蒐集了超過1千5百份問券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扣除薪資較高的公職社工後，社工平均薪資僅有3萬2,698元，實際平均工時達9小時40分鐘，且有21%社工被迫打8小時的下班卡，導致出現工時黑數，還有36%下班後得將工作帶回家做。此外，社福界常年有「回捐薪資」陋習，民間機構在承接公部門補助或服務委外案後，強迫基層社工回捐薪資，調查顯示，目前仍有約10%的社工被要求回捐，其中最嚴重的是雲林縣，有高達25%以上的社工都被要求回捐。

調查也指出，六都中工時最長的是「高雄市」，第二、三名則為「新北市」、「台北市」，非六都工時最長是「台東縣」；而六都中工資最低也是「高雄市」，第二、三名則為「台中市」、「台南市」，非六都工資最低是「台東縣」；至於回捐比例，六都回捐比率排名依序是「台南市」、「高雄市」與「台北市」，非六都第一名則是「雲林縣」。

此次調查中，高雄市在六都中「工時最長」、「工資最低」兩個項目雙雙奪冠，高雄市社工人員工時約每日10小時，月薪則在3萬2千元左右。高雄市社工工會理事長廖宜德表示，高雄社福界應該自我反省，呼籲高市府跟社福界雇主正視，「社工是社會的寶貴資產，若勞動條件繼續惡化下去，社工流動率將會不斷提高！」針對賴清德過去「做功德」的說法，廖宜德也表示嚴正反對，直批很多社福雇主都覺得社工應該有使命感，必須「自我犧牲奉獻」，政府的社政跟勞政單位應合作追查這種不良的社福機構，靠集體力量讓良幣驅逐劣幣，以提升社福界勞權與服務品質。

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沈耀逸指出，由於許多社工加班時數無法登錄，例如被要求把工作帶回家，在家打個案記錄等，導致部分工時很難呈現在報告中，變成工時黑數，社工勞權調查將持續進行到4月15日，完整統計分析後將再行公佈。

台南市社工工會籌備小組成員劉金鎮表示，「回捐薪資」是所有民間單位社工面臨的狀況，平均回捐數額達1至5千元，在台南市甚至出現有最高回捐8千元的案例，以台南市社工平均薪水3萬3千元為例，扣掉回捐後只剩2萬4至2萬6，他直呼社福產業是「赤貧救赤貧」、「社工也是案主，誰來幫我們？」

山隆通運司機呂智偉去年（2017）3月載運貨物途中腦幹出血，送醫急救一個多月後不治死亡，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安中心對事故進行調查，最後以「非屬職業災害」結案。但家屬不滿調查結果片面採用資方說法，提出呂員每月超時工作300小時的工時資料，主張他是過勞死，職安署遂重啟調查，但至今八個月遲遲未有結果，遭家屬抨擊有「官商勾結」之嫌。

山隆通運司機呂智偉去年3月上班時腦出血，疑似過勞死，但職安署調查後，認定呂員不具過勞要件、「非屬職業災害」，在家屬抗議下重啟調查，但調查多月仍未公布結果，家屬今日（4/3）在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等團體的偕同下到勞動部抗議，要求勞動部盡快公布調查報告，還給家屬公道。

同為山隆貨運員工、也是呂智偉的隨車助手的呂太太今出示她整理的每月工時紀錄，指出呂智偉發病前六個月幾乎都超時工作300小時，但公司提供給職安署的工時資料卻僅落在113小時到203小時之間，這是因為公司並未計入司機早晚理貨的「隱藏工時」，導致有100多個小時的落差。

呂太太說，職安署本來認定本案不符合過勞要件，是家屬提出異議後，職安署才重啟調查，但過了八個月仍無結果，她們等得非常煎熬，希望勞動部盡快公布報告，讓公司無法規避責任。

工傷協會秘書長楊國禎表示，山隆貨運的員工上下班卡都是公司幫忙代打，所以表面上符合正常工時，但實際上卻超時工作，包含大量未計入的理貨時間；他強調山隆司機的過勞狀況是貨運業的縮影，勞動部不僅應盡速公布調查報告，給家屬交代，也應全面勞檢貨運業，並考慮效法韓國，將逼迫勞工超時工作的雇主課以刑責，避免過勞事件一再發生。

職安署職災勞工保護組長許莉瑩回應表示，由於本案公司和家屬提供的工時資料差距很大，所以花費較長時間查證，過去八個月都在確認真實的工時狀況，目前案件已完成工時的調查，送給特約醫師評估，之後會撰寫醫學評估報告，4月底會有結果。

許莉瑩也澄清，職安署初次調查之所以認定沒有達到過勞要件，是因家屬未提供資料，後來家屬和協會補充資料才重啟調查，並沒有偏袒資方。她也表示，因調查須保持公正性，故相關資料還不能公開，但看目前完成的報告，「工時是介於公司和家屬聲稱的兩者之間」。

在場記者追問呂員是否有「超時工作」的情形，許莉瑩則不願證實，僅表示公司沒有核實記載出勤記錄，確定違反《勞基法》，「這有處理」。

許莉瑩也說，評估是否過勞，工時並非唯一要件，還要看勞工有沒有不眠不休工作，短期工作負荷和長期工作負荷是否異常，所以需要專科醫師來判斷。因腦心血管疾病得回溯前六個月累積的疲勞，也會看勞工前六個月的出勤狀況。

許莉瑩說，因本案罹災勞工是勞保被保險人，調查報告會送交勞保局，作為職業病核發給付的參考依據。

加班越多天，加班費反而領得越少？台灣鐵路產業工會今日（4/9）召開記者會指出，台鐵局為節省加班費，規定「常日班」人員若代班「三班制」超過三天，加班費將從一天3小時減少為1.2小時，導致加班越多反而領越少的怪象，台鐵產工諷刺台鐵局違法逼迫員工「做功德」，根本是「功德局」，呼籲勞動部說明並進行全面勞檢。

台鐵苗栗站站務員楊宜勳表示，車站的三班制人員休假時，需要常日班人員代班，一天可領3小時加班費，但鐵路局日前發函公告，若常日班人員在兩周內替代過三個工作班，一天就只能領1.2個小時加班費。例如，常日班人員代三天班可領9小時加班費，但代到四天班就只能領4.8小時加班費，加班越多反而領越少，楊宜勳直言「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台鐵產工秘書蕭農瑀認為，台鐵局此舉明顯是為了省加班費，逼迫員工做功德，已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呼籲台鐵局盡速改善。

請假一天扣1.5天假 工會批不合理

此外，台鐵產業工會也指出，台鐵存在「請假一天夜班要扣兩天假」的政策，即便日前北市勞動局和基隆市政府認定違法並裁罰，台鐵局提出的改良方案卻僅是改成「請一天扣1.5天」，質疑仍然溢扣請假時數，不當剝削台鐵員工。

台鐵產業工會理事曹嘉君表示，台鐵的日夜休輪班制和電子業類似，一個工作班都是12小時，但電子業不論請一天日班或夜班，都算是扣一天假，而台鐵員工請夜班時卻變成要扣兩天假，質疑同樣是跨兩天的夜班，台鐵員工卻遭受不平待遇。她也強調不接受台鐵局「請一天扣1.5天」的方案，「請假一天就該只扣一天假」。

台鐵產工理事長王傑表示，對於「代班加班費」和「日夜休扣假」這兩個問題，台鐵產工已送出全台勞檢申請，但許多縣市都還沒開始勞檢，而已進行勞檢的新北、嘉義都採取事先通知的形式，或未找提出申請的產業工會陪同。他強調，勞檢要檢查出違法事項，就應採取突襲性勞檢，呼籲勞動部長許銘春親自帶隊到車站勞檢，產工將奉陪到底。

美麗華高爾夫球場的罷工案剛剛落幕，又有高爾夫球業勞工發動罷工，這次是同樣位於新北市林口區的幸福高爾夫球場，該公司的企業工會今天（4/10）上午在球場外拉起封鎖線，開始合法罷工，要求公司承認雇傭關係、加保勞健保，未來兩天高爾夫球場內將有大型賽事，工會要求資方盡速出面協商，保障桿弟工作與勞權，否則不排除有進一步行動。

迫簽委任約 規避勞基法

幸福高爾夫球場是由佳福育樂事業公司經營，有別於美麗華工會組成多以球場內的場務為主，佳福工會則是由桿弟所組成。

佳福工會理事長葉孟連表示，桿弟在球場內工作，長期沒有勞健保、近年福利又不斷被刪減，公司還不願承認與桿弟的雇傭關係。去年（2017）3月工會成立，公司立刻打壓，強迫桿弟簽「委任契約」，不簽的人就停班，立刻失去收入，新北市勞工局經檢舉後雖有勞檢開罰，但許多工會會員已無法承受而陸續退出並簽下委任契約，如今工會只剩14人，在上級工會支持下才撐到現在。

目前工會的14名桿弟，從去年11月起就遭球場停班，工會要求立刻回復14人的工作權、承認雇傭關係，然而球場今日卻發佈聲明，重申雙方屬委任關係，14名桿弟「委任關係早於106年11月即已終止」。

今日到場的新北市勞工局勞資關係科科長賴彥亨表示，勞工局根據桿弟上下班的簽到退紀錄，以及球場對其工作內容具有實質管理行為，已認定雙方是雇傭關係，而目前球場也已經對勞工局的認定提起行政訴願，只能待司法判決結果出爐。此外，根據新北市勞工局之前的新聞稿指出，球場在勞資爭議調解期間將桿弟停班，勞工局也認定已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並開罰20萬元。

對於工會發起罷工，幸福球場副總經理邱庚源受訪表示，台灣高爾夫球業過去數十年來都是以委任、勞務承攬的方式運用桿弟，「這是高球業的傳統，全台灣去問任何一個打高爾夫球的人都知道。」邱庚源說，桿弟的收入是來自於客人打球時支付的「桿弟費」，由球場「代收代付」，至於勞健保，則都是桿弟自己去職業工會加保。

邱庚源說，資方一直願意協商，但目前最大爭議就卡在雇傭關係的認定，目前參與罷工的桿弟，委任約已在去年11月終止，工會已提起民事的「確認雇傭關係」訴訟，公司會尊重未來司法判決。

球場與桿弟屬雇傭關係 法院已有判例

事實上，針對高球業桿弟的雇傭關係，過去已有司法判例，2012年桃園藍鷹高爾夫球場解雇三名20年年資的桿弟，並以雙方屬委任關係為由拒發資遣費，全案歷經桃園地院到最高法院，皆判定雙方屬雇傭關係，球場應付資遣費。

明後兩天，幸福高球場預計舉行大型賽事「ThreeBond東莞台商新樂園挑戰賽」，迎接選手的將是工會在大門口拉起的罷工封鎖線。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洪清福表示，大家都希望比賽能順利如期完成，呼籲資方好好出面與工會協商。

幸福高球場桿弟罷工今天（4/12）邁入第三天，據了解，昨日幸福高球場勞資雙方從晚間10點30分開始協商，最後在今日凌晨3點宣告協商破局。造成破局的主要原因，就是資方拒絕承認桿弟的僱傭關係，堅持不讓14名工會成員復職，工會也宣示將繼續罷工。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葉瑾瑜表示，資方委任律師在協商會議上提出支付55萬結清年資，並拒絕讓工會成員復職。然而根據工會估算，桿弟平均年資20年，結清年資算下來一個人至少可以拿回200萬，「55萬數字落差真的太大」。

工會經過討論，表示可以接受55萬，但應該作為補償費，補償勞工過去沒有勞健保和特休假的損失，同時堅持復職，而且要承認年資。佳福工會理事長葉孟連表示，協商會議中資方律師堅持，桿弟若要回去工作，就必須簽委任約，協商於是宣告破局。

葉瑾瑜批評，資方現在就是隨便喊個數字拿錢砸人就要人走，工會不會接受這樣的對待，「工會不是無理取鬧，一個球場不會因為幫員工保勞健保就倒閉。」

今天清晨5點，工會再度在封鎖線前召開記者會。葉瑾瑜批評，高球產業中桿弟多由女性擔任，現在女人都當總統了，剛上任的總統府秘書長陳菊，也是女人，但是這個政府卻容許全台灣的桿弟，在毫無保障的處境下工作。

昨天封鎖線周邊數度有衝突發生，許多現役員工在進出球場時因遭阻擋而與工會成員起口角，隨後工會與球場協議留出一個小通道，讓球場工作人員、來打球的選手通行。

今天清晨，工會封鎖線仍然維持這個協議，不過，每當有球場人員、選手經過時，便高喊「罷工爭尊嚴，還我勞健保」，工會強調，要讓每一個來球場的人知道他們罷工，如果資方感到困擾，希望工會撤掉封鎖線，就應盡快拿出誠意協商。

今天球場內正在舉行「ThreeBond東莞台商新樂園挑戰賽」，上午記者致電幸福球場副總經理邱庚源，邱庚源表示，他目前的全部心力都在準備比賽，沒有參與昨晚的協商，不清楚狀況，公司已將協商交由律師，而律師則不便受訪。

大家好。我叫M，從福島縣雙葉郡富岡町避難到大阪。我家在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南邊，離核電站大概8~9公里。2011年3月11號，發生大地震與海嘯，我們避難到富岡町的音樂館，當時心中一直很擔心核電廠有沒有出事。

輾轉流離的避難過程

隔天早上，聽到鄉公所的廣播告知。內容是這樣的：核電廠的狀況很危險，請您們避難到川內村。所以我跟父親往西邊開車。想起當時有人說要避難到南邊或西邊比較好，當時富岡町好像有收到SPEEDI（緊急時迅速放射能影響預測系統）的資訊。

塞車很嚴重，平常50分鐘就到的地方，我們竟然花了大概8個小時。中途沒有什麼飲料，只有一塊麵包而已，真的非常痛苦。我父親有糖尿病．所以一直很擔心低血糖。廣播一直重複地播放「核電狀況很危險」這樣的內容，我情緒一直沒有辦法平靜。

因為川內村已經人太多，沒有辦法接受避難者，而我們再開到更西邊。最後，到了田村郡船引的國小。雖然他們接受我們，但支援物質不足了。之後，車的油不太夠，要到其他避難所，條件包括只有受過事前輻射檢查的人才能接受等等，於是想避難也無法避難。

（2017年8月，民間秋田測定所在郡山市內，測到比一般高出2~30倍的輻射線量。）

這樣過了幾天，3月16號，在會津若松的某高中表明能接受避難者。大家都知道會津若松會下大雪，幸好我父親已經換好防雪輪胎。在新的避難所見了從郡山市來的20多歲年輕情侣。從他們那邊聽到，福島縣政府隱蔽強制避難區之外的輻射汙染。

對我來說，在很冷的體育館的生活還是非常痛苦的，舊疾也變得不太好．所以我跟父親、親戚說，想去關東地方的親戚或朋友家避難，不過他們反對。

避難者越來越多，我聽到需要的藥可能很難收到，把這事告訴父親後，在3月23號，就避難到在關東的親戚或朋友家。到了4月我到父親所在的日光避難所，在那裡跟他一起生活到8月底。後來才知道那時候在關東地方也有輻射汙染，以及日光那裡是輻射熱點等資訊。

2011年9月，我避難到兵庫縣寶塚市的租金減免住宅。大學時代我在京都生活，不太擔心搬到關西。不過生了病之後，對這方面有點擔心了。搬家後一陣子想不開，一直有陷入困境的心情，也常有避難過程的陰影。

災後病況惡化

我曾在災前的2006年罹患纖維肌痛症，有多樣症狀，像是全身僵硬、麻痺、疲倦感等等，精神方面也不好，有判斷力或思考力低下、記憶障礙等。核災後，纖維肌痛症的病況變糟，睡眠時間變得更長，有時睡到超過14小時。

在福島療養的時候，發生過去沒有過的疼痛，真的很痛苦。纖維肌痛症和原爆病是很相似的。病情惡化跟被曝可能有關。另外，生了災前沒有過的氣喘、皮膚異常等。每次去福島會生針眼。在2011年秋天接受的甲狀腺檢查，發現到甲狀腺嚢胞，但後來它消失了。

順便一提，核災發生時，避難所沒有發給我們碘片。核災後在醫院做了血液檢查，被診斷有橋本氏甲狀腺炎傾向，不過來到關西後，症狀轉好。

我父親現在住在福島縣大玉村的復興支援住宅。災前他有糖尿病，災後症狀變得很嚴重，要吃的藥變很多，眼睛也變得不好了。醫生也說：「沒辦法長壽。」現在他為了健康，很努力散步、運動，不過那裡輻射線量很高，車諾比也有糖尿病惡化的報告，所以我很擔心。他還得了大腸癌和胃癌。

核電賠償訴訟

我成為核電賠償兵庫訴訟的第三次原告，認為核災的責任在東京電力和政府，希望他們負起責任。除此之外，我聽說現在發生了和原爆病類似的症狀，想救那些健康被害的人，畢竟我有過類似疾病的痛苦經驗。被曝的症狀真的是多樣的。希望再也不要增加因為核災而生病的人。

有個住在關東的朋友，咳嗽一直治不好。避難到橫濱的親戚阿姨，因為蛛網膜下腔出血死了。為什麼這社會不能承認，為了健康和安全而避免被曝的權利呢？為何這權利還得去爭取呢？

現在心情很複雜，因為我很擔心，在等判決結果的時間裡，又增加核災的被害者。不過為了確立避難者救濟制度，成立永久醫療補償制度、健康診斷制度等等，我想要努力。

扭曲的返鄉政策

富岡町在去年4月，除了一部分地域之外，解除了避難指示。那裡原來有大約16,000人，不過確實有回去的居民，只有492人而已。一方面，為了推動返鄉（歸還）政策，政府和東京電力開始廢止賠償金。

為了讓大家回到福島，政府積極地進行各種獎學金或移住補助金、就業支援等。比如說，對於在福島任護理職位的人，有獎學金和移居資金制度，或是為三世代以上的多世代家族，最多有110萬日幣的補助金等。為了讓大家回到福島，政府和福島縣花非常多的錢。

那麼，回到福島後，有安全的保障嗎？我想，並沒有。比如說，對於在意輻射的人，政府和福島縣鼓勵他們，使用居民監測服務，也就是使用輻射線測量機器紀錄空間線量。核災發生前的標準是1年1毫西弗（1ミリシーベルト），但核災後被提高20倍（20ミリシーベルト），叫我們回到這樣的地方。我擔心身體如果出現問題，會被說是自我管理不夠等等。

再想想政府用的詞彙

今天我發了資料，是關於特定廢物運搬路徑（因除去污染而衍生的垃圾、輻射有8,000貝克／公斤以上）的注意公告。我不想住在有那麼危險的東西通過的地方。海嘯或除染產生的核廢棄物1，正在富岡町的暫時焚化廠裡燃燒掉。

在這裡有一件事情想拜託大家。請您們再想想政府用的詞彙。這問題不是只在核災有。

「中途儲存設施」是甚麼呢？「暫定焚化場」是甚麼呢？

用曖昧的詞彙，用文字遊戲，來描述核廢儲存設施。說是臨時設置的，因為不是要永遠使用的，以這樣的理由來蓋焚化場。於是，如果要說福島因為它被汙染，可能就沒有辦法。在這樣的文字遊戲中所建設的處理設施，福島被很模糊地定義成可以回去的地方。

不過，這明明就是因為焚燒核廢棄物，而再度汙染的地方。我當然不想回去被輻射汙染的地方，更不想回去被政府欺騙的福島。每次回到福島時，我真的很痛苦又很難過。因為自然很豐富又很美，一下子會忘記輻射汙染的事實。我很喜歡東北和關東，所以要承認那裡也有輻射汙染時很難過。

結語：被政府否定的避難者

我來到關西後，在大阪結婚了。我是2014年才開始住在大阪的，是一名避難者，但對政府和東京電力來說，我不是避難者，只是移居者。我因為真實的被害，而避難到這裡。我想跟這裡的朋友們一起主張，不只福島人，而是包括在東日本的人等，所有被強迫被曝的人，都有避免被曝的權利。

• 1.關於福島核災後除染的問題，可參考文章：〈福島媽媽：「在黑色金字塔前，無法育兒」〉。

雖然時序已經到了春天，3月的法國依舊寒冷，就算到了4月仍不見艷紫、潔白的紫丁香綻放枝頭。氣候是冷峻的，社會氛圍更冷，民怨四起，一波又一波的罷工如浪潮，起起伏伏。

目前法國社會抗爭最綿密的是鐵路系統，亦即法國國鐵局（SNCF）的罷工，自今年（2018）3月22日起，法國各大工會出現了近年難得一見的團結，每個工會的鐵路工會部門共同決議發動「串珠」式的罷工，從4月到6月，三個月內排定32個罷工日。

無論贊成或反對，多數的法國人將今年春天的工潮聯想到1995年冬天的大罷工，不見全國性的社會抗爭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公共運輸的使用者心裡頭多少有準備，要共乘、騎自行車或走路通勤了。

「足以動搖國本」的國鐵罷工

鐵路系統的罷工陷國民日常於動盪中：包含高速鐵路、長途鐵路和區間車等鐵路網，法國國鐵每天運送500萬人次，光是大巴黎區快速鐵路網（RER），每天的「吞吐量」就超過300萬人次。一條條的交通運輸動脈運送著人們上下班、進出城之日常，快飛的火車是長途旅行，尤其是歐洲跨國旅行最舒適安全的選擇。國鐵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僅三分之一人的罷工，所帶來的影響──用句台灣政治人物的慣用語：足以動搖國本！

包含火車駕駛、列車長與其他部門，法國國鐵目前約雇用15萬人，國鐵公司自1937年成立以來，長期虧損，至今每年的虧損約360億歐元。官方的調查報告顯示虧損主因在於偏遠地區鐵路網投資過大、鐵路員工的僱用和退休條件過優，這份報告也分析國鐵因屬行政法人機構，不必自負盈虧的財務管理和營運導致虧損越來越嚴重難以改善。

因此，首先要調整國鐵員工的僱用和退休給付條件，關閉拖垮財務的偏遠地區鐵路網，同時取消行政法人體制嚴格控制虧損朝向自負盈虧的公司經營。當然，迫於歐盟區內鐵路系統開放競爭的要求，法國政府將從明年起制訂規範，以招標方式開放國土內鐵路網給其他歐盟鐵道公司。

法國政府「改革」國鐵系統主要就是上述的幾個要項，同時為了加速法條修訂時間，馬克宏政府避開經國會殿堂逐條辯論修正的傳統，而是經內閣會議同意後，直接送大會表決。執政黨「完全執政」就讓行政權凌駕在國民議會之上，從去年修正勞動法到現在的國鐵改革，無需社會對話和辯論即可執意貫徹意志，人們再度見識到「完全執政」的威力和陷阱。

鐵路開放競爭的失敗案例

法國國鐵改革觸發各工會集聚抗爭，並且提出多項說帖以爭取使用者支持。理論上，開放競爭是為了提高質量並降低票價，不過從歐盟國家的經驗看來，恰好相反：

英國鐵道開放民營二十五年的結果是，火車慢、誤點多、票價貴。大倫敦地區通勤網擠爆了，現在倒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英國人希望能回到國鐵時代。德國政府於1994年與工會協議後，由國家吸收負債，並提高票價，以改善服務品質，而直到現在，德意志鐵道的虧損沒有改善，政府仍在承擔鐵道赤字。而瑞典則是從1998到2010年漸進民營化，有五十多家公司參與經營，雖然票價降了，選擇多了，但基礎設備更差了。2000年，義大利開放高速火車自由競爭，票價是降低了，但是區域性的鐵路網卻因預算減少限縮維修的經費，修繕不良的結果導致意外增多。

歐洲國家鐵道民營化至今仍難見真正成功的例子，因此，法國的鐵道界和使用者對開放競爭大多表反對意見。不過，馬克宏政府立場相當堅定，幾度與工會代表協商都破局收場，不歡而散。

如串珠般間斷的罷工發動至今，參與的人數高高低低，不免令人擔心可能到最後變成稀稀落落，如潮水驟然升起後最後破碎成浪花。其實很難說得準，正值復活節假期，罷工人數雖減少但所造成的影響依舊大。

反對馬克宏 大學也掀罷課潮

國鐵之外，大學也有多起罷課和占領校園事件：3月初從波爾多、土魯斯、蒙波利耶等南部的大學開始騷動，抗議政府對大學入學與考試的諸多限制違反了教育平等的精神，西部不列塔尼區首府雷恩大學隨即響應，到了3月21日巴黎第一大學敲響戰鼓，整個巴黎地區十多所大學封鎖校園、罷課，學運已達全國串連規模。

索邦大學法學院（巴黎第一大學）數周來動員力強，法學院的課程有一半以上停擺。大批警力在4月13日強制驅逐抗爭的學生。雖然轉眼快要期末考了，大學生們多少有自己的盤算，學運可能也如浪花散落。

去年此時，法國左派疲態盡露，欲振乏力，選民們不自覺的把票投給了本質右派的馬克宏。掌握時勢當選總統的馬克宏，以完勝之姿強勢領導，他根本不屑於社會對話，當選不到一年，馬克宏越來越明顯的驕傲自大，已然引起普遍反感，尤其出動警察強制驅離學生最容易引起衝突，抗爭運動可預見將會捲土重來，甚至逐漸升溫、匯集成流。法國各大教師工會則發動5月22日舉行全國性的罷課示威，這個日子具有象徵意義，正值櫻桃成熟的季節，五十年前六八學運遍地開花結果的豐收季節。

蔡英文總統4月7日出席鄭南榕殉道29週年追思會，致詞時突遭大觀事件自救會成員抗議打斷，蔡當場回應表示「相信大觀社區的拆遷問題，會有一個適當的處理」。今日（4/16）自救會赴總統府要求蔡英文履行承諾，自救會一行人從上午十點苦等到晚間六點多，府方都不願回應訴求，遭轟毫無誠意。

大觀自救會表示，蔡總統日前承諾會「適當處理」大觀社區爭議，因此今日來到總統府，希望政府和自救會真誠協商，並提出妥適、面對居民處境的方案，而非一再以居民不適用的社福方案和殘補式的救濟資源來搪塞。

今日五位居民和自救會代表入府協商八小時，場外也持續有十多位居民和聲援者守候，但仍未得到滿意的回應，自救會痛批總統毫無解決問題的誠意。

自救會成員唐佐欣表示，自救會代表進入總統府陳情室後，表達希望蔡總統能親自出面協商，遭府方以「總統不在總統府內」拒絕。府方僅表示，可以請大觀社區土地的主管機關退輔會和自救會再開一次會議，但自救會質疑，如果像過去的會議一樣，退輔會又提出「包租代管」這類不適用居民的方案，並無任何意義，會議破局後也無保障，希望府方能共同列席會議，但遭再次拒絕，自救會認為府方無誠意解決後退出協商。

自救會成員鄭仲皓表示，今日見證蔡總統背棄她的承諾，他們以後一定會以蔡總統為抗議對象，不會善罷甘休，並警告若政府執意強拆大觀社區，居民一定會團結抵抗到底。

多個勞工團體今天（4/18）上午赴台北美國商會辦公室大樓，抗議美國商會在《勞基法》修法期間對台灣政府的施壓與恐嚇，是惡法通過的幕後黑手。今日行動也為五一勞動節遊行提前暖身，勞團公佈此次遊行訴求為「爭勞權、拚公投、要加薪、反過勞」，號召全台勞工在五一當天中午一起上凱道。

商會白皮書建議無底線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美國商會代表了超過五百間美國企業的資本家，去年（2017）6月美國商會發出白皮書警告台灣政府，認為台灣工時規定太沒有彈性、聲稱「一例一休舉世罕見」、將《勞基法》限制加班時數保護勞工的用意形容為「父權思維」、「會嚇跑國際人才」，還主張將有行業別限制的四周變形工時擴及全體勞工。

陳柏謙說，過去勞團並未留意美國商會對修法內容的影響，直到1月10日民進黨版法案通過，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在第一場記者會就對媒體強調，這個版本已經得到美國商會的高度肯定，才讓大家發現美國商會原來這麼重要，「政府不是問台灣勞工滿不滿意修法，甚至不是問台灣資方，而是去問美國商會！」陳柏謙痛批，現在這部把台灣勞工推到過勞死的《勞基法》版本，美國商會「居功厥偉」。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慧表示，去年她參與勞動部某場會議，坐在對面的美國商會代表就曾發言要打破七休一，把全體勞工都納入四周變形工時，「也就是讓台灣勞工一個月前後休息兩天，中間連續工作24天，這就是美國商會對台灣工人的態度！」

根據美國商會去年（2017）6月8日公佈的《2017年台灣白皮書》，商會人力資源委員會對台灣《勞基法》提出多項建議，包含：

1. 將《勞基法》30-1條四周變形工時開放至各行業，擴大《勞基法》84-1條責任制的適用範圍。
2. 《勞基法》規定「突發事件」狀況，有必要要求加班，應於延長工時24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者報請主管機關）。美國商會認為「突發事件」定義不明確，恐事後被駁回，徒增企業守法成本，「突發事件」定義應由企業管理部門決定；另外，針對第一次修法中做一給四，做五給八，「以價制量」的加班工時計算，美國商會建議加班時數應核實計算。
3. 放寬特休管制、放寬特休遞延規定。
4. 派遣工的例假日與休息日由要派方規定。
5. 2016年一例一休修法上路一年內違反者不予處罰，作為緩衝期。

修法完喊滿意3月又有不滿

綜觀白皮書內容，其中包含加班工時核實計算、放寬特休管制與遞延等建議，都已經反映在今年1月通過的《勞基法》版本中，而一例一休緩衝期不罰，更在修法前便是勞動主管機關念茲在茲的原則。

然而，剛修法時肯定修法的美國商會，到了3月份卻仍有不滿，再度提起要放寬84-1條責任制。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王娟萍表示，在上次修法過程中，行政院與勞動部都曾承諾，法才剛修過（一例一休），不會那麼快二度修法，但去年6月美國商會提出白皮書，向台灣政府施壓，民進黨急轉直下，7月馬上改口說會期開始要討論修法，顯示「美國老大哥在台灣的影響力真的很大」。

王娟萍直言，《勞基法》就是在美國與美商的壓力下修惡的，如今美國商會食髓知味，認為勞動法還有修改空間，特別點名責任制要放寬，王娟萍痛批「全面開放責任制，就是閹割《勞基法》，讓工時工資都不受規範，等於把台灣勞工當奴隸，美國商會太可惡！」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成員許偉育表示，美國商會服務的是美國資本家利益，而台灣一直是美國在東亞的附庸政權，每逢總統大選藍綠兩黨都要去美國面試，無論藍綠，主子都是美國資本家與美國帝國主義政府。《勞基法》修法上路前，美國商會就曾說有九成企業會員對《勞基法》不滿意，「勞工苦日子還沒到頭！」許偉育表示，如果今年勞權公投中，沒有更多工人、青年組織起來反抗，未來將會有更多過勞死，要面臨更高工時、更低工資，呼籲台灣工人「不能坐以待斃、坐著等死」。

陳柏謙表示，目前勞權公投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連署，其中包含有「廢除《勞基法》修惡版本」以及「討回七天假」兩項主文，希望更多勞工加入連署，他也呼籲五一勞動節當天，全台勞工能共同上凱道參與勞動節遊行，為自己的權益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