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幸福高爾夫球場的勞資爭議，勞動部長許銘春日前對媒體表示，將研議處理高球場桿弟的僱傭關係認定問題，佳福企業工會偕同全國高爾夫產業工會籌備會今日（4/19）上午赴總統府陳情，呼籲總統府指示勞動部專案勞檢高爾夫球產業「假承攬」的狀況。許銘春稍早在立法院回應，尊重高爾夫球桿弟訴求的權益，該案主管機關在新北市政府，過程中勞動部都有參與協助，希望勞資雙方可以坐下來談。

佳福工會由幸褔高球場的桿弟組成，高球場長期要求桿弟簽下「勞務委任」約，規避僱傭關係，導致桿弟工作20年無勞健保，工作缺乏保障，新北市政府雖認定雙方具有僱傭關係，但資方仍在去年（2017）11月，將14名工會會員停班，並在12月30日要求桿弟簽訂委任契約，拒簽者被迫失去工作。上週（4月10、11日）幸福球場舉行「ThreeBond東莞台商新樂園挑戰賽」賽事之際，工會曾發動罷工，但勞資協商仍然破局，隨著賽事結束，罷工也暫告一段落。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王浩表示，《勞基法》保障每個受雇者都有國定假日、特休假、勞健保等保障，退休或不幸遇到職災時可領取年金，如果雇主違法不幫勞工保勞健保，不僅可省下高額人事成本，當事故發生時雇主和勞工的責任也容易混淆不清。

王浩指出，桿弟並沒有被排除在《勞基法》適用範圍外，從1998年起便適用《勞基法》，如今新北市政府也已經認定兩造有勞雇關係，且根據勞動部勞保局的公函，勞保局核對後也認定球場沒依照規定申報員工加保，可見桿弟與球場確實屬僱傭關係，資方卻以高球界大家都違法為由，推說是歷史共業，呼籲勞動部應明確表態，盡快解決高球業假承攬真僱傭的狀況，也呼籲總統府指示勞動部積極處理問題。

據了解，幸福高球場下週二（4/24）又有賽事要舉行，屆時若爭議仍未決，工會是否會再度發動抗爭目前仍有待觀察。幸福球場副總經理邱庚源受訪表示，希望體育署與勞動部能共同召開公聽會或座談，找桿弟跟球場經營方來共商如何解決問題，「過去二三十年都是這樣的共業（指勞務承攬），現在如果有不同意見，應該一起討論桿弟跟球場到底是什麼關係。」

《大學法》規定大學教師聘任需經系、院、校教評會「三級三審」機制決定，但近來傳出世新、政大等多所學校另立程序，透過「教師改隸委員會」、「校長面試」等方式，架空三級三審機制，使校方高層得以直接介入教師聘任流程。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憂行政權獨大將侵犯學術自由，發起連署要求教師聘任回歸三級三審機制，目前已有三百位學界人士加入連署。

高教工會今日（4/19）召開記者會，批判多所大學恣意介入教師聘任，呼籲教師聘任及其隸屬系所變動，應回歸教評會三級三審機制，由系所教評會進行專業審查，以免滋生「任用私人」的弊端。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信行表示，世新日前將「專任教師合聘辦法」修改為「專任教師合聘改隸辦法」，使學校行政高層有權指派系所中心教師以「改隸」名義，轉至各系所擔任專任教師，卻無須經由公開公平申請，亦無須該系所教評會討論通過，動搖行之有年的三級三審機制。

陳信行質疑，此舉形同校方獨攬人事聘任的權力，以後校方高層只要先把屬意人選先聘入能掌控的科系，再通通以「改隸」的方式塞入特定系所，就能架空三級三審機制。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黃厚銘表示，政大日前透過「新聘專任教研人員作業流程」，容許校長「先行閱覽」各系徵聘教師名單甚至以此介入聘任，師生認為此舉違反《大學法》第20條規定，才透過校務會議廢除相關規定，教師聘任回歸由教評會三級三審。

黃厚銘指出，大法官釋字462號提到，系、院、校教評會應選任各該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教評會除非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亦即，外審意見是最專業的審查，最應得到尊重，上級單位只能行使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審查。但最近各校都是在沒有弊端的情況下，校方卻直接介入審查、事先挑出人選，這已違反大法官的釋憲主張。

黃厚銘表示，他相信政大校方之前的做法沒有「任用私人」的企圖，而是高教強調「績效」使然，在績效考量之下，學校高層會想用速成方式求取世界大學排行的成績，並以此當作聘任教師的標準。然而，他認為教師聘任牽涉到研究、教學和人格特質等多重考量，應由各系所教評會來決定，他也擔憂政大之後換了行政團隊或校長，也可能跳過三級三審任用私人。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進一步指出，大學教師聘任除了有校方事先篩選的「第零審」情形，還有多校存在所謂的「第四審」，亦即校評會三級三審都通過後，校長還要親自面試該教師，以此否決人選或將「專任教師」的聘職改簽為「專案教師」。

林柏儀強調，「教師聘任是學術發展的基石，倘若行政權恣意介入，學術恐將淪為權力的附庸！」他呼籲校方尊重學術社群自我的發展，讓教師聘任回歸三級三審的機制，並要求教育部主動監督，提供管道供遭校方高層不當介入教師聘任的當事人檢舉，杜絕「第零審」和「第四審」等弊端發生。

中選會初審通過三個由下一代幸福聯盟等團體提出的公投案，許多同志（至少是同運團體）都心碎了，怒罵中選會通過提案是違憲、歧視。

然而別忘了，去年（2017）5月24日當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公布時，泛教會人士的反應，也差不多是這樣子的。

同運團體或許會覺得，反正是「萌萌」、是壞人，彼方是否玻璃心，此方不在意。儘管當紛爭發生時，雙方都感覺自己才是對的，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一方一定會是對的，但是民主機制下做出來的決定，在當時的時空卻有可能是對的。

同婚與泛教會團體曾有妥協契機

在民主機制下找答案，其實在前年（2016）一度幾乎要達成，不料，大法官去年的解釋卻摧毀了那個可能性。這一輪泛教會人士試圖用直接民主機制扳回一城，其實只是對大法官之前那個不民主、激化對立決定的反動，但如今責難卻落到中選會上，不僅荒謬，而且自此以後就開啟了無法回頭的二元對立之路。

時序回到前年底，在同性婚姻法制化的議題上，曾經有過一個神奇的交會點，正反雙方有機會（透過叫陣和挑釁的）對話、妥協、前進。

整個同婚法制化政治進程，約是在伴侶盟（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提出三套多元成家法案，透過大眾（特別是娛樂界）宣傳對話，話題愈顯炙熱，最後獲得立法委員將其中同性婚姻的部分提案；這在當時當然也激起了反動，泛教會人士在社會上對同志的發言越來越偏激，不僅反對法案，也散布仇恨；隨著民進黨在國會改選中過半，因為蔡英文總統曾說出「支持婚姻平權」並在網路瘋傳，執政黨要負起政治責任通過法案的壓力也更大，更導致兩派的對決愈發激烈、頻繁。

可能是因為教會內特殊語言穿透到一般社會時，容易讓人覺得泛教會人士「仇恨又反智」，類似「MC美江」這種流行文化事件又製造出孤立教士教徒的效果，在長久對峙、不見終點的狀況下，還是會有一些非鷹派另思出路。另外，泛教會系統反對法案的行動也非平均分布，例如：靈糧堂系統就表現得比長老教會系統來得激烈、仇恨；天主教平均來說也表現地比各種新教教會消極漠然。前年年底時，已經開始有呼籲傳福音時應保持理性，不應煽動攻擊，在法案上的主張則以中原大學聲明支持伴侶專法可為代表，甚至也有政治人物放出消息試探風向，一時可謂最大公約數。

當然，同運團體可能覺得泛教會人士是假惺惺、真歧視，堅持「專法就是歧視」，但從政治現實來看，大法官解釋的結果只是升級雙方衝突，而且，在過去同婚議題尚未像今天這般白熱化時，同運團體自己也是不反對專法的。

「同婚」是人權的無理 制度跳過國會不民主

堅持同性必須適用同一套婚姻制度才正確，其實不盡然合理。以法定財產制這點來說，經過婦女團體努力後修改的《民法》，本來是假設婚姻中有一方會因為擔負家務勞動、照顧子女的責任，而失去在工作上發展的機會，所以才有一方支付另一方家庭生活費用（1003-1條）、離婚後分配財產（1010條）的規定，這顯然是針對女性在性別刻板印象下，不但成了無薪女傭還失去職場升遷機會，要矯正性別不平等的制度，然而這樣的制度能依樣畫葫蘆地硬套在同性親密關係嗎？同性結合後，就會有其中一方辭掉自己的工作，而且（不無神奇地）產生出小孩，因此需要對方嗷嗷待哺拿薪水袋回家嗎？

再說，婚姻的結合即使單就法律、而不論其他社會文化，也從來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比如配偶與否也影響職場法制，配偶的（祖）父母亡故可以請喪假，等於職場的同仁就要負擔工作、老闆則要承受損失；配偶可以合併報稅並有減免額，也是假設結婚成了一家人後，配偶間的公婆岳父母等可以連結成一個更大的照顧網絡，家庭這種互相照顧的功能潛在地降低配偶可能使用社會福利或未來（孤老無依）要使用長照資源的可能，國家為茲鼓勵才予以減稅，等於全體社會感謝家庭（照顧好自己和周遭的人）的付出。然而，講難聽點，兩個同性結合，沒鬧家庭革命已是萬幸，雙方家長可能都不願承認，怎麼期待有生活照顧網絡的功能？凡此種種，如果把同性親密關係塞進現在的異性戀婚姻，不只是同性取得權利、享受好處那麼簡單而已，雙方伴侶的父母家人、職場的同仁老闆甚至於全體社會，也因此負擔義務、受到利害，這恐怕也不是簡單用基本權利就能支持、辨明？而當國家要命令人民負義務，就需要代表人民的國會決定，甚至人民自己決定（直接民主、公民投票），這應該是民主制度的ABC。

同性婚姻通姦刑罰化也需要透過國會

再說，大法官解釋指出「…就成立上述親密、排他之永久結合之需求、能力、意願、渴望等生理與心理因素而言，其不可或缺性，於同性性傾向者與異性性傾向者間並無二致…」，身為一個男同性戀所有的成長經驗和社會養成，我非常懷疑。回到過去同志運動社群還在乎多元性的時代，當時人人都可以發聲，人人都不能被忽略；我不敢為別人發聲，只敢為我身為男同性戀、身為在感情和性行為中第三者遠多於「排他之永久結合」的經驗發聲。我曾詢問過一位大力支持同婚的國會議員，因為過去沒有同性婚姻，同性戀在感情經驗中，自己當第三者或是感情中出了第三者的狀況是很常見的，未來若同性婚姻法制化，很可能就得直接面對通姦罪的追訴，「我們」應該如何自處？這位議員雖然委婉客氣地講了一大圈，但核心意思就是，那是那些人自己的事情，那些人自己處理。大法官的解釋，用不可或缺性兩者之間並無二致的話，稀哩呼嚕地就混過去了，連立法院三讀都沒有，就要把我抓去關，這樣民主嗎？符合人權嗎？過去主流社會用異性戀才是正常的規訓，使同志自輕自賤，模糊我們的認同、否定我們的意志。現在同志運動中佔上風的成員，竟也要把一些部分同志給異常化、邊緣化，只有「親密、排他之永久結合之需求…不可或缺」的那些同志，才是同志嗎？

在伴侶盟提出三套法案的時候，無論是在說帖還是在座談場合，同運團體都強調三套法案不分輕重、沒有誰先誰後，這個說帖到現在還是在網路上搜都能搜到，但現在專法卻直接等同於歧視。主持同婚運動的重要社運幹部，還有人學術重要的累積就是寫開放式關係，曾做出肯定開放式關係的結論。我們正處在一個連總統都會說「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抱歉」的時代，可是同志社群真的有更寬容、更多元，每個人可以更問心無愧地追求自己的認同了嗎？

同婚釋憲是三輸 追求同婚更激化對立

我們跟一個曾經可能出現的反方向劇本擦身而過：泛基督人士逐漸溫和、折衷，這其實本來正在發生，但大法官釋字卻惹了麻煩。這次中選會幫大法官頂了這個的黑鍋，下次呢？是不是社會上任何反對或不利同性婚姻推動的聲音（好比這篇投書），都要受到重砲攻擊？釋字748號看似讓同運佔了上風，其實卻是三輸。

民主機制，輸。本來這個議題透過民主機制的衝突、妥協，快要前進一點點了，大法官硬把同婚指成基本權利，讓法制上的中間點變得幾乎不可尋，兩派人士只好各自梭哈加碼，選擇更激烈對立的動員。司法公信，輸。能在大法官諭示的兩年之內修法，難，那就只好指望民事法官按照大法官解釋審判，但如果司法之前就能自己做出這個決定，還需要祈家威申請釋憲嗎？未來在司法上的爭執，甚至普通法院跟大法官之間的不同調，恐怕還要更多。不論同婚的正反方，都只會更在未來每一個可能的時間點攻擊司法，爭到最後一寸，徒然讓人覺得司法沒有立場、左右搖擺而已。

更重要的是，看起來贏了的同運，即使把沒有「排他永久結合」的「非同志」掃地出門，剩下的人都還是輸。原本同運和泛教會兩派的鴿派看起來還有機會偃旗息鼓，消弭爭議，如果國會最後做成了政策，司法和戶政機關就可以明確執行，泛教會人士更是請君入甕，失去反對立場。不但法制上可以最快得到清楚、明確的權益保障，更可以軟化社會上的撕裂對立。

但是爭議發展至今，爭到最後一寸焦土，除了讓同運長得愈來愈像宗教的基本教義派，執著在神學式、定義式的主張，對內消弭多元性、對外激化對立之外，究竟爭到了什麼？

中選會日前通過三項由下一代幸福聯盟等宗教團體提出的公投提案，引起同志團體強烈不滿，痛批中選會違憲通過「反同公投」，侵害同志權益。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今天（4/23）上午赴中選會提起訴願，要求中選會撤銷公投案，並聲請停止執行。

中選會4月17日初審通過三項公投提案，分別是：（一）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二）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三）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

伴侶盟組成律師團今遞交訴願書至中選會，要求撤銷通過上述三項公投提案的行政處分，並聲請停止執行。伴侶盟律師團律師潘天慶表示，三案公投案中的第一、二案，主文已經違反釋字第748號解釋，因為大法官已經說婚姻不限一男一女，同志也可以平等適用。而第三個提案更荒謬，反同團體在理由書中就認為學校教育還是可以依據《性平法》實施性平教育，「那中選會通過這個公投到底要幹嘛？根本浪費社會資源。」潘天慶表示，今天集結大家的力量提起訴願並聲請停止執行，要請中選會立即停止執行相關公投的所有程序，將來還會有行政程序，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伴侶盟理事長許秀雯也表示，反同團體在第一、二案，理由書中強調應以「不同於婚姻」的名稱來規範同性關係，可以用「同性結合」、「同性伴侶」，但就是不能說是「婚姻」，這根本已經違憲，也違反公投法規定。而有關第三案，就連中選會也認為恐怕涉及性傾向歧視，卻還是做合憲性解釋，許秀雯批評中選會，通過提案等於幫反同團體掛保證，幫忙矇騙社會大眾。

擔任訴願人的祁家威諷刺中選會，好比當年抗戰英烈張自忠將軍出任北京市長被罵「漢奸」，在釋字748號出爐之後，中選會發現同志團體沒有像護家盟反同那麼積極努力，所以寧願當漢奸。祁家威呼籲眾人，別讓中選會做漢奸的犧牲白費，希望同志團結起來對抗護家盟的三個公投提案。

目前，除伴侶盟的訴願外，社民黨北市議員參選人苗博雅也另外發動三項公投提案反制，分別是：（一）支持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二人婚姻；（二）支持法律明定在國民教育階段實施同志教育等性別平等教育；（三）同意增訂神聖婚姻專法，加強保障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之永久共同生活關係。

「反過勞，拚公投，要加薪，爭勞權！」由各大工會團體組成的「2018五一行動聯盟」今日（4/23）公布五一遊行的六大訴求，包含「廢除過勞的勞基惡法、基本工資一次漲足28,000元、勞保年金維持現制、保障公共服務受雇者權益、擴大工會組織率、勞工董事法制化」，呼籲勞工大眾在五一遊行當天一同走上街頭。

五一勞動節大遊行將至，勞團也發起多個抗議行動暖身，繼上周前往台北美國商會抗議後，今日再赴全國工業總會和商業總會辦公大樓抗議，表達對本外資方共同推動砍七天假、修惡《勞基法》的不滿。

勞權公投聯盟代表謝毅弘表示，2016年工總等資方團體刻意杯葛基本工資調漲，支持民進黨政府砍七天假，2017年工總和商總又要求政府修惡《勞基法》，今年1月修法通過後，工總秘書長蔡練生還嫌「彈性不足」，勞團對此感到相當憤怒。

謝毅弘說，上週工總舉行新舊任理事長交接儀式，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接任工總新任理事長時，對行政院長賴清德提出他對台灣經濟的「五大憂心」，但謝毅弘認為，台灣資本家口中的經濟發展，其實就是不斷要求政府放寬法令和政策優惠，加強對勞工的剝削，痛斥資本家的憂心根本是「黑心」。

針對台灣勞工的困境，勞團喊出本屆五一遊行的六大訴求，分別是（一）公投要求政府歸還七天假並廢止勞基惡法，制定防災假；（二）基本工資一次漲足28K，各行業勞工連續三年加薪10%；（三）勞保年金維持現制，反對長照市場化；（四）保障公共服務受雇者的勞動權益，反對補助私幼；（五）擴大工會組織率，保障工會活動權和協商權；（六）勞工董事法制化，使其能監督公司治理等等。

全國產業總工會秘書長戴國榮表示，台灣長期面對低薪問題，當前服務業低薪化、派遣工和臨時工等非典就業人口也大量增加，要解決低薪問題，調整基本工資勢在必行。他表示，基本工資過去曾凍漲十年，勞團主張基本工資應一次調到28K，「雇主欠我們太多了，一次還給我們並不過分。」

勞團除了要求基本工資一次漲足28K，也爭取台灣勞工分三年每年調薪10%。高教工會研究員陳柏謙指出，過去十年台灣經濟成長超過20%，物價通膨率超過10%，就算台灣勞工分三年調薪10%，這個要求也只是弭平物價上漲而已，調薪後勞工也不需要再靠著過勞加班來爭取薪水。

謝毅弘表示，五一遊行當天，勞團會在現場擺攤，推動勞權公投連署，呼籲大家一同來參加遊行和連署，團結捍衛自身的勞動權益。遊行的集合時間是5月1日中午12點半，地點在凱道，路線行經公園路、館前路、襄陽路、開封街、博愛路、忠孝西路、中山南路，最後抵達立法院，向蔡英文總統為首的行政和立法部門表達強烈的抗議。

政院版《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將送入立法院審議，遭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抨擊是為私校董事會量身打造、協助不正辦學的校董退場和掏空校產的條例。高教工會今日（4/25）提出工會的版本，呼籲立委採納並糾正政院版不當的條文，勿讓政院版本通過。

教育部去年（2017）研擬《轉退條例》草案以來爭議不斷，高教工會抗議草案嚴重圖利私校財團，要求政院撤回，但日前政院仍予通過，並在本會期進入立院審議。為反制政院版本，高教工會今提出「100%公共版」的《轉退條例》，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和前永達技術學院教師也出面控訴教部放任私校董事會掠奪校產、侵害師生權益。

高教工會執行秘書陳炯廷表示，未來十年內全台面臨退場危機的學校約有40間，預計將衝擊萬名師生，牽涉總計1,300億公共資產，然而政院版《轉退條例》不但沒有任何一個法條可以接管不正辦學董事，確保校產歸公不落入校董口袋，反而大開後門，協助校董退場後還能掌控校產獲利。

陳炯廷指出，政院版《轉退條例》存在三大問題，首先是第7條規定學校有財務嚴重惡化、教師欠薪、學生沒課選、違反《私校法》或教育法令等情形時，會對學校進行「專案輔導」管制。但「專案輔導」實質上是弱化國家監管，因《私校法》第25條規定，校董違法教育部即應接管董事會，此法一旦通過，形同讓教部有理由不需接管，放任校董違法亂紀。

其次，第13條規定專案輔導的學校如限期未改善，將令學校停招停辦。但陳炯廷指出，學校停招停辦，權益受到嚴重衝擊的將是校內的師生，而非停辦後仍持有校產利益的校董。例如永達技術學院，在學校停辦後，老師失業、學生失學，但校董卻不必退場，繼續把持鉅額校產，且停辦後三年間，校產還被校董揮霍掉3億元。

此外，第8條規定，若學校被專案輔導校產會「強制信託」，但陳炯廷批評，「校產強制信託」無法保證學校停辦後，校產不會落入校董的掌控，只是模糊焦點的障眼法。以亞太技術學院為例，雖然校產目前已被教部強制信託，然而只要學校一停辦，清空師生後，按《轉退條例》第14條，仍允許校董三年內透過改辦其他教育、文化、社福事業，名正言順的繼續當董事，坐擁近10億元的校產。

前永達技術學院講師賴福林直言，政院版相當令人憤怒，例如「專案輔導」其實只是三個月來校開一次座談會，像演一場戲，演完學校就停辦了。此外在用字上，像是專案輔導和補助學生方面，條文中都寫成「得」而非「應」，處處顯示教育部只想推諉卸責的態度。亞太技術學院教師湯仁忠也痛批，政院版本總的來說就是傾向財團，漠視教職員生權益。

為讓1,300億高教資源回歸公共、保障師生權益，今日工會也提出自己的版本。工會版增設的重要條文有：教育部應直接接管不正辦學董事會，以及無法正常運作的私校；深受退場影響的利害相關人（教職員生）也有權向法院聲請接管董事會；禁止學校停辦後，有三年時間可改辦其他教育、文化、社福事業以掏空校產，等等。

教部未接管亞太師生損失仍待補償

此外，亞太董事會不正辦學爭議目前仍未停歇，日前教育部下令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償還教師欠薪、將土地校產信託，期限是3月31日，到時若未改善將依法申請解散董事會。亞太教師湯仁忠表示，亞太雖在期限前還清105年度的教師欠薪、將校產信託，但106年度教師薪資和職員薪資仍未全數歸還，教育部卻仍然讓亞太過關，未解散董事會，認為教部沒有盡到監督責任。

亞太教師黃惠芝不滿地說，教育部不解散董事會，導致校內學生權益持續受損，比如課程亂併、設備未修繕，軟硬體都出問題，被迫轉學的學生也未得到適當補償，最近校方還把場館租借給一些和董事會合作的宗教團體，讓師生無法使用，師生屈就於惡劣的校園環境，呼籲教部解散不良董事會。

《轉退條例》版本比較

整理製表：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賀照田週末在「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上，從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反思了八零年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侷限，主要正是發生在其由上而下的啟蒙姿態，無法內在的理解民眾的歷史與情感狀態，從而缺乏與民眾彼此學習、相互轉化的動力。

賀照田的說法，給了我一些在思考當代運動時重要的提醒。

舉例而言，我是支持通姦除罪化的，但多數立場相類的論述，是從法治或法理學等專業話語出發，例如個人的性自由是否屬於人格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國家可以多大程度介入民眾社會生活私領域的糾紛，又或者，國家是否應該用刑事法的懲戒來維護家庭穩定等等。

這些論述通常在思辨層次上都極具說服力，但卻往往悖離保守大眾的常民語言。導致正反雙方總是各說各話，少數的專業者或倡議者，可以透過媒體平台佔據公共輿論的言論高地，而沉默的多數，則往往被斥為保守民粹。

類似的狀況，在死刑存廢辯論上，也經常能看到。

然而，為什麼保守大眾可能反對通姦除罪？他們反對的慾望與情感是什麼？他們在婚姻、家庭、親密關係當中，所尋求的安全感、安頓感，以及自在感，來源為何？當他們期盼國家刑法，或者起碼是一個大於個人與家庭的集體力量，協助他們維繫自身的婚姻、家庭與親密關係時，通姦除罪化的倡議，正是試圖把這樣子一個外部的維繫力量給剝除或消減，因而雙方的矛盾難以調和。除了以理服人外，我們這個社會，可以怎麼樣從另外一些地方，來提供給個人或家庭，一個穩定的、安定的、自在的感受？更進一步，可不可能設想一種新的社會條件，人可能有不一樣的感情觀，可以得到真正的安頓與自在？

在持續延燒的同性婚姻運動中，同志運動的組織者與倡議者的各種專業與法律乃至於批判論述，對護家盟、下福盟等如今被戲謔稱呼為「萌萌」們的廣大群眾，經常也呈現出缺乏內在的理解。「萌萌」們，他們對於家庭價值的捍衛，對於既有婚姻制度的不可動搖的堅持，對於性別（其實是男女兩性）分野的認知，究竟為什麼可以成為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對於那些包含教徒，以及非教徒的保守大眾，除了「恐同」、「愚昧」、「民粹」以外，我們對他們的情感狀態，還可以有什麼更深入的理解？

「神聖婚姻公投」的提出，苗博雅最初說那是「以毒攻毒，以戰止戰」，顯示最初動機仍然只是敵我攻防策略下的思考。然而，這個提案後來卻意外得到了信望盟部分意見領袖的同意，甚至直接著手寫下「神聖婚姻法」的具體條文。就我個人的立場來講，我並不同意「神聖婚姻法」的內容，但我並不排除，這個提案的提出，如果能揚棄敵我攻防的思維，而真像朱家安所說，目的是消弭社會爭議，其實可以是挺同陣營，真正搔到癢處地，對於「萌萌」們進行理解，乃至於雙方展開和解的起點。

不少人戲稱，如今這場同婚運動，只是同性戀版護家盟與宗教團體版護家盟的捉對廝殺。即便各路批判論述總能替這運動填入各種進步的意涵或價值，然而難以否認的是，對於廣大同志朋友來說，婦女團體長年批判檢討的制度化忠貞婚姻、穩定的家庭結構，以及渴望和既有異性戀婚姻一個模子拷貝過來的翻版，其實才真正具有對廣大同志最普遍的召喚力。

檢討別人總是容易，那麼我自己呢？

為什麼這麼多離家的同性戀，有著這樣子對穩定家庭的渴望與追求，我們這一代，或者這幾代人，是在什麼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條件下，養成了我們的慾望？而我對於這樣子的一種慾望與情感狀態，是不是有曾經做過歷史的內在的理解呢？在我個人經常被歸類的「毀廢派」這麼個鬆散的陣營當中，有些人或許做得比我更好也更加細膩，但回顧我個人過去的書寫，我必須坦承，我對這樣子的情感狀態與慾望所進行的理解非常稀少。

因而，我自己，在很多時候，或許其實也與我開頭所說的啟蒙派，並沒有太大差別，無論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或者清末民初激進主義那兒，借來的各種啟蒙論述與話語。問題都不在理論本身，而是當理論被挪用與運用的過程當中，能不能夠把握並調動，我所試圖影響的人與群體的情感狀態，對他們有無展開內在的理解，並且在運用理論的同時，是否能帶著我自己的狀態嘗試與人們相互轉化。

2018年的台灣社會並不平靜，除了同志與基督徒的衝突外，各種人民之間的矛盾激化，橫跨了多個不同領域，勞工與軍公教的、反核與擁核的、統派與獨派的...，在面對社會重大矛盾或社會分歧的過程中，對於立場不同的彼方，除了以啟蒙姿態拋出專業話語，和理性思辯對話說服；如何嘗試進到對方的歷史情感狀態當中，給予內在的理解，並同時真誠地交付出自己，促成相互轉化，將是未來我們面對這些社會衝突時無可迴避的一段路。

退休軍警反年改的場合釀激烈衝突，甚至發生抗議者無差別攻擊現場記者的情況。部分報導畫面著重聚焦在昨日維持秩序員警的無辜與悲壯，像是年輕員警掉淚、現場破損的警盾...，隨後，不僅台北市警察局、國防部、行政院紛紛對施暴的退休軍警發表譴責，蔡英文也以三軍統帥身分表達痛心，賴清德甚至說出，要研議「襲警罪」，加強偵辦，因為「攻擊警察等於攻擊公權力」。

譴責暴力，理所應當，對於現場有媒體同業無端遭受波及，我們也深感憤怒。然而，我們同時也認為，此刻眾人對暴力的批評，顯然還需要更深一層次的反省。

一時之間，人們幾乎忘記，那些所謂在執行「公權力」的員警，以及各式警盾警械，在平日絕大多數的民眾抗爭場合中，不僅單單是國家合法暴力的象徵，更是具體承載確保了暴力的執行與實現。退休軍警在街頭對付國家時的不善溝通與暴力，也正如過去在每一起集會遊行的場合中，警察代表國家對付人民、出面鎮壓時的不善溝通與暴力。

更進一步說，退休軍警此刻抗爭的精神、意志與身體，正是國家長年調教出來的，並且也是這個國家，賦予他們如此使用暴力的慣習。差別僅在於，退休以前，他們所施展的暴力具備國家所授權的合法性，用以鎮壓民眾；在他們退休以後，褪去現役軍警身分，當國家背叛了他們，要砍去他們的退休金與老年保障時，他們成了「反年改民眾」，運用國家曾教導他們的暴力轉以對付國家。

而此刻，暴力的根源──國家──竟譴責起他們的暴力來了。

在附和台北市警察局與國防部的譴責之前，在支持行政院、蔡英文的揚言「加強偵辦」、研議「襲警罪」之前，我們恐怕還需要停下來多想一想。譴責暴力，怎能不深思暴力的根源。

明天（4/28）是世界各國共同紀念工作傷害受害者的「國際工傷日」，在今天（4/27）上午，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等勞工團體前往立法院，要持續推動修正《勞基法》與《職安法》「勞工過勞和工傷，雇主應負刑責」的條款。然而，歷經數月遊說，迄今僅有《職安法》一案通過成案門檻，《勞基法》一案仍差兩票無法成案。

本次工傷協會提出的草案內容包含兩案，一案是增修《勞基法》第77條之1，要求違反正常工時上限、週休二日等規定的雇主要處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不得易科罰金；另一案則是修正《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要求雇主在未盡到防範職業災害發生的環境責任，且造成有勞工因此受傷住院或死亡時，應處以有期徒刑。

工傷協會認為，透過增訂刑責，現行的勞動法令規範才能對雇主真正具有嚇阻效力。工傷協會專員利梅菊表示，工傷協會自2009年起就在推動職災負刑責，但當時卻被六大工商團體登廣告反制，導致無法成案。

利梅菊遺憾地表示，自去年（2017）12月起，工傷協會仍在持續推動相同法案，然而只有藍營立委陳學聖願意協助提案。她批評，「今天工傷協會來立法院邀請更多委員幫忙連署，是要幫立委消業障的，不願意連署的委員，形同是在幫過勞企業背負責任！」

綠委僅林淑芬、江永昌連署

但到底是哪些立委表態了呢？又有哪些立委已經確定不願連署了呢？工傷協會專員劉念雲指出，包含民進黨內具有進步色彩的不分區立委如王榮璋、余宛如、陳曼麗和李麗芬，基本上已經由助理轉述「不會連署」，綠營立委迄今只有林淑芬和江永昌願意連署，其他的委員多半採消極的「再研議」態度，如曾任高雄市勞工局局長的鍾孔炤、或是社運出身的蔡培慧和尤美女等人。

工傷協會理事長林淑真提到，雖然《職安法》一案已經有15位立委響應，得以通過成案門檻，可以正式送入院會，但《勞基法》一案還欠兩位委員參與，「只差臨門兩腳了！」林淑真也說，工傷協會歷年來多次協助工傷家屬抗爭，但真正的問題是社會不斷在複製這樣的工傷家庭；再者，工傷也不只是家庭的問題，林淑真質疑，過勞的駕駛形同道路上的未爆彈，「但當今的政府有能力拆彈嗎？」

工傷協會秘書長楊國禎則從產業結構變遷的角度切入，他認為國內產業自八零年代開始從工業轉向服務業，但因為服務業常見的輪班制和超長工時，所以職業災害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楊國禎也強調，公共服務的勞工的過勞職災絕不是個人的事情，因為每一個人過勞都會對社會大眾有嚴重的影響。

目前最主要的草案提案人陳學聖則說，他認為工傷入刑責具有兩層意義。首先，這是要處罰違法的資方，讓台灣勞動法令發揮效用；再者，入刑責不只是保護勞工，因為很多勞工發生職災時，也可能會牽連到無辜的第三者。他呼籲黨內黨外的立委，從今天開始別再等待，「至少讓法案先成案，細節我們在院會再來好好討論。」

反年改的「暴動」被各方咒罵和痛批。尤其一些社運人士，生怕反年改的激烈陳抗污名化了一般陳抗，而落井下石、急於切割。作為也是一個社運過來人，覺得這點特別值得討論。

當然反年改的戰略、戰術、論述都無疑是相當失敗（長期都是如此，不是這幾天），而且明顯在爭取社會認同上是造成反效果的。但社運本來就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不能單一以膚淺的資源動員理論來衡量運動效果。這波軍公教的激烈化，有太多社運本體層次的議題值得深思。

先回顧一些重大衝突事件，以避免歷史健忘症。就陳抗手段的激烈化，或是脫離最偏狹的「和理非非」鳥籠來說，藍營早在2004年319槍擊案後的幾波抗爭中丟了汽油彈、蒙面、拉倒幾層樓高的鷹架阻擋警察，並追打了記者，這也是後來紅衫軍的和理非非能取得霸權式正當性的前提；綠營在2008年抗議陳雲林來台事件，群眾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前火攻圓山飯店、與警察肉搏激戰，這是孕育出野草莓運動、反媒體壟斷和318佔領運動的前導事件。

所以批判或切割反年改的激進手段，請一樣批判2004年和2008年的運動手段。不要兩套標準。

軍公教反年改 有其正當性

一定有「批判反年改、支持反陳雲林」的人會說，目的必須有正當性，目的和手段必須相符合比例原則。

反年改當然有正當性。從台灣的環境來說，軍公教本來就是勞動力價格的標杆（連小英政權都說用軍公教調薪3%來帶動企業調薪），這是生產領域的作用；再生產領域裡軍公教退休月俸的所得替代率當然可以就是標杆（甚至也可以說正因為有軍公教的月退，勞保才不得不比照增設月退選項，使兩者差距減小），但一直沒有被成功論述，以至於被藍綠統治者，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壟斷的媒體醜化，標籤化為吃國家老本的特權階級。

軍公教薪資不高嗎？為何軍公教加薪沒有被痛罵？因為它是標杆！所以當這個利益可以社會化時，不會被攻擊。

軍公教的退休所得替代率過高嗎？教科書說，理想的所得替代率是七成以上，那台灣有一群人能達到世界理想水平，不是台灣之光嗎？而且證明國家公有制才可能達到這個理想水平，貪婪資本家的私有制不可能。

如果年金改革是要降低那些領到七成以上的資深軍公教和高官的替代率，降低貧富差距，那不必全稱式的羞辱軍公教。

尤其執政者在其他議題：稅改、工時、國假、加班等等，完全與縮小貧富差距背道而馳時，統治者在年改的宣稱上有什麼正當性？

受新自由主義洗腦的納稅人說，國家稅收不足、財政困難，軍公教要共體時艱，少領納稅人的錢。那吃掉國家更多稅收的資本家和財團，怎麼不會被同樣羞辱？至少一起罵罵吧？

媒體污名化 反年改走向激進

社運的紅線是不能得罪媒體？怎麼可以打記者！是的，但這都是假設社運都願意在鳥籠遊戲規則內行動，當社運已經跨越到遊戲規則之外時，媒體角色就可能是警方間接的蒐證工具，它不會是中立的！（媒體會替衝撞警察的群眾打馬賽克，保護他們的身份，並且拒絕交出影像給檢方嗎？）

2004年319槍擊案之後的運動裡，藍營群眾是拿國旗旗杆毆打藍營年代電視台記者，因為群眾已經超越法律界限，他們為了自保，不願意被媒體拍攝，也不需要被傳播。根本已經超越藍營群眾打綠營媒體的表象膚淺層次。

還有，當運動被污名化到放棄自我辯解，並走向激進時，它就已經脫離爭取社會認同的階段，任何經歷後911的媒體人，難道不知道當今全球最難面對的議題，是被社會排斥的極端主義者根本是要挑釁社會、震驚社會，怎麼還那麼幼稚的以為凡運動者，人人都得善待媒體？

而且媒體豢養名嘴，天天散佈仇恨語言，獲得收視率和廣告，最後來一句「來賓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請問記者團體會和這樣的電視台撇清關係嗎？平常為了生存，容忍電視台放棄它的中立性，最後承擔在群眾現場的職業風險，也是剛好吧？

曹長青在民視頻道主張用國安級軍警力量，對反年改行動者抄家、逮捕、鎮壓，因為他們是中共同路人。記者團體如果沒有譴責這種戒嚴時期的蔣家式言論在媒體傳播，那又有什麼正當性來主張記者中立，各種陣營的群眾都該保護記者？

媒體無法營造一個inclusive包容的公共領域，是社會分裂和激進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不是個別記者的責任，但個別記者無法豁免責任。

反年改運動有太多愚蠢錯誤值得撇清，但不能選擇性和幼稚的撇清，那就是諂媚主流。

今年（2018）五一勞動節前夕，各個醫療企業、職業與產業工會組成了「血汗醫護工會大隊」，主打醫護勞工的勞動權益與醫療產業的公開透明化。各工會代表共同指出：唯有醫療產業的財務狀況能被社會公開檢視、被政府嚴格管控，醫護勞工的待遇才能得到提升。

在今年年初《勞基法》修正通過後，關於延長加班工時和縮短輪班間隔的內容就已備受醫護人員和工會批評；但是，另一部攸關醫療產業勞工權益的重要法律《醫療法》卻還卡在黨團協商程序，未能三讀。前（27）日，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就已帶上七十多個勞工團體、醫事公會與病友團體的連署前往立法院，要求民進黨政府應盡快排案。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理事長黃致翰就指出，民進黨火速推動修惡《勞基法》，已經侵蝕了醫護勞工的權益。黃致翰也特別強調，醫院唯有受到政府監督，形象才能提升，要是《醫療法》再不儘速三讀，將沒辦法無法防止日前長庚醫院急診室集體離職、或馬偕醫院理監事爭議等類似的狀況再度發生。

要求增設「勞工董事」和「薪酬委員會」

關於醫院的公開透明化，血汗醫護工會大隊的提案特別著重在「勞工董事」與「薪酬委員會」兩項，前者是指在董事會中安插勞工推派出來的代表；後者則是要在董事會中特別設置薪酬委員會，以監督醫院的財務運用，確保勞工可以獲得薪資的保障。

嘉基企業工會理事長趙麟宇認為，雖然《醫療法》草案對於醫院財團法人增設勞工董事的保障，仍然遠低於國營企業的「勞工董事應佔五分之一」的強度，但是這不失為一個「良好開端」。屏基醫院企業工會理事長詹智鈞也說，據他觀察，近年來醫療產業的營收雖然成長了，但人事費用比例反而降低。他批評，這表示「醫院越賺，勞工越血汗！」

公開透明只是從財源對醫院的經營進行管控，但要保障醫護人員的勞動權益，不只需要財務的公開透明。高醫企業工會前常務監事陳光輝認為，為了根本保障勞工的權益不受院方任意剝奪，各縣市府都應該要全面落實《勞檢法》中的「陪同鑑定」制度，讓熟悉醫護產業的工會幹部或學者陪同進行勞動檢查。

呼應陳光輝的說法，北市聯醫工會理事長蔡旻璋分享了北市聯醫工會和雙北勞工局一同進行勞檢的經驗。在工會與政府的合作下，勞檢確實開出了新北市總罰鍰約300萬的佳績，他也呼籲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應該試著推行全國的醫療產業陪鑑制度。

臺灣醫事檢驗產業工會理事長郭沂蓁除了呼籲政府推動陪鑑外，她也道出了醫檢師的慘況：隨著醫檢師人數的減少，人力比和加班費也跟著低落，這又影響到了醫檢師的就業率，形成惡性循環。

護理產業工會：政府應嚴控護病比

無獨有偶的是，臺灣護理產業工會理事長盧孳艷也對護理師的處境表達了類似的擔憂。盧孳艷說，正是因為護理師的勞動條件不佳，才導致護理產業的畢業後執業率低於六成。為了根本地終結惡性循環，盧孳艷呼籲，政府應仿效美國加州政府的《病人安全法》，對護病比做出完整嚴格的控管。

對於衛福部現在的護病比控管機制，盧孳艷批評，醫院評鑑只對緊急病房的護病比做出四年一期的控管；而發放條件低的健保給付更變成各大醫院「通通有獎」的提款機，這些補助款更沒有用在護理人員身上，「現行的醫院評鑑和健保補助款對於控管護病比實在成效不彰。」

盧孳艷強調，目前已有研究顯示，每當護理師照顧的病人人數增加一人時，病人的死亡率就會增高7％，「護病比絕對與病人安全有關係！」

民進黨政府連續修惡《勞基法》，本勞尚可透過公投等管道對修法進行複決，但外籍移工卻因不具公民身分，對於與自身利害相關的各項政策，缺乏發聲和表達意見的管道。今天（4/29）下午，台灣移工聯盟號召百名移工赴中選會訴求「非公民政治權」，並宣布將發動全台移工參與連署勞權公投，呼籲台灣社會正視在台67萬移工的政治參與權。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許惟棟表示，目前全台工會與勞團正在進行勞權公投的連署，移工雖然是此次修法受害最深的群體，但因為不具公民身分，即便加入連署也可能不被中選會承認。許惟棟表示，這群「非公民」扛起台灣社會最重要、最底層、沒有台灣人要做的產業，但是當政府要修惡他們的勞動條件時，他們卻不被告知，也沒有權利表達任何意見。

勞權公投聯盟成員、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王娟萍批評，蔡英文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聲稱歡迎移民、對移民友善，然而全台灣除67萬移工外，還有20萬尚未取得身分證的新移民，他們都缺乏政治上的發聲管道，無法保障自己的勞權，「不管是不是公民，他們都是住民，都在這裡生活，他們有繳稅、有付出他們的勞力，他們不應該被剝削！」

今年（2018）1月的移工遊行曾提出「共同生活，共同決定」的訴求，台灣移工聯盟表示，移工並沒有要求變成公民，而是主張「非公民政治權」，移工應該起碼要有權參與和自身權利相關的政策討論，但由於目前公投的資格限定必須要是「公民」，於是所有的移工都被排除在外。

移工盟強調，民進黨政府修惡《勞基法》的過程中，對將受嚴重影響的移工完全沒有任何溝通、諮商和通知，許多移工至今都不清楚修法內容，顯然是把移工當成「免洗筷勞動力」。移工盟當場宣布，將配合目前全台工會正在推動的勞權公投連署，把《勞基法》修法內容和影響翻譯成各國語言，散佈到全台各地移工聚集地點，並邀請所有非公民共同加入公投連署，最後一併彙整給中選會。

大學兼任助理「假學習，真雇用」爭議未息！教育部於去年（2017）修改相關法規後，大學以「獎助生」為名，規避勞雇關係的案例仍持續發生。今日（4/30），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台大工會等學生勞權團體再度前往教育部抗議，要求教育部對已經出現「假課程」的政大、清大等學校作出回應。

根據2017年5月修訂的〈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獎助生（學習型助理）必須屬於「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才能透過開設課程的方式進用。

然而，學生團體抨擊，在教育部對獎助生的規定中，規定學生的工作如果與課程、論文、實習或畢業條件相關，即不具有雇傭關係，導致許多學校以各種名目或文書作業，逃避節省應負擔的勞動成本，甚至要求學生花錢買學分，來規避投勞健保的責任。

前政大研究生學會總幹事徐子為質疑，教育部以為「有學分才能納入獎助生」是夠嚴謹的條件，能夠限縮各大學使用學習型助理的數量。但在政大，校方卻開設「假課程」，未經過校內課程委員會和教務會議的程序就偷跑，更讓學生重複修習了五次以上。徐子為質疑，教育部到底對此做了什麼把關？

台大工會秘書楊量鈞也說，雖然工會已經努力和校內各個系所溝通，但卻仍有一半以上的系所決定採用獎助生。楊量鈞也在現場代念了一位在台大附設動物醫院工作的學生的聲明，這位學生指出，雖然他做的事情和藥劑師做的事情沒有兩樣，但卻沒有勞健保的保障，非常不合理。

呼應楊量鈞的描述，清大勞權小組成員林士豪表示，他們已收到有不少同學反映薪水遲發的狀況，學校還開設了「教學實習」課程，把原本的工作重新包裝成實習，薪水僅有五千元不到。在開設這些課程時，不但沒跟學生討論過，還要學生繳納學分費，他們非常不能接受。

兼任助理低薪的狀況絕不是個案，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學生蘇育萱提到，他們這些研究生畢業後要是待在生物科技相關的研究單位，可以拿到三萬元以上的薪水，但在學校的實驗室裡擔任獎助生卻只有三四千元，工作內容根本沒差多少。

以陽明衛福所的狀況來說，所務會議上老師們決議讓領獎助學金的研究生替老師做事，但卻拒絕為學生保勞健保。蘇育萱批評，對所上的老師們來說，根本就沒有什麼是勞動，「一切都是學習！」

針對學生們提出的各大學普遍的「假學習、真雇用」惡狀，出面回應的教育部高教司科長曾新元只一再重複法規內容，並表示這些狀況都只是「個案」，教育部會再「請大學查處」。

此話一出，學生們馬上批評這些狀況並不是「個案」，而教育部要各大學自行查處更是荒謬的決定。政大勞促會成員林奕志批評，日前政大勞促會就已經兩度行文給教育部，要求教育部徹查校內兼任助理濫用獎助生的情形，但迄今仍沒有任何回音。曾新元對此只表示，未來如有其他問題，會再邀集工會與學生代表研商討論是否有必要修改法規。

「反過勞！要加薪！」今年（2018）五一勞動節大遊行，全台各地的勞工近萬人走上台北街頭，高喊基本工資漲至28K、保障工會權益、維持勞保年金現制、勞工董事法制化等六大訴求。遊行自凱道出發，最終抵達立法院，勞團在圍住立院的層層拒馬上懸掛抗議布條，並施放狼煙，向蔡政府及立法院中「欺壓勞工的罪人」宣戰。

今年五一遊行的主題為「反過勞、拚公投、要加薪、爭勞權」，主辦單位五一行動聯盟提出六大訴求，分別是：

一、公投護勞權！還七天國假，反過勞修惡！制定防災假！

二、基本工資一次漲足28,000元！各業工人爭取每年加薪10%！

三、勞保年金維持現制！反對血汗長照！

四、公共服務應以人民需求為目的！保障公共服務受僱者勞動權利！

五、擴大工會組織率、保障工會活動權！

六、監督事業單位治理，勞工董事法制化！

下午一點，凱道前已聚集全台工會、勞團共近萬名勞工，在遊行正式出發前，五一行動聯盟首先在主舞台上回顧了民進黨及資本家在兩度修惡《勞基法》的過程中講過的「幹話」，並透過二十年來物價的漲幅，說明「基本工資調至28K，未來三年各加薪10%」的正當性，也表揚了過去一年來投入罷工、具有戰鬥力的工會，最後舉行默哀儀式，哀悼因過勞和職災枉死的勞工們，對民進黨政府發出強烈的怒吼。

政商勾結講幹話 蔡賴榮登前兩名

在「幹話原音重現大回顧」的環節，勞團公布他們選出的五大幹話王，第一名是蔡英文「勞工是我心中最軟的一塊」，第二名是賴清德「薪水太少當成做功德」，第三名是林美珠「相信企業會自律」，第四名是蕭明仁「台灣沒有過勞死」，第五名則為邱議瑩「勞團抗議都是放錄音帶」。

遊行主持人、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王娟萍痛批，民進黨修惡《勞基法》是政商勾結，並引用民進黨立委吳秉叡說的，「反對一例一休可以不要支持民進黨」，呼籲台下勞工不要再支持民進黨，獲得台下勞工熱烈響應。

加薪成主要訴求 籲加入勞權公投

除了反對《勞基法》修惡，勞團也正面提出加薪訴求，要求基本工資一次漲足28K，更訴求各行業工人每年爭取加薪10%。

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表示，過去二十年來，統一肉燥麵一包從8塊漲到18塊，茶葉蛋一顆也從5元翻倍為10元，物價上漲20.92%，房價更一路飆升，然而勞工平均薪資卻只漲了20%，形同沒漲，同時間資本家的獲利卻有120%的成長，相當不公平，呼籲政府和企業調升薪資，讓勞工分得經濟成長的果實。

此外，今年1月《勞基法》修正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勞團組成「勞權公投聯盟」，試圖訴諸全民民意，翻轉勞基惡法。據勞公盟統計，進行第二階段連署以來已收到近5萬份的連署書。遊行總指揮、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爵安也在主舞台上當場簽署連署書，呼籲全國勞工一同支持勞權公投。

勞團諷立院如監獄 施放狼煙嗆民進黨

遊行隊伍在兩點出發，沿途向台北市民高喊口號，宣傳訴求，近四點左右抵達終點立法院。由雲林縣產總等工會代表舉起「反過勞」、「拚公投」、「要加薪」、「爭勞權」等四面大旗，綁縛在立法院周邊的拒馬上。面對被層層拒馬圍住的立法院，勞權會執行長王娟萍尖銳地痛批，「這裡不是立法院，這裡是『台北監獄』！裡面都是一些殘害勞工的罪人！」

王娟萍說，最近頻傳過勞死和重大職災意外，包括景山貨運駕駛連續工作22天，導致疲勞駕駛釀成兩名員警及一名司機死亡的悲劇，以及敬鵬大火導致五名消防員和兩名泰籍移工枉死，她沉痛表示，這些勞工、移工、警消人員都是對社會有功勞的勞動者，政府卻放任過勞和職災的發生，「這是標準的政府無能，害死勞工！」

隨後，勞團在立院前施放狼煙。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謝毅弘表示，五一的信念與行動將會用「勞權公投」的方式延續下去，施放狼煙，則是為了向「台北監獄」裡的壓迫勞工的罪人們宣戰到底。

退輔會板橋榮民之家今日（5/4）上午和大觀社區居民召開「安置方案協調會」，退輔會再度提出包租代管和社會住宅的方案，但大觀自救會重申包租代管不適用居民，並表示願意退讓，希望以「原地安置」為前提，召集學者專家討論如何切割一部分土地安頓居民，但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無意退讓，表示「這是最後一次會議」便離席，留下憤怒的居民。

大觀自救會4月7日曾當面向蔡英文總統陳抗，她當場回應「相信大觀拆遷問題會得到適當處理」。今日大觀社區土地的主管機關退輔會邀請居民參加「安置方案協調會」，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新北市政府城鄉局和社會局代表皆出席會議，但政府和居民雙方仍未達成共識。此次會議後，大觀社區恐難逃強拆命運。

退輔會這次會議提出的安置方案和去年9月的「包租代管說明會」相似，表示會同新北市政府放寬安置條件，遭拆遷的弱勢居民可得到租屋津貼、包租代管的安置，以及社會住宅優先抽籤權。此外，板橋榮家也開放大觀居民承租入住。至於居民最希望的「原地安置」，李文忠則認為於法無據，直言「不可能」。

然而，自救會成員唐佐欣表示，居民已一再重申，包租代管和租金津貼並不符居民的處境和需求，租的地點零散、租期最多三年，居民也難以負擔租金，只是殘補式的救濟資源，居民也不想搬入榮民之家受到統一式的管理。唐佐欣說，大觀社區現存緊密的鄰里互助網絡，能填補現行社福資源的不足，相信官員釋出的好意，但他們爭取的是根本解決迫遷問題的方案。

大觀自救會代表鄭仲皓強調，退輔會有權限停止強拆，並做就地安置，自救會願意退讓一步，不強硬主張要全區保留，而希望以「原地安置」為前提，共同召開學者專家的會議，商討如何分割土地。他表示有和地政系的學者討論過，「這是有可能的」，希望退輔會可以和居民創造雙贏局面。

自救會：盼以「原地安置」為前提，召開學者專家會議

不過，對於自救會的提案，李文忠則質疑，大觀居民是違占戶，「政府不能讓你占久就可以住」，退輔會依法也得處理法定空地，就地安置「不可能」。李文忠也嗆鄭的土地分割方案講的是「空話」，並要求他提出實際辦法。退輔會板橋榮家主任厲以剛也表示，大觀社區原本有七十九戶，如要原地安置，其他戶也有權要求，但現有土地不足以蓋七十九戶，也沒有法律依據。

鄭仲皓則回應，大觀社區不是一般違建，而是歷史造成的違建，政府也有所疏失。他表示，關於土地的問題如何突破，權限在退輔會和榮家，現在已點交戶已經拆除，等於有空間出來可以重新規劃榮家的土地，重點是退輔會和榮家有沒有誠意邀專家學者一起討論。

雙方爭論一小時，仍未達成共識。李文忠在11點左右表示，可以理解自救會的主張，但沒有實際辦法就做不到，並說「這是最後一次會議，我說的方案，如果你們不願討論，我做不到。」隨後作勢離席並宣布會議結束。

不滿李文忠逕自結束會議，鄭仲皓突然拿出「以原地安置為前提，召開學者專家會議」的承諾書衝向李文忠，希望他能簽署，居民也高喊「原地安置」並衝向欲離開現場的官員，現場一片混亂，警方和居民爆發激烈推擠衝突，過程中許多居民受傷，有兩名自救會成員被逮捕。

鄭仲皓會議後受訪表示，自救會的方案已經有所讓步，榮家說社區有七十九戶，但已點交戶都已離開，現在實際需要安置的居民僅有三十幾戶，只要從社福用地切割出一個住宅用地，調整規劃就能讓居民住在裡面。他呼籲政府拿出誠意，不要只想強拆，「政府可作為而不作為，我們就會拿命來拚！」

厲以剛則表示，這是最後一次協商，「原地續住不可能，之後就看法院作最後處理」，這意味強拆大觀社區及自救會更激烈的抗爭恐無法避免。

在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市場化」風潮中，今年（2018）四月，法國巴黎的大學生們剛剛點燃了學運的怒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兼任助理們也同樣積極地親身行動，希望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

在哈佛大學，研究生們組成了工會（HGSU-UAW），剛剛通過校內兼任助理的意向投票，以55％的得票率獲得代表校內兼任助理們進行團體協商的權利，哈佛校方更在本週三（5/2）決定與他們展開協商。

但另一所常春藤名校的狀況似乎就沒有這麼樂觀。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工會（GWC-UAW 2110）從4月24日開始歷經了一週的罷工後，決定暫時偃旗息鼓，在4月30日宣告結束罷工。雖然這場罷工獲得了九成以上兼任助理的同意，更有超過1,500位兼任助理確實執行了罷工指令，但卻始終未能逼迫哥大校方與工會進行團體協商。

為什麼研究生可以組成工會？

類似哥大研究生工會或哈佛研究生工會的美國戰鬥性工會，狀況和台灣非常不同。在台灣，因為雇主往往不遵守勞動法令，政府連最基本的勞動保障都做得零零落落，工會只能「先求有，再求好」，先對公家機關施壓，要求提高勞動法令的執行強度。但在美國，多數工會的存在意義和戰鬥目的就是進行團體協商、簽署團體協約，以集體的力量施壓，在既有法規上為個別勞動者添增包含定期加薪制度、牙科與醫療保險、休假日等勞動權益。

美國高教產業中的研究生兼任助理到底能不能組成工會，必須分成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兩塊來看。公立大學的兼任助理必須要通過各州政府下屬的公部門勞動關係委員會（Public Employees Relations Board, PERB）的認定，而私立大學的兼任助理則要仰賴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 Board, NLRB）的判斷。

在那些對勞工比較友善的州裡，公立大學的兼任助理較容易取得組成工會的資格；然而，私立大學兼任助理在組成工會的路途上，卻已飽嘗將近50年的波折。在這50年間，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對私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是否為勞工的看法，徘徊在「主要目的說」與「有給服務說」之間，前者認為兼任助理畢竟還是個學生，而且團體協約有害於學習；後者則主張只要提供勞動、受人控制，不論是不是學生，兼任助理就是勞工。

直到2016年八月的哥倫比亞大學裁定（Columbia decision），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才又重新確立「有給服務說」的地位，並賦予哥大兼任助理組成工會的權利。對美國大學內的兼任助理們來說，他們在校內經驗到的也和「有給服務說」相當符合，哥大博士候選人羅莎莉‧雷（Rosalie Ray）就說：「哥倫比亞大學對待我們就像勞工，也需要我們這些勞工……我用我自己的時間，從事真正的教學工作。」

有不少美國的工會組織者都以為民主黨對於勞工的態度，遠比共和黨友善。因而，他們擔心川普上台後將對工會的團結權造成不利。這是因為，負責斷定私立大學兼任助理是否能夠組成工會的國家勞工委員會，其成員是由總統所任命，難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兩黨政治的影響。隨著民主黨失去國家機器，川普以旋風之姿入主白宮，使得2016年對哥大研究生工會做出有利裁定的政治環境不再存在，國家勞工委員會多數時間處在共和黨控制或兩黨對峙的狀況之下。

但在這樣的艱難之下，哥倫比亞大學和其他私立學校的研究生工會卻還是一間、一間地組織起來了。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工會為什麼要罷工？

自2016年八月獲得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認可私立大學兼任助理的勞動者地位後，哥大研究生工會就積極準備在秋天發起全校兼任助理的意向投票。

美國的工會是以「協商單位」（bargaining unit）為組成工會的最小單位，協商單位必須在由所有勞工（不論這些勞工是否加入了工會）參與的意向投票取得多數，才能獲得代表全體勞工和資方進行談判的代表權。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工會的組織對象包含教學助理、研究生研究助理與系所研究助理，經過全部這些勞工的投票後，工會才能決定是否要發動罷工、要由哪些人來代表全部同學與校方進行談判。

2016年的十二月，哥大研究生工會以1,602比623的票數，獲得全校同學們的認可，可以代表哥大的兼任助理與校方談判。2017年間，工會搜集了全校教學助理與研究助理的意見，決定要與校方談判的項目。

工會一再強調，兼任助理在校內經歷的勞動狀況，事實上已經非常類似校園之外、社會上一般的工作經驗，如果外面的其他勞動者都能組成工會，沒道理兼任助理就不行。

雖然兼任助理們積極行動，試圖建設更健康的勞資關係和師生關係，但校方卻一直抱持反對態度。在今年一月，哥大副校長約翰‧科茲沃思（John Coatsworth）在公開信裡反對兼任助理組成工會，他對研究生工會是否會影響學術自由、或者動搖大學訓練學者的根本任務，表達了強烈的疑慮。他也指出，校方不會和工會協商，同時正著手準備向聯邦法院提起上訴。

在得知研究生工會將要發動罷工時，校方則聲明，雖然他們尊重學生們表達他們的觀點，他們仍堅持基本的立場，絕不會把兼任助理看成勞工。

在哥大罷工期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哥大研究生工會在正式發動罷工以前，就已經做好了完整的準備措施。他們製作了詳細的常見問題集，回答了為什麼罷工、什麼時候要罷工等問題。具體來說，工會要求參與罷工的會員暫停在校內從事評分、研究和教學的工作，同時他們也安排了五個時段要拉起罷工糾察線，一方面要讓校方聽見學生的聲音，另一方面則要阻止所有其他有工會的勞工（包含送貨員、清潔工等）為學校提供勞務。

值得一提的是，罷工並不會導致這些兼任助理們的生計被迫中斷，因為他們的上級工會美國汽車工人工會（UAW）設置了罷工基金，並給予罷工者每週約台幣6,000元的停工補助。

事實上，哥大研究生工會的罷工也獲得不少校內老師和同學，甚至於政界、學界人士的支持。在發動罷工以前，工會發動了教師連署，據統計，約有280名的老師支持學生們的罷工；哥大大學部學生組成的學生－勞動者團結（Student-Worker Solidarity - CU/BC USAS）也在支持罷工的聲明中指出：今日的大學生就是未來的研究生兼任助理，他們反對校方分而治之的策略，並決定要支持研究生們爭取更平等的工作環境。此外，而有意競選紐約市長的女星辛西亞‧尼克森（Cynthia Nixon）也多次親身到罷工現場力挺學生。

然而，哥大迄今仍以相當強硬的態度拒絕協商，這也使得罷工暫停在頗為尷尬的時間點。後續值得注意的是，大學校方還會發動什麼的戰略，來阻止兼任助理繼續以工會爭取合理的勞動權益。另一個問題是，縱使工會發動了罷工這種最強的合法抗爭手段也無法爭取到協商機會，未來還能怎麼樣進攻。

值得反思的是，不論台美的兼任助理運動，恰恰都成了學術自由的「照妖鏡」。美國的大學藉口「學術自由」拒絕和兼任助理協商，台灣的大學在日前則同樣以「學術自由」之名，連署要求勞動部將校內兼任助理排除在《勞基法》適用範圍之外。或許，美國兼任助理運動給我們的啟示，應該恰恰是——反對高教市場化，才能捍衛真正的學術自由。

【延伸閱讀】

• 專題：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

民進黨修惡《勞基法》後，工運組黨呼聲不斷，今日（5/5）由全台各地工會幹部、白色恐怖受難者、社運人士組成的新政黨「左翼聯盟」宣告正式成立，強調將推動左派的社會主義政治理念，團結勞工、農民、學生青年、原住民及其他弱勢，共同挑戰台灣的資本主義體制，並將投入勞權公投連署及年底大選。

今日下午，「左翼聯盟」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成立大會，數十名黨員通過黨綱與黨章，並選出中央委員和監察委員，決定由世新大學社發所所長黃德北擔任左翼聯盟秘書長，資深工運領袖、勞動黨黨員顏坤泉出任左翼聯盟召集人。

目前左翼聯盟有一百多名黨員，以台灣各大工會團體為成員大宗，包括新海瓦斯企業工會顧問林子文、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蔣闊宇、新竹縣產總理事長詹素貞、宜蘭縣產總理事長呂學民等人。此外還包括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吳俊宏、資深社運工作者蔡建仁、勞動黨和人民民主陣線等政黨的成員，以及老保釣、社區工作者等等。

左翼聯盟指出，近年《勞基法》越修越爛，凸顯藍綠兩黨的親資右翼本質，時代力量更在修法過程中「打假球」，提出退步的《勞基法》版本，令人無法期待，因此他們決定站出來組黨，投入參政和選舉，在社運外另闢戰場，對抗統治階級。

左聯的政黨綱領揭示，他們的政治目標在於對台灣的資本主義體制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保障勞動階級的權益，並努力推動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

在生態議題上，左翼聯盟認為海陸空的污染已威脅人民的基本生存，未來將透過「社區動員」，對各種污染源進行全天候監測；在兩岸議題上，左翼聯盟則主張重建良性的兩岸關係，促進兩岸人民的交流，並提出兩岸和平、停戰等主張。

黃德北表示，左聯作為左翼政黨，除了重視階級論述、反對資本主義體制外，也會標舉「反帝」訴求，這是左聯和其他政黨的不同。他透露，5月10日「美台國防論壇」將首度移師高雄舉辦，屆時將有許多美國軍火商抵台，左聯也將到場外抗議示威，反對美台軍事交流。

與勞動黨非競爭關係 而是左翼團結

其實，解嚴初期，台灣就曾出現過工黨和勞動黨兩個標舉社會主義理念的政黨。其中，勞動黨仍積極運作，並參與各種勞工運動，黨員高偉凱更曾兩度當選新竹縣議員，今年底勞動黨也將投入新竹縣議員選舉。

黃德北表示，左聯和勞動黨不是競爭關係，但也有所不同；勞動黨「左統」的色彩比較鮮明，他們則不希望陷入統獨爭議，因此在行動和政策主張上，會更具包容性，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他也說，這不代表左聯不重視兩岸關係，如黨綱就提到兩岸人民要有更多接觸、朝向和平、沒有戰爭的局面發展，但同時也會對中國大陸的問題提出批評。

左聯的臉書專頁日前上線後，網路上也有聲音質疑左聯是「民陣的翻版」，對此，黃德北澄清，左聯並非民陣主導，而是非常多力量和工會的組合，例如召集人顏坤泉就來自勞動黨，希望能團結台灣所有進步的左翼政治力量。

左翼聯盟短期內將推動勞權公投連署，也將投入年底大選，目標預定有台北、桃園地區的議員。黃德北表示，「誰來參選還需要討論，近期很快會公布人選」。

記憶中，那天是三月下旬的一個週五。我與瑞含和她在「勞協」的工作伙伴相約，四天後的下週二，在香港「社區文化發展中心」（CCCD）上完戲劇工作坊後，一早到我住宿的「青年旅舍」後山踏青。「山頭上，可以一覽深水埗的全景......」她說著......。這話一直留在我腦海中，因為，我們終究沒實現去登高的願望。

相識瑞含於1980年代的《人間雜誌》時期。從那以後，我們成了港台之間距離雖在，卻一心想抹去空間相隔感的朋友。她在「六、四事件」那年年底投入基層勞工組織──「勞協」，一晃眼，已經快30年了！那年，我30出頭，她才大學畢業不久，我們都尚稱年輕。她在關鍵時刻投身女工組織運動，除了性別意識外，最重要的仍是：當知識份子以「六、四」為關切國家大事的關鍵時刻時，她卻常挨在辦公室矮矮的樓間，和剛熟悉的女工們討論港資外移中國大陸的緊急狀況。那時，改革開放的風潮，在香港形成資本流動的另一番風景。而這樣走入底層女工生活現場的差事，成了她半生最核心的關注。「所以，深水埗一直以來都是勞動者的居住地…也是生活和工作的場所」瑞含邊說著時，我們已經繞過一個侷促的小公園，轉身在眾多高樓交織起來的水泥叢林間了！

這是我們共同走在深水埗的原因。因為，是她與女工伙伴們的家園，也是這個高度發展的現代化城市中，移動勞工不斷轉換自己勞動頻率的空間，「恰可稱之為不定時場域的所在…」我這麼想。中午時分，行人逼緊步伐前往餐館用餐，車水馬龍率皆加緊速度，急於完成這半天的勞作；這在所有的大城市皆司空見慣，卻在深水埗顯得愈為趕緊。在我的感覺裡，應該和底層勞動的節奏感，不假優雅為裝飾有某種連帶。「看看那高高拔起、新建的高樓…在陽光下，和老舊樓房形成多大的對比…」同行的「勞協」伙伴婉薇，指著對街不遠處高樓尖頂的雲端景象，勾住我有些離了神的目光。再回神時，必須去確認的，當然還是新自由主義飛輪下，全球都會的共同緊張關係──房價炒作。再高的樓，就算裝了翅膀飛上雲間，也輪不到勞工來做夢。我的話大概是這樣說的。即刻引來同行者的行動回响，「來！來！進到這樓梯間來看看......」她拉著我，我們一起朝門縫間的一間租房窺探，眼前是老舊得很有些年份的二樓隔間，就那麼一丁點大小。「這每個月要港幣4,000元，對一個月收入萬把元的移民家庭而言，簡直要他們的命歐！」的確，這種勞動底層不定時場域的出現，通常發生於資本炒作地皮、政府隨其後的新興發達區域。但，「新興」加上「發達」就是一種無止盡的慾望，代價全由底層勞動來承擔。

我們步行的終點站是「勞協」經營的「二手物合作社」。這讓短短的街道行旅，有著非比尋常的方向感，恰也就是瑞含關切有加的底層共同行動。「我的階級意識和認同，不能僅止於腦袋，也需要是身體的挪動......」她這麼說，有其重要的背景，做為論說基礎。主要在女性生命政治進步的道路上，因為女工們先以「她者」的身分出現，從而帶給她反思及挪動身體的驅動力，這在她自己稱作「解殖三重奏」。也就是以自身述說解構殖民支配的三重步驟：基層、家庭與歷史！在我看來，三者相互辯證和交織，形成共同體。但，還是以基（底）層的認知與身體行動，完成與社會的對話關係。「二手物合作社」便是對話的開始與過程，朝向一個合作的理想願景。我們到達時，恰是廠房即將轉換時。

「今天讓你來體會......」她邊說著，還邊調和週遭種種瑣事。「我們在這廠房最後一天的狀況......」

這是二手貨廠房倉庫，一夥底層女工組織者親手建構起來的合作社。

「勞協」的伙伴忙進忙出，不忘打點著裝拆的種種木條、物件......二手貨大包小包裝在紅白藍線條的塑膠裝袋中，一整落、一整落堆在廠房間…幾乎登頂。廠房很有歷史了！是典型的老深水埗工廠造型。雖然，廠區老舊了些，鋼筋水泥的堅固，卻一點都不含糊地硬挺著。一片看來原本是工作室空間的牆面，還堆著兩把木梯，一高一矮底遮去牆面上幾些撕了一半的海報，海報顏色與線條鮮明，恰符合牆面上一橫欄的說明文字：「貧富懸殊黑工廠業績」。我猜想是剛舉辦過的某場勞教的現場，留下的餘痕。「本來要拆掉的，特別留到現在，一起體驗一下我們最近的勞工教育活動吧！」瑞含像是還留有很多心裡話，要和我分享他們的文化勞作與行動；當下，人來人往是忙碌移動的時刻，我們的談話暫時無法盡興......。期待相約週二，在這廠房進行工作坊時，深入交談！

時間過去。我在準備課程的空檔，不忘用鉛筆在筆記本上塗鴉深水埗的高樓，還有舊樓梯間的老屋樓牆。想著在這城街角落，烙下底層女工組織印記的「勞協」姊妹們......。最早，陳映真的召喚，讓瑞含跨海來台，前來《人間雜誌》實習並深入人間現場。從而打開了年輕的她的左眼，看見的是：「如果一定要在台灣生活中找「民族壓迫」的問題，那恰好不是什麼「中國民族」或「台灣民族」的壓迫，而是包括了「台灣人」「中國人」在內的漢族，對台灣原住民的壓迫......。」陳映真的這席話，影響並改變了一個香港左翼女工實踐者的人生，讓她蹲在基層的現代化街角，繼續深入到個體與結構的階級生命環節中！

然而，我們一直沒等到週二的到來。因為，就在深水埗共同移動的隔日深夜，我突而在旅舍的房間，感到胸悶且作痛，夜奔就近社區醫院的急診室後，接受打針吃藥的療程，並決定於隔日提前航班趕回台北，直奔台大醫院；也就恰恰是週二的那天，我們沒登高去看移動中的深水埗，而我在幾乎沒動太大聲色的情況下，完成心導管的偵測，並順利植入人工支架，前後不到兩個小時，未經身心折騰！

就在加護病房的床上，那幾日......我腦海裡，經常偶而會閃過深水埗日午時分，街頭奔忙的景象。某些影像穿越的剎那，像似也看見幾位年紀已長的上一代勞工們，在當下即將拆除的工廠廠房間，突而轉身變成他們年輕時，參與當時工會罷工，怒目高呼並握起激進拳頭的景象！雖說當年他們的行動確為左翼與否，尚有待商榷，唱起革命歌曲的模樣，卻彷彿也歷歷在目。當然，就瑞含的觀點看：「今天的香港「左派」（親中共）工會，卻肯定是墮落了！」腦海中翻轉著，她說這話的情景時，病房裡的沉寂與窗外遠遠無聲搖晃著的邊坡草皮，彷彿也痛苦的要我去親自對待，眼前一場瞬即消逝的午夢！

4月27日兩韓領導人會面讓朝鮮半島再次成為焦點，金正恩與文在寅簽署的《板門店宣言》更獲得所有愛好和平之人的肯定。台灣正熱映中的《北韓搖滾解放日》雖然早在2016年發行，所記之事也是三年前，但此時此刻上映正好提供觀眾窺見「北韓」的一個視角。影片不只是「認識北韓」的媒介，更藉由「萊巴赫」這個1980年成立於南斯拉夫的搖滾樂團與朝鮮人民共和國的交流碰撞，讓我們重新省思比「和平」更為複雜的政治問題。正如促成兩者合作，同時也是影片導演之一的托拉維克（Morten Traavik）所說：「我有興趣的是真相，但真相有時候不會導向和平。」追求真相不僅僅是為了「揭開北韓的神秘面紗」，更是讓我們面對自身盲點的契機。

影片中文譯名「北韓搖滾解放日」即是盲點之一。原文片名僅是「解放日」（Liberation Day），副標為平鋪直述的「一部紀錄片音樂劇」（A Documentary Musical）。台灣譯名卻暗示了「北韓」是解放的對象，而解放他們的工具是「搖滾」。然而，影片所呈現出的是一段沒有誰解放誰的，萊巴赫與朝鮮人民共和國互相牽制、溝通、誤解、妥協的過程。演出中，朝鮮人民或聚精會神或隨著節拍擺動，確實是接受了對他們而言嶄新的搖滾樂，但若說是朝鮮人民被解放，那麼摀著耳朵、面無表情的朝鮮觀眾又在在顯示解放的不成功。與其說影片再現了解放過程，不如說它提問了誰該被解放：萊巴赫或托拉維克是解放者嗎？朝鮮人民需要被解放嗎？究竟是誰認定誰該「被解放」？

正如齊澤克所言，我們透過萊巴赫這個音樂機制學到的不是北韓，而是我們自身的焦慮與偽善。齊澤克對朝鮮的解讀或許不那麼到位，但他精確指出，萊巴赫及其音樂所做的不只是嘲諷極權主義，而是「帶出了所有社會中的威權主義特徵」，包括「最民主」的社會中的威權主義。托拉維克舉的例子更為具體：西方社會中不是沒有集體偶像崇拜，看看足球場及搖滾演唱會便知一二。那麼，影片主角「萊巴赫＋北韓」，這個對於「民主社會」來說惡名昭彰的組合，所欲傳達給我們的訊息，或許是「你才被解放，你全家都被解放」。

這樣不將萊巴赫視為北韓解放者的立場，更明顯地表現在這部「紀錄片音樂劇」如何重視朝鮮半島的過去及現在。隨著萊巴赫改編的《真善美》〈樂之聲〉，影片揭開序幕，同時展開的是朝鮮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山丘伴著樂之聲而活」此句彷彿歌頌大自然的歌詞，所搭配的畫面是二戰原爆蕈狀雲以及殘破的日本國旗，日本帝國士兵繳械、日本帝國戰敗，1945年8月15日是「我們的解放日」。但朝鮮半島隨即進入韓國內戰，此時，影片刻意安排白宮、美國國旗與杜魯門的畫面，直指美國對於朝鮮半島的分裂可說是「功不可沒」。萊巴赫的音樂繼續，歷史也順著時序推進，西方搖滾演唱會片段與西方刻板印象中的北韓集體崇拜畫面交叉出現。

影片不只提及了日本殖民、美國介入如何形塑南北韓分裂，同時也向觀眾提問：「西方」與「北韓」很不同嗎？還是有點像？也就是說，藉由並置兩者，影片揭露了西方與北韓的相似性。但西方媒體顯然堅信兩者水火不容，如同西方白人女記者直白地問：「你們不覺得害怕嗎？北韓是另一個......另一個星球。」這樣的嘲諷與不解，同時也顯示了西方需要北韓，唯有當北韓維持其「極權共產主義國家」的代表性，西方國家才能繼續崇敬自己的自由民主，因為自己的「不極權」與「不共產」而驕傲。

也因此，在我們這個自由民主反威權的社會，觀影後解放不解放是另一回事。有位部落客的影評「自吹自擂」地宣稱「自己對北韓的理解程度是遠高於一般人的」（原話），然後斷言金正恩簽署《板門店宣言》是因為「北韓真的窮到快垮了」，所下的結論是「真的有用搖滾樂解放了北韓人靈魂的感覺啊」。撇開影評優劣，如此再製西方媒體價值觀的論調正是托拉維克及影片明著或暗著所要批判的。另一常見論調是強化「北韓」的特殊性，放大萊巴赫與朝鮮合作過程中的顛簸，強調北韓是如何集體主義而導致沒效沒率。但試問，哪一種合作沒有不合？強調「西方文化」與「北韓文化」之間的衝擊所帶來的根本問題，是持續誤用「反共主義」、「法西斯主義」、「極權國家」等政治標籤，1去政治化地混搭且亂扣這幾頂大帽子，同時覆述「人性」、「音樂」等看似不太政治的術語。而即便肯認了音樂的政治性，對朝鮮人民共和國的不求甚解，又讓「文化交流」的美好成果全歸功於萊巴赫及其音樂，功勞不歸居中協調的李先生，也與朝鮮人民不太相關。我們的眼可能不太好使，沒看見電影結束後，位在致謝表上第一位的「北朝鮮人民」，嘴也出了毛病，缺少植根於歷史的政治語言以述說高度政治化的萊巴赫音樂。

正是因為政治，《解放日》是一部老少皆宜、恰巧與時事接軌、闔家觀賞沒有問題的好片。但解放是門苦差事。祝您被解放，祝您全家都被解放。

• 1.在戰後美國脈絡中，將這些標籤混用得最好得大概是哈佛歷史學家Arthur M. Schlesinger Jr.，美國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史氏認為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並無二致，兩者更毫無扞格地結合成極權主義這一個不道德的體系，而極權主義是「自由」的最大威脅。見The Vital Center（1949）。

苗栗亞太創意技術學院不正辦學案持續延燒，繼上週校長和董事長無預警辭職，近日更傳出七月底可能停辦，導致近千名學生輟學和教師失業。今日（5/8）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和20多名亞太師生再赴教育部，抗議教部放任亞太董事會刻意辦倒學校、圖謀校產，隨後在教部前搭帳棚夜宿，要求教育部長吳茂昆出面回應，接管亞太董事會。

怡盛集團2016年入主亞太董事會以來爭議不斷，包括積欠教師上千萬薪資，關停大量科系、逼退數百名師生離校，行徑「荒腔走板」引起亞太師生強烈抗議，多次要求教育部依《私立學校法》第25條聲請接管董事會，保障亞太師生權益，但教育部卻遲遲無作為。工會和師生忍無可忍，今日在教育部前紮帳篷夜宿，宣布要等到吳茂昆出面解決為止。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上週亞太校長黃廷合和亞太董事長黃平璋無預警辭職，根本是「落跑」、「假辭職」，黃平璋辭職後，怡盛公司還是占有董事會八成席次，能繼續透過怡盛代理人做幕後操作，圖謀學校退場後的十億校產。林柏儀強調，亞太校務不正常運作至此，教育部不應再坐視不管，應立即接管董事會，才能確保教師工作權和學生的受教權。

亞太陶瓷創意設計系大二學生官修碩表示，很擔心學校突然倒閉，目前陶瓷系的大二學生還有13位，大三還有約8位學生，台灣很少有陶瓷相關的專業學系，若學校停辦不知道要轉系到哪裡去，希望教育部能接管學校，至少應保障他們這些在校生能在原校順利畢業。

亞太前校長和教師謝金青直言，怡盛入主學校兩年來，逼退老師和學生，目的不是為了辦學，而是為了侵吞亞太十多億的校產，但教育部卻未積極處理，甚至幫其開脫，亞太欠薪也未完全償還，他對此感到相當不滿，當場焚燒教育部頒給他的教授證書和曾寫過的教科書。

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質疑，相較於教育部積極介入台大校長遴選案，對於亞太案這種涉及侵吞校產的嚴重弊案，卻不聞不問，痛批教育部「根本兩套標準！」他表示，亞太已對外放話七月底可能無預警停辦，現在亞太仍有近千名師生，如果停辦，依照過去永達的經驗，學生會面臨輟學，老師九成以上也將面臨失業，但停辦後還不用解散的董事會，還有三年時間可以改辦其他事業，繼續把十億元校產占為己有，「我們絕不接受！」隨後帶頭高喊「亞太校務廢弛，教育部立即接管！」

工會和師生宣布，今晚將在教育部夜宿抗議，要求吳茂昆解決亞太禿鷹案爭議，保障學生原校畢業，並在晚間七點舉辦晚會，播映紀錄片《高教犧牲品──消失的永達師生》，誓言捍衛正常合理的高教環境。

教部回應：未符解散亞太董事會條件；會保障學生原校畢業

對於工會和亞太師生的訴求，教育部則發出新聞稿表示，亞太董事會還未構成《私校法》第25條的要件，教育部目前無法向法院申請解散該校董事會。

記者致電教育部，教育部技職司專門委員柯今尉受訪表示，教育部認定亞太已在規定內償還105學年度的欠薪，所以沒有違反《教師待遇條例》；至於106學年度的欠薪，因為教師當初有簽協議書，所以建議老師若有異議應走司法訴訟；至於職員欠薪的部分，教育部無法直接要求學校補，他建議職員和苗栗縣政府作勞資仲裁協商。

對於工會指出亞太董事會涉嫌圖利怡盛集團的違法事證，例如校內聘用自家集團的千翔保全，柯今尉表示，雖然這是給自己的相關企業做，「但這是公開招標，有經過校內採購評選程序」，因此沒有違反相關規定。簡言之，教育部認為亞太董事會目前的行為仍屬合法，不構成《私校法》解散亞太董事會的條件。

記者詢問，亞太如果最後真的停辦，教育部將如何處理？柯今尉對此表示，是否停辦停招，亞太董事會最快要等到5月21日那周才會討論這件事，假設亞太董事會選擇停辦，教育部一定會保證大四學生在原校順利畢業，至於大二和大三學生，教育部也會提供轉學安置和原校畢業兩種選擇，並補助相關費用，「想轉學、想留下來都會處理，如果同學想留在原校，也會補助鐘點費和必要開支，讓教師可以在亞太授課，讓學生能在亞太念到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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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七點半，教育部次長姚立德出面接受陳情，並承諾在下週四（5/17）下午2點，將會由次長本人親自召開懇談會，邀請包含高教工會亞太分部、亞太師生自救會與會。姚立德承諾，在懇談會召開以前，亞太董事會就算做出任何決議，教育部都不會予以核定。